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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 导读（代序 一）

转载

康科德

梭罗

《瓦尔登湖》

探索

读者

文化

    《瓦尔登湖》的翻译，倾注了我们的心血，我们努力做到呈献给读者的，是目前译本中最优秀的，也最能体现梭罗思想的作品，而不是所谓“小资”枕边彰显格调的时髦读物。然而遗憾的是，出版社编辑在编辑的过程中，草率地编掉了译本中最为精华的注释部分，被删除的大部分注释，恰好是引领读者更好理解作品的关于双关、隐喻等修辞内容。至于正文部分随意修改、添加、删减甚至因为对语言文字的不敏感，而将对的想当然地“改成”错的等等，更是随处可见。在编辑过程中，编辑并没有按合同约定就修改部分征求我们的意见，更加有违专业常规的是，为避免可能的知识产权争议而取消了小泽所翻译代为序言的施耐德《<瓦尔登湖>文本分析》和詹姆斯·哈特《梭罗小传》，决定取消序言也不知照我们，自己写一个附上也好，致使出版物因此而沦为地摊上的劣质图书。编辑最后的定稿在付印前也并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给我们过目，至少有些失误还可以加以弥补……书出版以来，一想到这些，我们就不由地心痛，心痛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被忽略，心痛自己的艰辛劳动被草率地处理……

    打算抽时间将译作底稿发上来，顺便同出版物加以对照，也仔细看看到底被修改和删除了多少内容。

导读——《瓦尔登湖》文本分析

                                           理查·施耐德

一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提及一位旅人面对前方沼泽，问旁边一个男孩是否能够穿过，其“底部是否硬实”，作者写到，那孩子“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旅人的马匹却陷入其中达及腹部，他于是对男孩如此比划，‘我以为你是说那沼泽低下是坚实的。’‘是啊’，后者回答，‘那是因为你尚未行及一半的缘故。’”

    《瓦尔登湖》的情况亦然，大多数读者面对这部著作时，以为自己能够从梭罗创作的这部流行文化的神话中获得真理的“硬实底部”，在他们眼中，梭罗是一位在瓦尔登湖畔沉思默想的隐者。其实，这是一部复归的神话，一部回归到伊甸园的作品，一部面对眼前世界矫弊的神话，它是世界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翻天覆地大变之际发出的殷切呼告。《瓦尔登湖》在讲述这部神话，但是，警醒的读者会发现，他对该书深意的领会可能不及一半。细读之下就会发现，梭罗本人更倾向于动而非静，较之默然凝思，他更喜欢远足探险。

    梭罗自己在书中的远足未曾越出瓦尔登湖的范围，那里距康科德镇只有一英里半。他独居湖畔的想法酝酿已久，在1837年他哈佛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他与自己的好友查尔斯·斯特恩·惠勒住在单身小屋之中，而远在1841年，他便在自己的日记中透露了在湖畔营造自己小屋的想法：“我想即刻离开栖身湖畔……但是朋友却问到那里能干些什么？难道在那里不足以目睹光阴的游走与节候的转换？”梭罗在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马塞诸塞自然史》中就显示出探究自然并笔之于书的兴趣，在湖畔生活便于探究自然，很可能会因之出版一些作品。

    早在1845年，梭罗就在计划另一部作品，一本旨在记录1839年他跟哥哥从康科德河与麦里马克河上泛舟而行的书，该书为了纪念他在1842因破伤风亡故的兄长约翰。梭罗要想跟家人住在一起平静地不受干扰写作几乎不可能，因为他的母亲在家里招了一批寄宿的学生，而在屋后，他的父亲又经营着一个铅笔厂，同时，他还得常常去那里干活。那么，僻居湖滨的小屋便为他提供了写作所需的宁静和淡定。

    梭罗移居湖畔的另一个用意在于从事经济方面独立生活的试验。当目睹了父亲所经营的工厂时时陷于“步履维艰”的困境，他想必在思考一种较之资本家那样一味求取生产率更益理性，更少焦虑的生活方式。他设想的方式是将生活需要降到最低，而使所需的劳作最少，而非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模式，如此，只需劳作一天便足以拥有六天的闲暇，以从事更富意义和价值的事业。

    这种构想让他的邻人得出结论（依照他们的观念如此看待显得顺理成章）：他是想无所事事地游逛。对于他移居湖畔，他们不是隐隐的谴责就是公开的好奇，这促使他将自己在拉希姆讲坛的系列演讲整理成书，以对这种谬见给予回击，这便是《瓦尔登湖》。他试图据以说明，他前往湖畔生活丝毫不能理解为无聊的游浪，他是想去研究康科德所有的森林，去撰写一本书，夏天还在豆田里锄草。梭罗本人对于生活在湖畔的目的进行了陈述，这份说明因其所用动词显得火爆劲道而非常著名，他说，他想“带着明确的目的去生活，只是直面生命的本质。”他“无意顺从天命”，而是想“深切地活着，吸纳生命所有的精髓”，“活得……刚劲强毅，”“以彻底革除并非生命本质的一切，披荆斩棘，斩草除根式地开拓出一条道路，将生命逼入死角”。这绝非一个懒汉的措辞。在梭罗看来，心智和精神的劳作跟体力劳动毫无二致，它们就是舍曼·保罗谓为“内心探索”那种旅程的精髓。

二

    梭罗自己将《瓦尔登湖》说成是一本旅行书，这种书在当时颇为风行，而自己则充当着向导。但是，它绝非单纯的旅游描述，它记录了一位学者，一个真理追求者的探索，它“用简约诚挚的讲述将自己的生命经历和盘托出。”梭罗声称他游过很多地方……在康科德，他在书中“对中国人和桑维奇岛民则不置一词”，而对“本书读者，据说也生活在新英格兰的诸位”给予关注，为他们就内心探索建言献策。这番话提醒读者，关于这趟心灵旅程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它对于我们阅读本书至关重要：我们这位向导的身份和他在本书之中行文措辞的方式。

本书陈示出一个综合身份的讲述者，大多时候，他很显然是一个就自己话题进行宣说的演讲者和引导者，但是，旅程一经开始，他便即刻让位于听众了。尽管他要陈述“我居于何处，因何而生”，而他却只是兴致盎然地描述并批评他的听众的生活方式。读者发现他自己不得不放弃去奇幻世界游历的念想，而被这位导游引向了他们自己的家里。他是一位严厉说教且进行审断的前导者，宣称“芸芸众生在绝望中过活。”但是，他同时又能够进行戏谑的讥讽，一如他在描述那位农夫时的说法，其人声称梭罗依靠素食无法生活，因为这些东西提供不了“长骨头需要的东西”，而就在他发此高论的当刻，他便跟在一对“骨骼就由草木滋养而成”的耕牛后面，怵然有力地拖着他在田间往来。

    他的矛盾会把你气得没有脾气，他反对所有来自长辈的忠告，但是又通过自己的著作自荐于“穷学生”而充任年长的导师。他似乎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了无比优越的自信，但是间或又会自暴某种不可靠和不安全感，比如在《豆田》一章中，他坦言在自己身上播下的那些美德的种子“没有发芽。”因此，我们这位向导在很多时候显得对自己的前路了然于心，但有时也会跟我们一样，同样领受着一种不可靠之感，他的追寻也因此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探索。

    同样的自信和不可靠感也见于他的幽默措辞，他曾借《瓦尔登湖》的扉页题词替自己画像，而滑稽地将自己描绘成一只急性子“公鸡……蹲踞于栖木之上，以图将他的邻人唤醒。”虽然他显得自信满怀，时时粗鲁地将他们从道德的沉睡中叫醒而冒着遭受反感的风险，而与此同时，他又顽皮地通过幽默措辞而将自己列于其中，显得熟知对方因此对他们开着尖刻辛辣的玩笑。诚如斯丹利·伽沃尔所示，关于读者，梭罗关心的问题“并非对他们说什么，因为这早已不言而喻，问题在于如何获得权利对他们施教。”他的幽默便让自己获得了这种权利。正如他在其他著作中所说，“超验主义哲学体系需要以幽默为酵母，以使它显豁明了，易于接受，”《河上一周》失去读者的惨痛失败让他对这一教训感之甚深。

    梭罗试图通过幽默措辞隐微巧妙地赢得读者承认的同时，他也要求自己的读者要表现得配于他这番诱导的努力。说到阅读，他强调，这项活动“所需要的是运动员所经受的那种训练——对认定的目标拿毕生之力予以永不改易的关注，书籍的阅读必须像它被写作之时那般宁静内敛深思熟虑。”读者理解能力所经受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充分地理解梭罗的措辞方式，比如说，当他将《瓦尔登湖》的读者描述为“据说也生活在新英格兰的诸位”时，他同时说到了好几个方面，这有赖于读者去确定其强调的重心：如果强调“据说”，那意味着新英格兰有人活着有可能仅仅是个传闻；如果强调“生活”，那说明在新英格兰所认可的生活可能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重心落在“新”字上，那就会让人生疑——新英格兰的生活是否真的有别于“旧”英格兰。在《瓦尔登湖》的初稿里，梭罗这种着意于戏谑强调的倾向非常分明。

    在《瓦尔登湖》里，梭罗还用了其他的语言手段以构筑自己的语意世界，该书大量地运用双关，如此之多，甚至最敏锐的读者也会忽略一二（当然，不少双关极其刻毒）。比如，当他写到一位渔人在长久垂钓之后，得出结论他“跻身于那些古老的修士之列”了，有多少读者能够从“修士”这一措辞读出他“垂钓一无结果”的意思？梭罗还频频化用套话和格言：“好像浑浑噩噩不会折损来生的福祉”，或者提到葬礼之后的拍卖之际，他说“当人们死的时候，他会重新倒入灰尘。”这种处理为语言赋予了生气，它是对美国人一味依赖于简化道德箴言做法的夸张性模仿，这是由本·富兰克林在《可怜的理查德》中所开启的传统。书中这类措辞远不止此，对于梭罗深信能在语言中发现真理硬实的底部而言，这种措辞方式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最近有批评家指出，梭罗基于对同时代语言学家查尔斯·柯莱特斯及其他修辞学者著作的阅读，深信所有的语言在过去均有性质相同的源头（参见韦斯特、格拉、迪尔曼和迪特默），为了从根源上把握真意，读者需通过对僵死腐化的语意进行发掘，因为鲜活的语意经由漫长的使用已遭湮没，因此，对于哲学和精神探索，把握语源成了求取真意的一种手段。这方面最著名的例证莫过于他在《春》这一章中描写消融堤岸的文字，梭罗通过探究“圆裂片”的语源及它跟“叶子”这个词的关系，作为“这一面的山坡似乎生动地呈示了大自然所有运行的原理”这一结论的部分旁证。梭罗笃信语言中真理的内核其实是大自然真理的一种反映，从某种意义上，他为双关赋予新意以及将套话点铁成金的做法强化了他这一信仰，因为，直言之，所谓“新”意，可能就是对古义和本义的重新发现——作家的工作就是从语言中发掘其本有的真意并使之重现活力。

    但是，当梭罗置换了重心，或是将陈言套语置于新的语境之后，词语因这种双关使用而拥有多意，或者被赋予他意，这一事实减损了他从语言中发掘其确定性的目的。如果词语同时拥有不止一个意思，这些意思怎么会同出一源？对梭罗而言，语言既有一个硬实的底部，又有一个光滑的表面。我们的向导越是通过语言将我们导向硬实的底部，有时候，其真理就越发显得扑朔迷离，渺杳难及。

    梭罗据以引导我们的文字“地形”在其结构上也有这重双关意味，关于《瓦尔登湖》结构的一张“地图”揭示了作品在总体营谋方面的明确性和对称特征。从这一角度看，第一章《简约地生活》为本书提供了前言，而《结语》则充任了一篇尾声。只需挖掘其中的隐喻，就会发现，通过《简约地生活》这一章，梭罗为他的邻人所患的精神和经济方面的病症提供了诊断，相应的，《结语》部分则是开列的预后方案，而全书的主体则是提供的疗救，它涉及内外两重朝圣之旅。通过第三章《我居于何处，因何而生》，梭罗奠定了一个“基点”而开始了朝圣之旅，他安家于湖畔的小屋，而倒数第二章《春》则启示性地抵达了他精神探索的终点。

    在这些首末章节之间，《瓦尔登湖》将迥然相异的话题以对话性的章节展开：宁静对声音（《阅读》和《声音》），独处对社交（《远离尘嚣》和《访客》），乡村对市镇（《豆田》和《镇子》），纯净对堕落（《湖》和《柏克农庄》），精神对动物性冲动（《更高的法则》和《禽兽比邻》），当下对既往（《室内取暖》和《昔日的居民和冬日的来客》）动物的自然生活对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冬日的动物》和《冬日的湖泊》）。

    然而，剔发出这些两两配对的章节则太过于简化了梭罗的匠心，因为在章节内部依然存在着对照。比如，他在《简约地生活》中指出，“为人称道且谓之成功的生活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我们有何必要在褒扬一种的时候要贬损另外一种呢？”朝圣的意图并非只是为我们展示全新的景观，而且要提供全新的生活之路，这些道路通常跟现状判然相对。

    他在本书开篇之际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判然相对的营谋：“大部分为我邻人谓之为是的东西，在我心里却深以为非，如果我心存懊悔，那很可能是我谨守规矩，亦步亦趋”。他提出警示，我们陷于自我的生活方式之深，竟至于不知道世间尚有其他道路可走的地步：“人们似乎着意选择了一种共同的生活模式，似乎较之其他，他们更加钟情于此，实则因为他们打心底觉得，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生活之路远非一条，甚至也不止两条，他说，“生活的方式丰富多样，一如从一个圆心可以射出无数条半径”。梭罗开篇就用对立面颠覆了现状，进而从对立的角度揭示了生活的无穷可能，这一营谋对于《瓦尔登湖》极其重要，只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就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梭罗这种循环往复的隐喻跟线性探索的行进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它在结构上为《瓦尔登湖》赋予了另一重张力。另外，梭罗朝圣的目标（当然也假定为读者的目标）是一种精神发展，跨越我们物质生活的藩篱以期发现新的真理，以成长为全新的个人。对一个“占住者”而言，在林中漫步就是去“一个神圣的界域，走向那方圣地。”有的时候，梭罗将他的线性旅程定义为垂直方向而非水平方向，发现真理就像潜鸟那样潜入湖底，或者像钻头那样打入大地坚硬的深处。然而，尽管读者作为一个向全新终点迈进的朝圣者，梭罗还是提醒我们，最终“我们是在兜着一个巨大的圈子航行”，而读者的任务就是“让你的眼睛向内关注”，并成为“在家中研究宇宙学的权威。”

    在《瓦尔登湖》中，内在精神之旅和心理探索的封闭过程通过一种以时间为序的结构得以体现，具体言之，就是季节的轮回，梭罗将其两年多的湖畔生活压缩在一年之内，旨在强调读者在阅读中所感触的死而复生的心路历程。在《我居于何处》中，他在夏日构筑了小屋，作为自然和自我探索的一个基点，他在独立日那天移居其中。随后的十章记录了他在夏日和早秋对自然和精神所进行的探索，举凡瓦尔登湖、动物、植物，及人类莫不列于其中。在《室内取暖》一章中，他于十月退回到小屋和壁炉所营造的“宫房”或“墓穴”里面，这种回归让他有机会得以回想过去（《昔日的居民和冬天的访客》），而坚冰覆盖的湖泊则是对这种回归的一种补充，他可以漫步其上，测量其深度，观察人类和动物所采用的新花样，这为他提供了“熟悉风景……的新面貌”，紧接着，他在《春》这一章中看到了大自然复活的气象：“瓦尔登一度死去，又得以重生”——于是，梭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这些线形和循环旅程的结构之上，梭罗又复杂地叠加了好多林林总总的“地图”，这些“地图”基于其他多样文体获得了隐微暗示：英雄史诗、田园吟咏、家庭经济的论述、自然史、教育小说、自传，历史以及青少年指南等等。梭罗采用这种复合结构以说明他在湖畔生活的收益，那就是，通向我们理想所在的道路不止一条，对任何问题，我们应该有随时从多重角度加以思考的准备。

三

    梭罗将如许之多的“地图”加以整合，描绘在《瓦尔登湖》之中，如此，每一个读者便会很自然地对经济生活的旨意，借以生活的方式和物质资料进行思考，正是这一切很有可能将我们导向自己希冀且选定的目标。在梭罗所提供的建议中，他将经济生活的观念概括为“简约，再简约。”如果谋求成功的生活，一如作为当代旅人，较为明智的做法是想一想“我们该少带些什么？”而非“我们该多带些什么？”“难道我们就该永远琢磨如何得到比眼前更多的东西，”他如此问：“而不能有片刻之暇满足于少拿一些？”梭罗断言索取越少则收获越多，我们寻求的并非物质化的目标，而是精神性的发展，这些建议可谓点中了资本家经济理论的死穴。如果我们能简化肉体之需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对超验真实的追求，这样的生命再好不过了。梭罗通过他在湖畔的生活做出努力：“即便处身于这个表相文明的世界之中，去尝试一种朴野原始，富有拓荒意味的生活也大有裨益，或许我们可以借此明白什么是生活的最基本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去满足它们。”

    梭罗对于“生活需要”开列的清单中，非常醒目地略去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要素：金钱。他声称：“对满足灵魂的需求，金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金钱并非必需，那么工作也是如此，因为他将工作定义为得到金钱的活动，根据这一定义，“工作无甚意义，劳而无果。”因此“如果人们愿意单纯智慧地生活”，任何出于本真需要或喜好的劳作“乃非苦差，而是乐事。”

    梭罗将生活需要定义为某种“于生命关系甚大，以至成了没有人能离得开的物品，偶有例外，无非因为蒙昧、贫穷，或是哲学上的缘故。”他首先将这些需要简化为四个方面：衣物、住所、食物和燃料。关于衣物，他如此指斥，它已经成了一种时尚而非必需，他发现，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穿着入时，或整洁干净，或至少没有补丁，而至于神志是否清醒，精神可否正常则考虑不多。”我们的生命旅程不需要新衣服，因为“一个人，如果最终找到了一些可做的事情，就会觉得没有必要穿着新衣服去干活”，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全新的人，那些新衣服又是为谁而做？”

    他接着谴责，新英格兰在住房方面也趋向于时尚和豪奢，而真正拥有自己住房的人则不到一半。梭罗指出，一面是没有崇高人格的人在营建他不配享用的宫殿，而另一面则是散见于铁道旁侧冷如冰窖的陋室寒舍。梭罗本人的小屋只有六件家具，这跟安德鲁·杰克逊·唐宁等建筑师在房屋造型著作中的描述大异其趣。

在膳食方面，梭罗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主义者，因为他曾经记述过自己食用旱獭的试验，但是，据书中的说明，他在湖畔的饮食简单到了如下几个方面：“黑麦、没有发酵的玉米粉、土豆、大米、少许腌猪肉、蜜糖、食盐，还有饮料，也就是水。”尽管他有时会去镇上的家里吃饭，母亲也会提供可口的面包、菜蔬和水果，有时还有馅饼和布丁，但是却没有肉食。

    然而，衣物、住所和食物最终起的是一个燃料的作用，“保持生命所需的热量”，因此，生活的关键成了通过最经济（亦即，最简约）的方式保持机体热量，因之会创造出额度最大的资源，只有这才是最终靠得住的东西，那就是时间，所以他提醒我们，“物价，就是为了换取它而需要的那部分生命，不管是现时支付，还是最终兑现。”为了说明珍惜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他以完成三十英里的路程为例进行说明，对他的日常生活而言，这可是家常便饭。他强调，步行走完三十英里，他只需一天时间，与乘坐火车的方式相比，他要快得多，因为乘火车必须先花上一天的时间挣得九十美分的票款，并且，他在步行过程中还可以欣赏沿途的景色和风情。然而，时间真正的价值乃非创造物质财富或获得诸如乘火车旅行的服务，而是通过自修以积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财富。梭罗曾经拿自己的几位邻人为喻，比如那位有田产可继承的青年，还有爱尔兰农夫约翰·菲尔德，这些人都深陷于经济追求之中，以至于无暇从事自修，只是劳动、吃喝与睡觉，除了供养肉体和赚取金钱外别无目的，这些活动循环往复，漫无休止，他们根本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梭罗因此颠覆了他特加提及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物质主义的观念，这两位人物是让·巴蒂斯塔·萨伊和亚当·斯密，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将其理论由物质目标转向精神的方面。如果说萨伊曾经提议，节省开支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因为它让新的投资成为可能，那么梭罗同样为我们提供建议，应该节约的是时间，因为它让精神自修所需的投资拥有了可能。如果说斯密断言，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个人拥有自由借以营谋私利，梭罗则明示于他的同人，他们拥有自由，亦即有权选择如何去支配自己尚未意识到其价值的时间，如果善加利用，这种自由可以让他们充分地挖掘精神而非经济方面的潜质。

    在梭罗看来，生命的意义就是去开拓这一潜质，而大自然则提供了这重天地，那是一方可供开掘的道德领地。诚然，一个笃信超验体系的理想主义者不需要爱默生所定位的那种“非我”的天性，因为，正如梭罗在《更高的原则》中所断言的那样：“当趋向纯洁的门径敞开之时，人们会即刻皈依于上帝。”《更高的原则》可谓本书超验主义特色最为显豁的章节，绝大多数读者会因之懊恼，因为作者执拗于清教徒式的严苛美德，诸如全素膳食，保持性纯洁，明确地否认造物主（上帝）的价值等等。我们会震惊于梭罗的这番措辞：“天性很难被降服，但一定要将其制服。”但是，这一章只表述了梭罗观念的一个方面而已，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本章篇首言及天性二元结构的论述：“我当时察觉，现在依然如此，在我身上有一重本能趋向一种更高的方向，或曰一种被名为精神生活的方向，如同绝大多数人那样，另一重本能则指向原始和野蛮的方面，对两者我都给予珍视，并且对后者的热衷丝毫不亚于前者。”《更高的原则》作为本书的一章，既洋溢着对善德的赞誉，又充满了对野性的肯定。

很多时候，关于自然，梭罗的观点跟爱默生大异其趣，因为在爱默生看来，自然只是一个导向精神归宿的现实途径，但是，在梭罗眼中，精神就寓于自然之中，而非通过自然得以发现——这是两人的关键性差别。在《禽兽比邻》一章的开头，梭罗设置了一场在隐者（梭罗本人）和诗人（朋友钱宁）展开的滑稽对话，这是对唯心主义的夸张性模仿，通过这场对话，梭罗在跟超验主义所倡导的“更高的原则”唱对台戏，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其中隐士放弃了冥想前去钓鱼，因此确信精神可以通过对自然的践履得以实现，而非退到灵魂深处借以寻求。我们一旦发现梭罗观点中超验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的二元对立，就会发现他所描绘的自然物拥有双重意义：一是实体意义，一是象征意义。

    梭罗对动物的描绘展示了自然在这种意义上的双重意蕴。在《冬日的动物》中，他对动物的描绘非常忠实，没有赋予明显的象征意味。他关于猎取狐狸的那段生动描述没有一点象征的痕迹，本章所涉及的猫头鹰、松鸦和野兔也基于纯自然的观察，好像冬日的荒野只是向他这位观察者裸露出了透亮单纯的本相似的。但是，另一方面，《禽兽比邻》这一章的标题则富于讽刺意味，因为所描写的对象被象征性地赋予了精神特征而不再是纯粹的野生动物。它们“都”成了“负重的兽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让它们承载着我们的某些思想。”蚂蚁大战的著名段落仅就叙述和逼真的观察层面而言也是一曲绝唱，梭罗又非常自如地通过模仿史诗的特征而转向了象征的层面，蚁群成了古希腊的“密尔米多涅军团”而具有了人的特性，两只红色小蚂蚁跟比它们块头大得多的黑色敌手之间的疯狂遭遇战则揭示了人性之中的勇武与悲壮的荣誉。这些作为动物的蚂蚁跟同一章中出现的“翼猫”显现了梭罗的某种信仰，即，对自然现象加以选择并予精心观察，会得到重要的富有象征意味的真知灼见。

但是，本章末尾占了很长篇幅的关于潜鸟的文字是一个难究其详，朦胧晦涩的象征。梭罗跟那只潜鸟展开了“弈局”，他试图猜准对方潜入之后将会在哪里浮出水面，但是他却屡屡失算。那只鸟儿被描绘成了一个喜好捉弄但亲和友善的对手，但是梭罗又将其特性十足的鸣叫描写为“恶魔一样的笑声”，因此，透露出了动物意义更为幽暗的一面。因为潜鸟能够沉入湖中人类难及的极深之处，因此，这便象征着自然幽暗漆黑，不可索解的秘密，这可否良性的秘密则难以确定。

    瓦尔登湖则是象征的中心，它同样拥有双重意义，代表着自然可知与不可知的两个方面。在某些方面它的寓意非常分明，尤其当梭罗将它喻为一面镜子和“大地之眼”的时候，作为镜子，它成了联结代表物质世界的大地和代表精神世界的天空的征象。在《我居于何处》一章中，他谈及瓦尔登“镜平的湖面”并且强调它映照天空的功能，因此成了“下界的一方天空。”借以明示于我们，天空（天国）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不在远方，瞬乎之间，它就在此刻此地。

    瓦尔登所映照的湖岸亦复如此，它为敏锐的观察者展示了新的一面，并且展出了大自然的天工之作：“每天早上，画廊的经理总要用新画换去旧作，他会挑选那些更为绚丽奔放与搭配协调的色彩。”然而，梭罗发现，那些倒影绝非只是复制了原物而已，空气和湖水常常为它增加了新的光色。因此，瓦尔登同时也代表着艺术家，也是作者本人的那双眼睛，其天职是联结物质和精神，而向他人呈示全新美悦的本相。在梭罗那双富于艺术气质的眼中，在《湖》这一章中瓦尔登被喻为“水晶似的纯净”，这片纯净也获得了某种寓意，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可以借以“从中映照出他天性深处的幽微。”被赋予人类道德特征的瓦尔登在《冬日的湖泊》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标志湖深的地图成了“人格发展的深度或高度”的征象，这一比喻的机敏则有过其明澈，因为梭罗据以强调他从自然之中发现道德含蕴的重要性。

    对于一位旅人，能够测出目之所见的深度、距离和相状非常重要，因为他可以据以宣称对眼前的一切了然于心，然而，在梭罗看来，他量得自己所述的湖深的意义在本质上不及把握其象征意蕴。从表象上看，瓦尔登湖深而无底，因为人们倾向于相信无限：“当人们信仰无限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湖泊会被认为深而无底。”瓦尔登湖拟想的深度与梭罗将我们导入的荒蛮状态极为相近，这种荒蛮是他打算在《缅因的森林》和《散步》之中加以探究，在康科德周边已经消失的风景。林木的荒蛮和湖泊的无底都是对人类潜质的一种象征，它在暗示那些尚待挖掘的真理。《瓦尔登湖》的核心或许从梭罗对人性双重目标的赏识得以窥见：“一方面，我们满怀热忱去探究自然，了解万物，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万物笼罩着神秘色彩，显得无法探知，大陆与海洋处于永久的荒蛮状态，因为深不可测，所以我们尚未丈量，尚未探测。”

    因此，瓦尔登既召唤我们前往旅行，又成了我们启程的起点，它既是我们遵从“向你自身探索”的古训，开始我们“同辈难及的航程”的地方，又是我们发现“每一处都有坚实基础”的归宿，纵使我们此生难以企及。瓦尔登所处的方位证明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探索都会有理想结果，它跟镇子的距离足以远到为内心探索提供平和与宁静，然而，对于定期前往镇上跟人们来往，这段距离又显得足够之近，基于客观的视角，那里的人们就其习俗而言，比中国人和桑维奇岛民还要怪异；它还为梭罗采取一种破坏性的“狂欢”提供了可能。他生活在镇子的边缘，因此他一般被视为处在其规矩之外——邻人们觉得他稍稍有点怪异。但是，他依然跟他们保持着充分的来往，在文化上也完全跟他们同属一体，原因在于他希望自己的讥讽和幽默可以命中要害，颠覆他们根深蒂固，先入为主的成见。当然，他意在告诉读者，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于他（她）相宜的那个距离。

    梭罗偶尔显得满怀期望，觉得他的邻人可能会跻身于他的探索，正像他曾提议像康科德这样的镇子应该通过聘用“世间的智者前来垂教”而成为真正的大学。然而，终其一生，他更乐于孤身一人在林中探索，整部《瓦尔登湖》无不贯穿着他对邻人的贬斥，对他们本末倒置的生活选择，甚至对新的道路连给予思考都力所不及，因为他们连真实的观察都无法进行（大概他希望他的读者，他身旁的众人，都是个例外吧）。生活大约成了一个自修的过程，因为其邻人很难被导向对新的生活图景进行探索的路上，这是他在牢中渡过的那个夜晚生出的感悟（这件事情发生在他林中生活期间）。

    要想在孤寂的内心探索中获得成功，敏锐的洞察成了其关键要素，他摆在我们眼前的重要抉择是“你只是打算做一个学生、一个读者，还是一个观察者？”自然，成为一个观察者不仅需要目力方面高度的准确性，这也是他期望于我们的，而且要从探索秘密的角度上去观察，感受自然之中甚或自然之上的精神真实。他如此叱责，大多数人连自己的旅程都不甚了了：“我从来就没有遇到非常清醒的人，又怎会注视那张面孔？”

他在《我居于何处》中提醒，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潜质，且保持一种富有清晨气息的缅想。但是，绝大多数人即便在生理上足够清醒，他们也只能看到表象：“我们没有透过表相进行透视，我们认为，凡事看上去就是那样。”在整部作品中，清晨和其光芒成了再生的主导性喻象，也成了保证我们有意义地生活的潜能的象征，即便从基督教的角度上说也是如此。对于宣告春（春也是一年中的清晨）临人间的光芒，他如此呼告：“这种光影之中万物便获得了永生。哦，死亡，你将在何处肆虐那些刺痛？又复坟墓，你会从哪里赢得你的光荣？”

    通过这幅光影的喻象，我们就切近了自己的归宿，亦即真理坚实的底部，这似乎也是梭罗能将我们带到的地方。纯净的湖面反射出光线，窗口溢满了春天的光芒，这些光影向我们象征性地提示着放射所自的超验源头。本书结论表明，梭罗对这样一个源头的存在似乎充满了信心，然而他同时在结语中提醒我们“困扰我们双眼的光线是横在前面的黑暗”，我们无法径直从太阳那里探视出真理，一如我们可以测出湖深，但却无法像潜鸟那样径直潜入湖底。他能够给我们陈示，瓦尔登就是我们迈向真理旅程的起点；他也能够给我们建议，面对沿途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我们都该真正睁开双眼；但是他却无法告诉我们在抵达之后将会看到什么，因为他自己尚未到达。他提醒我们，“我的读者中尚未有人体验过完整的人生”；但是，就在他写下如是文字的当刻他也如此。只有死亡才会导向一个终结，但是甚至在死亡之外，依然似乎有更远的旅程在延续，在这重意义上，永远有“黎明会接踵而至”。

四

    从某种角度而言，正如米切尔·基尔默所说，《瓦尔登湖》是“一本就其观点众说纷纭的书”：一本对资本主义给予抨击的作品，其作者或许希望该书至少能对此有所裨益；一本关于从天性中洞见真理，但同时又提请读者战胜天性作品；也是一本似乎对超验真理的确存在满怀信心的书，然而反反复复告诉读者必须由他（她)本人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如许之多的内在矛盾说明，梭罗在做一种试图超越二元性而充分欣赏多姿多彩生命的斗争。

    W·G派里关于认知发展的学说拥有广泛的影响，他指出，一个孩子的认知是从认定就某个问题所教给的观点是唯一真理开始的；随后，几乎在他读中学，或者大学就读期间，就会成为双重身份的思考者，需要就行为和思想做出优劣高下的区分，还难以接纳某些不确定的可能性；等到走出大学之后，只有少数人，最多也就15%的人，能够超越二元性思考各种可能——出于不同角度的行为和思想可能都有等效的合理性，或者，世间可能没有什么绝对真理存在。

    《瓦尔登湖》自身的矛盾说明梭罗并非经常属于那15%，他有时候也会采用改革者的那种双重视角。双重身份的梭罗坚持邻人的信条是错误的，而只有他自己的才算正确，现世世界被误解和谬见所笼罩，而只有精神才是终极的真理。这样的一位梭罗，当然将大多数读者引向了《瓦尔登湖》，因为读者也几乎都是二元论者，他们渴望在这个复杂得难以想象的世间中获得某种确定性，纵便这一确定性跟我们现有的主流文化处于对立也无关大碍。我们都钟爱这样的观念：将我们既有的成见扔到一边，打折兑换全新的观点，扔下喧嚣的都市而去湖畔寻求宁静，得以复归伊甸园。

    但是，正如罗伯特·塞迪尔米耶关于《瓦尔登湖》创作源起的研究所示，梭罗在撰写该书的时候自己的思想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因此他开始“将自己在湖畔的经历越来越少地定性为提供给某些易受误导，追求自新者的范本，而越来越多地视为个人关于疑问、不确定性和探索发现所从事的追寻。”即便梭罗没有在湖畔定居，但是在那里住上两年也就足够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从小屋到湖边踩出了一条小路，这是他能够在林中，也在康科德将这种生活垂为习惯的一个明证。虽然在湖畔的生活让他获得以“寻常方式难以预期的成功”，然而那只是为更远的航程所做的一番准备，因此，我们的旅程也不要停在瓦尔登湖边，就像马丁·贝克曼指出的那样，《瓦尔登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本关于升华人生的书，一本提供了方式和途径的书。”

《    瓦尔登湖》就是这条道路上的一段距离，作为观察者的梭罗不断地陈示自己所见的确定性，叩问着他周遭一切的意义，提醒他自己，也提醒我们，有多少观点可能就有多少真理。他强调，大自然为每一位清醒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图景，通过这番强调他开始了那通向多样思考的生命旅程。跟我们一样，梭罗没有走完这段旅程，关于经济和奴役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他显得甚至有点独断专横，但是在《瓦尔登湖》之后的日记所记录的探索中，作者却是一个对生命所提供的多样图景非常迷恋，有时候甚至极其痴迷的人。最终证明，《瓦尔登湖》是梭罗，也是我们的一段富有潜质的行程，从一种视角进入另一种视角，因此也是从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

    《瓦尔登湖》作为一场超越二元的确定性而进入多重可能探索的挑战，人们很可能会发现，它是生命旅程中的一位良伴，它提醒我们，我们同样有“多种生活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