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异端红龙头:“南巡讲话20周年”周瑞金撰文：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1）

周瑞金

核心提示：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本文认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迫切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决不可半途而废。

2012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迅速变成新的巨大物质力量。

它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确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小平南方谈话，奠基中国改革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在1991年2月至4月期间，我组织凌河、施芝鸿等同志共同撰写并发表了传达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谈话精神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

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四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一些理论家长达一年的批判。这也成了1992年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今天，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我们回顾历史，把握现实，必定会更进一步认识南方谈话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接着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最早是柏林墙倒塌，然后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换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垮台，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

与此同时，前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开始是戈尔巴乔夫突遇政变，叶利钦出面把政变解决以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解散了前苏联共产党，后来又宣布联盟解体。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改旗易帜，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人总结“苏东波”的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人提出，“六四风波”与“苏东波”一样，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

他们声称：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他们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他们说，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要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本来1991年要成为改革开放之年，结果变成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之年。

在1991年围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无论传说是否属实，我相信，小平同志当时应当是非常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和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关系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已是88岁高龄，但他仍以巨大的理论和政治勇气，视察南方，发表谈话，时机恰到好处，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简明生动的语言，激励人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希声扫阴翳！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所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社会经济转型，矛盾积累凸显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GDP总值由1978年的3645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40.1513万亿元，增加110倍。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增至2010年突破3万元，增加近80倍，即使按美元可比价格计算也增加了30倍。2011年中国的GDP总值预计增长9%以上，将超过43万亿元。

中国的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9.27%。小平同志当初预计，到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它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1000％以上。

反观中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1.2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的基本稳定。

这些年中国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等等，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海外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均凸显了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

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一些海外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在外交应对上，中国有时会陷入某种被动局面，应对选择不足，方式不够灵活。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

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门卖官买官盛行，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各级均有部分领导干部涉案，有的贪得无厌，金额数以亿计，有的敛财贪色，情妇、二奶众多，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其次，腐败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检察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有部分法官、检察官犯案，个别地方甚至“一锅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法院、检察院是主持社会公道的重要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其腐败使社会正义平台受损。

第三是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还被资本严重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均比经济领域的腐败影响更严重，这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

不容回避，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某些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和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一些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各种侵蚀。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戏称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既荒诞，又低俗。

在2011年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因为许多人不把普通公众的孩子当回事。一些公众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一些突发事件和事故中去，即使是政府有所作为，社会上也会充满某种不信任情绪。

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任何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有不少“我不相信”的反馈，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评价。部分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所谓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这很容易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在到处宣泄。

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却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有所泛滥，人文精神有所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一些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健康堪忧。

上述种种问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但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一件要反中央，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因为有外来干涉。

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对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有一些总体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我们还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