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早夭的政治天才，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是邓演达。所谓天嫉英才，两个都在风华正茂的三十多岁被杀。尝若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能顺利地活下来，他们身后的中国历史，不完全改写也会大有不同。
相比较和他同时代的军政人物，我对邓演达的印象很淡，隐约记得他是大革命时代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给蒋介石抓住杀了。
细查资料，才知道这个人的厉害，真乃一代英豪。
邓演达（1895─1931），又名策成、仲密，字择生，广东惠阳人。他有一串很威水的历史，黄埔军校成立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后任教育长；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参加指挥作战；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兼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由上面的职务可以看出，此人地位着实不底，在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力架构中，稍逊汪精卫、蒋介石而已。
1、粤军中的小老大
民初时代，信息与交通还没有广泛的覆盖和相当的速度，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交流途径有限，比较靠得住的社交圈子，往往是同族同乡或同窗。这种以地域为纽带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旦借助时势风云，登上历史舞台，很容易演变成地方军政派系。
邓演达在粤系军政中的资源人脉，一半凭自己努力，一半继承于族叔邓铿。
邓铿和陈炯明是死党，和孙中山也关系不错，陈炯明退出历史舞台后，凭邓铿与他的情分，老粤系的资源，几乎全部给世侄邓演达继承过去了，而本身邓演达凭着对孙中山事业的贡献，也深得孙的信任，26岁就领少将衔。孙曾言：革命有两达，人民早发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
在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中，邓演达任师部编练参谋、军官教育班班主任，他罗致了不少青年军官，在保定军官学校六期的同学几乎全部拉了进来，为他日后在粤军中的人脉奠定了基础。
略微翻阅民国粤籍出类拔萃的将领，几乎全由邓铿带出身，来自粤军第一师。如：李济深、陈可钰、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李章达、叶挺、梁鸿楷、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缪培南、李扬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晖日、钱大钧、陈诚、罗卓英、叶挺、叶剑英、等。（除李济深、戴戟、钱大钧、陈诚外，其余均为粤籍）后来粤军第一师扩编成威武远扬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前后从这支部队走出来的将军，那更是繁星闪烁了。
也许开始任低级军官时，一些青年军官围聚在邓演达身边，有隔山拜佛，借邓演达擦邓铿鞋的势利因素，后来邓演达肯定表现出过人的远见卓识，否则保定军校那班粤籍生猛同学：薛岳、张发奎、叶挺、黄琪翔、黄镇球、余汉谋、李汉魂等人，绝不会在邓铿死后，政治上还是由邓演达做老大揸旗，跟他走。
当时他的威望不仅深入粤军第一师，其他粤军部队大佬对他也备极推崇。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就曾公开对他的兄弟张和、陈道行、莫雄等说：“择生其人不单止打仗犀利、英雄了得；玩政治也有魄力、有眼光，加之人品又好，跟住佢有运行。你哋班契弟千祈唔好睇小他现在是个团长，我看将来他会跨过许老大，变成我们的米饭班主，以后唯有请他来做大佬，我们才能巩固与发展势力。”
2、一手揸三印、一身三主任
我们村一个姑娘去相亲，回来后别人问她满意不，他笑说欢喜之极，对象年青有为：一手揸三印。（民兵排长、生产队记分员、生产队会计），此婚遂成。
邓演达在武汉光复后，任武汉行营主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实实在在一身三主任、一手揸三印。担子之重，事务之繁，工作之累，可想而见。他自己也说：丢那妈，呢次搞革命真系做牛做马、做砖做瓦。
一个当时访问过他的日本记者事后回忆：“邓氏廉洁束身，生活俭朴，不修边幅，完全以牺牲的精神从事革命。邓氏因过度疲劳的结果，陷入极度的神经衰弱症，然犹不自爱惜，无日不蓬头垢面，乘着小汽车，东奔西走，为革命尽瘁。他的这种精神，真令我们日本人也受了异常的感动、、、、、、谁都深信只有邓氏是武汉政府的柱石，他的军政势力远超于汪精卫之上。”
这些赞誉之词，是在他死后写的，而且那时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处在被蒋介石赶尽杀绝中，不可能是日本人拍马屁之言。在邓演达主政湖北、武汉这段时期，革命形势如日中天，可谓大革命黄金时代。是年，他三十一岁。
3、浪漫的革命家
汉口有一首竹枝词唱说：“横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移步，须防巡捕捉官差”，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清军还是民军，都被挡在汉口租界以外。
北伐军进武汉后，他气不过中国武装不准进入租界的租约禁令，坐上一辆汽车，两边踏板上各站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擎旗风疾在英、法、日租界绕了一圈示威。
这是很孩子气、很浪漫的英雄主义行为，却意外地使民气大长。当英帝国主义干涉武汉人民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并打死一名海员时，武汉10万群众示威，一举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
邓演达出身耕读农家，深知农民受盘剥之苦，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革命真能成功，非得到广大民众拥护不可，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邓演达便把政治部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民运动方面，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把毛泽东请来当副所长。
若干年后在延安，毛泽东曾经无限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嫌我老土，不同我合作，只有邓演达肯同我合作。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择生是个好人，我喜欢他、、、、、、
要注意老毛用了“喜欢”这个词，男人之间交往，无论是朋友、同事、战友、同窗，可以合伙做事，甚至是一起做坏事，比如说吃喝嫖赌,但很少产生喜欢的情感。能用到这个词，那就是真的是莫逆于心，不完全是工作上的配合或个人前途的提携之情。否则，你还听说过老毛喜欢谁？所谓白发如新，倾盖如故。
30年邓演达回国，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曾找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恩来同志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当时中国共产革命正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共产国际祸害，恩来同志对邓演达的提议不予理睬。意料中事，邓演达倒也没怎么失望。原因就是他看好在当时江西当山大王的毛泽东。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润之当了权，我们是会合作的。”看来他和老毛之间，是彼此“喜欢”的。
4、亲蒋反蒋
邓演达和蒋介石相识于援闽粤军的征战中，合作交往始于黄埔筹创。
黄埔筹办之初，蒋介石曾以环境艰难为由离粤返浙。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赴奉化劝蒋回粤，蒋向邓大吐一通苦水后，遂回粤就任。邓演达此行使蒋对其有了好感，黄埔一开学，则正式委派邓代理教练部主任及学生总队长，其时任政治部主任的戴古董、教授部王和尚、总教官何甘草等，均为蒋的结拜弟兄、亲信，如邓无奉化之行，断无获此高位可能。
北伐初期，唐生智担任湖南战场总指挥，但国民政府对才归顺的唐生智惊疑不定，担心唐生智率先攻入武汉，势成尾大不掉，更难控制。故召开秘密会议，要求第四军争取抢先攻占武汉，邓演达火速赶往前线向陈铭枢传达指示并任攻城司令，第四军果然如狼似虎，抢先打进武昌，还打出个“铁军”称号。兹后邓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出任北伐军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以牵制唐。到这一时期之前，邓与蒋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相互支持的。邓对蒋是尊重、支持、服从，蒋对邓则是信任、重用，借他威望来控制粤系军队，尽管其间两人有些不同看法，但未影响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邓把蒋当大哥看待，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只是恩恩啊啊地唏嘘叹息，从不肯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铁军拿下武汉后，蒋大哥亲自指挥的江西战场却锉锐南昌，兵败几至被俘。张发奎等一帮粤系军头却乐不可支，站在河岸上嗑瓜子剥花生，喝着小酒看老蒋的笑话：条友呢次仲唔撞蹦头？
邓演达踹了张发奎、黄琪翔几脚，让他们带兵赴赣支援，还派中山二号、五号飞机往江西参战，其胞兄邓演存接手汉阳兵工厂后，立即调拨枪械弹药给蒋运去，有力地支持了蒋大哥。
张发奎果然猛，马回岭苦战7天，南浔路上破敌，抄了孙传芳的腚，蒋终于大破敌军拿下南昌。蒋总司令这次可真是搞得心身俱疲，趁军政稍定的间隙，把部队一扔，跑上庐山看白云苍狗去了。甚至要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方便他就近返工上班。
北伐还没成功，同志内讧已起，北伐大业有被断送的危险，邓演达心急如焚，找来老同学唐生智商量，唐那时已经投靠左派，和邓打得火热。小酒一喝，两人一个胆子大，一个大胆子，一个孟浪，一个卤莽，互相猛拍对方的大腿一通后，决定“兵谏”蒋大哥，逼其继续北伐。
哎！倒霉的蒋大哥，十年后又给自己另外一个小弟兵谏了一次，两个小弟都是孟浪任性的赤子，也许唯赤子之心才能无惧无畏无私，不惜身，敢犯上做乱。（其实，这两个卤莽的家伙也没打算要蒋的性命，无非是种姿态，还有点持宠生骄、撒泼打滚的味道，吃定了蒋大哥一向对兄弟宽厚，不会拿他们性命，顶多拍桌子砸茶杯骂几句“娘西皮”。）
风高月黑夜，邓演达和唐生智同学带着兵摸到蒋介石下榻的仙岩旅馆，缴了侍卫的械，直奔蒋介石卧室，老唐同学还兴奋地把眼瞄来瞄去，看看是否能捉蒋司令的黄脚鸡。蒋大哥倒也光棍，处变不惊，被一群张着枪机的丘八从热被窝里拎出来后，穿着裤衩精赤上身就招呼大家到客厅喝茶烤火、、、、、、
蒋大哥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倒没怎么怪邓演达，他知道这个小弟患革命狂热症，和自己一样性格耿直、其介如石。事后派曾扩情、余洒度，带着亲笔信去武汉，请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信中表示：与弟十年来生死相从、、、、、、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这时距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个月，蒋在最后关头，仍希望邓能站到自己一边，可见他对邓是十分赏识的，而邓此时心已冷，明确地表示了“不尿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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