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盐铁论（55）刑德第五十五

刑德第五十五

第五十五：法与道德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蹻（qiāo）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踰矩。”

政府官员：政令用来教育百姓，法律用来惩治坏人。政令严明，百姓就会谨慎；法律完善，坏人才能禁绝。网眼稀疏，野兽就会跑掉；法律松弛，罪犯就会漏网；罪犯漏网，人们就会胡作非为、铤而走险。所以，执法不严，即使胆怯的人也会抱着侥幸心理去犯罪；惩罚坚决，即使像跖、乔那样的强盗也不敢以身试法。正因如此，古代制定了五种刑法，人们怕受刑就不敢犯法了。

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隐远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hān）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宜犴（hān）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刺刑法繁也。亲服之属甚众，上杀下杀，而服不过五。五刑之属三千，上附下附，而罪不过五。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人大代表：道路多，人们就茫然不知所措；法令多，百姓就困惑无所适从。君主制定法律，明亮得像日月，百姓才不会茫然；宽广得像大路，百姓才不会困惑。偏远之人，也能通晓法令；妇女儿童，也能遵循法纪。这样，就无人犯法，监狱也不用了。秦朝的法律比秋天的茅草还多，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密，然而上下互相包庇，奸伪层出不穷，官吏严加惩处，如同挽救已经腐烂的物品，扑灭已经烧焦的东西，这样是不能制止犯罪的。这并不是因为法律松弛，罪犯漏网，而是因为废弃礼义，乱用刑法。现在律令有一百多篇，条款繁琐，罪名众多，各郡疑惑不解，定罪或轻或重，就连通晓法律的官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何况无知的百姓呢！律令典籍置于阁楼，尘封虫蛀，就连官吏也不能全部过目，何况无知的百性呢！这就造成积案如山，犯法增多。《诗经》说：“家人入监，亲人算卦，如何平安？”这是讽刺刑法繁杂的。亲属很多，但按亲疏关系上下推算，不会超出五服；条例三千，但按内容性质上下归类，不会超出五刑。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不过是专心专意地进行礼义教化罢了。

大夫曰：“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

政府官员：你们说君主制定法律，宽广得像大路，现在的法令也像驰道，并不狭窄，可是人们公然犯法，就是因为惩罚太轻了。万丈高山，人们不轻易攀登；千钧重担，人们不敢轻易推举。商鞅把在路上倒灰也定为一条罪，所以秦国治理得很好。盗马的人处死，盗牛的人枷刑，是为了重视农业，保护生产工具。军队威武，粮草充足，是为了巩固边防，加强战备。偷东西伤人与杀人同罪，是为了恐吓其内心，威慑其邪念。善良软弱的人犯罪同样要受谴责，正如《春秋》憎恶虚弱的鲁国借助楚军讨伐强大的齐国一样。轻罪重判，浅罪深究，是有原因的。法制的精微奥妙，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文学曰：“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从，法约而易行。今驰道经营陵陆，纡周天下，是以万里为民阱也。罻（wèi）罗张而县其谷，辟陷设而当其蹊，矰（zēng）弋饰而加其上，能勿离乎？聚其所欲，开其所利，仁义陵迟，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于攻城入邑，损府库之金，盗宗庙之器，岂特千仞之高、千钧之重哉！管子曰：‘四维不张，虽皋陶不能为士。’故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仁以及物，治近以及远。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将执法者过耶？何于人心不厌也！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

人大代表：《诗经》说：“周礼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像射出的箭一样笔直。”就是说周礼易于遵循。“君子走在路上，小人看得清楚。”就是说周礼浅显易懂。道德明确就容易遵从，法律简约就容易执行。现在驰道通达丘陵平地，遍布天下，这是把万里河山当成了百姓陷阱。张开的罗网吊挂在山谷，隐蔽的陷阱设置在路中，带绳的利箭飞翔在头顶，百姓能够避开吗？你们满足了所有私欲，开启了谋利之门，而仁义日益衰败，百性能不犯法吗？最后，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攻打城镇，抢夺国库，盗窃宗庙，岂止是攀登万丈高山，推举千钧重担呢？《管子》说：“不讲礼义廉耻，皋陶就当不了法官。”道德废弃了，欺诈虚伪就会风行；礼义破坏了，奸猾邪恶就会兴起。因为没有了仁义啊！仁，就是爱的体现；义，就是事合乎礼。君子从爱人延伸到爱物，从治理近处推及到远方。《春秋》说：“所有生命，没有比人更宝贵的，所以帝王珍视的莫过于人。”天生万物是为了养民，帝王爱民是顺从天意，我们只听说家禽家畜供人食用，从没听说家禽家畜是用来害人的。鲁国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后，只问人的情况而不问马，这是看重人而不看重马。现在盗马的人处死，盗牛的人枷刑。有人在弛道骑马乘车，官吏喝令停车，不停就认为是偷马的，同偷马的一样判处死刑。有人伤害别人，拿着刀剑逃走了，可以说他是偷了武库兵器而把他杀掉吗？君主定的法律百姓违反了，可以说他是目无君主有意造反吗？从严可以处死，从宽可以赦免，这样的自由裁量权不是法令的本意。法律，是根据人之常情制定的，而不是设下罪名坑人的。所以应按照《春秋》的要求来判案，以其动机定罪。动机好的，虽然犯了法也可以免罪；动机坏的，虽然没有犯法也要处罚。没有什么动机而无意中伤人，动机不太坏又没有犯法的人，能说他是强盗而伤人了吗？这样定罪岂不是执法过分吗？人心是多么不服啊！古时，伤人有伤痕的要受刑，偷盗有赃物的要受罚，杀人者偿命。现在，却把夺取武器自卫伤了对方的人，看成和杀人同罪，这恐怕不是法令的本意吧？

大夫俛仰未应对。

御史曰：“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故辔（pèi）衔不饬，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以制敌御难，惑于愚儒之文词，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而欲国之治，犹释阶而欲登高，无衔橛（jué）而御捍马也。今刑法设备，而民犹犯之，况无法乎？其乱必也！”

政府官员一会儿低头，一会儿抬头，没有回答。

政府官员：执行法令，就像驭马要有马鞭；使用刑罚，就像划船要有船桨。没有马鞭，再好的马夫也不能到达远方；没有船桨，再好的船工也无法渡过河流。韩非感慨国君不能明确法制，以驾御臣民，富国强兵，克敌制胜，抵御外患，反而被愚蠢儒生的花言巧语迷惑，怀疑贤士之谋，重用轻浮阴险像蛀虫一样的坏人，赋予其超出其功劳和本领的权力，想这样来治理好国家，就好像撤掉台阶而登高，不用马鞭而驾驭烈马一样。现在刑法完备人们尚且犯法，何况没有法律呢？那样就必然混乱了。

文学曰：“辔（pèi）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pèi）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昔吴使宰嚭（pǐ）持轴而破其船，秦使赵高执辔（pèi）而覆其车。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人大代表：马鞭是驭马工具，只有善驾者才能很好使用；法律是治国工具，只有贤人才能很好使用。驭马不得其人，马就会狂奔乱跑；掌舵不得其人，船就会颠覆沉没。吴国让伯痞掌舵，结果沉了船；秦国让赵高驾车，结果翻了车。现在废弃仁义，任用严刑峻法，这是重蹈吴、秦的覆辙啊。做皇帝的，要效法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当丞相的，要效法周公；治国的，要效法孔子。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韩非诋毁王道不遵从，舍弃正统不使用，最终掉进陷阱，身被囚禁，客死秦国。不懂得治国的大道理，只知道异端邪说，最终只能危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