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道明寺打杉菜:边地母亲 第16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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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六章:三位女人壮烈上演故事都和国土有关
第十六章对于领土的主张和争议，本来是两国间男人对男人，刀枪对刀枪、生全换生命的故事。纪念碑下的孙龙珍，牺牲时却是身怀六甲的牧羊女。她在迎着枪声冲上去的时候，她说她是兵团的战士。还有伊犁河谷的余春荣为了一万亩国土，也是直接参加了拆除苏军铁丝网的行动。而在中蒙边境线上，朱汀逦同样也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那片“巴掌大的争议区”。三个不同背景的女人壮烈上演的都是和有关国土的故事。
在我国30多个省区中，新疆是与周边邻国最多的一个省区。长达6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别与俄罗斯、哈萨克、蒙古、吉尔吉斯、印度、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肃然伸展的崇山峻岭之中，边境线穿过的地方，是一片片极其雄浑、壮美同时又极其荒僻、冷寂的土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在这条漫长的国境线上，有限期的戍守着这些土地的是共和国的军人，而无限期捍卫着这些土地的则是兵团边境团场的军垦战士和职工。在采访当年进军新疆的五万女兵的日子里，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边境团场，在丈量国土博大、边境漫长的同时，也丈量了无数女兵深长的爱国情感。一次次聆听式的访谈，一次次朝靓似的探访，一次次在感动和震撼而泪如泉涌……
尽管那个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成了历史，但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新疆女人身上的故事，虽经岁月的洗濯，却依旧历久弥新。 2001年秋天，我从伊犁霍尔果斯河畔，到阿勒泰山深处至今还鲜为人知的塔斯堤河谷，对中国和前苏联几个争议地区的边境团场，进行了访问，期间结识几位永远让人难以忘怀的女人。
一个女人和一座纪念碑的故事
在中国新疆裕民县西南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上，绵亘着一座雄峻浑厚的巴尔鲁克山。
巴尔鲁克山地，是我国境内十分罕见的南伯利亚气候和植被分布区，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地，众多的河泽湖沼，稀有的野生动植物，特别潮湿阴冷的气候，使得整个草原都覆盖在葳蕤的草木之下，呈现着一种令人迷醉的青碧色泽。
我是在夕阳中走进裕民南山的。
从兵团161团出发，到达牧业一连的时候正值黄昏时分。夕阳下的塔斯堤河，像是流淌着火焰，使得天地之间都有一种以猩红为主色调的光感，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极不协调的、也不和谐的、更不舒适的温暖。
借着夕阳的光焰，走近一座在草原上十分突显纪念碑。
高大的碑体，突兀于草色的山坡上，与四周浑然的青黛草滩，与高天如火的晚霞，以及晚霞和大地蒸汽层之间那层难以溶合色泽，让人觉得还是极不协调。
孙龙珍烈士纪念碑，恰恰处在这个极不协调的层面上。
这种不协调，实际上早在32年前就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了。
因为
这碑体上鲜红的大字，是凝固了一个中国女人和她未出世,就残遭屠杀的孩子的生命之液。
32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夕阳挂在巴尔鲁克山腰的黄昏。
161团牧业一连的女人们,正在忙碌着将晚饭端上桌子的时候，争议区那边出事了。苏军一个小分队利用黄昏时分，我方牧工大都赶着羊群归圈的空档，悄悄越过乌斯格河传统习惯线，绑架了正在河边放牧我161团牧工张成山，并同时掳走他的羊群。在附近执勤的民兵哨发现后，迅速报告了连队，并派出一人赶到乌期格河边，挡住苏联士兵的退路，与其进行说理，等待连队大批人员赶来营救。
北京时间21时30分，牧业一连发出战斗警报：“全连注意，全连注意，苏军又过河挑衅，绑架我连张成山，请大家赶快到河边集合。”
此时，孙龙珍正抱着孩子在同乡郑桂梅串门，因为郑桂荣刚刚探亲回来，听到喊声，出污泥而不孙龙珍急忙跑回家，把孩子交给正在做饭的小姑子于志兰,抓起一把铁锹，就向外冲……
小姑子接过孩子，连喊：“嫂子，快回来，你都那么大的肚子了，我替你去！”
孙龙珍边跑边说：“不行！我是兵团的战士，你又不是，你在家带好孩子！”
当她挺着怀有6个月的身孕的肚子跑到乌斯格河边时，大部分的苏军都已逃过河去，只剩下几个还在河这边，与张成山及先行赶到的我方哨兵拉扯着，争吵着。当孙龙珍和吴志贤等一大群人快要跑到河边时，对岸的苏军开枪了。正在指挥民兵从两边包抄到河边营救张成山的连长高福生听到枪声，马上命令大家卧倒，但是苏军的机枪和步枪这时都响了起来，疯狂地向河的这边扫射着，子弹打得地上冒着一股的土烟。冲在前面的孙龙珍好像没有听到连长的命令，只顾向前跑着，但是就在她离张成山还有不到
高福生看到孙龙珍倒下的同时，大喊一声：“老毛子，日你奶奶。给我打！”
乌斯格河畔,被迫响起了正义的枪声。苏军士兵这才丢下张成山和他的羊群，怆惶向对岸逃去……
孙龙珍牺牲了。
枪声停下之后 ，人们赶到孙龙珍跑身边时。吴志贤已经把她抱在怀里了……
事后吴志贤说：“当时向河边跑的时候，我就跟在她身后，枪响的时候，我看到孙龙珍爬下时，还将手中的铁锹奋力向前掷去，还认为这就是‘卧倒’。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把自己手里拿的十字镐，也使劲向前甩了出去，再爬下的。可是等两边的枪都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子下面有股热呼呼的水流了过来，我伸的一摸，坏了，是血。开始我还认为是我负伤了，就喊她，说我挨枪子了。她们还是爬在哪里不动，这时我才看见血是从她身子下面流过来的。我扑过去晃了她半天她也不动，等我把她拉过来一看，她的左面乳房下还往外喷着血，穿的白衬衣已经红了一大片了。”
孙龙珍倒下了。她倒下的地方是祖国西北边陲最遥远的那片土地。她倒下的时候，依旧保持着一个士兵冲锋的姿势。
然而，她却不是兵，在她的履历上，我们找不到一天兵的记载、兵的履历，但是她的的确确又是一名战士，一名守卫疆土的战士！
孙龙珍是1959年从江苏泰兴进疆的支边青年，和五十年代初期进疆的女兵不同，她到来的时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完全脱离了军队的建制，但是她在这支军队出身的屯垦队伍里，很快就有了兵的样子，兵的气质，从真正意义上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军垦士兵。
“伊塔事件”后，孙龙珍从工二师火焰山化工厂被紧急抽调到“三代”工作队，进入巴尔鲁克山区。当时她的丈夫于志林才从家乡赶到化工厂3天，就和她一起来到了北疆地区裕民县巴尔鲁克西部山区。从此，她和丈夫就在这片被苏军单方面宣布为争议地区的草原上当起了牧羊人。1964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后，她就让探亲的老乡将自己的小姑子接来帮助带孩子，自己和丈夫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争议区的放牧、护牧工作。
孙龙珍所在的牧业一连，是161团最前沿的一个连队，驻地就在争议区的边上，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在苏军的监视之下，每天的工作都在苏军的枪口之下。每到春秋两季转场季节，牧场转场的所有羊群，来来往往都要从她家门前路过，在这里休整。每当这时，对面的苏军就经常利用许多夜间，悄悄过河侦察情况，抢夺畜群。为了保护好大家的安全和牧场的财产，她就和丈夫一起担负夜间警戒任务，彻夜守卫在驻地周围，给大伙站岗放哨。
有一年春天转场季节，她家附近的草场上一下子聚集了几十口子人和十多群羊，对岸的苏联哨所紧张了。白天增兵在河边不停的巡逻，晚上用大探照灯来回向这边照，时不时地鸣枪，打照明弹、燃烧弹。有天后半夜，孙龙珍带着两个女牧工正在站流动哨，对岸上打过来一排照明弹，有几棵落在了羊群里，一下点燃了附近的冬草。人们在救火的时候。羊群就跑乱了。有好几个炸群的羊群就向界河跑去，孙龙珍一看坏了，羊群一旦过了河，就要不回来了。骑上一匹马就向河边冲去，在离河只有几米的地方才堵住了羊群。
等她把羊群赶回来后，对面又开始向我们这边打照明弹，孙龙珍就让丈夫找来一只铁皮喇叭，站在马背上向对方喊话，和对方说理，向对方抗议。
苏联士兵将探照灯打在她的脸上，将照明弹打在她的身边，她也毫不畏惧，继续向对面喊话。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快天亮时，对岸才平静下来，但是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方都没在夜间对我转场的牧工和羊群进行骚扰和挑衅，就连秋季转场时，也是在平静之中完成的。
可惜好景不长，到60年代后期，苏军又在中苏边境全线，开始了大规模的挑衅活动。边境局势转瞬之间，就处在剑拔弩张的状态中。每个白天，对方的军用直升飞机都像蝗虫一样飞来，在界河上空嚣张地盘旋；每个夜晚，对面哨所里的探照灯都打出耀眼的光束，穿过界河边的丛林，蛮横地照射着我方的田地、羊群。
老连长高福生说：“那几年，我们这里已经到了24个小时不能合眼，枪始终不离手的地步了，就像真正的军人一样。他们已经作好了迎战的准备，甚至牺牲的准备。上级当时规定我们是全年战备，随时准备打。我们就将所有的40岁以下的牧工都武装起来了，基干民兵发枪发子弹，普通民兵发手榴弹，剩下的大人小孩都有一根木棍子。那时候阿勒泰的冬天又来得很早，气温都降到零下40多度。再加上大雪封山，什么物资都运不进来。没有一丁点蔬菜，上顿下顿都吃盐水煮的原粮。基干民兵还得天天在边界上执行潜伏任务，没有皮大衣和毡筒，大家只好找来几块破羊皮，轮流裹在腿上驱寒……可是没有一个人后退的。因为谁都清楚自己的身后就是老婆孩子和家，退了，就什么都没了。”
男人们都上了前线，所有的生产和家，就都交给了女人。但是当男人们盯不住了，倒不开了的时候，女人们也得上。1968年5月，上级命令161团一连组织一定数量的妇女和老人进入争议区打草，以此恢复我方在争议地区的各种正常活动。有一天，孙龙珍带女民兵二班进入杜拉提沟割草时，有一支苏军巡逻队正在那里巡逻。孙龙珍就一边组织大家割草，一边观察对方的动静。双方就这样在对峙中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午时分，苏联军队巡逻队，突然兵分路向她们围了过来，端着冲锋枪命令她们退出杜拉提沟。孙龙珍提着镰刀抗议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的土地上劳动，你们有什么权力让我人走。你们侵犯了我国的领土，该退走的应该是你们！”
苏军巡逻兵恼羞成怒，掀掉了她们的帐篷，又向她们逼来，孙龙珍立即组织女民兵背靠背紧握镰刀，坚守在杜拉提沟。苏军见这样赶不走这群中国女人，就将她们包围起来，命令她们再不离开就开枪驱赶，孙龙珍说：“开吧。只要你们敢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响第一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你们开枪吧！我们死也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最终，苏军也没敢打出第一枪。
面对这样一群爱国者，他们只好在两天多的对峙之后，悄悄退了回去。我曾听新疆自治区外办一位参加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界问题谈判的同志讲，中哈两国谈判初期，谁都不愿放弃乌格斯河地区的领土主张。
几轮谈判中，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国界走向成了重点议题。但是，在一次私下的交谈中，我方代表关于孙龙珍烈士一番陈述，彻底动摇了对方的主张代表说：“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片土地的历史，也都知道她应该归属哪个国家，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历史，也不是边界，而是1969年前苏联边防部队在这片土地上，制造的一起流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有一位叫孙龙珍的女士惨死在苏军的枪口之下。我在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前苏联政府曾经说她是武装军人，其实她根本就不是军人，她只是一位靠这片土地来维持生计的普通牧羊女人。她当时是一位四岁孩子的母亲，在她惨遭枪击的时候，她的腹中还怀着一个六个月大孩子。她死后，当地的群从将她的遗体安葬在了乌格斯河畔，又在裕民为这位普通的中国母亲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如今她的丈夫还带着她留下的那个孩子，放牧在这片草地上……”
代表擦了擦眼镜继续说：“最后，我只想提醒各位，在讨论这一地区国界走向时，能充分考虑一个民族的感情，我们不能把一位母亲的遗骨安葬在异国的土地上，让那个留下来的孩子到别人的国家里去给自己的母亲扫墓祭奠吧……”
第二天的谈判桌上，哈方代表首先替前苏联驻乌格斯河边防部队，向中方代表表示道歉，并说：“我们在今后的谈判中，会充分体谅中方的民族感情，愿意放弃前苏联在今天的中哈边境地区，单方面宣布的所有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和主张。”
孙龙珍走了，走在了32年前那个山花料漫的季节。孙龙珍没有走，她还守望在那片如今已不再有任何争议的国土上。
夕阳下，裕民南山的那座纪念碑依旧极不协调地耸立在青黛色的草原上……
一个女人和一万亩国土的故事
在翻越西天山之后，站在辽阔的哈萨克大草原上，坦阔雄浑的乌孙山，突兀地立在了你的眼前。当你站在它的山顶时，放眼望去前面是草原，后面是草原，左面是草原，右面还是草原。
这时，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乌孙山的神奇，感到乌孙人的神奇。因为在这样一片深沉庄重的土地上，在这样一座大气磅礴的丘野上，发祥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件十分必然的事情。
从乌孙山上流淌下来的苏木拜河，就是哺育乌孙民族先祖的乳汁。
毫无疑问，一个马背民族的摇篮，就是从这座叫乌孙的山，就是从这条叫苏木拜河开始的。
很快，这个马背民族就以席卷了整个哈萨克草原，雄居中阿勒泰山南北，威震欧亚大陆了。到张骞出使西域时乌孙已有12万户、63万人、兵18万，是当时西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以细君公主，嫁入乌孙王猎骄靡之后，这片以乌孙山为中心的哈萨克草原就归属了历代中原王朝。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条约》，强行将自古就是我国内河的苏木拜河，变成了中俄界河。清朝末年，林则徐流放伊犁期间，亲率伊犁将军府所属守边清兵，在苏木拜河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并在界河我方一侧修建了引水工程“巴特曼谷大渠。”但是，从那时起，苏木拜河到巴特曼谷渠之间，那一片一万多亩肥沃的土地，就引起了沙俄军队的长期觊觎，只是慑于我当地军民的多次抗挣，始终没能得手。
然而，当历史走到公元1962年的春天时，世代生活在这片故土上的人们，突然间就抛下祖先的圣地和世代栖居的家园，蜂蛹般地向苏联境内奔去。
一夜之间，狂躁的、失去理智的边民，赶着牛羊，携着家产，潮水一般涌过边界。一时间，边境地区的城镇萧疏了，田园荒芜了，草原上密集的毡房也稀若晨星……
然而，就在这时，苏军乘我平定“伊塔事件”之际，非法越过界河，将标志着军事控制线的铁丝网，从苏木拜河移到了巴特曼谷大渠，单方面宣布将本来以河为界的中苏国界变为以渠为界。
一万多亩良田，转眼之间就成了他们的领土。更不能让人接受的是，每到秋天，苏军就出动重兵，在装甲车、重机枪的掩护下，驱赶我边民，越过界河，肆无忌惮地收割我边民种了一年的庄稼。
我国政府虽多次抗议，但是对方一直置若罔闻。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连祖宗留下来的土地都守不住，我们还叫什么兵团战士。”余春荣从莫索湾调来的那年秋天，就在苏木拜河畔和战友们一起目睹了苏军出动抗麦因（大型收割机）抢收我方庄稼的情景。
晚上她在农四师76团基层干部会上说：“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我们一辈又一辈后人的圣的责任。连家园都没了，我们这个驻在苏木拜河边上的团，还有什么意义？”
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76团就派出了一个连队的职工，带着劳动工具到巴特曼谷渠抗议苏军的收割我国边民的庄稼，紧接着又一连几天，派人阻挡苏军康拜因进入我方大田。
几天下来，苏军的表面上有所收敛，不再敢明目张胆地进入巴特曼谷渠到苏木拜河之间的土地上抢收庄稼了。
当年，我76团就扒开对方架设在巴特曼谷渠上的铁丝网，恢复了对这片土地的耕种。
但是，到1965年4月，苏军又开始阻挠我方进入，派武装士兵阻拦我下田种地的农工，抢夺他们的工具，砸破我方多台拖拉机、播种机。17日，我76团职工唐光明，去麦田送种子，途经巴特曼谷大渠时，突然被苏军几名士兵拦截。他们先是对唐光明非法进行搜身，接着指责他非法越境，最后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唐光明绑架到了苏联境内。
副指导员余春荣听到这一消息时，她正站田埂上，等着唐光明送种子。当她听和唐光明一起送种子的马车手老胡说完，马上招呼正在田里作业的30多人，冲到界河边上，向苏军要人。同时，她又让老胡骑马回团里报告情况，请团里派人声援他们到界河边上游行。
团里的领导带人赶到后，对方的人员全部撤走了。余春荣问领导怎么办？领导说，情况已经报告了上级，师里指示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讲政治、讲策略。
余春荣一听就火了：“什么政治不政治？把人抢回来就是政治，把地守住就是政治。有种的跟我杀过河去，也抓他们几个回来。”
经她这么一喊，人们拿起木棍、铁锹就要过河。
团领导果断制止了他们的行动。说唐光明的情况，兵团机关已报到了中央，现在必须全部撤回驻地，等待上级指示。
回到团里余春荣还是咽不下这口气，非要坚持组织妇女、儿童到边界上举行抗议活动，团首长没法，只好下令关她一夜的禁闭。
唐光明被苏军绑架消息，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通过外交部多次与苏联政府的严正交涉，唐光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同时，我国政府要求苏方必须在
但是，到
当晚76团向值班民兵连下达了行动命令。
余春荣听说后，连夜找到团领导坚决要求参加拆铁丝网行动，团里作不了主，就请示师里，师里答复不行。
她又去找在伊犁军分区工作的老战友。老战友是这次行动的现场总指挥，实在受不了她的软硬磨，就答应她到后勤保障组，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没想到老战友应付她的想法，使她成了参加这次重大行动中的惟一的女性。
直通北京的电话机拉到了前沿指挥所。北京时间6时30分，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寻问询问现场准备情况。总指挥报告说，全部准备完毕，大家的情绪很高涨。只是对面雾大，看不清楚。总理命令，派人迅速过去抵进侦察，摸清对方的基本情况。
三个民兵奉命抵近观察后报告，对面一切正常，和前几天的情况一样。7时整，总理再次亲自下令开始行动。余春荣跟着连长张国翔，在浓重的晨雾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摸到铁丝网下。
短暂的观察之后，张国翔一挥手，说了声：“拆！”
90多人一跃而起，迅速按照事先分工，开始全线剪除铁网，紧跟着拔桩组快速跟进，拔除所有木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条长达3000多米的铁丝网，全部被我拆除。
可惜的是，当余春荣背着药箱，身边放着担架，爬在火力组后边随时准备出击，一场漂亮的拆除铁丝网的战斗就要结束了。
余春荣眼看自己所在的救护队，压根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她一急就越过火力组冲上了大渠，加入到了收拢铁丝网的战斗之中……
可是当余春荣他们干的正欢的时候，天也渐渐亮了起来。对方哨楼上观察的哨兵，借着东方晨曦中渐渐明亮起来的曙色，突然发现他视野中那条熟悉的铁丝网不见了。
哨兵又架起高倍望远镜，顺着巴特曼谷渠来回扫描式地又观察了一遍。这时，哪哨兵才真切地确定：铁丝网真没有了。
于是，一阵急促的军号声之后，几十名骑着高头大马的苏军士兵，一溜烟的冲出营区，挥舞着马刀，向巴特曼谷渠奔来……
但是，当马队冲到大渠附近时，他们才发现拆除他们架设守护的铁丝网的对手，竟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中国平民。
士兵们惊呀地勒住马缰，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看着这群人毫不留情地拆除他们架设的铁丝网。随后，又看着这群人，将拆下来的铁丝网，大摇大摆地装上马车拉走了。
等那些士兵缓过神来的时候，余春荣他们已在胜利返回的路上，唱起了中国国歌……
再后来，这些铁丝网就成了76团各家各户扎篱笆、拦牲口的好东西。
当然，还有一部分派上了大用场，有三吨多铁丝网和十几根木桩，被运到的首都北京，进了军事博物馆的展厅，成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见证。同时，还有几百公斤，让周恩来总理送给了阿尔巴尼来亚总统恩维尔·霍查，成了鼓舞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反修的活教材。
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直到前苏联解体，对方也没有再敢在巴特曼谷渠附近架设铁丝网。相反，1973年，我76团又在巴特曼谷渠首，修建了分水闸，留下了中国兵团人永久性的标志。
余春荣当年所在的连队，又在巴特曼谷渠和苏木拜河之间的土地上，种上了庄稼，也种上了和平。
新世纪的第一个秋天，我站在当年中苏两国之间这片最小的、只有一万亩土地的争议区前，望着一万亩晚秋的油葵花，现次想起了那位叫余春荣的女人。
一个女人和一段国境线故事
中国寒极—青河。
一座位于县城近郊的普通四合院里，我见到朱汀逦老人时，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清瘦、弱小的老人，竟然是当年盛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花木兰。
那是1962年春天，“伊塔事件”之后，整个青河县半数以上的人都跑到了苏联，就连县委、县政府的大部分干部也随着滚滚的人流，“流”到了异国。一时间，境内城乡萧疏，田园荒芜，原先草原上密集的毡房也稀若晨星。地方党政府机关也几乎陷入瘫痪状态。4月底，等第一批“三代”工作队赶到青河时，县城里的人全部加在一起，只有一百七八十多人。县政府大院里只剩下了三个汉族干部和一个守门的老头。
朱汀逦等36名从呼图壁垦区先期到达的人员，是在星夜赶到青河县委报到的。
“敲了半天门，喊了半天话，县人武部参谋才抱着机枪出来开大门，县委书记见来的是自己人，这才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出来迎接。”
朱汀逦说：“县上的同志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救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抱住你就哭，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倒出来了，这才想起问我们吃饭了没有？我们赶了五天三夜的路，连一顿热乎饭也没吃过。可县委书记说，他们已经20多天都没吃过一顿热饭了，从
县委书记听到这里，高兴地几乎叫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我们就有力量了。你们是第一批来青河的工作队，所以你们的任务不能只是‘三代’，可能是八代、九代，但现在关键的关键是先要维护好后县城的治安，恢复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和职能。”
每人一碗羊肉汤，就算是青河县委县政府对他们的热情招待了。
天快亮的时候，从阿勒泰和克拉玛依方向，又赶来了90多人，县委书记就让所有的人在院子里集合，按大小个儿站成三列。随后开始发武器，每人一只枪，一百发子弹、四个手榴弹。接下来，县委书记就宣布，第一排留下来保护县城，第二排去县城附近的两个乡，第三排去中蒙边防巴颜毛敦山口设防，建立哨所，封锁通外山口。
朱汀逦当时就站在第三排倒数第二个的位置上，就这样她被分到了边防工作队。但是，当队伍出发之后，朱汀逦才发现，她是这支队伍中惟一的女性。
他们从青河出发后，经巴里巴盖，进入阿尔泰山山区，在雪地里急行军四天三夜，才赶到了边境小镇巴颜毛敦。随后就在近百公里长的中蒙边境线上设卡布防。
朱汀逦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这位白发苍苍的青河农场副政委激动得无法抑制自己，反反复复地说着这样一句话：“现在想想，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当时真是太苦了，太难了。”
的确是太苦，太难了。1986年，我作为当时乌鲁木齐军区《战胜报》的特特派记者，曾经在那条边境线上，参加过几次边防部队的巡逻。
不过，那时，已经有公路通到各个哨所了。就是这样，那条简易的边防公路，还是把我们巡逻车的钢板都颠断了两架，可以想象20多年前，朱汀逦他们来的时候，这里的路会是怎样的。
朱汀逦说：“从巴里巴盖到巴颜毛敦，一百多公里的路，我们骑着马走了四天多，有时候夜里还要行军。当时虽说是春天了，可是阿勒泰的春天来的晚，要等六月份，雪才能化光。我们来的时候，正是白天大中午化雪，太阳一下山就结冰的日子。一路行军几乎都是白天泥里水里走，晚上就踩着冰渣子走。加上当时又没带马料，路上又没有放马的时间，到第二天下午，马就都走不动了，人也是又饥又饿，坐在马背上，裹着皮大衣，戴着大皮帽子都冻得浑身打抖擞，就像身上啥都没穿一个样。实在不行了，就下来拉着马尾跑一阵子，等身上有点热乎味了，再上去，马就在路边上找点草吃。再后来是越走越慢，到第三天，马干脆就不给你走了，我们只好找了片快化光雪的草滩，放了大半天马，让它们都吃饱了，这才又上了路。到第四天可坏事了，县上找来给我们带路向导，一位蒙古族猎人，腿摔断了，说什么也不走了，非要回去不行。我们队长詹洪给他做了许多工作，说我们全是外地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路，请他再坚持半天，我们用担架抬着他走，等到了驻地再派人送他回县城，可他就是不干。这可怎么办？他不去了我们谁也找不到地方。于是詹洪就来硬的了，让人把他的腿固定好之后，把他捆到了担架上，硬是给抬到了巴颜毛敦。当我们在国民党部队，留下来的几间连房顶都快要塌下来的老营房里，安顿下来之后，詹队长还真派了四个身强力壮的队员，把向导送回了县城。”
武装工作队到达边境哨所的第二天一大早，詹淇队长就集合了全队人马。凛冽的寒风中，他说：“同志们，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边防前沿，从现在起，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守好这段
朱汀逦和其他12名共产党员，随着詹洪的一声命令，齐刷刷地站在了队伍的前列。会上，每位党员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基本情况，轮到朱汀逦时，她站起来说：“我是1950年入伍的湖南兵，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疆地区剿匪战斗和开荒生产中，立过乙等功、丙等功各一次，来‘三代’工作队之前，任呼图壁垦区农场三营共青团委书记。”
“等等。”还没等朱汀逦介绍完，詹洪就站起来大声问道：“你是女的？”
“是女的。”朱汀逦答道。
“女的？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知不知道我这里是武装工作队，不是托儿所，你一个女人跑这里干什么。告诉你我们是来守防的，是来打仗的，你一个女人……”詹洪大声地训斥着。
“女人怎么啦？没有女人能有你吗？”朱汀逦听到这里，也大声地叫了起来：“你凭什么看不起女同志，谁规定女的不能来边防工作队了？再说，你们谁问过我是女的了吗？”
朱汀逦激动地哭着说：“你是队长怎么了？这是党的会议，你没有权力玩大男子主义……”
她这一哭，把詹洪震住了。半天，他才对身边的一位党员说：“你现在马上把其他人全部集合起来，再清点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女的？等送向导的人回来，马上把她们送走。”
清点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说，外边人没有女的了。
詹洪气得瞪了朱汀逦一眼说：“接着开会。”但是会上选举支部成员时，朱汀逦却出乎詹洪的意料之外，以高出他两票的结果，当选为支部委员。詹洪“马上送走”的命令只好自行“流产”。但是詹洪还是坚持保留个人意见，决定将朱汀逦的情况上报，由青河县委决定她的去留。在分工时，詹洪决定让朱汀逦暂时负责后勤工作。
“什么后勤工作？说穿了就是让我去做饭。”朱汀逦笑着对我说：“当时有什么后勤，全队30多号人，把干粮带收到一起，又分给我一个冻伤了脚的老刘，就是后勤了。你是不知道，当时连口锅都没有，做饭用的是喂马的铁桶，切莱用的是马刀。一直等到五月底，大队人员来了，我们才有了锅。”
青河方面指示，关于朱汀逦的去留，应尊重她个人的意见。
当詹洪再次征求她的意见时，朱汀逦表示坚决留下来。詹洪也就不再坚持个人意见，重新将她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在分管后勤的基础上又给她增加了一项任务，负责全队的卫生工作。这倒难不住她，因为她参军之后，曾在22兵团卫训队，接受过半年多的卫勤训练，结业后又在生产部队当过两年的卫生员。 1955年，她和一位“9.25起义”的老营长结婚之后，才改行当了营部书记，干起了抄抄写写的文秘工作，所以自从她分管卫生工作之后，全队的内务卫生有了巨大贡献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男人，包括詹洪在内都挨过她的“收拾。”
平时不洗衣服的现在开始洗衣服了，不洗脚的洗脚了，不刷牙的刷牙了。个人卫生上来了，疾病明显地就少了，队伍的战斗力也就提高了。
可是，后勤工作却难坏了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詹洪让她管后勤时，全队的粮食全部集中到一起，还不够一周吃的。县里供给的粮食一时又送不上来，她就和老刘天天外出挖野莱，打猎千方百计节省粮食。就这样也不行了，到第13天武装工作队断粮了，可县派出来的送粮队，已经出发五天了，还没到达。怎么办？不能天天让人饿着肚子去巡逻执勤呀，詹洪决定先杀两匹马，解决眼前的危机。同时又从三个哨位上抽调六个人，让副队长张建涛带着到附近的冬牧场，找老乡借粮。
有一天，指导员带队巡逻的路上，有三名战士饿得昏倒路边了。他就命令大家就地寻找野莱充饥。大家在挖野莱的途中，又捡了一只被老鹰吃的只剩下半拉子的野山羊。大家就用马料桶煮起了野莱和野羊肉，一个班的人马围着一口盛清汤的大锅，饥饿的眼睛不停地眨着。指导员心里明白，这样下去还会有更多的人倒下，部队将无法承担起巡逻警戒任务。等汤快好时，他突然发现，锅里有几棵从没有吃过的野菜。他就说：“大家现在谁也不能吃，这种莱咱们都没见过，也没吃过，不知有没有毒。现在你们必须再坚持一会儿，等我吃了一个小时后，如果我没事，你们才能再吃。”
说完，指导员将锅里那种没见过的野莱，捞到了自己的碗里。大伙儿全都瞪着饥饿和恐慌的眼睛盯着指导员。当指导员把最后一口野菜咽下去不久，大家就耐不住了，开始向锅边靠拢。指导员就命令他们再坚持一会儿。说他感到不舒服。大家这才又停了下来，但是指导员的脸色已经开始发青，喘气也急促起来，接着是鼻子出血。等大家明白指导员中毒了时，七手八脚将他抬上马背，赶起马就往回跑，可还是没等送到哨所，指导员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朱汀逦含着泪用热毛巾，一点点地擦去指导员脸上的血迹，为他系上了风纪扣……
战友们在绵绵春雨之中，抬起指导员的尸体，向着哨所背后的山坡走去……
巴颜毛敦武装工作队，是在断粮九天之后，才接到县上送来的第一批粮食。
原来送粮队在来巴颜毛敦的路上，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山里转了五六天，才找到他们的巴颜毛敦哨所的。
就是这条深深掩埋在阿尔泰山的沟谷之中边境线，由于几乎与世隔绝。惟一和外界相通的道路，只是一条纤细而又陡峭的转场牧道。每次到县里汇报工作、领取药品、给养，都要骑着马，在这条小道上翻山越岭跑两三天。朱汀逦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吃黑豆、玉米等粗粮和野菜，在单调、苦涩的生活中等到1963年10月，青河县中蒙边防大队成立。
此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才有了改善，再也没有发生过断粮事件。但是由于长期生活条件艰苦、生活质量低劣，许多同志都患了严重的胃病。到1963年10月，朱汀逦第一次从巴颜毛敦返回山下时，体重下降到30多公斤，而且多次胃出血，最后还倒置了不育症。
朱汀逦回忆起那段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都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伊塔事件’后，阿勒泰东部的中蒙边境也不平静了。你说蒙古才多大点国家，当时弱小的连我们都不忍心别人去欺负他，可他的军队却在前苏联政府的怂恿下，多次在中蒙边境一线进行寻衅，并且与我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勾结，策动我边民外逃。在我武装工作队和边防部队进入青河边境一线之闪，派兵侵入我青河地区的巴颜毛敦等地，掠夺我边民的牛羊，甚至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转场途中牧民。我们武装工作队进驻这一地区之后，先后在巴颜毛敦等地设立了边防哨兵和边境检查站，才慢慢改善了这一地区的环境，但是后来随着中苏关系变恶，这里也和中苏边防一样紧张起来了。后来，我们的边防部队进驻这一地区，我们开始建立青河农场时，兵团和部队一样，只要在这一块生产生活的人，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也知道战备是怎么回事了。备战备荒是经常性的，一天两三次不等。有时间我们的人，正在田里正种着地，或是在半路上走着呢，就战备了。而有时候下班回来，面条还没下锅，战备又开始了。还有的时候刚刚走到连队，娃娃还在托儿所都没接回来，那边的战备又开始了。总之，那时战备是家常便饭，到后来真的不搞战备了，边境和平了，我们都适应不了，总是放不松那根绷了多少年的战备弦。”
“现在人们都喜欢说中苏边境线上的事，实际上，那个时候中蒙边防不比中苏边防闹得轻。他们也照样过来过去抢你的地盘，夺你的牛羊，我们也经常和人家蒙古兵抗膀子。怎么抗？简单。”
说着朱汀逦顺手拾起一根红柳枝子，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又在圈里划了一条线，说“就这样，这个圈里的地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羊群过去来来回回都从这里走，也必须要走这个路，那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地盘呀，可是蒙古兵来了，他要夺这个地盘，要把我们的羊子弄过去，我们就不让他，我们就得争，不就是为了这块地吗，因为这地叫国土呀，国土就得讲究个完整才行，就象我这园子，本来是我自己家的，种什么都是一个统一的，可你非要从那个角上抢一块去，在这好好的一块莱地里，你种出一片苇子来，那怎么行，我就是拚了老命也得给你拔个干净。扛膀子，就是在这一条线上，你争我夺，我们的羊群要转场，从这儿路过，你不让我们走这个地方，要弄我们，我们就弄你，你要动手，我们就用肩膀去顶去扛。人家是部队，是当兵的，手里都有枪，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先说理，说不通了就开始对骂，再不行就只有抗膀子了。一个人不行就俩，再不行就上一群，弄成一个人墙，几十个人围成一个圈，手拉着手，你要过来进我们的地盘、抢我们的羊，除非从我们头上跳过去。”
在所有的“三代”工作队中，朱汀逦他们的青河武装工作队，是最后一个结束“三代”任务的。1965年他们将边境线和哨所移交边防部队之的，就地组建青河农场，继续屯守在那片边地上。
这年，朱汀逦的爱人汪宏疆，也从农十师机关调到青河农场，任机耕处长。后来，夫妻俩在当地领养了一对哈萨克族孤儿，两个孩子分别从新疆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女儿被分配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机关工作，儿子被新疆部队特招入伍，现在某边防部队任翻译。一双儿女都十分孝顺，每年冬天都要接老俩口到外地去过冬，因为青河的冬天实在是太漫长、太寒冷了。
2000年秋天，79岁的汪宏疆去世之后，朱汀逦又让儿子将他的骨灰从乌鲁木齐抱回青河，安葬在了离家不用的那片山坡上。
她说，她已立下遗嘱，去世之后也要葬在这里，陪着老伴一起过日子。
是呵，他们和众多的兵团战士一样，自从1962年离开他们熟悉的城市和垦区，奉命编入边境团场那天起，就一生永远地留在了远离城市、远离繁华、远离文明的荒僻、冷寂的边地。
青河的是中国大陆上的寒极，青河的边地是冰冷的。冰冷土地上，安葬着的却是一群一生热血激荡的忠魂。
朱汀逦，一位善良、柔弱的母亲，一位曾经的共和国女兵，一位坚毅刚强的战士，今可安在？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七章:陈晓辉和两个男人的爱情故事都在国境线上
第十七章都说湘女多情，在遥远的边境线上，陈晓辉也是斑竹一枝泪千滴。她和两个男人的爱情故事，着实让人觉得“离谱出奇”，却又合情合理。她嫁给了恩人的日子，恋人却出现了连里，恩人也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她改嫁给恋人，恋人却死于“文革”之中的非命，找了几十年的恩人突然又出现在她的眼里，真心陪她走过了雨走过了风。难道这就是多情湘女陈晓辉的命……
她是17岁参军的湘妹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婚姻和爱情故事,很有点现代青年的意味。在北疆最北边的阿勒泰山腹地，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由于种种原因，她在拥有了爱她的一个男人之后，又嫁给了另一个她爱的男人。可惜，她爱的那个男人，没有赔她走到底。最终，还是爱她的那个男人和她一起走到了今天。
当然，她的婚姻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印记，是一曲悲喜交加的恋歌。
她，陈晓晖，一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有名气的女水利工程师。
爱陈晓晖的男人，叫王连生。一位1949年跟随王震将军进疆的老兵。
陈晓晖爱的男人，叫李洪涛。一位为了她，专程从湖南追她而来的新兵。
初恋时节的诱惑是什么
我采访陈晓辉，是在2002年的秋天。
那天下午，根据农十师人武部王部长提供的电话号码，我拔通了陈晓辉家里的电话。本来是想约个时间，登门访问她的。可是等我刚刚说明来意，她就在电话那头说：“你别来了，我家里正在刷房子，一会儿我到你住的地方去就行了。”
放下电话不到半小时，我从阿勒泰军分区要了一台去接她的车还没到位，她就敲响了我的房门。
当她告诉我她就是陈晓辉时，我愣了好半天，因为我眼前站着的，是一位怎么看也没有67岁的老人。她净的面额，肤色十分红润，一头短发上，只有耳边几丝银白，加上一身黑色的长袖布拉吉，衬出她姣好的身材和笔挺腰板，身上却透着一股南方女人特有的气息，显得儒雅干练。猛一看，也就50多岁的样子，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位在西北边疆艰苦的环境中，拚搏了半个多世纪的女性。
老人见我惊诧地望着她，忙说：“这几天家里刷房子，从里到外脏透了，这样来见客人真是不好意思。”
“没想到阿姨看上去还这么年轻、漂亮。”我说。
陈阿姨说：“谢谢。老的没人样了，要是20年前，我可真是人见人说我漂亮、年轻，现在不行了，不行了。”
陈阿姨告诉我：“我是1952年从湖南入伍的，当时还不到17岁。”
当我问到她的籍贯时，老人却问我会不会唱《浏阳河》，当我唱到“江边有个湘潭县呐，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时，老人说：“我和主席是老乡，湖南湘潭的。我们那个地方离县城不远，叫马家河。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的大户人家，家里就我一个女孩，两个哥哥当时都在国外读书。我8岁那年，父亲就把我送到了衡阳，在伯父家里寄读，那地方小，没有女校，我就在男校上学。当时全校才十几个女生。到中学以后，我学的是地理，主要是怕落在两个哥哥后边了，你不是出国了吗，我没去过，但是书上我学的比你见的多就行了。”
我问:“听说，参军前您在衡阳已经订过亲了。怎么又参军了呢？男方家里愿意吗？”
“那是哪里的事哟？那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吧。当时我们班里有个男生，一直对我不错.他们家和我伯父对面住着，我们俩从小一起上学放学，由于学的又都是地理，能说到一起。放学的路上也经常谈谈学习之外的东西，彼此之间也有几份爱意，算是有点青梅竹马吧。新疆来湖南招女兵的消息，还是从他给我的报纸上看到的。我没和家里商量就去报了名。回来我就告诉了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同时也准备动员他和我一起走。可他吱唔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意见来，我一气就要走。可没想到他却把我拉住了，他让我嫁给他，说保证会照顾我一辈子，还说新疆那么远，那么苦，我一个人去当兵他不放心。我一听更气了，心想我连家人都没说就跑来告诉你，是喜欢你才跟你商量的，可你一个大男人，（实际上他才大她三岁）却没主见。最后，他才跟我说，他家里就他一个男孩，父亲又病了，他不能走。我就说，你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我管不了，可我要去，一定要去，这你也管不着了。”说完，陈晓辉就走了。
当陈晓辉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她才把参军的事告诉了伯父，随后她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就到新兵团报到了。然而，当她坐的火车就要启程时，陈晓辉送走了大妈一家后，目光却还在站台上找着她心里那份朦朦胧胧的爱。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在找寻着她少女的那份初恋之情，也只有这时，她才体会到自己对他的爱已不再是朦胧了。
车子就要开动了，陈晓辉还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然而，就在她失望地登上列车的瞬间，陈晓辉又听到了他的呼喊。他几乎是奋不顾身地冲上了站台，冲到了她的面前，什么也没说，含着泪将一个包裹递给了她。直到汽笛响了，他才转过身……
“火车开的时候，我看见哭了。”陈晓辉继续说道：“在车上我打开了包裹，那里面除了我平时最爱吃的槟榔，还有一封信和一只用红绢包着的玉佩。他在信上说，他把我和她的事跟他的母亲说了，他的母亲就让他给我送来了这只玉佩，还说，这是他母亲送给他未来儿媳的见面礼。他告诉我等他父亲的病好了，他就来新疆找我，一定娶我做他的妻子，让我一定等着他。”
陈晓辉和当年的许多姑娘一样，面对绿军装和爱情的双重诱惑。还是毅然选择了前者，坚定不移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走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陈晓辉苦苦等了七年玉佩的主人
陈晓辉，将那块玉佩紧紧地贴在心口上，带着憧憬、带着梦，开始了她的军旅，她的西行，也开始了她对爱的等待……
“经过两个多月火车加汽车站的行军，我们总算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几乎没有休息，第二天我们衡阳和岳阳等地来的那个支队，就是一个女兵连吧，一百多人，三台大卡车又上路了，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哪里去，反正就是跑吗。20多天后，我们到了。带队的干部喊了一声说，‘姑娘们下车吧，你们的目的地到了。’大家下车一看，这是什么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远外近处一片荒芜，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芦苇、野草，还有密密麻麻的红柳、梭梭。更可怕的是还没等我们记住这里叫阿魏滩，成群对结队的蚊子就来了，一百多人啪啪八八打蚊子的声音，响成了一片。当时就有人说，这是什么鬼地方，这兵我不当了，送我们回去。没想到，一路上待我们象大哥哥一样的队长腾地一下就火起来了，‘奶奶的，是谁要回去？你认为这是闹着玩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现在是兵了，兵就得听命令，听指挥。谁要是再敢带头闹着走，我就把她给狼吃了。’队长的火刚发完，不远处的地下，就冒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男兵来。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这人怎么一个个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原来他们住得都不得是地窝子。我们就在男兵们的锣鼓声中，跟着他们走进了地窝子。我们的地窝子里住了12个人，睡觉都挤得翻不过身来……”
“有没有后悔的？”我问。
“几乎全部都后悔了，可谁也不敢公开说呀。有时晚上，一个妹子想家开始哭，大家就跟着一起来，又怕声音太大，就用被子后住嘴。当时我们都想为什么把我们分到这么远的地方，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了。每到这时，我就特别想他，就偷偷拿出那块玉佩来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后来都成了习惯，不看看那块玉也睡不着觉……”
陈阿姨平静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休息了几天后，天也就热起来了，我们就和男兵一样开始干活了。从河滩里往处背草皮，修大坝，一趟就是
停了许久，陈晓辉才说：“我们换个话题吧，都过去几十年的事了，没什么浪漫味了。”
“行，要不您说说狼的事？” 我说。
“狼的故事可太多了，就说我自己经历的吧。也是刚来不久修大坝时候，白天干活，晚上还得站岗，四个人一班，两个男兵在外围站流动哨（你是当兵的你知道什么是流动哨，什么是固定哨），我们两个女兵站内卫哨”，当时这里还时常有土匪，刚来不久，我们还和土匪打了一仗，他们死了七个，伤了二个，我们也牺牲了一个老兵。当然主要是怕狼，那时候那狼也太多了，一群一群的，经常趁着白天我们上工的时候来偷东西吃。有一次维吾尔老乡给我们送来了几只羊，连长说，等过八一再杀，让大家下工时，多带点草回来喂喂。可是有一天，我们还在工地上，就听到驻地枪声响成了一片，领导判断可能是土匪和炊事班交上火了，就命令大家背上枪往回跑，支援炊事班的战斗。但是，当我们赶回去时，才发现是炊事班的人和狼打起来了。我头一次见那么多的狼，好大一片，都不是群了，至少有二、三百只吧，比我见过的最大的羊群都大。原来它们是来偷羊的，让炊事班发现了，就打起来了。它们咬死了我们3只羊，我们打死了它们40多只狼。晚上营里开庆功会，野地里点上几大堆火，又唱又跳，又烤狼肉吃，没想到又把狼招来了。不过这次没敢打，营长说，晚上看不清，真打起来我们吃亏，就让人烧火，烧了整整一夜的火。狼也没敢攻击我们，不过那天晚上，可把我们能烧的东西几乎全烧光了，男兵们把自己的床板都架上了。再后来，狼就不太敢明目张胆地来侵犯我们了，可也得防着点。”
一段狼的故事，让陈晓辉阿姨讲的绘声绘色。可以看得出来，她是兴奋的，而下面一段还是狼的故事就让她和我都有些伤感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叫齐艳的山东女兵站内卫哨，是倒数第二班，你当过兵是知道的，这班哨是最差劲的了，睡得正香叫起来了，下哨回去还没睡着又起床了。”可以看得出来，当年陈晓辉不仅是一个合格的女兵，而且今天的陈晓辉依然保持着一位在边境线上，战斗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兵风范。长期准军事化的生活，已刻进了她的骨子，长进了她的心田。
“刚上岗一会儿，我就想解手，把枪交给齐艳后，我就急急忙忙地躲进了地窝子东边的红柳丛里。刚脱下裤子，狼就来了，两团蓝光就象手电一样照过来了，吓得我连气也不敢出了，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它盯着我，我也盯着它。这时才后悔不该把枪交给齐艳，心想只要你敢扑过来，我就和你拚了，就使劲抓着手里的家伙。也不知过了多久，齐艳大声地喊声我，远处哨流动哨的男兵也来了，狼才走了，它走的进候我能听到它踩断的树枝声，你想有多近吧。它一跑，我也想起跑了。可是一步没跨出去就摔了个大跟头，原来我裤子都没提起来，更可笑的是我手里抓了半天准备打狼的家伙，却是被我攥湿了的手纸。”
陈晓辉映阿姨的原本灿烂的笑声，很快就静了下来，眼眶里的泪水闪烁出了一种无耐的浑浊之光：“就是那天，我下哨后怎么也睡不成了，干脆打着手电给他写信。我没敢说这里的苦，也没说遇到狼的事。我真的怕他担心，受不了，更担心天隔一方的我们，最终会不了了之。那封信发走之后，我几乎天天等着他的来信，夜夜摸着他的玉佩过日子……”
这一等，就是七年。七年中，她拒绝了成班、成排的男人。
七年中，她成了不可教化的另类，不听招呼的女刺头兵。
七年中，她承受了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巨大压力，甚至是性格的扭曲，最终她带着那块玉佩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大14岁的救命恩人……
陈晓辉嫁给了大自己14岁的恩人
在陈晓辉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组织上的正面鼓励、积极引导、批评教育之后，也同样拒绝了好心人的劝说和一次次的好心介绍。
她就是铁了心，坚决不嫁人。
正在这时，上级要在乌鲁木齐办一个水利设计进修班，要求参加人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基础，如果是女兵，就必须是未婚的。陈晓辉刚好符合这两条，组织上就让她去了乌鲁木齐。
在那里，她似乎找到了自己失去的感觉，学习成绩和才干十分出色。再加上她人又长的漂亮，一时间成了老兵们追逐的对象。但是，陈晓辉还是忘不了玉佩的主人，她在拒绝着求爱者的同时，仍在坚持不懈地给他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可玉佩的主人像是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没有丝毫音信。
快结业的时候，有位湖南老乡给她介绍了一位从南疆来的老兵。老兵是二军部队来的一位叫王连生干部，31岁还没成家。当时的陈晓辉心里只有玉佩的主人，想都没想就给回绝了。由于她和王连生当时都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几个尖子，组织上准备将他们一起留在乌鲁木齐水利设计院。
陈晓辉本来是同意留下来的，但是当她听说王连生也要留下时，说什么也不干了，找了几十次领导，坚决要求再回阿勒泰。她说，阿勒泰是新疆河流最多的地方，她在那里才能发挥作用，她这一生不准备嫁人，要嫁就嫁给阿勒泰的山水。就这样，她又回到了阿勒泰山的怀胞。
当她回到阿勒泰时，正赶上农十师组建后的第一个开发浪潮。她从师里调到183团不久，北屯的建设就上马了。为了建设好新疆最北边的这个重镇，新疆省（当时还没成立自治区）和新疆军区，从全疆抽调了上千名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王连生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是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无巧不成书。陈晓辉躲了又躲的王连生，竟然和她编到了一个水文地质勘测队。
陈晓辉说：“刚开始，我们都还保持着距离，装着谁也不认识。可心里总是有点那个吧，慢慢地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向我靠拢了。出外勤时，他不是替我背行礼，就是替我扛器材，要么就象跟屁虫一样老是跟在你的不远处，时时处处呵护着你。到了开饭的时候他也主动帮我打。用今天的话说，整个一个护花使者。我本来就对他根本没什么，可全队的人都说我们俩好上了，搞得我是不自在极了。他也多次向我表白喜欢我，别人也劝，我就是听不进去。后来领导又出面了，夸他有文化，会体贴人，从也长的好。反正是一大堆的好处。说实话，除了年龄大了点，他各方面还真的都不错。可我没法表这个态，我还再等我心里的那个人。”
其后，陈晓辉和王连生谈了好多次，请求他另选别人。可王连生却一如既往地关心她、照顾她。说，就是俩人成不了夫妻，他也愿意把她当成妹妹照顾一辈子。但是,后来的一次意外事件，却让陈晓辉改变了自己的诺言，嫁给了这位比她大14岁的“老男人。”
“那是一次修大渠会战,急需大量的木材,我们测绘队也全上了,大伙都在阿勒泰山一条河里放木排。我和王连生等几个人，被安排在河的下游捞木头。我们一人拿一根长长的木杆，站在河边，等木头下来了就用木杆去抓，杆子的头上有一个很大很尖的钩子，对准木头用力一抓，钩子就抓住木头，钩牢了再往河边拉。这活很是危险，我个头又小，也没多少劲，当时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眼看一根又长又粗的木头下来了，我就劲抓了一下，可是没等我去拉木头，就让木头把我带到河里了。北疆的河里流下来的全是冰水，是雪山上化的冰，又凉又急，我一下就晕了，一连喝了好几口水。实际上，我从小就在河边上长大的，泳还游的不错，可那时慌了神，只顾扑腾了。就在这时，上游又冲下来一根比我抓得这根还粗的圆木，冲着我的头就过来了。就在这时，有个人跳进了水里，抓住我的手就往岸上推，我上来了，只顾吐水了，也没反映过是怎么回事，就听有人大喊王连生。我一抬头才看见，他被一根大圆木直直地冲在了腿上，他被大家救上来后，人都昏死过去了。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是就此落下了一条跛腿。我在尽心尽力照顾他的同时，也在想我这辈子欠他的太多了。外边也有人说，他完全是为了我，现在拐着一条腿，再想找个人难了。等他能下地了，我就又回了测绘队，在床上哭了一夜后，也没跟他商量就给团里打了个结婚报告。等我抱着自己的被子走进他的宿舍时，他才知道我真的是要和他过日子了。那一天，我刚好24岁，他都38了，大我整整14岁。”
后来，陈晓辉又说：“人就是这么怪，当初不想嫁给他，是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个人。现在嫁给他了，心里的那个人也就没了。我在等了心里的那个人七年之后，最终还是嫁给了救过我性命的恩人，也许这就是缘分呀……”
陈晓辉改嫁玉佩的主人
陈晓辉是幸福的。因为在她的心里有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爱的，另一个是爱她的。
陈晓辉是不幸的，因为当两个男人无可回避地走到一起之后，她无所是从了。然而，在两个男人理智地协商之后，她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陈晓辉和王连生结婚不久，“伊塔事件”就暴发了，兵团奉命扩建农十师，新编185、186等几个边境团场。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大批从全疆各地调来的骨干，云集阿勒泰。李洪涛（也就是陈晓辉珍藏了多年的那块玉佩的主人），恰恰在这时，也从南疆的一个团场调到了这里，而且就像当年王连生来的时候一样，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竟被分到了一个单位。
王连生、李洪涛，还有陈晓辉，三个人就这样处在了一个尴尬而又拥挤的时空之中，听凭着命运的摆布。
当陈晓辉在饭堂里，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李洪涛时，她只是好奇的回头望了一眼。心想，这世界上还真有同名同姓的人。
但是，当她看到的李洪涛就是玉佩的主人时，她惊呆了。连打好的饭菜也没拿就跑回了家里。
几天之后，李洪涛终于在工地上找到了她。他告诉陈晓辉，在她参军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有他和他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可是他从来都没忘记他心上的姑娘。
1954年他把母亲交给堂兄照顾，也加入伍来到了新疆。
这些年来，他四处打听陈晓辉的下落，奔波于南疆各地。这次调到北疆来也是为了寻找陈晓辉。
当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陈晓辉就在北屯时，他就主动从阿勒泰调到了185团。
陈晓辉说：“自从那天李洪涛在饭堂里见到她后，李洪涛高兴地一夜没睡。当晚他就写好了结婚报告。他想，人都见到了，还等什么？我一定会嫁给他的。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心里刀割一样。心想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呀。但是，我还是强装平静的把伴随我度过各种闲难时期的玉佩，塞回了他的手里。然后我才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丈夫对我很好，你再找一个比我好的姑娘吧。说完这些话，我扭身就走，我怕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眼泪。让他看见了他会更难受的。”
那天收工回来，李洪涛就病倒了。
“他一连几天滴水未沾，高烧不退。听到他病了，我也心急如焚，想去照顾他，可我又担心被人说闲话。万般无奈，我就将我和李洪涛的关系告诉了王连生。连生听后，半天没说话。最后还是他一边安慰我，一边炖了鸡汤，让我给李洪涛送去，并让我照顾洪涛几天。当时，连生是我们队里的领导，他说他是代表组织上，让我去照顾李洪涛的。还嘱咐我不要多想，好好关心同志。就这样，我伺候了李洪涛三天，他才慢慢好转过来了。但是，在他病愈后，他就提了瓶酒，来到了我家和王连生喝了一个通宵。当时，俩人都只喝酒，谁也不说话，后来，连生就让我去睡觉，说他要和洪涛谈谈话。我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就不想走。后来，洪涛也劝我走，说他们没事，只是男人和男人谈点男人的话，就这样我才走了。我回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王连生送走李洪涛后，我才睡了一会儿。”
陈晓辉接着说：“自那以后，王连生就不再跟我同床了。起初我还以为是我照顾李洪涛那三天，让他面子上过不去了。我就极力做个好妻子，家务活都抢着干。可连生还是对我躲躲闪闪的。我忍不住了，就和他谈长了一次。没等我开口，连生就说，‘晓辉，我们俩个离婚吧。’这也太突然了。当时就像给了我一闷棍，打得我两眼发花。我说，‘离婚？王连生，你给我讲清楚，我跟你过的好好的，凭什么？我和李洪涛是清白的，我去照顾他是你代表组织下的命令，我没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凭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许久地沉默后，王连生还是不说话。陈晓辉也只是在哭。
“晓辉，我们离吧。这样对大家都好。”王连生终于开口了：“是我对不起你，委曲了你。本来你们就是天生的一对，都是我拖累了你。再说，1950年我在库车就我结过一次婚，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不到两年，她肝炎死了。所以我想，我可能也有肝炎，我们不会有孩子了。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不嫁人，就是为了等李洪涛，你心里有他，他心里也有你。他是为了你才从湖南追到新疆来的，现在又从南疆追到北疆了。他对你真有感情，咱们还是离婚吧!”
陈晓辉在哭声中，听完王连生劝说。
面对两个不错的男人，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难道是两个男人那夜的谈话，他们达成了什么，还是自己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反正，她就觉得是这两个男人，把她的心全搅乱了。
她前思后想，一个男人对她有恩，另一个男人对她有情。她恨不得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留给王连生还恩报德，一半送给李洪涛了确情感。
这一夜，陈晓辉几乎没睡，她一直躺在王连生的臂湾里，听着他的讲述，泪水也渐渐地打湿了王连生的胸襟……
天渐渐亮了，等陈晓辉醒来时，她发现王连生已经走了。他走的时候，还给她做了早餐。餐桌上，有王连生留给她的一封短信。
他说，他感谢和陈晓辉一起生活的日子，感谢陈晓辉对他的关心照顾。他现在又要去南疆了。他去参加一个水利工程的设计。他还说他真心祝愿陈晓辉我和李洪涛幸福长久。
陈晓辉追出好远，也没见到王连生的影子。她在戈壁滩上哭够了才又回到了她和王连生共同生活了近两年的那个家。
但是，当她走进家门的时候，团政治处的刘主任，已经等了她很长时间了。刘主任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她一个团长和政委都批复过了的离婚协议书。
临走的时候，刘主任说：“今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连生是我的战友，他托付我的事，就是照顾好你。请相信我会尽力的。但是，这并不说明，我对你没有看法，也不代表我认可你的行为。”
说完，人家走了。半天，陈晓辉才反映过来刘主任那句话的份量和含义。
“离婚，在当时的年代，是件很让人丢脸的事。”陈晓辉说：“王连生是领导，人品很好，工作能力又强，对我也很好。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离婚呢，责任肯定是我陈晓辉映的了。王连生一走，我们离婚的事，就传遍了北屯，许多人说是我和洪涛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王连生气不过才离的。还有的说我不要脸，把人家王连生的腿都搞拐了，又不要人家了。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颤抖了，害怕了。那些日子白天千活、勘测，不和别人交谈，夜晚也不敢出门，躲在房子里看书。过了一阵子，刘主任就把李洪涛送进了我的房子。说，这是王连生的意见，从现在起你们就算是合法夫妻了。等刘主任一走，李洪涛就说，‘晓辉，让我照顾你好吗？’听到这个我曾经等了七年，又给我带来巨大伤害的男人的话，我受伤的心有了精神的扶助。哇的一声我扑到厂洪涛怀里．并用牙狠狠地咬着他的手说，是你把我害苦了。他任我怎么咬他都没有吭声，只是任我肆意发泄。咬了半天，他才扶着我的肩对我说，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终于结婚了。这时，我才点了点头。直到晚上，我才看见他的手上还有我两排深深的牙印，微红中透出血色。”
1963年，陈晓辉第二次结婚。爱人就是玉佩的主人李洪涛。 陈晓辉再次回到了恩人王连生的身边
今天，无论人们怎样评判陈晓辉和李洪涛当年的结合，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的。
事过50年后，饱经风霜的陈晓辉，坦然地给我讲述了那段日子里，她和李洪涛的情感生活：“我和李洪涛结合后，生活得很幸福。说实话，对于这个婚姻，我自己是等待了多年的。在和王连生的婚姻过程中，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如果李洪涛不出现，可能我会和连生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日子，没有起伏也没有激情。既然洪涛出现了，就要有一个面对的问题，王连生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和洪涛，我们感激他，也为他的崇高而感动。感动你就得干点事，不能光是爱来爱去吧。王连生走的时候就告诉我，一定要成气候，干出点事业来。”
“洪涛在这一点上非常支持我” 陈晓辉说：“婚后不久，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修渠的工作中。1965年，我加入额尔齐斯河的什巴堤二干渠的设计和施工。额尔齐斯河，是新疆唯一的一条外流河，刚进什巴堤的时候，那里杂草丛生，蚊虫肆虐，修建工作十分艰苦。为了修好新大渠，我们先挖去老渠底淤泥，铲除渠帮杂草，堵塞渠壁渗漏；为了修渠，我们要到几里外的地方拉片石，从拉片石的地方到干渠工地全长有
在这之后，陈晓辉又参加了北疆地区几十个水库、大渠、大坝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她说，“李洪涛也是一样，结婚几年了，我们都很少有机会同房，多数时间我都吃住在工地。洪涛不但毫不怨言，还主动承担了家里的一切活，让我觉得事业很有成，感情也很富足。但是，每当闲下来的时候，我和洪涛的心里都挂念着王连生，尤其是我，必竟我们夫妻一场。其间，我去找过王连生的那位战友（刘主任），他不仅没告诉我任何消息，而且每次都是让我哭着回来的。自从我和连生离婚后，他倒成了我的仇人。每次我去问他，他就是一句话，‘像你这样的人也知道关心别人，自己过好就行了。’自从连生走后，一点关于他的消息都没了，心里真不是个味儿。几年中，我和洪涛都给他写过信，也给库车的部队写过几封信，请他们帮助找找，可是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
从陈晓辉的坦然的讲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是一位心底善良的女人。她和李洪涛的婚后，依旧挂念着曾经一心一意爱过她的王连生。
“可惜好景不常，也许是我这个人命不好，正当我和洪涛的日子过的红红火火，两人又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晓辉说：“李洪涛的家庭出身不好，又是业务尖子，‘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白专典型，批斗对象。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又有人站出来揭发，说他当年从革命干部王连生手里抢走了我的罪行。1967年夏天，他就被关进了劳改队，还成立了专案组，对他进行审查。白天，他要从早到晚干重活、苦活，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就让他写交待材料，每周还要开一次批斗大会。田间地头休息时，他又得到各班，接受轮流小批斗。稍‘不老实’，就受皮肉之苦……”
“人们常说，女人是祸水。那时候我就认定了自己是祸水。谁跟我好，谁就倒霉。王连生对我好，王连生让我搞成了拐子，丢了老婆，没了家。李洪涛对我好，李洪涛就进了牛棚，进了劳改队。你说我这人是怎么了？”
陈晓辉又说：“我当时也被赶进“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挨批斗。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更难听，‘什么作风败坏、阶级立场不坚定，敢愿给地主分子当小老婆，陷害革命老干部’等等一大串，可我就是死不认帐，到最后就成了对抗改造的典型。那时，我真想把王连生找回来，让他自己说清楚，可到哪里去找呀，我与刘洪涛都联系不上了。我知道，洪涛是个死性子的人，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上的折磨。在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久，他就彻底的崩溃了……”
一个星稀月朗的夜晚，刘洪涛在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后，又挨了半宿的批斗，红卫兵们还要勒令他，今晚必须写出当年如何勾引陈晓辉的交待材料，刘洪涛前思后想，最后用一根背柴的麻绳，结束了自己年青的性命。
是年，刘洪涛只有38岁。
安葬他的时候，陈晓辉托人将那块玉放在了他的手里。
玉佩和他的主人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但是，在刘洪涛死后的8年中，那条他用来上吊的麻绳上，依旧给他拴着一个“死不悔改，自决与人民”的罪名。
1976年，刘洪涛才得以平反昭雪。
就在刘洪涛自杀不久，有人（刘主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天山之南的王连生。王连生离开阿勒泰已经十几个年头了。十几年来，他在天山那边，也时常挂念着自己深深爱过的女人，但是必竟他们不再是夫妻了，挂念也只是心头的长痛罢了。
当他听说刘洪涛自杀的消息后，他再也呆不住了。他又来到了阿勒泰。一连几年，他为刘洪涛奔走呼喊，他为陈晓辉跑前忙后。
结果到最后，就连他这样的老革命也成了“划不清阶级界限”的人。
1975年，当陈晓辉平反，走出五七干校后，第一件事就是跟连生复婚。那年王连生当时已是54岁。陈晓辉也是“40岁的老女人”了。
陈晓辉说：“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又结合了。这回不光是他爱我了，我也真心的爱上了他。人生的路上总得有个伴儿呀。我们没有孩子，王连生就把洪涛的母亲从湖南接来了。我和连生把老人一直养老送终，老太太生前见人就说，‘连生比她的亲儿子强，媳妇比亲女儿还好’。”
“人生永远没有完全满意的时候。”晚饭后，陈晓辉阿姨象是总结她这一生似地对我说：“爱别人的时候，自己幸福，别人往往不幸福；让别人爱的时候，别人幸福，自己往往不幸福，看来让人人都幸福，是件很难的事。”
在结束了对陈阿姨的采访之后，许多日子，我都在回味着老人的话：“让人人都幸福，是件很难的事。”
《边地母亲——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第十八章:台青云老了之后才想起要过几天女人的日子
第十八章她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凤阳女兵。解放西北的战斗中，她失去了两位恋人。24岁那年她又第四次嫁人，才算真的结了婚。在可克达拉草原生儿育女；波玛边防又为丈夫做诗；后来自己上了前线，恶狼却拖走了她的儿子。忙了一生国家的大事，老了才想起没过几天做女人的日子。
月光下的界河，向北流淌的水，让白桦的叶子撞出了一枚枚纯银质的音符。纯净、坚贞、高贵，飘飘洒洒，就像尘世中青春着红颜的女孩，守身如玉，只想为大地深藏的种子，披上羞涩的嫁衣。
河边的她和河边的天空，是在同一瞬间从梦中醒来的。当月亮再次提升了高度和亮度的时候，白桦枝叶下，透出来的月光就显得格外忧伤，像星河里荡漾的流苏，漫远、流长。
远处，最高的峰峦和雪山，像岁月遗忘的苍苔，在流韵的锋芒中，弥漫起辽远的记忆……
她，坐在界河边上，拥着无以排挞的思绪说：“这一辈子快走到头了，想想还真没好好当过女人。剩下的日子呀，就是当女人。”
70岁生日的这天，台青云穿着一身蓝花白底的蜡染长裙，又到界河边上做女人来了。
20岁那年她在可克达拉第四次出嫁
早年的可克达拉，是伊犁河谷的一片荒原，一片原始了千百万年的荒原。
后来，王震将军的一支部队，踏着1949年冬天果子沟的深深积雪，在这里燃起了烧荒的篝火……
篝火旁，那位被火光映红了脸庞的女兵，就是台青云。
她是新中国最早进入这片荒原的军人之一。不过，那时的可克达拉，还没有任何的名气。
然而，十年之后，一位叫张加毅的电影人和一位叫田歌的音乐人，也来到了可克达拉，他们联手将这片荒原上的篝火、犁铧，还有拉动犁铧的军人，变成了一首叫《草原之夜》的歌。
从此，可克达拉随着歌声，走遍了中国，也走遍了世界。
呵，可克达拉，东方小夜曲的故乡。
走进可克达拉的时候，台青云虽然只有18岁，但是她却是个老兵。
老兵是安徽凤阳人。13岁那年，她跟着叔婶，背着花鼓，外出逃荒，一路要饭要进了山西境内。几年中，她跟着叔婶走遍了三晋大地，也没要出个人样来。1947年初春的一天，她和婶婶正在晋中永和关码头附近唱花鼓，正赶上胡宗南过队伍，一阵乱枪响过之后，她和叔婶走散了。
台青云抱着花鼓，坐在码头上苦苦地等了叔婶半个多月，也没等到叔婶的影子，就在她准备离开永和时，王震的二纵（二军前身）开过来了。部队要从永和关西渡黄河。
台青云在码头上，认识了359旅的一个敌工科的安徽老乡。经他介绍15岁的台青云参了军，跟着部队到了陕北，参加了保卫延安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一系列战役，“干过炊事班、担架队、运输队，骒马队。”榆林战役，她还亲自参加了攻城战斗。沙家店战役中，她一个人从阵地上下了11 位伤员。
从此，她跟着部队一路向西，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历次重大战役。解放兰州时，在徐家山战斗中，她的左腿负伤，让敌人的子弹把小腿肚子打成了两截，她仍坚持把一箱子弹送到了前沿。
伤愈归队后，台青云在酒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她跟随六军先遗部队，从酒泉乘坐苏联红军的军用运输机，到达迪化，随后徒步到达伊犁，不久就进入可克达拉垦区……
尽管台青云和后来进疆的山东妮、湖南妹子比是老兵，但是在婚姻问题上却是一样的。进入可克达拉不久，她和新兵一样，都面临着嫁给比她还老的老兵的命运。
1952年夏天，当可克达拉的草原上，开满了鲜花的季节，20岁的台青云嫁给了，比她大8岁的军医张根山。
这是台青云的第四次婚姻，也是惟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
说起这次婚姻，台青云说：“我从10岁就开始嫁人，可一连嫁了三次，都是嫁的鬼，只有这第四次，在可克达拉，我才真正是嫁了个活的。”
她说：“人，就这命。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也信命。1947年在晋中参军的时候，给我报名的老军需官就说我，一个穷人家的苦命丫头，姓什么‘福’姓。我还不服气，忘了告诉你了，我本来是复姓瞻台，当时报名时，那个老军需官识不得几个字，不会写‘瞻’字，我一个字也不识，又给人家说不清，只说我是复姓。结果他就听成了‘福’姓，硬是让我改成了姓青，叫青云。到入党的时候才又成的瞻台，可后来自己叫起来，写起来都麻烦，就只留了个台字当姓了。所以我说我认命，嫁给张根山是我的命，是我们有缘。要不我怎么从安徽出来十几年，要了几千里路的饭，打多少回的仗，没饿死，没打死，最后嫁了他呢？这就是我的命，我信这个。”
说起台青云的前三次婚姻，不难看出老人的“命”，是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0岁那年我就嫁了个16岁的死人。”台青云说：“我出生地凤阳山区一个贫苦的农家，上面有四个姐姐，因为没有儿子，父亲总是感到抬不起头来。我母亲是在46岁时，才生下的我，我刚一出世，母一口气没喘过来就去世了。所以我一下生，就受家里人的白眼，从小我就受够了歧视。好不容易活到了八、九岁，又赶上连年的灾荒，颗粒无收，父亲整天愁眉不展，生活也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我10岁那年，有一天，父亲背回来一麻袋麦子，让我姐就磨了一盆面，他又杀了一只鸡，给我们包了一顿饺子，让我们吃了个饱。第二天一早，父亲背起我，一口气就到了20多里外的一户人家。父亲放下我，连看都没回头看我一眼就走了。原来，这户人家一个16岁的儿子，半年前病死了。他们怕他儿子在阴曹地府里娶不上媳妇，就用一袋麦子给儿子换了个活人妻。当天，他们就让我抱着那个死鬼的灵位，在他的坟前拜了堂，成了亲。实际上，我从此就成了人家的使唤丫头，烧水做饭，洗衣服，成了我每天的活计，动不动还要挨打。就这样我在他们家当了三年死人的活人妻。到我13那年，我叔婶两口子到这个村里来唱花鼓戏，实际上就是买艺讨饭，婶子她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婶子。我婶子见我被人家打的到处青一块红一片的，就偷着来看我，抱着我哭。几天后的夜里，婶子翻墙进了我那死鬼婆家，拉起我就跑，一直跑到山西地界，才敢停下脚来……我叔婶是好人，解放后，我到处托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一直就没找着。直到1965年我二姐来信，说我叔婶一家在内蒙，我就和张根山到乌兰察布把老两口接过来了，饲候了一辈子，直到养老送终。”
如果说，台青云的第一次婚姻，是旧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罪恶产物，那么她的第二次婚姻，则是一首为了新中国平等社会制度建立，而凝固着血色的浪漫战地之梦。
只是这梦，源于一场残烈的战争，是一曲血与火的恋歌。
那是扶眉战役期间，台青云所在运输队配属二纵的一个营，从侧翼支援主力部队攻打壶梯山主峰。战斗打响后，敌人依托险要地势，向我连续发起反击，我主力部队进攻受措，侧翼部队担当起了主攻任务。战斗进行的异常残酷，阵地上弹药消耗太快，台青云所在运输队奉命冒着敌人的炮火，往阵地上送弹药。在阵地上，她遇到了一位负伤不下火线的副连长。
打红了眼的连长，命令台青云把他的副连长“拖下去”。
台青云就背起又高又重的副连长，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下，背进了野战医院。后来，副连长成了这个连队惟一的幸存者。台青云也成了那次残烈战斗的第二位活着的见证者。
血与火的考验中，台青云和副连长相爱了。并相约“打下兰州就结婚”。
1949年8月，部队发起兰州战役前夕，上级特批了他和副连长的结婚申请，但是，部队打进城里后，当她拿着结婚报告找到副连长的部队时，副连长却在当天的战斗中，牺牲在了兰州城下的黄河岸边……
副连长是幸运的。
因为，他是兰州战役中几百名烈士里，惟一的一位有女人送葬的人。
台青云含泪告别了兰州，也告别了长眠在华凌山上副连长。
直到她进入可克达拉垦区之后，她的爱情之火，才被一位骑兵连的指导员重新点燃。
指导员是六军骑兵团的老兵，在可克达拉垦荒的日子里，他结识了台青云。当时，台青云还处在失去副连长的悲痛之中。指导员生活上的关心体贴，工作上的帮助支持，又唤起了台青云对爱的记忆。
不久，经生产处教导员的介绍，俩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本来他们商定1950年春节结婚的，但是指导员考虑到副连长去世才几个月，就建议过了清明节再结。然而，1950年春节刚过，新疆境内的哈密、阿勒泰等地，相继暴发了乌斯满、绕乐博斯叛乱。六军骑兵团奉命参加北疆地区的平叛。
1950年8月，剿匪战斗结束，骑兵连又回到了可克达拉，但是指导员却没有回来，他永远地留在了将军戈壁那片血染的土地上。
指导员牺牲的消息，是骑兵连的军医张根山带回的。原来，指导员所在的骑兵连在配属兄弟部队，沿着阿尔泰山南麓，由奇台往巴里坤追击土匪的过程中，在吉木萨尔东山遭遇土匪埋伏，中弹牺牲。
台青云刚刚复苏的爱，又一次冻结在了心底。
直到
在后来的岁月里，台青云从不愿意回忆她20岁之前的那段日子，尽管这位老兵有着传奇的色彩和经历。
她说：“我的日子好像就是从20岁才开始的。”
在可克达拉生儿育女
八月的可克达拉，是一年中草原上最美的季节。满山遍野的牛羊，飘散在绿茵如毯的草地上，草滩上开满了七色的野花，成群的蝴蝶飘飞在花丛草滩和蜜蜂儿争采着花蜜，云雀儿在蓝天上唱着一首首不知名的歌，远处几匹纯种的乌孙马悠闲地散着步子，俨然一幅世外桃源……
垦区军人俱乐部，一幢用芦苇席子搭起的大棚。20多对垦荒军人的婚礼，正在进行之中。热烈的掌声中，垦区副政委朱正东，象念文件一样，一口气宣布了26对新人的名单。随后，一对对的新人们就被请上场来，接受领导和大家的祝福。
说实话，如果不是舞台正中，挂着一个用几十种草原上的鲜花编成的双喜字，怎么看这里都像是个会场。当台青云和张根山，从团领导手里接过一对枕头和一包糖果后，五军十五师文工团的琴师达列就用小巴扬（手风琴）演奏着起了俄罗斯民歌《红梅花儿开》。炊事班的战友们把手抓羊肉也抬进了俱乐部。
婚礼就要结束时，团领导说：“同志们，你们26对新人，今天就算是正式结婚了，但是很多人今天还入不了洞房。目前咱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房子，现在只有两间，大家只好轮着当洞房了。也就是说，每天只能有两对新人可以进洞房，第二天再腾出来让给下一对。这样也好，我们大家闹洞房的时间就长了……”
中午11点，他们才从上一对新人手里接过了房子。台青云和张根山抱着自己的被子走进了洞房时，才发现战友们将洞房的四面的墙上都插满了鲜花，中间还挂着一幅毛主席像。他们的隔壁就是湖南妹子刘湘娥和六连连长洞房。两对新人，两个洞房之间只隔着一张苇席，那面的灯光能照到这边的床上，这边的人说话那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50年后，我在波玛农场见到台青云时，说起自己的洞房之夜时，她就像是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没有半点的君态：“哪那是什么洞房呀，除了中间摆了一张空床什么都没有，好像进来就是为了干哪种事。不过我还是进了洞房，因为我先后找了四个男人，这次才算真正进人家的洞房，上人家的床。现在说起来没什么了，可那时候不行，害羞。你想呀，两户人家一起进洞房，中间就隔一张烂席子，战友们在一家，就把两边的洞房都闹了。等人都走了，两边都静下来了，我才发现更难受了，谁家也不敢大声说个话，两边都没动静，我吓得连气都不敢出，就使劲憋着，实在憋得不行了，才敢喘—口，脸都被憋得通红。我坐在床的这头他坐在床的哪头。两个人都显得紧紧张张，就像小偷一样，很是局促。再加上我们家老张是甘肃人，平时就不爱说话，一张口就脸红。虽说他是我第四个男人了，可我也没有一点经验。两个人就只好干坐着，苇席哪边，刘湘娥夫妻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偶尔谁动一下，听到床“嘎吱”一下声，我和他都吓的惊了一样，马上站起来看看。当时心里就像装了只兔子咚咚直跳。后来，还是刘湘娥哪边先把灯吹灭了，我就示意张根山也吹灯，可他说不能吹，说新婚之夜灯要亮一晚上。我俩就更不敢动弹了。等坐够了，他就急的在房子里转，可能都有三、四点了，我们也没敢上床睡。我也实在撑不住了，心想，反正我都嫁过好几次人了，怕啥？这次能对上你张根山，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我就大声说，张根山，你睡不睡？没想到吓的他连连摆手，说你小声点别让那边听着了。我就声音更大了，说我才不管呢，听着又怎么了，你是我男人。说着我就开始脱衣服了。可是没等我脱光，他就吓得把灯吹了。我脱光衣服就上了上了床，他还是不敢。半天他才慢吞吞地上来了。我就在被窝里哭，她不知道我想什么，就说你别哭了，你要是不愿意，我这就穿衣服回去。说着他还真的穿开了衣服，气的我一下跳了起来，伸手就是一个巴掌。我说张根山，我告诉你，我台青云虽然出过嫁，嫁过人，可我还是黄花大闺女，给人家当媳妇这还是头一回。没想到，我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他像狼一样扑上来就堵住了我的嘴，把我摁到了床上……”快言快语的台青云说的自己一脸的兴奋：“就这样我第一次成了人家的媳妇。我们俩一夜没睡，我躺在他怀里，说了一夜的话，苇席那边的刘湘娥也跟着我们慢慢地有话了。直天快亮的时候，我俩才睡着了，本来11点要给下一对腾房子的，可我们一觉睡到快12点了，人家又不好进来，就在门外大声喊，我们才听见。”
台青云继续说：“第二天我和他就搬回了单身宿舍，公共洞房又腾给了其他夫妻。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就传开了，满场子的人都知道那天晚上我是主动的，原来是苇席那边刘湘娥俩口子干的好事。开始还觉着挺丢人的，气的我去骂刘湘娥。刘湘娥是个文文静静的老实妹子，从来都不会大声说个话。她那口子可就不行了，嘴上从来没个把门的，什么事张嘴就来。我去找人家，刘湘娥一听就开始骂她那口子，说肯定是他干的好事。可他却说，这有什么好骂的，我还想让刘湘娥跟你一样呢。你说气不气人，可是后来想想都俩口子了，还管他谁先谁后。张根山说，他这一辈子，就喜欢我这疯劲，所以什么都听我的。”
台青云结婚之后，还是没有房子，再加上当年新疆军区又从湖南、山东招了几批女兵，结婚的都排起了队。据农四师1954年上报新疆军区生产兵团政治部的一份报告记载：
“……各垦区住房都相当紧缺，肖尔布拉克现在有结婚成家的官兵（指男性）321人，只有84人有房子。在阿拉马力、可克达拉等老垦区，住房更为紧张，据可（克达）管（理）处统计，垦区已批准结婚的夫妻有403对，只有解放前结婚的12人和进疆后结婚的营以上干部89人（指男性）有房。尽管团里采取措施，在部队相对集中的垦区设立值班房，轮流供结婚的夫妻使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现在可管处已婚夫妻平均每34天，才能轮到一次进值班房过夫妻生活的机会。所以每到夏天，垦区周围的草原、稻场、田间等地经常会遇到已婚夫妻野合的现象，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常有议论……”
台青云说：“我们结婚快三年了，还没房子住。我大儿子,就是在野地里怀上的。现在想想真是没什么丢人的，没房子，不上野地怎么办？这种情况不光是我们可克达拉的女人，整个兵团的第二代人的头一拔，大部分都是野地里怀，野地里孕，野地里生的。”
站在可克达拉草原上，我在想，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野合，那是影响乃至推动泱泱中华数千年的文明进程的野合。
还记得五帝之一的大禹吗？《史记》中说，他父亲 “鲧”，在抗洪工程中搞了豆腐渣被 “舜”殛杀于羽山。禹临危授命，接过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开山导水、筑堤修堰、兴建水利和家园。但是禹在涂山治水时，认识了一个叫“台桑”的女子，由于忙于治水，无法成亲，俩人就在桑林里野合了，当然，禹后来正式娶了涂山台桑为妻。《吕氏春秋》也说禹婚后四天离家，其后在外治水好多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之女为他生了“启”。据说涂山氏怀启时，到嵩山脚下就突然化成石头，禹赶来后大喊：“还我儿子！”于是石头向北而裂崩出启来。汉代曾有“台桑之会”的砖刻，禹作饿狼扑羊之势，尘根雄姿英发，清晰可见。那女的长发后垂，单腿高翘，张臂以待，姿态夸张。屈原在《天问》中还问：“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后来，这次野合名传千古，成就了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的君王启。
还是司马迁的《史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在丘山野合后，生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二千余年的圣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夫子的思想照亮了中国，这次野合的意义自然非同一般。
再一次野合应推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了。据《史记·高祖本记》说：“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伏于其上。而身有，遂产高祖。”就是说高祖的母亲曾在大沼泽的堤岸上小睡，突然梦见与神相遇。那个时候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其实那“龙”就是齐邦的生父。二千多年前发生在大泽边上的那次野合，诞下了一个威名赫赫的大汉帝国，从此之后，中国人不叫秦人、不叫唐人，也不叫宋人，而称汉人了。
台青云说的野合，那是千百个兵团父亲和母亲的野合,是一幅博大精深的野合图呀。在草原深处，在打谷场上，在田间地头，以蓝天当房，以大地作床，我们的兵团父亲母亲们，在大自然的风雨中，孕育出了兵团的未来和希望。
“结婚之后，好几年我还在连队的集体宿舍里，幸亏老张他们卫生队有几间病房，我才有了生孩子、坐月子的地方。要不然像我大儿子那么大的孩子，十有八九都得生在野地里。咳，现在想想我们那代人真了不起，那代孩子也了不起。你想想那时候，我们都没房子，好多孩子都是在野地里怀上的，也是在野地生下来的，但是这群野孩子长大之后，成了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子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代，因为他们原汁原味地继承了我们那代人吃苦奉献的品质。”台青云说这话时，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今天我们已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了，正如一位诗人所言：“读懂她们的经历，需要有判断山河的气概，因为那是天地和人的杰作。”
1955年秋天，台青云夫妇才分到了一间公房。
台青云说，那是兵营式的建筑群，一排住十二户，整整齐齐，每排房子前后两排白杨树，可克达拉的孩子们就和房前屋后的白杨树比着长大了。
台青云从可克达拉走的那年春天，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在边境线上给自己男人做诗
“从有了第一孩子起，在可克达拉的几年，我的肚子就没空着过。四年，生了四个孩子。”台青云说：“如果不是后来边境上出了事，我和张根山被作为骨干调到波玛边境一线，去开劈新农场，还不知道会再生几个呢？”
等张加毅和田歌到可克达拉来拍电影的时候，台青云和张根山，又调到了离边境线只有一步之遥的波马垦区。
台青云说：“和我们一起调走的还有李风群的丈夫等其他7个人。在可克达拉时，我们都是邻居。男人们一甩手走了，我们就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前脚跟着后脚搬。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去了9家人，还有两户是从肖尔布拉克来的。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九家子的人和家当全部装上了。9家人好几十口子，再加上—些破烂和粮食，当时是在战备条件下新建农场，刚成立的单位生活物资紧缺，大家怕去了没吃的，就预先带了许多袋玉米面。那时，往波玛地区去的路也没有，大卡车的司机也是第一次走那里，出了伊宁不远就找不到路了。李风群的婆婆是当时这个临时大家庭里唯一的老人，已经60多岁的人了，一听司机要把我们再拉回可克达拉，老太太一下就急了。她从车上下来指着司机就骂上了，说司机不负责任，边境上都快打起来了，老毛子现在那里又抢我们的牲口又占我们的地，你小子却要把我们几十口子再拉回去，这算怎么回事，你想当逃兵我们不想当。你还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点良心。老太太越说越气，说你要是敢往回开半步，我们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定你个汉奸罪。”
原来，李凤群的婆婆是，从太行山区来的老妇救会干部。抗日战争中，就带领妇女自卫队在晋西南打过游击，又是解放战争中有名的支前模范。1947年晋西南战役时，她带五个女民兵，从战场上押下来了73名俘虏。部队休整时，彭德怀副总司令还专门去看望了这位妇救会主任，给她送去了两床缎子被面。经老太太这么一骂，司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找了一位哈萨克牧民带路，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行军，台青云一行终于到达了波玛垦区。
台青云她们到达波玛后，在边境线上一座从牧民家里借来的破旧毡房里，见到了张根山和波玛农场的所有的人。由于她们是第一批来的家属，临时组建的农场里还没有一间住房。她们一下车，副参谋长就宣布所有的男人不吃早饭。原来整个农场就一口锅，刚下一锅面条，见台青云她们来了，男人们就主动发扬风格。孩子们一听有面条吃可高兴极了，蹦着跳着就开始向锅边挤。
李凤群的婆婆不干了，喊着让各家管好自己的孩子。
等台青云她们把孩子们集合好了。老太太就开始训话。她说，你们是兵团的孩子，要守纪律。现在锅里的面条是给你们的爸爸和叔叔们吃的，他们吃了饭要上前线，去给咱们守大门。等他们吃完了，奶奶再给你们煮更好吃的面条。老太太的话，还真哄住了那群懂事太早的孩子。
接着老太太又给台青云她们这群当娘的作起了报告。老太太告诉大家，现在这锅面条不能给孩子们吃，因为他们有的是吃饭的机会，可你们的男人们吃了这顿饭，就要到边境上去了。那里是前线，打不打起来难说，他们能不能再回来吃下顿也难说，所以我老太太就当这回主了。饭先让你们的男人吃，等他们吃饱了，咱们再送他们出发。给他们多留点想头，人有了想头就多了一份回来的念头。
经老太太这么一说，一群九个都曾当过兵的女人，全都流下了泪。紧接着她们开始给她们的男人，给她们的战友盛上了一碗碗的面条。男人们将面揣在手里，也流着泪看着他们的女人和孩子……
好艰难的一顿团圆饭哟，她们含着泪抱着自己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男人含泪咽下几口面条之后，大义然地跨上马背，向边境线走去……
几十年之后，台青云还说：“现在根本你就无法理解，那时候我们这代女人的经历，好多人一辈子俩口子磕磕碰碰，可就冲那天早上我们九个女人和一群孩子给他们送行的情谊，这辈子的婚姻就进了保险箱。1967年那，就是那个见了我们就要把面条，让给孩子们吃的副参谋长。在清水县支左时，勾搭了一个小姑娘，回来闹离婚。谁劝都不行了，李凤群的婆婆拄着拐棍来了。老太太进门啥都没说，就是让他想想我们到波玛的那天，九个女人是怎么送他们去边境线的。最后，老太太说，你这事我们谁也管不了，可做人是要有良心的。解放前，我们老区的人，兴个妻子送郎上战场，只要你还能想起那天早上，你媳妇是怎么把你送到边境的就行了。说完，老太太走了。副参谋长愣了半天，转身就跪在妻子面前”……
在伊宁市一座刚刚落成的兵团老年公寓，我见到了李凤群老人，她说：“我们那批到波玛的人员，是从整个伊犁垦区各单位临时抽调的骨干，总共不到两个连的人马，也不管你是干部还是战士，全部都得上前线，一百七、八十号人，堵在上百公里的边境线上，24个小时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吃饭都得往上送。男人们上了前线，女人就在家里挖窝子、盖房子，建设后方。其实那是什么后方，地窝子离边境线不到
当我再次见到台青云阿姨时，请她回忆那首诗。她想了很久，又给李凤群打了电话，俩人也没完全回忆出来。直到有一天，我到新疆著名的老报人孟驰北先生家里做客时，说起了这件事。老先生马上说：“我这里就有。”
说着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发黄的剪报本，很快就翻到了原载于1963年《新疆日报》的这首诗。现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草丛里埋伏着我们的战士
露水打湿了他们的征衣
太阳在遥远的边境线升
起士兵脱去了身上的军衣
晾晒在阵地旁的一棵小树
赤裸的背上叮满了蚊虫
他们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不远处就是敌人的边境
他们也瞄准了我们的身影
啊，士兵顶着枪口的胸膛
就是一道血肉雕塑的长城
九月，一个夕阳衔山的下午，我和伊犁军分区波玛边防连的刘松明少尉，并马走在当年张根山他们坚守的阵地前，努力想象着台青云、李凤群描述的情景，我在寻找那道血肉雕塑的长城。
恶狼拖走了她们的孩子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恐怕是全世界所有男人的共同的愿望，但是波玛的女人们却自觉自愿地和她们的男人们绑在一起，迎着对面的枪口，在遥远的边境线上，用她们宽阔的胸怀感动着边关的界山界河，用她们的乳汁熄灭了随时可能燃起的战火。
波玛是伊犁河南岸西天山北部谷地和乌孙山西南山麓的衔接处，一片辽阔的山间谷地草原。早在汉代，这里就是乌孙民族游牧的场地。据史料记载，细君公主远嫁乌孙之后，五年之中，曾先后三次到波玛度夏狩猎，至今草原上的哈萨克牧人，还传唱着公主当年吟唱的《黄鹄歌》。
台青云她们到达波玛的那年，全团几百号人，没有开荒，没有种地，他们和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象界碑一样将自己摆在边境线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全人类证明：这里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土地。
当男人们光着脊背堵在边境线上时，女人们就在他们的身后建设家园了。波玛草原的夏天，在中苏两国军队和边民的武装对峙中，很快就过去了。
随着第一场秋风的到来，指挥部决定将波玛的女人和孩子们后撤
命令下达的第二天，女人们就撤下来，打土坯、砍苇子、挖地窝子、盖房子。
等第一排地窝子俊工的时候，后续部队也开上来了。
在前沿阵地上，守了大半年的男人们，终于被换下来了。
波玛垦区的地窝子里，在第一场冬雪飘落前，终于冒出了第一缕炊烟。
千古荒原上第一次有了大人的欢笑，孩子的哭声。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大雪一场又一场地降临，冬天的边境又到了紧张的日子。男人们全都走了，又在边境线上摆开了血肉长城。
元旦前夕，又从指挥机关传来消息，说中苏边境可能有事，春天逃出去的边民，在那边成立了还乡团，极有可能利用冬季流窜回来进行骚乱活动，进而引发边境战争。上级要求边境一线团场和“三代”工作队全部就地进入等级战备，并要求一线哨所，必须做好随时准备打的状态。同时，命令农四师五个边境一线团场要“动员当过兵的、年青的、有战斗经验的妇女，成立女兵连，进行突击训练”。
老兵台青云，又一次领回了告别了十年的钢枪。
十年前，她和她的战友们，在毛泽东主席“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需要号召你们的时候，我将重新你们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的命令下，毅然放下手中的武器，投身到建设新疆的行列。仅仅十年之后，当台青云再次拿起战斗的武器时，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这天，台青云还被任命为农四师波玛女兵连三排排长。
作为军人，她渴望这一天的来临。作为母亲，她希望永远远离钢枪。
授枪仪式上，当团参谋长念到她的名字时，她将正在怀里吃奶的小四张平，塞给身边的一位妇女，毅然接过了那支久违了的钢枪。
因为，她没有忘记自己是兵团的一名女战士。
从这天开始，台青云又从母亲和妻子转变角色，她把四个孩子交给了战地幼儿园，打起背包进了女兵连。整整一个冬天，她和她的战友们配合男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完成了应急训练、战备执勤、站岗巡逻等一系列任务。
春节临近，战备再次升级。波玛边境一线的所有哨所，全部进入一级战备，边防部队也开始进驻前沿了。上级考虑到女兵连的兵员特殊，就将她们从一线调整到了二线，担负看家护院，保卫“根据地”（当时的人们称自己家所在地为根据地）的任务。其实，她们的任务远远不止这些，从阵地上撤下来后，她们就接管了场部警卫、物资筹措、重点目标警戒和野战卫生勤务等后方执勤任务。
台青云所在的三排，担负着粮库和马料场的警戒任务，30多个人，分布在四个点上，人还是回不了家。好在她执勤的战备库，离幼儿园只有几百米路，隔三叉五她还能去看看孩子。
台青云说：“自从女兵连成立后，这些孩子就一直吃住在幼儿园里，有的几十天都没见到过自己的妈妈了，小一点的孩子是真的记不清自己的妈妈是什么样了。再加上，我们那时候穿的又都是一样的军装，只要有女的来，孩子们就一起叫妈妈，围着你一起撕娇，这个说那个打他了，那个说这个欺负那个了，争着给你讲委曲。看着听着你的泪就流出来了，孩子们就又都像自己做错了事，先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接着就又都来哄你。妈妈又叫成了一片，把人的心都撕开了”
然而，在天就要黑下来的时候，保育员就哭着跑来，说：“她的二儿子和另外一个孩子不见了。”
台青云一听，拎上一支步枪就向幼儿园跑去了…… 两个孩子失踪的消息，很快就报到了团作战值班室。团长果断下令，从前沿每个连抽调20人，以最快的速度回赶回团部。与些同时，他又让值班参谋吹响紧急集合号，把全团留守的男女老少全部集合在了值班室门前的草滩上。
团长黑着脸站在一个土台子上。等人到齐后，他看了看台青云和另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猛地拔出手枪，指着眼前的人群大声骂道：“你们他妈的都给老子听好了，现在我们的两个孩子不见了。附近我们也都找遍了，还是没找见。上级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不就是给他们屯，给他们戍的吗。连自己的家都守不住，连自己的孩子都守丢了，还要我们这些混蛋玩艺干什么？现在，我命令你们全部出去找孩子，方圆
人们在团长的哭声中，举着火把，提着马灯，在夜暗中呼，唤着两个孩子的乳名，向草原的四处找寻着……
冬季的旷野里，到处都是波玛人寻找孩子的火光，到处都是波玛人寻找孩子的喊声。这火光和喊声惊动原本寂静的四野，也惊动了界河对岸的边防军人。他们不知道界河这片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从满山遍野的火把和喊声中，推猜着、判断着界河对岸的中国军队和百姓今夜是否有进攻行动。
于是，他们的上司急忙下令向边境一线增兵。团长在寻找孩子的途中，接到从前沿发来的电报。说，对面的部队已全部进入阵地，问团长怎么处置？
团长说：“告诉参谋长，只要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找事，过来多少干掉多少，老子一个俘虏也不要。”
前沿，在一夜的对峙中，相安无事。
第二天，团长又带着他的部下，在波玛的雪地里，又找了整整一天，最后才在后山的一个山洞前，找到了一片血红的雪野，还有一地的碎骨和被狼撕成了布条的小孩衣服……
“狼。狼。狼。我日你奶奶。”一大群男人喊叫着就要往山洞里冲。
“站住。都给老子站住！”团长喝住了他的部下。站在山洞外冲着狼穴骂道：“等着，等着，你狗日的等着老子。”
回来的路上，人们又在雪地里找到了三只鞋子和一顶台青云用毛线给儿子编织的帽子。
说完，团长命令他的部下，用自己的军大衣收敛了两个孩子的遗骨，连同地上的那滩红雪一起背回团场，葬在境线附近一个离阵地不远的无名山岗上。
台青云趴在儿子的坟头上，没哭出一声，也没掉一滴眼泪。
天亮之后，她看了看身边的默然落泪的丈夫。丈夫张根山也看了看她，随即爬起来，说了句：“你这母亲是怎么当的？”。说完，他背上枪走了。
台青云也不示弱，跟着站起来骂道：“张根山，你混蛋！你和那狼一样的混蛋。”
张根山依然没有回头。只是停一下脚步，重新背了一下枪，就又向前走了。
台青云被丈夫举动激怒了，她近乎是发疯般地冲着丈夫的背影喊喊道：“张根山，你给我听好了，明年这个时候，老娘我再还你一个儿子。”
这年，张根山连过春节都没回家。他把责任全部归到了妻子身上。他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为自己在前线，老婆在孩子跟前，孩子让狼吃了就是老婆的责任。为这事团里的领导没少骂过他，可他就是任你怎么骂，一声不哼。
春节过后，团长到前沿检查工作，挥舞着手枪骂了他大半天，他还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团长气得让人把他押到女兵连，让她去给台青云认错，可他往地上一蹲，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
春天到了。草原上的雪也慢慢地化光了，远远地看着地上有一片片草色了，边境上也慢慢地不静下来了。男人们从阵地上全都撤了下来，准备开荒生产了。可张根山还是不回家，他一个人住在马圈旁的饲料房里。台青云开始也不示弱，心想你不回就不回，看谁能的挺得过谁。
但是，日子一长，台青云坚持不住了。她开始心痛自己的男人了。她就让孩子去给张根山送饭、送衣服，想用孩子把他引回家。可是张根山不吃这一套，在孩子面前对台青云一字不提，半字不说。
台青云在也等待中，慢慢地消失了再还张根山一个儿子的承诺。甚至做好了家庭解体前的各种准备。
然而，夏初的一天傍晚，张根山却突然背着行礼回来了。
原来，是幼儿园的那位保育员“一次生死不顾的突袭”，将他逼上梁山，回了家。
这天中午，当张根山象往常一样，从大田里直奔食堂吃完饭，就回了他住的饲料房。但是，当他推开门时，进到房里时，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看见那位看丢了他儿子的保育员，眼里含着泪水，一丝不挂地跪在他的地上。张根山吓得边退边说：“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张医生，都怪我，是我对不起你和嫂子。我知道我的过错无法挽回了，现在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你想怎么样都行。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不是轻浮的女人，我只是想还你一个儿子……”
说着，保育员就躺在了地上。
“你起来。你起来。”张根山大叫着冲了出去。
等保育员穿好衣服出来时，张根山还门外说着“你起来，你起来”……
保育员临走的时候，哭着对他说：“张医生，只要你不和嫂子和好，我还得来找你，我一定要还你一个儿子。”
“这和你没关系。你再也不要来了，我这就回家，这就回家。”张根山说着就去收拾自己的行礼……
张根山回家不久，台青云就怀上了她的小五子。
盛夏，是草原上母狼产崽季节。也是草原上，狼最多、最凶的日子。一个周末的早上，天刚亮，团长就在台青云家门口喊张根山起床。张根山出门后，见团长牵着两匹马在等他。团长让他拿条结实点的麻袋跟他走。张根山就问团长干什么去。
团长就骂他：“你娘娘们们个球，到那里你不就知道了。另外再给你媳妇说一声，让她准备两瓶子酒，把你们家的母鸡杀一只，炖上。晚上我到你家吃。”
张根山骑上马后，团长又让他去六连，把副连长刘有良叫上一起走。
团长一路上也不说话，只顾在前面放马跑着。
张根山和刘有良跟在后面也不敢多问。
一直到了后山，团长把马拴好。才对他俩说：“半山腰上有个狼窝，你们俩家的孩子就是让这窝狼祸害的。我估摸着这几天哪条母狼该下崽了。叫你们俩个来，就是让你们报仇的。等会儿，你们俩在外边给我看着点，我进去给你们连窝掏出来。”
张根山他们俩一听就急了，说什么也不让团长一个人进去。因为他们谁都知道，母狼产崽的时是最凶狠的，而且大多数母狼产崽，都有公狼守候在身边。团长拍了拍腰里的手枪说，放心吧，我进去十分钟保证出来，不过要是有公狼从里边蹿出来，或是从外边回来，可就交给你们俩了。
他俩就按团长的吩咐守在洞口。
团长进去三分钟左右，就听见里边传出一声闷闷的枪响。紧接着就听团长喊：“快把麻袋拿进来。”俩人摸黑钻进山洞一看，团长已经将母狼打死了，那畜生还在地上蹬着腿挣扎着。团长手里却摁着几只乱蹦乱跳的小狼崽子。俩人还在发愣时，团长又骂上了：“还愣个球，快点把这些小畜生给老子装起来。”
前后不到十分钟，三个人就扛着母狼，背着麻袋里的六只小狼崽子，走出了山洞。
回到驻地，团长一边剥着狼皮，一边让人叫来了台青云和刘有良的媳妇。团长指着麻袋说：“它们的娘吃了你们的孩子，它娘现在是罪有应得了。不过按咱们人的说法，是要父债子还的，怎么处置这六个狼崽子，是你们的事了。”
台青云一听是这事。一把夺过团长手里的刀子，朝着麻袋就是一顿乱捅。刘有良的媳妇也急了，拿起一根棍子就是一阵乱砸。
开始，麻袋里的狼崽子还在叫，还在挣扎，不一会就没了动静。
两个女人还不解气，又一起叫骂着用脚跺起了麻袋……
跺够了，俩个女人又坐在地上哭。
等她俩哭够了。团长就说：“台青云，老母鸡炖好了没有？”
男人们在喝酒的时候，保育员也来了。团长指着她对台青云和刘有良的媳妇说：“你们现在可以原谅她了吧？自从你们两家的孩子丢了之后，她一个人去了三趟后山的狼窝，她要找那只母狼拼命，几次都是我拉回来的。后来，张根山这头犟死牛和你台青云过不去时，还是她要赔你张根山一个儿子，才把你逼回家的吧”……
经团长这么一说，保育员和张根山的脸都“腾”地红了起来。保育员就说团长喝多了。
然后，她就拉上俩个女人去了里屋。不一会儿，里屋里就传出了三个女人的笑声。
第二年春天，她真的又给张根山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
台青云又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
用她的话说：“我这辈子，全都献给伊犁边境的土地了。生儿育女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女人一生中，顺带干的一点私活罢了。好在我的四个孩子都比较省心，就像放羊一样，没费什么劲就长大了。”
是呵，台青云和兵团的大多数母亲们一样，在她们的年代里，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土地，献给了事业。
生儿育女的确是她们一生中，顺带着干的一点私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