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素痘印怎么去掉:[转贴]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与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画

[转贴]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与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画                                                舆论一律于 2011/12/8 11:46:4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凯迪西南                                                                                                                                                     王良学     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似乎多认为这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胡德平先生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偶然”，说“‘文革’的结束决定了改革的开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改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7年”。我赞成胡德平先生的观点。本文研究毛泽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与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画，不可避免地要把视野伸展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建设强大的人民共和国，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突出主题，更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者心中唯此为大的宏愿。对史料的研究告诉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立党的理论基础的政党，必然是一个以革命性和开放性为其主要特征的党。否则，他的先进性也就失去了内在的根本的依据和外在的不竭的动力。    一、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独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30年    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态，开放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表现。1921年至1949年近30年的岁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独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30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改革创新之举有二：一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古田会议”，确立“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等根本原则，做出决议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要“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而在此之前，红四军主管军事的领导就坚持认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二是在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等。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改革创新之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是把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并具体规定在政府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中等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支持。二是根据各抗日根据地一度困难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采纳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于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的主张，压缩军队和政府人员的数量，提高质量，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巩固了根据地。三是进行边区的经济改革，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四是指挥打仗、抓经济改革的同时，提出并领导了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建设及文化改革，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反对为地主资产阶级和汉奸服务的文艺；提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正确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文艺改革，不久便涌现出一大批好的音乐、戏剧、小说和诗歌，使根据地的文艺欣欣向荣。    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恢复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由于他们的积极参军、参战和努力生产，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初平叛、剿匪与政权建设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写文章，没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就无从下笔    新中国诞生后，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百孔千疮、一穷二白，万事都得从头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以改革来开道的。面对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摊子，毛泽东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每个城市解放后，即着手大力整治、坚决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娟、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很快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了这些丑恶现象，形成了新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全世界进步人士惊奇和称赞。    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古今中外都称得上是社会改革方面的伟大创举和经典之作：在城市，通过和平赎买、五反运动、收购统销、公私合营等办法的实施，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正如毛泽东所说：“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渐进式质变而完成的。”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启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步伐。实质上，“三大改造”及“三大改造的完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    1959年在西藏地区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参加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奴隶主，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彻底消灭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继续前进呢？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理论建树，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是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完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人。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是为了推翻旧制度、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为社会主义时期，不断推行不只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新中国从一诞生起就重视开放门户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开放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两厢情愿”的事，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要开放，敌人要封锁，就开放不成。比如上海，“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说：“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既是开放思想的通俗表达，又明确表达了“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坚决态度。    在美国实行“对华贸易制裁”，蒋介石的海军封锁祖国内地港口，禁止向祖国内地输出各种战略物资，仅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个国家的两百多艘商船遭到蒋介石海军拦截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是面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决定与中国建交。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订了苏联贷款帮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年利率仅为1％。后来，苏联又援建中国156个大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毛泽东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毛泽东主张区别对待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他说：巩固同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时也要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毛泽东以伟大国际主义者的战略眼光，无私地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仅1971年到1973年，中国向越南的援助金额就达近90亿元人民币。对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都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这些援助，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1971年10月，在主要是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权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23个国家建交；1956年到1965年，又与亚非拉国家以及法国和南斯拉夫等24个国家建交；1966年至1976年，又与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64个国家建交；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1个。这无疑是打破封锁、扩大开放的丰硕成果。    四、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勾画    革命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而现代化需要革命来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毛泽东比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更急切地希望能把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大、做强。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的目的还是在于生产、建设、发展上。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中国人民提出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    197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毛泽东在驾驭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继续前行中，更多地把眼光移向辽阔的远方。1970年7月，以安德烈?贝当古为团长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安德烈?贝当古一行时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是毛泽东关于超级大国和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萌芽状态，也是毛泽东要只争朝夕，加快加大加强中国与国际对话，特别是与超级大国对话的思考的表露。    当时，毛泽东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在做两件事，一是选择“榜样”，二是选择时机。毛泽东选择的“榜样”，就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就集中表达了他不仅要开启、加大与美国的对话，还要加紧布局，利用美苏矛盾，开辟中国对外交往和开放的新篇章。当斯诺谈到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时，毛泽东借题发挥说：“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这一段谈话，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中国要开放大门，欢迎包括尼克松这样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在内的美国右派来华；二是与美国比，中国的生产水平有差距，他期盼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但社会制度比美国强。两个意思，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发展经济。    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了尼克松的做法，在国内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几个月后，1971年3月19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代表队庄则栋等，遵照周恩来再三提出要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方针的要求和《人民日报》报道的毛泽东对斯诺“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谈话精神，与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等友好交往，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美国队的拉福德?哈里森，主动登门求见中国代表团，并提出了惊人的要求：“你们在世乒赛后邀请了我们北边的加拿大访问中国，也邀请了我们南面的哥伦比亚，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啊？”    据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荣、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消息传回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联合提出“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报周恩来。4月4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4月6日，毛泽东圈阅了报告。但当天毛泽东得知庄则栋与科恩交往的消息后，夸奖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是日深夜，毛泽东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并嘱“赶快办。来不及了！”因为世乒赛赛程已完，闭幕在即。毛泽东对于开放国门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五项具体措施。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12月和斯诺谈话时预料的那样，尼克松于1972年上半年的2月21日访华。小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二十多年的国门，震动了地球，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已是暮年的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了结了一个心愿，为中国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拓了对外开放的新道路。    二战后的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在推动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毛泽东着力推动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不只是“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与美国相比，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对中国有欠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更积极地做争取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了民间友好洪流，最终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29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宣告：“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政府间的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上述表明，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人民在两个30年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坚持不懈的卓绝奋斗和功绩，便没有中国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