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陈忠实老师见面之前，我在柏林的泰格尔国际机场，邂逅了中国导演王全安。不知为什么，当时大脑中的第一反应竟是: 他正忙于执导陈忠实的著名小说《白鹿原》。
作者方丽娜与陈忠实
两周后，当我来到西安脚下，与陈忠实坐在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便是：陈老师，对于王全安执导您的《白鹿原》，您有信心吗？
他能拍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陈老师操着一口硬朗朗的关中乡语，十分坦诚地说。言外之意，拍摄这部片子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我私下里倒很信得过这个导演。理由源于他导演的故事片《图雅的婚事》。也是在柏林，二零零七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影片《图雅的婚事》毫无争议地荣获德国“柏林金熊奖”。事后，我在维也纳的中国文化节上观看了此片。微暗与静谧里，我一边欣赏，一边独自陷入沉思：强手如林的角逐中，该片何以能一举夺魁？理由非常简单，它说人话，做人事，是演给人看的。环顾左右，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欧洲观众，不仅读懂了剧情，也读懂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和挣扎，自卑和勇气，真情和利益……然而，近年来，我们那些个“大师”们也不知怎么了，动不动耗巨资炮制所谓大片，上天入地，劈波斩浪，把人忽悠得眼花缭乱，可是从头到尾几乎听不到一句人话。还屡屡备足了豪华礼服，胸有成竹地去参加评奖典礼！试问：连自己都打动不了的东西，凭什么去打动别人？难道老外们，都不是人？
我为王全安喝彩。难得的是，他也是个陕西汉子。
今生仿佛与陕西人有缘，在座的除了陈老师的一位当地粉丝，一位随我而来的广州才女黄红英，此外，还有我文学院的同学——陕西作家周瑄璞和林权红。
知道陈老师喜欢喝烧酒，抽雪茄，听秦腔，我特地给他带了一小瓶奥地利人冬季常喝的Punsch浓缩酒。并当场告诉他如何稀释和品尝这种浓烈的奥地利小酒。陈老师用地道的关中语，深表担忧地说道：饿（我）喝上瘾了，咋办呢？
那就跟我到奥地利来呗，带你到维也纳的酒庄子里去喝个够！
认识你太晚了！陈老师满腔的遗憾，如嘴里的热气，在鼻腔里升腾。饿已经说过哩，不再出国了。九五年去美国那一次，天不亮就飞，一连飞了二十八个小时，鹅实在受不了！最后一次从俄罗斯回来，饿就决定不再出国了。
坐飞机长途旅行的经历，虽然让陈老师深恶痛绝，但九三年陈老师走访意大利的那十天，却留给他极其美好的回忆。当时，他从法兰克福转机，最先到了以盛产黑手党和冰激凌著称的西西里岛，由南到北，依次去了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陈老师是意大利球迷，只可惜没有看到正在米兰举行的那场足球赛。在他的眼里，这个深入地中海的南欧之国，还是很有味道的。——葡萄园，橄榄树，挂满柠檬果的青枝绿叶，在荒山秃岭间摇曳，煞是好看！那些偏僻的小镇，不过千把人，却都规规矩矩，文明得很。他还看到了意大利人在自己家里烘烤面包，新鲜出炉的面包，好吃着呢。
说完这些，孩子似的笑容，荡漾在陈老师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令我瞬间想起延安窑洞上那一片苍凉的土坡。吃着陕西的油泼凉皮和肉夹馍，听陈老师指着一本书里的老照片，讲述那些久远的人和事儿——照片上风华正茂的九个作家里面，四个都死掉了，还剩下五个人。有一张照片，陈老师和另外两个人端坐在田间弹琴——他解释说，那都是做做样子。他还只给我们看他写《白鹿原》时住过的那间破瓦房，老院子，以及时常走动的村头、田埂与河沿儿——沧海桑田，那正是蔓延在小说《白鹿原》里的光景。
正聊得起劲，酒店经理认出了陈老师。为了向他们崇拜的老作家表达敬意，经理临时召集了几个服务生，在我们的餐厅里唱起了陕南民歌《水样的温柔》和《兰花花儿》。歌声嘹亮，纯粹，让我想起久违了的《南泥湾》。在座的陕西作家周瑄璞说，有一次和陈老师去吃羊肉泡馍，没有座位了，但老板听说是陈忠实来吃饭，便立即给腾出座位来。在陕西，出租车司机都知道陈忠实。据说，陕西人有句话——陈谷陈糠陈忠实，有两种骄傲——老腔和秦腔，秦人陈忠实；此外，还有一句——假烟假酒贾平凹。不知是哪位高人编排的，流传甚广，从中不难看出这二人在陕西的影响力。
我问陈老师，您心目中的文学经典是哪些？他说，饿认为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就是经典。在那样的统治之下，能够把人的精神压抑和痛苦，表现到那样一种深刻、精致的程度。让读者了解到作者内心的挣扎和无奈。在极左统治下的文学经典，其思想的深刻，体验的惨烈，艺术上的精到，只出了一个米兰昆德拉。诺贝尔奖给这个，奖给那个，我看早就该给他！鲁迅的作品也是经典，矛盾有些作品也不错。我们过去的创作，充满了斗志、歌颂和收复台湾的决心，如今的社会氛围要轻松的多。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跟雄心壮志没有关系。没有规范化的渠道，图景，艺术，就看你对社会体验到什么程度。一个作家的思想，影响着他的体验和艺术手法。感悟不同，表达也各异。鲁迅三十年代的体验最深刻。他写阿Q和祥林嫂，选择的语言和手法差别很大。面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表述语言和手法，才能准确再现人物的精神气象。一谈到文学，陈老师立马两眼发光，一改谨言和木讷的神情，顿时滔滔不绝起来。
在中国文坛，陈老师的《白鹿原》就是当之无愧的经典。陈老师用他那只粗粝精瘦的笔，绘制出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雄奇变迁的史诗，回肠荡气，力沉千钧。《白鹿原》的写作，耗费了陈老师整整十年的心血。为了搜集历史素材，他走访了关中平原上百个村子，几百户村民……单单素材笔记，就写了近百万字。但他把小说压缩成今天的五十万字。陈老师说，鹅不让我的作品中出现一句空话，废话。作文，好比一杯水一勺糖，再添一杯水，那甜味就淡了。
那一年，陈老师受邀走进了《艺术与人生》。面对全国的观众，陈老师讲到自己幼年求学时的一段艰辛。一九五五年，陈忠实的哥哥即将考学，但是，靠卖树同时供给两个儿子读书的父亲，再也难以为继，便面带愧色地和他商量，说，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卖了，你就休学一年，等你哥考上师范后，你再接着读。那是父亲第一次对着自己的儿子哭穷。陈忠实立刻答应休学一年。可万万没想到，一九六二年在他面临高考之际，“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困难，迫使高等学校骤减了招生名额。从此，陈忠实便与大学校门永远绝缘。为此，父亲临死前仍耿耿于怀，向他流露出忏悔之意。当《艺术与人生》的主持人朱军问他，接受父亲的这份忏悔吗？
陈老师立刻表示，饿怎么能接受父亲的忏悔呢，忏悔的永远是饿（我）！
为了避开过去、贫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连忙询问陈老师对访问过的三大洲的感悟。陈老师说，国外那些人的状态，都比较轻松，心理上好像没有什么负担和障碍。中国人很懂得什么时候保持沉默，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了如指掌。
我跟陈老师说，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在维也纳的电影院里看到您的《白鹿原》。到时候，我一定立刻打电话告诉您。
陈老师举着手里细长的咖啡色雪茄烟，笑得很可爱。
分手时，陈老师执意把帐结了，并说，你到西安吃饭，饿买单，到了维也纳，你买单！
出了门，陈老师稳稳地站在酒店门口，一定要目送我们离开之后他再走。这个时候，酒店里跑出一位小姑娘，像追逐明星似地捧着笔记本请陈老师签名。我在车窗里目睹了这一幕，不禁想道：在这块土地上，任何文化层次的人都对作家肃然起敬，类似的情景，在其他省份也会发生吗？心下又想：大概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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