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女人心迅雷下载:中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2009-11-3   作者：曾长秋 中共一大召开前，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一共有53名党员，其中有两名女党员。刘清扬是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的，缪伯英则是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的。缪伯英是我国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一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今开慧乡飘峰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入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其中一年因缪芸可赴日本考察教育，缪伯英在平江县启明女子学校就读）。1919年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她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毅然中断在女高师的学业，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由王光祈等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实行半工半读和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四个组，缪伯英在第四组。这个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出于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思想的追求，脱离家庭和学校，半工半读，自食其力。她们租赁了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但是，她们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工读互助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失败。为此，缪伯英在女高师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感到很受启发。于是，她摒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认识到：社会弊病太深，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逐步摆脱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
　　　　　　　　　　　　　　　　　　　二
　　1921年8月，就在中共一大闭幕不久，何孟雄和缪伯英这对志同道合的战友，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５号。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中老胡同5号。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迭起。缪伯英和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深入京郊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开办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他们还组织了香港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罢工斗争。她还在自己任编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不久，她担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部长，根据党的指示，她继续在京郊发动女工和工人家属参加工人运动，有时还去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发展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基层组织。8月，她又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随后，她又驱车南下，帮助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以及赴湖北女师开展学生运动。一路风尘仆仆，在她返回北京时，因劳累而病倒。
　　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立即投入斗争，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吴佩孚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广为散发。他们还及时赶赴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到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出色工作非常满意，曾称誉她是一个“宣传赤化的红党”。
　　　　　　　　　　　　　　　　　　 三
　　1924年6月，由于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等人。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命令将他们缉拿到案，李大钊和在女高师已临近毕业的缪伯英各自走避家乡。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北京，回到长沙，不久受徐特立聘请，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在她主持湖南妇女工作期间，南方大革命风暴骤起，她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她在会上发表讲话，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她领导的女师宣传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的机关移到女师附小内办公），这是她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公开身份。当时，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说附小主事的思想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动全国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阔步，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路旁观看者无不为之感动。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坐卧不安，立即对长沙实行戒严。“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有的爱国人士甚至遭到枪杀。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遇难者家属，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约省会各社会团负责人在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使一些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置。
　　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主义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到会群众数千，盛况空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共产党员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极大地振奋了湖南工农群众斗争的勇气。
　　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祺瑞）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沙市民３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公决由缪伯英、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唐生智趁机倒戈，带兵进入长沙。3月11日，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北洋军阀精锐部队南犯湖南。与此同时，北伐军自广州挥师入湘援唐（生智），双方鏖战激烈。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湖南民众起来响应国民革命。
　　　　　　　　　　　　　　　　　　　四
　　16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被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同时，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他们夫妻平时聚少离多，此时添了一个男孩，也就添了几分欢乐。他们住在武昌东湖，又在一起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形势急转直下，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形势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西和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是沪中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分别化名为刘元和、廖慕群，缪伯英以一个中学教师的职务作掩护。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险恶。长期的地下工作，锻炼了缪伯英，使她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曾多次对跟随来的族侄缪位荣（协助料理家务、照看小孩）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变化，就提前搬家，因此，各国租界几乎住遍了。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需要找到借口，缪伯英就装着与丈夫吵架。遇到情况紧急，他们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脱。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长期清贫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健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突然患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她身后遗下重九和小英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不到1岁。
　　缪伯英在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奋斗，直至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你若续妻，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她的灵柩存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日军进犯上海时均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一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切，值得后人深深的景仰和怀念。
（作者：曾长秋，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学院副院长，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