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v黑魂:陶短房：各国领导人年薪的多与少

陶短房：各国领导人年薪的多与少

　　各国领导人年薪的高与低，向来是个议论纷纷却莫衷一是的话题，英国权威性经济杂志《经济学人》曾经提出，应以领导人年薪与本国人均GDP的比值为标准，衡量其收入是否过高，按照这一标准，年薪不过43万多美元的肯尼亚总理奥廷加是各国国家领导人中的“打工皇帝”，而每年赚4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只能算个“中级白领”，G8国家领导人之一、加拿大总理哈珀充其量是“小白领”，一些“金砖国家”领导人则更因年薪和本国人均GDP比值最低，而显得“十分清廉”。

　　然而这个看似颇“讲道理”的标尺，放到现实社会中却似显得“曲高和寡”：在肯尼亚并没有太多人抱怨奥廷加收入过高，恰相反，年薪不足15万美元、仅为本国人均GDP约5倍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国内却有不少人觉得“他挣得太多了”；奥巴马年薪40万，说三道四的声音并不响亮，绝对数和与本国人均GDP比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的一些“金砖国家”领导人，如俄罗斯总理普京（不足10万美元）、印度总统辛格（连1万美元都不到）等，却常常要面临国内反对派的百般挑剔。

　　那么，各国领导人、政要年薪的多与少，究竟该用怎样的尺度衡量？

　　多劳多得非议少

　　美国总统自上世纪末以来加薪几次，奥巴马同样领着一份令人称羡的高薪，但不论饱受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之苦的美国民众，还是挑剔的国会、反对党及媒体，对总统的高薪都显得较为宽容；英国近几任首相的年收入都在20万美元以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为同时拿总理全薪和议员半薪，年收入更逼近30万美元，但尽管她和她的政党支持率有所下降，拿其年薪说事的人也并不算多。

　　奥妙便在于这几位领导人都是出了名的大忙人：美国总统号称“全球最忙碌的国家领导人”，任期内不但要忙于处理国内外重要政务，每年还要把大把时间用在出国访问上。由于美国是总统制国家，内阁对总统而非议会负责，既没有总理也没有外长，这个“超级总统”自然成了大忙人，既然“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也便顺理成章；同样，英国首相、德国总理在实行内阁制的英国、德国，都要同时身兼政府首脑、议会议员双重职责，并肩负区域大国和世界级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诚可谓责大事繁，干得多挣得也多，一般人也无从非议。

　　相反，如果工作清闲却坐享高薪，公众的意见就会很大。如加拿大温哥华公交管理部门“运输连线”，其高管曾不声不响将“会议津贴”投票提高数倍之多，而这些享受高额津贴者的“工作”，不过是出席几个多数无关痛痒的例会，就引发公众强烈不满；不久前英国王室宣布，将主动要求减少王室津贴，其背后的原因，也正是仅为国家象征性、荣誉性和传统代表的王室工作清闲，却享受高额津贴，让越来越多英国人、尤其英国以外英联邦成员国公众感到不快。

　　无功受禄怨言多

　　在各国领导人中，新西兰总理的年薪向来比较高，按本国人均GDP比值算也达10倍左右，属于各国中前列，但社会非议并不大，这是因为历任新西兰总理治国有方，国家社会安定，经济也保持平稳发展，更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功受禄”，就算挣得多些，公众也不至于有太多反感。

　　但倘若无功受禄，公众的意见就会比较大。不久前意大利媒体披露，意大利国会议员的平均月收入高达14724美元，比荷兰（11096美元）和西班牙（3671美元）等国高出甚多，就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在公众看来，正是由于这些政客的无能，才让原本是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落到今天债台高筑、国家濒临破产边缘的状态，本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的国会议员们却拿着超过经济形势良好、社会安定的荷兰同行一大截的薪水，着实令人发指。而这些无功受禄的议员更通过一系列要求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比如把消费税率提高1-2个百分点的决议，就简直和“劫贫济富”无异，自然更是可恶之至了。

　　不久前《南非工商时报》的一则报道十分有趣，报道称，自白人政权至今，南非总理的收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社会观感却大起大落，当社会稳定、经济势头良好时，公众对总理拿高薪意见不大，反之，社会动荡、经济萎靡不振时，针对总理、阁员高薪的问责呼声就此起彼伏，这自然同样表明，公众可以接受有功受禄，却无法忍受无功受禄。

　　自己加薪反弹大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总统任期内不得加薪，也就是说，总统是没法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克林顿在1999年曾以总统收入太低为由，说服国会通过总统加薪法令，自己却因上述规则无福消受，让继任者兼政敌小布什白捡了一个便宜。不能不说，这条规定为总统、政府和国会避免了许多“瓜田李下”之嫌。

　　要知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自己投票给自己加薪的政客比比皆是：在加拿大，联邦、省和市议会都曾堂皇投票，通过为自己加薪的决议，少的加25%（2001年联邦国会），多的有自己投票为自己提薪420%的（2006年，多伦多市学部委员），这自然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多伦多现任市长福特因态度生硬、说话过于直率，被称为“粗暴先生”，但这位“粗暴先生”始终反对这种“自己加薪”的做法，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减少报销，结果受到市民青睐，以黑马姿态当上了市长。

　　自己在任上推动给自己加薪，即便本来不无道理也“好说不好听”。如法国总统萨科奇是公认的“欧盟第一忙人”，半总统制的法国是欧盟最大单一制国家，喜欢亲力亲为的他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多挣些钱也无可厚非，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上任后不久，自己推动国民议会通过了给总统加薪一倍的法案，结果自然被骂得狗血喷头。

　　高薪养廉争议起

　　许多国家领导人年薪很高，一个重大理由是“高薪养廉”，认为只有给领导人丰厚收入，他们才不会觊觎非分之财以权谋私，更认为惟有高薪才能吸引为数不多的英才加入政界“为社会服务”，这种论调曾经很流行，如领导人绝对收入和与年人均GDP比值双双位居世界前列的新加坡，其领导人以往就曾屡屡以“高薪养廉确保了新加坡政府英才济济，维护了国家机器的清廉与高效”为由，拒绝接受对领导人高薪的批评意见，而被本国舆论讥讽为“三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都有自我加薪癖”的加拿大，相关政要也每每以“加薪可确保政府职位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作为搪塞外界批评的口实。美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曾掀起政要加薪高潮，理由也是类似的——1960年美国大企业CEO年薪是总统两倍，40多年后则是60多倍。

　　然而如今这种论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

　　许多批评者指出，“高薪吸纳人才”的理由经不起推敲，事实上和CEO相比，政要收入低，但福利更好，退休后更有保障，且在越来越流行的“旋转门”模式下，CEO从政、政要离职后转入商界，都变得更加频繁，有从政阅历的CEO会挣得更多已是多数人看在眼里的常识，在这种情况下，政要硬要在从政期间也享受“CEO待遇”，就变得让人难以接受。

　　不仅如此，如今高等教育业已普及，“精英意识”大大淡化，人们不再认为“从政的都是精英”，而那些享受高薪者的政绩参差不齐，更加深了公众的这一印象，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继续支持“高薪养廉”就变得十分困难。据媒体报道，原本在这一问题上最顽固的新加坡，新年伊始也由政府设立的政治职位薪资检讨委员会公布了薪资检讨报告，提出将总统、总理薪资分别减少50%和30%，要知道在新加坡，一个“菜鸟”部长年薪就达110万美元，是奥巴马的近3倍，李显龙的年薪更达近220万美元，是世界上绝对收入最多的政府首脑，而新加坡普通人的年收入不过3万美元。

　　去年，新加坡执政党一名议员宣称，如果薪资只有5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年薪的CEO们开会会“感到矮人三分”，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公众压力最终迫使该议员当众道歉。此次薪资检讨报告虽然建议给政要大幅降薪，公众仍然不依不饶，认为“还是太多”，而这在传统精英治国意识浓厚的新加坡社会，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

　　在一些崇尚多劳多得、注重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国家，如美国，政要挣高薪，享受高出普通人一大截的收入并非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而是“美国梦”的典范，是年轻人的楷模和奋斗方向。

　　但在一些讲究平等，福利国家色彩浓厚的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就相当有市场。加拿大社会对政要高薪的怨言向来比较大，但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该国政要收入绝对值和与本国人均GDP比值都不高，在世界上位居后列，在G7国家中则位列倒数第一，然而加拿大公众显然更看重“公平”，对不过为人均GDP 5倍左右的总理薪资，和比这还要低的部长、议员薪资的容忍度不高。

　　同样，在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传统浓厚的法国，公众对政要高薪也不太买账，萨科奇是出名的“劳碌命”，在他本人看来，多劳多得天经地义，可公众就是不依不饶，编出各种政治笑话讥讽他的“贪婪”和“挥霍浮夸”。其实在法国历任总统中他不算最冤的：不比他清闲却远比他挣得少的已故总统密特朗当初受到的相关责难更多，这是因为萨科奇毕竟是右翼，低福利和多劳多得本就是其政治诉求，而身为社会党人的密特朗却“背叛原则”，自然更不能容忍。

　　帐算明白更重要

　　不论绝对薪资或与本国人均GDP比值，G7国家政要都高过“金砖国家”一大截，但后者政要受到的“贪腐”、“收入过高”指责反倒高得多，如高级政要年收入只有5位数的俄罗斯，和总统年薪也只有4位数（均按美元计）的印度，国内的“反特权”、“反贪腐”呼声却十分高涨。

　　奥妙便在于，这些国家政要的“账面年薪”固然不高，但在此之外，却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猫腻”，如裙带关系、政商交易、黑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等等等，“账面年薪”虽低，政要们实际享受的“隐形红利”却要高得多，普通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固不待言，即便看上去收入更丰厚的CEO们，都不得不仰人鼻息，看这些“低薪”政要的脸色行事。

　　由此可见，多也好少也罢，一本明白账是最重要的，纸面上“低薪”，却有许多特权可以“折价兑现”，这样的“清廉”，公众是不会买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