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石传说圣诞节活动: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青楼文化

　　　　　　　　　　　兼谈晚明“秦淮名妓现象”

　　中国自魏晋以来，青楼文化开始逐渐兴起，到了盛唐两宋，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应该说中国青楼文化兴起于魏晋，鼎盛于唐宋。青楼文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是随着唐宋文化的发展而风声水起，空前繁荣，同时青楼文化的风声水起，也丰富和促进了唐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一部唐宋文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青楼文化的繁荣史。

　　唐宋时期，从京都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镇，青楼妓院的大量出现，不仅汇聚了一批琴棋书画了然于胸的才女，为城乡构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也为当时的文人士子提供了诗词歌赋文学创作的素材，使青楼文化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尤其是文人士子与青楼歌妓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青楼文化的崭新境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亮点。

　　唐代文化以中唐的唐玄宗时期为最，开元盛世为唐代的青楼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李白、白居易、杜甫以及后来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一批文坛大家的青楼作品的出现，不仅为青楼文化增添了光彩，同时也抬高了青楼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这些名震华夏的文坛大家中，被世人称为诗仙李白竟有十八首诗歌与青楼有关。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再如李白的《邯郸南亭观妓》：“歌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艳烁月彩，舞衫拂花枝。把酒顾美人，清歌邯郸词。”这些诗歌不仅色彩绚丽，而且透露出一代诗仙无尽的情思。

　　白居易一生共有青楼诗三十首，除了“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等名句外，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拿手脍炙人口长诗《琵琶行》了，青楼歌女的哀怨凄婉的琵琶声，使白居易泪水潸然，竟然湿透了他这个江州司马的青衫！

　　杜甫一生很少写青楼诗，但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在《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中写道：“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越女红妆湿，燕姬翠黛愁。”杜甫的这首诗，与他的“国破山河在，群情尽望春”的忧患意识几乎达到异曲同工的地步，因此后世文人傅乐成就曾说道：“唐代的社会，充满色情，歌台妓馆，到处林立。文人士子，大都风流自赏，有不少韵事，流傅于后代。以杜甫的严正，也有挟妓的诗篇，其余概可想见。”

　　晚唐诗歌多写是民生疾苦，也追求绮艳清丽的诗风，并向往淡泊情思与致远境界。这一时期青楼诗写得最好的当推诗人杜牧。他的豪放浪漫更是无人能比，《遣怀》之作“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在《嘲妓》中，他吟道：“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惆怅忧难嫁，待与将书问乐坤。”他的生命虽然与娼妓紧密相连，却也忧伤自己的命运竟如同歌女一般凄苦。当然他的传世的得意之作应属《泊秦淮》一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听后庭花。”杜牧途径金陵，夜泊秦淮，看到岸上歌舞升平昼夜不息，想到国家内忧外患，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由衷感叹。

　　如果说唐代是诗的鼎盛时期，那么宋代便是词的鼎盛时期。因而到了两宋时期，赵宋秉承李唐的遗风，声妓之乐。盛况不衰，只不过把诗换成了词。“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已成为宋词创作的主流。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艳情”方面。检索《全宋词》人们发现，大凡两宋时期有些名气的词人，大多与青楼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一部宋代词史也就暗含了一部宋代青楼女子的生活史。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先等文坛大家的青楼词无不是写得酣畅淋漓，至于柳永就更用不着说了，一部《乐章集》十之八九写的是青楼风光。倘若宋词离开了青楼，没有了婉约派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只剩下豪放派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么宋词就会顿失耀古烁今的风采了。

　　宋代的文人士子常有许多游赏活动，如琴书之乐、清谈之乐、山水之乐、纵饮之乐、品茗之乐、博奕之乐、流觞曲水之乐，总是携歌女纵游为伴，因此宋代的著名文人如欧阳修、柳永、晏几道、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都与青楼歌女过从甚密。可谓是名士美人，相得益彰。先说一代宗师欧阳修，他在扬州作太守时，巧遇汝阴两名美貌歌女，酒席筵上两歌女戏约欧阳修他年来汝阴作太守。后数年欧阳修果然自扬州调为汝阴太守，此时两个女早已不知去向。欧阳修一次酒后留诗曰：“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可见，他对那两名歌女是何等的眷恋？

　　而苏轼更胜于他的恩师欧阳修。他曾为一位名叫秀兰的歌女写下一首《贺新郎》。词中写道：“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得待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词句不仅旖妮华丽，而且情意缠绵，令人叹为观止，真是一首香艳绝妙的青楼词。

　　当然，宋代写青楼词最多最好的应推福建崇安的浪子柳永。这柳永排行老七，人称柳七郎，当时能和柳七郎床下填词，床上戏水，已成了青楼歌女们的夙愿。“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正是当时流行于青楼时尚的真实写照。作为大宋第一位青楼词人柳永，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他把歌女却看成是知己和知音，把真情实感寄托在她们的身上。柳永曾给一个叫荔枝的歌女写了一封情书，这封情书其实就是一首词，叫做《荔枝香》，十分的经典。他在词中写道：“甚处寻芳赏翠，归去晚。缓步罗袜生尘，来绕琼筵看。金缕霞衣轻褪，似觉春游倦。遥认，众里盈盈好身段。拟回首，又伫立、帘帏畔。素脸红眉，时揭盖头微见。笑整金翘，一点芳心在娇眼。王孙空恁肠断。”而《望海潮》是柳永笔下的另一种风月场面，也是宋词中彰显青楼文化的最高水平。词中写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重湖叠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凤池夸。”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柳七郎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美色无限、风月无边的超大娱乐场的无穷想象。

　　两宋时期其它诸如著名词人晏殊写的《望江月》、《玉楼春》，秦观写的《鹊桥仙》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多情才子陆游也有《柳林酒楼小家》、《寒夜遣怀》、《听琴》、《梅花绝句》等多首青楼诗词。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也写了许多代表青楼文化的词作。如《摸鱼儿》、《青玉案》等等。就整体风格而言，宋代文人的咏青楼的诗词多是感情热烈，语言上却趋于沉着与深情，而与唐代诗人的大胆浪漫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盛唐，还是两宋，青楼文化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南宋官妓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道尽了妓女人生的无奈：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明代晚期，妓女的香艳之风更浓！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淡粉轻烟佳丽名，开天营建记都城，而今也入烟花录，灯火樊楼似汴京。”“”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金陵帝王洲，秦淮佳丽地，秦淮河两岸，历来是吸引文士风流的烟花繁盛之地，在六朝时就是金粉欢场，娼妓之盛在明清之时达到极至，“十里秦淮”、“花月春风十四楼”是也！多少风流名士曾跌倒在秦淮美人的怀里，留下英雄不遇的哀叹和小男人的眼泪！

　　自古青楼之业就是为人所鄙贱的行当，即便那些常常流连驻足风月的自诩多情的文士公子，狎妓心理也颇可玩味，一方面是想着肉体上的亲近，另一方面，对于青楼妓女，其实内心里多少是有一些鄙夷的。多少年来秦淮水阁女子倚门卖笑博得公子之欢，等到容颜老去，便只能在孤寂中终了。这种悲哀的历史行至晚明，才有了转折，晚明出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秦淮名妓。以秦淮八艳为首的秦淮名妓让明清之际的江南士子们黯然失色，足足尴尬了一回，她们诗韵骚雅、道德气节兼具，为中国的妓女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秦淮名妓和秦淮名妓现象界说

　　秦淮名妓是晚明时期为人瞩目的一人物群体，无论是冒辟疆刻骨悲痛的《影梅庵忆语》，顾苓极力称颂的《河东君小传》，孔尚任惨淡经营的《桃花扇》，还是陈寅恪呕心沥血的《柳如是别传》，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个别秦淮名妓及其所体现的秦淮名妓文化现象作了不同的界说，薛冰先生在其著作《金陵女儿》中也对“秦淮名妓”有所定义。在此，笔者意欲结合诸作和其他资料对全体秦淮名妓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现象作一综合的陈说。

　　秦淮名妓，是妓女文化巧遇纷繁杂乱的南明文化而形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系指明末清初主要以南京秦淮河畔为活动环境的一批高层次艺妓，她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强的政治意识，所交往的异性对象均为与那个历史阶段政局变迁和文化传承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她们中最为有名的要数秦淮八艳：马湘兰、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卞玉京、陈圆圆、寇白门，其他还有李贞丽、葛嫩等。

　　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秦淮名妓具有共性的人格表现，呈现出与传统妓女所不同的文化现象，这里姑名之曰“秦淮名妓现象”：

　　娟妍聪颖，文采不凡

　　秦淮名妓大多自小被卖入青楼，容貌自不待说，都天性聪慧，加之自小误入泥淖，为在逆境中保护自己，均早熟且机敏。另—方面，作为妓女，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为德行的堡垒，为了招徕风流名士，都培养了诗书琴画等文化艺术的技能，天姿聪颖加上对沦落风尘的不甘，使她们在文化艺术上孜孜追求，其文才造诣曾让江南的名士赞叹不已。余怀《板桥杂记》云：顾眉“庄妍雅靓，风度超群……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妍……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卞玉京”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喜作风枝袅娜，一落笔，画十余张。李香君“慧俊婉转，调笑无双……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之士，争一识面以为荣。”朱小大“颇着美名，……纤妍俏洁，涉猎文艺，粉掐墨痕”。而柳如是不仅“桃花得气美人中”，且“画夺丹青妙，琴知断续弦”。曲中名妓有：马湘兰、朱斗儿、徐翩翩等，马湘兰在书画方面造诣也很高，尤善画兰。马如玉“凡行乐会俩，无不精工，熟读《文选》、唐音，善小楷八分书及绘事，倾动一时士大夫。”

　　心高身雅

　　秦淮名妓的艳丽，不仅滋养了秦淮文化的绮丽，反过来也影响了秦淮歌妓内心的雅情素趣，这也是秦淮名妓深得四方人士追慕不惜一掷千金的原因。秦淮名妓结交客人均是有所亲疏、有所选择的。卞玉京“见客初不酬对，若遇佳宾，则谐谑间作，谈词如云，一座倾倒。”“崔嫣然”好与名人词客游“，马湘兰虽为歌女，却从不接待粗客。此外，柳如是与陈子龙、李待问、宋辕文、程孟阳及虞山钱牧斋；顾眉与龚鼎孳、陈梁、方以智、余怀；葛嫩与孙克咸，李香君与候方域，董小宛与冒辟疆、张明弼，李贞丽与陈贞慧，王薇与许誉晴，扬宛叔与茅止生，卞玉京与吴梅村，无论情人或是师友，秦淮名妓所亲睐者无不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或复社或东林，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乃明末清初的”江左三大家“，候方域、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时称”复社四公子“，陈子龙、李待问等是几社领袖……在秦淮名妓文化的熏染下，金陵普通人家女子，也大都染上了这种艳情绮丽心高身雅之风。曾有一湘军统帅，看中了金陵一普通人家的女儿，并娶为妻。尽管这位女子婚后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然而她对此婚姻却很不满意，曾作诗云：愿作诗人婢，不做俗人妻。四海无阿瞒，何人赎文姬。

　　有胆有识，崇尚气节，兼具文士风与侠士风

　　秦淮名妓虽出身低微但均不以弱者自居，慷慨任侠，赵燕如“性豪宕任侠，数致千金数散。使其具须眉，当不在剧孟朱家下也”；马湘兰“性喜轻侠”；郝文珠“有侠士风”；薛素素“以女侠自命”；葛嫩“能开五石弓，善左右射……自号'飞将军‘；寇白门”匹马短衣……为女侠“；柳如是”性机警，铙胆略“，自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非一般男子可比。

　　爱国精神是“秦淮名妓现象”的精骸。

　　在权贵们醉生梦死的南明时代，秦淮名妓再也不是杜牧笔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麻木于绮罗香泽、剪红刻翠的闺阁小女人，她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但是封建社会没有给她们参与国事政治的权力，她们只有在相夫的事业中实现着自己的才干和智能，把自己救国的强烈愿望寄托在那些自命清流的男人身上。李香君不屈马士英阮大铖的淫威，以头触柱，血溅桃花扇，并与变节的丈夫侯朝宗分道扬镳；董小宛杜鹃啼血，苦口婆心，力劝丈夫冒辟疆不要出仕清廷；陈圆圆背负“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罪过，拒绝平西王妃的诰封，屡劝吴三桂反清复明不成，遁入空门；葛嫩抗节而死：“拼得一命酬知己”的柳如是，在清兵兵临城下时拉着钱谦益要其随她投水殉国，而钱却畏缩不前，沉默不语……和秦淮八艳等名妓相比，这一批江南士子显得面目可憎，人格萎琐。当一个朝代行将灭亡的时候，只有一群弱女子用自己瘦弱的肩膀默默承受着一个时代的雪崩，裙裾飘飘，如玉树临风。

　　二、秦淮名妓现象的形成

　　正是这样一群艳绝风尘、侠骨芳心的秦淮名妓，她们的“真”与“正”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焕发着耀目的光芒。然而妓女文化在中国存在数千年之久，何以至晚明才有了这样高涨的“秦淮名妓现象”，出现了这样一群皎行浩节、才追薛涛、风流媲文君的秦淮名妓+何以地位低下如她们能有如此高尚的见识节操，让堂堂须眉掩面惭愧+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使然：

　　社会因素：万种风情的南明士风

　　大明朝经过天启一代的阉党之灾，国家早已元气大伤，“索虏”侵扰东部疆土，四方灾民揭竿而起，晚明的士大夫们面对内忧外患，对朝政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把生活完全寄托在秦淮歌妓的身上，“寄情声色，稍以自慰，近陈平之妇人，开马融之绛帐，赵德甫之校雠金石，不离易安之堂，苏子瞻不合时宜，独出朝云之口”，只想在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弱女子身上寻找安慰和寄托，“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岁忧”也是晚明士大夫解脱忧患荣辱，排遣精神苦闷的一种办法。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十里秦淮最繁荣的时期，秦淮两岸到处是楼亭歌台，人物景象靡丽，余怀在《板桥杂记》里描述时说：“旷远芊绵，水烟凝碧……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纨茵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马如车龙……娈童狎，杂伎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商贾官入学士在此挥金如土是常事。许多外地人一经踏入秦淮，醉花迷径，不思归里。

　　环境因素；秦淮河是名士清流的汇聚地

　　在秦淮河衅歌妓繁荣里还有另一番景象，和秦淮红楼只一河之隔的是江南贡院，它有二万多间小舍，能容纳二万多个四方士子在此考试，三天三夜不出一步门。尽管明朝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并在北京也兴建了贡院，但朝中大部分状元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那些士子们一考完试出来后，立即扑向大大小小的秦淮妓楼，不惜干金，放浪形骸，纵情声色，纸醉金迷。这就在客观上导致秦淮名妓的客人以风流才子为主，较少低俗官贾，晚明的知识精英几乎都汇集到了秦淮河，这又在客观上对她们文采风流和清高气韵的形成予以了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因素：富有个性的南明文化

　　晚明之际文士们的头脑意识中“肯定人欲，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精神已经开始觉醒，他们把这些解放意识带入青楼，作为知识女性的秦淮名妓也积极地吸收了这一思潮，并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文精神的强烈追求。这些追求渗透在她们的行动中，给她们的气节情操增添了一抹最为绚丽辉煌的色彩。

　　秦淮河的魅力于是就来自于这万种风情的

　　南明士风、风流当时的名士才子和富有个性的南明文化。明末文人受到肯定人欲，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狎妓成为风尚和雅举，而国家衰颓、党争的激烈形成了裁量政治、品评人物、讲求气节的清流和清议，两者结合的最佳场所便是“樊楼”，而名士们的科考重地江南贡院与秦淮红楼仅一河之隔。秦淮河畔的聪明“妈妈”们认识到“这正是一个颇有希望的行业”，于是大肆培养“女儿们”琴棋书画诗词曲赋，以吸引招徕江南士子和前来贡院赶考的举子们。加之，就中国历来传统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文人骚客是将妓院作为文化交际的场所的，甚至将妓女作为艺术交流的对象，他们在这轻松之境、温柔之乡中，会旧友，结新知，开诗会，吟咏唱和，以至品评时政，商讨国事。多少清流名士正是秉承了这样的传统，跌入了秦淮佳丽的石榴裙，甘之如饴……与名妓品诗鉴词，谈书论画……

　　千载以来的历史文化传承，女性文化总是在男性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秦淮名妓也不例外；她们在与这些名士、文生的交往中受到熏染，扩大了文化信息，加上自己的文采风流，使她们头脑敏锐，懂得大是大非，同情和支持东林的正义活动。她们于是成了名士们的红粉知己，以致和名士形成互为依倚、互为点缀、互为张扬的关系。色艺双绝的名姝得配才德兼具的名士才算各得其所。于是，南明的江南便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组合：顾眉与龚鼎孳，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葛嫩与孙克咸，李香君与侯方域，冒辟疆与董小宛，陈贞慧与李贞丽……在与这些名士精英们长期的接触中，她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最突出表现的是她们所追求的婚姻标准，她们追求建立在尊重和相知的基础上的婚姻，这种对“自由择偶”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步上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就思想而言，她们早已超越了那个时代一般女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她们心高志雅，早已不是世俗之“红颜小妇”。

　　秦淮名妓通过名士们了解了国家政治，社会现状，也加入了这些名士们的阵营谈兵说剑，裁量政治，议论形势。这使得这些聪明的女儿们有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女子的性异化的心态，加之她们比一般人家女子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且受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渴望参与国事、政治，以侠士自居，甚至她们在与男子相处中有时跨越了性别界限，像柳如是与汪汝谦、李待问，常以兄弟相称，而陈梁在其书中多称顾眉为“眉兄”或“媚兄”。在那种时代氛围的感召下，女性的情绪更容易被调动起来，也许她们以为自己的香肩上真的就承担着救国救民的使命的想法是幼稚的，但可敬的正是她们这种精神上的积极与执着。

　　对于大多数秦淮河畔的妓女而言，生活虽给了她们与名士接触的机会，可是对她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她们仍为正统社会所不容，她们在常人眼里仍是卑贱的，真正能在名士中寻到知音并与之结合的少之又少，大多数姐妹最终一生飘零，由于世俗偏见，她们甚至连落籍之所都难以找到。而秦淮名妓，正是秦淮妓女中的幸运儿，她们大多能在名士中找到“共检庄周说剑篇”的知音，找到尊重她们、肯为她们与世俗冲撞的人。她们在苦难中浸泡过，因而她们珍视她们难得的幸运，而她们的幸运又使她们敢于对新生活有所期盼，希望摆脱被污辱和受损害的地位。因此，她们比那些生活在康平的士子们对生活在低层的痛苦有更深的认识，对自由的生活有更强烈的愿望，因而她们强烈地不希望她们的美好憧憬被国难破坏，她们的婚姻与国家兴亡、社会政治必然地绑在了一起，她们必然比那些士子在心底有更强烈的救国之志，她们有过比奴隶更不被人尊重的生活，她们对“亡国奴”有着极深的恐惧，诸多原因使得她们对“索虏”有着强烈的痛恨，进而表现为抗清的执着和对民族气节的崇尚。

　　李香君壮烈的一生正是记录秦淮名妓现象形成全过程的一个典型。岁被卖入妓院，由秦淮名妓李贞丽收养，后与侯朝宗苦恋四年，结为夫妻。侯朝宗避难出逃后，她经受了重重苦难，面对阮大铖的逼婚，她以死抗拒，后被掠入福王后宫，备受屈辱。但李香君一生最大的打击还是侯朝宗的变节。侯朝宗始终是底气不足，违背了妻子的愿望，投降了清朝，对崇尚节气的李香君来说，这个打击是致命的。以致她怒撕与侯的定情之物桃花扇，终生不再见他。有记载说李香君后来在栖霞山出家，忧郁而死。

　　柳如是则以“女中丈夫”的形象灿绝了名妓的光辉。从沦落烟花，到相府侍妾，直到下嫁钱谦益，才从生活的底层上到做人的地位，甚至钱谦益二十五年对其“每日焚香礼拜”，此后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然而好景不长，清兵攻入，南京城旦夕将破，柳如是劝钱双双投湖以死殉节，而钱却迟疑懦怯，还是投清变节了。她晓以大义、劝以大节，使钱最终挽回“中道委蛇”的影响，与她共同奔走反清复明的政治运动。当钱谦益牵连黄毓琪案，必死无疑时，又是柳如是“沉疴卧蓐”仍“冒死从行”，使钱谦益得以解狱不死，从此全心全力地投入复明运动。钱谦益的诗文、顾苓的《河东君小传》中都记录了她“闺阁心悬海宇棋”的巾帼女英形象，清末著名学者沈曾植还把她列入明季“奇女子”之中。

　　秦淮名妓，无论柳如是、李香君，还是葛嫩、董小宛、卞玉京或其它姐妹行，她们不仅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儒雅风流，更是志行高洁，品性卓越，足以愧杀那些高贵的诰命夫人。相对而言，那些承欢已久的南明士大夫或许有救国于危难的理想，但手中没有兵马，又不敢同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抗衡，便转而期盼到清廷弄个高位坐坐，于是随波逐流。

　　正是时代玉成了她们，如果没有故国禾黍，没有特定的南明士风与文化，秦淮名妓永远只不过是“名妓”，充其量成为文人墨客艳咏的对象，而绝不会是“名士知音”、“尚书夫人”，更勿宁谈心高身雅、气节情操

　　三、秦淮名妓现象的文化意义

　　可以说，如果没有明清之际的秦淮名妓，那么秦淮文化无疑就要黯然失色许多，也许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载的。“秦淮名妓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我国文学和史学研究中都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和意义：

　　秦淮名妓现象以其生命的亮色集中地反照了一个民族糜烂没落的社会历史根源秦淮名妓现象是晚明士大夫集体沉沦，尤其是社会精英沉沦的产物，一个王朝的全部精英都沉没于女色，足可见这个王朝的糜烂至深。或者可以说，秦淮名妓的出现正宣告了这个王朝灭亡的必然，她们并不是明朝毁灭的断送者，只是如同越肮脏的土壤之上越能长出艳丽的花朵，她们的出现正昭示了大明朝毁灭的一种途径——世风日下至极、朝野混乱至甚。大明朝正由此而灭亡，她们生动的亮相正由此折射出一个民族由上至下全体溃烂的本质。她们是南明走向死亡的一抹“回光反照”的亮色，她们在产生之初就历史地埋藏下了明王朝的死亡之根。明朝灭亡的历史研究必须从她们契入才能找到最本质的答案。

　　有人说，无论怎样，“秦淮名妓”毕竟只是一群妓女，她们所经营的仍然是肉体而不是精神。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有失公允的，妓女出身的人就只能经营肉体吗柳如是曾鼓动多少男子的血气，李香君又曾吓得多少权贵瞠目。南明之际，几人曾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她们是开放在南明士大夫下腹部的“恶之花”，一朵朵从邪恶中奋力开出的花，“恶”是时代，是男人，虽然这个时代从一开始就牺牲了她们，她们却回报以坚强的气节和砥砺的声音——奋力之间，“恶”催生了她们的“艳”，成就了她们美丽的生命气质。无疑，在黑洞洞的晚明，唯有她们闪烁着生命的亮色！是以，孔尚任才会借《桃花扇》的离合之情，痛定思痛，抒写国之兴亡的哀叹，表达了对卑贱者并不卑贱，尊贵者并不尊贵的现实的褒贬情感。是以，陈寅恪才会在双目失明的风烛残年，呕心沥血完成八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以史家深微的笔触钩沉三百年前国士名姝的情缘和心理，为柳如是洗冤立传，将三百年后史家的一颗诗心融诸史笔！

　　秦淮名妓现象激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肯定

　　在南明朝奄奄一息行将没落的时候，正是这些秦楼女子用她们的莘莘才学和不耻合流的态度，与封建传统抗争，与强虏斡旋，用自己有限的全部力量支撑着男性力量的行进，她们有意识地跳出了传统妓女的囹圄，却也反衬出男性世界道貌岸然的脆弱和虚伪。她们的文采风流之所以能见诸史册，正说明了她们灿烂的光辉是男权封建社会所掩盖不住的，她们有力地捍动了男权的假威严，推助了女性文明的行进。她们因为与杜牧笔下的商女有不同的际遇，而有了不同的思想。商女是不会有什么人身自由的，从小被买来，被教授技艺，被培养成一架美丽的挣钱机器，她们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她们不会为男权社会所接纳——如斯，关注自己究竟置身于哪一代王朝对她们而言还有多大意义。而秦淮名妓显然是让许多七尺男子汗颜和钦佩的，她们的光彩使得很多男人不顾封建世俗观念为她们作诗立传写记，柳如是有顾苓的《河东君小传》、徐芳的《柳夫人小传》，李香君有侯方域的《李姬传》，董小宛有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张明弼的《冒姬董小宛传》。余怀《板桥杂记》生动地记录了她们的群象。有关她们事迹的诗词更是不胜枚举，吴梅村、钱谦益、龚鼎孳、陈子龙、王士祯等人都为她们记下了真实的往事。而她们自己的作品，无论是柳如是“倾一时”的《戊寅草》、《湖上草》和《柳如是尺牍》，还是顾眉的《白门柳传奇》，都将作为妓女文化的里程碑，垂之永久，不可磨灭！

　　秦淮名妓现象包含着中国人文精神最深刻的内容

　　秦淮名妓能够在才人荟萃的江南佳丽之地得以立足，并为当时的胜流所赏识、尊崇，引为知己，自然不只是因为其聪灵貌美，慧心多艺，文才深茂，更重要的是她们洞识大体、果敢有为、具有政治抱负与民族气节。她们“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敢于冲破现实关系和社会习俗的重重阻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和生活，正如林语堂所说“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为熟悉于男性社会，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她们才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

　　她们不仅是清流名士理想的情人，更是他们同阉党斗争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她们的政治抱负和民族节操不是附庸风雅作作样子，也不是茶余饭后的点心谈资，而是渗入血液和骨髓的一种自觉精神。吴苎桂引清兵入关，既灭明室，陈圆圆坚决求去，了其余生于禅院：柳如是当明南都倾覆之际，投湖殉节未成，之后三年不言不笑，与钱谦益一起在暗中从事复明活动，表现出悲壮的沉湘复楚之志；李香君面对权贵的迫令，即席作讽歌，把权贵们骂作阉竖的养子，正气凛然，虽女子而不畏强权；葛嫩在清兵面前慷慨陈辞，壮烈赴死。当清流名士在强力面前表现出懦弱与迷惘之时，这群仍处在被压迫阴影中的弱女子，却扮演着强者的角色，显示出超常的大人格，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美梦，给严酷的南明历史带来了片刻的宁静与温馨！

　　按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秦淮名妓属于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倡优、贱流，然而她们其实才是最高尚的人。她们关心国事、明辨事非，秉节不挠、慷慨恣肆，有着独立的人格，其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比之许多男子革命家还为坚贞。她们敢于蔑视封建伦理，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执着于个人理想、社会理想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显示出高洁之志，代表了那个时代传统文化最为纯净一面，她们以一种女人所特有的浪漫心态，表现出一种浩翰的国民气质和个人人格，发出了时代的强音，中国人文精神在明末清初之际无疑由她们作出了完美而深刻的诠释！

　　由此，秦淮名妓的文采风华不但在秦淮文化、女性文化中煜煜生辉，乃至在整个中国文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可能并非秦淮名妓都体现出柳如是、李香君那样的爱国情操，但秦淮名妓的主流群体确实表现出爱国情操，因而本文才在此把爱国情操作为秦淮名妓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另外，冯见龙《绅志略》所载，盛传龚鼎孳“每谓人曰：'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而将降清的罪名加诸顾眉，笔者以为不足以凭此说明顾眉全无爱国情操，此说是否属实且不论，考今存龚鼎孳明亡后所填《倚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词云：“弱羽填潮，愁鹃带血，凝望宫槐烟暮。并命鸳鸯，谁倩藕丝留住。搴杜药，正则怀湘；珥瑶碧，宓妃横浦。误承受，司命多情，一双唤转断肠路。”及《题画赠道公》所记“国破之日携手以从巫咸，誓化井泥，招魂复出。”则或龚、顾确有以身殉明之举，但为人所救，才不死。若果真如此，则此举定是出自顾眉之意愿，亦可以说明顾眉之节操。此观点受惠于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与冯乾博士的论文《白门柳—龚顾情缘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变》，（见《中国社会科学》），特此致谢。此外，距钱柳时代较近的《孽海花》最早的创作人金松岑先生，曾在谈及赛金花的爱国精神时说：“赛金花的一生，虽然也做了一点好事，但跟明末秦淮四名妓，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横波的爱国精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汤炳正《剑南忆旧——汤炳正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亦是顾眉之爱国精神的一大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