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神丸高达模型:读城记;广州 (易中天)

□作者：易中天

［作者简介］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以及“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 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2200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是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

上图：清嘉庆年间，外国商人在广州繁华的十三行商店购物。广州人对“番鬼”，从来见怪不怪

一、怪异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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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感到怪异。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实在是大同小异。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饮食略有差异化，街道、建筑、绿化、店面、商品、服务设施和新闻传媒，都差不太多。

然而广州却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进广州，感觉往往都很强烈。第一是眼花缭乱，第二是晕头转向，第三是不得要领，第四是格格不入。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唔知———编者），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何况广州人的容貌是那样的独特，衣着是那样的怪异，行色又是那样匆匆，上前问路，会不会碰钉子？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广州话虽然被称作“白话”，然而一点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更难懂的是闽南话）。内地人称之为“鸟语”，并说广州的特点就是“鸟语花香”。语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广州最感隔膜之处。

广州话听不懂，广州字也看不懂（尽管据说那也是“汉字”）。你能认出诸如“呒”、“咁”、“唧”，见过“口者”、“叻”、“啱”之类的字，就算你认识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词。比方说，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也许会懂得什么是“巴士”，什么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却不一定懂得“的士够格”（决非出租车很够规格的意思）。至于其他那些“士”，比如什么“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贴士”、“晒士”（士多—买香烟、水果、罐头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的士够格”—唱歌夜总会或有小型乐队伴奏的夜总会。多士—烤面包片。卡士—演员表。菲士—面子。波士—老板。甫士—摆姿势。贴士—小费。晒士—尺寸）之类，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骨”，满街都是“金及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现在不大能看见了),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广州满街都是骨科大夫,为什么会"立等可取"？结果弄得外地人在广州便变成了"识字的文盲"。听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涂)啦"。

一个外地人到了广州,往往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们的菜谱:猪手煲、牛腩粉、云吞面、鱼生粥,这算是最大众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领。至于"蚝油"、"焗"、" "之类,外地人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因而常常会面对菜谱目瞪口呆,半天点不出一道菜来。有人曾在服务员的诱导下点了"牛奶",结果端上来的却是自己不吃的"牛腩",他哪里还再敢问津"濑尿虾"？

更为狼狈的是,外地人到了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还是"禁止男人进入的界限",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不敢擅入。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我还在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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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包括广州在内,远离中央政权的岭南,历来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大庾、骑田、萌诸、都庞、越城这"五岭",把北方吹来的风挡得严严实实,而南海的风又吹不过五岭。于是岭南岭北,既不同风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种"。岭南人颧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肤色较深,与北方人在体质上确有较明显的区别。再加上语言不通,难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粤土,便会有身在异域的怪异之感。

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毛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蚱(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广东人视为怪异而与之划清界限。据说,当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时,弘忍便曾因他是"岭南人"而不肯收留,说:"汝是岭南人,怎生作佛？"谁知慧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一句话,说得湖北人(一说江西人)弘忍暗自心惊,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也传给了他。

慧能无疑是使北方人对岭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禅宗衣钵后,连夜逃出湖北,回到岭南,隐居十几年,后来才在广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孝寺)脱颖而出,正式剃度受戒为僧,以后又到广东曹溪开山传教。不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虽然远播中土,风靡华夏,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岭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但他传播的,却并不是岭南文化。佛教和禅宗的主张,是"众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么会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们到中原去传教时,说的一定不是"岭南话"。

岭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潮商品……但让文化人最感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潮"、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州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射"、"菲林"、"派对"、"拍拖"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流行。

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

上图：上世纪30年代的街头卖衣小贩

上图：市集从来都是市民揾两餐的地方

二、天高皇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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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纪清庭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的“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表”，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是，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则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番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番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番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上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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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是；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等（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相反，一本正经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

（待续）

上图：民间喜庆活动中灵动的舞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