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莞深高速惠州段2017:独具慧眼犯颜直谏的黄万里教授_林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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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慧眼犯颜直谏的黄万里教授(2009-11-04 15:56:39) 标签:学者人格 杂谈 

   黄炎培给黄万里先生的座右铭是: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看来万里教授在“取象于钱,外圆内方”上是没有做到,不然就不会一生坎坷报国无门了。但我想依万里教授的学识人品若完全尊父亲教诲,恐非今日之黄万里也!

    以下转戴睛日记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七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 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 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 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

“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

“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