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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舜先生是天津医学院教授，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我国性心理咨询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他开设了我国首家性心理咨询诊所，开通了我国第一条性心理咨询热线，并担任了电台节目的心理问题专家。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再传弟子和我国性心理咨询的拓荒者，陈仲舜教授伴随着他的事业，走过了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道路。他的命运、他的家庭乃至情感生活，也随着他的事业浮浮沉沉。去年的4月27日，我对陈仲舜教授作了访谈。在这次访谈中，在事业上有着颇多建树的陈仲舜教授第一次面对公众，谈起了他的人生、命运、家庭乃至他的情感生活……。一个月后，传来了陈仲舜教授辞别人世的消息。这篇自述式的访谈无意中竟成了陈仲舜教授对他眷恋不已的人世的最后告白。
（下述访谈系根据陈仲舜教授的广播谈话整理）
张南：陈教授，在我们过去共同主持《悄悄话》节目的时候，我就感到在您的学术思想中，有许多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成分，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弗氏思想的影响呢？
陈仲舜：说来话长了，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机遇吧。1949年，当时我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有一次去看电影，片名是《鸳梦重温》。中场休息时，有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聊天，他们用精神分析学来分析电影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也插进去了，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中文名叫高伯乐，中国人是中国最早的精神病学专家伍教授。这两个人都是中国精神分析领域的专家我们交流学术中涉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很多，我觉得很新鲜，于是我提出想做二位门下的弟子。就这样1950年毕业后我自己申请到这个领域来了。由于高教授本身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他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听过弗洛伊德的课，这样一来我进入他的门下，在他的神经科作了两年助教，也就向他学了很多精神分析学的东西，可以说我在中国能够直接受弗洛伊德学派启迪我算是幸运的了。正是由于有精神分析学奠定了我事业的基础，所以我从1950年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我的思想指导，我的情绪指导，我的人际关系以至于我的家庭，我个人的坎坷的婚姻生活都潜在地与精神分析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让我离开它也很难了。
张南：这次偶然的巧遇结识了两位资深的学术专家，决定了您从事精神分析学的事业方向。但您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医学领域发展，而是去做了木匠、瓦工、建筑工？
陈仲舜：我从事医学工作七年以后，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卷入到当时的运动中去，比如反右派斗争我受到冲击，定了一个"极右分子"。原因在哪？因为我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以及我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兴趣，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医学领域发展的状态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弗洛伊德学说是唯心的，甚至说是"形而上学"的，是当时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在运动中对我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批判，我被指定为"右派"。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我就一直处在脱离专业、进行纯劳动改造的状态。你刚问我，当过木匠吗？当过瓦匠吗？是，确实当过。最初我是搬运工，还种过地，在洋灰场搬洋灰都是体力劳动。因为我长得比较白，在工人堆里挺显眼，但是工人的劳动我都能干，而且也坚持下来了。回头想，这是历史。在当时就得进入角色。我这人最大特点就是习惯于进入角色，让我去当搬运工，我就是搬运工，我就不会再想我是个医生。比如我在街道大娘堆儿里糊纸盒、做塑料盒，我就去研究怎么省时省力，还把工作做得更好，甚至看了许多外国书，把生产工艺改一通，由于我的工艺改造，还使这个街道工厂增产不少，以此我也得到了街道党委的荣誉和厂里工人对我的爱护。大家都知道我是右派，但当我和他们工作一段后，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右派。我做木匠时能达到六级水平。在那个年代，我炼就了一身好手艺。木匠、瓦工、水暖工，我都会做，甚至到现在，我家里的这些事都是我亲手做。
张南：你的经历对你的家庭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吧？
陈仲舜：文化大革命时我挨了两次抄家。第一次就已经抄光了，第二次最有意思，造反派来了，拿了我一本英文的毛主席语录，一本日文的毛主席语录，让我对着墙念，念了一个小时，等我真正回头的时候家已经空了。我的房子也被人占了，我被落实到一间七平方米的小屋中，既没有床也没有桌椅，就一个草垫子。捡破烂卖破烂、捡煤渣儿这些活我都干过。
张南：您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没有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顾影自怜，而是埋头于各工种技术的钻研上，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日语，这是不是运用心理学中的"移情"来进行自我调试呢？
陈仲舜：说"移情"，这是弗洛伊德的用词，我认为我当时是一种精神转移和升华。比如在苦难中，如果一味地沉浸下去，自己就把自己糟蹋了，如果把苦难当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有益于自己或别人的事情，那么既提高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从反右到文革这二十年间，我坚持着。那时我业余时间继续给人看病，当然都是义务的，另外我坚持外语专业的学习，就这两项使我在1978年恢复工作以后，能够跟上当时的环境，还能够做一个专业的医生。
张南：文革结束以后，您进入天津医科大学，据说很多熟人都不理解，怎么大半辈子都做木匠师傅的人，摇身一变就成了医生呢？
陈仲舜：当时很多人都叫我陈师傅，甚至我重新走上天津医科大学的讲台之后，仍然有人叫我陈师傅而不是陈老师，我知道这代表着一些人对我的看法，但是这么多年我已经养成能伸能缩，能高能低、能上能下的精神状态和角色感，当我捡破烂时，我连脸都不洗。虽然别人知道我是陈大夫；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数百名学生时，虽然有人对我称陈师傅，但我自己觉得我是知识底蕴很丰富的医生和老师。
张南：以您的门诊量及写作数量来看，您有一种把一天当作两天过的感觉。
陈仲舜：我跟你说，我现在依然把一天当作两天过，每天病人五六百人，热线电话也是不断，我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的文章，否则我无法应付四面八方的约稿。总觉得日子过的太快，忙得有条理，忙得让我忘记了一个人生活的孤单，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找个老伴儿，我觉得我的事业就足以做我的老伴了。
张南：假如您当初选择的是眼科、妇科、儿科什么的，也许会太太平平、不温不火的过一辈子。当您睡在草垫子上的时候，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在事业上的追求呢？
陈仲舜：我没有后悔。有人被打成右派后寻死觅活的，我被打成右派就进入了一个右派的角色，这点很怪，按理说是不应该的。（我觉得）是右派就是右派呗，我的角色感很强。我对于我的选择从不后悔。如果我当初选择了儿科、眼科，我也可能平庸地过了一辈子，我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我的观点给我带来了20年的坎坷生活，但也带来了后十年的辉煌，使我能把心理分析学科推向社会，也使我自己在工作中有了成就感和满足感。
张南：人这一生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事业线，一条是婚姻线。有些人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有些人事业失落却有爱情来弥补，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有爱人相伴么？
陈仲舜：我的个人生活和我事业的路程几乎像铁轨一样是平行的。随着我事业的变化我的婚姻生活也跟着变化，我前后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因我的右派身份而破裂。尽管我和她感情很好，尽管我认为她才是我最好的助手，当时由于政治问题，顾虑到子女的出路等等，于是就离了。离婚解救了她，对子女也稍微好一些。因政治上的压力，第一段婚姻很短，但我到现在还很留恋。在不得已状态下分手时的那种感情和说不出来的滋味，到现在想起来仍然有些不安，甚至有些心痛。如果没有当时的政治因素，我们可能一直过到老。
张南：您觉得在情感上的打击和您在事业上被打击的那种痛楚，在您的心中，哪一种更痛苦呢？
陈仲舜：我想，如果涉及到个人生活来说呢，婚姻的变化，感情的这种牵扯，有的时候更能扯动你深层的那个心。而事业本身的低与高牵扯点只不过是表面的那个心，不一样。
张南：那您是怎么抚慰自己的这种痛苦呢？
陈仲舜：这个问题，因为一，我想得开；二呢，我能为对方想。只要你们好，就行了，别管我，我一个人都豁出去了。这所谓豁出去，也不是破罐破摔。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我刚才说了我三次婚姻的第一次，那么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大家都知道，医务界什么"六二六"都往下走，就在那种状态下，我匆忙地认识我的第二个妻子，也谈不到搞仪式，就是为了搭个伴，那么她就把我带走了，就完了。赶快离开天津吧，就是这么一种思想。当然，交往也有感情，但没想到，她奔到宁夏去了，而当时的单位不让我走，"你一个反革命怎么能跟人家革命队伍走呢，你不能走"。结果就把我撂在天津了，这样一来，我们夫妻俩也分了十年。实际上，整个的婚姻（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几个月，那么一分就分了十年，又分了十年。那么这个过程，直到我落实政策，1978、1979年，她回来才结束。在这种状态下，你想，这十年当中的经历，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政策落实了以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要求，每个人的幻想。就拿我第二个爱人来说吧，她是个生活型的人，她注重生活。"你已经落实政策了，也有钱了，咱们就好好生活吧"。可是我不然，我不注重生活，我说我得注重事业，我非捞回来不可，我要捞不回过去二十几年的损失，那我这一辈子白活了。于是我就走了一条弥补我过去损失的这条路。于是，我们俩个的思想感情就出现了巨大的分离。这种分离还没办法调和。
张南：我觉得女人要求生活得好一些，要求和丈夫多呆一些时间，也是正常的心理。不过我听说您和她离异后，与她现在的丈夫相处很好？
陈仲舜：是的。我和第二个妻子的丈夫关系很好。等于我们老哥俩吧。这个好啊，通过一件事儿，把我们老哥俩的心给扯到一起去了。我跟第二个妻子有个女孩。这个女孩在那个时候正是读中专的时候，有一次出走了，没了，也没上课，到哪儿去不知道。根据过去的规律呢，我估计这孩子肯定是到水上公园去了。或者是到哪儿去散心去了。但是到晚上就没有回来。我跟她离婚以后孩子是归我的，不是归我第二个妻子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一看孩子没了，我心想，我那第二个妻子她也就这一个女儿，万一找不到，我没有办法对她交代，所以我急了，我只好通知她，咱们得一起找。我发动医学院的同学帮我找，我说你想办法一起找。没想到，她把她的老伴给动员出来了。我当时去水上公园，那时正在春天，冰还没有化的那个季节。傍晚的时候，我在水上公园到动物园，我没有找到，我正心里很焦急地望着了无踪影、被夕阳照得亮晶晶的冰面正在沉思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对面过来一个人，踏着冰面过来了，我当时心还想，这个人怎么能敢踏着冰面呢，要是冰塌了，不是要掉进去了吗？这个人怎么这么胆大呢？我就想喊，可没听见。等到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碰上了。碰上我，他先问我，天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吗呢？我说，我找孩子。那么你来干吗呢。他说，我也找孩子。我说，你找的是谁呀？他说，我找的是我妻子的孩子，等于我的孩子。我说我找的是我自己亲生孩子。这就样对上号了。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这段故事是很有意思的。本来我想把这段故事给写出来，但始终没有写这段故事。但这件事情，却给我对那个老先生有一个相当好的印象。包括我的女儿也说，这个大大，对我太好了。事实也是如此。那么，我们两家的关系现在处得很好。就是因为我和他的这段遭遇，我们现在还有交往，能像朋友一样很好相处。
张南：我觉得在您的个性中好象有很多前卫、叛逆的东西。比方说，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你敢于提出青春期性教育的问题；在第三次婚姻当中，与一个小你30岁的女性建立爱情关系。我想这可能也是你始终处于是是非非旋涡当中的原因吧。
陈仲舜：提到第三次婚姻，也正是现在社会，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甚至是认识我的一些朋友，包括新闻界的好多朋友们在谈起陈仲舜这个人的时候，往往是对我的第三次婚姻这么一段经历褒贬不一，甚至非议过多。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有我的看法。第三次婚姻我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我的接班人。当时，我是很简单，就是有一定的目标，去让她去奋斗，争取送她出国留学。结果她没有走我要她走的路，而是走她自己的路，通过她工作单位的关系网，从另外一条途径出国了，出国嫁人了。到现在我们没有联系。那我们的婚姻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一点就和我对婚姻问题的看法有联系，包括我对这个女孩本人的理解包括宽容在内。我和她真正的婚姻，仅仅是8个月。最后是她本身想离开我，想走另外一条路出国之前，对我提出来解除婚约。但是不是吵的，不是打的，闹的。但她（出国）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到现在，我只知道她在哪儿，怎么生活，做一个太太，每天照顾孩子，修理花园，没有进入正式的医疗领域。她没有从事她的专业。为这一点，我对她遗憾，感觉她太可惜了，因为她很有才干。
张南：经过了这第三次婚姻的失败，您是不是会觉得年龄的差距是爱情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陈仲舜：如果说年龄的差距我认为也不尽然，因为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差距就30岁。但是我认为关键问题，我们第三次婚姻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在我，而不在她。也正像我第二次婚姻一样，我顾我的事业太多，顾她的生活太少。是我在生活的方面关心太少。
张南：陈教授，您这一辈子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是坎坎坷坷，一波三折，但是你今天却可以这样坦率，这么超然度外地谈出这一切，你觉得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动力支撑你度过那些艰难日子？
陈仲舜：我有个生活哲学，到现在我还是这个生活哲学：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就这么想，世界本来就是有苦难，那么这个苦难落到谁头上呢？总是要人承受吧？那么我就去这个承受的角色吧！所以，我就根据这个哲学，我就度过了我最苦难的20年。别人遭遇不到的，我遭遇了；别人没有遇到的非议我遇到了。但是，归根结蒂，我还有第二个生活哲学。尽管有很多环境的困难使你必须要倒下，我记得当初我离开医学院的时候，当时有人对我说：老陈啊，算了吧，都这么大年龄了，回去爱干点嘛就干点嘛吧。我没有听他的，我如果按他的路线走，那完了，我有可能现在进坟墓了，但我确实是挣来了，挣来了十几年，我认为挣对了，我就是不服气。不服什么气呢，我不服我命运的气。我认为我的命运不会就这样随着环境漂流，有时候还要靠自己。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自己认为没倒，你就倒不了，这是我第二个生活哲学。我就本着这两个观点，生活到现在，甚至活到现在。就是说，遇到苦难，只要天下有苦难让人受，那么你不受谁受呢？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是，只要你自己觉得不倒，你就倒不了。有一种精神胜利法吧。你要说是阿Q精神，我看还不是，还不能说它就是阿Q精神。这是我自己这些年所积累的个人的生活经验。通过生活哲学来面对历史的每一段进程。我今天已经75，也许还能活5年或者10年，我想我是那种人，是能最终趴在桌子上写字写着写着心跳就停止的那类人。我不可能是最终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靠子女去照顾的人，我估计我不会是那样的人。 后记：陈仲舜教授在访谈中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对于他人生中的风风雨雨、是非曲直并不是我们所要探究的。我们所要探究的是体现在他坎坷人生中的那颗孜孜石乞石乞、奋斗不已的心，以及练达乐观的人生哲学。这也就是《夜访百家》节目访问包括陈仲舜教授在内各行各业人物的目的之所在。谨以此文纪念陈仲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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