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eg966怎么刷机:对话天地人

对 话 天 地 人

      郭海强

“与天对话，其乐无穷；与地对话，其乐无穷；与人对话，其乐无穷”。这一段显然转化自毛主席名言的话，从狭义而言，就是笔者个人所追求的生活态度，或可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境界；若从广义而言，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及其文化成果，则无不是“与天地人对话”的结果。至于人们从中取得何种收获及何等感受，当然是悲喜交集、冷暖自知。

在此，我们首先应该界定一下何谓“天地人”。古往今来，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史上，“天”从来都不仅仅是指阴晴不定、行云布雨的“天空”（即自然之天），而主要是指能够决定人类命运的哲学依据或宗教归宿（即义理之天），故有“天命”、“天道”、“天理”，以及“天威”、“天神”、“天帝”之谓。

据此，笔者将“天”定义为人类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宇宙本体”，此一本体无疑就是决定整个宇宙（包括人类在内）存亡的唯一的、最根本的“总根据”。《易传》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们大可依照自己的理解，自由地为这个“本体”取个诸如“道”、“上帝”、“安拉”等形形色色的名字。总而言之，普“天”之下，皆为实存。此“天”或彼“天”，名虽异而实则同。对于“宇宙本体”，人类无从直接认识，而只能通过不断的科学观察与哲学分析，据以间接体悟（即抽象地概括出本体的性质与作用），以求不断地接近“宇宙本体”的核心实质，但却永远无法真正掌握。换言之，人类永远不可能破解诸如“宇宙如何起源”、“物质为何存在”之类的根本问题。

其次是“地”。在一般人的认知里，“地”自然是指“陆地”、“大地”，一如古人所说的“天圆地方”，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狭隘且早已过时的认识。众所周知，地理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并列为自然科学的六大领域，但今天的“地学”已经突破了传统地理学的局限而发展成为“地球科学”，是一门“研究地球总体和各圈层（及邻近天体）的组成、结构、性质、演化与相互关系的科学”（注一）；举凡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等均包括在广义的地学理论体系之中，太阳、月亮等近地天体都成为地学的考察及研究对象。据此，笔者将“地”界定为人类直接经验范围之内的一切自然对象及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知识（这是一个开放的、变动的范畴，将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拓展而不断扩大）。

最后是“人”。居于天地之间的“人”应该是最简单明了的，就是不论种族、不分肤色的“全人类”，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居于其它生物之上的“万物之灵”，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人类拥有一个（相对于其它生物而言）具有无限创造力的大脑。如果一台电脑每秒计算4亿次，那它必须连续工作一百年，才能完成人脑一分钟内所做的运算；如果将人脑内数量高达一百亿以上的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通道全部打通，其数目将比宇宙内所有原子的总数还要大上几倍。换言之，人脑可说是自然界中最为奇妙而又最具威力的“物体”，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及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全部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源泉。我们要“与人对话”，则首须立足于当代脑科学和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围绕人脑的工作原理及其价值意义，重新诠释与建构“精神—物质关系”，进而反思和调整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根据上述界定，所谓“对话天地人”无异于进行一项宇宙范围之内、具有终极意义的科学考察及哲学研究活动。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老子论道德、庄子述逍遥，这是中国古代先哲的“与天对话”。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世纪）提出“水为万物之本原”，还预言了一次日蚀；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70~前500年）提出“数为万物之本原”，还以数学公式演示了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色雷斯的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则提出原子与虚空为万物之本原，还指出了事物普遍联系并受因果必然性的制约。这是西方古代先贤的“与天对话”。

我国东汉的张衡（公元78~139年）著有《灵宪》一书，解释了天地起源及天体演化的一些问题，还制造了影响深远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唐代的僧一行（683~727）编制《大衍历》，还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明朝的郑和（1371~1433）与徐霞客（1586~1641）在海洋远航及地理考察方面的历史贡献，已无须赘述。这是古代中国的“与地对话”。自十五、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始，随着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开普勒（Kepler，1571~1630）、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牛顿（Newton，1642~1726）、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等人的不断努力，近代西方的“与地对话”奠定了近现代世界科技的理论基础。

至于孔子倡导仁义之儒学，释迦传播慈悲之佛说，基督宣扬博爱之耶教，自然属于“与人对话”；秦始皇统一中国，成吉思汗横扫亚欧，拿破仑称霸欧洲，同样属于“与人对话”。荷马吟唱英雄之史诗，屈原抒发千古之离骚，但丁谱出传世之神曲，自然属于“与人对话”；蔡伦发明造纸术，毕昇巧制活字版，瓦特改良蒸汽机，同样属于“与人对话”。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普罗大众时时刻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着“与天地人对话”的各种活动，只不过历史的笔杆或时代的镜头无法将其一一记录下来。换言之，没有无数普通民众的默默劳动，也就没有帝王将相或名人巨匠的耀眼光芒。历史既非“英雄缔造”，亦非“人民创造”，而是“天地人”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站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末，面对这个科技先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全球化新世纪”，当我们仰望天空，看到的是日趋活跃的太阳黑子，日渐变暖的全球气候，还有日益紊乱的极端天气；当我们俯瞰大地，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地震海啸，越来越少的森林植被，还有越来越干的江河湖泊；当我们平视人间，看到的是泛滥全球的物欲主义，持续升级的军备竞赛，还有愈加频密的地区动乱。这一切景象，让人恍如回到了一战之前的那个“旧世界”。

正如中国先哲所言的“物极必反”，产生于19世纪的黑格尔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将西方古典哲学相继推上了历史顶峰，其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自然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当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当斯宾格勒哀叹“西方没落”，西方哲学即走上了颠覆形而上学、解构传统权威的现代哲学发展道路。热衷于“分析哲学”及“解构主义”的20世纪西方哲学家们致力于摧毁黑格尔庞巨的古典哲学体系，并将类似的形而上学一概斥为“哲学的胡说”，乃至将哲学降格为与其它知识并列的学科之一，而不再是一门“研究事物最一般规律的学问”。但随着人类社会和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正义与利益、环境与发展、伦理与科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各种生存危机促使人们寻求一套具有全域性指导意义的哲学理论，来指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一度缺失了形而上学追问的现代西方哲学显然无法独力承担此一历史责任及时代任务，因此近年来发出了“复兴形而上学”的呼声，并不得不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东方，其中更多的是投向中国。

早在十七世纪的明末清初时期，即与西方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同时（甚至更早于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国思想界就已发生了一场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哲学革命运动。以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陈确（1604~1677）、傅山（1607~1684）、方以智（1611~1671）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思想家，一方面在道器、理气、心物、知行、理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持唯物论及无神论的哲学阐释，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思想推上了历史高峰；另一方面又划时代地提出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及民本主张，强烈批判封建主义君主专制，指斥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黄宗羲）”，大声疾呼“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傅山）”。于此可见，“反封建”与“倡民主”并非西方之专利。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时间短促及变化急迫，中国思想界既难以抗拒接踵而至的历史巨变，亦无法消化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各种现实因素促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全盘西化”或“唯西方是瞻”的主流倾向。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哲学首先丧失了昔日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又受到西方科学主义浪潮的强势压制，理工取向几乎压倒了人文关怀，再加上哲学相对疏离市场经济与大众生活的学术特征，中国哲学因此逐步被边缘化而沦为“弱势群体”，自然难以对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更遑论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说文》有云，“三者，天地人也；参通之者，王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世界哲学新时代的发展趋势体现为：“以问题为中心，超越国家与流派的分野；以对话为前提，寻求相互交流和理解；以综合为基点，强调多元化和相对性”（注二）。我们在今天重新提出“与天地人对话”，并非意在重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话语霸权，而是力图通过此一探讨过程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价值，体现“我思故我在”的生命精神。对于个人而言，这肯定是一项有益身心的终生事业；对于社会而言，这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此一事业并非只有哲人或智者才能参与的小众学术活动，而是广大民众皆应自觉地、主动地投身其中的公共哲学运动。为了我们的当下，为了子孙的未来，请来共同参与“对话天地人”。

                                        201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