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达决战高级月卡:在“桥南公社”的那些难忘岁月里

      【作者简介】王义勇战友是原《桥南公社》政治部组织处干事，1981年转业回到武汉市，是桥南公社博客的热心读者。最近回过几次部队，看到部队的变化，特别是见到当年的老战友，非常高兴！特别是听到董司令退休前的一段讲话，感触颇深。作者因此产生了将当年部队创业时期的艰苦情况写出来的想法，并得到了原军务处长李志农、原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李坤明、原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廖兴无、原司令部技术处助理员王祥华、通信处王松柏等人（当时都在桥南机关）的积极支持，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素材。《 在“桥南公社”的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成文后，作者给公社后勤部李显润政委（当年也是组织处干事）审阅过，他也予以了肯定。我们将分6期进行连载，谢谢作者的辛勤劳动。 

（一）

 当我打开“桥南公社”网页，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地方叫桥南》的歌曲， 立刻被吸引住了：“有一个地方叫桥南，有一支队伍叫华山；有一种事业是巡天，有一种精神是奉献……”，这首歌，曲调优美，歌词亲切、豪迈，不由得使我浮想联翩。

屈指数来，我从部队转业已经30年了。30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渭南，没有忘记“桥南”和“华山”，更没有忘记在“桥南公社”的那些难忘的岁月！我转业到武汉后又移居广州，虽然离开武汉也20年了，但始终与当年一起参军的一些武汉战友保持着联系。这不仅因为我们是同年、同地入伍，又先后转业回到了家乡——武汉，更在于我们当年都在“桥南公社”服役，多数都曾在“桥南公社”机关工作过，在桥南（四区）生活过。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受把大家连在了一起，聚会时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们都是1968年从武汉市参军入伍的。当时，“桥南公社” 刚刚成立，隶属“东风”。我们就是“桥南公社”的第一批兵。我们从武汉市入伍后，一部分人分到了外地观测站，我和李志农、李坤明，梁炳利、熊金城、梅宏汉、刘文武、洪水泉、徐福新、李建华、张家豪、陈永安、胡富国等都直接分到了渭南。回想当时我们穿上新军装，作为新兵坐火车从武汉市直接来到了渭南县。上十八道弯时，仅以为是爬山，到山顶后还要下山。没有想到，汽车转来转去，盘旋而上，上去后却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感到既新奇又兴奋。但是到达新兵营住地——崇凝公社（现在的崇凝镇），看到农村的落后，不免又有些落寞。那时候桥南还是一片大工地，新兵营暂时驻扎在崇凝公社。我们新兵一连住在崇凝小学校内。一间教室住两个班，地上铺一层干麦草就是床，三个人睡两床褥子，人挨着人地睡地铺。吃、用都靠井水，井深4、50米，当时除了学军事，日常生活中还有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学习用辘轳打水洗衣。住的条件很差，吃的也不怎么样：冬天主要吃大白菜和萝卜，有时接连几天全吃胡萝卜— 烧胡萝卜块、炒胡萝卜片、凉拌胡萝卜丝；主食以面粉为主，此外还有20%的杂粮。这对于来自南方城市，吃惯大米的武汉兵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新兵训练是艰苦的，城市兵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除了政治学习外，队列和单兵科目、紧急集合、摸爬滚打，既单调又辛苦。白天学习训练，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一旦天冷时（那年塬上四月底还下了一场大雪）有些调皮一点的兵，换岗时半天不愿起来，为此常常把大家都吵醒了。我当时在一连五班，和四班同住在一个房间。一次晚上紧急集合，大家从睡梦中被哨音惊醒。四班的一位战友慌乱中将棉裤当成了棉袄，半天没有穿上，好不容易把背包将就着捆成了一团，也顾不上“三横压两竖”了，急忙跑出来站队集合，被排长点“将”站出来“示众”。我们看着暗暗发笑，其实我们自己的背包很多也是打得乱七八糟。由于当时还处于“文革”中，刚参军时少数人把地方群众组织的派性带到了部队，经常关注武汉的两派斗争，不时收到原派别组织寄来的小报，还曾发生过一些小的的辩论。但是，经过教育，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纠正。那时，渭南的两派群众组织斗争很激烈。我们平时主要训练，基本不参与地方的事情。但有一次，桥南公社所在地发生一起地方群众组织冲击四区工地，企图抢夺部队枪支事件，营首长派我们一连去制止。我们从崇凝镇一直跑步赶到桥南。我从来没有跑过这么远的路，跑得气踹嘘嘘，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总算还坚持下来了。到了桥南，事件已经平息，我们无功而返。这也算是一次不小的实战演练！

（ 二）

 新兵训练结束，新兵营解散。除少数分到机关外，大部分新兵分到了601和602部队。我们就成了这两个单位的第一批兵，也成了“桥南公社”的元老。我和梅宏汉、洪水泉等分到了602一中队，徐复兴、于广文等分到二中队，李坤明分到602发信台，李志农、陈永安、汪友元、张家豪等分到了601，刘文武和黄援朝、王志中等分别去了603和607，熊金城分到了卫生科（当时还没有建医院）。我们602一中队最先进驻“桥南”。当时“桥南公社”机关驻地的四区是一片大工地，基建工程兵211部队正在紧张施工，仅建好了2、3栋毛胚楼。我们就住在后来称为“光棍楼”的33号楼里。我们刚搬进这栋楼时，有的房间还没有来及装窗户，内墙没有粉刷，水管和暖气管道也都没有装。为了抵御寒风，一些窗户只好用芦席或草袋挡住。但是不管怎么不好，总归是自己的营房，又是楼房，比起崇宁小学感觉还是好多了。在这里。我们一直住了一年多。

   1970年初，我们一中队搬进“桥南公社”的一区（原601和602机房所在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航天测控设备博物馆”），住在通信大楼（102楼）下面的宿舍。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河沟里的水结冰，宿舍又处在风口处。刚搬进去的一段时间，宿舍的自来水还没有装好，早上起床后只能拿着洗脸盆到河沟里洗脸。水冰凉刺骨，洗完脸，手冻得通红。等端着空盆回到宿舍，放在盆里的毛巾结冰了，口杯与脸盆冻在了一起。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热水洗脸和暖气取暖，一些战士的手、脚和脸颊、耳朵都生了冻疮。后来自来水装好了，情况才有了改善。当时部队伙食标准比较低，我们一中队执行的是一类灶，每人每天0.31元。为了改善伙食，除了生产班专门租借了桥南公社旁深沟里的一块地种菜外，中队还发动战士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地，宿舍和机房旁以及山沟里到处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战士们除了值班和学习外，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了种地上。晚饭后，山沟里、宿舍旁到处都有人松土浇肥，一片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景象。那时，一中队的长话分队全是女兵，她们也不甘落后，和男兵一样开荒种菜。经常可以看到她们两人一组抬着粪水往山坡上的菜地艰难行进。除了自己种菜外，炊事班还养了猪和羊。当时养猪的“猪倌”先是一位湖北兵，以后又换成河北河涧兵付西福，他们都是68年入伍的。养猪非常辛苦，不仅要粉碎饲料，还要煮熟饲料，打扫猪圈，清理猪粪，又脏又累。但他们任劳任怨。付西福总是乐呵呵的，由于每天与猪“朝夕相处”，看着猪一天天长大，与猪建立了感情。每次杀猪时，他都舍不得，脸上露出非常复杂的表情。“羊倌”王建宁也是68年入伍的武汉兵，是一个干部子弟。放羊每天都要在山坡上爬，山体陡峭，非常危险。但是他还是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一次，有一只羊不幸被狼咬死了，他难过极了。中队每年还要组织战士进山打柴。从驻地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来回有4、50里，几乎需要一天的时间。由于认不清树种，不少人都因误砍漆树而过敏，我当时就多次发生过过敏。最严重的是中队贾付队长，他因严重过敏，导致肾炎，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时任指导员的蒋兆琪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部队。他虽然个子不高，年龄较大。但是他确有一种身先士卒，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他待人和善，可亲可敬，是一位称职的政工干部。几乎每次打柴，他和中队长倪集然都要亲自参加，一路上叮嘱大家，特别是叮嘱女兵要注意安全。他后来调到医院任协理员，转业时回了家乡镇江市。那时，尽管各方面条件艰苦，但是中队风气正，“学雷锋，做好事，以艰苦奋斗为荣，为连队多做贡献”蔚然成风，战士们受这种良好环境的熏陶受益匪浅。

由于桥南一区的机房大楼未建好。751和752等站都没有参加“东方红”卫星任务。执行“东方红”卫星任务时，我们外线分队正忙于在四区架设通信电缆。在分队长李泉让、徐福宝的带领下 ，每天奔波在各个楼栋之间，日晒雨淋，架线杆，接电缆，爬上爬下。王松柏、梁炳利、饶胜宝、杜兴辉、周邦显、涂兴海、汪鉴、杨志勇、袁作干、赵继民等很多战友的衣服都磨破了，手流血了，但无人叫苦。四区区内线路架好后，为了保证四区和一区的联络畅通，上级决定从山口红石村往101和102大楼修建地下永久性电缆槽 ，长约2公里。任务下达后，752部队从各中队临时抽调人员组建施工队，由程俊明副政委负责带队。当时正值7、8月盛夏时节，太阳火辣辣地晒着，中午时分，石头都被晒得发烫。战士们不顾炎热，挖地基，砌砖墙，挥汗如雨，很多战士脸和胳膊都晒脱一层皮。对当时露天施工的辛苦状况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工期紧张，我当时在施工队时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都没有赶回去见最后一面，这成为我终身的遗憾。这年冬天，又赶上铺设从四区到大王公社收信台和丰原公社发信台的地下电缆。电缆沟是由部队雇民工挖好，部队负责往沟里铺放电缆。一盘电缆有上百米长，直径5厘米左右，外面裹着一层铁铠甲和沥青，又粗又重。752部队几乎动员全站人员投入铺设工作。当时刚刚下完大雪，茫茫塬上，麦地里铺满了积雪，寒风刺骨，冰天雪地。杜志华、陈云深、李海泉等站领导亲自指挥部队，每隔一米左右站一个人，肩扛手拉，组成一个长蛇阵，缓慢前进，其景甚为壮观。由于寒冷，很多人脸冻得通红，手指冻得发痛，积雪打湿了鞋袜，也无法更换。午饭送来后就在麦地里背着寒风吃。连续干了几天，终于完成了铺放任务。大部队走后，剩下的电缆接续、平衡调试、封焊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外线中队（我们外线分队扩编成为了一个中队）头上。在凛冽的寒风里我们中队又连续紧张奋战了2、3个月。这其中，参加过“长安”电缆培训队的饶胜宝、袁作干等技术骨干和西安电信公司的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到开春时胜利完成了任务。

（三）

随着101和102大楼机房陆续建好，在铺设外线电缆的同时，部队开始了紧张的设备安装。每天战士们列队进入大楼机房，同行的还有各分队的技师和设备制造厂的技术人员。由于在招收新兵时就已经对专业培训作出了安排，有部分战士陆续被派出去集中培训或下厂学习，象王松柏、梁炳利等就到山东学习通信，董德义、王祥华等到上海学习双频，李志农等到十院15所学习计算机，胡震海、王德义等到北京738厂学习计算机......；各单位在新兵训练结束后又都开展了技术培训，为设备安装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设备安装主要以制造厂为主，战士们跟着边干边学。设备安装从1970年搬进一区到执行“实践一号”卫星任务前，整整进行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不仅涌现了许多忘我工作的动人事迹，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比较有影响的是751部队的“老鼠事件”。那是计算机安装期间，一次有人发现计算机机房地下线槽的电线断了，怀疑是有人故意破坏，很快报告给上面。由于中队一般都是集体进出机房，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个人作案的可能。于是就怀疑到了负责看守机房的一个战士。这个战士是一个与我们同年参军的武汉兵，也是我的同学（不是一个班）。听说他父亲是在1955年周总理参加亚非万隆会议时发生的国民党特务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的。本来中队出于对他信任才派他看守机房。由于别人都没有作案的机会，怀疑到他的头上，给他造成了压力。后来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最后查清是老鼠咬断的，这才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事件过后，他住院（卫生科）休息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因病住医院经常能见到他。他情绪低落，不愿提这件事。我非常同情他，只得好言安慰。他出院后不久就复员回武汉了。他在校时学习成绩很好，也很有才华。对他的复员我感到很惋惜。

设备刚安装完就开始了“实践一号”卫星任务的准备工作。“实践一号”是一颗科学探测和技术实验卫星，于1971年3月3日发射。这是我国发射的第二颗卫星，也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执行“实践一号”任务前，部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干部、战士基本是不准休假的。当时，干部、战士对此都比较理解，也知道和习惯了执行任务期间不休假。因为那个时候，任务少，几乎一年多才有一次任务。任务事关重大，和任务比起来，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任务重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次大家也非常珍惜参加任务的难得机遇。为了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各级反复组织联调，一搞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干部战士都没有什么怨言。卫星发射那天，我们外线中队除炊事班外，全体出动，巡线守护，随时准备抢修。我当时分配守护长途载波架空线路进入一区的接头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我们终于参加了全国人民翘首企盼的重大试验任务。尽管我们从事的具体工作微不足道：在野外工作，连指挥所的调度指挥的声音都听不到，但是也感到无比地自豪。

1970年底，部队实行“从优秀士兵中提拔干部”。68年兵陆续有被提拔的。李志农、李坤明、王松柏、梁炳利，饶胜宝、于广文、汪友元等首批提为排级干部，行政23级，工资53元。这在当时也是比较高的工资了。因为地方上的本科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也就是48元。提拔命令宣布后，被提拔的对象，有的就到四区军人服务社买一点糖果分给大家吃，以示庆贺。李志农、李坤明、汪友元、李建华、胡富国等都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在当时68年兵中属于文化较高者。加之表现突出，提干前他们有的已经抽调到司令部或政治部工作，成为第一批到“桥南公社”机关的68年武汉兵。我也曾临时被抽调干部科工作一段时间，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查清楚，不能提干。直到73年查清后才提干。这期间，多亏752部队杜志华政委、陈云堔站长等领导和阮氏勋、尚冬雪干事以及四中队干部杨乾丰、赵家盛、王祥廷、魏聚惠等的关心，部队发涵督促父亲原单位调查作出了结论。至今我仍心怀感激！

1973年底我被正式调到政治部组织科（1975年随着整个部队升格，组织科也升格为组织处），与李坤明成为同科工作的战友。那时，政治部人才济济，尤其是“桥南公社”升格后从“东风”调来一批干部，更为充实。除时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任宣传处长）的高汉三以后提任“桥南公社”政治部主任外；当年曾任干部处长的葛焕标后来担任过国防科工委副政委；干部处干事董万才先后任过总政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文化处放映员骆根兴后来成为总装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并获得中宣部颁发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文化处干事梁德明长期从事摄影创作，他在“桥南公社”的一些摄影作品曾在我国各大报刊及世界70多个国家的报刊发表过，先后获得过《伟大祖国在前进》全国摄影比赛二等奖和全国优秀新闻摄影奖、神剑摄影优秀奖、第十四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铜牌奖等奖。我们组织科科长（后任处长）李规章是一位熟悉组织工作的老同志，待人亲切，知人善任，在下属中有着较高的威信。以后又从“东风”调来邢玉信同志任组织处长，他有着长期的机关工作经验。在他们以及付科长张国印、付处长王忠诚帮助和带领下，我们的机关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 四)

由于在机关，我们经常要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使我们对部队的情况更加了解。大量基层干部、战士的动人事迹感染着我们，对他们的苦乐哀愁也就知道、体会得更清楚。那时，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还比较落后。尽管我们部队的设备在国内是最先进的，但是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当时很多设备使用的还是单个的电子管和晶体管，稳定度很差。比如电子管经常会发生“零点漂移”，导致故障发生或精度受影响，而出现故障还不容易查找排除。据说东方红卫星发射时，尽管有设备制造单位的技术人员保驾，但是还是因为有一部重要测量设备的伺服系统中一个电子管出问题而推迟了半小时。一次我在一个站搞调查时，曾经问过一位技师，执行任务到底把握有多大？他告诉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设备上这么多管子，虽经反复测试，很难讲那只会出问题。也许刚才测试还正常，过一会就不正常了。我在湘西站就碰到过一次危险情况。在1974年，在一次执行卫星发射任务中，我和文化处韩景钟处长（曾在部队的“红灯记”中成功扮演过李玉和，后来听说转业到了徐州）作为政治部派出的工作组到湘西站蹲点。卫星发射前，设备都还正常。但是“点火”口令下达后，我所在的前置引导雷达突然出现了故障，由于事关重大，当时在场的一位中队干部脸都变色了。这个设备的操作手潘良立是一位68年武汉入伍的老高中生，技术熟练，处事冷静。只见他沉着地试着按了几个按钮，结果出故障情况还没有来及向站指挥所汇报就排除了。设备恢复了正常，我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78年“桥南公司”郭一萍副政委带领政治部工作组到喀什站蹲点，我也参加了。期间我被派往四中队代理指导员。喀什站地处新疆西部边陲，路途遥远，条件艰苦。从渭南到喀什，坐火车到乌鲁木齐，然后再转汽车（当时乌鲁木齐到喀什没有铁路），途中即使顺利也需要10天左右时间。那年，“桥南公社”领导考虑新疆喀什市没有猪肉供应（喀什市以维吾尔族人占绝大多数。维族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站内干部战士又主要是汉族，特地从渭南送去一批猪肉。由于没有冷藏车，运到站时，部分猪肉已经不好了。时任喀什站的丁永泉政委亲自动手检查肉，看到后心痛不已。当时我在场，看着他的惋惜表情，深深地为他真情地为部队着想感动。四中队远离站部，独处一地。中队长王义×（名字记不得了）是四川人，也是68年兵，身体比较单薄。他从入伍就到了这里。10年来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身体力行，中队工作卓有成效。与他相处短短的一个月，他的敬业精神感人至深。

由于经常要了解任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我多次有幸参加“桥南公社”试验任务指挥部政工组，有机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常常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所鼓舞。七十年代初，一次卫星发射失败。使大家的情绪受挫，士气低落。因为当时宣传的“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已深入人心，各级都是按这一要求去做，联调又搞了那么长的时间，结果任务失败了，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正在这时候，钱学森从东风来到了“桥南公社”，机关召开了干部大会，请他讲话。钱学森从科学试验本身的规律出发，引导大家科学的、辩证地看待卫星发射。他说，目前，我国的卫星发射还在试验阶段。既然是科学试验，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关键是要正确地对待失败，争取以后的成功，使大家很受启发，打破了思想方法上的僵化。从那以后，钱学森这次讲话的观点就成为开展试验任务中的政治工作的宣传内容之一。1975年11月26日我国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桥南公社”成功地实施了卫星测控、回收任务。这一次实验，总体上还是很成功的，宣告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有卫星回收能力的国家。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回收舱的落点不是原来预定的四川，而是贵州的六枝特区。回收舱由回收站用军用飞机运往北京，路过临潼机场时，“桥南公社”组织部分机关干部去参观。我当时有幸去了。说起来惭愧，那时我们天天讲卫星，但是很少有人近距离看到过卫星。这次我们第一次看到实物，虽然不是整个卫星，也是卫星的一个重要部分，非常高兴。当我看到回收舱的外表烧焦的痕迹，很吃惊。我们问了护送的人员。他们告诉我们，经过专家分析，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由于对回收舱穿过大气层发生摩擦产生的高温估计不足，所以回收舱使用的金属的熔点不够，导致降落伞损害，落点就远了。但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调整一下材料的熔点就行了。结果第二颗返回式卫星就准确的落到了预定地点。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与法国等国家的航天部门有了接触和交流，我们派人去参观了他们的航天设施，他们也来到“桥南公社”参观。在一次“桥南公社”的业务会议上，去过的同志介绍，美国的双频多普勒设备只有一个盒子大小，一个人就能够提着走。而我们的不仅又大又笨，需要一个分队人员维护操作，而且精度还没有人家的高。我们听到后，甚为惊奇。从这里看到了我们的差距。但是那时候“桥南公社”就是凭着这样的设备，保证了卫星的上天和回收。记得大约是1979年，美国“天空实验室”由于失去动力就要掉入大气层，美国向全球发出通报，希望能够帮助其预测落点。接到任务后，我们的部分观测站投入了监测，最后测出的数据与其实际落点相差不大，体现了我们的精确测量能力。1979年，我军对越南的地区霸权进行了“中越边境反击战”，狠狠教训了越南。事后军委要求各参战部队认真总结参战的经验和情况。第二年我国向太平洋发射导弹，进行洲际导弹试验。“桥南公社”参加了这次试验，负责弹道和落点测试。由于这次试验很成功，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非常高兴。他说，对越反击战打得很成功，我们的导弹试验也很成功。各参试基地要向参战的野战军那样，好好总结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政治部以组织处为主，以党委名义对整个“桥南公社”参试情况认真进行了总结；751等不少单位和个人立功受奖。这一次立功受奖的单位数和人员数是自“桥南公社”组建以来最多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试验任务，并再次荣立三等功。

（五）

        我在政治部工作期间，陆续有不少原在观测站工作的同志调到机关。其中不乏68年从武汉入伍的战友。如从南宁站调入技术处的王祥华，从长春站调到宣传处的廖兴无，从喀什站分别调到作训处和宣传处的董德义和陈水冰，从活动站调到宣传处的黄援朝、王志中，从752调到通信处的王松柏等。大家都在机关工作，都住在四区。其中李坤明、董德义等少数战友的爱人在部队，是“双军人”户，住在家属区里；其他战友虽已结婚，但是分居两地，住在有名的33号“光棍楼”里。清晨，起床号一响，大家自觉地起床出操，吃饭在食堂，工作又在一个楼里，朝夕相见；加之又都是来自武汉，虽不在一个处工作，见面至少也会打一个招呼。有时家属来队，带来武汉特产，特邀请其他人在一起“餐聚”一下，解解乡愁；回家探亲，彼此关照一下，问问武汉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代办等等，体现出“老乡”间的感情。这些调入机关的战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工作比较努力。如李志农当时在军务处当参谋，负责行政管理和事故处理等工作，经常要处理部队车辆的交通事故。由于事故的一方多是地方，不可避免地要与地方打交道，要做过细的安抚和思想工作，难度比较大。我经常看见他风尘仆仆，一个人在外奔波，常常很晚才回来，但是第二天清晨照常站队出操。有时为处理一个交通事故，做好善后工作，连续几天不得休息。那时，他爱人还没有随军，在临时来队探亲时，他也是这样。没有因为图省事，早回家就草草了事。我在机关工作期间，还没有听说由于对交通事故处理不妥，导致地方群众到部队来扯皮闹事的。由于他工作积极，后来提升为军务处长。王祥华调到技术处设备室后，先后参加利用退役的单频设备改干涉仪试验和双频精度试验，除经常加班加点外，还要频繁地坐班车从四区跑107站（现“渭南站”）做试验，但他从没有怨言。他参与的双频精度试验成功后还获得了“桥南公社”科技3等奖。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和部队对机关干部的要求，武汉战友也十分注意与来自其他地方的新、老战友和睦相处。如李志农与军务处的李继德、姜学松、张必须、赵家银、郭奇林等新老参谋关系非常融洽，转业后他们还分别邀请他到西安、洛阳、上海相聚。我在组织科（处）期间，除武汉战友李坤明和“桥南公社”政治部范主任、刘朝宽副主任等领导及本处（科）领导外，葛焕标、高汉山、赵彩田、韩景中、牛序正、万声沸等处（科）长和苟义全（陕西籍）、蔡长青（辽宁籍）、李显润（北京籍）、王茂元（山东籍）、周风高（甘肃籍）、刘建军（河北籍）和其他处的贾天荣、康善会、卢士清、顾万才、罗士坤、朱才葆、王德胜、侯邦伦、高廷珍、梁德明、马西海、周信、董东良等都给我很大帮助，我至今仍怀念他们（还有作训处及其他处的不少人已记不得名字了。上述人中遗憾的是赵彩田、万声沸等已经病逝）。如果不是工作上的特别需要，机关的武汉战友彼此间不过多地谈论各自的工作，更不议论别人的长短，以避免“泄密”或犯“自由主义”。如身为党委秘书的李坤明经常参加常委会做记录，知道很多“内部情况”。但他对这些“老乡”也守口如瓶，从未泄漏过。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关心同志，是一个很好的秘书。我转业后他提拔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六）

离开部队30年了。回想部队的这些武汉战友，最值得一提的是董德义，也是刚刚卸任的少将、“桥南公社”司令员。他戎马一生，从军40多年，几乎把全身心都献给了“桥南公社”和祖国的航天事业，是68年武汉兵的佼佼者。当年他从武汉入伍后就直接去了喀什站，也是喀什站的建站“元老”。在喀什站时，他是搞双频多普勒的。1975年调入机关作训处。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24号机关大楼里。当时，王祥华告诉我，作训处从喀什新调来一位参谋，是武汉兵。因为他们都在上海学习过，所以原来都很熟悉。第二天，我去作训处办事，就见到了董德义。作训处人才济济，当时几乎全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很多都是名校毕业的。如周建生参谋，是中国“科技大”毕业的高材生。我在干部科时曾经看过他的档案，他高考时的各科成绩几乎都是90分以上。据说他与时任“桥南公社”副部长的王恕到中央专委会向周总理汇报任务准备情况时，曾经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赞许。周总理问王参谋长：你们那里有几个这样的人？由于作训处工作性质的特殊，对参谋的业务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他们在机关干部中也比较受尊重。董德义能够调到这个处来，本身就说明他的不一般。那时，他刚来，负责训练工作。我与他打交道不多。但是经常能够见到他。一次我去作训处找张殷龙处长，看到董德义的桌子上摆了几本书，我扫了一眼，看见董正在看“微积分”。后来我才知道，他文革前实际是初中毕业。但是他不但工作有魄力，聪明，而且学习刻苦。他在上海培训学习期间，人家出去玩了，他还在招待所看书，或者在车间同上海科仪厂、七机部504、505所的技术人员一起加班加点。当时，他与504所设计双频侍服系统的总工关系密切，这非常有利于他的学习。因此在培训人员中，数他对最难学的天线侍服系统掌握得最好。正是由于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他到作训处后，很快熟悉了各站的情况和主要设备的性能以及试验流程。我离开部队时，他已经能够担任“桥南公社”的调度指挥任务了。后来他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学习深造。我转业离开部队后，1992年才又见到他，已相隔了11年。那时我已经调到广州工作。时任“桥南公社”司令员的李恒星带领机关部分处长和观测站长到南方考察，他是随行成员之一。路过广州时，他打电话给我。我们见面后才知道他已经是技术部主任了。以后他到海南出差，在广州我们又见过两次面。他还送给我一些“桥南公社”制作的纪念品，我至今珍藏在家里。他曾任司令员八年，是“桥南公社”历任司令员中时间最长者之一(王盛元司令员也任职八年)。他与王盛元、郝岩、李恒星等司令员一样，都为“桥南公社”和我国的航天测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退休前，我与李志农、王祥华、李坤明、廖兴无、梁炳利、王松柏、熊金城、梅宏汉等武汉战友一起回访部队，受到了他和“桥南公社”罗士坤付政委、陈昌贵总工、张海东参谋长和技术部胡正海高工以及留守桥南的教导队王维超政委等的热情接待。董司令员当时还委托爱人任医生、原后勤部政委李显润亲自陪同我们到桥南故地重游，参观“航天测控设备博物馆”。

今日的桥南，已非昔比。由于机关已经迁出，很多营房被封存。通往一区的马路也已年久失修。但是，四区由于是教导队的驻地，新建的操场、训练馆的设施令人耳目一新；当年首长们居住的“土窑洞”一带改造得如同公园一样；营房整洁、干净，干部战士待人热情、礼貌。当年管军务的李志农参观后赞不绝口。“航天测控设备博物馆”设在桥南原一区，占地81亩，利用了原101和102大楼，分为测控设备、气象设备、车载设备、回收装备、通信装备、教材成果和天线七个展区，展示了“桥南公社”各个发展阶段所使用的设备，如各种雷达，天线，双频多普勒、320“功勋”计算机、717计算机、数传机、载波机等，还有卫星的回收舱、我国第一位上天的航天员杨利伟乘坐过的航天员运送车、医疗车等，连我们外线维护分队曾使用过的便携式放线架、喷灯等也展示在其中。除了各种技术装备外，还有政治、后勤等工作当时留下的宝贵资料。几乎每一个在“桥南公社”工作过的战友都能够找到你当年使用过的或能引起你联想的设备、实物或资料，成为教育部队和宣传我国的航天事业的不可多得的鲜活教材。

在博物馆内漫步，聆听讲解员的介绍，睹物思情，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桥南公社”创业的那个艰苦年代。当年奋战在麦地，工作在机房的一幕幕场景又浮现在眼前；我们也更了解了离开部队后，“桥南公社”航天测控装备历经五次更新换代，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了“飞向太空、返回地面、 同步定点、国际兼容、飞船回收和多星管理”的目标的发展历程。如第四代航天测控装备使用后，“桥南公社”建成了集测控、通信、救援回收和气象保障为一体的“神舟”飞船回收港，2003年、2005年、2008年，神舟五号、六号、七号载人飞船任务连获成功，救援人员30秒赶到航天员落地现场，预报落地与实际落地仅相差280米，轨道精度达到米级；为实现“多星管理”的第五代飞跃，多个测控站陆续投入使用数十套第五代主战装备，实现了卫星长期管理能力由原来几颗星到现在上百颗星的跃升，形成功能更强大，布局更合理的新型航天测控网。中心系统运算能力将跃升到每秒30000亿次，具备同时执行4个型号实时测控任务，长期管理100颗在轨卫星，使我国的深空测控能力达到火星或更远的星球。从测控系统的变化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美好前景，倍受鼓舞，振奋人心。

据了解，这个博物馆的建立，也是董司令员亲自组织的。为建设这个博物馆，他和胡正海（也是68年湖北入伍的）高工、李显润政委以及其他“桥南公社”的领导倾注了不少心血。

董司令员今年已经退休了，离开了司令员的岗位。但是他的心却还留在“桥南公社”。据说他在退休时的干部欢送会上吐露心声时说：今天，我就要退休了。但是我深深地眷念着我们伟大的航天测控事业，我的心和它在一起；我深深地眷念着和我一起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战友们──；我深深地眷念着这块抚育我的沃土，我的心与我们“桥南公社”在一起！这话说的多好呀！我想，这不但是他的心声，也是他的战友胡正海、李显润、罗士坤、陈昌贵及其他献身“桥南公社”，几乎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战友们（包括王盛元司令员，蔡毓通副司令、高汗三主任等很多老领导）的共同心声！

我和李志农、王祥华、李坤明、廖兴武、梁炳利、黄援朝、王松柏、熊金城、刘文武、梅宏汉等武汉战友已先后离开了部队。据我所知，在转业或复员回到地方工作的武汉战友中，有的当上了副省长，有的成为厅级或处级干部，有的在工商局、出版社当领导，更多的去了企业。虽然生活的道路坎坷不平，各有不同的波折，但都不同程度地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目前，与我联系最紧密的几个武汉入伍的战友中，廖兴无转业到了湖北省人事局（现为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他从一般干部做起，工作扎扎实实，先后在科技干部处、机关事业保险办公室、厅办公室、职称处、省人事考试院等几个岗位干过，退休前任厅副巡视员（副厅级）；王祥华转业去自来水公司后，帮助公司解决了许多自来水自动化检测方面的难题，还有了自己的技术专利；李志农转业到区建委任副主任，临危受命又担任房地产公司经理，经过多方努力，扭转了公司亏损局面；熊金城转业后，用在部队学到的牙医技术，服务职工和社会；刘文武调到珠海后，当了律师，并担任主任，他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国家的法律，维护了社会的公正。目前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发展成为珠海市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李坤明、黄援朝和梁炳利等也分别担任过省级单位的处级干部或局（处）级单位领导。如今，他们多数都已退休，在家含贻弄孙，颐养天年了。无可否认，大家之所以能有今天，离不开“桥南公社”的培养教育。当年，是“桥南公社”抚育了我们，为我们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奠定了基础！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这些当年“桥南公社”的武汉兵，有谁能够忘记在“桥南公社“的那一段历史？我和武汉战友们常常忆起当年的领导和战友。我们没有忘记桥南，没有忘记当年的领导和战友。同样的，他们也没有忘记我们：我到广州后，除了与董司令员和李恒星司令员在广州见过面外，李规章政委还经常与我通电话，逢年过节互致问候。我于前年路过长沙还专门去国防科大休干所看望了他。我与李志农、王祥华、李坤明、廖兴无、梁炳利、熊金城、梅宏汉等战友回访桥南时，当我们迈进大门，看到教导队打出的“欢迎老战友回家”的横幅，顿时，一股暖流流遍全身，眼睛不由地湿润了…….。董、李两位司令员和王盛元司令员、葛焕标副政委（时任国防科委副政委）、政治部高汗山主任、司令部段双泉参谋长路过武汉时，也都专门看望了武汉的战友。大家欢聚一堂，回忆逝去的岁月，展望航天事业的未来，畅述战友情、桥南情，心里格外温暖！

“桥南公社”博客网页的题头语：“弯弯曲曲的十八盘，走过了英雄千千万！”当年，我们也多次走过那“十八盘”。虽然我们算不上“英雄”，远不能与“桥南公社”涌现出的祁思禹、巫志中等原国防科委表彰的先进人物或被中国科学院授予“院士”的李济生以及张风翔、胡正海等知名人士相比，但是也没有给“桥南公社”抹黑！我们将永远铭记着“桥南公社”，努力为“桥南公社”增辉！（全文刊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