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乐高积木视频moc:四川发现记录五千年前祭祀场面的玉版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7:47:46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 · 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 20 世纪 30 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 1 000 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而近期在四川民间发现的 四 五千年 前制作的 古蜀玉版画，给我们提供了一副气势宏大的古蜀人祭祀画卷，翔实地展现古蜀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蜀玉版画长 4.2 米 ，高 6.3 至 70 厘米，由七块厚 2 厘米的龙溪玉玉版组成。玉版顶端有 8 个圆雕飞鸟，镂雕兽面 6 个。玉版稳稳当当地插在 8 个凿有凹槽的神兽、牛、虎、龙背上。正面深浮雕 2 株神树， 2 个玉尊，一个神坛；两面各站 10 个，共计 20 个身着长衣，或手握活体神龙，或举鹰头法器，或头上顶尊的巫师，面对三层高台上的神坛，庄严祭祀的场面。玉版画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蜀人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背后阴刻 240 多个核桃般大小，至今没有解读的古蜀文字。据史书记载： “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 。大概古蜀人与殷人有同样的见解，天神、地祇、人鬼（祖先）是永存的。这些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活人的一切，均由这些神支配，所有的事情，都应向神请示，要给神灵奉献各种祭品，包括人在内 . 。所以，他们才举全部族之力，祭祀祖先、山水、神灵，祈求风调雨顺，苍生平安。
一、玉版画传达了古蜀社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
1 ，从人像的服饰及装扮上，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和等级贵贱。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 “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大型祭祀活动是团结凝聚古蜀国各部族各阶层的重要形式，其核心则是高度融合的神权和王权统治。这种体制和观念体现在各式精美的礼器上。礼器代表 “ 祀 ” ，象征着对宗教礼仪的占有和控制。它们也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同时又是王权的化身。在文明的早期阶段，神权和王权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统治者往往通过宗教神权来加强和体现其王权，而行使宗教神权者也总是执掌王权的统治阶层。三星堆古蜀时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具有强化神权和王权统治的重要作用。高大的立人像，头戴冠冕，身穿华服，形态尊贵，可能象征着古代至高无上的蜀王与大巫师。而其他众多的人头像和人面像，个个气概英武，可能代表着古代各个部落的首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古蜀国统治阶层。显而易见，玉版画人物雕像群显示的是类似于神的面容，体现的是人的精神。
玉版画中的巫师高居于群像之上，头戴花状五齿高冠，衣襟前后均饰异形龙纹，双手前伸围抱，做手握活体神龙状，仿佛要把古蜀国的所有物质成果连同蕴涵在其中的精神成果，统统都据为己有，毫不松手。他既有王者之风，又居主神之位，可以确定是群像之长，即古蜀王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同时又是主持宗教礼仪活动的神权领袖。其他人则代表着蜀王治下各地各族之长或群巫。其余各式人头雕像 , 则是各族首领、次级群巫。不论群巫之长还是群巫，在当时都被各地奉若神明，代表着各地大大小小的神。
他们之间存在着服式、冠式和发式上的若干区别。服式上，有左衽长袍、对襟长袍、右衽长袖短衣等，各不相同。冠式上，有花状齿形高冠、平顶冠、双角盔形冠等区别。发式上，有椎结、辫发、光头等区别。不论从人类学还是从中国古代文献对古代民族的识别标准来看，衣、冠、发式都是区分等级、身分的最重要的标志。从 玉版画人像的服饰及装扮上，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和等级贵贱。
2 、 神坛矗立在三层高台上，也许是神权统治者高高在上的重要证据。
分为五层的神坛矗立在三层素面的梯形基座高台上：底部是一头神兽；第二层为平台上站立 3 人， 2 人手握鸟头权杖，剩下一人呈双手抚胸状；第三层为平台上有呈花蕾状物，两旁各一个人头；第四层是一方型容器，两旁各一人头，方框正中搁置纵目人头；第五层站立双鸟 ，顶端系一太阳轮。值得一提的是，方型容器中纵目人头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 它有的可能与蜀之先王蚕丛及人皇始祖烛龙以及人鬼的神话传说有关。《华阳国志 · 蜀志》有 “ 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 的记载；《山海经 · 大荒北经》有 “ 西北海之外 …… 有神 …… 直目正乘 …… 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 的记载；《山海经 · 海内北经》又云： “ ，其为物人身黑首纵目 ” ，人皇、蜀之先王、人鬼均 “ 纵目 ” 。 我们可以想象， 兀立在成都平原一望无垠的原野川泽上的三星堆祭祀高台，是古蜀神权无比强大的表征，它以无法抗拒的物质形式的力量来威慑万民的心灵，从而达到巩固神权统治的目的。神奇的纵目人面像，既有人的特点，又有神与鬼的夸张，显示出了浓郁的图腾、神灵意味，象征的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也就是说，在玉版画人物雕像群中，并非全都是祭祀者的象征，其中也有被祭祀者或神灵偶像的写照。在古代各民族心目中，崇拜的祖先神灵具有无上的法力，往往被神化并表现为具有人兽合一特征的偶像。青纵目人面像既有兽的某些特征，又有人的五官脸部造型，还有神灵的想像，显示了象征含义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可能有的表情，所要产生的也不是亲切感而是恐惧感和震撼心灵的效果，从而达到对这些神灵偶像发自内心的崇拜。
3 、 玉版画上站拜神树的人有高有低。神树坐落在二层台阶上，主杆两边各三层、 6 个枝条，枝上左右 4 只立鸟栖息，枝端共有 7 颗似桃状华果勾垂，树杆旁有双龙援树而下。树下为圆环形底盘，用三叉支架交汇成为一个山形树座，座上绘满云气纹。一根粗壮的主干，直立通顶，顶端一花蒂状座，上面立有一大鸟。树枝均弯曲下垂，错落有序，似在随风飘摆，树干侧面有一条飞龙攀援而下。龙为方首，前昂，身似旋扭的长绳，虬曲盘旋。加之云饰缠绕，十分气派。树座旁十个有高又低站拜的人像，面向树干，神情虔诚而庄重，更加突出了神树的神圣气质。十分生动、神秘，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有学者介绍，在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黄金神树并不鲜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王陵出土过黄金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比亚也出土有公元前 22 世纪的神树，上面也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它们的时代都比三星堆文化早。它们除了神权与神祀的意义外，也兼着王权与礼祀的意义。就这点来看，三星堆文明与外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二、记录了神权与王权的强大和尊严，象征统治者的强大支配能力。
1 、祭祀巫师手握鸟头 仪杖。 作者古方在其《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杖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 “ 珌 ” 相连，即成一件长 68 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 “ 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 ” 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 · 海外北经》，就有 “ 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 ” 之说。《汉书 · 孔光传》 “ 赐太师灵寿杖。 ” 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 · 曲礼》： “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 ”“ 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 ” 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可见文献记载中国人用杖，来由已久。
2 、玉版画中两个尊神树和神坛中间，搁置两个放于几上的尊。 物质文明的大部分成果是由于组织系统的某种相应需要而产生的。例如，青铜器产生于祭祀或宴享的需要，文字产生于管理或祭祀的需要，城市产生于防御、治水、宗教或展示权力的需要，大型礼仪建筑产生于宗教的需要。尊在三星堆文化里属于重器，是用以表示王朝权威与尊严的系列礼器的部分。当然，这同时也是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度的外在象征。表现出古蜀王室宏大雄浑的统治气象。礼器尊的造型也很威严，尖唇，喇叭状侈口，束颈，斜折肩，肩折处立雕有 4 个突出的牛头和八只鸟，颈部饰有 3 周凸弦纹，肩部饰夔纹，腹上饰有饕餮纹。 作为礼仪重器的尊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无疑更加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容。
3 、玉版画中的人物像、人头像、人面像、以及仪杖等，是古蜀王国的一种对权力内涵的表现方式。这些文化因素，处处充满着的神秘王国气氛。作为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象征物的龙杖，无疑就适应了代表蜀王统一政权和群巫之长的标志物。只有当组织结构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物质文化形式。这种大型玉器雕像群，不仅显示了古蜀王对物质财富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并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古蜀王国的神权与王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 这个集权的的核心，也许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者集团，他们拥有并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权。由此看来，玉版画人像群所表现的内涵，是一个以古蜀王为核心的、有众多族类拥戴的统治集团的层级权力结构。表明三星堆作为蜀王之都，是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 。
三、 玉版画后面的文字，是研究的重要资料。
国内学术界的公认 , 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这一点已被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至于具体起源时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有的专家都认为，距今 6000 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 4500 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即为中国文字的源头。 考古发掘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发达和繁荣，其影响力最南可达越南，它的奢华在许多方面为中原所不及。它 3000 多年前傲视长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方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按照国际文博界通行的古代文明国家必备的 4 个要素，即：城池、青铜器、祭祀、文字。三星堆先民完全具备了形成文字的条件。遗憾的是，目前，科学考古发掘的三星堆文物中，尚未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
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专家王大有认为，三星堆不仅有文字，而且是非常成熟的文字。 S 纹，是鱼凫氏的 “ 凫 ” 字的简写。最早都是图腾的标志，因此这些文字本身就被赋予了神力，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这些文字都代表神的旨意，供人们来膜拜祭祀。如果按照他的解读方法，那么玉版画上的 S 纹的图案，至少包含着三种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风族的大祭司在祭奠祖先。在古代只有部落里的最高统治者才有权利使用这个字，也就是说 “ 风 ” 字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第二个意思是风族的祭司是女性。第三个意思就是这个祭奠的时间是鱼凫时代。值得一提的是，玉版画上的 8 个头部分别顶着尊和葫芦型器物的祭司，胸部较为突出，具有女性特征。
3 、近 80 年来关于巴蜀文字或巴蜀符号的讨论。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秦国统一六国后， “ 巴蜀符号 ” 、 “ 巴蜀文字 ” 被废除。在四川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 200 多种，年代在公元前 9 世纪西周到公元前 1 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 800 年。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它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的古代文字。
巴蜀符号 ” 的发现和研究起源于 1921 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巴蜀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 200 多个不同的字符。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李学勤教授曾经说过，过去说巴蜀人没有文字，恐怕说的是汉字。大家知道特殊的，陆续发现的非常多，主要是在玺印上，再有是在兵器上等。 2002 年成都市商业街出土的船棺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巴蜀符号。在主要的船棺船头上便刻有巴蜀符号，可能是蜀王或贵族的名号。这些符号一定都是文字，是世界上很少的还没有被解读的文字之一。
4 、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和符号，必将极大地促进三星堆文明之谜的破解。现有史书对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语焉不详，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蜀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巴蜀符号也就成了了解和发掘巴蜀古代文明的关键钥匙。 巴蜀符号是不是文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三星堆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的试金石。如果它们能解读出来，三星堆文明便更加实至名归。 弄清楚它到底是一种已分出音符和意符的完整文字，还是一种民间象征符号，就可以将结果再延伸到如今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诸多古蜀国文物身上，对比研究之下，很多文物都可以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化秘密的钥匙，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
四、结束语。
在今天看来，玉版画无论是它的设计和寓意，以及构成形式的处理都是很优美很现代的，可见真正艺术的时间穿透力是很强的，她能够穿越历史时空，成为人类文明无论走多远都能够听得到的远古知音。但是，玉版画毕竟不是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没有详实的出土地点和时间。古蜀人用什么工具制作玉版画？ 3400 年左右，西亚一些国家已经使用鐡器。同一时期的古蜀先民，是否已经使用鐡制工具制作玉版画，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当时巴蜀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很高的，一旦解读了古蜀文字，就可以得到许多在任何古书上都没有的信息。据文献介绍，国外曾经曾利用电脑分析破解玛雅文字。真正的文物科技鉴定不仅需要仪器，更需要理论和实践考核都合格的科技鉴定专家。科技鉴定同样是科学研究，现代高科技仪器可以给出相关的信息，但不能直接给出鉴定的结论 . ，科技鉴定也需要分门别类地把不同器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材质及不同制作工艺的文物内部特征研究透彻以后，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科技鉴定。另外，民间有巴蜀文字的玉器数量虽然较大，但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藏家大都藏而不露，秘而不宣。专家学者虽有研究能力，但苦于见不到有古蜀文字的载体。如果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企业，收购一批有巴蜀文字的玉器，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提供给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共享物质和精神成果，实现双赢，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倘若解读或者适当解读一些古蜀文字，这可能是对学术界起到震惊作用的重大贡献。
古蜀玉版画长 4.2 米 ，高 6.3 至 70 厘米，由七块厚 2 厘米的龙溪玉玉版组成。玉版顶端有 8 个圆雕飞鸟，镂雕兽面 6 个。玉版稳稳当当地插在 8 个凿有凹槽的神兽、牛、虎、龙背上。正面深浮雕 2 株神树， 2 个玉尊，一个神坛；两面各站 10 个，共计 20 个身着长衣，或手握活体神龙，或举鹰头法器，或头上顶尊的巫师，面对三层高台上的神坛，庄严祭祀的场面。玉版画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蜀人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背后阴刻 240 多个核桃般大小，至今没有解读的古蜀文字。据史书记载： “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 。大概古蜀人与殷人有同样的见解，天神、地祇、人鬼（祖先）是永存的。这些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活人的一切，均由这些神支配，所有的事情，都应向神请示，要给神灵奉献各种祭品，包括人在内 . 。所以，他们才举全部族之力，祭祀祖先、山水、神灵，祈求风调雨顺，苍生平安。
一、玉版画传达了古蜀社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
1 ，从人像的服饰及装扮上，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和等级贵贱。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 “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 。大型祭祀活动是团结凝聚古蜀国各部族各阶层的重要形式，其核心则是高度融合的神权和王权统治。这种体制和观念体现在各式精美的礼器上。礼器代表 “ 祀 ” ，象征着对宗教礼仪的占有和控制。它们也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同时又是王权的化身。在文明的早期阶段，神权和王权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统治者往往通过宗教神权来加强和体现其王权，而行使宗教神权者也总是执掌王权的统治阶层。三星堆古蜀时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具有强化神权和王权统治的重要作用。高大的立人像，头戴冠冕，身穿华服，形态尊贵，可能象征着古代至高无上的蜀王与大巫师。而其他众多的人头像和人面像，个个气概英武，可能代表着古代各个部落的首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古蜀国统治阶层。显而易见，玉版画人物雕像群显示的是类似于神的面容，体现的是人的精神。
玉版画中的巫师高居于群像之上，头戴花状五齿高冠，衣襟前后均饰异形龙纹，双手前伸围抱，做手握活体神龙状，仿佛要把古蜀国的所有物质成果连同蕴涵在其中的精神成果，统统都据为己有，毫不松手。他既有王者之风，又居主神之位，可以确定是群像之长，即古蜀王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同时又是主持宗教礼仪活动的神权领袖。其他人则代表着蜀王治下各地各族之长或群巫。其余各式人头雕像 , 则是各族首领、次级群巫。不论群巫之长还是群巫，在当时都被各地奉若神明，代表着各地大大小小的神。
他们之间存在着服式、冠式和发式上的若干区别。服式上，有左衽长袍、对襟长袍、右衽长袖短衣等，各不相同。冠式上，有花状齿形高冠、平顶冠、双角盔形冠等区别。发式上，有椎结、辫发、光头等区别。不论从人类学还是从中国古代文献对古代民族的识别标准来看，衣、冠、发式都是区分等级、身分的最重要的标志。从 玉版画人像的服饰及装扮上，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和等级贵贱。
2 、 神坛矗立在三层高台上，也许是神权统治者高高在上的重要证据。
分为五层的神坛矗立在三层素面的梯形基座高台上：底部是一头神兽；第二层为平台上站立 3 人， 2 人手握鸟头权杖，剩下一人呈双手抚胸状；第三层为平台上有呈花蕾状物，两旁各一个人头；第四层是一方型容器，两旁各一人头，方框正中搁置纵目人头；第五层站立双鸟 ，顶端系一太阳轮。值得一提的是，方型容器中纵目人头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 它有的可能与蜀之先王蚕丛及人皇始祖烛龙以及人鬼的神话传说有关。《华阳国志 · 蜀志》有 “ 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 的记载；《山海经 · 大荒北经》有 “ 西北海之外 …… 有神 …… 直目正乘 …… 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 的记载；《山海经 · 海内北经》又云： “ ，其为物人身黑首纵目 ” ，人皇、蜀之先王、人鬼均 “ 纵目 ” 。 我们可以想象， 兀立在成都平原一望无垠的原野川泽上的三星堆祭祀高台，是古蜀神权无比强大的表征，它以无法抗拒的物质形式的力量来威慑万民的心灵，从而达到巩固神权统治的目的。神奇的纵目人面像，既有人的特点，又有神与鬼的夸张，显示出了浓郁的图腾、神灵意味，象征的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也就是说，在玉版画人物雕像群中，并非全都是祭祀者的象征，其中也有被祭祀者或神灵偶像的写照。在古代各民族心目中，崇拜的祖先神灵具有无上的法力，往往被神化并表现为具有人兽合一特征的偶像。青纵目人面像既有兽的某些特征，又有人的五官脸部造型，还有神灵的想像，显示了象征含义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可能有的表情，所要产生的也不是亲切感而是恐惧感和震撼心灵的效果，从而达到对这些神灵偶像发自内心的崇拜。
3 、 玉版画上站拜神树的人有高有低。神树坐落在二层台阶上，主杆两边各三层、 6 个枝条，枝上左右 4 只立鸟栖息，枝端共有 7 颗似桃状华果勾垂，树杆旁有双龙援树而下。树下为圆环形底盘，用三叉支架交汇成为一个山形树座，座上绘满云气纹。一根粗壮的主干，直立通顶，顶端一花蒂状座，上面立有一大鸟。树枝均弯曲下垂，错落有序，似在随风飘摆，树干侧面有一条飞龙攀援而下。龙为方首，前昂，身似旋扭的长绳，虬曲盘旋。加之云饰缠绕，十分气派。树座旁十个有高又低站拜的人像，面向树干，神情虔诚而庄重，更加突出了神树的神圣气质。十分生动、神秘，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有学者介绍，在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黄金神树并不鲜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王陵出土过黄金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比亚也出土有公元前 22 世纪的神树，上面也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它们的时代都比三星堆文化早。它们除了神权与神祀的意义外，也兼着王权与礼祀的意义。就这点来看，三星堆文明与外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二、记录了神权与王权的强大和尊严，象征统治者的强大支配能力。
1 、祭祀巫师手握鸟头 仪杖。 作者古方在其《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杖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 “ 珌 ” 相连，即成一件长 68 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 “ 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 ” 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 · 海外北经》，就有 “ 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 ” 之说。《汉书 · 孔光传》 “ 赐太师灵寿杖。 ” 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 · 曲礼》： “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 ”“ 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 ” 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可见文献记载中国人用杖，来由已久。
2 、玉版画中两个尊神树和神坛中间，搁置两个放于几上的尊。 物质文明的大部分成果是由于组织系统的某种相应需要而产生的。例如，青铜器产生于祭祀或宴享的需要，文字产生于管理或祭祀的需要，城市产生于防御、治水、宗教或展示权力的需要，大型礼仪建筑产生于宗教的需要。尊在三星堆文化里属于重器，是用以表示王朝权威与尊严的系列礼器的部分。当然，这同时也是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度的外在象征。表现出古蜀王室宏大雄浑的统治气象。礼器尊的造型也很威严，尖唇，喇叭状侈口，束颈，斜折肩，肩折处立雕有 4 个突出的牛头和八只鸟，颈部饰有 3 周凸弦纹，肩部饰夔纹，腹上饰有饕餮纹。 作为礼仪重器的尊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无疑更加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容。
3 、玉版画中的人物像、人头像、人面像、以及仪杖等，是古蜀王国的一种对权力内涵的表现方式。这些文化因素，处处充满着的神秘王国气氛。作为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象征物的龙杖，无疑就适应了代表蜀王统一政权和群巫之长的标志物。只有当组织结构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物质文化形式。这种大型玉器雕像群，不仅显示了古蜀王对物质财富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并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古蜀王国的神权与王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 这个集权的的核心，也许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者集团，他们拥有并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权。由此看来，玉版画人像群所表现的内涵，是一个以古蜀王为核心的、有众多族类拥戴的统治集团的层级权力结构。表明三星堆作为蜀王之都，是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 。
三、 玉版画后面的文字，是研究的重要资料。
国内学术界的公认 , 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这一点已被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至于具体起源时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有的专家都认为，距今 6000 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 4500 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即为中国文字的源头。 考古发掘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发达和繁荣，其影响力最南可达越南，它的奢华在许多方面为中原所不及。它 3000 多年前傲视长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方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按照国际文博界通行的古代文明国家必备的 4 个要素，即：城池、青铜器、祭祀、文字。三星堆先民完全具备了形成文字的条件。遗憾的是，目前，科学考古发掘的三星堆文物中，尚未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
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专家王大有认为，三星堆不仅有文字，而且是非常成熟的文字。 S 纹，是鱼凫氏的 “ 凫 ” 字的简写。最早都是图腾的标志，因此这些文字本身就被赋予了神力，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这些文字都代表神的旨意，供人们来膜拜祭祀。如果按照他的解读方法，那么玉版画上的 S 纹的图案，至少包含着三种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风族的大祭司在祭奠祖先。在古代只有部落里的最高统治者才有权利使用这个字，也就是说 “ 风 ” 字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第二个意思是风族的祭司是女性。第三个意思就是这个祭奠的时间是鱼凫时代。值得一提的是，玉版画上的 8 个头部分别顶着尊和葫芦型器物的祭司，胸部较为突出，具有女性特征。
3 、近 80 年来关于巴蜀文字或巴蜀符号的讨论。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秦国统一六国后， “ 巴蜀符号 ” 、 “ 巴蜀文字 ” 被废除。在四川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 200 多种，年代在公元前 9 世纪西周到公元前 1 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 800 年。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它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的古代文字。
巴蜀符号 ” 的发现和研究起源于 1921 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巴蜀青铜兵器、乐器、礼器，以及各种印章、漆器上，至少已经发现 200 多个不同的字符。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类似符号被发现，人们意识到它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图案了，有可能是巴蜀先民所使用的一种早已失传的古文字。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李学勤教授曾经说过，过去说巴蜀人没有文字，恐怕说的是汉字。大家知道特殊的，陆续发现的非常多，主要是在玺印上，再有是在兵器上等。 2002 年成都市商业街出土的船棺葬中就发现了大量的巴蜀符号。在主要的船棺船头上便刻有巴蜀符号，可能是蜀王或贵族的名号。这些符号一定都是文字，是世界上很少的还没有被解读的文字之一。
4 、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和符号，必将极大地促进三星堆文明之谜的破解。现有史书对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载语焉不详，因为缺乏相关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巴蜀因此披上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色彩。巴蜀符号也就成了了解和发掘巴蜀古代文明的关键钥匙。 巴蜀符号是不是文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三星堆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的试金石。如果它们能解读出来，三星堆文明便更加实至名归。 弄清楚它到底是一种已分出音符和意符的完整文字，还是一种民间象征符号，就可以将结果再延伸到如今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诸多古蜀国文物身上，对比研究之下，很多文物都可以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巴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三星堆文化秘密的钥匙，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
四、结束语。
在今天看来，玉版画无论是它的设计和寓意，以及构成形式的处理都是很优美很现代的，可见真正艺术的时间穿透力是很强的，她能够穿越历史时空，成为人类文明无论走多远都能够听得到的远古知音。但是，玉版画毕竟不是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没有详实的出土地点和时间。古蜀人用什么工具制作玉版画？ 3400 年左右，西亚一些国家已经使用鐡器。同一时期的古蜀先民，是否已经使用鐡制工具制作玉版画，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当时巴蜀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很高的，一旦解读了古蜀文字，就可以得到许多在任何古书上都没有的信息。据文献介绍，国外曾经曾利用电脑分析破解玛雅文字。真正的文物科技鉴定不仅需要仪器，更需要理论和实践考核都合格的科技鉴定专家。科技鉴定同样是科学研究，现代高科技仪器可以给出相关的信息，但不能直接给出鉴定的结论 . ，科技鉴定也需要分门别类地把不同器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材质及不同制作工艺的文物内部特征研究透彻以后，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科技鉴定。另外，民间有巴蜀文字的玉器数量虽然较大，但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藏家大都藏而不露，秘而不宣。专家学者虽有研究能力，但苦于见不到有古蜀文字的载体。如果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企业，收购一批有巴蜀文字的玉器，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提供给研究人员，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共享物质和精神成果，实现双赢，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倘若解读或者适当解读一些古蜀文字，这可能是对学术界起到震惊作用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