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e游戏排行 2017:[转载]学术训练的三大意识

                                                劳凯声

    一、问题意识。就是说我们观察社会问题，观察人的问题，观察教育的问题，不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不是做概念的推演，而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所以很多人和我讨论，包括最近有个学者，尽管接触不多，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研究的训练有素的学者，他说，劳老师，我想和你讨论一下素质教育的问题。我说你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讨论素质教育，讨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已经被完全泛化了，我记得我最早参与素质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大概最早是一批中学校长，他们有感于中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老大难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学生全面而和谐的发展。所以早期我们在讨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它所针对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要解决基础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妨碍学生全面发展。所以有些人才会提出应试教育和它相对，来讨论这个问题，尽管有人说了应试教育不能和素质教育相对，你从理论从概念的逻辑来说，你可以做很多讨论，但是这组概念背后所隐含的现实问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你只要一说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你想讨论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这个概念就被泛化了，到最后就变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要搞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变成了一个类乎通识教育的问题。通识教育和过去谈的素质教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是两回事了，所以我说你必须要首先明确你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在训练我的学生的时候，就是不断的要帮助他们如何来提出问题。因为在我们学术界，人们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有2/ 3都是假问题，并不是真问题，这些假问题，我们把它叫做学术垃圾，你讨论了很久，做得很精致，最后到现实之中却没有意义。我曾经参加教育部的职称评审，有一篇论文，在我们的评审小组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讨论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有没有意义。有学者说这是一个假问题，怎么能做成一篇论文呢？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哲学家应成为科学家的领导》，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是一个假问题。所以提出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如果提出问题容易，那么有这么多人搞研究，恐怕人人都能争取到课题了。主要是看你所提出的课题有没有意义，其中大量的假问题都被淘汰掉了。我们要训练，我们会不断地追问，帮他确定下来论文的意义。确定下来以后，我们要帮他确定问题的边界，因为任何一种研究，你仅仅提出问题是不够的，你还要确定问题的边界，确定边界以后，这一问题就比较好讨论。比如说现在学校乱收费的问题，如果要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来讨论，那么它首先就要划定边界，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它们的问题性质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划分，最后把学校收费问题界定下来，然后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比如说教育部出台了一项政策，2004年如何制止乱收费，其中一个叫做一费制，那么我就问你所说的一费制，是指的所有的学校，还是部分学校的，是义务教育学校还是非义务教育学校，这些问题如果不划清楚，就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据我所知国外也有收费，但是国外没有人告学校是暴利行业。去年我去日本就是看他们的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他收费的名目也有很多项，不是一费制，但是他注明其中的大多数的收费情况，你可以选择交钱去参加培训，也可以选择不交不去，这和我们中国校长不一样，我们是必须得交，那老百姓就有怨言了。所以说一定要划分边界，比方说我划定了，学校收费问题主要是义务教育，其中又主要是农村教育，这样边界就清楚了，如果是义务教育，学校收费事实上是一种行政性收费，何以见得？因为义务教育收费最终纳入到行政收入当中去，我们现在说的行政性经费，是政府的行政支出、学费、学校的税后率。可见尽管是由学校来收，实际上是纳入到国家公共财政中去的。如果这样来界定这个问题，进一步来说，政府为什么推诿责任，要把收费这件事情推给学校呢？道理是什么呢？学校能不能做好这件事情呢？现在证明是做不好的，因为你交给学校就变成学校乱收费。你不如变学校收费为政府收费，政府收费怎么来收呢？其实政府每年都要收大量的费，它是靠税收来开支，税收就是一种政府收费的形式。所以我最终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义务教育学校，我们可以变学校收费为政府收税。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中国以前也是这样做的，到现在突然就变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一个原因让我们相信收税比收费要好，教育消费市场和别的消费市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别的消费市场，汽车消费、房产收费，都会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有关的，我有钱，就可以去消费，没钱我就不去问。但是教育消费是不一样的，没有钱也得消费，所以教育消费群和其他所有的消费群是不一样的， 2.3个亿的教育消费群，对一部分人不管你收多少，他都承担得起，但对另外一部分人，不管一费制降到多低，他都没有能力承担。民工说不能把我们的孩子送到你们的公立学校，因为交费太高，这就是教育消费群的消费能力差距实在太大。其实你要说暴力行业，汽车、房产一直在上涨，但没人说是暴利行业，可是教育每人只是多收4块钱就有人说你是暴利行业。这就是教育消费群，他的消费能力，不管你的收费降到多低，都有消费不起的人，而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他补。汽车市场可以不给他补，但是教育市场必须要补，减免他的学费，让他有条件来上学，这就是教育市场和别的市场不一样的地方。其实税收是对的，是一种累进制的税率，因为到收入低到一定的底线，他就不收你的税了，越有钱，收得越多。但是收费制就不一样，不管你是富翁还是打工者，我收你一样的钱，那么肯定交不起学费的就会不满。所以政府收税是一个最稳妥的办法，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发展义务教育的一个基本办法。所以这样来讨论问题，你必须把问题界定以后，然后再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就知道如何去解决它。解决问题，验证问题，这就构成了问题意识的两个不同方面，这就是我说的问题意识。

    二、学理意识。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研究，其实不仅仅我们在做研究，行政机关、决策人员也会去做研究，但是他们所做的和我们做的有区别的。各有各的用处和长处，比如说教育部，要对全国的教育工作进行管理和安排，他必须不断对全国的教育进行研究，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进行专门研究，而且还有它的研究机构，它完全是围绕我们当前工作的需要和重心去做研究，比如说哪些政策是需要宣传的，这和我们学者的研究是不一样的。我对我的学生说，不管你以后做什么，现在你来读博士生，你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学术，如果你不明白怎么叫学术，可以说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你以为这样所做的研究和官员所做的研究是一样的，那你就错了。有人就问，劳老师你的研究有什么独特性？有什么奥妙在里面？并没有什么奥妙，但是学理研究毕竟是一个范式研究，这种研究是以一个范式而存在的。什么叫范式？最早提出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什么叫做科学的发展和革命，就是一个范式的理论，就是新的范式打破旧的范式，科学就发展了。库恩从他的观点就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难以接受的观点，通常我们会说科学研究是证实的，但是他说能被证实的都不是科学，真正的科学是证伪。如果你说你得出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门科学就不能发展了，因此就不能叫做科学了，库恩说我们应该把他放在信仰里面。我认为他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这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我所说的学理意识，它是一种范式，而这种范式必定是一个研究共同体，是大家以一套认可的话语、公式、概念、定义、结论以及一套方法所构成的。比如在座的，我和你们一说素质教育，你们大家就明白了，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话语，不需要我来下定义，但是和外国人说，他就不懂了，你必须得详细的解释。我刚才说的某大学的这位老兄闹了这样一个笑话，就是因为他没有进入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圈子，在其他方面他是内行，但在教育学方面他是一位外行。这就是一种范式的存在。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它必定是存在的。所以我和我的学生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开始我的学生急于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我会马上制止，我说你的观点可以不同于我的观点，你可以成一家之言，但是你必须对我说清楚，你所描述的这问题，你是用哪几个概念，这几个概念构成了什么关系，是用哪种范式来描述的，这就是学理研究。作为一个官员，他在研究他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去考虑我用哪一些概念来讨论问题。在座的很多都写过学术论文，有很多学者都对我说，写学术论文都是文章写在先，观念提在最后，但是一个严格的研究过程是先有概念，你研究的问题一旦确定以后，第二步就是你要确定你所是用哪一些基本概念来描述你的问题。我先不问你你问题的结论是什么，我要知道你用了哪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就是你的理论工具。有些人不太明白什么是理论，理论就是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一个体系。列宁就曾经说过一句话，概念就是理论这张网上的网上之结，构不成这张网，你又怎么去捕获问题呢？学者所做的研究有他独特的价值，因为这种研究是一种学理研究。《求是》最近邀我写一篇关于学校乱收费的文章，所以我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自己也觉得我提出的有些观点有可能和官方的现行政策有些不一致，比如我提出制止收费为规范收费，提出变学校收费为政府收税，提出规范教育市场，规范学校收费，利用市场规律调节教育收费等等，这些观点和教育部现行的教育政策多多少少有点区别。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良心就是应该这样体现出来的。比如说社会上都在骂教育是一个暴利行业的时候，我们尤其应该清醒，客观的去评价这个问题，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这个问题。我是从学理研究的角度，我的研究也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我的观点也会被决策者所重视。所以我们做政策分析，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定位。澳大利亚一位政策分析的学者，政策分析的职业素养包括的一条就是给自己定位，画一个十字坐标系，横坐标上左边是定性的，右边是定量的，纵坐标下面是保守，上面是激进，然后在四个象限里进行选择了。按照这位学者的观点，任何一个学者的学理研究，凡是涉及到社会和人的问题研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发生和政府决策不一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会让我时时要重视自己的定位，我不可能站在和官方完全同样的立场上，如果是同样的立场，教育部就会把我抛弃了。他掌握的情况会比我更多，他对问题的理解比我更深刻，可是为什么我的研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因为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他们看这个问题的，而这个角度是他们不具备的。这个角度就是学理研究。

    三、方法意识。真正的学术研究是要注重方法的，因为方法是从已知领域过渡到未知领域的一座桥梁，方法是我们学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参加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的评审工作，拿来的表，我重点要看的是他的方法，如果没有很好的去琢磨这个，我会给他打很低的分，因为方法是需要论证的。比如说香港大学，一个博士生在做学术论文的时候，首先就是必须要做好开题报告，他们叫研究设计报告，很厚的表。我的一个硕士生，去年十月去德国留学，读博士，他是从去年年初就开始申请，导师如何考察他？就做报告，不满意就退回去，直到去年十月份说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会有很多的环节，其中就包括了方法。在方法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谈一点，就是现在的两派之争，也就是说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其实定性和定量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就我个人而言，我多年做研究，这两种方法都用，有的研究项目也可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做的最大型的调查，好几千个样本，对高中生所做的调查，全国可以说是没有过对高中生这样大量的调查，关于小学四、五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团中央委托我做关于少年儿童的人身伤害问题的研究报告，8000个样本，十个地区，目的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一个调查，这么大的样本，过去是没有过的。这个我们主要是定量研究，也会有些定性研究。我觉得关键是取决你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才会有超越定量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好像是构成一种对峙，主张定量研究的人骂定性研究是空谈，而主张定性研究的人指责定量研究太局限。我自己讲点体会，我记得我最早接触一种叫质的研究这个概念是在1985年。我是77级入学，文化大革命以后，教育学刚刚恢复的时候，有一种普遍的思潮就是，为了使教育学这门学科要有确定性，许多人主张要用定量研究，你光说不行，要有定量，定量研究在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一种时尚，我上大学的时候，统计学、高等数学、心理测量全都学过，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定量研究。 1985年我的同班同学闵维方现在是北大的党委书记，1985年把他的导师从美国带回来到北师大讲学，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教育学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用定量研究的方法，用一种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过去也讲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但我们都讲作用力、反作用力，现在看来这些理论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当时我们一听到用一种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教育学，我们简直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成体系的方法。  接下来就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到中国来，他找到我，他找我实际上是做他的课题，他不是搞教育学的，他是搞人类学的一位教授。他要做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他知道我当时是北京一个中学的红卫兵，而且可能还是一个小头目，北京最重要的事件我都参与了，他就来访问我。我当时就觉得他问的问题很有意思，就逼得我不得不顺着一种逻辑把当时所知道的情况全都交待出来。后来，他就和我聊天，问中国现在教育学研究主要是用一种什么办法，我就说刚刚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讲了定量研究方法。那这位教授就非常不以为然，说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我说是吗，我们还没开始搞呢。他说实际上现在追求一种更新的，不是定量定性的研究，而是更新的对质性的研究。从那时我才知道还有质的研究。到我自己指导我的一个博士生做一个论文的时候，这个质的研究就开始清晰起来，因为我的这个博士生做的论文叫做“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农兵学员的研究”，他一提出这个课题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过去没有人做过。但是你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如果你用传统的方法去做研究，结论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中共中央的文件里已经有了，有关党史的文章里也已经有了。所以你不能是一篇中共中央文件的解读，也不能是一篇党史的论文，你必须要写成教育学。这位博士一脸茫然，那怎么做呢？我说你去看质的研究。他就去看什么是质的研究，写了3万字。然后去做访谈，做得很辛苦，做到第八个的时候，他遭到拒绝，非常灰心，说做不下去了。我说你要坚持。最后他偷偷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研究，几经改稿，已经写了10万字，想用这种既成事实来改变他的论文。我说不行，全都抛掉，还得继续你的质的研究。后来他做完了，毕业了，现在是浙江大学的博士后，几个出版社看到他的博士论文都非常感兴趣。后来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这篇论文送去打印的时候，结果打印的那个小伙子多打印了一份，然后他就说，我只要30份，你怎么多打了一份？那个小伙子就说，老师，我对你的这篇东西太感兴趣了，我看了一下，就像看小说一样，所以我多打了一份自己留着。我说这就是一个学术魅力所在，我们现在很多论文写完之后觉得悲哀，论文发表之后哪怕有声骂也好啊。如果一篇学术论文能做得和一篇畅销小说一样，那这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做完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质的研究，所以什么叫方法，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你不要简单的给我罗列，方法问题我十分清楚。你罗列了一大堆方法，我知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假的，没有好好研究过。实际上，按我的想法，质的研究其实有两句话，我归纳完之后，北大的陈向明教授就对我说，劳老师，你对质的研究的理解简直太好了。尽管是我的理解，不是提倡质的研究的理解，不是外国人的理解，但是他们觉得我的理解是非常对的。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说质的研究实际上是法无定法，它并不一定要规定我是定量还是定性，方法是为我所用，这就叫法无定法。第二句话是道有常道，也就是说，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必须要关注人的问题。

教育学就是研究人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把对人的关注放到我们研究的中心地位，那么你这研究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一项好的。

劳凯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教育系主任。学术兼职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理事；全国九五教育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沈阳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大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兼职教授；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教育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起草小组成员。主讲课程硕士生课程：教育学原理专题、教育法学与教育政治学专题、国外教育法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博士生课程：学术思潮与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