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canada.ca:《我的抗战》看片会文字实况

    文字很多，终于整理出来，错漏之处甚多，大家慢慢看，多多担待。我们的御用速记员小树同学崴了脚，躺在病床上，为我们整理了15日的现场录音。祝他早日下地，继续担当每次讲座的人肉屏风。
    特别声明：本篇文字谢绝一切转载，特别是那些喜欢断章取义的平面媒体。

　　柴静：首先感谢“文津·清影·放映——以影像关怀世界”为本次活动提供放映场地。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小崔了，几年前在台里的时候，经常听他说我们的社会很“二”，从那个时候起，他其实已经扭头、转身，开始回望历史。回头看一看身边，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或多或少的在这个阶段都有转头回望历史。也许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现象，也许有人觉得我们被历史折衷化，被这个现实折衷化。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采访小崔和他的团队，首先我们请《我的抗战》的总导演曾海若。
　　曾海若：你好。
　　柴静：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基本情况，因为我们刚看了片子。在中国拍抗战题材的片子加起来不下几十部，为什么小崔这个团队要做这样一个片子？
　　曾海若：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团队这些人，而是我们这个片子第一次见这么多人。对制作者来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大家的看法，我特别希望一会儿大家把感受说出来。
　　另外我看到今天我的一些老师也来了，我挺紧张的。我不知道这个片子到底怎么样，因为自己置身其中太久了。
　　这个片子要回溯起来稍微有点早。崔永元大概从2002年之后就开始筹划做一些《实话实说》之外的事情，首先是《电影传奇》，最早的《电影传奇》应该叫“我的电影传奇”或者“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因为它特别个人化，特别突出自己的记叙。后来做着做着，采访的老电影人越来越多，就发现这样不对，电影它不仅是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它涵盖了中国百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做《电影传奇》不仅是做电影背后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做那些老电影人告诉我们的历史，那些历史有些是战争的，有些是政治运动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所以逐渐变成了另外一种“我的电影传奇”——“老电影人的电影传奇”，逐渐注意了“历史”这个概念。
　　到2006年，小崔做了《我的长征》，把“我的”概念更加强化了。他招集了一群城市的中青年去体会长征这条路，在这个过程中小崔一直没有停止对于历史的爱好，也寻访了很多老红军。《我的长征》做完之后，我们的这个团队就形成了对于某段历史制作“口述历史”的想法。2007年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想法，逐渐开始做。
　　柴静：为什么会选抗战这样一个看上去很主流的题材？
　　曾海若：最开始我们收集口述历史的时候有很多的方面，有外交、战争、文化各种门类。实际上作为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来说，抗战、战争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格局，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抗战，所以选择了抗战。抗战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做。
　　柴静：但是你要知道，国内拍抗战的片子已经很多了，而且他们有大量的史料、资源，很多已经被他们挖掘得差不多了，你们要选择切入，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曾海若：首先我们的一切出发点就是口述历史。我们做片子不是今年我要做抗战，明年要做什么。我们找了很多的老人，抢救性地采访了很多老人，都是八九十岁、上百岁的老人，他们说了很多的东西，有抗战，也有别的，什么都有，我们根据近期的成果汇总，从去年开始，抗战这一块差不多了，基本上成型，刚好2010年又是抗战胜利六十五年，就确定做抗战。
　　柴静：这个模式在电视台的创作中是非常罕见的，第一是成本非常高，第二是其他节目采访的目的性非常强，拿到要的东西就走了，你们这样做其实是很反常规的。
　　曾海若：这个一会儿让小崔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构架。我的工作是根据采访组采访的内容，决定做什么东西。我们的片子要想和别人有所区别，有几方面，首先是我们的采访要有足够的宽度，那么做节目的时候，各个门类的人，各个行业的人，就都能汇总过来。刚才大家看的这两集片子不是那么典型，有好多其他的题材，比如说，我们曾经专门去做了滇缅老兵的采访，但是09年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说大概有四十个老人都没了，这种情况特别多。我们把02年做的采访、03年、09年做的采访全部汇集到一起了，这是这套片子最重要的特征。
　　第二是这部片子的故事性。这是我们团队特别追求的一个，就是尽可能的电影化。当然不可能那么标准，但是我们尽可能让这个片子有电影的节奏，比如我们用影视动画来加快节奏，试图让这些老人变成三十多分钟电影的主角。我老是说，实际上你把它当成电影就好了，把他们当演员。其实他们就是演员，看他们的表情，他们回忆时候的眼神，其实就是演员，甚至演员也演不出来。
　　柴静：这个说法可能会有争议，来之前我听同行讲，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做历史叙事，是不是缺乏客观的态度，让纪录片特别重感情和情绪？
　　曾海若：这是我们讨论最多的事，关于纪录片的责任问题。我觉得我们的任务是普及，我们第一不是研究，不是告诉你大的格局是怎么回事，我们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一群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状态。我举个例子，我们的技术员小兰，她是八零后，实际上对于那段历史没有概念，但是并不代表她没有接触过这段历史。她上过学，都看过这些东西，接触过很多带有宣传色彩的东西，可她明显不感兴趣。而在编片子的时候，我们经常熬夜，我经常看到她很激动地过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都是鲜活的历史，你要说这就是历史，我觉得不一定。我自己的看法不代表我们这个团队的看法——我认为其实无所谓，你可能很难触摸到直接的真实的历史，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历史就是这些人，他可能讲的是错的，是反的，是假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当事人，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你能够模模糊糊感觉到一种东西，我觉得那种东西是我们今天能直接触摸到的历史。比如说你听了他讲述之后特别感动，觉得他挺爷们。这是给你传递的信息，普通人不是历史学家，再去考证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当事人每个人都会带有一种“历史的尘埃”，我给你看到就好了。这是我们做口述历史影像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你看到当事人。我们尽量避免采访子女和研究者，我们要采访当事人，子女也是从他的角度来说，说他们感受到的东西。这是我们了解历史最捷径的方式。
　　柴静：你刚才说你的片子是要普及，要给什么样的人看？
　　曾海若：一定是年轻人，对我来说特别想要八零后甚至再年轻的人看。我觉得他们的脑子更干净一些，更容易接受一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些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元素，比如说动画，我们请电影学院的一个团队专门来做动画。我们会用一种快节奏的方式叙述，甚至用相对主观的方式来叙述，不求特别的客观。但是会直接戳到你心里，你哭了，你很激动，你会记住这个事。我们就是想提个醒，提这段历史的醒，你必须注意方式方法，你得好好说，你得说得生动有趣，你不能还用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大多数方式去说，你要使用他们认同的方式。
　　柴静：他们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知道你的过去？
　　曾海若：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很多人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过去的一些事，或者他看到很多文字描述的过去，不知道。觉得那些都是课本上要学的东西而已。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说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像“八百孤军”一样，描述的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历史人物，他是我们的父辈、爷爷辈的，他们和我们是有关系的，是有本身的关系。我给我们片子的定位是“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柴静：你说片子是针对年轻人，你是七零后还是八零后？
　　曾海若：七零后。
　　柴静：你对这些内容了解吗？
　　曾海若：大概了解，看过一些书，但是书和这个不一样。不看脸是不行的，一定要看脸。
　　柴静：脸上有什么？
　　曾海若：一定是风尘仆仆带有尘埃的。比如说焚书坑儒，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都知道烧这些书，秦始皇的残暴等等。谁也没有见过这些人，可要是能看到他脸部的表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密码。看脸特别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有人做历史的收集。我们注重做影像的收集，一定要当事人在镜头前来说，无论你说真说假，说得是否准确，实际上很多老人说得并不准确，很多东西都忘掉了。但是这些镜头代表着他们脸上的那些东西，你看他们说的，王文川向自己孩子隐藏了那么多年。这段历史对普通人的方式是一样的，这段历史对大家来说就是王文川对待孩子的方式，我们让他去回忆的时候，他就像回去了，变成了过去的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柴静：王文川之所以没有说给他孩子听，是他孩子没有欲望去听，还是他自己不愿意讲？
　　曾海若：肯定是他自己。这也是今天很多在座的人遇到的问题，禁区太多，但是没有明确这个可以说，那个可以说，就忘掉了。在几十年前打了一场粉身碎骨的仗，但是都忘掉了。就是因为其间不让他说，把这个事就忘掉了。
　　柴静：你们以王文川作为主角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中央电视台从来没有播过一个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士兵作为抗战题材主角的片子。
　　曾海若：其实已经有了。并且即使现在不让做，可要我们等到能做的时候再去采访，人已经没了。我们做出来，越早看到越好。
　　柴静：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拍《唐山地震三十年》的时候，我当时采访里有一个细节：一个小男孩头皮都掉了，里面都是沙子。找到一个医生，医生用铁刷子往外刷灰尘。小孩一边喊《毛主席语录》中的“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我找到了当时的医生，跟他聊。他说，和王文川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他从来没有给他的子孙讲过。我问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说？他一笑问我，那反右你知道多少？一笑就没有往下说了。
　　你刚才说的采访这段我很感兴趣，我们现在请出这部片子的记者，张钧。
　　张钧：刚才在台下，我觉得我比海若幸运，我可以直接见到那些生动的人。
　　说到采访这件事，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能和那么多的老人一起，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采访的问题各种各样都可以提，现在我还想把幸福的瞬间从其中拿出一个来，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下，讲点故事。
　　熟悉抗战的人都清楚，从1938年的2月18日到1943年的8月23日，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进行了轰炸。这个轰炸实际上是战略性的，主要是摧毁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战意志。在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炸了多少次？大概二百一十六次。出动了多少飞机？九千架次。扔下的炸弹是一万一千五百枚，有超过一万普通民众死于大轰炸，一万六千七百间房屋被摧毁。我刚才讲的这些，是在宏观历史语境里，对重庆大轰炸的描述。
　　我现在要讲的故事是和重庆轰炸有关系的。她当时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一个重庆的小姑娘讲给我的。这个小姑娘叫傅汝梅，现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重庆大轰炸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她有一次在和小伙伴玩的时候，天空中飞过来了飞机。我想那个时候她最直接的反应是挺好玩的事，因为她告诉我她数飞机来着，一共是九架。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想像：轰炸、奔逃。这种“好玩”大概只停留了短短的一瞬间，之后的五年，就是漫长的日复一日的恐惧和害怕。
　　她讲的害怕是什么呢？她害怕晴天。因为晴天的时候，天上就会飘起红色的气球。红色气球意味着日本人的飞机很快就来了。这个时候大人在忙什么？大人在忙着烧饭，把饭烧熟了，放上四川人常吃的泡菜，和日用品一起打成一个包裹，接下来可能警报声就会响起。
　　这个小女孩脑子里的警报声是什么样子呢？她和我形容一个词，就是“像狼嚎一样”，非常凄厉的。警报一响，她们就要拿出包裹跑进防空洞。这不仅是白天存在，到了晚上，如果天上有圆圆的月亮，日本人的飞机还是会来的，大家睡觉都不脱鞋子，包裹就在身边，当警报响起，就拿起包裹跑进防空洞。
　　在小女孩心里，防空洞是什么样子？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潮湿，地上会流着水。这时候她的妈妈就会很严厉地告诫她，到防空洞里一定不要坐在靠墙壁的地方，因为很潮湿，而且一定不要睡觉。你是一个女孩子，要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睡觉，你将来会得病。
　　在宏大叙事里，重庆大轰炸是什么？那是一连串的数字。而在女孩傅汝梅的记忆里，大轰炸就是飘扬的气球、那个包裹，晚上睡觉、拖鞋，潮湿的防空洞和像狼嚎一样的警报声。
　　柴静：你为什么着迷这些细节呢？
　　张钧：我们都是做采访的，细节不重要吗？因为这些细节能够传达出很多在我们正统的历史里所不能传达出来的信息，而这正是我们口述历史要找到和挖掘的。当然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再讲一会儿这个故事。
　　对于傅汝梅来说，重庆大轰炸影响了她整个人生的选择。在那之后，她嫁给了一个飞行员。她自己明确地说，大轰炸对她是有影响的，她心里就觉得飞行员非常崇高，因为他们可以驾驶中国自己的飞机，把日本人的飞机从重庆的上空赶出去。她认识这个飞行员是1944年，中国从1941年以后派了一批有志青年到美国学习飞行技术。其中有一个人叫彭嘉衡，是印尼华侨。1944年回到国内之后，通过傅汝梅的老师，他们相识，中间通了一百多封信。彭嘉衡给她写每天参加战斗的情况，写机场的情况。这个女孩给他写信的时候，会从晚报上抄一些东西，把重庆当地的市民新闻抄给他。他们的感情中间出了波折，因为女孩的家长不同意，他们觉得嫁给飞行员不保险，飞行员大都是花花公子，嫁给他会做小。但是女孩还是冲破了家庭的反对。后来这个飞行员去了印尼，解放后才回来，他们就结婚了。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故事在这里讲出来呢？我通过这个故事，有助于大家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的采访，以及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大概是什么样的思路，还有我们口述历史采访应该要的是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说到历史这个问题，历史是前人留下来的历史，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们今天做这个工作，就是也有机会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当然我们的选择也许对我们将来的后人或者说未来的历史研究者，可能就是他们看到的历史，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呢？
　　我小时候读历史课本，里面有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大概是毛泽东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可当我有机会读过去的书，进入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里面很难找到人民的影子。不管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人民一直是身首异处，在中国大概只有“民”而没有“人”。我们如今有机会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在大的历史语境里多出现一些人的影子？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柴静：你们有一个相对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人，也可以去问。但是这个时候考验更大了，给你自由你要做什么，举个例子给我们说一下，像王文川的采访，做了多长时间？
　　张钧：这个采访不仅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对王文川的采访是我另外一个同事郭晓明完成的，而在整个抗战的片子里，大概三分之二是他完成的，我只是完成了三分之一，中间又去做了别的采访。
　　柴静：你们的操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张钧：选择什么样的人要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首先是亲历。今天看的第二集“背影”其实是一个特例，一般都要是亲历者，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一般会让他讲整个一生的经历，以这个为一条线，叫经线，再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作为一条纬线来确定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坐标。下面要做的就是和他讲，首先是所作所为，在那个历史时刻做了什么，所见所闻，看到的听到的，所思所想，他在那个时候内心的感受。感受其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可能是更难捕捉的一部分。大概的采访是这样一个过程。
　　柴静：采访大概多长时间？
　　张钧：现在最长的我们访了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访一个人。
　　柴静：是什么访法呢？是在某几个点上拿出东西来，还是撒开了向他说。
　　张钧：撒开了让他说，我们的话叫“开闸放水”，这是一种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一种是先从外围，他可能会有顾虑，每个老人都有历史尘埃在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你一开始是根本不可能拿到的，要和他有一个长期的接触，取得他的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讲的都是比较外围的东西，而且这个笋一层层剥开，最后到核心，把最想要的东西就拿到了。
　　柴静：我采访的时候，开了机器，老人完全不在这个状态，即使说的是同样的事，但是完全不是这个状态了。
　　张钧：摄像机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受访者。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和老人有充分的交流，这很重要。要做充分的准备，掌握背景资料，掌握大的历史，这样等你和老人交流的时候，让他觉得你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这非常重要。我们又会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他们确实都很了不起，他们在那个历史时刻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而且有时候，我会想，这个老人是1911年出生的，他和我的姥姥一边大，这样就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他。
　　柴静：这一点从采访结果上看得出来。我最后还有一个疑问，我们面对老人，尤其是一个被我们认为是英雄人物的时候，敬重是本能的。但是人还有一种本能，在回头看历史的时候，会有下意识的美化、自我英雄化，你们会有这个戒备吗？
　　张钧：要有一个判断，在他讲述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掌握的东西更充分，你是可以判断的。但是我内心有这个判断，我不一定制止。
　　柴静：你怎么处理呢？
　　张钧：我们都不是一天两天完成这个采访的，我们会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会偶尔提起来，有一本书您看没看过，这本书里藏着和他说的相反的事实，他也看过这本书，通过其他比较巧妙的方式把我们的信息传达给他。他再讲的时候会想，是这样。
　　柴静：我觉得采访我们一会儿慢慢聊，下面我们请到崔永元讲讲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崔永元：这有多少人啊？二三百人？
　　柴静：差不多。
　　崔永元：这个是真的，我特别高兴。有时候我们节目统计收视率，说有三亿人看，四亿人看，我用三个字来概括这个事：“瞎扯淡”。这才是真的。《我的抗战》两集样片，今天至少有三百个观众看了。大言不惭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口述历史。
　　柴静：我和小崔好久没见了。你从《实话实说》离开之后做了不少的事，但是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事和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中间是有线索的，你能不能说一说。
　　崔永元：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六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发现从九六年到零二年这六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的时候，你必然要应对或者要应付。你得会说话，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正好我也病了，天助我。病了就下来，不做这个事了。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喜欢历史，高考可以考96分，尽管是假历史，可倒背如流。后来很偶然的机会，开始看书、听别人讲、上网，知道哪些是假的，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么样。这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从零二年我得病，我一好了，就全身心地投入这个事，干到现在。刚才一位朋友说你要干到什么时候？我说干到死。后来一想说错了，不会干那么长时间，干到老年痴呆之前。糊涂了就又变成假历史了，老年痴呆之前肯定是全都做这件事了，有无穷的乐趣，不做不知道。
　　柴静：很多人不是非常了解，这个片子是中央电视台在做还是你在做？谁在做这个事？
　　崔永元：中央电视台给了我们好政策，制播分离。它允许我们成立一个公司，公司的名字叫“清澈泉”。这是我起的，清澈的泉水。你和我们打交道不用提防，不用担心给我们钱我们不给货或者我们不认帐。我们用公司的名字来做节目，给中央电视台，给BBC、NHK、美国有线网，给世界各国的电视台做。最后的结果是，谁要就播，谁不要就自己做着玩。
　　柴静：我刚才问到了海若，他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多人都不知道给谁用。电视台制作不会这样不顾成本的，公司也不会这样。
　　崔永元：也没有多少钱，从零八年到现在，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我也很坦率的和大家说，有朋友流露出要到这里来工作的意思，我得把工作环境说一下，省得你们后悔。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已经停发工资了。
　　有一些困惑。我们最早是从零二年拍摄的，很多机构和朋友提供给我们的，最早是九二年的，这些资料一定要数据化，要做成数据库的矩阵、硬盘，这样才能成百上千年的保留，不然磁粉就脱落了。我们做了一个预算，第一次就要花两千六百万，以后每一年还要花四百万左右。在没有工资的前提下，还要筹到这个钱，当然比较难。最近我一直在四处奔走，说服一些有钱人投到这个项目里来。见了很多国家的人，现在得到的最有效的反馈，就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的声音，对这个事情最有兴趣。
　　现在我们工作的成绩是这样，我们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我们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超过了二百万分钟。我们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二百万分钟，我们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一亿两千万，干的就是这个事。
　　柴静：前两天我碰到台里的一个领导，他们说小崔这件事怎么样了？他好像很明白，他说咱们台很多大型的片子等着播呢，广告不多，抗战往后挪一挪吧。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在电视台不那么主流，被边缘了吗？
　　崔永元：你的节目原来在黄金时代播出，现在挪到后半夜了，说明你这个人被边缘了。我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的节目做完了，还没有给安排时间呢，所以我觉得我不属于被边缘化的人。这是准确的情况。
　　柴静：除了个人对历史的兴趣之外，你花那么大成本做这个事情，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崔永元：我经常觉得这个民族特可笑，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历史嘛，是谁说的，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他说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在我眼里，这个民族五千年以后，现在我们就能看到结果，基本还是个混的状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我为什么零二年开始要做这个事？我可以告诉大家起源是什么。零一年我去了日本，在NHK参观，他们有一个影像库。他们有一个特别行动组，但不像我们哪儿出事赶紧派过去，哪发洪水了赶紧派过去，在那里发生口误，其实不是，他就是做这些采访。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播出，一个特别行动组，NHK每年给他拨很多钱。
　　我去那里看，一个小姐在那里操作。她就问你要看什么？看中国啊，上面密密麻麻的。问看中国什么？我说看东北。问东北看什么？我其实就是想看抗战，不好意思说，在日本嘛。我鼓足勇气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看九·一八，搜索出来了，最早的是9月21日，就看这个。他给我打开了视频，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真的。我知道我们中国最牛逼的纪录片的创始人陈晓卿老师，他那里也不会有这个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我就特别受刺激，接着看，看他们的东西。后来我看到了一面墙，这是介绍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民俗、服饰、生活习惯、住宅、民居，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全都是日本人写的。我确实是受了刺激，回来以后，马上去找台长。我说我们中央电视台应该有这样一拨人来干这个事，我们的广告费这么多，每年拿出一个亿或者几千万专门做历史资料的收集，从公益讲也有用，我们做一个历史事件，做深度报道有画面有内容，长远讲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万一我女儿将来也混到中央电视台，就不用发愁没有资料了。后来台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我想了想，不能再等了，那些人太老了，他们年轻太大了，他们慢慢的在失去记忆。正好赶上制播分离的方式，我们就开始自己筹钱自己做，一直做到今天。
　　柴静：刚才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和李仑（新闻频道制片人）也在说，你想做这个片子吗？他说我当然想，但是我已经做不出来了，做现在这样的节目时间长了，心里已经不是那样了。你也做了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吃香的喝辣的那种名人，转到历史上，心里就这么踏实的放下来了？
　　崔永元：这个骗钱更容易。我们给人家做《实话实说》，最多就是请你吃顿饭，哪儿吃不着饭啊？然后说，小崔好好给我们做，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给你三十万，谁敢要啊？过两天他被抓住了，先给我供出来。我们做《实话实说》六年半，干干净净的，没有拿被采访者一分钱。
　　但是这个是对历史负责啊，日本人说我们给你全套的高清设备，我说赶紧拿来，明天早上能不能送到？美国人说我们给你多少钱，我们赶紧说是支票还是现金，更方便。我发现喜欢历史的人都特别有钱，不比煤老板差。关键是你怎么说服他，怎么和他们有关系。我们以前都是钢铁战士，现在也多少做了一点妥协。
　　比如我们做战争，做外交，做留学史，很多人都感兴趣，我们再做企业家的口述历史，这就有人赞助了嘛。我们可以虚报，赞助了多少钱，给他们多份荣誉。从企业家口述历史里均出一些钱来做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如果说乐趣，还是有无限的乐趣，乐到什么程度？乐不思蜀。我把片子做完了，能不能播出，能卖多少钱，基本上不会伤害我的情绪。我看今天有这么多人看，有的朋友看了很激动，我特别满意。如果电视台不要，世界各国的电视台不要，都不想播，我们就老组织这样的播出。
　　柴静：刚刚海若说，他做这个片子，想给八零后的年轻人看，你也这么想吗？
　　崔永元：我没这么想，因为在我眼里海若就是八零后。我的想法是我找到他们做采访，给他们带来变化，这就够了。他们再能影响八零后、影响九零后就更了不起了，那就是火炬传递了。我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只想把它留下来。我说这个民族浅薄，我们的楼越来越多，桥越来越立交，家里有好几辆车，天天吃猪蹄，到那个时候，很多人会喜欢历史，但是来不及了，他们可能采访到的最老的人就是我了。只能浅薄，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我要把他们留下来。
　　刚才他俩用了很多好听的词，尘埃啊、面孔啊。我们做口述历史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再过一百年，再过一千年，你看我们的口述历史，五十小时的采访，三十三小时的采访，相当于你在和他聊天。“于丹论语心得”特别火，为什么火？不就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嘛？如果陈晓卿的《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差多少啊。因为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特别有意义。
　　我现在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保存下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这是因为研究，得出结果，可能都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干的事，我们的能力水平，认字，都不够。
　　柴静：听来听去，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社科院、研究所来干。
　　崔永元：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柴静：你会在意这些所谓学界的看法吗？
　　崔永元：我从来不在意，我眼里没有学界。哪有学界？学界是研究什么的？我搞不清楚，在我眼里没有学界。哪怕像欧阳致远这样的大院士，研究“非传”的。对我来说，就是朋友，博士朋友，刚认识的朋友，仅此而已。我眼里没有什么学界。学界，听说挺乱的。
　　柴静：现场也来了很多你的朋友，今天看片会本来有一个初衷是对这个片子的看法，我们来聊聊，我们先请高群书导演说两句。
　　张立宪：高导演走了吗？
　　崔永元：他就是觉得片子不好看。他要是走了，以后他的电影我们也是进去买张票，不看就走。
　　高群书：我也是刚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我也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浮夸，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到这样的人在转身，在说话，在做事，但是一批所谓的社会精英正在逐渐的溃败、衰落。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很二。真的应该从历史里发现很多，包括做人的东西，我们现在稀缺的东西。我马上要拍一套大型的连续剧《抵抗》，我们做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包括八百壮士。非常感谢在座各位，谢谢。
　　柴静：下面请纪录片创始人陈晓卿说两句，你刚才在下面不是说要提点意见吗？
　　陈晓卿：真是挺好的，你别听柴静胡说。我可能是从一些技巧上，历史资料使用上，还是要有一些谨慎的地方，包括第一次淞沪会战的时候，画面用的有点过多，因为我是一个匠人。
　　崔永元：这些很关键，非常重要。我要求编导说，每个画面要说明出处。哪怕不打字幕，对审片者也能说清楚。
　　陈晓卿：片子还是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复原了历史的现场，把这种线性的东西都做得很好。我知道非常非常困难，非常辛苦，功德无量。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见到的冰山的一角，小崔最牛逼的是冰山本身，下次再做一套片子让我们看一看冰山。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贡献在里面。
　　崔永元：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素材，他也不是正道来的。
　　陈晓卿：对，偷的，很多是偷的。谢谢。
　　柴静：魏寒枫老师刚才有话要说。
　　魏寒枫：我完全不够格发表意见，但是作为一个观众说说自己的感想。首先我对小崔和陈晓卿带有羡慕、嫉妒、恨的感情，我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做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刚才大家说的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一直没有做到这一步，但小崔会给我很大的启发。
　　在纪录片本身，有几个小的感觉。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当我们做抗战，落实到最下面的细节，但是在宏观把握上，是否除了我们通常的对抗战价值观的理解，会有另外涉及日本、国民党、汪伪这里的呈现？今天只放了两集，以后各集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观和考虑？
　　崔永元：我特别希望我们做媒体的把判断的任务交给受众，无论是观众还是读者，相信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判断。刚才我说了，我对学界没有兴趣，我对宏观也没有兴趣。我对细节最有兴趣，所以我们叫“我的”，《我的长征》、《我的抗战》，它的视角是“我的”。长征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两万五千里》，是长征刚刚结束，组织参加过红军的人写的，有一个编辑部给你编，一编就编成了我们后来看的《红旗飘飘》的那种。后来上海出了《两万五千里》的影印本，一字未删减，就是原稿。这对我启发非常大，比如说遵义会议，所有的红军士兵都盼望着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是宏观叙述，大家都知道。在遵义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这还是宏观叙述，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这样。但是在《两万五千里》里我看到这样一个人回忆“遵义七日”，他写他在遵义干了两件事。一个是他有一块皮子想做成皮袄，他给裁缝店，结果取的时候是皮坎肩，老板说是料子不够，他就急了，你以为我不会做衣服呢？明明能做成皮袄，你给我做成皮坎肩，被老板克扣掉了。还有一个店辣子鸡做得特别好吃，他们老去吃，后来发现辣子越来越多，鸡越来越少，去第四次终于发生了争执，因为不仅辣子多，鸡还换成了猪肉了。他们就特别愤怒。这是他的长征回忆录，从头到尾都这么回事。
　　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把这段讲了，你会不会因此推翻所有红军战士都关心遵义会议呢？是不是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没有什么人关心呢？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宏观判断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怀疑我们以前的宏观判断，如果不是这些人主观意愿想欺骗我们，那就一定是他也找到了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们给你提供这样的细节，让你自己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我们做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的话，这是最真实的。
　　柴静：我们和观众的问答现在开始吧，下面的年轻人有什么要问的？
　　观众：你好崔老师，你好主持人。我是一个志愿者，我想从一个志愿者的角度谈一谈对口述历史和这个片子的看法。首先，我觉得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崔老师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关爱老兵网也在关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老兵，我们也接触过走访过很多的老兵，口述历史的整理非常重要。我想说三个人来说明我的感触有多深。
　　第一在北京有一个老兵，当初是远征军的老兵。在南京接受日本人受降的仪式上，他是营长，这个人叫赵振英。两年前赵老第一次和我接触的时候说，我还没有和我儿子谈这个经历。因为《我的团长我的团》，赵老说，因为这部电视剧我出了名了。他和我说了一句话，我很寒心。他说，我从前年开始，才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之前我不像一个人。为什么？他说我过去的那些丑事。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为这个蹲了二十年的牢，为这个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间。
　　现在深圳一家公司在拍一个纪录片，《发现少校》，他们去美国找当初在南京受降仪式的时候，就有赵老的图像，非常珍贵。刚才您说在日本电视台看到的资料，您现在做的事情，您说晚了，其实一点都不晚，来得及。
　　第二个例子是我在安徽找到一个老兵瞿有为。这是去年的12月初，和王文川去世只差十几天。老人给我们讲了很多，他从大户人家出来，怎么参加黄埔，参加会战，参加远征军，经过了很多的战役。这个老人白内障，什么都看不到了，我们把他的录音录下来。走时候，他说，谢谢领导，你们来看我，谢谢政府。我说，我不是你领导，我要是你领导，我早就该上吊了。老人没有理解，走的时候，给我敬了礼。我们走后没过一个礼拜，老人摔了一跤，家里穷也没有人管，老人再也没有起来。那段录音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
　　第三个是刚才您说到的彭嘉衡，和他一起的还有杭州的吴老，他们家一门忠烈，家里有很多抗战名将、烈士，他的哥哥也是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他说曾经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记录下来，他去找过档案馆，但是没有人理他，他说“我像狗一样的被踢出来了”。
　　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意义非常大，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第二是关于这个片子，刚才说给八零后的人看，我不太苟同您的观点。我是六零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有多少人是从历史教科书上得到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后面的人，我的女儿，从历史书上得到的信息，和我们从现实当中得到的严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一种反思，给喜欢历史的人带来一种反思和震撼。还有相当的人可能会失去一种判断，或者懒得去判断，本身文字就多，我干什么要弄明白？我要弄明白得花多少钱？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这个民族。
　　崔永元：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是要说正史，没有那个味道，我们现在不考虑那么大的事。海若说的特别好，听老爷爷讲故事，如果真想研究这个历史，我建议你还是调到社科院去。
　　观众：我们也是这样想。作为记录口述历史，我们强调它的真实性，这种挖掘是非常重要的。按照我们自己说的一句话，我们是按年过，老兵是按天过，有可能今天在明天就没有了。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的懒惰和漠视，让这段历史在我们这一代眼里或者下一代年轻人那里成为断点。
　　最后我想说一点，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崔永元：还有黄健翔。
　　观众：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现在也在拍摄纪录片，当然我们很草根，我们志愿者自己掏腰包，连一百万都没有。我们这个片子也是在做老兵，叫做《最后的心愿》。您去走访，我们也去走访，记录一个老人最后的愿望是什么。我们在全国有很多这样的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所以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崔永元：我和我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真的。我们知道凭我们采访的几万个小时，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我们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观众：你好，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事实比观点重要很多。我是一个学生，学社会学的。这也是我老师告诉我的。您对学界不太了解，但我的老师还是在学界做一些事情。
　　崔永元：你们老师是学界的吗？
　　观众：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吧。我们还是在记录一些事情，不管它有没有用。
　　我非常想知道，因为我的父辈，我有时候叫“灯下黑”，我老是问我父辈一些事情，但是他们不说。你们作为第三者进去，或者旁观者进去，他们是不是容易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让他们开口说这个事情。
　　崔永元：我简单介绍两句，然后让张钧给你说一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现在有的被采访者，我们接触他两年了，我们可以随时吃饭，随时聊天，就是坐不到摄像机前，工作非常难做。我们和他们见面，我们要做的是沟通感情，希望你信任我们，我们拍你这个不是为了卖钱，是为了拍下来给后人，留给历史。他不断地考我们，试探我们，这个事你知道吗？你给我讲讲，实际上是考验我们有没有资格和他们对话。所幸我们现在四个首席记者非常棒。
　　我们的首席记者什么都干，他要观察老人的脸色，状态不太好了，身体不行了，明天再采访。病了，他们要带着花篮和水果去看，老人沙发坏了、窗帘坏了，他们得修。在老人家里拍时间长了，他们要交电费。要借老人的照片，也有电视台的，说借你照片用用，后来就找不到人了。我们不干这个事，我们照片不出门，带着扫描仪，一张一张扫描。老人有时候一下子给我们七千张照片，我们一张一张扫描，然后分类，刻成盘给老人，归到相册里。我们杨默琳小姑娘就是干这个的，她年终总结写得特别好。她怕影响采访，就在洗手间里干这个事，她觉得特别崇高。
　　张钧：坐在你对面的老人阅人无数，他活这么大白活了吗？他一定看得出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发自内心地做，就好了，你不觉得那个是你为了什么目的要做，其实就是这样。
　　观众：各位老师好，片子看了很感动，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你们肯定采访了很多相关人，“背影”一集为什么要选择这四位呢？我判断他们可能是将军，第一个人涉及到父亲的生存状态对于他后来的一些人生追求的影响，但是后面的那几位就没有谈到这些东西，基本上结束在抗战那几年和他父亲的交集，而且有一个去世的时候是抗战之后的事情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一般都是听老爷爷讲故事，这个很有趣，但是为什么选择这四位老爷爷给我们讲故事而不是其他的老爷爷呢？
　　曾海若：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尽可能要保证采访的都是历史的当事人，恰巧和抗战有关的这批，我们特别想表达的，有一些当事人去世了，恰巧这些人的子女对于他们的回忆是比较独特的。我们确实需要抗战遗孤的回忆，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为什么选择他们。有一集没有做出来的，专门表达抗战中的孩子。实际上孩子除了体会抗战之外，他们还看到了父亲的背影，这是我们也想表达的一个含义，当那些父亲在付出一切的时候，这些孩子怎么选择。
　　柴静：刚才看片时我也在想，有没有拍抗战的小孩，为什么选择这四个？
　　曾海若：任何一个片子都不能承载所有的东西，理想状态是做很多集，比如有的人的经历，就是百集以上的电视剧，这不是我们这一个片子就能完成得了的。我们每个编导在看素材的时候，都是这么厚一本的文字记录。我们很有欲望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可惜的是，至少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实在是涵盖的内容太多。我们是有一个想法的，想用这个东西最终做一个共和国史。共和国史不能仅仅从四九年算起，应该从抗战之前，甚至从北伐的时候开始算，这个涵盖的面非常宽。
　　观众：我关注您的节目是关注我的同学郭晓明开始，在《京华时报》时，他说我在跟小崔做一个事，特别神秘。原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现在经常去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出差，有一次我去看他，他住在酒店的级别比我高很多。
　　张钧：住好酒店不是自己享受，我们住酒店不会超过四星，主要还是从采访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们的采访地点就在酒店，如果环境不好就做不好。
　　崔永元：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我们四个采访组都特别辛苦。我很少看到他们工作，都是他们和我说有多辛苦，你和我说，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样，要不采三千五百人要花这么多钱。
　　观众：我们总说这两句话，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历史是当代人的历史。不论这两句话正确与否，但是这个片子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又一个视角。
　　我们看二战的片子，我们会看《辛德勒的名单》，也会看其他的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但是看片子的时候我有一个直觉，不管是现在的我们，还是历史本身，都在叙述中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残酷。为什么不把一个老兵后来的经历不是特别好表现出来？我特别想看到，不管他们经过什么样的历史，应该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之后，他平平淡淡的活到2008年，安静的死去。
　　崔永元：我觉得将来一定有这样的机会。这个题目叫《我的抗战》，只能选择他在抗战阶段的过程。说句实在话，我们有时候这样做，你觉得残酷，我们也觉得很残酷。我们采访老人这么长时间，打搅人家这么长时间，就用几秒钟、几分钟，对不起人家。有时候海若做片子特别苦恼，因为我向他们提很多无理要求，我希望他们片子多出几个人，因为可能再看一个片子，这个人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在电视台播出，哪怕是中央电视台呢，这也很好。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挺难的事。
　　从我们内心来讲，还是那句话，就是收集、记录，连整理我们都做不了。为什么要做成片子呢？还是有点商业的想法，万一哪个台要播了呢？还能回收一点资金。如果我们都花钱，没有一点挣钱，太不符合马克思的学说了，也是无奈。这个片子的好处就是，我们慰藉一下这些老人，也让我们年轻的编导自己做做教化，也试图做一些归纳和整理，一箭三雕。
　　观众：你们一定得挺住，你们做的事永远会被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记住。我祝各位老战士长寿，祝《我的抗战》长寿。
　　崔永元：谢谢你。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多了，因为我很喜欢柴静，我们原来在一起办公，我是找机会和她搭话。她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就是评个最佳主持人评了别人，那个人还不如你，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评上十佳主持人，总得给一个人高风亮节的机会，你现在没有评上，评委说崔永元落选，观众也说他越来越差了。这个挺不好意思，我是觉得他们评我，我说不要，让给柴静，多棒啊。现在不评我，直接给柴静，弄得我很难受。
　　柴静：我也没有得。说到这个话，我想起顾准教授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他，说你这十几年干了什么？他说了两个字：“读史”。读完历史的人不会发牢骚。刚才看片子的时候，李仑也是我们的同事，他感慨了一句，这部片子特别老实，我们让他解释一下这个老实什么意思。
　　李仑：不好评价崔老师的片子。我看了很感动，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这样一个故事，我老爱瞎看片子，现在好多片子做得非常炫，从叙事到结构到镜头。这个片子，我还没有看到制作的痕迹，你把我带进去了。柴静问我怎么样？我还在故事里，就说片子特别老实，我非常喜欢。如果片子再长一点会更从容，有的地方还没有被释放出来就过去了，有点那什么，当然可能有篇幅的播出限制。
　　崔永元：对，这是我们瞄着做的，每集分钟。我们是觉得如果运气好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去年《我的祖国》就是三十分钟一集。如果很从容，一集六十分钟或者九十分钟，那样最好，会有很多故事。没有办法，人在屋檐下，只能三十分。
　　柴静：大家提问之前，我们再请《三联生活周刊》的李菁说说。她也是做口述历史的，国内的专业记者，来之前她就和我吹牛说，口述历史电视台根本做不了，不可能专业。
　　李菁：我今天完全是一个观众的身份来的，没有想到今天是这么隆重的一个看片会。片中的很多人我也采访过，感同身受。有的时候会想如果我处理我会怎么样。我们还挺幸运的，有人说是新历史解构，我也不关心是什么境界。我做这个工作当时很多是杂志的需要，但是现在变成我自己主要的工作，我很荣幸参与到这个队伍里。我也参与一些座谈，谈以前历史对我们的误导，我们所受的历史的嘲讽，对宏观的嘲讽。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样的历史，不是不需要大框架的历史，在那个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是不需要。而我们现在的态度是对我们受的教育的反动和排斥，现在在“排毒”，我们在排被宏大的虚假的扭曲的歪曲的历史的毒，但是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的毒排得越来越干净，我们还需要正常的健康的历史观。这需要一个健康的历史，除了个人的历史，我认为还是需要一个宏大的历史来指导我们。在这样的历史下，我们整个的历史和国家、世界是同步的，没有办法割断的，虽然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反向的动作。
　　去年建国六十年，所有媒体都在做主旋律的，包括我们杂志也在做。我们写了很多宏大的历史，什么野战军，怎么把国民党打到台湾。但是我看到的那些草民的叙述把那段历史颠覆了，所有的战争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对个体都是伤害。随着我们的毒排净之后，我们还是要有正常的健康的观念。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一套历史叙述的方式。
　　从技术的角度，我也有很疑惑的部分，第二集第一部分仁安羌大捷，你说是扭曲了，怎么被扭曲了？什么人？完全没有解释。还有向苏云，我也采访过，纸面上的更加从容一些，我们没有时间的限制。你们为什么不延展一下，还是将来有这个计划？
　　崔永元：这是容量的问题，在三十分钟的篇幅说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都说不明白。刘伟民我做过他的专访，把整个仁安羌大捷说得非常清楚，他的父亲刘放吾是受孙立人的牵连，孙立人台湾兵变，所有部下都受到了牵连，后来刘放吾将军就摇煤球。有一个人假扮他，冒充是仁安羌救过英军美军的，港督还接见了。他看到报纸说无所谓，谁爱冒充就冒充。后来他偶然被发现了，家境马上就发生变化。有人打电话说，刘放吾将军家吗？你在摇煤球吗？您这样一个英雄生活这么艰苦啊？这样，您跟我卖煤气罐吧。因为煤气当时很俏，后来他们家慢慢的越来越好。他也是很久才知道他父亲的情况。这集的名字起得非常棒，叫《背影》。他就是从背影讲起的，他回家经常看到父亲就那样坐着，一句话不说，他就是看到背影，觉得他肯定在想什么，但是一直不知道。有一天一个人说，你的父亲是英雄，他在图书馆里看到报纸了，还没有觉得父亲是英雄。直到老布什、撒切尔都去他家里表示感谢，他才觉得。他跑到台湾去要军功章，什么年代了，都没了。在他的坚持下，台湾专门找到旧时的模具，给他父亲做了一个军功章。这是康洪雷关注的题材，他要知道这个，怎么会拍《我的团长我的团》。
　　曾海若：每个被访者的从小到大，我们都做了记录，你说任何一个国家大事或者标志性的事件，我们都可以随意的挑选各种各样的人来说。我们做抗战，仁安羌完全可以做一期。我们以后会做的。
　　观众：你们说被访者从五六岁说到现在的生活，你们有没有计划以后做1949年建国以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历史的记录，我对那段历史更感兴趣。
　　崔永元：这个在我们口述历史的记录中都是完整的。
　　观众：以后会不会做成纪录片？
　　崔永元：以后你说话算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
　　康洪雷：非常有幸，来这里看口述历史。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三年前我和小崔说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和我谈起来这个事，我们还说过互相做这个事。三年之后，我在这里看到这个，想到了三年前的历史。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应该有这样的良心，做这些能让我们心安的事情。我三年前做这个事，有一个观众在说，为什么都做有名的，为什么不做无名之辈？我做《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始没有想到有这个，只知道有杜聿明、孙立人、刘放吾，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往下做，可下面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直到看到一些事，看了很多书，就像一个一个采访，我们也在做，越了解浑身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我当时想，很怕那些老兵说着说着往事，死在我面前。这是心里话，他们不像我的父辈，每次我回家他都和我说之前战斗的事情，我听了五十年。我发现他们和我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的知道。慢慢我们知道了这个陌生的悲壮的故事。我们回到酒店之后，我们俩相对嚎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在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和一个一个区域，居然你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我们突然知道了我们要做什么，就像你们这样这么多年做的一样。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不管怎么样，这部戏我放在这里，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做了一个伟大的事情。我父亲他们院里的人见到我的父母，说老康你儿子是英雄。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你们这样的工作努力做下去，一定会让你们觉得心安的，谢谢。
　　柴静：已经将近五点了，我们只能给大家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
　　观众：感谢崔老师以及所有的团队，正好也回应刚才的提问，前一段时间我看到NHK两部口述历史的纪录片，一个是《文革那些事》，一个是《改革开放密话》，我看完之后震撼了很久，同时有一个感受，我们自己的纪录片创作者为什么在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上完全听不到声音？我感到很难过。我本身也是电视台里的人。同时我也非常深刻感受到，为什么纪录片创作者做不出这样的纪录片，虽然有一段时间很难过，但自从认识了老六和柴静、陈老师这些人，对我的感觉又有了一些还能相信的东西，草色遥看近却无。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事情感觉一无所获，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成果，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发现它的价值和意义。
　　上次我还参加了陈晓卿老师和周兵老师在尤伦斯关于《敦煌》的对话，想提一个问题，但是没有机会。中国的纪录片的问题出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给小众来看，我身边八零后的同学在网上疯狂地找纪录片，但很多都是日本和国外的。崔老师对此有什么想法？电视台在这方面应该有什么突破？前一段时间我们接到一个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大力发展纪录片，他们看到了台湾日本纪录片的影响，他们认为很多都是负面的。
　　崔永元：我刚才说了，我对学界没有什么想法，我对大的宏观历史叙述没有什么想法，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2002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
　　柴静：六哥做总结，说几句吧。
　　张立宪：在中国，有太多的事没人干，有太多的人不干事。所幸我们今天见到了做实事的人。小崔他们做的时间很长，我有幸比在座大家多看了两集。他们今天带来专业的播放设备，专业的带子拿来了五集，我们这个完了之后，大家休息五分钟，然后再放，如果他们饿了不想放了，大家就高喊：放下去、放下去，让他们放完。今天的活动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