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印章:李大钊：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

“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也。……当局者凭一时之势力，以图除尽异己之根株，吾人已叹其误。反之，民党各派之弗循正轨，而欲以暴止暴，吾人亦惜其妄而悯其愚。”——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11月1日。
李大钊认为宋教仁死于革命党之手，死于革命之堕落
1913年3月20日夜间，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5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暗杀与群德》一文。文章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指责是革命党策划了此次暗杀，称这一暗杀意味着民国政治道德尤其是革命派政治道德的彻底沦丧。
李氏先回顾清末革命者以暗杀开民国之功勋：“晚清之季，吾族男儿，慨中原之陆沉，愤虏廷之误国，相率乞灵于铁血者，则有吴樾之炸五使，徐伯荪之殪恩铭，燕都桥下，精卫飞来，良弼门前，彭公尽节。一溟不顾，视死如归，群德将有以复活之机，遂以开民国方兴之运。”转而说道：“而孰知夫昔以殄民贼者，今乃伤我国士；昔以功我民国者，今乃祸我民国”——文字虽未指名道姓，但将宋教仁之死归罪于革命派之意，已相当清晰。
自暗杀发生之后，一个多月的冷静观察，使得李大钊对事件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对今日后人重新审视宋教仁案，是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的。最值得重视的是，李氏据此案得出一个结论：“桃源渔父，当代贤豪，不幸而殒于奸人之手。死之者武士英，所以死之者群德也。”——“桃园渔父”，指代湖南桃源人宋教仁；“群德”者，自晚清以来，谈“群”，在知识分子当中极为流行，所谓“群德”，即“社会道德”之意。李氏不但指责革命党的暗杀导致社会道德的堕落，而且嘲讽革命党所雇用的杀手品德低劣，与古刺客有天壤之别。
“吾民如欲享治平之幸福，则不可不求衡平之宪法”
李大钊在宋教仁案中的态度，在稍后发生的“二次革命”中依旧延续。因宋案及孙中山个人之坚持而起的“二次革命”，只得了个安徽独立4天，湖南独立17天，南京独立13天，江西苦战33天的结局。孙氏在“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后曾给黄兴写信抨击党内的不团结：“癸丑（二次革命）之不利，非战之罪也”，“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隐指黄兴等人不支持其诉诸暴力的主张。
但在局外人李大钊看来，癸丑之役，国民党遭遇惨败，恰恰正是“战之罪”，是其罔顾宪法，违背民意，一意诉诸暴力的结果。李氏说：
“革命初成，国民党以全盛之势力，蓬勃一时。而不能善用其锋，与当局相见于平和竞争之轨。徒欲以感情相尚，血气相陵。……往者已矣，来者犹不为敏断之自觉，仍复蹈循故智，今日一机关，明日一党册，驱有志之青年，无业之游民，供专制政治之血祭，自非生性好乱，凉血不仁，专以破坏为能者，吾人宁忍坐视其死，而不一示警告，唤醒迷途。且夫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也。……当局者凭一时之势力，以图除尽异己之根株，吾人已叹其误。反之，民党各派之弗循正轨，而欲以暴止暴，吾人亦惜其妄而悯其愚。”（《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4年11月1日）
李氏这番针对“以暴制暴”的严厉批判背后，有其对“正轨”的坚持，即主张在现有政治框架内，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宪政”。李氏早年就读于天津法政专门学堂，后又留学于以英国式立宪政治为学术依归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入政治经济学科。可以说，“宪政”本是贯穿李氏终生的一条思想线索，即便是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氏坚持“宪政”的理念，也仍然没有改变。在批判了革命党“以暴制暴”之后，李氏随后说道：
“吾民不欲享治平幸福，斯亦已耳，如欲享之，则不可不求衡平之宪法。……希望有力者，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内，发生之异派势力，幸勿过事摧残，致政治新运，斩绝中途也。……希望从前因甲派势力之勃兴，专恣武断，遂致迎附乙派势力，以图抵制者，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势力之发生，稍进更宜自欺欺人振独立之精神，以指导专断或暴乱之势力，舍迷途而趋正轨。……”

1914年2月，李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时的留影。早稻田大学主张使政治学与国家权力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以英国式立宪破治为学术依归。这对李大钊早年的宪政思想极有影响。

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世界》。李大钊为学会创办者之一。日本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都是五四前后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李大钊也深受影响，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即是李大钊等人对新村主义的一种实践。李氏曾号召造就新人，开展新生活，建立新村落，并以新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号召青年们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对农民进行“精神改造”——“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与资本家一样被排斥，‘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 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身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毛泽东，稍后也曾有在岳麓山下实践新村的计划。

“尊重他人之自由，与要求他人尊重己之自由相为等量，则自由之基始固，立宪之治始成。”——李大钊《议会之言论》，1917年2月22日。
陈独秀信仰“进化论”，李大钊批判“进化论”
理论界公认，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南陈北李”。但“南陈”与“北李”对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不完全相同——“陈独秀曾担任党的总书记，身份之所在，不容他对俄式社会主义有任何置疑，何况他本已将俄国模式作为取代西方现代性价值的唯一‘救国’手段。因此，他对俄国模式的全盘认同遂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而李大钊不在中共负‘总书记’之责，他的观点不像陈独秀那样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点关照’。加之中共成立之初，党内民主机制贯彻较好，因此，他的社会主义观能保留较多的自己观点。”（胡建《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
就对“进化论”的理解而言，李大钊与陈独秀已存在巨大的分歧。陈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呼“西体中用”和“全盘西化”，其理论依据正是“进化论”，陈氏说：“世界进化，骚骚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用这种眼光其看待东、西方文化，自然会得出落后与先进的截然对立，进而陈氏得出结论：中华民族欲争存于当今世界，不可不“全盘西化”。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在其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并未改变，陈氏如此理解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因治生方法不断的进步，他们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遂随之不断的进步。在这不断的进步之过程中，保守者与改革者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断的争斗;每个争斗的结果，后者恒战胜前者，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即不断的争斗中，依治生方法之大变更扩大了他们的生活意识，他们利害相冲突的分子，遂自然形成两次大的阶级斗争，第一次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第二次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所以人类每一个重要的政治争斗，都有阶级斗争的意义含在里面。”——在这里，陈氏将“阶级斗争”视作了“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故而，其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浸染着浓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底色。
与陈氏对“进化论”无条件的信仰不同，李大钊却是一个“进化论”的批判者。李氏说：
“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当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人类若是想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
据此，李氏将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设定为人类“互爱互助以共进”的社会；与陈独秀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思想”不同，在李氏看来，“阶级斗争”至多不过是达成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手段。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下，李氏一度与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了“新村主义”的试验。
搞“国家所有制”还是搞“社会个人所有制”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与李大钊都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都将解决经济问题视作“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二人的具体主张却并不一致。
1921年，陈独秀在广州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代社会的弊病全在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不良。生产方法的问题在于资本私有——资本私有会造成雇佣阶级与劳工阶级，会造成阶级间的贫富悬殊，会造成生产竞争无法控制，以致发生“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分配方法的问题则在于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工人的血汗。陈氏说：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实行资本国有、并由国家机关有计划地管理生产和分配，以消除“生产过剩”和贫富差距。
李大钊的看法大不一样。李氏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脱离的，这导致劳动者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权”。所以，他反对陈氏资本国有式的“集产主义”，因为这样搞的结果，是生产资料仍然不在劳动者手里，李氏说：
“（集产主义可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或国家的资本主义。在此主义下，劳动者并未解放。在现代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纯属奴隶之地位，而在国家的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物质生活略得解决，而于精神方面仍属奴隶地位，劳动者并未管理生产立于主人之地位，与现代资本主义所差者不过由个人名义换个国家名义而已。”
李氏的观点是：“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当年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不是陈独秀式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一种“社会个人所有制”——其特点是集“社会所有”与“劳动者个人所有”二位一体。
是要领袖专制，还是要个人自由
理念上的分歧，直接导致陈、李二人在手段上的分歧。兹以引文区别如下：
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三答区声白书》：“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轻用。”——陈独秀认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阶级斗争规律不是素质低下的普通民众所能认识的，对它的掌握只能依赖于少数才识过人的“先知先觉者”，所以，革命在手段上不能搞“民主”，只能搞领袖“专制”。
陈独秀《谈政治》：“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陈氏据此认为，“先知先觉者”代表夺取政权之后，不能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因为这样一来，资产阶级便会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
李大钊《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纯正的‘平民主义’”，即李大钊设想中的社会主义。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的社会制度，是“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是要“互助、互爱，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

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氏此时虽已受社会主义影响颇深，但自由与宪政仍在其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譬如1916年之《宪法与思想自由》中说：“吾国自秦以降，其为吾人自由之敌者，惟皇帝与圣人而已。……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而思想自由之主要条目，则有三种：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是也。……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西班牙、土尔其。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
1918年，李氏又撰文《强力与自由政治》，其中尤其谈到“多数政治”决不是“自由政治”。李氏如此描述二者的区别：“（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强少，乃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认可。商讨既至详尽之程度，乃以多数之取决验稽其结果。在商讨之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之精神；在取决之后，少数宜有服从多数之道义。自由政治之真谛，非依多数，乃依公认。多数取决，不过表示公认之一种方法而已。”

李大钊临终前夕绝照。据《党史博采》2007年第4期刊登董宝瑞《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一文考证，李大钊临刑前夕既未发表演说，也没有高呼“共产党万岁”。兹引文如下：
“《北洋画报》当时发表的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所云‘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应是当时真实的情况。”
“据笔者多年了解，《李大钊传》编写组主要成员、《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乔森先生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当时的报纸也报道说，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李大钊在自己的心海深处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是极可能的，但说他临刑时高呼这一口号，似乎尚缺乏必要的历史依据。”
“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约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背反约法的管理印刷法可以随便颁布，邮局收下的印刷物可以随便扣留。约法上明明有书信秘密的自由，可是邮电可以随时随意派人检查。可怜中国人呵！你那里还有约法！那里还有自由！”（李大钊《哪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6日）——惟如此，才能深刻理解李大钊在1921年建党前夕所说的那句：“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