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儒家》中文版序言

　　我这本书如果不是主要为中国读者写的，至少部分是为中国读者写的。它源自我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所以很明显养成了对这新家的亲密感情。我试图充满同情和热情地描写我所遇到的不同行业的人。但因为我是研究政治哲学的，当我在写社会和政治生活时，心中有些理想。我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倾向于认同儒家理想，就坦率地承认，我觉得如果中国重新恢复那些理想的话，能够取得很大改善。当然，儒家学说需要修订和现代化，我在书中试图提出了一些变革的方式。许多读者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期待着更多的辩论。
 
 　　一个外国人认同儒家学说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就像自由主义或者基督教一样，儒家学说适用于所有人类，不仅仅是为了某个群体的人。我确实认为儒家能够为西方提供一些东西，比如，孝顺观提供如何关心尊敬老人的思考方式，如何把这种感情推广到社会上的其他人。但是我觉得最令人兴奋的还是儒家在中国复兴的前景。儒家的普遍价值需要通过特别的传统和具体的生活方式等途径来传播，那些传统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试图消除那些传统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攻击的往往在表面，深层的价值和实践仍然根深蒂固。现在它们又复兴起来了，有理由乐观地预测儒家在中国的未来。
 
 　　这里值得询问一下，为什么儒家正在复兴。从本质上说，一个原因是经济。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必然伴随着文化上的自豪感。因为具有儒家背景的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得认为儒家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韦伯式观点已经普遍受到质疑。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不同，儒教从来没有对经济现代化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到了该确认自己文化遗产的时候了。因此，像儒家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复兴就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事情了。
 
 　　但是现代性也有糟糕的一面。它常常导致原子化和心理上的焦虑。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社会责任感和关心他人的理念在衰落。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文明规范开始遭到破坏。甚至那些爬到上层的人也会自问：“接下来要什么呢？”人们认识到赚了钱不一定就幸福，它只是获得好生活的手段。那么所谓的好生活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奋斗吗？
 
 　　许多人，至少在中国，不想被看作个人主义者。仅仅专注于个人美好生活的想法似乎过于自私了。要真正自我感觉好一点，我们还需要对别人好。这里儒家就出现了：儒家传统建立在好生活取决于社会关系这个假设上，人生要实现圆满就需要体现社会责任和政治承诺的道德。简而言之，儒家道德能帮助我们填补常常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
 
 　　当然，儒学复兴背后有更多政治上的原因。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失去激发中国人热情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国政治未来提供指导已经受到质疑。意识形态受到滥用，以至于它几乎失去了在社会上的正当性。实际上，任何意识形态如果与保持政权、维持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的要求发生冲突，都会失去它的约束效用。
 
 　　从理论上说，是否会存在替代的可能性呢？中国政府把自身传统而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新来源，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政府领导人在讲话中引用孔子的语录，宣传儒家的和谐和文明价值观。政治实践也反映了这样的价值：在河南，评价共产党干部的标准之一就是他们是否孝顺父母，是否尽到家庭责任等儒家观念。奥运会也突出了儒家主题，比如在开幕式上，在发给外国记者的小册子上引用《论语》中的话，而不是强调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在海外，政府一直通过建立类似于德国的歌德学院和法国的法语联盟这样的宣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机构孔子学院来推广儒家学说。
 
 　　儒家复兴不仅仅得到政府的支持。许多批评性知识分子在思考处理中国当前社会和政治困境的方法时，把目光转向了儒家。虽然他们没有完全抛弃西方化，但相信稳定和合法的政治安排需要扎根于（在很重要的程度上）自身传统的政治理想。这样的理想比如精英管理、文明、社会和谐等不仅被政府而且被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复兴和推广。在过去十年左右，讲授儒家经典已经重新返回到社会主流中。曾经被看作“封建”、“等级差别”、“宗法制度”、“落后”而遭抛弃的儒家传统现在得到更宽容地审视，并从中提出对于当代社会的启发意义。中国出现了关于儒家的研讨会和书籍的大爆发。儒家课程成为大学校园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现在中等学校的课程里也包括儒家经典的内容，还成立了许多专门用来读经的实验学校。现在有超过一千万的孩子学习儒家经典，包括正式教育体制外的许多主动进行的临时学习。
 
 　　简而言之，心理、经济、政治、哲学倾向等的混合帮助解释了中国儒家的复兴。这些趋势可能持续下去，我猜想儒家复兴的势头未来可能更强。但是作为政治哲学家，用道德上可以辩护的方式解释帮助中国复兴的儒家很重要。在我看来，对儒家的最好解释应该吸收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的理解，同时不完全屈服于传统，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我的传统贴上“左派儒家”的标签。它或许也可以被称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儒家”。
 
 　　我想再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外国人怎么试图为批评中国现有实践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辩护，这似乎有点奇怪。对我在中国的角色有一个传统的叫法：诤友，一个看到眼前利益之外，为了持久、深刻、和真诚的友谊在有些事情上敢于直言批评的真正朋友。儒家可能会加上一句，这样的批评在有感情纽带和真诚的关心上效果最好。我认为，或许我应该说我觉得，我对于中国社会有那种特殊的感情纽带，我关心中国，希望中国更好，所以提出一些批评。
 
 　　或许值得问一下我为什么关心中国？对这个问题有个复杂的答案。1980年代末期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信仰一种批评自由派个人主义的哲学“社群主义”。但是社群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认为自由派传统的异端。当我研究儒学的时候，我高兴地注意到好生活取决于良好的社会关系，这是儒学传统的核心，也是社群主义关心的问题。继续探索儒家这个丰富和多样化的传统似乎是有成效的。结果，我开始认同儒家传统的源头---中国。
 
 　　但是真理其实更简单。我在1989年前对于中国几乎一无所知。那一年，我遇见、并爱上了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宋冰，相爱将近一年后我们结了婚。我的爱从此推广到我们的孩子、我妻子的家人、我在中国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最后到整个国家。我没有打算或者控制这个过程，但它确实发生了。
 
 　　我要特别感谢翻译本书的译者吴万伟，感谢给我很多帮助和支持的编辑徐志跃先生。
 
 　　译注：《中国新儒家》2010年1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