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痤疮怎么治:谁是教育家

当“教育家办学”成为一个实践命题时，“谁是教育家”的问题，便成了实践领域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所关注的话题。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秉承“呼唤教育家成长，推进教育家办学，分享教育家智慧”办刊理念的《教育家周刊》再次抛出“谁是教育家”的追问。
    谁是教育家？
    教育家一定是敢于用行动回应堪称“国问”的“钱学森之问”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野生”的，“散养”的，而非“圈养”的，奉指令办学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双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是双手能把握好教育方向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人。他们敢于躬身教学田野，回到一线实践中去，是从庙堂走向课堂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今天的教育人云亦云者众，而特立独行者寡，当学校成了官场、商场、市场的时候，教育家首先是敢于坚守教育理想和教育底线的人，是拥有自己独特教育主张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没有耀眼的光环，可以不居庙堂之高，可以在理想的坚守上有些偏执，他们是草根，但一定有英雄本色，他们是改革者，但一定与理想有关，他们选择的是一辈子不可能再做其他选择的职业，是那些终身以教育为志业的人，教育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他们改造社会，推动文明的途径……
                                                                                                            ——编者

教育家是双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
□　成尚荣

    “谁是教育家”是一个不错的话题。其实，这一话题倒不在于具体地指向哪个人是教育家，其真正意义在于，讨论什么样的人才是教育家，抑或说，教育家的特质究竟是什么。通过讨论，我们就会确立基本理念：教育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某个行政部门授予的。
    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来判断谁是教育家，不过，关于政治家的标准倒有一个。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说：“有资格将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对事业炽烈的热情，二是对实现目标的神圣感和现实责任感，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只有这种情、意、知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才有资格做政治家。”教育家与政治家是有差异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认定，教育家也应是将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人。
    如今，教育的历史舵轮正驶向哪里？《教育规划纲要》非常明确地指出：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因此，教育的舵轮必须坚定地行驶在素质教育的航道上，教育家的双手必须牢牢地把握好这一方向。要知道，教育是对未来的定义，素质教育是指向未来的，是为了未来的，是可以创造未来的，是可以让中华民族再一次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有这样的认识和把握，才算得上有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才算得上有实现目标的神圣感和责任感。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有些“名校长”和“名教师”，也包括一些教育科研工作者，至今都在为应试教育“打抱不平”，甚至要为应试教育正名，在行动中总是打上应试教育的印记。这样的人，怎能称得上是教育家呢？这样的人，哪还有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可言？这样的人肯定与教育家这一神圣的称号沾不上边。
    我所理解的马克斯·韦伯的“对事业炽烈的热情”，应当表现在对教育理想与理想教育的追求上。由此，我们自然会想起清朝著名军事家左宗棠的话：“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择高处立，指的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要在“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时候，“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天涯的尽头，正有理想闪烁着光芒。说到这里，总有人批评说，你们总是讲要有理想，要有梦想，可现实呢？不可否认，现实不如人意，可一点理想都没有的人，怎会有炽烈的感情？怎会用理想引领现实的改造和建构？况且，左宗棠说得十分完整：不仅择高处立，还要在平处坐，而就平处坐，又不是画地为牢，而是在脚踏实地中，面向宽处而行。教育家就应当是如左宗棠所要求的人，是理想和现实双向建构的人。一个是论述政治家，一个是论述军事家，但似乎他们都是在对“谁是教育家”所作出的回答。
    如果这样论述还缺少一点教育家特质的话，那么，我认为教育家必须有自己的教育主张和风格。教育主张，就是教育思想，不过，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更具个性化，也更鲜明、更坚定。远的不说，且说陶行知、叶圣陶，且说斯霞、李吉林，哪个没有自己的主张？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斯霞的童心母爱，李吉林的情境教育，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和独特的色彩。此外，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话套用在教育家上是最合适不过的：教育家是靠思想站立的，教育家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在于自己的教育主张。
    教育家是有鲜明风格的人。风格是教育家的最高境界，风格也是区别教育家的显著标志。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爵士将西方思想家与作家分为两大类型：狐狸型与刺猬型。狐狸型意指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型，但缺乏深度；刺猬型则有一中心主轴，自有一套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绵厚精深。因此，有人将这两种类型当作两种不同的风格。我并不认为狐狸型有什么不好，但是倘若大家都朝“狐狸”努力，也许就没有一只“刺猬”了。因此，教育家应当具有“刺猬”的精神，更显“家”的风范与风格。
（作者系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教育家是谁
□　梁 杰

    谁是教育家？这是一个亟待澄清和回答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引起广泛反响的时代命题。笔者以为：教育家必须是懂教育的人。
    何谓“懂教育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尊重并敬畏教育规律与价值，具有一定的教育理论修养，并且深深扎根于第一线的教育实践者”。
    这样的诠释似乎过于泛化。好多为人父母者懂教育，一些为官主政者懂教育，就连那些在日常的生活中试图劝勉、说服、影响别人的人，也懂教育。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是教育家。只有那些终身以教育他人为己任，且又懂教育的人，才是教育家。
    由此看来，教育家应该是职业的教育者。然而这样的限定仍然不够准确。一个人虽然终身从事教育，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就是教育家。因为，他的教育对象终究是有限的，他只教育自己所面对的一部分学生，并且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教育有限的人。
    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丰富教育家的内涵，以此缩小教育家的外延。第一，教育家具有无限性。不仅教育直接面对的一部分学生，而且能够深深地影响其他人。第二，教育家具有永恒性。不仅教育同时代的人，而且还教育后代的人。
    那么，当今中国有这样的教育家吗？这个问题早就有人问过，也有过争议。笔者的看法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有作家、画家、科学家等，为什么就不能有教育家呢？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也说过：“有13亿人口、2.5亿学生的中国没有教育家，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也与事实不符。”而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孙孔懿先生在《论教育家》一书中，通过对古今中外教育家的形成环境和规律进行研究，得出了“不信今日无古贤”的结论。
    所谓“家”，其实是人民大众对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的一种尊称，是对他们取得成就的一种肯定。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学校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实用型人才。“文革”十年浩劫，教育受到了重创，教师地位也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席卷而至。“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这让教育背上了不太好听的名声。但教育的改革，也催生出众多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教育家，譬如斯霞、霍懋征、魏书生等。在时代呼唤“教育家办学”的今天，给他们一个“人民教育家”的名衔，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泗县第二中学）

重估教育家标准
□　敢 峰
    对“钱学森之问”大家都很关心，但又总觉得没有下文。我认为，对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温总理提出的“要提倡教育家办学”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好的正面回应。
    接着问题又来了，“谁是教育家？”在《中国教师报》上讨论“教育家办学”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围绕着教育家问题，包括怎样成为教育家，展开了方方面面的讨论。
    “谁是教育家？”乍一听，似乎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再细一想，却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观念上的，把教育家神秘化了。各行各业都有一大批这个家那个家，为什么唯独在教育界找不出教育家？难道那些终身从事教育，桃李满天下，为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不是教育家吗？对此，大家已经有较广泛的共识。而另一个方面，从教育领域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又缺乏高端的有真知灼见，能开拓创新、为世师表、引领青年和社会潮流的大教育家。“谁是教育家”之问，从反映这种状况的意义上来说，却又是值得重视的。
    高端人才的培养需要有高端人才的引领。于是，问题似乎又回到了“钱学森之问”的原点。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高端的人才（包括高端教育家）？这个问题虽然牵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我国在教育改革上的延误和不到位造成的。2011年6月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是《回应“钱学森之问”》，附于文后，供大家思考，我就不再重复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高端教育家并不是学校可以直接培养出来的（身处教育殿堂的教育家，也未必就是真正的高端教育家），要经过一个实际的锻炼和成长的过程。能引领教育潮流的大教育家虽不常有，但教育家型的各种教育工作者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假以时日，其中也必有人在主客观的条件具备时，能脱颖而出，成为大教育家的。对此，我不但不悲观，而且寄予厚望。
    在当代中国，要成为真正的高端教育家，我认为：
    一、要有炽热的教育使命感和“愿天下子女都成才”的教育情怀。
    二、要有改革创新精神，独立思考的思维品格，以及在求知和实践过程中永当“小学生”的学习态度。
    三、要冲破应试教育的枷锁和超越就教育论教育的狭隘眼界，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立足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勇于实践，百折不挠，多思善辨，探索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并从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中广集教育智慧，使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能力不断深化和提高。
    四、要“壁立千仞”，不追逐个人名利，不为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教风、学风所动，坚守高尚的教育人生和精神家园。
    去年我写过一首题为《峰岸曲》的诗，本是用来自励的，现借此机会献给大家，与大家共勉。
    信守底线，追求极致。拳拳此心，灼灼我志。俯仰天地，莫愧于兹。晴也由之，雨也由之。
    岸是底线，峰乃极致。岸不可摧，峰无尽时。笑傲风浪，愧言仰止。峰岸相望，伟哉我师。

■链 接

回应“钱学森之问”
□　敢 峰

    教育是人才的反求工程，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求工程。说到底，教育改革就是依据这些“反求”对教育进行兴与革。
    教育改革有两个战略重点：一是广开学路，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二是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才的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当前我国的教育是实现三个转变的重要时期：（1）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2）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3）从单纯传授知识和繁琐主义教学向注重基础、启迪智慧、开发潜能、发展学生创造力转变。由于各种原因，举步维艰。教育事业发展快而改革慢，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对改革的认识也莫衷一是。于是，许多人又将目光转向西方，对此我是不赞成的。
    教育改革是一道全球性世纪难题。高等教育，美国等某些西方国家仍领风骚；中小学阶段教育，东西方各有长短。在当前我国教育改革问题上，应集我国和西方教育之长，摒其弊端，坚定地走“以我为主，融合创新”之路。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所作为”。少远见，缺乏作为，许多事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这实在是教育的“时代之痛”。
    钱学森的“世纪之问”，话锋直指教育改革这个要害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诸如：错失了“文革”后教改的大好战略时机，致使应试教育大行其道，泛滥成灾。大学管理官化，学风浮躁，创新精神未真正树立。人才软化和人才埋没现象严重存在。一句话，就是教育改革不力，不到位。那么，在我国几十年的教育中是不是就出不了高端人才呢？也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第一，高端人才往往并非教育直接培养出来的，归根结底，是时代造就的，因为它牵涉到其他诸多因素，教育主要是一个根基；第二，还有一个人才埋没问题（即“潜人才”问题）。我坚信，在并不成功的教育中也一定能出现杰出的高端人才，在历史和科学发展史上就是这样的。因此，还需要把培养人才的教育工程和造就人才的社会工程统一起来研究，即不但从教育学还要从人才学的视角来进行剖析。人才并非都在殿堂里，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现在还缺乏这个机制。
    在宏观上，我是主张广开学路、不拘一格育人才和广开才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要把培养多层次人才的全民教育“大金字塔”同致力于培养高端人才的“小宝塔”统一起来，形成两者相通的H形“双塔”教育模式，避免陷入“应试教育+学历社会=‘生物机器人’制造车间”的泥潭。特别面向后工业社会，更需要这样，我想将来也一定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