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教育总裁:开创三纲、养士政策及祭天求雨迷信的董仲舒

开创三纲、养士政策及祭天求雨迷信的董仲舒

一，董仲舒的生卒时间推算

董仲舒，生卒时间不详，但是，根据《汉书·匈奴传·赞》说：“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一说，可以断定，董仲舒至少经历过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四代皇帝的岁月，所以，我们判定董仲舒至少生于汉惠帝死亡的汉惠帝七年，即西元前188年。由于董仲舒在自己的著作中凡涉及到时间问题时候，从来不提及太初历，而且，他又在他的《春秋繁露》中屡屡提及到类似于“天之大数毕于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反，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这样汉初十月旧历的事，因此，我们可以判定，董仲舒可能在阴阳合历十二月的太初历法公布和使用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否则，这对于以治学春秋史学为已任的董仲舒来说是不应该被疏忽的问题，因为，治学历史，就是当事人根据时间历法而记述空间之事而已，而太初历法的正式颁布启用，则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即西元前104年。因此，根据两下相减，董仲舒至少是出生于西元前188年，死亡于西元前104年，因此，他至少活到了84岁。

当然，如果加上汉惠帝死亡之后的吕太后所掌权的八年，董仲舒的岁数也可能还要长一些。但是，由于吕后掌权的纪年在后来一直不被西汉和东汉官方所承认，因此，我们这里没有考虑进吕后掌权的八年，但是，即使是考虑进了吕后执掌政权的八年，那么，只要将董仲舒的出生年移自吕后元年（西元前187年），那么，董仲舒也应该活到了83岁。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现在的一些学者将董仲舒生卒年月定为西元前179年——西元前104年。这样的界定，是将董仲舒出生时间界定在汉文帝元年，即西元前179年。但是，这样的界定，就与《汉书·匈奴传·赞》中的“仲舒亲见四世之事”一说相矛盾了！因为，董仲舒肯定死于汉武帝时代，那么，这样，董仲舒就只经历汉王朝的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这三世了。所以，笔者认为把董仲舒生卒时间定为西元前179年——西元前104年，是错误的！

董仲舒（西元前188——西元前104年），广川人，即现今河北景县枣强人。尽管董仲舒在南宋朱熹理学中被抬位很高，元朝时期，董仲舒还正式被官方宣布配祀孔子而进入文庙，但是，非常奇特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中并没有董仲舒的单独传记，司马迁只在“儒林列传”中对他有不足200字的简单介绍。而著作于东汉初期的《汉书》中虽然有董仲舒的单独传记，但是，《汉书·董仲舒传》中录其文章更多，录其事迹甚少，由此可见，董仲舒在汉朝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并不高，否则，两汉史家不应该如此冷淡董仲舒。

这就是说，董仲舒的政治文化地位的陡然上升，恐怕仅仅是因为搭上元朝肇始的朱熹理学升温之车的缘故，因为朱熹理学刻意推崇董仲舒，使得董仲舒在元朝以降的大儒名声大张。所以，今人考察董仲舒事迹，甚为艰难！

但是，毫无疑问，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问，曾经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特别是西汉末期以来就在中国所兴起的祭天求雨及其谶纬之学等社会迷信习俗，包括曾经控制了中国核心政治伦理的“三纲”理论，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的“养士”制度，也都直接和间接与董仲舒的学说相关。

二，董仲舒与他的春秋学问

根据《汉书·艺文志》介绍，西汉末期刘歆编著中国第一部大型类书《七略》的时候，曾经收集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但是，这些文集现在大多已经佚失，目前，我们能够阅读到的董仲舒的文章，只有《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三篇策论文章及其《春秋繁露》，而《春秋繁露》一直被后人怀疑有伪作嫌疑，因为，《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此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最早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春秋繁露》就不是当年《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董仲舒的文集中的文章，所以，后世学人，依然还是把《春秋繁露》看作是董仲舒的著作，即使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也是把《春秋繁露》视为是董仲舒著作的。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说：“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从这段记载看，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代就已经成为国家博士了，按照当时的国家职官制度，博士级别在六百石到千石之间，职官级别不算太高，但是博士的政治地位甚高，是皇帝的近臣和高级参谋。平时，博士可以自招学生讲学，皇帝一旦有事，就召集博士们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决策大事，博士们的策论，往往是皇帝决策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重要依据。

当时的博士大多以讲述和传播五经为自己的主要事业，他们教育的方法按照学生学习知识的情况分成为几个级别，高级别的学生，就由董仲舒这样的博士亲自传授知识，低级别的学生，就由董仲舒的那些高级学生去传授知识，这种按照学生的知识级别去师生角色转换且互教的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一种基本方法，很值得今天的学校教育改革所借鉴。当时，董仲舒每次讲课都放下帷幕讲述，所以，学生平时很少见到董仲舒的真正面目，董仲舒曾经三年不出学校门，可见董仲舒治学是很刻苦的。但是，这也反映了董仲舒是个非常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他不是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人。董仲舒的书斋学者的局限，决定了董仲舒后来的一系列思想成果中的问题所在！

孔子在世时曾经根据鲁国官方史书资料以鲁国历史为中心著作过《春秋》一书，战国时期，儒者们根据孔子的这部大约只有一万八千字多字的《春秋》又著作出了五部《春秋》，一是《公羊春秋》，二是《谷粱春秋》，三是《左氏春秋》，四是《邹氏春秋》，五是《夹氏春秋》，其中，《夹氏春秋》没有流传下来，《邹氏春秋》由于没有明确师承被后人逐渐不用，《左氏春秋》一直藏于密府少与人知，所以，西汉时期，流传于世的主要春秋文本，就是《谷粱春秋》和《公羊春秋》，而且，这两种春秋版本甚多，一部典籍就因为不同的字义文句和不同的诠释版本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师门学派，这样，西汉初期的五经博士，也大多有自己的学派，这些学派在政坛中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党派，这，是中国古代政坛的一种特有的现象。董仲舒所授之学，也算是西汉初期的公羊春秋的一种学派。

西汉初期，孔子著作的《春秋》早就失传，而《公羊春秋》相传是战国时期一个齐国学子公羊高所著，但是，《公羊春秋》在战国时代一直是口传心授，并无文字传承。一直到了西汉初期，公羊高嫡系传承者公羊寿才与胡毋生一起将《公羊春秋》著作成为竹帛文字之书。但是，由于战国时期的《公羊春秋》一直是口传心授，这样，《公羊春秋》也在战国时期曾经流入民间方术之手，形成了以言灾异为重的另外学派。可以肯定的是，西汉初期曾经与董仲舒同为汉初五经博士的胡毋生所传承的《公羊春秋》不是与董仲舒所学习的《公羊春秋》同属一个师承学派，因为，胡毋生所传承的《公羊春秋》流传至今，这部典籍的主要特点，还是传达历史知识信息。但是，根据现在董仲舒所遗留文字看，特别是根据董仲舒的阐述公羊春秋大义的《春秋繁露》看，当时的董仲舒所继承的《公羊春秋》的理论重点，是言论灾异迷信之事，这与民间巫术有很强烈的关系。所以，笔者判断，董仲舒与胡毋生不是一个公羊春秋学派。

三，董仲舒急于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运用于政治，所给国家和他个人带来的麻烦

由于当时西汉时期的“五经”各自传承的师门不同，所以，这些五经弟子一旦进入政坛，自然会形成不同党派。其中，《公羊春秋》嫡系传人胡毋生的亲传弟子公孙弘就与董仲舒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其中，主要原因是董仲舒的一些学生因为胡毋生所传的《公羊春秋》是正派而转学到胡毋生学派门下，而公孙弘又是胡毋生的大弟子，公孙弘又与董仲舒同朝为博士学官，这，当然会让董仲舒极度吃醋了。历史记载，公孙弘曾经利用职权玩弄过一次被他视为是书呆子的董仲舒。

公孙弘（西元前200年—西元前121年）与董仲舒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读书人，公孙弘40岁以前都在民间放猪营生，社会阅历极其丰富，他60岁才参加国家太常举行的策论举士，由于他的文章能够结合社会实际而被汉武帝钦点为众策论第一名，他因此成为国家博士。后来，公孙弘因为时事经验丰富又升迁三公，被皇帝任命为丞相。公孙弘由于是苦出身，即使担任日理万机的丞相，他的日常生活也极其朴素，他将自己的俸禄多资助于贫困亲友，自己却常常是布衣素食，甚至担任丞相的他仅只有一条被盖，所以，公孙弘在朝野中口碑甚好。同为治学《公羊春秋》的博士，一个升迁位居三公之首的丞相，一个则是普通学官的博士，而且，公孙弘还拉走了自己不少学生，这对于一向认为自己有王佐之才和学识高深的董仲舒是不能够接受的，因此，自恃才高的董仲舒长期与公孙弘有矛盾，并时有冲突。

说到这里，笔者到是愿意就董仲舒的问题指出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中国读书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现实的区别。根据董仲舒遗留下来的文字看，他的确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想像力也非常丰富，即使他的那些持有荒诞迷信的言论，也应该算是他个人探索天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睿智思想表达。

但是，董仲舒有个中国读书人共通的毛病，就是他们在做着学问之中，就不由自主地会产生出想将他们的理想和个人学术成果去极力付诸于政治现实的妄念，这样，他们的政治欲望也就开始膨胀了，如果这种人一辈子不当官，那么，他就是个有自己思想主见的批评家，而且，是个锐利的批评家。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白衣文人和没有实权的言官，都是这样的人。只要他们安于做批评家或者言官，那也就罢了，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思想成果究竟是否实用，还可以被政治家们去选择性采纳，应该说，这是白衣批评家和言官的最好结局。但是，糟糕的是，许多学者一旦削尖脑袋进入官场当上了有实权的官员，他们就会异常胆大妄为地把他们的那些没有经历过学术检验程序的学术成果付诸于现实政治实践，他们实际上是把政治社会现实当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的实验场了，这样，后果就严重了，他们往往会因此给社会和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并造成一系列不良后遗症！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半坛子醋的政治官员是不少的。其中，董仲舒是典型的一个！

董仲舒当博士时，就给汉武帝上策论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以上这段言论，就是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著名反孔力士易白沙在他的《孔子平议》中所说的“汉武当国……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接词源！不知道大家看清楚董仲舒的这段策论的意思没有，董仲舒在策论中还在指责汉武帝时代是“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这就是说，连董仲舒都知道，汉武帝时代所执行的是不持一统学说的社会多元文化形态，这样，董仲舒才忧愤交加地建议汉武帝应该采纳他的建议“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也就是他建议汉武帝尽快确立国家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理论。而历史事实是，汉武帝当时并没有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那还是西汉末期的王莽掌握国家大权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说汉武帝时代就已经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当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缺少历史知识素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力士易白沙的自我呓语！糟糕的是，现在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都沿袭了易白沙的这种胡说八道！

不知道是汉武帝有意历练下董仲舒呢，还是董仲舒自己主动要求去当地方官，反正，董仲舒上了这篇著名的策论不久，汉武帝就任命董仲舒去担任江都国相了。“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相，根据推算，应该是汉武帝建元元年，即西元前140年。

江都国，是汉武帝的异母哥哥易王刘非的封国，在现今江南扬州一带，江都国相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与两千石的郡太守是同一级别的高官，也与朝中的九卿职官同属一个级别。

那时候，七王已经被平叛，汉武帝所实行的推恩令也极大地削弱和缩减了王公们的政治权力和地盘，王公们封国中的兵权也被中央政府所收回，可以说，董仲舒当这种国相，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不再像以前的那些国相在王公还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地盘上会当得很艰难。再说，江都易王刘非对出身于博士的董仲舒还是很尊敬的，没有对他有如何刁难，但是，为什么后来董仲舒就不做这江都国相的官了呢？现在历史资料中没有对其说明具体原因。但是，《汉书·董仲舒传》中连续记载了两件董仲舒在江都所干的事情，一是他劝导当时牢骚满腹的易王要安分守己，易王听了他的劝，说“善”，这说明，至少，董仲舒后来被撤职回家，不是因为易王有什么反叛行为连累了他，也不是一向骄横的易王给予了董仲舒的什么难堪，以至于让他当不好这个国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据说有王佐之才的董仲舒中途被免官回家了呢？

史书记载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汉书·董仲舒传》）

由此可见，当时的董仲舒当上江都国相之后，就把他的那些言灾异的学术思想付诸于江都政治现实了，这个董仲舒也是太胆大了，他抱着他自己的春秋学说在自己所管辖的江都国内实行了一系列言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的灾异政策，还带领老百姓去祭天求雨和在暴雨时候去祭天止雨，结果，当然就会造成一系列政局紊乱了，而且，他还不听劝告，一再刚愎自用坚持他的这种胡闹政治。大家想想，一个地方行政高官，不下功夫去根据现实需要去治安，却带头把自己的那些妖魔鬼怪邪说发展成为具体的政治政策，地方上出现了旱灾或者洪涝自然灾害，他这个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不带领老百姓去开渠引水和排涝，他却带领老百姓去祭天求雨或者止雨，这个董仲舒，真是搞笑到了极点了！

说中国历史上死抱书本和冥顽不化地坚持自己的个人理想主义去政治实践的鼻祖人物是董仲舒，恐怕是恰如其分的吧。中国历史上，上至尝百草而发明农业和医学的神农及其治水大师大禹，下到春秋战国那么多有名有姓的有作为的政治家，不都是董仲舒的政治官员样板么，他董仲舒不学这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却把巫婆神汉的那套搬抬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来了，大家说说，这董仲舒是不是很搞笑，或者说是不是很丑陋！

恐怕是因为董仲舒也太胡闹了，所以，后来他的江都国相的任期还没有结束，他就被中途撤职而贬成为了中大夫，“中大夫”这个职位，隶属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属于是没有政治实权的言官。这样，董仲舒第一次当官就摔了大跟头，降了一大级！被驱赶出了高官行列。

人贵有自知之明，董仲舒摔了这么大个跟头，他有应该有所觉悟了吧。但是，史书记载，被撤职以后的董仲舒还是一门心思的搞他的迷信学说，没有半点悔意，“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被撤职降官回家之后，他也懒于上朝，整天还沉湎在他的灾异之说之中不能够自拔，这时候，辽东汉高祖庙宇和长陵汉高祖陵园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在家居中又推算说这又是上天发怒要把当今天下和皇帝怎么样了，同为中大夫的主父偃就把董仲舒的书籍偷拿给汉武帝看，汉武帝还是尊重学术专业情况的，他没有武断下结论，而是把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等朝中儒者召集起来评论此书，结果，他的学生因为不知道这是董仲舒著作而把此书中的言论批评得一塌糊涂，说这样的言论非常愚蠢。这样，汉武帝就可以加罪于董仲舒了，真是没有想到，董仲舒竟然载在了自己学生手中。按照当时的司法，董仲舒不但马上被撤消了一切职务，还应该当死，但是，汉武帝还是爱惜人才，并没有杀他，而是放了他一马。从此，董仲舒就不敢在朝野散布他的那些灾异之说了。

事后，公孙弘又推荐过董仲舒当过一次官，史书记载，“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

由此可见，当时的董仲舒因为不服气公孙弘，他经常搬书本去讥讽公孙弘不如自己的学问好。公孙弘可能是觉得董仲舒书呆子气太重了，所以，当董仲舒一再攻击公孙弘的时候，公孙弘就故意把董仲舒推荐到汉武帝的另外一个哥哥胶西王的封国里去当国相，可能公孙弘认为让那些老耍嘴皮子骂人的书呆子去参与政治实践，就可以让政治实践医治好他们身上的那些好高骛远的毛病吧。胶西王也是个很骄横跋扈的王公贵族，所以，尽管胶西王还是很尊重董仲舒这个国相，但是，董仲舒担心自己今后又惹出什么祸事来，于是，他就故意称病撂挑子回家了，从此，董仲舒再不敢当官，而是安心著述了。这个董仲舒以前是政治欲望非常强烈，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他才真正搞清楚书斋读书人与政治家是不一样的，这，才让他彻底打消了当官从政去贩卖自己个人学术思想的妄念了。

看了以上董仲舒的做官阅历，大家应该看出来，这董仲舒就是一个不通时事的书呆子，他根本不是政治家的材料。而且，当时长期担任学官而不放外官的朝中博士不少，同为博士的董仲舒为什么不安心治学教育及其言官策论，而却极端热衷于当官呢？这大概是与董仲舒的自以为是而把自己给装进什么套子中去有关系吧。《汉书·董仲舒·赞》中根据刘向的说法，“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大家想想，这一辈子都在书斋中搞他的那个神神叨叨的天人感应学说的人，你说他这人的脑袋很聪明，你甚至可以评价他董仲舒有许多常人不及的奇思异想，你甚至可以称董仲舒是个不得了的思想家或者探索发明家，但是，这刘向怎么会说董仲舒的王佐之才已经超过了管仲、晏婴、吕不韦等著名政治家呢？那政治家是那么好当的么，政治家的才能是可以依靠读书就读得出来的么？！

由此可见，要么，就是同样为书生的刘向是惺惺惜惺惺而说出了这样没头没脑的话，要么，就是刘向曾经在董仲舒的文章中看到过董仲舒自己所抒发的那些怀才不遇想当官施展个人抱负的牢骚话，要么，就是董仲舒的学生为抬高自己老师在社会上散布过一些自己老师有王佐之才的妄言。所以，刘向才把一介书斋秀才的董仲舒说成为是什么具备了管仲、晏婴、吕不韦等那样有非常政治才能的人！

刘向的儿子刘歆到是比较客观，他在评论董仲舒的时候，就与他的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董仲舒是：“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汉书·董仲舒传·赞》）。刘歆认为，说董仲舒的治学才华超过了孔子的那些高足，说董仲舒的政治才华超过了管仲、晏婴、吕不韦等著名政治家，那，是言过其实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董仲舒两次当官经历都非常狼狈，他充分暴露出了中国许多读书人的那种政治欲望比天高，但是，实际政治才能却是低智商的共通问题！

读书人的学术成果，那是你个人喜爱有加的个人成果，其未必就是符合真理和实际的。所以，读书人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不要犯那种“自己的孩子自己钟爱”的毛病，任何学术成果，不管是自然科技成果，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当事人都应该按照严格的学术检讨程序，应该自己自觉地在小范围内去讨论和实验，多听取别人 的批评，并不断修正自己学术成果中的谬误。而且，特别是那些涉及政治社会现实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当事人更要谨慎，不要像董仲舒那样自以为是的胡闹，更不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官员权力去推销贩卖自己的那些还没有经过学术讨论和检验的又自我偏爱的学术成果，否则，你的胆大妄为就将给社会和老百姓带来灾难，甚至给你个人带来灾难！

现实政治社会实践，是不可逆转的实际社会运作，如果一个学者缺乏自知之明又狂妄自大，那么，他们往往就会犯董仲舒那样的错误，热衷于把自己还没有经历过严格检验和实验程序的个人学术成果拿到社会舆论场合和政治实践中去运用和炒作，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样的结果，往往因为政治现实的不可逆转性质，而会给国家社会和老百姓及其当事人自己都带来损害后果。所以，希望现今中国读书人，应以董仲舒那搞笑和荒唐的政治阅历为戒！

四，董仲舒的的“三纲”及其“天人感应”思想对中国政治生活的不良影响作用

严格说，董仲舒是个很有探索发明特点和敢于创新的读书人，他将天地人这三者联系成为一个一统的巨系统，他奇思异想地创造出了一个“天地人”三者可以互相感应作用的思想体系，应该说，董仲舒的这种学说，是现代西方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三论的先驱。

但是，综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大问题，即，董仲舒虽然以天道为基础，构筑了一个天地人互相感应作用的巨系统的政治思想文化体系，但是，董仲舒自己却绝对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甚至对天文学知识基本上是无知的！这就是说，董仲舒是在一片沙滩上构筑了自己的这套天人感应的政治思想体系。这，注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要产生出一系列荒诞的结果！

下面，笔者全录一节董仲舒表达自己天人感应学说的理论基础文献：

董仲舒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题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礼带置绅，必直其颈，以别心也，带以上者，尽为阳，带而下者，尽为阴，各其分，阳，天气也，阴，地气也，故阴阳之动使，人足病喉痹起，则地气上为云雨，而象亦应之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占视占瞑，副昼夜也；占刚占柔，副冬夏也；占哀占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着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陈其有形，以着无形者，拘其可数，以着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我们应该看得出来，董仲舒既无天文学基本知识，又没有养生学基本知识，他只是了解了一些天文学和养生学知识的皮毛而已，而天文学和养生学，就是他试图构建自己天人感应学说理论的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董仲舒的形象类比思维特别好，他很善于类比联想和举一反三。这就是说，董仲舒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思维特别发达的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和诗人，但是，这样的人，则很不适合搞什么必须非常严谨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研究。董仲舒，肯定是选择错了自己治学的方向了。

董仲舒时代，中国的天文学已经比较发达，那时候，宫廷中专门设置有黄工部门以专职研观察和研究天文学及其历法，即使是当时朝廷中所设立的太史令这一职务，实际上也职业的天文学官员。民间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学家，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是必须高度关注和仔细研究天文学知识的。再因为中国上古就有神农氏等先皇发现和发明的医学和养生学的传统，所以，西汉时期的中国，医学和养生学也已经非常发达。但是，我们今人却无法从董仲舒遗留的那些关于天人感应的文献中看到这些知识元素，他的文献中更多的是一些天人形象类比比喻的表达，比如，他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这些，他有什么根据呢？董仲舒亲自去解剖过尸体吗？如果他亲自去解剖过人体，那么，他就不会这样牵强附会的胡说八道了。

而且，从哲学思维上审视，董仲舒建立天人感应这样的巨系统学说，本来应该使用立体辩证思维，但是，从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中，我们看不到董仲舒的这种立体辩证思维，而是更多感受到了他的二值线型形式逻辑思维特征，这就是说，董仲舒是使用天尊地卑和阳尊阴卑这样的典型的二值形式逻辑思维在思考他的天地人关系的，这样，他最后当然就要制造出一个上下尊卑严格和固定不变的纲常伦理价值体系了，于是，他就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批孔运动时期，那些缺知少识的革命斗士们硬是栽赃说孔子制造了压抑中国几千年的“三纲”，这，当然不是真的！孔子的确说过“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我们明显看得出来，孔子这里所强调的“君臣父子关系”，是要表达说社会生活中的每个社会角色都应该尽好自己的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不要发生秩序关系的错乱，否则，就要发生社会紊乱，大家最后连饭都吃不上了。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把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强调到一个铁板固定的上下尊卑关系上。

但是，纵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由于董仲舒自己严重缺乏天文学知识和养生学知识，所以，他无法去清楚表述天人关系的内在联系，他只能够用自己的耳眼鼻喉身等感官去具体感受天与人的关系，这样，在他是眼睛里，“天”当然就是至高无上的了，“天”一旦发生剧烈的干旱和雨灾，那人是很难以抵抗的，这样，他就把本来表达互相生克辩证关系的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理论，也强行解释成为了一种固定不变的上下尊卑关系了。这董仲舒一旦这样去理解天人关系，那么，他当然就要把他并不清楚的天道理解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了，并按照他习惯的类比思维，去把人间中的君主、父亲和丈夫也理解成为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中的绝对尊严存在了，这，就是董仲舒的学术毛病所在。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董仲舒的“三纲”，是由于他自己的知识严重缺陷所孕育出来的一个政治社会伦理怪胎产物。说形象点，这就像是由于产妇体虚和孕期中沾染了不干净之物质，所以，产妇就生育出了以一个怪胎孩子！董仲舒的这个怪胎孩子，就是他的“三纲”。

东汉初期的“白虎观会议”，是继西汉时期的汉宣帝石渠会议之后的中国第二次大型文化会议，如果说第一次的决定统一五经版本的石渠会议是一次有利于中国文化进步的会议的话，那么，这第二次的东汉初期的白虎观会议，则不那么好了，这次的白虎观会议发挥了董仲舒的“三纲”思想成果，把这个理论怪胎打造成为了国家社会文化伦理的“三纲三纪”，从而奠基了中国的君权、父权和夫权的至高无上的专制文化基础！所以，检讨和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是不能够采取革命大批判那样高呼口号方式的，剔除中国文化中的糟粕，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寻找准确病灶，不能够学洪秀全那样高举外国精神文化旗帜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横扫一切的“斩邪留正”！

笔者毫不怀疑董仲舒是怀揣一颗良好的救世救国救民的心态去治学他的公羊春秋学问的，但是，综观董仲舒的学术素养，他严重缺乏严谨的理论家思维，他而是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思维。他理论基础知识薄弱，又不愿意下死功夫去钻研天文学和养生学的基础知识，他很热情一切，还认为自己有王佐之才能，他心比天高，读书治学也敢于三年不出家门，长期甘于寂寞泡在他的个天人感应的研究之中，但是，他选择错了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在自己基础学问知识都还没有过关之前，他就强行去构建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了，最终生产出了一系列怪胎理论成果，这些怪胎理论成果被一些有专制欲望的君主和有奴才德行的文人所利用，最后，导致中国专制文化达两千多年之久！

西汉末期，中国也出了个构筑了天人合一思想文化体系的大思想家，这就是扬雄，扬雄的《太玄》也是在研究和构建天地人巨系统互相运动作用的文化思想体系。但是，综观扬雄治学的一生，就可以发现，他与董仲舒简直不是一回事情！扬雄自己本身就是个天文学家和养生学家，他为著作《太玄》而积累了几十年天文学基础知识和养生学基础知识，所以，至今，扬雄的《太玄》中的许多学术成果也可以为今人所用。

五，董仲舒开辟的祭天求雨、谶纬迷信和养士制度文化

大家看了以上论述，就应该知道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的祭天求雨这种迷信习俗的来源了吧。“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自己的《春秋繁露》中论证了不少关于祭天求雨的问题，他并不是把这种论证当成为纯粹学术的，他而是将他的这种祭天求雨的主张作为政治策论上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把他派到江都担任国相之后，他又在那里疯疯癫癫地实践过自己的这一套天人感应的政治措施，结果，搞出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从而被汉武帝撤职法办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大概是因为历朝历代的文人为尊者讳吧，特别是元朝以降董仲舒因为搭上朱熹理学升温之车而进入文庙配祀孔子之后，董仲舒在中国读书人中的大儒名声大张，这样，董仲舒开创的荒诞的祭天求雨等迷信东西，就开始走俏了，从而形成了中国官方支持的民间习俗，到现在，这样的迷信习俗也不能够说就完全消除了。

董仲舒治学一直都有神神叨叨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像董仲舒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眼神也经常是定的，见到人，他就热情和神秘地去给人们大讲鬼神妖魔的那些东西，并喜欢用天去吓唬人们。当人们不信的时候，他还很着急，他翻开春秋书籍，引经据典地论证说这些吓人的东西都是真的，他生怕别人和别人的家庭会有灾难，这样，董仲舒的好心就逐渐感动了不少人，于是，这个嘴角经常都冒白沫的小老头，就成为了人中的神仙了。

其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应该成为一门宗教，董仲舒本来是有资格成为这门宗教的师尊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这个一辈子神神叨叨的老头竟然以一代大儒的名声在外。这，就污染了中国的儒家正派学说了。

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流行社会以后，中国就兴起了一股子利用经典文献去进行谶纬活动的风潮，其实，这本来就是董仲舒所学习的公羊春秋的基本精神所在。这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认为，董仲舒是中国的第一个迷信理论家！

中国本来是个文士和武士自由流动的国度，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士和武士，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流浪于各国各地自由寻找主人去出卖自己的知识才能，文士们的这样地位和处境，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之所以人格独立自主的主要原因，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人才辈出的原因。但是，自从中国官方设置了“养士”制度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成为了官家豢养的走狗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立场从国家和老百姓两者身上转移到了皇权和官家身上，这走狗是必须要看着主人的脸色和需要而思想行动的，因此，自汉朝之后，中国就千年才能够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思想大家了。这就犹如宋朝王安石在赞扬西汉思想家扬雄所说的那样：“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王安石就发现，自西汉以降，中国是千年才能够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思想大家。因为，在被官方包养豢养的养士制度下，读书人是难以真正独立自主思想和言行的！

现在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中国官方包养豢养读书人，是董仲舒最早在对汉武帝所上奏的策论中提出来的，董仲舒说：“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汉书·董仲舒传》）

根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当时的确采纳了董仲舒的这个对策，本来，当时西汉初期的国家太学和博士，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参谋场所，当时汉朝唯一的地方官学的成都市的石室蜀学中的学生，也还没有被官方完全包养，只是作为官吏准备人才的学校，学生上学需要自费。但是，自董仲舒这个养士对策被采纳之后，中国读书人一旦进入学校，学校就要免除读书人本来应该尽的国家税赋义务，读书人一旦从学校毕业，还要给予各种社会功名和优待，这样的养士制度，看起来是好事情，免除了读书人学习的后顾之忧，但是，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从此，中国读书人就像是猫狗那样给包养和圈养起来了，这样，中国读书人就从此不得不依附于官僚政治集团为生了。这样的养士制度，是导致中国读书人热衷于搞政治和兴风作浪于政治，而中国的科技发明成果却因此而越来越稀少，因为，官方对政治文士的优待，当然会刺激中国读书人往这个圈养场所中钻。

所以，董仲舒的养士对策，是中国之所以长期不能够成为自然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发明创造强国的主要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