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化粪池怎样破解:《八千里路云和月（与正面抗日战场有关的那些事）》351-400

上尉参谋表示，反正旅长不能亲自来，谈不谈，你自己做决定吧。
　　五井见状，缓和了一下口气，这样吧，如果旅长实在分不开身，团长来也可以。
　　刘振三考虑了一下，团长去也不行，万一被扣住了，226团谁来进行临场指挥？
　　大家商量了一会，索性从226团抽了一个姓杨的中校团副，让后者跟着公安局长一道去车站。
　　见到“团长”来了，五井先用软招，装作笑容可掬的样子，提出要跟杨团副一行合影。
　　拍照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杨团副站中间，其他日本人则“众星捧月”一般地聚拢在周围。
　　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茄子！
　　啪，一张“其乐融融”的照片就拍好了。

　　日本人的惯技，笑容下面一定是藏着针的。
　　拍完照，谈判。
　　五井毫无意外地提出了一个非份要求。
　　今晚上星光灿烂，月色明媚，野外空气多么好，我们要出站宿营！
　　出站宿营就是要出火车站了，如此，日军的活动范围根本无法控制。

　　杨团副当即予以回绝。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同时，刘振三和崔振伦在指挥部内也坐立不安。
　　作为现场负责人，他们必须想好，如果谈判失败，日军要硬闯廊坊该怎么办。
　　继续请示。
　　可是师部的答复仍然千篇一律，就是两个不准：一不准让日军出站进街，二不准开枪。
　　这不让人作难吗，你不开枪，凭什么能阻拦日军“出站进街”？
　　很快，得到报告，杨团副他们已经回来了，谈判没有结果。
　　刘崔二人的心都随之沉了下去。
　　情况越来越糟。
　　据观察哨报告，五井中队不仅没有走人的意思，还自说自话地出站了。
　　出站的日军分成3到4个组，以30到50人为一组，正朝着廊坊方向构筑工事哩。
　　崔振伦急了。

　　公安局长呢，你再去跑一趟，让他们马上停筑工事，否则万一发生冲突，由对方承担责任。
　　局长跑出去了，不过很快又回来了。
　　鬼子说了，停筑工事也可以，但他们没有地方住，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呢？

　　中国驻军退出营房，让给他们住。
　　这哪是什么解决办法，分明是过来扒你的衣服了。
　　见此情景，刘振三按捺不住，马上给在师部负责的副师长李文田直接挂电话。
　　对方要我们让营房，你说让不让？
　　得知日本人如此蹬鼻子上脸，李文田也愣了一下：当然不能让。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刘振三打定主意，这回要穷追不放。
　　我知道不能让，可他们要是硬闯进来怎么办？
　　李文田脱口而出：那还用说，挡住他们呀。
　　听到上司说可以“挡住”，刘振三赶紧问道：那么如何挡法？

　　下面的回答极其关键。
　　让刘振三大失所望的是，电话那头绕了半天圈子，竟然又回到了原点：驻地不能让，也不能先开火。
　　不跟没说一样吗。
　　这边刘振三打电话，那边崔振伦就到外面继续察看动静。
　　连营长都围拢过来，说的话都很一致，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电影上看到过的一样：团长，打吧！
　　要不然，日军在完成工事后，一定会先向我们开火的。

　　其实，此时此刻，谁都想打，连营长想打，崔振伦想打，刘振三也想打，问题是这个责任谁负呢，要知道，违抗军令的事，以往在张自忠师里是不可想象的。
　　崔振伦试探着对刘振三说，要不，我们就先打，打完了再向师部报告，就说是日军先开火的。
　　刘振三不说话，只是闷着头抽烟。
　　师部不是傻子，到时若是走漏一点风声，当事者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真是难过啊，究竟怎么办呢？
　　屋里的气氛异常沉闷，直到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机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
　　刘振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抢过电话就打。
　　敌人已经先我进攻了，怎么办？
　　师部那头明显是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你电话先不要挂……
　　谁还理你这个啊，崔振伦快步走出去，查问前面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们怕背责任，我们替你们背了！
　　（855）

　　各种声音都是有出处的。
　　机枪声，是第9连阵地传过来的。
　　该连连长报告说，是日军先开枪的。

　　然后呢，他们连有一个列兵就把5挺轻机关集中起来，哗哗地就开了火。
　　连长强调，他事先没有下任何作战命令。
　　爆炸声，则是从第10连阵地传出的，来自于连队的一个隐蔽哨。
　　当时这个哨兵正隐蔽在一家旅馆的房顶上，墙根下面就有一群日本兵在睡觉。听到9连的机枪一响，这哥们马上把手榴弹收集在一起，捆捆扎扎，每捆5个，拉了线就往下面扔。
　　据他说，前后一共投了5捆！
　　崔振伦听完汇报，说打得好，狗日的敢进犯我们，当然得狠狠还击。

　　随后他仔细一想，明白过来了。
　　你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列兵能收齐5挺机关枪吗？一个隐蔽哨手上一下子会有25颗手榴弹吗？
　　全都是这些营连排长和基层官兵“合谋”的，所谓没有下任何命令云云，只是怕担责任罢了。
　　不过这样也好，大家都解脱了。
　　在上上下下达成默契之后，226团就打得爽了。五井中队开始并不知道对方的工事设在房顶上，黑灯瞎火的，吃了很多亏。

　　其实知道以后又怎么样。这批日军随身带了重机枪，也带了小口径炮，却没有把能把人家房子轰倒的重炮带来，前面两种武器根本奈何守军不得。
　　崔振伦后来回忆，在那天晚上，廊坊的街道上一直可以听到日军伤兵的惨叫和呻吟声，“鬼哭狼呱”，不绝于耳。
　　这些伤兵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墙根下被炸倒打伤的，他们离守军工事很近，后面的队伍则被拦腰截断了。
　　为了抢运伤兵，日军又往墙根下冲，正好被房顶上的守军打个正中，结果又倒下去好多，成了“伤兵复伤兵，伤兵何其多”。

　　在这次夜战中，226团由于抢先出手，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反而伤亡很小，但团长崔振伦的心并没能放得下来。
　　五井中队伤亡不小，但并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要从廊坊车站撤走的意思。吃了亏，这帮家伙肯定是要来找补的。最有可能，他们会等援军到达后，对廊坊镇重新发动新的攻击。
　　此刻，正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最好机会。
　　当然，226团缺乏重武器，也没有做好攻坚的准备，日军如果龟缩在车站内，还是比较难打的。可要是等天一亮，对方视线清楚，不是更难打吗，而且那时候援军可能已经赶到，那就不是你攻他，而是他攻你了。
　　就在崔振伦准备挥师歼灭车站日军的时候，指挥部内一直没放下电话的刘振三却接到了一个新的指示。
　　李文田告诉他，中日双方都已派出了调解人，两边都正乘汽车往廊坊赶，从时间上看就快到了，所以这时候不能打，也不宜打。
　　一个歼敌的好时机就这样擦肩而过。
　　望眼欲穿地等人来调解，结果等来的却是从天津开来的一列军车。
　　军车停靠在落垡车站，下来的不是“调解人”，而是荷枪实弹的鬼子兵。

　　日本援军到了！
　　事实上，香月策动“廊坊事件”，本来就是有计划的，在得知29军张自忠的一个团竟然不顾“命令”，向“皇军”开火后，他即刻抽调驻天津的77联队（鲤登联队）及航空兵团前往支援。
　　军列上载的，就是鲤登联队。
　　刘振三和崔振伦均大吃一惊。
　　上当了，哪里有什么调解，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而已。
　　刘振三转念一想，找来纸笔，准备写一封信。
　　都什么时候了，兄弟你怎么还有心思干这个？

　　其实他是想给日军写信的，告诉对方：你们恐怕还不知道“调解”这件事吧，上级让我们商量解决，动口不动手。
　　日军不是在使“缓兵之计”吗，干脆，你“缓兵”，我也“缓兵”，那边先拿话稳住你，这边我好再做一些防守部署。
　　可是才写了几行字就写不下去了。
　　原因是日军航空兵团已经先期到达。
　　（856）
　　这些日机是分组一批批来的，每组含三架飞机。
　　第一批三个组，三三得九，有九架飞机。
　　第二批六个组，三六十八，有十八架飞机。
　　第三批九个组，三九二十七，有二十七架飞机。

　　自此以后，就一直维持着二十七架飞机的数量。
　　它们在廊坊镇的上空轮番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一下子就打乱了守军的阵脚。
　　很快，226团营房内的房屋大部分被炸塌。
　　此时信当然是写不下去了。幸好，指挥部设在地下室，大家都没事。
　　刘振三把笔一扔。
　　这种炸法，营房看来是守不住，我们还是撤到营房外面去，跟他们打野战。

　　出得地下室，不光上有飞机轰炸，后面还有炮弹飞来。
　　等到大家都从营房撤出来，仗反而好打一些了，毕竟目标小了。
　　现在反过来要对营房发动进攻。因为日军来了个鸠占鹊巢，已经把窝挪到里面去了。
　　崔振伦集中团里的四门迫击炮，朝着营房就射。可不射还好，一射就暴露了目标，日军的飞机大炮又追过来了。
　　只好打几炮换一个地方，如此，准头就差远了。
　　炮不行，再让步兵上。
　　官兵们利用高粱地和芦苇为掩护，朝营房围墙里又是开枪，又是扔手榴弹，想把日军赶出来
　　然而效果不是一般的差。对方都不用出来应战，靠飞机大炮就足以应付你们了。
　　此时崔振伦团已无法与师部取得联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丰台和天津的日军随时都可以前来夹击。
　　除了撤退，并无其它更好选择。

　　7月26日，廊坊被日军完全控制。
　　廊坊既下，等于把天津通向北平的路完全打通了。
　　不过对于香月来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一个团的中国军队出来“造反”并不可虑，难道一个联队前去还搞不定吗。他最关心的，还是北平。
　　宋哲元曾对今井说，一个月后，等到“天凉好个秋”，他就会让冯治安师全部撤干净。
　　这话香月根本就不信。他自己就一直在“暗渡陈仓”，你要用跟他们相仿的计谋，如何能看不出来。
　　秋天，那是多远的事，怎么等得及。

　　想拖延撤军？
　　门都没有。
　　当天午后，香月对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实际上就是一张撤军路线图。
　　他一共只给了宋哲元两天时间。
　　明天，7月27日，卢沟桥和八宝山的冯治安师必须撤到长辛店。
　　后天，7月28日，南苑驻军也必须撤到永定河以西。
　　如果你宋哲元不照我说的做，那就说明29军“无诚意”，他香月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
　　说白一点，就是要对北平等地发动进攻了。
　　通牒送走后，香月忽然又想到一点。
　　北平城里的日侨还在使馆区外面。
　　万一正式攻城的时候，宋哲元把这些日侨都扣成人质，打起来会不会束手束脚呢。
　　当时日本人在亚洲，就和现在的老美一样，把他们的人看得特别值钱，别说死人，伤了几个也得大呼小叫半天。
　　倘若日侨有个三长两短，没法跟国内舆论交待啊。
　　所以在对北平发动全面进攻之前，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
　　在鲤登联队前往廊坊的同时，香月特地又拨出一个大队，即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广部大队）
　　后者接到的任务，就是趁着廊坊火起，大家注意力转移的机会，偷偷摸摸混进城去把一众日侨接出来。
　　广部大队500余人当天离开天津，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搭车去北平，而是走了一个曲线：从天津到廊坊，然后是丰台。

　　一路“旅游观光”过去，反正都已成了自家控制的地儿，自然一路绿灯。
　　不过再往前面去就没那么好走了，因为已经进入“主战派”冯治安的区域了。
　　（857）
日期：2010-10-20　09:00:32

　　此前，在日本人一阵紧似一阵的催迫之下，宋哲元已对北平城防作了重新调整。
　　他把冯治安师的部队陆续调出北平，但是独独留下了两个团。
　　这两个团的编号分别为221、222，它们可以说是冯治安师的精华，在喜峰口立过大功的，自然最不该撤。
　　不过香月和松井紧盯不放的就是这两个团，无论如何，非要宋哲元把他们调走不可，而且驻扎的地方距离北平至少得40里路远。
　　宋哲元就说，你们看着不舒服，我可以让这两团人走路，可是他们一走，北平城的治安怎么办，总不能靠我一个光杆司令来维持吧。
　　松井说，这好办，29军不是还有一个赵登禹师吗，可以从那里调2个团来代替。

　　赵登禹师属预备队性质，战斗力是明显不及冯治安师的，松井此举，一方面是要削弱北平防守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抓住了29军此时的一个很大弱点。
　　在长城抗战时，这支部队曾达到过空前的团结，军长宋哲元几乎可指挥师以下的任何一个作战单位，但是仅仅4年过去，情形早已是今非昔比。
　　29军的四个师，虽说名义上都归宋哲元指挥，但哪个师的兵都归哪个师的师长直接统领，听其调遣，比如赵登禹的部队，即使冯治安领了宋哲元的上方宝剑，也没有办法随意指挥他下面的任何一个作战单位。
　　按香月和松井的用意，当然最好是让“主和派”的张自忠一步到位，顶替了冯治安，但在此之前，如果目的一时达不到，把赵登禹的兵派过去，使“主战派”的宋哲元和冯治安指挥不灵，倒也不失为妙计高招。
　　然而这却正中宋哲元的下怀。
　　作为老西北军的资深之将，他手里的刷子可不止一把。
　　城里不是有保安队吗，他就让保安队与221、222团换穿军服。
　　保安队打着冯治安师的旗号撤出了北平，而那两个团则穿着保安队的衣服，仍旧驻扎城内并担负城防。
　　从松井手里拿到“准入证”后，宋哲元随即下令给赵登禹，后者把自己的主力、独立第27旅（石振纲旅）派往北平。
　　石振纲旅下属679、681两团，老底子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骨干，旅长石振纲就曾跟着赵登禹在喜峰口砍过鬼子，还受过伤。
　　随后，宋哲元又任命石振纲为北平警备司令，4个团统一归其节制，如此一来，就解决了统一指挥和协调的问题，北平防守力量不但未得到削弱，反而还加强了。
　　这实际上也暗合了29军“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的既定思路。
　　与守军相比，广部带的人并不算多。既然不多，就不能硬闯，而要“巧入”。
　　北平大使馆驻扎着护卫用的日本宪兵队，共有500多人。

　　城里面有500，城外面正好也是500，不光是巧合，还是演戏的需要。
　　大队长广部广少佐手一挥，日军在丰台上了大卡车，一共26辆，嘟嘟地就往北平开来。
　　广部一路上想得挺美，要是进了城，可不光是接日侨那么简单，没准就直接把29军给解决了，城池拿下，首功一件，岂不快哉。
　　日本人做事常常过于机械，大概这个程序是前面作战计划中规定，甚至彩排过的，可是他们忘了，这招如果放在平时，或许还有侥幸得逞的机会，现在什么是时候，廊坊刚刚打过，北平守军能不把耳朵根竖起，眼睛瞪圆了吗。
　　这与香月的期望完全相反。
　　不过他事先倒也替广部留了一招，那就是“托关系”。

　　广部大队要经过的北京城门是广安门，负责守门的是石振纲旅679团团长刘汝珍。
　　刘汝珍是刘汝明的亲弟弟，也是老西北军时期就出来当兵打仗了，无论是在军队中的资历还是作战经验，都能独当其任。
　　早在日军还没现身之前，他曾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858）
　　电话竟然是张自忠打来的。
　　张自忠告诉刘汝珍，过一会，将有日军宪兵队从这里经过，要回北平的使馆区兵营。
　　你通融通融，让卫兵放行吧。
　　刘汝珍犹豫了一下，便问张自忠是否与宋哲元讲过，“宋委员长”知道这件事吗。
　　张自忠随口答道，当然，“宋委员长”是知道这件事的。

　　放下电话，刘团长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他和何基沣一样，虽然官职与张自忠不能比，在对方面前都得毕恭毕敬，但他属于赵登禹的人马，与张自忠并无直接隶属关系。
　　为什么张自忠要越级直接来打这个招呼呢？
　　放日军进城，可不是小事，万一有什么出入，这个责任放谁身上都吃不消啊
　　刘汝珍想了想，还是向宋哲元进行了请示。

　　宋哲元一听，哪有这种事。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把日军放进城来。
　　刘汝珍这才知道自己差点被张自忠下套。
　　这位老兄，也不知道被身边那些“门客”和“结义兄弟”灌了什么迷魂汤，做事越来越不靠谱了。

　　刘汝珍赶紧下达命令，不得放日军入城。
　　等广部大门到达广安门城下时，大门已经紧闭，进不去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广部可不想就这样打道回府，他要用事先设想好的那个“计”了。
　　继续诈城。
　　北平大使馆的几个日本人出动了，除了我们熟悉的日本顾问樱井、中岛外，还多了一个书记官佐藤茂。
　　他们负责与广安门守军接洽，其实就是去当着面扯谎。

　　在日本顾问们负责“接洽”期间，广安门始终没有动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已是下午5点，广部大队被关在广安门外，进退不能。
　　广部急啊：已等待了这么久，为何城门还不开？
　　现在管你爱与不爱，我都要进去。

　　他要攻城了。
　　当然只能是做做样子，因为来之前并没有做好准备，连个云梯都没有，如何攻法。
　　不过还没等动刀动枪，广安门突然开了。
　　毫无疑问，是“接洽”的功劳。
　　樱井们十分“幸运”，他们终于见到了刘汝珍，后者正在巡视城防。
　　佐藤茂说，城外是北平大使馆的宪兵队，到城外去演习的，回来晚了，请让他们进城吧。
　　刘汝珍点点头，好吧，开门。
　　其实刘汝珍早已不信佐藤茂的这套说辞。前面已经有人来“打招呼”了，我还不知道其中真假吗。
　　不过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你们这么想进，那就进来吧，反正我们也把“准备工作”做好了。
　　广安门徐徐开启
　　广部这个高兴，这得省多少力啊，不然的话，在城外一顿瞎吵吵，攻又攻不进去，那该多难堪。
　　日军车队通过广安门，往城里鱼贯而入。
　　上当了。
　　在广部大队的前12辆汽车进入城内后，刘汝珍一声令下，开火。
　　广部，你不是要“诈”我吗，那我就先“诱”你，给你来个关门打狗，一截两半。
　　可怜后面那14辆汽车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城门外的路障给拦住了。
　　城门一关，城上子弹倾斜而下，再也难以进入。
　　本来是要赚别人的，却被别人赚了一把，要诈城，却反陷入了城中，广部大队就这么象刚刚做好的三明治一样，被生生夹在那里，真正是苦不堪言。
　　三个日本顾问见势不妙，拔脚就逃。但逃不逃得脱，还得看各人百米竞技的水平。
　　其中，中岛的两条小短腿蹦达得最快，一会就没影了。佐藤茂最倒霉，没跑得过29军的大刀，而樱井最说不出口，他是掉进粪坑里，然后浑身臭哄哄地被捞上来的。
　　不过这位仁兄堪称日本顾问中的“福将”，这次竟然又留住了小命，让天津方面给“保”了回去。
　　（859）
日期：2010-10-22　11:17:10

　　樱井之“福”，其实缘于他的另一个身份：张自忠师的日本顾问。
　　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护身符，早在卢沟桥之役中，金振中就可以取他的项上人头了。
　　在“广安门事件”中，由于29军占据了有利地形，且准备充分，在战斗中只损失了12个人，相反，一贯占尽“便宜”的日军却猝不及防，损失很大，伤亡有百人之多。
　　尤其是交战之后，城内的一些日军被打散了，不知道往哪里逃好。有的眼见同伴被砍了头，吓得脸色都变了，慌不择路间，一头钻到中国老百姓家里，磕头如捣蒜，哀求对方保其性命。
　　那情景，仿佛北平成了又一个喜峰口。
　　这打得叫一个爽。
　　得知广部大队不仅没能“诈”开城，还倒了大霉，在丰台坐等“好消息”的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赶紧调兵增援。
　　但等丰台日军到达北平城下时，城内战斗却已打得差不多了。
　　宋哲元闻报后，来了个见好就收。
　　已经进城，还侥幸没死的，可以按我们指定的路线去使馆区，被堵在城外的，则乖乖回你们的丰台。
　　至此，广部“里应外合夺城池”的计划肯定是只能宣告破产了。

　　身为团长的刘汝珍敢对日军“关门打狗”，当然不可能是自作主张，他得听旅长石振纲的，而石振纲没有上面的准许，恐怕也不敢擅自作主。
　　这个“上面”，当然是指坐镇北平的宋哲元。
　　此前，宋哲元已收到了香月送来的最后通牒。
　　通牒仍然是由今井和松井负责面交的。这二人要见宋哲元，但后者拒绝接见，只是派秦德纯与之应酬。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态度。
　　对通牒的内容，秦德纯立即表示不能接受。
　　说好秋天就秋天的，哪有这样催人的，请搬家公司也没这么快呀。
　　这一吵吵就是三个小时，秦德纯在“两口井”面前丝毫不肯相让。

　　松井站起身，拍拍屁股走人。
　　你以为我们是来谈判的吗，错。
　　放在桌上的这些条件，你们能接受的要去做，不能接受的也要去做！
　　秦德纯闻言怒火填膺：那么好吧，你们不愿好好谈，我们就在枪炮上见个分晓。

　　“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的相继爆发，香月的最后通牒，让惯识兵阵的宋哲元激凌凌打了个冷战。
　　就在广安门战斗进行的前后，宋哲元一连向蒋介石发去三电，以报告华北的紧急情况。
　　可就到这火烧眉毛的当口，他仍然对中央军进入华北这件事不够“主动”。
　　看了电报，老蒋直摇头。
　　做了那么工作，宋哲元才答应打一打丰台，可随后就听不到动静了。这让他认为，宋哲元的问题还是“始终不悟”，欲行“退让苟安”。
　　你怎么就弄不懂呢，日军是要“根本解决”你的，退让有什么用，再退你就要退出华北了。
　　对倭夷的步步威逼，宋“一味退让”，对自己的主动帮助，对方却是“一口拒绝”，甚至口口声声说希望入冀的中央军撤走，宋哲元此举，真的很伤老蒋的心（“可痛心乎”）。
　　晚上9点，他复电宋哲元。
　　北平要守，切勿疏失。

　　宛平要守，死守勿失。
　　老蒋再次要求宋哲元本人必须尽快到保定去上班（“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其用意就是要他去指挥华北全局的战场。
　　都这时候了，你还“仅对中央怨恨”，防我忌我，有意思吗？
　　有没有意思，宋哲元都还认为他顶得往。
　　香月给他的通牒是两天内将冯治安师撤完，那就是对方要等到7月28日才动手。
　　我可以赶在前面，抓紧时间啊。
　　本来需要五六天做成的事情，现在并到两三天，调兵布防还是来得及的。

　　宋哲元把动手时间定在了7月28日之前，比原计划提前3天。
　　本来宋哲元的这个算计也是有一定把握的，他也完全可以先香月而出手。
　　但他没想到的是，变化永远比计划快，日本人先出手了！
　　（860）
　　“广安门事件”的发生，把个香月剌激得浑身哆嗦，那感觉就像被谁非礼了一样。
　　原指望用赵登禹来替换冯治安，能起到搅局作用，没想到对方也属“主战派”，而且比冯治安还“主战”，一个不提防，眼见得就吃了大亏。
　　看这战斗力，就算赵登禹的部队属预备队，派到北平来的也是预备队中的主力。
　　香月明白了，宋哲元是一定不会放弃北平和华北的，事到如今，骗和诈都没有用，只有打。
　　不过再想打，最后通牒也发出去了，按照常情，你得等到通牒的时间结束，宋哲元如果仍然公开表示不接受，到那时打才合情合理。

　　可是在香月看来，道理都是他的，什么“合情合理”，他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他一直在等待东京的消息，希望杉山元能尽快把3个师团援兵的事搞定。不过回过头来想想，现在华北的部队已经这么多了，按照通常情况下外界对中日战力对比的评估，人马早就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不能先来那么一下子吗。
　　7月26日这天深夜，“广安门事件”刚刚结束，香月就向华北的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二天凌晨，
　　日军突然对驻于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周围的29军发动攻击。
　　看一看地图就知道，通县在北平以东，团河在北平以南，小汤山在北平以北，也就是北平周边三面已经打了起来。
　　29军在短时间内就陷入难以招架之中，被打得连连后退。
　　再看北平周边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铃木旅团）自北，酒井旅团自西，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自东自南，合围之势已经是铁板钉钉。

　　如果不是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的一句话，香月的总攻命令都要下来了。
　　松井说了什么呢。
　　不是讲好到7月28日，通牒限期才到吗，现在提前了有失信用啊。
　　你以为松井良心发现，真的讲起诚信来了？

　　才不是呢。
　　原来不是说要撤侨吗。可是因为“广安门事件”，广部大队自己都倒了血霉，就没能在第一时间把日侨一家伙全撤出来。
　　以后松井就靠北平宪兵队帮着撤，可还没等撤完，香月就在团河开了局。
　　给松井这么一说，香月觉得不无道理，点点头，又把高高举起的令牌放下了。
　　那么好，还是等到28日再一齐动手吧。
　　但就是这么稍稍一碰撞，已令坐镇北平的宋哲元怦然心惊。

　　这实际上是长城抗战以来，29军和日军第一次面对面的攻防，结果打成这个样子，让宋哲元始料不及。
　　他不得不承认，与长城抗战时相比，29军的战力已经大大下降，很多部队已无复当年之勇。
　　直到此时，宋哲元才发现自己的计算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出现了时空错位。
　　现在的29军已不是晋东练兵后的原班人马，经过长城抗战的浴血厮杀，很多能征善战的老兵都已损失掉了。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在度过差不多五年的“息兵期”后，久居平津繁华地，又没有做好长期备战准备的部属，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打仗应有的那种兴奋状态。

　　大家都知道，运动员是有兴奋期的，就算是刘翔那样的天才选手，如果不在状态，表现也极可能是一塌糊涂，所以再好的运动员，都不可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出成绩，他们的目标至多是，该出成绩的时候出成绩，该放松的时候放松，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好的教练，帮着他去“调”。
　　与此类似，军队的状态同样有起有伏，需要“调理”。即如我们强悍的对手，在作战之前，不也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进行动员吗。
　　如果能像宋哲元原来计划的，挨到8月1日再打，或许大家状态就出来了，但是没想到香月根本就没这耐心，提前就干上了。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宋哲元此时也想起来了。

　　（861）
日期：2010-10-24　08:44:43

　　长城抗战并不是29军一家孤军作战。
　　当时一左一右，都各有一个中央军和晋绥军，特别是最难打的古北口，若无徐庭瑶一直在那里顶着，29军别说取得大捷了，原有阵地能不能守住都很难说。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坊间媒体宣传，宋哲元自己也在宣传，都把29军说得太神了，差不多已经完全忘记别人的功劳。隐隐然，一个长城似乎就是靠29军自己守住的。
　　宋哲元起初这么说，当然是为了抬高身价，但说着说着，人的感觉一好，自己也忘记其中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有吹牛的成分了。
　　如果是报纸的主笔，我们还能把这个叫做“适当加工”，如此写成出来的文章也许更棒，可倘若是一军主帅，就要犯大错误吃大亏了。
　　宋哲元显然就是在判断上犯了错误吃了亏。
　　今日之华北，犹如昔日之长城。长城靠举国力量来守都没能守得住，华北又岂是29军一家能搞得定，摆得平的？

　　事急矣，快叫救命菩萨吧！
　　这个“菩萨”姓蒋。
　　可是宋哲元虽然乱七八糟发了一通电报，但里面却没有一份是明确的求救电。
　　在华北诸侯中，宋哲元素以自尊心强著称。一般情况下，他从不肯轻易向别人讨饶。当初中原大战后落魄山西，都那个样子了，他还是拉不下脸来求阎锡山，若不是萧振瀛替他奔走，兴许就真的只好跑哪个冷街陋巷做寓公去了呢。

　　现在急不过了，宋哲元还是在要不要叫救命上犹豫不决。
　　以前老蒋主动说要把中央军派过来帮忙，自己却不阴不阳，恨不得把人家推出门去，如今又反过来请求军事援助，这话如何说得出口呢。
　　用不着他说，老蒋的电报先来了！
　　对于华北局势，身处南方的老蒋洞若观火。
　　他知道宋哲元着急了，真的着急了。
　　北平城外，东西南北，四郊都燃起了火，宋哲元能不急吗。
　　就算宋哲元自己不肯承认，对打仗不外行的老蒋也看出来了，当天29军的全线失利，不光是部队不能打，还在于原先让宋哲元构筑的国防工事，这位老兄可能根本就没动心思去弄。
　　你若是早早地就在四边建筑了坚固壁垒，防守起来至于这么脆弱和吃力吗？
　　处于旁观者的地步，老蒋对形势看得甚至比宋哲元本人都更清楚。
　　7月25日，是打破北平包围的一个最佳机会。就在那天，29军对丰台发动了一次进攻，如果那次进攻能奏效的话，就能拔除北平身后的一颗最大“毒瘤”，由此，保定与北平之间也能就此连成一线，即使以后面临日军的三面包围也不怕了，因为南面有依托，可以做到进退有据，后援会源源不断地开过来。
　　然而打了一阵，却又不打了，29军原样退了回去，不在现场的老蒋急得跳脚也没用。
　　多好的战机呀，真是让人惋惜。
　　最佳的机会也可能是唯一的机会。这一天之后，日军的包围圈一天天收紧，遂酝成今日四面楚歌之局。
　　让老蒋难以接受的不光是时局的危险，还有此前宋哲元的态度。
　　在他看来，这宋哲元老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跟“燕雀处堂为安”里面的麻雀简直没有两样。
　　小麻雀在堂屋里筑了巢，以为日子很太平，等到屋里烟囱坏了，火焰直冒，都已经烧着屋梁了，它还以为自己跟这没关系呢。
　　火是烧房子的，又烧不着我的窝，怕什么。
　　华北就跟这个堂屋一样，快要烧起来了，北平眼看不保。可我来救火，你却还让我撤退，真不知道你有多蠢（“可痛也乎”）。
　　现在，老蒋知道宋哲元一定后悔了。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还是得想想今后怎么办。

　　（862）
　　日本人说他在华北的行动实际上是“不扩大”，即只在华北，不扩大到全国。从利益得失来看，老蒋其实也不想“扩大”，因为他最初的策略就有恫吓的意思在里面，即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对方的“不敢牺牲”。
　　问题是日军不仅没有被“吓退”，还大举用兵，一副要大打的架势，这就预示着“大战再不能免”了。
　　那么还要不要“扩大”呢？
　　老蒋认为，这取决于北平能不能守住。
　　如果北平能够固守，那是最好的事情，说明我主动他被动。英美这些国家都是“势利眼”，到时就是我不说，他们也会主动站出来调解，事情可能会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日本兵哪来的还得回哪去。
　　但是另外一个最坏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
　　那就是，既然日军“包围之势早成”，北平就有失陷的可能，而万一陷落，就很难找到肯帮你调解的人了，随之而来，已秉持多年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国策也就可能失灵，“交涉”没有意义，只有“抵抗”了。
　　这个心理准备得有。
　　眼下要做的，就是坚定宋哲元固守北平的信心和决心。
　　他在第一时间给宋哲元发去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不再催后者去保定了，而是让其呆在北平指挥，以“静镇谨守”的心态，在这座古城里“固守勿退”。
　　我不需要你守很长时间，3天，就3天，即为大功一件。
　　只要你能守3天，则日军士气必然受到挫伤，而我方则“易为力”，其它事情就好办了。
　　宋哲元开不出口的话，老蒋也替他开了：在这3天时间里，中央军必定星夜兼程，对你进行“全力增援”。
　　当天，老蒋就对即将展开的华北大战作出了全面部署。
　　按照原定计划，他本打算在沧州至保定、沧州至石家庄这一带设立作战阵地，但因为宋哲元不同意中央军继续北进，这一意图差点泡汤。
　　现在29军落入如此境地，宋哲元心情可想而知，这时候他盼援兵还来不及呢，哪里还会赶人，所以老蒋决定继续执行原计划，即在沧州及保定一线大量集结中央军。与此同时，派孙连仲立即往永定河地区进发，并归属宋哲元指挥。

　　孙连仲上去了，留下的位置则交由万福麟接防，由此形成梯队延续。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北平必须守住才行。
　　对于正处于风声鹤唳之中的宋哲元来说，老蒋的电报无疑比雪中送炭还来得珍贵和及时。
　　他当即表态，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我一定要在这里固守下去，决不敢“稍有畏避”。
　　表面上，宋哲元对求援兵的事还有些忸忸怩怩，不好意思，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急。

　　等到老蒋一捅破这层窗户纸，说要派孙连仲、万福麟快马赶来，他自己都等不及了，晚上就派政委会秘书长戈定远星夜奔赴保定，催促二将尽快督师北上。
　　让宋哲元稍感欣慰的是，在27日当天的战事中，至少有一支部队还是打得比较漂亮的。
　　这就是那个在“廊坊事件”中“闯祸”的张自忠师226团。
　　这帮兄弟从廊坊撤出来后，去了附近的一个县城，这个县城叫做安次。那时是县城，现在就成了廊坊市的一个区了。可想而知，二者相距实在不远。
　　安次县的县长叫张汉权。
　　华北形势特殊，这里的县长也特殊。和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一样，张汉权的经历也很有些传奇色彩。
　　他当过兵，打过仗，甚至在孙传芳的手下当过师长，见过的世面着实不少。

　　见226团撤到自己的小县来，他开始没有说什么，而是尽地主之谊，请旅长刘振三和团长崔振伦吃了顿饭。
　　就是这顿饭，吃得刘崔二人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863）
　　席间，张县长先说到了卢沟桥。
　　他说，卢沟桥啊，那是抗日的最前沿，如果不守，北平就完了，而且在那里我们的守军和日军差不多，力量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所以金振中和吉星文他们就选择了坚守到底，绝不后退。
　　接着，他又由卢沟桥引到了近在眼前的廊坊。

　　廊坊的情况嘛，当然和卢沟桥不同。听你们说，日军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还增援了一个联队过来，力量相比太过悬殊，因此，师部告诉你们，不下命令，不得向日军开火，这是对的。
　　说到这里，张汉权忽然话锋一转。
　　可是……
　　可是上级虽没让你们开火，但也没要你们撤出廊坊啊。
　　此言一出，刘崔顿时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是啊，李文田是下过不得先敌开火的命令。可到后来，率部撤出廊坊，却是自己做出的决定。
　　当然了，你还可以申辩说，这是因为当时与师部的联系中断了，没法请示。
　　但是中断归中断，李文田此前可是代表师部再三声明过，不得让出军营，更不用说放弃廊坊了。
　　汗下来了，万一以后上纲上线，擅失阵地之罪可是一点不轻啊。
　　张汉权看到自己的话语已经奏效，这才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二位将军，依本县之见，倒不如杀个回马枪，收复廊坊，这样倒还有将功折罪的机会呢。
　　一听此言，刘崔如梦方醒，同时暗叫惭愧。
　　堂堂战将，分属军人，竟然还不如人家一个文官有觉悟有见识，真是让人无地自容。
　　崔振伦当即点齐本部人马，转头重新杀向廊坊。
　　打仗不能光凭血气之勇，崔振伦能够选择这个时候再杀回去，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廊坊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
　　一个联队早就撤走了，每天二十七架飞机的“VIP待遇”也撤消了。
　　负责在廊坊车站看门的，依旧是那个已被打得伤筋动骨的五井中队。
　　除了看门以外，这个中队还要负责招待从北平下来的伤兵。
　　这时的五井中队，早就不是那个从天津开来杀气腾腾的日军部队了，差不多就是一个担架队。
　　归根结底，香月从来没有想到过226团还会再回来。他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北平方面去了。
　　对于崔振伦来说，廊坊之敌不可怕，所需要担心的是丰台或者天津，会不会再开来敌人援兵。
　　当时他已得到消息，日军正在对北平发动全面进攻，从北平来的伤兵就是从那里运回来的。
　　就这一情况来看，北平周边的日军可能无暇顾及廊坊。
　　最具威胁性的还是天津方向。
　　为此，崔振伦专门抽调了一个连，让该连先行赶往车站。

　　这个车站不是廊坊车站，而是落垡车站，此为天津日军增援的必经之地。
　　连队去做的第一件事，可不是维护车站秩序，而是破坏铁路。
　　之前崔振伦让大家学习怎么扒路轨，但好的技术一直没派上好的用场。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学以致用了。
　　安次距离廊坊仅30里地。226团下午从安次出发，黄昏前到达了一个村庄，此处离廊坊尚有10里之遥。
　　很近了，但崔振伦不再打算继续往前推进。
　　他在等待夜色降临。
　　用不着算命先生来鼓捣，谁都知道，即将到来的夜晚对29军是最吉利的。
　　夜袭，那是我们的战斧式导弹。

　　当夜幕笼罩大地，226团担任主攻的两个营一马当先，率先冲向廊坊车站。
　　如果是在白天，从攻守形势来看，无疑是29军更吃亏，但这是黑夜，谁吃亏，谁占便宜，马上就倒了个个。
　　（864）
日期：2010-10-27　09:24:24

　　我以为，在诸种艺术形式中，对人物心理拿捏揣摩得最到位的，戏曲应在候选之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戏曲舞台为虚景，没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来衬托，所以你心中的任何一点微小变化，都得通过一个人的唱念做打来表现。
　　《三岔口》就是这样一部很有意思的戏曲，它描绘的是两人在旅店黑夜格斗的段子。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一句唱词，全靠演员一上一下、一前一后的动作。
　　这么费劲，当然是由于黑灯瞎火，大家都掌握不到对方情况，只能闭着眼睛打。
　　在廊坊夜战中，五井中队以及那些伤兵们确实是闭着眼睛打的。毕竟，他们来了没几天，对周围环境根本谈不上不熟悉，但他们的对手却不一样。
　　226团长期驻守廊坊，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黑夜格斗，就仿佛一个个戴了夜视镜一样，看得比白天都清楚。
　　崔振伦第一个盯住的目标，还不是驻站日军，而是铁路上停靠的军列。

　　很多天了，226团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通过驻地，前去攻打兄弟部队，那心情真是无比的难受。
　　现在好了，去北平拦不着你，回来就可以把欠债给一道补上了。
　　日军钻在列车里的伤兵们虽说也拿着枪，但比四肢健全的肯定要好打多了。
　　没过多长时间，这批人就被搂搂光了。接下来的驻站日军也死伤大半，只有少部分鬼子兵得以四处躲藏。
　　当时崔振伦正率作为预备队的最后一个营上来。他相信，如果再扫一下，拿下整座廊坊车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就在关键时候，手机铃声响了。
　　这是形象的说法，事实是旅长刘振三传来了命令：放弃廊坊，回军安次。
　　这个时候，刘振三终于与29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分别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29军军长宋哲元特地声明“和谈绝望，遇敌就打”，同时嘉奖在第一次廊坊之战中率先出手的“列兵”和“隐蔽哨”。

　　就算在对廊坊发动夜袭时，刘振三和崔振伦的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的。
　　第一次廊坊之战，可以肯定，是己方先开的火，这个如果细查起来，有违抗军令之罪，到时别说“列兵”，连旅团长都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
　　第二次廊坊之战，眼看着收复廊坊是有把握的，但又怕再次违背师部不得先敌开火的禁忌。
　　现在，宋哲元亲口说了，开火无罪，杀敌有理，可能的戴罪之身一变而成有功之臣，谁不乐啊。
　　这就意味着，以后手脚就可以放开来打了。

　　但另外一个坏消息，看了则让人心情沉重，这也是导致刘振三不得不让崔振伦撤军的原因。
　　只是一句话：“平津两地情况均不很好”。
　　撤出廊坊，是希望226团能相机援救平津。
　　华北形势紧张万分，远隔千里的东京也没闲着。

　　在获悉“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爆发后，那个好战分子杉山元哪里还按捺得住。
　　一大清早，他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找参谋总长载仁亲王。
　　我早就说了吧，华北的29军不是好东西，这不，他们终于向我们开枪了，还把“皇军”诱进城里进行歼灭，这是想打大仗啊。
　　在载仁看来，日本人主动打中国人，理所当然，而中国人反过来打他们，则绝对属于离经叛道，是活得不耐烦的表现。
　　载仁把桌子一拍，那还等什么。
　　尽快把国内的3个师团动员起来，同时对已进入华北的关东军、朝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二次动员。
　　（865）
在参谋本部的敦促下，近卫首相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同意对陆军进行再动员。
　　就在这次会议上，杉山元加了价，不光是动员3个师团的问题，而是还要另外再加派2个师团去中国。
　　一个小时后，这位好战的陆相进入皇宫，以觐见天皇。
　　上次裕仁说暂缓动员，那是他认为宋哲元会乖乖地退出华北，这次一听，姓宋的不仅不肯撤退，还捡起棍子打了我们的人，这还了得。
　　准奏，一定要给29军以“断然膺惩”。
　　此次日军动员总人数达到了20万9千人，配备军马5万4千匹。其中，增援华北的为第5、第6和第10师团。此外，第11师团被派往青岛，第3师团准备前往上海。

　　在完成动员后，这些部队将从8月1日起向中国国内输送。
　　有人说，那不是好吗，等到8月1日，宋哲元的布局也已提前完成了。
　　这你就错了，杉山元动员的这5个师团可不是专门去打29军的，他们是奔着可能作为29军后援的中央军以及其它部队而去的。尤其青岛和上海那两个，主要任务还是“加强警戒”，只有“必要时候”才能“采取敌对行动”。
　　对方的刀已经磨得雪亮了，偏偏宋哲元此时却又出现了一个错觉。
　　本来日军的四面围困让他紧张万分，好象日军随时就要打到北平城下来了，可是忽然一下子又停住了。
　　为什么停，香月不会告诉你原因，只能自己猜。
　　宋哲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离“最后通牒”还差着一天，香月还在等着他答应条件呢。
　　一天， 是可以做好多事的，手脚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下来。

　　7月28日，宋哲元向29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早在天津的时候，他不是制订过一个“作战预先号令”吗。
　　那个范围小，仅是让冯治安防守北平的。这个是全面动员，囊括了29军所能控制的全部区域。
　　还是那个“品”字阵打法，但经过变阵后，已形成了类似于鹰的阵势：冯治安和赵登禹成为这只鹰的主体，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先防后攻，伺机反噬。
　　这个命令是本应该在7月27日就下达的，一迟疑，还没等到鹰扑扇着翅膀飞起来，香月这只狼就已经先行扑了上来。
　　时间：7月28日晨。

　　为什么这个时候打呢？
　　因为在此之前，北平城内的日本侨民，一共2356人，已经全部撤到了使馆区。
　　香月等着就是个时候，他才不会傻到一分一秒地帮你数数，等那个“最后通牒”的时间到来呢。
　　万事无忧，不打何待。
　　香月要咬人，而且这一口咬得非常准，非常狠，非常毒。

　　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做南苑。
　　7月28日，遂有南苑血战。
　　日军为什么先攻南苑而不是直接奔着北平而去呢？
　　那是因为香月希望“战于野”，同时把宋哲元给吓住，起到不战而降北平的目的。

　　在杉山元将动员国内师团的“好消息”通知香月时，曾一本正经地告诉对方，打仗归打仗，“不扩大”的原则还是要遵循不误。
　　按照杉山元的解释，这个不扩大，是说不能扩大到全中国去，在华北是可以扩大，而且一定要扩大的。
　　为此，这位陆相又给香月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不能太远，就在平津附近开战。
　　另外一个原则是避免巷战，尽可能在平津郊外解决问题。
　　后面的这个原则主要还是害怕节外生技。毕竟平津的租界里住着很多老外，万一弄出国际纠纷来不好办。
　　再者说了，花了这么大本钱据有华北，就是准备把这里当第二个热河或者“满洲国”来用的，你都砸个稀巴烂，以后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香月就把南苑作为自己作战的首选之地。
　　（866）
日期：2010-10-29　09:20:30

　　南苑原来是29军军部所在地，但在宋哲元本人到北平后，军部也随之移了过去，这里由副军长佟麟阁临时负责。

　　在南苑之战爆发的前一天，宋哲元已把赵登禹叫到北平。但是他对南苑不放心，所以临时改变了以赵登禹守北平的想法，决定以冯治安守北平，赵登禹守南苑。
　　赵登禹随即被任命为南苑方面的临时总指挥，骑兵师长郑大章为副总指挥。
　　之所以如此安排，还是因为赵郑二人都有各自掌握的部队，佟麟阁虽身为副军长，但手下没兵，你让他指挥谁去。
　　赵登禹星夜赶至南苑。
　　当时，由于没有料到日军会提前行动，赵登禹虽然自己到了南苑，他在河间防区的主力部队却还在路上。
　　其时的南苑，共有4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主力为张自忠师所部，该师的一个旅长董升堂当时也在南苑。
　　董升堂看到赵登禹来了，以为可以完成接防了，就要把部队调走。倒是赵登禹多了个心眼，坚持自己的部队未到达之前，董升堂不能走。
　　于是大家就都留了下来。谁也没想到，日军会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发动袭击。
　　此时的南苑守军处境相当险恶，他们的对手是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在实力上，双方差距很大。
　　幸好，赵登禹师此时正有2个团在往南苑急赶，一旦到达，是有可能解南苑之困的。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汉奸也有汉奸的类别。我们前面讲到过一个殷汝耕，那是一个纯政客型的汉奸，现在的这位叫潘毓桂，是一个政客和文人杂交的汉奸。
　　这厮据说是李香兰的义父。对于李香兰本人，说句老实话，我倒并无多少恶感。人家虽然起了个中国名字，但说来说去还是日本人，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总是会向着她的母国说话或做事的，毕竟两国相争，还各为其主呢。
　　可她的这位“义父”却是地道的中国人。此辈虽说也爱附庸风雅，骨子里却俗不可耐，他哪里能领会我们传统文化的真谛，又哪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忠孝仁义”。
　　但有一点他大概是知道的，就是如果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潘毓桂不是第一天“亲日”的，宋哲元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仍旧任命他为政委会政训处长。
　　有一部分原因，是宋潘两家的关系比较特殊，可以说，他们自父辈起就有交情，是世交。
　　清末的时候，潘老爸是知府，宋老爸则是潘知府手下的一个幕僚。到了民国，风水轮流转，宋成了比知府还大的“华北王”，而潘反变成了一个摇鹅毛扇的帮闲文人。

　　可是宋哲元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不会为这一点点“世交”就坏了大事，因此他让潘作官，与授官给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亲日派”并无不同，就是两个字：利用。
　　所谓政委会政训处长，不过是一个虚职，是进不了29军权力中枢的。
　　何基沣熟知29军的种种内幕，他就说，宋哲元对“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给个官做做，以防止他们捣乱而已。
　　到了后来，这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那个“政训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显然，像军队调动这样重大的军事情报，潘毓桂是不可能再从宋哲元那里直接拿到了。
　　那么他是如何得到的呢，后来者大多语焉不详。
　　（867）
　　按照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只有一个途径与可能，那就是从张自忠身边进行剌探，因为后者才能进入29军的权力高层，很多绝密情报，是无法完全瞒住他或者他所控制的信息网络的。
　　宋张周围都曾有大把的汉奸门客，但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人而不被人用，张却是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结果给他自己和29军都引来了大祸。
　　南苑之战的被动，与潘汉奸泄露军事情报有着直接的关联。

　　赵登禹师增援上来的那两个团，在半路上就遭到了日军预设的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援兵没有了，惟有靠自己，这使南苑战斗一开场就显得无比惨烈。
　　除了缺乏坚固的工事以外，南苑守军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里本非前线，只是一个训练基地，虽然原军部、师部、旅部都在这里，班子看上去很庞杂，可是真正能打仗会打仗的却不多。
　　本来这里还有一个军官教导团，里面都是从基层抽调上来的各级军官，那打仗肯定还是比较牛的。可惜“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个教导团就解散了，精英们各归原部。
　　军官教导团散了，还有一个军士教育团。教导团由佟麟阁亲自带，教育团则由教育长张寿龄统带。
　　这两个“团”听起来好象差不多，其实区别很大。

　　军士教育团有个更通俗的名称，叫做学兵团，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
　　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是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么多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可以这样说，教导团里是现役的军官，教育团里则是未来的军官。
　　对于29军来说，这都是一些活宝贝啊，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

　　现在南苑缺乏有力的部队，四面又都要设防，不让教育团上确实也找不到其他人了。
　　不过在怎样使用教育团的问题上，确实值得推敲。
　　上是可以上，也不得不上，但你不能让他们马上就独当一面啊，因为这些娃娃的军事经验完全是一片空白，有的才刚刚领到枪，如何能够单独御敌。
　　正如董升堂后来总结的，如果那时能够适当搭配一些老兵进去，或与其它单位作配合，教育团应该打得更好，也应该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可是在那种乱糟糟的情况之下，谁还能想得如此周到呢。
　　上吧。
　　这些学生兵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拿枪，第一次上真实的战场，很多人站在作为掩体的墙壁前，身体都在不由自主地发抖。
　　在他们前面200米的范围内，黑压压全是鬼子兵。
　　要知道，对方可不是娃娃兵，那都是一些久经战阵的老兵。
　　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守军的这一薄弱环节。

　　军士教育团守卫的东南阵地成了日军进攻的重点所在。
　　拼了。
　　虽然没有一点作战经验，但这些可爱的青年却凭借“胸中热血”，奋力挥舞着“掌中利刃”，全力一击，绝不后退。
　　当时负责主攻东南阵地的，首先是步兵旅团一木大队。该大队曾经是卢沟桥之战的主力，那场战斗打得也很凶，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周过后，南苑之战的惨烈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位学兵形容，“堑壕之内，血流成渠”，战友的尸体躺在那里，血都快流成河了。
　　不独劫后余生的人们，即算他们的敌人也对此念念不忘。
　　（868）
日期：2010-10-31　08:48:27

　　一年之后，日军大队长一木在回顾“七七事变”时，仍对这些悍不畏死的中国青年勇士印象深刻。

　　他说，那些中国兵都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有的负伤几处，血肉模糊，连人形都快分辨不出来了，可是仍然站在那里和你拼杀。
　　一木大队也真是够晦气的。据一木自己回忆，在率部进攻时，一不留神，部队竟然还“莫名其妙”地踩上了地雷。
　　29军会利用地雷进行防御，本来日军是有所预料的。在宋哲元下达的命令中，曾专门提到过这一战法。不过那主要是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如酒井师团而言的，炸的也是坦克，没想过要让步兵一道“尝鲜”。
　　更重要的是，宋哲元的作战命令发的太晚，到达各部队时，大家都还没来得及照方子抓药，日军就已经发动了全面进攻。
　　对这些情况，香月是完全掌握的。况且在进攻之前，他也多次派侦察机对南苑进行过侦察，均未发现29军有布置地雷阵的迹像。
　　一木在带着手下冲锋时，当然不会想到脚下还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惨是真惨，脚下就那么一滑，然后什么心理准备也没有，就飞的飞上去，掉的掉下来，本来尚算齐整的队形完全乱了套。
　　对于地雷突然发挥作用，连29军自己也有些始料不及。
　　什么时候埋下去的？
　　都是平时无心插柳的结果。

　　军官教导团要组织演习，就在这一区域埋了一些地雷，本来演习结束是要拆掉的，可是形势老是说不定，一会说要和日本人打了，一会又说要谈判了，弄得大家无所适从，不知究竟该拆还是不该拆。
　　干脆就扔那儿吧，或许还能派上些用场呢。
　　当然，地图上标一个“雷区”还是有必要的。
　　之后，军士教育团来了。
　　纸上谈兵了NN天后，突然发枪了，一众小伙子都抱着枪睡不着觉，嚷嚷着要早点到前线去杀鬼子。

　　营地里有一个参谋就提出，这帮小子身上荷尔蒙过多，别真的弄出点什么事情来，不如让他们去“雷区”继续埋雷吧。
　　就这么着，“雷区”的地雷就真的插成了荫，而且直接把一木大队发动的第一次冲锋给终结掉了。
　　凌晨4点开始进攻，经过数小时冲击，仍然没能把南苑守军最薄弱的部分给击破，这让日军指挥官自己也吃惊不已。
　　一木不行，换人。
　　龙山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陆大23期）赶到前沿，从一木手里接过了指挥权。

　　他的到来，使胜负的天平逐渐转向了日军一方。
　　川岸在观察战场形势后，发现南苑守军还存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弱项。
　　在发起进攻之前，日军曾进行过一轮试探性的轰炸，这一炸当时就把守军给炸乱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方毫无防空能力。

　　再仔细一看，南苑这么大一块地方，这么多营房，却几乎没有任何可用于隐蔽的坚固掩体。
　　能算得上临时阵地的，竟然只是守军营房周围的几道围墙。
　　川岸笑了。
　　这个一木，真是个莽夫，你怎么就只知道从地面上闭着眼睛往前冲呢，那样有多少得给多少啊。
　　为什么不继续从天上搞他们，那样对方是挡不住的呀。

　　川岸立即下达命令，要求驻承德的轻轰炸机第9大队前来助战。
　　（869）
　　8点。
　　南苑军营上空出现了9架日军轰炸机。
　　炸弹开始如雨一样地狂泻。

　　营房四围的那些围墙，其实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因为死角太多，往往难以打到鬼子身上，发挥不了步机枪的最大威力。
　　不过那毕竟还能勉为其难，帮你挡挡子弹，现在好了，飞机炸弹直接从头顶扔下来，让你躲都没办法躲。
　　战前，老蒋和何应钦主张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就私下分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守军当然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讯设备被全部毁掉了，指挥部与各部队的联系因此中断。
　　如果你看过当年古北口大溃退的全过程，就知道，这对中国军队而言往往是致命的，大脑和四肢分离了。
　　同样的事要是发生在日军身上，危害可能不致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官兵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你就把他的队伍打散了，单个鬼子兵趴在地上照样还能打得有模有样。
　　训练水平的高低，往往在关键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军士教育团教育长张寿龄情急之下，抱起一挺高射机枪，对着天空就射，但仍无法完全阻止日机的肆虐。
　　29军军营已经乱成一团。
　　川岸在把南苑守军的整体部署打乱之后，马上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军士教育团防守的阵地。

　　好了，地雷由一木大队趟过了，飞机也把学兵们炸翻了一大片，此时正是突破的最好时机。
　　日军蜂拥着冲了过来。
　　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勇士们挺身而出，开始与鬼子兵肉搏厮杀。
　　相对于剌杀技术娴熟的日军，这一举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们就这样做了。
　　很多人在被剌中后，浑身都是血，索性扔下枪，抱起敌人就打，就咬，只要一息尚存，也求与其同归于尽。
　　更多的人学聪明了，剌刀不是拼不过你吗，那我就继续射，近距离不用瞄准，几发子弹过去没准也能钻一个窟窿眼。
　　哪怕是十个换一个，也要堵住缺口。
　　南苑这个地方，我去过，而且时间不久。
　　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耳朵边竟然还能清晰地听到队伍喊操的声音。
　　我想，这不是幻觉，当地变成了飞机场，也可能是机场职员在训练。
　　置身当年的战场，似乎那些勇敢的年轻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没有离开过我们。
　　站远了看，历史亦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事。
　　六年前的“九一八”，东大营的学兵们撤退时，“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南苑的学兵们没有哭声，只有愤怒的喊杀声。
　　合二为一，青年们成了同一群人，昨天，他们茫然无所适从，今天，他们已经明白，自己能够为这个民族所付出的，除了眼泪，还有身上的一腔热血。
　　当然，这也意味着悲情的开始，因为双方的力量毕竟是那么不对称。
　　到下午3点，小伙子们终于支持不住了，其防守的东南阵地被日军第一个突破。
　　这时候，南苑最有力的部队是董升堂指挥的步兵团。赵登禹随即派传令兵下达指令，由董升堂负责指挥作战。
　　按照宋哲元原先的部署，他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都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是作为长城抗战的英雄、临时总指挥，赵登禹在南苑的表现却显得有些差强人意。
　　除了身边缺乏得力亲兵外，他当时的状态也出现了很大问题。
　　（870）
日期：2010-11-02　09:02:22

　　张寿龄是老西北军的人，西安事变前后才刚刚进入29军。他以前跟赵登禹是认识的，那时赵登禹还只是一个营长，长得高大威猛，“身躯雄健”，然而这么多年不见，在南苑一碰面，他就发现对方消瘦的可怕，与原来竟然判若两人。
　　赵登禹是被毒品给害了。
　　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躺在坑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赵登禹和张自忠为最，两人都陷入了“烟霞之癖”。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因此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在29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大失水准。
　　由董升堂来接替指挥，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

　　领命之后的董升堂意识到，若不把东南那一角的漏洞给堵住，局面将不可收拾。
　　他需要调度兵马去“堵漏”。
　　可是南苑地方是很大的，通讯又中断了，如何跟这么多部队联系呢。
　　派传令兵？
　　太慢了。
　　董升堂跨上一部脚踏车，冒着日军的炮火，找到了军特务旅。
　　有了这支部队，再加上步兵团的一个机枪连，前去恢复东南阵地。

　　但缺口既已撕开，堵已堵不住了，随后就是越撕越大，已经形成了“管涌”。
　　见势不好，董升堂赶紧把特务旅的预备队也调上来，占住南营房的预备阵地，总算是暂时滞缓了日军的攻击。
　　在南苑指挥官中，张寿龄也是表现相对突出的一个。在东南阵地失守后，他是学兵们现场唯一能找到的高级军官。
　　退守预备阵地后，张寿龄遇到了副军长佟麟阁。
　　佟麟阁虽然也一直在前面作战，但钦定的南苑指挥官不是他，是赵登禹和郑大章。只有找到赵郑二人，特别是找到郑大章的骑兵团，才有机会与董升堂合兵一处，扭转南苑不利的战局。
　　往赵登禹所在的指挥所打电话，没人接。
　　又给郑大章打电话，还是不通。

　　这才想到，电话线路可能被炸断了。
　　赶紧派人派去指挥所，回来报告，空无一人。
　　听到这一情况，连佟麟阁也愣住了，莫不是老赵也亲自到前面来杀敌了，可没见着他人呀。
　　张寿龄说，要不先去找郑师长吧，他手上有骑兵团，可以对日军发起冲锋。
　　佟麟阁一想对。

　　他是副军长，配有小汽车，当下就和张寿龄一起乘着汽车到了骑兵团的营地。
　　去了才发现，仍然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最后在一个士兵嘴里才得到消息，原来郑大章早在黎明前就带着他的骑兵部队撤走了。由于南苑战斗打响时，指挥机关一片混乱，竟然没有人发现这一情况。
　　佟麟阁很生气。
　　这是什么时候，身为南苑方面的副总指挥，没有军部的命令，怎么能说撤就撤。你郑大章当然是马快，可其他没有马的弟兄还被困在此处啊。
　　此时，佟张二人心里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赵登禹别是也和这姓郑的一样，没有上级的命令就擅自撤离了吧。

　　事实是，赵登禹撤是撤了，不过他是接到命令的。
　　从骑兵师营地出来的时候，迎面跑来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通知大家：宋哲元军长已从北平发出命令，同意南苑所有部队都撤往北平城里。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通讯设备都被炸掉了吗，怎么还能收到北平的命令。
　　事实上，这个命令不是用电波发过来的。
　　（871）
　南苑方面枪炮声一起，宋哲元立刻感到大事不妙。
　　他急忙亲自给松井挂了个电话，问对方为什么出尔反尔，“最后通牒”时间未到就开始进攻。
　　松井牛得不得了。所谓“有钱大三辈，没钱小孙子”，他现在手里有的是资本，根本就不愿搭理你。
　　这个老奸贼还用一种嘲弄的口吻对宋哲元说，你们不是在广安门也对我们“侮辱过甚”吗，一报还一报，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悔了吧，晚了，我们已经采取“独自行动”了。
　　在与松井交涉无果后，宋哲元和冯治安立即出兵援救。
　　出兵的方向不是南苑，而是丰台。
　　原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作战，丰台兵力空虚，只有少数守备力量在看家。一时间，手忙脚乱，完全陷入苦战之中。
　　29军迅速占领了丰台车站，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剩下的日军顶不住，只好缩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顽抗。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着。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胜败之相，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了可能。
　　获悉丰台遭围攻后，一木大队在下午3点就赶了回来，29军的进攻部队需要顾及背后的北平，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馈。

　　在出兵进攻丰台的同时，宋哲元也想到光凭南苑守军的力量恐难以支撑，遂提前通知赵登禹组织撤退。
　　这个决定早在上午就做出了，可是由于通讯中断，电话和电报都没法发过去，只能派人冒着枪林弹雨去南苑传送。
　　5点30分，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送信的人终于进入了南苑。
　　赵登禹就是在接到这一命令后，先行率领一部分机关人员撤退的。
　　军部的命令传达后，南苑各军纷纷往下撤。佟麟阁便传令给董升堂，让其坚守南营房预备阵地，以掩护大家撤离。
　　川岸发现南苑北营房的29军在往北撤，此处因此出现了一个空隙，立即调兵前往。
　　这一刀很厉害，把南苑一切两半，北营房南端也被日军占据了。
　　这样一来，董升堂的部队失去了往北撤退的最后时机。现在他们已是腹背受敌了。
　　这可怎么办，留下来就是等死啊。
　　董升堂心一横，准备继续据守营房，跟鬼子死磕到底。
　　这时，军特务旅旅长孙玉田提醒他，如此防守，等于死路一条。
　　日军都不用派步兵进攻，他只要把我们围起来，然后派飞机一炸，房倒屋塌，大家全都得埋在里面。
　　既然指挥机关已经突了出去，我们的掩护任务也完成了，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白白牺牲呢。
　　董升堂一想，也对。

　　北面是去不了了，那就往南面冲。
　　与先行突围出去的人马相比，董升堂率领的这支掩护部队却是生力军，包括董升堂自己在内，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老兵，硬冲出去是有把握的。
　　让我们等到黄昏。
　　6点30分，一声冲锋号响，开始冲锋。
　　董升堂一手拿鬼头刀，一手拿驳壳枪，像个凶神一样跑在队伍前面。
　　据29军的老兵说，当年的大刀并不容易使，一般人都要两只手握，手枪只能暂时插在腰间。
　　只有那种武功底子真正扎实的，才能做到刀枪并举。在英雄榜上，昔日的赵登禹可排首位。依次下来，董升堂也能搬只板凳坐坐。
　　这是一次与死神同场竞技的比赛。
　　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不能冲进南苑周围的青纱帐。
　　（872）

日期：2010-11-04　09:43:58

　　为了确保在声势上压倒对手，董升堂组织的这次冲锋，是以营为单位，波浪式攻击，一个营一个营地往外冲，那阵势如同排山倒海，确实是很吓人的。
　　川岸本以为陷于南苑的守军已入绝境，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发飙，思想上没有准备，一犹豫，董升堂就带着部队冲了出去。
　　此时，日军包围圈已经形成，董升堂仍能从中杀出一条血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等川岸回过神来，再组织火力射击时，已经于事无补。
　　为什么一定要钻青纱帐呢，就因为董升堂这些人都是老兵，知道枪弹的特点。
　　如果是在公路或者平地上，枪弹的杀伤力最大，而在青纱帐里，由于高梁的阻挡，一般飞个一两百米就得落地。
　　这样一来，己方的伤亡就有可能降到最低。事实上，随董升堂突围的部队，除军特务旅伤亡较重一些外，其它部队都保存相对完整，生还者有3800人。
　　董升堂可以松口气了。能带的都带了出来，最重要的是，完成了掩护指挥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
　　他那时完全没有想到，指挥机关不仅没有脱离险境，而且走的是一条标标准准的死亡之路。
　　赵登禹第一个在这条路上殉难。
　　后来经历过南苑血战的老兵都说，如果亲兵部队在身旁，赵登禹是不会死的。
　　由于编制混杂，他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官兵。说是说带着大家撤退，其实就是一窝蜂，各管各，官兵们毫无秩序，乱哄哄地就往大红门公路上涌。

　　忽然，从空中杀出一长串日军轰炸机，它们直接就朝公路上投炸弹，并进行机枪扫射。
　　随后，路边的青纱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枪弹声。
　　中埋伏了！
　　这支伏兵，是步兵旅团萱岛联队，他们原本驻扎通县，属于预备队。
　　他们是怎么到达这里，又是如何知道南苑守军要从此处撤退的呢。
　　同样是由于泄密。
　　从北平往南苑的通讯线路不是被炸坏了吗，宋哲元的命令是经过几个小时后才送达赵登禹的。
　　这几个小时，就给那个狗汉奸潘毓桂提供了机会。
　　信使还在路上，他就急匆匆地向日本主子发出了密报。
　　川岸于是知道赵登禹即将撤到北平，而且必然经过大红门。
　　在赵登禹出发撤退之前，萱岛联队已经奉调离开通县，并在大红门附近布下陷井，就等鱼儿上钩了。
　　联队长萱岛不仅要捕鱼，还要捕大鱼。他下令机枪手重点对准汽车射击，道理很简单，就因为里面坐的可能是29军的高级军官。
　　结果，从南苑出来的四辆汽车全被击毁，最前面的一辆黑色轿车里更是被打得弹痕累累。
　　赵登禹就在这辆黑色轿车上，当即身中数弹，血流满身。
　　随行的护兵因为不在车上，反而没事。等到他急急忙忙地把赵登禹从车里拖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长官的惨状，护兵伤心欲绝。
　　赵登禹挣扎着看了他一眼。
　　他说，军人战死沙场，没有什么好悲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从当兵打仗第一天起，就想到过会战死，只是死在何时何地的问题。
　　但这个汉子现在还有牵挂，因为在他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位置的一个人还在北平城。
　　（873）
　　此人不是大哥宋哲元，而是他的老母。
　　民国时候的人离旧道德不远，所以古风犹存，社会上还有一大把的孝子，这些人倍受推崇，相当于今天的道德楷模。
　　在29军中，此类大孝子非宋哲元和赵登禹莫属。
　　赵登禹自小由老母一手拉扯，那么剽悍的一个大汉子，能于百万军中取上级首级，在家中却唯唯诺诺，惟母命是从。
　　据说，他在剿匪过程中，曾下令杀了两个抓来的匪首。赵母信佛，认为儿子杀戮太过，就让赵登禹跪下。那时，赵已是一师之长，二话不说，当着手下官兵的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在宋哲元调赵登禹到南苑去的前一天，他在北平城见了老母最后一面。
　　母亲看着消瘦的儿子，忽然取出一件东西，说儿子，你过来，我给你别在胸前。

　　儿子惊问，您给我别这个干什么。
　　母亲说，儿啊，这是让你记住，在战场上要保家卫国，勇猛杀敌。
　　等母亲别好，才发现那是一枚抗日纪念章。
　　儿子浑身一震，然后就跪下了，一下一下地磕头，磕完了，转身离去。
　　谁能想到，这一去真的是生离死别，当老人家知道即将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能承受得了吗。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悲痛的事啊。
　　赵登禹留下了遗言：老母年纪大了，受不了惊吓，请你们帮我安排一下。
　　你们或许可以暂时让她相信，她的儿子还活着，而且总有一天会回到她的身边。

　　令赵登禹抱恨的还有，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再也不能挥舞大刀，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几乎就在赵登禹遭遇伏击的同时，佟麟阁和张寿龄也已赶到大红门附近。
　　由于听到前面传来飞机轰炸声，他们就没有沿着公路走，而是一头钻入了青纱帐。
　　大红门东面有个土山，两人在土山上设置了望哨，以观察各部队的撤退情况。等大家都撤得差不多时，才起身准备进城。
　　但这时候前面忽然枪声大作，这才知道被日军伏击了。佟张决定以青纱帐为掩护，分散突围。

　　随佟张一起的，大多是学兵，但也有一些是老兵或学兵中的特种兵，后者要比一般学兵的军事技术强。当他们看到公路上到处都是撤退官兵的尸体时，眼睛都红了。
　　遇到在青纱帐里埋伏的鬼子时，只要手上有刀的，举起刀就砍，含着眼泪，一边砍一边前进。
　　据说，有一个老兵脚都被子弹打穿了，还浑然不觉，照旧上去砍趴下5个，被称为“穿弹之健卒”。
　　萱岛在发现这一情况后，赶紧把日军撤出青纱帐。这些鬼子兵爬上附近村庄的屋顶，用机枪居高临下向撤退的人们进行疯狂扫射。

　　在撤退的过程中，佟麟阁右腿也中弹了，无法行走，便骑着自己的枣红马继续向前冲。
　　一颗飞机炸弹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马前，佟麟阁头部中弹，继赵登禹之后，29军的又一颗将星从天空殒落。
　　在阵亡之前，佟麟阁似乎已有预感。
　　他的一位随身副官曾把自己的存折交上来，说打仗随时会死人，希望佟麟阁回北平城时能把它交给自己的父母亲。
　　佟麟阁拿着存折想了一会，又退给了那位副官。
　　29军军部即将移驻北平，你跟军部一道撤吧，不用再留在我身边了。
　　然后，他把一包东西交给副官。
　　请你在回城时，把这个带给我的家人。
　　副官果真随军部回了城，在见到佟麟阁的夫人后，便把这包东西交给了对方。
　　佟夫人打开一看，那是一个金十字架，顿时一惊，随后泪流满面。
　　佟麟阁笃信基督教，这个金十字架被他戴在脖子上，从未离身，是他最珍视的东西。

　　这才知道，她的丈夫早已抱定殉国之志。
　　南苑一战，29军损失惨重，官兵战死5000多人。南苑军士教育团原有1700人，最后活着回到北平的仅600人不到，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大红门撤退时阵亡的。
　　南苑激战期间，宋哲元不仅在焦灼地等待守军突围的消息，还有一桩已经困扰他数天的心事没有解决。
　　（874）
　　那就是本应坚守天津的张自忠却脱离了岗位。
　　早在7月26日发生“广安门事件”时，刘汝珍不是接到过张自忠的电话吗，当时宋哲元就感到不快，你不好好在天津负责防守，怎么还越过我，向北平守军胡乱指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更令宋哲元“甚为愕然”，原来当天张自忠就在北平。
　　我明明叫他留在天津的，怎么一个招呼不打，跑到北平来了？
　　不过此时形势紧张，正是需要众将用命之时，所以张自忠爱到哪里去，宋哲元也没办法多管，他只能寄望于张自忠不久即会自行返津。
　　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直到7月28日早上，即南苑之战打响时，张自忠仍在北平，同时却又一面不露。
　　宋哲元摸不清张自忠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日本人有意在幕后操纵“宋张相争”，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不是猜测，而是大汉奸潘毓桂亲自上门来告诉他的。

　　宋哲元跟这姓潘的谈话，实际是也是一次私底下的中日谈判。因为对方就代表着日本人的意思。
　　谈着谈着，潘毓桂发现宋哲元不肯屈膝，忽然“变脸恫吓”，说你要是再不对“皇军”让步，等着，我们会“拥戴”张自忠，把你换下去。
　　潘毓桂得意洋洋地表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还是松井特地让他来转告的。
　　宋哲元听后大怒，立即痛骂一顿，将潘汉奸赶了出去。
　　宋张的关系，如果套用《水浒传》中的说法，宋是“宋公明”，那张就是“卢俊义”，虽然平时可能疙疙瘩瘩，计较座次，但大家毕竟是一块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生死兄弟，面对外来威胁时，肯定都会以大局为重，这点宋哲元还是自认有些把握的。
　　至于在天津遭遇“包围”，宋哲元猜测，张可能是想跟冯争，一个主和，一个主战，政见不一，同时也带点意气用事，大家都挟他这个“主”向对方示威而已。现在只要他“宋公明”态度坚定起来，“聚义厅”的兄弟自然都会团结在一块，共同保住“水泊梁山”。
　　是的，日本人撺掇“宋张相争”的离间计决不可能得逞，松井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威胁我罢了，我岂能上当，中他的圈套。
　　可是张自忠本人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为什么要离开天津来北平，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宋哲元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在头脑里一片纷乱，理不清头绪的情况下，他给秦德纯打了一个电话：张自忠到北平了，你知道吗？
　　闻听此言，秦德纯同样很“愕然”。
　　我不知道啊，是“委员长”叫他来的吗？
　　宋哲元叹了口气：不是！
　　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暂时放下，毕竟现在天津还平安无事，最险的是北平和南苑。
　　当天下午2点，宋哲元在自己的私宅武衣库（今铁狮子胡同2号院）召开军事会议，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等在平守将尽皆与会，会上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加强北平的防守。
　　会才开到一半，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忽然出现在门口。
　　撤往北平的南苑守将中，赵佟二人均在半路战死，有一个人却得以全身而退。
　　他就是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而能留得性命的重要原因，却是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了。
　　郑大章打仗其实不算很差，胆子也不小。当初中原大战时，带着老西北军的骑兵部队，差点逮住老蒋的，正是此人。
　　但仅仅日军对南苑发动的那次试探性轰炸，就把他给完全炸懵了。
　　（875）
日期：2010-11-07　12:15:31

　　骑兵师营房原有1000多匹乘马，经此一炸，多半倒毙，而且死状极惨，不是焦头烂额，就是开肠破肚。

　　郑大章被这么一剌激，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带着骑兵往北跑了。
　　由于没有看到过宋哲元的那道命令，他不是走的大红门马路，而是走的大红门以东的便道，不是进的永定门，而是进的左安门。
　　正因如此，南苑的骑兵团反而未遭遇太大损失，进城后还被派到永定门以西协助防守去了。
　　刚刚进北平城时，郑大章并不敢来见宋哲元。因为擅自撤退罪名非小，杀头都有可能。

　　幸好他很快就得知，原来宋哲元已经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这才稍感释然，觉得可以借此过关了。
　　但接下来，就传来了大红门撤退的惨况，郑大章闻听后大惊失色，同时也深感侥幸。
　　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衣衫不整的人，就是郑大章。
　　他向宋哲元报告：佟赵均已阵亡，南苑官兵伤亡特重，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为了撇清责任，他当然不敢说骑兵团未有大的损失，而是说下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也撤到南边去了。
　　不过此时宋哲元已顾不得他后面说些什么了，他只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佟赵均已阵亡”的消息。
　　这一噩耗，如同一声晴天霹雳，差点把宋哲元给当场击倒。
　　在他看来，南苑失守虽是意料中事，赵佟的同时殒命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尤其赵登禹，当年29军建军的八兄弟之一，怎么一眨眼工夫，说没就没了呢。
　　那是一位他最器重的勇将，长城抗战时若不是赵登禹豁出性命带伤打前锋，哪里会有喜峰口大捷，又哪有29军今天的荣耀。

　　可是，那么艰难的日子，你也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挺不过去呢。
　　宋哲元痛不欲生，捶胸大哭：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29军与日军，如今不光有国仇，还添了一笔家恨。
　　可以想见，南苑惨败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与会众人带来了震憾，尤其是郑大章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无疑又给北平防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兄弟看上去过于惊惶，进门时甚至连敬礼都忘了，说话也语无伦次，身上哪有一点军人必要的镇定和从容。
　　宋哲元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作为“军师”的秦德纯却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守北平，大家都得挺住。
　　他当即站起身，对郑大章说：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这话说得很到位，亦相当及时。郑大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失态，赶紧整理一下军装，随众人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
　　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愿意发动群众协助守城。
　　宋哲元听后不住点头。
　　南苑已丢，但是北平还在，对于此时的宋哲元来说，守住北平，不仅缘于“王命”在身，责任所系，更在于它是29军在华北的精神堡垒。
　　这座堡垒如果尚在，大家不用说坚持三天，就是再多一些日子也有可能，而堡垒若有动摇，无论士气还是人心，都将随之崩溃。
　　老蒋说过，三天，只要三天，不仅外交上会有办法，后续援军也将全部到位。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7月27日，现在两天都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北平只需再坚持一天多一点，战局就可能迎来转机。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孙连仲、万福麟已经开到保定以北，其先头部队甚至已到达良乡。
　　良乡离丰台，40里路不到，即使到北平城，也只有60里路程。一个强行军就能赶到。
　　宋哲元还有机会，29军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他的到来，使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876）
　此人，就是一直未露面的张自忠。
　　宋哲元很恼火，你这尊神仙总算是现身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呆在北平，万一日军进攻天津怎么办。
　　可是张自忠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当时宋哲元的一个书童就在会议室，他不懂高层政治，但是后来亲口告诉别人，说那天下午，“委员长”（宋哲元）和“张师长”（张自忠）争得很厉害，“张师长”的态度很坏，“情绪激动”，甚至连随从副官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张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宋。
　　他们在争什么呢？
　　不是如何进行防守，如何发动进攻，张自忠认为，时局至此，战已无法，只能和，而要和，又只有他张某人才有办法。

　　争到最后，他撂给宋哲元的只有一句话：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就是这句话，让宋哲元变得脸色煞白。
　　一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张自忠为什么隐伏在北平三天都不露一面，后者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现在，南苑惨败，战将折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29军处于内外交困，他认为那个时机到了。

　　曾经，宋哲元是多么希望“张兄弟”能帮他守住天津，因此一让再让，而对方却仍然在日人设下的离间计中走不出来，还在想着“宋张相争”，甚至发展到要借机谋取权位的地步。
　　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不再顾及手足之情，不再顾念在南苑和大红门的路上倒下的骨肉兄弟，他迷失了道路和方向，却还浑然不觉。
　　权利和名位，犹如毒品，它真的能使人变成魔。
　　说句实话，如果要争，宋哲元此时还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那样两军冲突，只会在29军中爆发一场惊天大内讧。骨肉相残，高兴的还是日本人。
　　赵登禹的死，已使宋哲元悲痛至极，难道还要自家兄弟再相互捅刀吗？
　　在完全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宋哲元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也罢，你要的不就是权位吗，我可以给你。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当着众人的面，提笔写下手谕，将政委会委员长连同北平市长一职全部交由张自忠接替。
　　当天晚上，宋哲元便带着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匆匆离开北平。
　　由于走得仓促，他们甚至没有通知家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夜色茫茫中，宋哲元告别了北平城，从此，他再也没能回来。
　　这边老蒋还以为宋哲元在北平固守，但是从那天下午开始，打到北平的电话已无人接听了。
　　宋哲元去了哪里呢？
　　他去了保定。
　　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
　　因为此时若还留在北平城，宋哲元等人的处境将变得相当危险。
　　张自忠虽然拿到了他要的那个手谕，但如果回去给他的那些把兄弟一撺掇，再回来要你的命怎么办。那样，想不火并也得火并了。
　　在宋哲元等人看来，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事他会做不出来。
　　因此之故，得赶紧离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乃至“家人均未得携带”。
　　到了保定之后，宋哲元才想起了一件尴尬事。
　　他给张自忠写的那道手谕是不合程序的，政委会委员长应由老蒋任命，并不是他宋哲元想给谁就给谁。
　　百思无计，只得再次给老蒋发电，请求任命张自忠为“政委会”委员长，主持对日和议。
　　老蒋不在北平，他并不知道29军内部还发生了这么狗血的事，以为宋哲元又被日本人“诱引尚未觉悟”，不禁拍案。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不要上当，不要上当，到头来你还是上当了，还在谈什么和议。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可悲孰甚”）。
　　老蒋已经有了预感，他知道宋哲元退出北平之日，可能就是北平陷落之时。
　　（877）
　　他的感觉并没有错。
　　7月29日，“新任委员长”张自忠“视事就职”。
　　在此之前，他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宋哲元和冯治安虽然走了，但是冯治安的那两个团还在，军部还在，从南苑脱险的人马也还在，而这些都不是他张自忠能指挥得了的，哪怕你已经成了“委员长”。
　　就在宋哲元离开的那个深夜，他打电话把副参谋长张克侠叫了过去。
　　他告诉张克侠，宋哲元已决定全军撤离北平，你赶紧把能拉的都拉走吧。不然就迟了，明天早上日军就要进城。

　　张克侠没有参加当天下午的会议，所以对内幕一无所知，听得此言也急了起来。
　　他回去后立即把部队召集到一起，星夜出城，也去了保定。
　　这些人一走，“张委员长”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他在就职后，马上就对政委会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名单上的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统统划掉，换上了潘毓桂、张允荣等“把兄弟”。
　　与原来相比，改组后的政务会已经面目全非，重要席位皆由“亲日派”一手掌控。不但如此，潘毓桂这个奸贼还得以兼任北平市公安局长，张允荣则出任平绥铁路局局长。

　　老蒋在庐山谈话时，曾再三强调过，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张自忠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想变的都变了，想换的都换了，等于把日本人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作所为，着实令人痛心。
　　潘毓桂当上北平公安局长后，立即下令禁止抗日宣传，同时全城搜捕蓝衣社和共产党员。
　　张允荣的那个职务更微妙。
　　平绥铁路，是由北平直达绥远的。本来是冯治安和刘汝明相互配合的通道，现在可好，变成日军进攻察哈尔乃至绥远的捷径了。
　　北平的天空一下子乌云笼罩。
　　在此之前，北平抗日气氛浓厚，军民都已被发动了起来。
　　即使是南苑战败，佟赵阵亡后，北平的士气也并没有被真正挫伤，大家虽然“个个泪汪汪的，如丧考妣”，但一门心思想着的，仍是要上阵杀敌报仇。
　　当时就有评论说，北平军民这种“守城拒贼”的热情，是大清建国三百年以来从未曾见过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晚上的工夫，全变了。

　　早上看到报纸，上面写着：29军退了，北平不守了。
　　真让人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如果29军能够协力同心，全面对敌，也就是那个“品”字阵能完全展得开来，日军要想顺利拿下平津还是比较吃力的。
　　你不要看华北已有一师团、三旅团，可是只要一散开来，兵力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为此，香月还玩起了“诈术”。
　　当时有人看到从日军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兵，开始还一喜，想着这帮混蛋真该死，就该下来一个摔死一个。没想到，那个“兵”却很有弹性，摔下来后竟然是一蹦一蹦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橡皮人。
　　又有一次，从车上掉了一个“弹药箱”。打开来，里面全是石子。
　　在国内师团还未上阵前，香月就用这种办法，整车整车地把橡皮人和石子往前线拉，虚张声势，以吓唬华北军民。
　　显然，人少，就需要集中。
　　在发起南苑之战时，香月几乎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都集中到了这一战场，其中包括抽调原在天津附近的朝鲜龙山师团参战。
　　因为在他看来，天津是最不用担心的，已经跟自己的后院差不多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臆想中的“后院”却第一个起火。
　　（878）
日期：2010-11-11　08:39:43

　　时间，也是7月28日晨，差不多是跟南苑之战同步进行。
　　我们现在需要把时间往前拨转两天。
　　7月26日，廊坊之战。

　　师部一个“打不得，退不得”的无厘头命令，把刘振三和崔振伦都弄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最终不得不退出廊坊。
　　其实天津那边也乱成了一锅粥。
　　因为当时张自忠已经去了北平，留下副师长李文田看家。走的时候，他也没告诉李文田自己去哪里，当廊坊枪声响起时，李文田怎么也联系不到他，急得一头汗。
　　由于素知张自忠“主和”的立场，所以轮到他第一次“当家”，才犹犹豫豫，迟迟缩缩，完全失去了为将的方寸和头脑。
　　廊坊失陷，一个人按捺不住了。
　　在中日“鸿门宴”上，董升堂曾表演过拳术和刀法，那使得真是呼呼生风。不过另一个旅长的武术比他还精妙，遂有“武术家”之称。
　　这个旅长，就是李致远，此时驻军天津外围的马厂。
　　廊坊枪炮声四起，李武术家很想过去帮上一把，可是又接不到命令，心情异常苦闷，结果一整晚都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听，说是廊坊失守了，而且226团还受到了损失，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

　　其实这火憋在心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上面的人有什么矛盾，下面的人并不了解，实际也没什么兴趣了解。
　　张跟宋争，又跟冯斗，与基层官兵有什么直接关系呢。不管是冯治安师，还是张自忠师，说到底都属29军，是兄弟部队，一家人，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鬼子，这是从长城抗战时就延续下来的“世仇”。
　　据说有一次宋哲元到部队来视察，随行的还有日本顾问。当时宋哲元就问下面的官兵：谁是你们的敌人？
　　宋原来的意思，是希望这个答案是“共产党”，以便好敷衍一下日本人，因为这也是后者最想听到的话。
　　视察以前，部队内部也交代过了，已经教了大家“标准答案”。
　　下面喊的很响，也很齐，可是，令宋哲元和日本顾问都倍感尴尬的是，它却不是“标准答案”。
　　官兵们异口同声喊出的是：日本军阀，国民之敌！
　　可不，早在晋东练兵时，29军喊的就是这一口号，多少年了，这一治军理念已被他们溶入血液之中，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此，日本人就得出结论，29军不是一支“纯良”的军队，在这支军队里面，几乎每个人在骨子里都是抗日的。

　　毫无疑问，李致远也是这样一个“死硬的抗日分子”。过去的十多天，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
　　兄弟部队在宛平和鬼子拼命，而自己的部队却坐着动也不动，这叫什么事。
　　张自忠在家的时候，李致远还不敢发作，现在张自忠不在了，一股无名之火就全发到了“临时当家”的李文田身上。
　　当下，他就坐汽车到天津，找李文田算帐来了。
　　以前隔岸观火，还可以说出点理由来，现在是刘振三，我们38师的人在遭罪，你却还是按兵不动，到底打算怎么办？
　　其实李文田也正在懊恼，他又何尝想把廊坊给丢掉呢。
　　他只好实话实话：我联络不上张师长，究竟打与不打，我一个人也不好决定啊。
　　李致远却不管那么多，他一步不放。
　　廊坊打起来，就说明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撕破脸，不打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早就不是“打与不打”，而是早打比晚打好。
　　李致远还说出了早打的理由。
　　早打，可以把天津保安队和警察一块拉上，晚了，“亲日派”就会拉他们，到时悔之晚矣。
　　李文田不得不承认对方言之有理，但他还想再听一下张自忠的指示。
　　（879）
　　其实这时张自忠已经知道了廊坊的事，他怕天津部属再“违令开战”，已特地从北平给李文田发了一个密电，要求不得向日军开火。
　　为什么要用密电呢？
　　因为此时29军已经在北平周边和日军打了起来，宋哲元虽还未正式发布作战命令，但已于内部申明“和谈绝望，遇敌就打”。
　　在南苑丢失之前，张自忠亦不敢公开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得用电报，还得秘密。

　　可是李文田始终没能看到这份电报。
　　全部问题都出在一个姓马的秘书长身上。
　　这位马某人与张自忠私交甚好，张自忠发天津的电报，都是通过他转交给李文田的。
　　起先，马秘书长还能端坐在办公室。等到廊坊一打起来，天津受到震动，他开始心惊肉跳起来。
　　日本人打廊坊，难道就没可能打天津？而一旦打天津，他会朝哪些重点目标先开火呢？
　　不管哪里，市政府反正逃不掉。
　　马某是个文官，文官不比武将，天生胆就要小一些，想想我天天坐在这里，不等于坐以待毙吗，万一日本人扔一炸弹过来，正好炸中自己怎么办。
　　越想越怕，越怕越不敢多呆，他就离开市政府，跑到位于租界的私宅里去了。

　　还是租界安全，炸弹不可能扔进去啊。
　　结果，电报早就到了，但是没有人拿去送给李文田看。
　　李文田特地来找这位秘书长，问他的意见，他也是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既然上级无指示，就只好自行其事了。
　　诸将一商量，李致远的意见占了上风，大家都主张打，而且早打。

　　7月28日，凌晨一点。
　　天津枪声四起。
　　再过几个小时后，百里之遥的南苑也将展开另一幅战争画面，而且都是突袭，都是要先下手为强，只不过双方的位置更换了一下而已。
　　29军主要攻三个目标，车站、飞机场、海光寺。
　　车站最容易搞。
　　在天津总站和东站都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这边人一扑上去，那边鬼子声音都没喊出来就悄无声息了。
　　总站更是捡到了便宜。不进去不知道，一进去吓一跳。那里是日军航空兵团的司令部，机密文件一大堆，甚至包括当时日本陆军航空兵正在使用的电报密码本。
　　丢什么，都不能丢密码本，这个东西可要命的很。如果大家看过《潜伏》，就知道弄一套密码有多么不容易。这下好，你想不泄密的话，只有推倒重来了。为此，日本参谋本部大为光火，事后追查责任，从航空兵团的参谋长开始，撤职的撤职，打屁股的打屁股，弄得鸡飞狗跳。
　　与车站相比，打飞机场又难一些。
　　倒还不是那里的日军特别多，主要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搞破坏。
　　日军飞行员都不是睡在营房里，他们就躺在飞机下面，听到门口枪响，马上一骨碌跳入驾驶舱，开动发动机，准备溜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部队都带着汽油和火柴，汽油是倒上去了，可惜因为跑步出汗，火柴竟然划不着了，仅仅只点燃了一架飞机。
　　眼看飞机就要飞起来了，真急人啊，众人只好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大刀砍的，剌刀剌的，手榴弹炸的，机枪扫的，还有人不顾烫手，从燃着的飞机上撒下一块碎片，就当火种往其它飞机上扔。
　　其实还有一些很好的法子。比如，你直接把手榴弹扔进他的驾驶舱，就不信那开飞机的不肯下来，哪怕是已经蹦上去了三尺高。
　　又比如，你带着大刀，可以砍飞机的屁股啊。咱虽然不懂飞机的原理，可小时候都见过蜻蜒飞，它要是尾巴受了伤，还能飞得起来吗。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坐在家里，躺在沙发上想想的，真到现场，一着急一忙乱，没准更不知如何是好。
　　饶是如此，一共三十多架飞机，也被毁掉了十几架。
　　车站和飞机加起来，都没有市中心的海光寺难打。

　　（880）
日期：2010-11-13　09:31:12

　　这里驻扎着日军一个大队，光大炮就有十几门，而且钢筋水泥做的工事，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李文田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进攻部队的主力都集中此处。
　　为首者是祁光远和他的手枪团。

　　祁光远就不用说了，早在当年罗文峪之战中就出了风头，而手枪团在天津守军中也算是装备好的。
　　在攻击部队中，有一个军官的经历很特殊。此人在天津执勤时，曾被日本特务绑架，是被硬抢回来的，后来由于张自忠力保，表面上判了个无期，但实际上仍呆在部队里，只是不让他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已。
　　天津之战打响后，这位兄弟犹如脱笼猛虎，每次都冲在最前面，最后也在海光寺前倒了下去。
　　由于海光寺阵地工事较为坚固，急切之间难以攻下，但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叫苦不迭了。
　　就在天津日军面临四面楚歌的时候，北平的张自忠再次连连发来急电，这几封电报是直接发到38师来的，李文田和指挥部其他将领全都收到了。

　　张自忠在电报中发出明确的命令：“和平有望”，停止进攻。
　　它们与29军军长宋哲元先期发出的“和谈绝望，遇敌就打”，在内容和口吻上当然是泾渭分明，完全不同，但对于38师来说却不啻圣旨一道。
　　于是，几路进攻都停了下来。
　　可是“和平”并没有等到，等到的是被包围阵地日军的趁势反击。

　　在天津包围，香月匆忙之中已把手中所有多余兵力都抽出来，前往天津“灭火”。
　　内外夹攻之下，李文田下令撤退，天津市区遂陷敌手。
　　但是还有人没有撤，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公大七厂五勇士”。
　　公大七厂为日资纱厂，里面驻扎着日军部队，这里也是29军攻击的目标之一。当时有五名29军士兵占据了一座20多米高的八角水塔，别人撤的时候，他们没有撤，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制高点，得来不易。
　　可是过了不久，才发现塔下已布满了日军的膏药旗，他们被包围了。
　　子弹打光了，他们就上剌刀，走下水塔与日军一对一白刃拼刺。
　　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五个人的拼剌技术都属一流，刷刷刷，转眼间剌死剌伤六个日本兵，他们自己也都相继倒了下去，只有最后一个负伤被俘。
　　被俘的那名士兵被押去枪决。

　　这是一个说北京话的年青人，面对死亡的即将来临，面对青春的过早凋谢，他有的不是恐惧，而是豪迈和不屑。
　　你们记住，我今年18岁，放下书本就来打鬼子了。
　　今天，我脑袋掉了，没有关系，再过18年又长这么大。看你们这些强盗能活多少年，有人会跟你们算帐的！
　　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中国纱厂工人无不心酸泪流。即如日本人也感到甚为惊讶，因为此前他们一直宣传，说中国士兵如何如何窝囊透顶，一打就跑，哪里知道，这分明都是一些世上难得的好汉子。
　　对于天津之战，香月事前完全没有预料得到，甚至天津城里的日军也缺乏防备，所以造成了一定损失。按照日方统计，平津两地作战，日军共死伤511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天津卫“创造”的。
　　这种损失，谈不上有多重，可是香月苦就苦在，这一部分“支出”原来不在帐上，是“额外支出”。
　　（881）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使大钱是为了大收益，这个不心痛，让人心痛的地方在于，白白耗费了小钱，却什么也没得着。
　　天津本来应该是我的“后院”啊！
　　有这个判断，是因为香月对29军的内部情况很了解，知道第38师只有张自忠才能控制得住。
　　可是前有廊坊之战，后有天津之战，给出的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香月的郁闷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张自忠此时在北平对日军仍有用处，他可能立马就要发作了。
　　不过，让他郁闷的事并不止一件。
　　在扑天津这把火之前，在北平周边已经燃起了一把火，而且差点把他的屁股都给烧红了。
　　这把火烧在通县。
　　通县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殷汝耕就在这里做他的汉奸买卖。
　　当然，做汉奸也不能光杆，下面得有兵。
　　所谓兵，就是保安警察队。

　　当初，黄郛使尽全力，终于迫使冈村宁次答应遣散李际春的“自治军”，只留4千人编成保安警察队。
　　大家会说，这不还等于伪军吗，可是当时黄郛他们留下了两个玄机。
　　一个是把李际春这个妖孽给赶走了，虽然多花了些钱，但后来证明是值得的。
　　另外一个就是作出规定，保安警察队应隶属河北省政府。
　　知道后面这个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自己可以做手脚了。
　　不久，河北省政府宣布重新对保安警察队进行编组，共编五个特警总队，其中，三、四、五总队均为原来的“自治军”，第一、二总队则是从河北各县招的新兵。
　　又不久，“伪军总队”交了霉运。第三总队在原“自治军”中实力最强，其头目据说被老蒋派来的人给暗杀了，剩下的后来被29军打了一下，弄得树倒猢狲散，连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很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索性缴枪遣散了事。
　　剩下来的两个，第四总队远在唐山，第五大队原本都是土匪，根本不能打什么仗。这让新官上任的殷汝耕看了直叹气。
　　幸好，还有一、二总队。

　　这两个总队的总队长，一个张庆余，一个张砚田，二张都是原东北军于学忠手下的团长，包括营连班排的军官，也是从东北军中抽出来的。作为正规军，其训练和作战水平，当然比形同匪军的“自治军”要让人放心。
　　于是，殷汝耕在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时候，就赶紧报请日本主子，把这两个总队招揽过来，作为自己可倚仗的军事力量。
　　可是殷汉奸也许并不知道，二张其实并不牢靠。
　　张庆余在回忆录中曾经言之凿凿，称当初一、二总队的建立和“附逆”，本来就是于学忠奉老蒋的密令，故意让他们打入伪组织的，而他们二张也称得上是“以待后命”的地下工作者。
　　自然，地下工作者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就象当初马占山刚进伪政权时，马公子的表现一样，在张庆余“附逆叛国”后，他的大儿子也登报了，而且内容差不多，认为老爸此举“有辱先人”，连祖宗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
　　这么一来，他老婆跟着顶不住了，劝他跟马占山学，也及时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
　　然而，别看“反正”轻轻巧巧就两个字，事情却没有那么容易。

　　要是你看过前面马占山二次抗日的过程，就会知道，中国版“越狱”，不是一两句话便能做到的。
　　（882）
日期：2010-11-15　06:54:29

　　到宋哲元主政冀察，政委会成立的时候，二张就决定依靠29军之力“反正”。
　　不过宋哲元跟他们不熟，这中间就需要一个牵针引线之人。
　　此人就是张树声。
　　这个张树声的经历十分奇特，亦可算得上是一个民国奇人。
　　早年前，他与冯玉祥是结拜兄弟，冯当步兵连长，他当骑兵连长。
　　后来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了，他就一个人跑到了上海滩。
　　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在那里也搞得风生水起，拉出了一个在民国史上著名的江湖帮派——青红帮。
　　张树声手下门徒众多，最多时，据说有九万之众，连黄金荣都是他徒弟。
　　青红帮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到河北，就是哥老会的地界了，可这个哥老会的“老头子”，也是张树声。
　　那时候的黑社会，没有像现在这样臭名昭著，那是颇讲些政治理想和江湖道义的。孙中山本人就曾加入过洪门致公堂，很多江湖人士也和革命党人一样，为反清起义推波助澜，甚至为此献出生命。
　　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查一查民国时候很多将领的履历，后面皆有青红帮或者哥老会的背景。
　　张庆余和张砚田，左青龙右白虎，肩上纹个米老鼠，这两人都是河北哥老会成员，也都拜张树声为老大。
　　张树声和闻承烈一样，是老西北军的元老，他出面去找了宋哲元。

　　当时萧振瀛尚在，觉得这是件好事，在宋哲元面前极力赞同。于是宋萧便在天津宋的私宅秘密约见了二张，把日后反正的事定了下来。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人一下子感到人手不足，于是便“提拔”张庆余为“冀东保安司令”，另外又给他配发了三八式机枪以及大量弹药。
　　他们的目的，是要以华治华，让张庆余帮着他们守通县，却没想到后者此时早就编入了29军的作战序列，之所以忍而不发，只是宋哲元开始和战未定，特意嘱咐其勿轻举妄动罢了。
　　除了29军还没下定打的决心外，这时候的张庆余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那就是队伍分散各处，难以聚拢。

　　保安警察队嘛，本来就不是当作战部队用的，当然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张庆余虽为“保安司令”，但殷汝耕和日本人对他也盯得很紧。此前，殷汉奸就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把他的直属部队也调到城外去了。
　　现在，你要是再下个命令把队伍集中起来，百分之一百地会遭到怀疑：意欲何为？
　　所以，这个命令一定要在日本人那里通得过。
　　非得找个家伙当枪使使。
　　张庆余找到的，是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机关长细木繁中佐。
　　由于通县周围一直驻扎着29军，意识到对方随时可能对通县发动突袭，细木便特意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守事宜。
　　他拿出一张军事地图，让二张写一个防守计划出来。
　　张庆余看都没看，说：我不会。
　　细木把眼睛都瞪圆了，什么意思。

　　张庆余还理由充足：不会者，乃不能也。
　　我和张砚田其实都一样，当兵的出身，没上过学校，对地图根本一窍不通，你给我们看了也等于白看。
　　听完之后，细木差点没坐地上。
　　不过张庆余下面还有话。
　　（883）
　　我们虽然没学问，可是有忠心和信心啊，一定能配合“皇军”，打垮29军，守住通县。
　　细木点点头。这些是他现在最愿意听，也最想听的。
　　张庆余接着说下去。
　　不过呢，现在我们的兵力实在太分散了，既不能攻也不能守。

　　细木的耳朵竖了起来。
　　张庆余说，应该把各处的保安队都集中到通县城里来，捏成一只拳头，到时谈攻守才有意义。
　　说得好！
　　细木一拍桌子，高兴起来。

　　打仗不一定都要会看地图，这姓张的看来还是懂点兵法的，说的话在路子上。
　　细木其实也不希望底下的伪军多能干，太能干了不好控制啊，像张庆余这样的就不错了。最重要的是，张庆余的一言一行都摆在桌面上，没有撒谎，说明对“皇军”的确是“忠实可靠”的。
　　一激动，细木不仅照准张庆余调兵一处，而且命令将四散的日侨也集中到这里来，以便予以“保护”。
　　后面这一点，张庆余先前并没有想到，日本人这算是自己倒霉撞枪口上的。

　　张庆余虽蒙住了细木，却还是被人看出了端倪。
　　有人忽然拍拍他的肩头，用极低的声音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差点把张庆余的魂都给吓飞了。
　　君欲反正否？
　　张庆余的行动极其秘密，因为谁都知道万一失败，是要被日本人灭九族的。现在尚未成行，就被人识破，如何不让他胆战心惊。

　　细看时，说话之人是伪保安处的一个姓刘的处长。
　　还好，四周无人。
　　刘处长见张庆余还急急忙忙要辩白，索性附首耳语。
　　你预备反正，如何瞒得过我。可是你别忘了，我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肯甘作异国鹰犬。

　　此话一出，便让张庆余放了心。
　　人家要想告发你，还不早跑细木那里去了，哪里还会再来跟你交心。
　　果不其然，刘处长是来要求“入伙”的，希望到时能够“追随左右，以襄义举”。
　　关键时候，还是义人多啊，现在就看29军何时下达作战命令了。
　　但是这个命令一直没能等到，而张庆余还有一个最难的题目没有解开。
　　那就是通县驻扎着萱岛联队，一旦交手，保安警察队恐非其对手。
　　直到南苑血战，正在南苑指挥作战的川岸师团长帮他解开了这最后一个难题。
　　萱岛联队被调到大红门去了。
　　萱岛联队一走，通县就只剩下了零零散散几个日本宪兵，而这时候张庆余却从无线广播里，收听到了廊坊被二次收复的消息。
　　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天深夜，趁萱岛联队还未回归，二张跃然而起，控制了整个通县的交通。
　　殷汝耕是个政客型汉奸，不会玩枪，于是第一个被抓起来关了禁闭。
　　细木听得外面枪声大作，料知外面必然有变。可是这时候想逃已来不及了，
　　死到临头，这厮还想摆他“太上皇”的架子，挥着枪要起义部队“速回本队”，否则的话，“皇军”一到，尔等将立成齑粉。
　　话音刚落，排枪扫过，他自己成了“齑粉”一个。
　　日本特务机关易得，西仓兵营难下。
　　（884）
日期：2010-11-17　07:05:49

　　这时候，虽然萱岛联队不在，但这个兵营除日本宪兵之外，还有浪人和日侨武装起来的“居留民”武装，约有几百人之多。
　　日本在中国的侨民，可不等于中国平民，他们好多手里是有武器的，有的甚至是预备役军人，实际上，无论“九一八”，还是“一二八”，当时都有为数不少的“居留民”混在日军中一道作战，这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认的一个事实。
　　这些人虽然没有正规军那么能打，可手里的枪也不是烧火棍，子弹也是能杀人的，加上兵营工事坚固，在冲锋过程中，起义部队就倒下了两百多人。
　　此时张庆余非常着急。
　　日军通讯畅通，如果时间耽搁太久，必然会开来大批援军，到时内外夹击，情况就不妙了。
　　有了，火攻。
　　正好西仓那里有个汽油库，张庆余就下令把汽油桶搬到西仓兵营周围，每搬一桶赏他二十元。
　　本来就是不给钱，大家也会去干，现在还有赏格，于是人人奋勇，没多大一会，兵营周围就堆满了汽油桶。
　　这么纵火一烧，步兵再借势一冲，缺口就被打开了。
　　据统计，在“通县事件”中，共有223名日人被杀，其中有军人，也确有日侨及平民。这与夜战中难以分清良莠有关，与此战中起义部队遭到较大伤亡，从而由愤转恨也有关系。
　　但日本人后来却把它渲染为所谓的“通县大屠杀”，这就显得太矫情了。众所周知，当初他们在中国，整村整村地把人全杀光是常有的事，区区几百个人，可以说连“小屠”级别都算不上。
　　你不可能要求你的部队都是野兽，而别人都是君子吧？
　　萱岛联队在大红门伏击29军的时候，那个爽啊，他们可能绝难想到，自己一走，老窝也会被连锅端掉。这就叫做因果报应，人在做，天在看。
　　在获悉通县有异后，香月手忙脚乱，想要调兵，偏巧这时天津之战又开始了，天津自然比通县还要重要，两下一权衡，只好先救天津。
　　通县无兵可援，便派了轰炸机过来。
　　这一炸还是有效果的。保安警察毕竟还是保安警察，张砚田和一个团长先吃不消，裹夹着一部分官兵弃械逃走了。
　　他们这一逃，对整个起义部队影响很大，一时军心动摇。张庆余看这样不行，通县很难守住，就决定率部到北平去与29军会合。
　　到了北平城下才知道，29军早就撤走了。

　　从城里冲出来的，不是接应他们的29军，而是日本宪兵队。那时候的北平，虽然大批日军尚未正式进城，但实际已为日人和汉奸所控。
　　双方这么一打，起义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装殷汝耕的囚车也被日军劫去了。
　　前有堵裁，后有追兵，张庆余不得不率部撤往保定。
　　在那里，他见到了宋哲元。
　　宋哲元握着他的手，叹息一声：君不负我，我却负君，深觉愧对。
　　此时的宋哲元，无异于跌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
　　（885）
　　就在那份发给老蒋的请示电报中，他说要让张自忠负责和议，这句话其实是很违心的，可是又不能不这样说。
　　他能把那一天的不堪往事都和盘托出吗？
　　那是自揭家丑。别人或许能，宋哲元这个人永远都不能，一直到死，他始终保持着这份属于他的自尊。
　　然而要是不讲，所有后果就全要由自己来背了。宋哲元很清楚，老蒋当初要的是守北平，而不是让他搞什么和谈。北平丢了，就是没有达成任务。
　　所以他在请示电报后面，也特地阐明了自己的责任：“实有亏于职责，拟请予以处分”。

　　当然，宋哲元也知道，老蒋不会真的处分他。毕竟他还是29军的首领，在国民党军队的体系中，如此的“自请处分”，也往往都是做的表面文章。
　　可是这一样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实际的情况是，退出北平这件事，不仅使29军的士气遭到很大挫伤，也使宋哲元在军中的权威和他本人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挑战。
　　更不用说，还有赵登禹的突然牺牲，张自忠的突然背叛，他们都曾是他的兄弟，曾经亲如骨肉，曾经朝夕相处，曾经相约同生共死。
　　宋哲元的内心，已经恍如被暴风雨扫过一般了。
　　还有什么脸面再指挥军队呢。
　　军长一职，也不想要了，他转而授给了冯治安，同时致电蒋介石。

　　在电报中，他说自己“刻患头痛”，头痛得受不了，所以“亟宜休养”，得休息了。
　　的确，从这时候开始，宋哲元在精神上就出现了异常，时常恍惚，时常错乱。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说什么，做什么。
　　几天之后，宋哲元再发通电，引咎自责。
　　在这份通电中，他把责任都担了下来，承认自己“处置失当”，应该受到“国家之严重处分”。
　　平津失守，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宋哲元很清楚这一点，而身上精神包袱之重，也使他不再幻想逃脱处罚。
　　但是有人来给他卸包袱了。
　　此人正是老蒋。
　　在与宋哲元这个原华北诸侯打交道的过程中，你说老蒋心底里对宋哲元没有恨，没有怨？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恨，很怨，甚至恨到恨铁不成钢，怨到哀莫大于人死。
　　可是恨过怨过之后，他又平静下来。
　　对宋哲元，不仅不能处罚，还要表扬。
　　为什么？
　　平津丢了就丢了，可是宋哲元过来，再也不用担心他投日或闹独立了，而且还可以用他来做一个榜样。
　　老蒋不是曾在华北设想过一个三角模式吗。现在居中的宋哲元是前车之鉴，两翼的阎锡山和韩复榘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如果对日再存侥幸心理，今后将会面临着怎样的严重后果。
　　这么一算，不吃亏。
　　一个人有没有大局观，就反映在他究竟喜欢算大帐还是计较小帐上。
　　当时媒体舆论免不了对宋哲元的责任问题口诛笔伐兼追究不休，平心而论，即使不算北平的失守，先前私吞国防费用、截夺中央税款乃至私自和谈、贻误战机，都是可以给人抓把柄的话题，而宋哲元“擅自”撤离北平一事则首当其冲。
　　对此，老蒋虽然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在回答外界质疑时却竭力为之辩白。
　　（886）
日期：2010-11-19　06:36:46

　　我早就让宋哲元离开北平了，他应该在保定指挥军事嘛，怎么能在北平呢。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宋哲元不过是照着我说的做了，而且还做晚了。
　　说到激动处，老蒋一伸手，索性把所有责任都揽了过去。
　　我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的问题，“余一人负之”，跟宋哲元没有关系。
　　这些言论都是公开发表在媒体上的。说完了这些，老蒋又让宋哲元到南京来谈一谈。
　　可是宋哲元哪里敢去。
　　你说的虽然是好听，我真去了，会不会让我上军事法庭呢。
　　照例，他得让秦德纯先给探一下路。

　　当着“秦军师”的面，老蒋着实把宋哲元一顿好夸，说他在华北“忍辱负重”，说他为中央赢得了“抗战的时间”，说得秦德纯都红着脸低下了头。
　　宋哲元不是把军长给辞了吗，这好办，老蒋大笔一挥，将29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让他去做集团军总司令。
　　宋哲元完全愣住了。
　　不久，他亲赴南京，并发表谈话：抗战必胜，拥护“蒋委员长”。

　　如此一来，老蒋又提前为自己赢了一局，而且以后还将从中得到更加令他意想不到的巨大回报。
　　此时的北平，却正在上演另一幕活闹剧。
　　宋哲元走人，张自忠认为华北的头非己莫属，但他没想到的是，由于脱离了抗日主旨，此时的他已众叛亲离。
　　据刘汝明回忆，在刚听到张逼走宋的消息传来后，他如同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不由“大为困惑”，搞不清张自忠身上究竟出了什么状况。
　　当时旅级以上将官的像片都会被挂在部队营房，张自忠身为师长，更不例外，事发后，他的像片立即被愤怒不已的官兵撕得粉碎。
　　在日本人眼里，他也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眼看离间计已经成功，香月要踢开他，重开一席了。
　　出马的又是今井和松井这两口“井”。
　　他们找的人是江朝宗。

　　江朝宗是北洋遗老，跟段祺瑞、吴佩孚都是同辈人。可是跟后者相比，这人的德行操守实在是不怎么样，日本人把饵一扔过来，他就上钩了。
　　二“井”此行，是来谈成立维持会的事，他们让江朝宗当会长。
　　江朝宗也是一老滑头，他赶紧假意推托，说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不堪繁剧”）。
　　当然，谁都看得出，这是托词。真实的原因在下面。

　　北平“治安”不是有张自忠和他的政委会在那里“维持”着吗，何必再多一层组织呢。
　　那意思，张某人要是不高兴，撸撸了我们怎么办，那可是一个手上拿着枪的人。
　　今井嘿嘿地笑了笑，两码事嘛，你以前也有政界经验，不要客气。
　　江朝宗马上回过味来了，看来日本人是早有准备的。
　　但是如果不把日本人的底全部探出来，做汉奸还是没安全感啊。
　　这个底，由一个叫末次政太郎的人主动透了出来。
　　在民国史中，末次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他跟土肥原他们不一样，不直接插手特务活动，主要是搞各种情报。后来被称为孤本文献大宝库的“末次资料”就来源于他创立的“末次研究所”。

　　这个人可以说凡是中日的事情，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
　　当着一众汉奸的面，末次道出了缘由。
　　（887）
　　别看我们公开场合迎合张自忠，其实内心里恨他恨到剌骨的地步，廊坊之战，天津之战，“皇军”死了那么多人，我们除掉他才痛快，还能让他就职吗（“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
　　末次还没说“通县事件”哩，要牵扯起来，这跟天津之战又有脱不了的干系，要不是因此缺兵少将，张庆余的“造反”还不早就被抓灭了。
　　末次其实就是来给这帮汉奸吹风的。
　　他直接告诉江朝宗等人，就算我们暂时让张自忠呆在“委员长”这个位子上，也不过是几天的事（“亦不过数日事也”）。
　　7月30日，卢沟桥被日军占领。当天，北平成立“维持会”。
　　不过江朝宗老奸巨滑，他对张自忠仍有所顾忌，因此一直未正式就任会长一职。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6000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至于这么精锐的部队怎么如此容易就被“解决”，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阮玄武自己提供的，他说是他的副参谋长跟日本人勾结，把部队给出卖了，还有一种，却是说部队落此下场，完全是阮玄武指使那个副参谋长所为，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不管怎样，这对张自忠本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其实他早应该知道，一个人如果轻易选择背叛，那这个报应也很快会转移到他自己身上。如此看来，即使阮玄武真的背叛了他，也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
　　但阮玄武的结局仍然很倒霉，部队没了，手中空空如也，等待他的，亦只有逃亡一途。
　　现在，张自忠能够依赖的也许只有一个石振纲旅了。
　　石振纲旅此时却已是人心惶惶。
　　阮玄武旅和阮玄武本人的命运就直截了当地袒露在面前，连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其实，他下面的官兵，特别是刘汝珍和他的那个团，是早就不愿意留在北平了。
　　一个“广安门事件”，就打死打伤了那么多日本兵，对方会善罢甘休吗。
　　见石振纲也不安起来，刘汝珍趁势进言。
　　北平这里环境太恶劣了，我们在这里，只有投降一途，必须马上突围才行。
　　旅参谋长也赞成刘汝珍的意见，并且表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弃官走人。
　　石振纲见众人情绪很激烈，便也点头同意。不过他否决了刘汝珍的另外一个建议。
　　刘汝珍说，我们突围之前，先干他一下。北平城里不是有鬼子吗，我们杀他个一干二净，反正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成一双，然后再跑，岂不痛快。
　　石振纲认为这样不妥。
　　表面的理由是，不要把这座千年文化城给毁坏了，实质还是怕因此遭到日军注意和围攻，不但突不出去，还得被消灭掉。
　　最后众人的分歧开始集中到突围路线上。
　　往南，到保定，这是一开始大家都想到的。
　　但这条路线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南苑、大红门的失守，一路上已被日军重兵控制，很难突破。
　　（888）
日期：2010-11-20　16:36:27

　　南既不成，何不往北。
　　往北，实际上是绕一个圈子，然后到察哈尔去找刘汝明。
　　这条路线好，可以出敌不意。
　　8月1日，深夜。
　　石振纲旅全部上刺刀，悄无声息地出了北平城。
　　他们此行聪明还聪明在，突围之前，已提前把北平郊外的电线都割断了，等到城内日军发现，却联络不上北郊的日军。
　　当然，这一路也并非坦途。后面的追兵，天上的炸弹，都会把一些意志薄弱者吓退。身为旅长的石振纲都走到半路了，还是心有不甘，竟然又脱离部队，折回北平去了。
　　刘汝珍扛起大旗，率部继续前进，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终于把部队带到了察哈尔。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一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所谓的“政委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委员长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妆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回老部队的，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先到济南，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
　　据他的弟弟回忆，此时的大哥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面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终于打破沉默。
　　你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不得不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
　　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个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29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更向日本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北平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
　　怎么办呢，他便厚着脸皮去找今井拉关系，求后者帮他说动香月。
　　仍然没消息，冷家骥想做官想得发了疯，索性豁了出去，又让江朝宗帮他去问。
　　江老头子被他纠缠不过，便去找松井“疏通”，说是你们原先答应过姓冷的，只要进维持会，就给他一个北平市长干干的呀。
　　松井哼了一声，胡扯，哪有这种事。
　　不仅没给，还把冷家骥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他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889）
　　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这位老教授流着眼泪对蒋介石说，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自己的所有学校都将像这样付之于炮火，个人的几十年努力终究还是要毁于一旦了。
　　老蒋宽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还你一个南开大学。

　　这些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打发，最难缠的是胡适。因为此人学贯中西，又一直评论时事，身上颇有点书生意气，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与汪精卫欲说还休不一样，胡适几乎是在向老蒋“苦谏”。
　　就在国防会议的前一天，他还希望能够“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胡适看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则“中央军力全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军精锐将尽数毁灭。
　　这个老夫子始终在一边观察国内局势，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在喊民主宪政，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今日之雏形”，根本就不是靠他的那些民主理念支撑起来的，实际就是靠“中央军力”在维系，一旦毁坏，就什么都没有了。
　　胡适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打，肯定是要败的，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老蒋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在第二天的国防会议上，他还拿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教授开了个玩笑，言谈中，“颇讥某学者之主和”。

　　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其实这都是做给人看的，以便在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抗日领袖形象。
　　内心里，老蒋又何尝想现在就打。他先前即使把中央军派入河北，也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日本人，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对方的“不敢牺牲”。
　　（890）
日期：2010-11-21　19:13:19

　　没有料到日本这次是动真格的，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往关内调兵，而且连取平津等地，以致整个华北已朝不保夕，如此，即使你想收都收不住了。

　　当年黄郛病重时，老蒋去看望自己的义兄，曾亲口告诉对方，抗战准备已完成了一半。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事，以此算来，到“七七事变”，至多才一半多一点。
　　蒋纬国在自传中披露，他父亲的备战构想，是预定在1939年之前，完成海陆空的全部配备，届时仅陆军就可编训出80个德械师。
　　然后，再启动收复国土计划，即先主动反攻东北，如果东北能顺利拿下，再趁势提出让日本把台湾还回来。
　　这是东边，等到这一边解决了，可转而向西，着手收复实际已处于独立状态的北疆广大区域。
　　晚清末造，李鸿章和左宗棠曾各执一端，一个要保东部海疆，一个要守西部边陲。那是实在没有办法，国力所限，只能顾一头，保得了这个就保不了那个，舍此不能就彼。

　　老蒋的计划，是在条件成熟后，把李左没搞定的事情打包一块解决。
　　但这需要时间。
　　胡适说得没错，现在和日本决一胜负，远未到“成熟”的时候，可是你能不打吗？
　　左宗棠当年远征西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一定要跟他们刀兵相见不可，问题是，你越低声下气，他反而越是盛气凌人，浑不把你放在眼里，以致胃口越来越大（“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极”）。
　　那是60年前，这位民族英雄针对阿古柏及其背后的“北夷”俄国说的。60年后，“东夷”日本的做派几乎如出一辙，说明“谦”和“俯”都没有用，对方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更何况，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权其实根本就没有“和”的能力。这一点，胡适后来也看出来了。
　　“和”也需要能力？
　　当然，而且更需要能力，需要这个国家足够强大，才能真正做到所谓的“忍辱避战”。
　　苏联，面对日本在东北的挑衅，可以一忍再忍，因为他足够强大。

　　美国，面对日本在远东的胡作非为，也可以视而不见，同样因为他足够强大。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忍辱”，皆因其内部政权巩固，本身都是重量级拳手，一个个肌肉发达得很，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置对方于死地。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举妄动，这样可以准备得最充分，并且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出击时机。
　　老蒋可以吗，到现在为止，他的主要势力范围还是那几个省，好不容易借抗日建立起了一点权威，要是一下子又服软坐地上的话，再次从中央沦落到诸侯都有可能，还当什么全国领袖。
　　所以胡适说的那些，老蒋都明白，可是知道归知道，他却不能去做。

　　当着众人的面，他把这个看上去“愚腐而怯懦”的老夫子着实奚落了一番，可是私下里两人交谈，说到体己之处的时候，他又承认胡适说的不无道理，只是蒋某人亦有无限之苦衷耳。
　　（891）
　　胡适你说要“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那我就要跟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第三国作保人，连谈判的结果都毫无保障啊。
　　关于这一点，老蒋深有体会，远有“一二八”，近有“秦松协定”，当时都答应得好好的，条件也满足他了，可是刚刚签好的书面协议，日本想撕毁马上就能撕毁。
　　老蒋的“苦衷”，不啻也狠狠地将了胡适一军。他既然推崇英美，自然对这些国家都很了解，后者号称“民主国家”，民众态度和自己的选票直接挂钩，他们是绝不会为了救中国而冒任何一点战争风险，从而引发选民群起倒戈甚至攻击的。
　　现在这种时候，又有谁敢跳出来引火烧身，充当你的“保人”呢。
　　至此，胡适开始从低调俱乐部中走了出来，在对日态度上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久，他就接受老蒋的要求，远赴重洋，到美国做抗日宣传去了。
　　临走时，他诚恳地劝告自己的“低调同志”：和比战难，难百倍！所以，只能一战。
　　可是我们有打赢的希望吗？

　　按照老蒋自己在国防会议上的演讲，在中日之战中，假如中国能打赢的话，民族自可复兴，但是倘若战败呢，那就不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可以复兴的，有可能要“万劫不复”了。
　　后果这么严重，眼看两国的强弱对比又是如此悬殊，谁能打包票你必赢呢。
　　老蒋彷徨四顾，他要的也不是到处都有的“高调”，而是需听一些真知灼见。
　　大帐之下，忽有一人出班言道：能赢！
　　此人就是被称为民国兵学第一人的蒋百里。
　　在老蒋的诸多文臣武将中，杨永泰是比较纯粹的臣子，而黄郛则是亦臣亦兄，朱培德是亦臣亦友。
　　和他们比起来，蒋百里和蒋介石的关系则更特殊，却是亦即亦离。
　　民国年间，在国内军事学领域，论资历、学识和声望，几无人能出蒋百里之右。杨杰、白崇禧虽然也在“军事家”之列，可跟他比，还差得很远。因此之故，不光老蒋，当时军政两界的高层，都对这个军事天才不胜器重和仰慕。
　　据说冯玉祥练兵时，会给老西北军的部将们发小册子，里面都是一些名将的治军格言，比如里面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
　　这都不稀奇。稀奇的是，中间还有一个“蒋方震曰”。
　　方震是蒋百里的名字，百里为字，可知此君在民国将帅心目中的地位。

　　既然是名人，自然就会有名人的做派，可却又要在别人下面做事，怎么摆，往哪里摆都是一门学问。
　　老蒋授给他的官职很有讲究，叫做“军委会高级顾问”。
　　地位很高，但又不担当什么实责，没空的时候写写书，有空的时候顾顾问问，很适合蒋百里那种有些学究气的个性。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蒋百里出版了一本书，正是此书最终奠定了他的大名。
　　书名：国防论。
　　（892）
日期：2010-11-22　18:22:35

　　对于如何进行抗战，国共两党后来都有一些很精僻的论断，但无论是“用空间换时间”，还是“持久抗战”，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国防论》的影子。
　　这是一本兵学名著，但仿佛又是一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预言。
　　蒋百里认为，中国有把握打赢这场战争。
　　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虽不擅于外侵，却长于自卫，不以武功著称，但战胜强敌的例子亦不胜枚举。
　　蒋百里不在抗战前沿，从始至终，也未直接指挥过一仗，可他对胜利始终抱有信心。

　　他曾对人说，不管我们打到什么程度，“输光穷光”都不要紧，五年、八年、十年也无所谓，最后一定能赢。
　　显然，“蒋军事学家”的理论，曾直接影响了“蒋军事家”的判断、思维乃至斗志，但是后者作为担当实务之人，无疑比前者看得还要远一些。这个我们不妨放到后面慢慢分析。
　　8月7日，即张自忠宣布辞职的第二天，老蒋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块，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老蒋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老蒋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广西李白拿着老蒋“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桂系将领都召到一块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不是假抗。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29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白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怎么轮，也得轮得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893）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老蒋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没奈何，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川滇两省都曾爆发大规模的抗日请愿游行，尤以四川最剧。人最多的时候，据说军师长的家门口都天天有人在演讲围观。
　　民国以降，所有国内省份，数川中内斗最为剧烈，简直就是又一个迷你版的“小中国”，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牛鬼蛇神全都出来了，打得那叫一个热闹。
　　这就让刘湘和龙云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打内战时你们那么起劲，怎么轮到外战（“国战”）就不吭气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或者“诸侯”，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以抗战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的，要不然，牌子就很有可能被砸掉。
　　对于刘龙两个“诸侯王”来说，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此前经过杨永泰等人的不断渗透，川滇从政府机关到军队，都日渐开始“中央化”，两省都有经过整军计划改编的“杂牌中央军”，这些军队可是直接归中央指挥的。

　　丢了枪杆子意味着什么，刘龙比谁都清楚。
　　与其坐等人家来“改编”你，还不如主动出击，有了军功，位置反而可能坐得更为稳当。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其中，以“特工王”戴笠的发言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他说猪养肥等人过年，是绝对等不来和平的。
　　此言一出，众皆叹服。
　　（894）
日期：2010-11-23　18:07:12

　　老蒋说要战，大家也说要战，那是肯定要战了。但这时候国民党内及各派系的主流意见，仍是“以战避战”，或者说是“以战孤敌”，哪怕是战败后再讲和。
　　不是每个人都像蒋百里那样拥有超人自信的，而且这位军事学家也说得太吓人了，他是要砸破锅底跟人干哪，要知道，自古以来，打仗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最后赢倒赢了，却锅碗瓢盆全砸得稀巴烂，再也无法收拾，那这样的赢也自动贬值了。
　　毕竟大家不是在打电子游戏，这局结束马上就能重开一局。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战争说到底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比战争对国家和百姓的损害更大了。
　　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场仗打下来，战败国固然是一头倒地，即使是战胜国，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元气，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客观地说，“蒋军事学家”和“胡博士”的论点都有一定道理，打是一定要打，而且要抱着赢的希望去打，但如果能够适可而止，“战而后安”，那就得喊阿弥陀佛了。
　　不过在这之前，一定要像蒋百里说的那样，让对方明白，真的打起来，你也是要皮开肉绽的，那他就不敢再打下去了。

　　老蒋对国防会议“未有之盛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果甚为满意，认为是奠定了抗战“胜利之基”。
　　与此同时，国共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二次合作的谈判。事实上，召开国防会议时，周恩来、朱德都在应邀之列，且已到达南京，但他们并未出席会议。
　　这与双方在一些条件和协议上未能达成一致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当时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很大阻力，汪精卫对此尤为反对。
　　过了一年多后，汪氏脱离重庆，叛国投敌，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不愿与共产党合作”。

　　若论声望和权威，蒋早已远远压过汪，但后者在国民党内仍拥有一定的支持者。
　　一边是汪的掣肘，一边是谈判进展不顺，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他为此时时感到头疼，“愤怒甚盛”。
　　可是蒋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内成事，就在于他不仅“威”，大多数情况下还能“忍”，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此前，他已经不顾汪精卫等人的阻挠，亲自干预“七君子”事件，下令把“七君子”都放了出来，并邀其来南京开会。
　　这不仅兑现了他在“西安事变”时的承诺，也为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搬除了又一道重要障碍。
　　谈判还在进行，只是谁再往后退一步的问题了。
　　举国都在磨刀枪，举国也都在看华北，而此时的华北，狼烟正在继续蔓延
　　（895）
　　8月8日，日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中国驻屯军”（即编制扩大后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北平。
　　一位中国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渲泻自己的爱国情绪而已。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可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却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真是充满了悲凉和屈辱。

　　悲凉需要用行动来扫清，屈辱需要用抗争来洗刷。对于中方来说，和战方略既定，第一步无疑就是要在华北与日军抗衡。
　　还在平津未失之前，老蒋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宋哲元一退出北平，他马上就把应变方案拿了出来。
　　他将华北划为第一战区，自兼战区司令长官，帐下召齐“新五虎上将”，除宋哲元外，另有刘峙、韩复榘、白崇禧、顾祝同，以五大集团军的阵容，组成了一道防守屏障。
　　老蒋把阵势往前一摆，香月就立刻有了压力。
　　他手上虽有一师三旅团，但仅仅对付一个29军，尚且还感到兵力不足，乃至天津“后院起火”的时候，都不得不向关东军大本营呼救。现在前面呼啦拉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部队，就不敢再等闲而视之了。
　　不能进，当然也不能退，只能先守。
　　香月将主力全部收缩于平津，一面防备对手反攻，一面等待援兵，也就是国内动员的那3个师团。
　　与原先预想不同的是，即将开来华北的，将大大超出上面这个数字。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到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年轻去白费口舌了。
　　（896）
日期：2010-11-25　00:01:49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得不得。怎么样，支那有你说得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来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 33 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由准战时体制向战时体制进行过渡。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当然，统帅部只是一个名义，具体操持还得杉山元等人来。
　　这个时候，近卫首相来找杉山元谈话了。
　　他此行的目的，不为别个，说穿了，就是想再投机一把。
　　眼看平津已经拿下，便宜也占得差不多了，这位就想，为什么不趁此时让中国人站出来讨个饶呢，这样又有好处又有面子，岂不乐哉。
　　跟杉山元一说，后者也频频点头，对啊，我们原来持的就是“不扩大方针”嘛，只要中国军队自己退出河北，见好就收也行。
　　不过“停战”这码子事，当然不能由“得胜”的“皇军”主动提，得由中方提。
　　如何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中国人，这是个问题。因为不能通过公开渠道，只能走秘密渠道
　　平津沦陷之前，近卫曾派西园寺的孙子来华探听风声，这次他决定继续让“民间人士”发挥作用。
　　出马的是船津辰一郎，时任在华日商纺织业公会会长。看上去是个生意人，不过他以前在上海天津都担任过总领事，实际上有着一定的政府背景，也有外交经验。

　　根据国研所当时得到的情报，近卫是打算停战与“调整邦交”同时进行。
　　中方先提出停战：我打不过你，我认栽了。
　　然后将中央军全部撤出河北，再然后，对伪满予以承认或默认。
　　这个是实的，是日本准备让中国政府这么干的。后面还有虚的，即所谓“调整邦交”。
　　什么“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甚至于一纸便条的“何梅协定”，我们都废除，政委会和伪冀东自治政府也全部撤消。
　　船津秘密来到上海，他要见的人是高宗武。
　　（897）
　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也是“低调俱乐部”中的一位活跃份子。
　　胡适在未离开美国之前，曾一再叮嘱老蒋，谓外交路线不可断，而从事对日外交的人选，他又属意高宗武。
　　老夫子这句话不要紧，一下子抬高了高宗武的份量，结果形势这么紧张，蒋汪还都抽出时间分别约谈这位司长，可见期望之甚。
　　船津到上海的时候，高宗武也在那里。
　　他在干什么呢？

　　奉蒋之命，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的话，中国一定打到底，决不会再中途妥协，跟你签什么“塘沽”或者“上海协定”。
　　后者答应转报政府。
　　由于事先得到了国研所的情报，船津还未开口，高宗武对前者身上所负使命已经大致了解。会谈结束后，他即返回南京向蒋汇报。
　　至此，双方都给对方带了口信。

　　这两个口信，都互有说法。
　　先说船津的那一个。
　　日本要中国停战，并且“不扩大”，把战争限制在华北，这个老蒋信，但他同时也相信，所谓“不扩大”，是其不能也，非不欲也。
　　日本陆军的常备兵力，仅有17个师团，其中，关东军占去4个，朝鲜军占去2个，那就只剩下了11个。他总不能不留人看家吧，所以这次国内只能动员3个师团来华北。
　　“不扩大”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日本的年度计划里就规定得清清楚楚。上面说了，不能在华北、华中同时出兵，而只能一个个来。比如华北打仗了，那么华中就应采取缓和态度，而不能从华北“扩大”至华中，相反亦然，华中打仗，就不能“扩大”到华北。
　　已经派了3个师团去华北，在华北战事未最终见得分晓之前，华中等其它地方就应暂时“不扩大”。这才是近卫和杉山元见好就收的真实用意。

　　另一方面，老蒋对“调整邦交”那个段子则完全不信。
　　日本人那种性格脾气，尤其是在打“胜仗”的时候，他是肯主动把咽下去的肉再吐出来的主吗？
　　早在“河北事件”前后，就让他们撤废“淞沪”、“塘沽”两协定，甚至不惜以“共同防俄”来作诱饵，但结果怎样，两协定不但没废，还又多出了另外两个协定，成了现在的“四协定”。
　　那尚是29军能够控制华北的时候，如今平津都让你们给占了，却说愿意把“四协定”全撤掉，这不明白着是在忽悠人吗？

　　再说那个什么政委会和伪冀东自治政府，谁不知道你们又弄了一个维持会，到头来换汤不换药，华北只会变成真正的“华北国”。
　　近卫“诚意”到如此程度，就可想而知他的“船津工作”会有什么结果了。但老蒋为什么还让高宗武私下与船津接触呢，就是因为胡适留下的那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谈归谈，打归打。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高宗武带给日本大使的那个口信，里面究竟有什么玄妙呢？
　　（898）
日期：2010-11-25　23:09:42

　　如前所述，日本原本从政府到陆军都没有在上海再开辟一个战场的打算，老蒋其实早就明了这一点。
　　可是海军会不会另开一席，这个事情得考虑，因为当年的“一二八”可就是日本海军先扯出来的旗子。
　　要观察这一点，只要看一个信号。
　　那就是日侨撤没撤。

　　我们不能否认，一个近现代国家真正强大与否，还得看它对侨民有没有保护能力。
　　为什么要说是近现代国家呢？
　　看看我们中国就知道了。几千年来，古代王朝对不在自己疆域内的“化外之民”似乎都没有什么保护意识。特别是到满清一代，朝廷之上，那些所谓的“主子”，视老百姓个个如“奴才”。别说华侨，即如对待国土之上的民众，又哪里肯负什么保护之责。
　　在一定意义上，民国是我们进入近现代的一个标志。里面那么多的优秀外交家，对国际惯例是知道也是尊重的。
　　可问题是，我们想保护，却没法很好保护，或者说，没有足够能力很好保护。

　　“七七事变”后，中国外交部曾一再讨论，要不要对日本宣战，最后的结论是既不宣战，也不绝交。
　　除了担心一旦宣战，外援军需无法输入外，在日华侨可能会遭驱逐或拘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没有那么多船，没有办法把他们接回来，即使接回来，战火就在国土上燃烧，我们能保护他们吗？
　　这都是个问题，所以“不宣战”也是对华侨的一种保护。
　　日本对日侨的保护当然也很上心。
　　散处长江沿岸的各地日侨，总计有29230人。人多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散，一旦上海这里打起来，直接派兵四处保护，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只能在动手之前，进行大规模撤侨。
　　观察哨的任务，老蒋也把它交给了国研所。

　　根据国研所的观察，截止七月下旬，米内海相都站在稳健派一边，除因为华北局势紧张，把正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3舰队撤回上海进行警戒外，并未采取任何撤侨措施。
　　上海的日本海军也一直没有动弹，无兵力增加迹象。
　　这说明，日本海军不会像“一二八”那样轻举妄动。
　　可是自7月28日以后开始，情况就不对了。
　　日侨突然像下雨前搬家的蚂蚁一样，蜂拥着往外跑了。
　　最早是汉口的日侨。当时本来有一只日本商轮停在那里，准备装着货走路的，忽然接到命令，把货全部卸掉，只装人，而且迅速撤出武汉。
　　这之后，日侨就像疯了一样，拼命往船上挤，大多数人连身上的衣物都没来得及带，有的人刚刚还在吃着饭，扔了碗就跑。
　　其惊惶失措之态溢于言表。
　　真是太让人吃惊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吃惊的人里面，就包括老蒋。
　　老蒋吃惊，不单是认为日本有在上海动武的可能，还暗含着另外一个心事。
　　完了，一个重大的计划流产了。
　　（899）
　　这个计划，就是一直在酝酿并实施当中的长江封锁计划。
　　近卫说要停战，老蒋也曾经有此一念，但正如他先前对胡适说过的，这种停战，一定要有调解人或者砝码才能得到真实履行。否则，“船津口信”中的什么“四协定废除”啦，什么“不干涉内蒙”啦，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以前的停战谈判都可以找到调解人，作第三方保证。比如“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时候，找了英美，最后就实现了停战。
　　如今调解人是找不到了，所以必要的砝码一定得有。
　　我们能找到什么砝码呢？

　　老蒋找到的这个砝码，就是封锁长江航道，将长江内的日舰以及沿岸各地的日侨，全部关在家里，一并俘虏。
　　好了，现在不是我主动要求停战，而是你要哭着喊着请我停战了。
　　这么多日舰和日侨，都在我手上，你说怎么办。
　　我看，华北也不用打了，你们先把日军全部撤出河北再说吧。
　　这个设想很大胆，但同时也具备很大的可操作性，如果不是中间出现意外的话。
　　当天汉口日侨急于撤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北方正好发生了“通县事件”，日侨及所谓的“在乡军人”多有伤亡记录。
　　日侨撤离，日舰也在争先恐后地往长江下游溜。
　　老蒋急了，立即下令给海军部部长陈绍宽，要后者封死吴淞口。
　　但还是慢了一拍，这几十艘军舰此时已经大部分冲过封锁线，逃到吴淞口外的内海去了。
　　此后整个计划都失去了执行的可能。
　　由于人多，船不够用，一直到8月9日，最后一批，约1千人的日侨，才在海军陆战队的护卫下撤至上海。
　　老蒋怒不可遏。
　　傻子都知道，一定是计划泄密了。
　　查，一个个地查，究竟是谁泄露了军机。

　　负责追查此事的是首都警备司令部外事组。
　　对于外事组来说，这是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因为知道这一军事机密的，大多是朝中重臣，你怀疑谁好呢。
　　天下的第一破案高手是时间。
　　做过贼的人通常都不会只做一次，做了这一次，一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只要等待。
　　大约一个月后，老蒋到中央军校讲话，警卫在听众中发现了两个陌生人。
　　这时候的老蒋已成为日本人想暗杀的首要目标，仅仅是几天前，日本为了将其暗杀，甚至不惜动用飞机袭击英国大使的车子，乃至导致那位大使都受了重伤。
　　原因也在于有人泄密，把老蒋可能藏身车内的情报泄露了出去。

　　大家立刻进行戒严搜查，但由于军校太大，还是被这两家伙给跑了。
　　不过事情至此，狐狸尾巴已经露了出来。
　　二人是坐车进校的，而每一辆进出的车子都必须登记，就在登记册上，前来侦查的外事组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900）
日期：2010-11-27　00:27:54

　　黄浚，字秋岳，行政院机要秘书。
　　其实在此之前，外事组已经盯上了他。

　　在英国大使受伤案中，老蒋为什么一开始想挤英国佬的车呢，就因为他认为日机胆子再大，也不敢向中立国大使馆贸然进行攻击。
　　本来他是在劫难逃了，可是吉人自有天相，临走时忽然又打消了这一主意。
　　事后，老蒋自己都觉得这事不对劲。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可能会坐英国大使的车的呢，要知道，这在当时也属最高机密。

　　了解这一机密的，还有一个汪精卫。
　　于是去问汪，汪精卫一拍脑袋，对了，我的秘书曾仲鸣也知道。
　　外事组再查曾仲鸣，曾仲鸣同样摸了摸脑袋，说还有一个人知道。
　　这最后一个人就是黄浚。
　　在民国文坛，黄浚这个人还是颇有些声名的，称得上是诗文俱佳。以诗而论，他是著名诗派“同光体”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连国学大师陈寅恪都对他的诗句念念不忘，赞赏不已。以文而言，他留下的民国笔记，更被认为是此间的第一流著作。
　　民国文人，尤其是知名文人，所能享受到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据说黄浚光给人写一寿屏，就可得大洋五百。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生活好的一点的人家，也得用上一年才花得完。
　　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平时尽管悠游山水之间，品读丘壑之美，于人于国皆有益处，有何不好，怎么会跟汉奸这样的恶名挂上钩呢。
　　外事组将黄浚逮捕归案后，一切真相大白。
　　原来这位老兄缺的恰恰就是钱。
　　黄浚自认名士，平时花钱如流水一般，像前面那个五百大洋，有时也不过是他打赏舞台歌女的一点小费。

　　他原在北洋政府里厮混，北洋倒台后，茫茫无所去处。时任南京政府主席林森便将他介绍给了汪精卫，汪氏也是一个诗人，因此对黄某很是赏识，不仅让他担任秘书，而且一些重大的会议都让他负责作记录。
　　公务员的薪水再多，对黄浚来说也是有限的，别的不说，光他小老婆的日常花费，就够他伤脑筋——后者号称北京八大胡同的第一名妓，这祖宗岂是一点点香火能供得了的。
　　于是黄浚也像当年的徐诗人一样，为了钱四处抓狂。只不过后者付出的代价只是生命，而黄诗人不仅丢了小命，连个人声誉也丧失得一干二净。
　　把他带上这条不归路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
　　这须磨本来是个悭吝小人，要不也不会为了一架照相机的钱，死乞白赖地去求高宗武了。
　　可是这钱得看怎么花，为了把黄浚收买为“特务”，他是肯花钱的，而且他花钱还有个技巧，就是走的是文人路子。
　　直接塞钱那多俗啊，人家是以汉学爱好者的身份，去向黄诗人求教汉诗的，“教”来“教”去，后者就不由自主地拿钱做了汉奸。不但自己下水，黄浚还鬼使神差地把他在外交部供职的儿子也一齐带了进去。
　　后来须磨因为没搞定“藏本事件”，被日本政府召了回去，但是黄浚父子已经牢牢上钩，并不断把剌探到的情报交给日本人换钱。
　　（901）
　　7月27日那天上午，陈绍宽在行政院作了一个封锁长江的内部报告，要求各部门采取配合行动。会上作记录的正是黄浚。当晚，他就把有关内容捅给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后者紧急通报东京方面，这才有了第二天日侨和日舰的夺命狂奔。
　　淞沪会战结束前夕，黄浚父子同被处决。
　　然而国家损失已无法弥补。这两父子帮日本人做了多年卧底，不仅卖情报，还卖地图。南京的飞机停泊地点共有13处，但在淞沪会战期间，被日机炸中的倒有11处之多。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是按黄浚提供的地图下手的。当然，那些地图也价格不菲，一张就喊价150万呢。
　　观黄浚一生，只一个可悲可叹可耻了得，文人能做到这种寡廉鲜耻的地步，也真是死不足惜了。
　　现在我们应该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老蒋要着急慌忙地让高宗武去上海给日本大使“带口信”了。

　　他在继续观察日本海军的动静，看对方会不会因此先己一步动手。
　　中国海军的封锁长江计划尽管失败，但给日本海军造成的剌激不言而喻。
　　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是现场目击者，他认为中国军队可能已做好了在上海作战的准备，因此要求东京同意增兵，同时将已集中在上海的日侨分批输送回国。
　　但是，封锁长江与上海开战并不能全然划等号。这一点米内海相要比长谷看得更清楚，所以他没有立即同意后者的请求。
　　尽管如此，米内仍然暗中将海军陆战队和航空队调集起来，随时待命，以应对长谷所说的那个可能性。

　　日本暂时还不想在上海另开战场，老蒋其实也一样，这时候他的注意力尚集中在华北，即如封锁长江之举，也主要是想通过俘虏日侨和日舰来迫使日方在华北让步。
　　不是说他对在上海开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长城抗战后，把朱培德、蒋百里、唐生智这些人召集到一块，穷数年之功，着力打造淞沪防线，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
　　但上海是什么所在，那是国际大都市，各国都在此处，不是你想打马上就能打的地方，而且中国自己也有通过它保持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打算。
　　既然日本海军面对“封锁长江行动”都还能忍住不出手，那我们更没必要急于上去捅破它了。
　　此前，一位大将已来到南京。
　　他就是曾参与指挥过“一二八”会战的张治中（保定第3期）。

　　“七七事变”时，这位黄埔军校教育长尚在青岛养病，一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马上一跃而起。
　　国难当头，军人岂能安然躺于病榻之上。
　　正是用人之时，大将来到身边，老蒋自然高兴，马上授之以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不过他也知道张治中此行的目的，人家来了就是要打仗的，你让他在家里“警备”如何坐得住。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给我记住，千万不要在上海滩主动给我惹事啊。
　　（902）
日期：2010-11-27　17:04:08

　　张治中答应一声，就去上任了。
　　当时为了备战，中国已在上海区域全面布防，仅从市内闸北到虹口的各个街道，就布满拒马、铁丝网等障碍物，而且还建筑了简易工事，设有岗哨，可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情形让日本人看了当然很是不爽。
　　你还带信给大使，说要我们不得在上海动武，可你们自己却在加紧布防，这也太过分了吧。
　　日本海军武官本田辅少将“气不过”，便向来带“口信”的高宗武提出抗议，认为构筑这些工事有违“淞沪停战协定”。不过高宗武并没理他这一茬，转过屁股就打道回南京了。
　　另一名少佐武官干脆直接去找上海保安总团。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要参观一下你们的工事，看看是不是符合“停战协定”的相关规定。
　　刚刚开口，马上遭到断然回绝。
　　让日本海军郁闷的事还在后面。
　　张治中上任了。
　　他以京沪警备司令的身份在上海转了几圈后，觉得光弄这些工事还不够。
　　张司令面陈老蒋，如果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我们怎么办？
　　“一二八”打响的时候，闸北好歹还驻有一个19路军，可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如今的上海市内，只有保安总团，这个保安总团，虽然经过秘密设计和扩充，但也仅下辖两个团，大约只相当于一个步兵旅，在装备训练和作战能力上，更无法和主力正规部队相比。
　　你拿他们去与海军陆战队对打，可能很快就会顶不住，太吃亏了。
　　老蒋觉得有道理。
　　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张治中胸有成竹。

　　当然有，咱给他来个“偷梁换柱”即可。
　　具体来说，就是以化装后的陆军正规部队，来代替保安团，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既增强了兵力，又不会受到“淞沪停战协定”的影响和限制。
　　这招其实并不新鲜，宋哲元在守北平时就用过。张治中算是无师自通。
　　得到老蒋首肯后，张治中便急调驻河南的钟松第61师。
　　但是中国的运输能力和速度非常有限，不能说你一个命令过去，人钟松立刻就蹦哒着跑到你面前。
　　首先赶到上海的是钟松师的一个补充旅，其中一部分穿上宪兵服充宪兵，另一部分穿上保安服扮保安。
　　老蒋同意“偷梁换柱”，但同时在场的何应钦却隐隐有些担心。
　　何部长毕竟比张治中要老成得多，他认为这件事可能还是瞒不过日本人，弄不好，会“闹出事来的”。
　　果不其然。
　　日本人马上嗅出了味道，好哇，工事的事还没解决，你又要添兵，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既然武官不起作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就亲自登门，找上海市长俞鸿钧讨要说法。
　　你们在上海究竟增加了多少保安队，筑了多少工事，你得给个数字我。
　　（903）
日期：2010-11-28　09:11:39

　　俞市长是民国时的政经专家，擅拨算盘珠子，但他同时又是教会大学出身，做过记者，搞过宣传，英语极佳，口才很棒，遇到这类事几乎都是轻轻巧巧，四两拨千斤。

　　保安总团又不是正规部队，连我都没有这类明细册。
　　至于防御工事，拜托冈本君你回去翻翻“停战协定”的全部条文，有哪条说不让建了。
　　只要对照一下“停战协定”，就知道，中方无论是保安总团还是防御工事，都不成其为敌对行为
　　冈本无言以对。
　　俞鸿钧趁势反戈一击。
　　据我所知，“一二八”的停战协定线是八字桥，你们海军好象已经过线了，有没有这回事，那才是标标准准的“敌对行为”呢。
　　冈本赶紧走了。
　　日本人肯这么跟你“讲理”，是因为日侨和日舰还没有全部撤完。
　　到8月9日这一天，撤完了，他们的态度又重新变得嚣张起来。

　　跟支那人费什么话，我们直接去看看不就得了。
　　当天，陆战队驻沪西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军曹决定探探“虎穴”，他要去的地方是虹桥军用机场。
　　说是剌探军情，大山却不愿意“偷偷摸摸”。
　　他既不爬围墙，也未钻狗洞，而是带上一个一等兵斋藤与藏，两人骑辆摩托车（一说为汽车），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就直奔机场入口处而来。
　　驻防机场的就是改装成保安队的补充旅。这些官兵都是正规部队，作战意识很强，门口的哨兵看到日本人闯过来，马上举起了枪。
　　此乃军事重地，擅闯者格杀勿论。
　　随着一声枪响，大山头一歪，倒在了车里面。一旁的斋藤见势不好，脸都吓白了，赶紧开着车想溜。

　　驻防官兵喝叫停步，但斋藤哪里敢停，就听见后面子弹嗖嗖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弃车往田野里钻。
　　到底是正规野战军，枪法还是有些准头的，斋藤跑着跑着一头栽倒在地，也翘了辫子。
　　在验尸时，补充旅从大山的衣服口袋里搜出两张名片，明确了死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身份。
　　此即虹桥机场事件（日方称“大山事件”）。
　　听说了一下子打死了两个鬼子，这消息着实把俞鸿钧市长吓了一大跳。
　　虽然这时距离“一二八”已相隔5年之久，情势也大有不同，但因为是和日本人打交道，俞鸿钧仍然不敢稍有怠慢。
　　这事恐怕瞒不住日本人，而且今后肯定还要引起外交纠纷。
　　为了交涉时对我们有利一些，俞鸿钧眉头一皱，随即从监狱里弄了一个死囚犯出来，让后者穿上保安团的衣服，然后将他打死在虹桥机场门口。
　　于是，整件事情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大山军曹要强行冲进机场，而且是他先开枪，把保安队员给打死的，我方纯属自卫。
　　（904）
　为了不致令矛盾激化，俞鸿钧又通知保安总团，暂时将一些岗哨后撤一定距离。
　　哪些岗哨呢，就是离日侨聚居地稍近的那些。
　　别看他们是侨民，里面带枪的“在乡军人”多着呢，而且平时还非常凶横，如果这些人又人五人六地跑出来，免不了还得挨咱们的枪子，到时不弄出新的外交纠纷才怪。
　　忙完这些后，俞鸿钧才打电话通知冈本，让对方赶紧派人前来处理，以免事件扩大。
　　冈本一听，竟有此事，便打电话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你们海军有人出事了，快去看看吧。
　　不料这时却出现了一个令冈本也啼笑皆非的事，海军陆战队完全否认，还称这是谣传。
　　我们陆战队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人外出好吧，他们认错人了，你怎么能轻信谣言呢。
　　冈本气得把电话挂了，又去找海军武官本田辅少将。

　　不料本田辅的反应如出一辙，还没等冈本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
　　弄错了，弄错了，海军怎么会有事没事出现在对方的军用飞机场门口呢。
　　看来这大山算是白死了。做海军真不值啊，为了保住面子，他们竟然连尸首都不打算要了。
　　在冈本的一再要求下，海军方面总算不情不愿地派了一个少佐武官和陆战队参谋过来，加上一个领事馆领事，三人一同去现场认人。
　　一看，呵，“保安队”的枪法还真准，大山、斋藤都是头部被打穿后一命呜呼的。

　　在死者身份再也赖不掉的情况下，海军终于恼羞成怒跳了起来。
　　他才不管大山是什么原因毙命的呢，反正是死了，这就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原先还想把这件事遮掩过去的本田辅出来讲话了，我们不能让死者作“无意义的牺牲”。言外之意，他要把“无意义”变成“有意义”。
　　冈本会见俞鸿钧时，更是“直言不讳”。
　　说一千道一万，反正海军就不能死，死了，就是对“皇军”的极大侮辱。
　　据冈本说，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全日本都“激愤”了。

　　不管是谁闯的红灯，只要人死了，你就得负责任，而且是全责，这就是日本人的混蛋逻辑，俞市长的“现场”都算白摆了。
　　冈本进一步向俞鸿钧提出，死人的事回头再算，眼下，你得先让保安总团撤退，同时拆除上海的所有防御工事。
　　在此之前，俞市长已经让一些岗哨后撤，所以他认为再撤已经没必要了。
　　冈本却不肯罢休。
　　哼，你退个一步也叫退，我得派人去监督，看你们到底退了有多远。
　　俞鸿钧忍无可忍。
　　这是我们的国土，我撤是我自己愿意，不是听你命令的结果，凭什么要让你们的人在旁边看。

　　冈本一时语塞，想了一下，忽然记起，听去现场调查的参事回来讲过，守卫机场的“保安队员”枪法准极了，子弹都是打在脑袋上。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说这些“保安队”来历不明，但却临时扯出来一个新的词汇，叫做“保安队的军队化”。
　　（905）
日期：2010-11-29　09:49:24

　　你看看，说是说保境安民的“保安队”，怎么训练得这么好，枪法是怎么练出来的？
　　有这样一支“军队化”的保安队，不仅“停战协定”不允许，还“妨碍治安”，这不是让我们在上海的日侨天天担惊受怕吗。

　　不提日侨尤可，一提这个，俞鸿钧也反唇相讥。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训练“保安队”，皆因你们的日侨也太“军队化”了，整天不守秩序，无事生非，恶意挑衅，这样双方的外交纠纷只会越来越多。
　　你要质疑我们的“保安队”，请先管好你们的侨民。
　　冈本在上海市长这里占不到什么便宜。回去后，就恨不得军队全部开到上海来“动真格的”，给中国人一点厉害瞧瞧。
　　哪有这么快啊。
　　不过，他的那句“全日本都激愤了”倒也不完全是夸张，至少在东京，米内海相已经坐不住了，他蹭地一下，从稳健派跳到了强硬派。
　　8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米内除将待机的陆战队和舰队紧急调往上海外，还难得地在内阁会议上对杉山元说了“软话”，要求陆军派兵至沪，帮助海军保护日侨，甚至直捣南京。
　　“一二八”会战前鉴不远，米内自己对他的海军陆战队有多少料水都心中无数了。

　　看到一向自视甚高的海军在自己面前也低了头，杉山元心里乐得跟什么似的，暂时也就没什么工夫计较往日的恩怨了。
　　行，没问题，不过这需要报请统帅部批准，你先用“外交交涉”把他们给拖住。
　　然而，米内和杉山元都没想到，这回中国军队要先发制人了。
　　和上海市长看问题的角度稍有不同，张治中心里想的不是交涉，而是打仗。
　　这位警备司令立即去见老蒋，说事不宜迟，快动手吧。
　　“一二八”时，是他打我，我才还手，这次却不同，只要判断他想打我，我就先打他，此谓“先下手为强”。
　　这里面还有个缘故。
　　当年的“两师一总队”中的两师已经暗中调至苏州无锡一带，但它们离上海还有距离，开到这里有一个时间差。如果我们不抢先出手，让对方先把拳头伸过来的话，那在上海御敌的就只有两个旅——一个保安总团和一个乔装改扮的补充旅，你说有多危险。
　　不能“先下手为强”，就免不了要“后下手遭殃”。
　　老蒋正在为又一个“事件”被制造出来而发愁，愁得甚至连中午饭都吃不下去，因为每每这时候，都是日本人要无休无止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前兆。
　　听完张治中的建议，他终于下定决心，事到如今，退无可退，就在上海和日本人干了。
　　拿到尚方宝剑之后，张治中星夜将他的警备司令部从苏州移至上海以西之南翔，并将两师及炮兵部队火速运往上海。
　　不过，他一开始给两师下达的指令，还不是赶到上海市区，而是先在郊区集结待命。
　　但这个指令，却被一个师长给改变了。
　　（906）

日期：2010-11-29　17:52:14

　　这个师长就是88师师长孙元良。
　　我们应该记得，在“一二八”会战中，第88师打得惊心动魄，一个庙行大战，连旅长都受了重伤。最后的葛隆保卫战，当时同样身为旅长的孙元良因战况紧急，连遗书都已写好，就差拿杆枪亲自上阵肉搏了。
　　对于这个血肉厮杀过的地方，孙元良的印象自然十分深刻。

　　88师接到的命令是屯兵真如，可是等孙元良坐着紧急征用的火车到了真如一看，不对，此处作为阵地不理想啊。
　　你说往上海市区方向攻吧，那里多是高大楼宇，一旦为日军先行控制，就得攻坚了，而且还得仰着个脑袋攻坚，那不吃力死才怪。
　　再说防吧，这里跟庙行差不多，都是平原，连个险地儿都没有，如何可守。
　　孙元良于是决定不再按原命令执行，而是率先头旅直接插往闸北。
　　老蒋的中央军有时类似于黄埔军校，张治中对待下面这些旅长，也基本上就是教育长和学生的关系。
　　孙学生说，老师，我觉得这样往前跨一步更好。
　　张老师一看，行，那就这么办吧。
　　于是，后面的部队也都跟着进了上海市区。
　　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上海市民一觉睡来，竟然发现满大街都是头戴德式钢盔，脚穿草鞋的中央军正规部队，仿佛是从空而降一般，不由个个又惊又喜。
　　事实上，孙元良师进入上海市区对于淞沪会战非常重要，尤其是扼住闸北这一举动尤为关键，否则，整个战局极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种种迹象表明，急于在上海重开一局的，将不再是日本政府和海陆军，而是老蒋自己。
　　之所以要开避第二战场，张治中所讲的那些还只是表面因素，从深层次来说，中国选择上海作为新战场确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天时者，在日军盯住华北的同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使其不得不把部分兵力调至上海，比单纯的向华北层层增兵无疑要高明得多。
　　地利者，以“一二八”之经验，江南的河流湾汊，甚至上海市内那些租界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日军装备优势。同时淞沪有后勤便利，离己方的空军基地也相对较近。
　　人和者，我们后续能调集的部队，中央的地方的，嫡系的杂牌的，基本上都是南方部队，适合在南方作战。
　　当然，这还都只是就军事策略，也就是军略而言。
　　在老蒋的脑子里，他考虑更多的还是政治策略，即政略。
　　以军略推动政略，才是他认为的最重要的致胜之道。
　　我们前面讲过，蒋百里的所有战略，说到底都是一个拖字，可是能不能最后把日本给拖死，仍然是一个问题。
　　（907）
　　不错，汉民族确有长于自卫的一面，也有战胜外来强敌的例子，但最终能不能战胜，并不完全取决于精神，而更多在于天下时势。
　　宋抗元，明抗清，到最后，都打到了差不多举国以殉的地步，然而宋毕竟还是没挡得住元，明也无法改变被清替换的结局。
　　我们先不要埋怨宋甚至晚明有多么软弱，就看看当蒙古铁骑兵至莫斯科，光临东欧时，那些欧洲骑兵的表现就知道了，还不是被打得溃不成军，一塌糊涂。与他们相比，宋明的抵抗都堪称英勇顽强了。
　　那个时候，没有全球的概念，即使你愿意，也很难找到强有力的同盟者，只能靠自己独力支撑，五年、八年、十年，实在支撑不了惟亡国一途。
　　但现在不一样，新的天下早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可以利用的。

　　对在上海另开战场，当时汪精卫就很有些不同意见。他后来对老蒋说，本来北方已经打了起来，怎么又要在上海打呢，这岂不变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用吗？
　　老蒋怎么回答的呢。
　　在北方打，你就是打得死去活来，国际上谁注意啊。可上海不同，英美国家包括苏联都会当看客。
　　实际上，中日两国战力就摆在那里，我们致胜的法子，除了像蒋百里说的那样，撑到底，拖死它之外，还是得观察天下，运用天下，说白了，就是看哪个强国会把我们这样的弱国一道带上船。
　　但这又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他愿不愿带你，能不能带你，归根结底，不是看他有没有菩萨心肠，而全在于你自己的表现。
　　从这时候起，我们就得让洋人们看到，中国不是一盘散沙，中国人也不是孬种，他是世界上最强韧、最富血性的民族之一。

　　同一时间，从东京出发的舰队靠港，十余艘日舰停泊在从吴淞口到黄埔江的江面上，上海陆战队也迅速增加到4千人。
　　不过日舰无法再溯江而上了，因为此时江阴水道已被完全堵塞。
　　一夜之间，江阴下游水面上的灯塔、灯标、灯船，凡是可以做航行标志的，全部消失。
　　海军在江阴水道一共设置两道阻塞线。沉在水下的，主要都是一些服役40年以上的老舰和临时征用的商船，里面填了大量石头，俨然是一排排江底长城。
　　封锁长江时，没有来得及抓住什么日本大兵舰，但小鱼小虾还是有一点的，比如什么日本趸船之类，这时候也被拿来“殉葬”，一道埋下去充数。
　　如此不惜代价地堵塞江阴水道，是为了保护南京，并防备日军自北抄袭我后路。
　　早在“一二八”的时候，由于海军应战消极，加上这个军种确实见效太慢，之后的国防开支几乎都倾斜到空军上去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军就毫无一点招架之功，只能用这种自残式的打法来消极防御，甚至就连那些“过时”的老舰也不是毫无作战能力，你拼完之后再自沉也行啊。
　　据说，当陈绍宽向老蒋报告所沉船只时，后者听到连德胜、威胜这样的军舰都被一并凿沉，脸上相当不悦，过后更是连连顿足惋惜。
　　（908）
日期：2010-11-30　18:26:01

　　德胜、威胜，虽是老舰，但马力很大，二舰甚至可以逆流直航重庆，为什么一定要凿掉呢？

　　事实证明，平时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大的衙门式治军理念，确实极大地禁锢了陈绍宽等“英式绅士”的头脑，弄得堂堂中央海军都不会打仗了。
　　如此，海军也只能奉陪于三大军种之末席。
　　听说上海周边的中央军部队这么快就来了，冈本倒急了，因为他们的陆军未到，所以还得用“外交交涉”拖延一下时间。
　　以前找调解人，都是中方出面，这回冈本自己跑了一圈，把英、美、法、意等4个中立国找齐开了个会。
　　8月12日，当着中立国代表的面，冈本和俞鸿钧展开了辩论。
　　会上，冈本振振有词地说，各位大佬，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正规军都进上海了，他们和保安队在一起进行作战准备。如此一来，不仅违反了淞沪停战协定，连租界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那么怎么办呢？
　　制裁啊。冈本挥着拳头，只有制裁中国才是解决目前危机的唯一办法。
　　众人转而把目光都集中在俞鸿钧身上。
　　俞鸿钧说，制裁是对的，不过应制裁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日本海军陆战队老早就到了八字桥一带，“分界线”都逾越了，他们在停战协定的执行上还有什么发言权？
　　冈本说中国增兵，俞鸿钧也照样告诉与会者，日本其实也在向上海增兵，从东京开过来的大批陆战队和舰队已经靠岸了。
　　一言既出，四个中立国代表脸上立刻不安起来。
　　双方都在卷袖子伸胳膊，看样子，不打都难了。
　　轮到老外们发表意见，他们谁也制裁不了，只能劝双方将军队隔离，以免发生冲突。
　　所谓隔离，那就是要后退，都这种时候了，谁肯退啊。
　　俞鸿钧说，我们不退，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为什么要退呢，应该日军往后退。
　　冈本哪里肯让，于是会议形成僵局。
　　中立国代表看看谁也劝不动，只好说，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们双方至少在24小时之内不要再打了，如何解决矛盾，容后再议。
　　24小时内不打，不等于以后不打，所以会上中日双方都答应得好好的，会后则各行其是。
　　老蒋当天就下令，撤消京沪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改称第9集团军，由张治中任司令，大家伙擦刀验枪，该砍就砍，该杀就杀。
　　可是张治中向老蒋报告说，用不着这么费工夫，我们擦的验的，早就做好了，不如明天拂晓开始就先发制人，搞它一下。

　　张治中他是只管打仗，老蒋却要统筹全局，军事外交一盘棋，什么都要照顾得到。
　　中立国说24小时内不要打，那就得给他们点面子，没必要猴急白脸地动这先手。
　　张治中当时觉得很遗憾，认为如果老蒋采纳了他的良策，必能一举击溃日军主力。
　　其实对手也不傻，还有可能比你更聪明。

　　那天晚上，上海特别陆战队早就下达作战命令，要求所属6个大队以虹口和杨树浦日租界为一线阵地，进入阵地并作好出击准备。
　　（909）
　　显然，这种情况下再先发制人，我们不仅会失了理，也未必真能占到多少便宜。
　　不打归不打，探路总是需要的。
　　8月13日下午，双方终于搅到了一块。
　　那时节，驻闸北的孙元良师往前搜索，驻虹口的伊藤茂大队也在朝前乱摸，两边走着走着，只听“砰”的一声，脑袋撞脑袋了。
　　相撞的地方叫做八字桥，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停战线。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巧合，五年前的“一二八”会战，战斗最早打响的地方，其实就在八字桥，即使到19路军准备收官时，仍然打了一个惨烈无比的八字桥争夺战。
　　所谓八字桥，只是架设于水沟上一条通道。看似不起眼，但它连接宝山路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以又十二万分的重要，否则两次淞沪会战，它就不会都榜上有名了。
　　一句话，敌夺，可压制我，我占，可攻袭敌。
　　双方都想先行控制这一要地，于是便交上了火。

　　战场打仗，首先要对地形熟悉。
　　孙元良师对闸北并不陌生，这倒不是因为该师参加过“一二八”会战的缘故。那时他们的主战场并不在上海市内，而在上海郊外的庙行一带。
　　真正的原因是该师在战前做了很多准备，包括孙元良在内，营长以上军官都曾化妆，分批潜入上海侦察过地形，可以说，未战之前，中方的参战主力在闸北就熟门熟路了。
　　有了这个优势，伊藤茂攻不过来，而孙元良师担任搜索的仅为前哨部队，所以也没能打得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完全占领八字桥。
　　但是一个即将名闻中外的大会战已经开始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实际应为第二次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获知八字桥爆发战斗，老蒋当晚作出决定，从明天开始，第9集团军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
　　此前，中国高层已达成一致，即对日不宣战，叫自卫，而政府随后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实际行使了宣战书职能。
　　8月14日，张治中一声令下，中国海陆空三箭齐发。
　　一条黄埔江，可以为敌用，也可以为我用，主要是看谁的海军占优势。
　　显然，我们没法占优。
　　假设一下，如果日本舰队沿着黄埔江而下，然后实行登陆，从后面把我们包起来怎么办？

　　那就不用打了，连退路都被人家给截住了。
　　继阻塞江阴水道之后，陈绍宽再堵黄埔水道。
　　阻塞线比江阴那里还多两道，有三道，其中，又有6艘扣押的日本货船被填了进去。
　　陆军的主力是孙元良师，他们这回的目标不光是占据八字桥，还要攻打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前线指挥官为第264旅旅长黄梅兴少将（黄埔1期）。黄梅兴是一个老资格军人，从东征北伐，一直到“一二八”，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尤其打仗以勇著称，经常呼喊着口号冲在最前面，和“关猛”关麟征几乎一个风格，所以又有“黄老虎”之称。
　　有这只老虎在前面督战，孙元良在后面就安心多了。

　　黄梅兴驻于爱国女校，指挥部队突然从左翼旋回，猛地向日军撞击过去。
　　（910）
日期：2010-12-02　00:57:37

　　作为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88师的攻击力是很强的。双方甫一交手，日军就被打得牙都呲了起来。
　　然后，黄老虎采取“逐次前进”的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把对手往墙根里面逼。
　　这边“逐次前进”，那边就得节节后退，退到最后，日军不得不把特制的钢板防盾都拿出来，以遮挡前方如雨的枪弹。

　　到了中午，黄梅兴越战越勇，已经打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附近了。
　　为了观察前线战况，孙元良特意在前线设置了一左一右两个联络哨。
　　这两个联络哨还都不是一般的小兵，一个是副师长，一个是参谋长。那个参谋长所处位置，距离陆战队司令部仅4里之遥。他从屋顶上看到，此时战场上的日军“遗尸遍地”，剩下的大部分都钻到司令部里面去了。
　　现场观战的，还有老外记者。
　　据他们说，日本海军陆战队可能真被打急了，有的来不及进司令部，一时间慌不择路，就想逃到公共租界里面去“避难”。

　　你想进来，租界可不让。
　　英军和万国商团（又称上海义勇队或“洋枪队”）当即端了枪跑出来，那架势，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双打一双。
　　这些陆战队员无奈，只得又掉转屁股往回跑。
　　眼看胜利在望，被逼得无路可退的日军一咬牙，忽然动用大炮对进攻部队进行密集攻击。
　　这一轮炮轰猝不及防，正立于阵地指挥的黄梅兴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当即以身殉国。
　　黄梅兴是淞沪战役中高级将官牺牲的第一人，他的战死，使进攻部队陡失重心，攻势戞然而止。
　　前面我们在备战，日本人其实也没闲着。“一二八”会战后，他们就用钢筋水泥加固了司令部和海军陆战队营房，据说那下面连地道都有。
　　面对面好打，攻堡垒不易。
　　在当天的战斗中，海军陆战队伤亡中队长贵志金吾大尉以下443人，不得不连夜调拨一个中队前来支援。
　　但是孙元良师透支更为严重，包括黄梅兴在内，总计伤亡超过千人。仅仅一个主攻团里面，连长级别的指挥官就牺牲了7个。
　　现在得重新调整部署。张治中下令第一次总攻暂停，着手准备第二次总攻。
　　好了，下面来看看我们的空军吧。

　　本来，在三大军种中，空军是最被老蒋寄予厚望的。到了绥远抗战的时候，他不是还神抖抖地对傅作义说要让空军来露一手吗。
　　但是，老蒋当初学的是炮科，他的空军知识，恐怕还不及他老婆的一半，所以转眼之间喜剧就变悲剧了。
　　陈纳德曾回忆，“七七事变”后不久，蒋氏夫妇就在庐山亲自召见他和航空委员会主任毛邦初。
　　上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毛邦初的额头上不断落下汗珠。
　　你不要以为毛主任是因为爬山累出了汗。事实上，他和陈纳德都坐在滑杆上，可就这样，毛邦初出的汗竟然跟抬他们的轿夫差不多了。
　　一直到见到蒋氏夫妇，陈纳德才明白这位老兄为什么要大汗淋漓。
　　（911）

　老蒋问他，我们现在有多少架飞机可以应战。
　　毛邦初回答：91架。
　　据陈纳德说，老蒋的脸当时就红了，通红。
　　为什么只有91架，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我看过，明明有500架，怎么只有91架能打仗，其余那400架呢，你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陈纳德此时来华不久，他没想到一个国家元首会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还当着自己这个老外的面。

　　震怒之后，老蒋稍稍平息了一下情绪，转而问陈纳德的调查情况如何。
　　他大概希望眼前这位老美能推翻毛邦初的结论，然而陈纳德的回答再次给老蒋当头一击——我认为，“毛将军”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这事完全怪不得毛邦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混事。
　　当时中国主要聘请两类洋顾问，一类是德国顾问，不消说主要是教陆军的，而他们确实有才，帮了我们不少忙，另一类则是意大利和美国顾问，他们是教空军的，在陈纳德未来华之前，美国顾问只负责一个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其它大多由意大利顾问执教，后者甚至一度把持了航空委员会。

　　可是意大利人的水平实在欠奉。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二战中，意军站在德军旁边，总让人觉得很不匹配，颇有些伪军跟在“皇军”后面跑腿的意思。若要论军事上的才能和实际战绩，二者更是相去甚远。
　　意大利顾问烂，偏偏航空委员会的那几个头头脑脑水平也不是特别高。毛邦初毕业于黄埔，周至柔出身于保定，都是学步兵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都没有，他们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就有限得很。
　　于是，更烂的只好听烂的。
　　知道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里为什么有500架飞机吗？
　　那是因为自造册以来，飞机从来就有多无少，竟然没有一架注销过！

　　飞机这东西不比其它，那是需要一直更新换代和维护保养的。可是哪怕这架飞机已经毁掉了，或者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如同废物一般，它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被作为可用飞机登在飞行档案上。
　　老蒋看到的正是这本登记册，在那本册子上，中国空军的实力凭空整整“膨胀”了四倍之多。
　　空军的问题，宋美龄其实也早已察觉到了，要不然，她也不会将陈纳德请来中国，更不会邀其上庐山，而陈纳德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他要帮助中国空军回炉再造。
　　陈纳德是在“七七事变”前两个月，才由宋美龄邀请来华执教的。
　　在来华之前，陈纳德在空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只不过那种特有的美式天才性格阻碍了他在国内继续发展而已。

　　美利坚确实是个出天才的地方，因为这里到处张扬着个性。
　　先说一件小事，关于军训的事。
　　我以前也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军训，很不幸，连一个正步都走不好，结果被教官提搂出来训了一顿，那脸丢得够大。陈纳德的正步走得足够好，可他认为很没意思。
　　我们军训的时候，就唯恐教官注意自己，他却唯恐自己引不起教官的注意。
　　怎么办呢，有办法，恶炒。

　　（912）
日期：2010-12-02　18:05:43

　　这哥们当即把裤脚高高卷起，露出他那多毛的大腿，想用这种办法提高点击率，以便“万绿众中一点红”，达到吸引教官的目的。
　　教官果然盯上了他，只不过人家是个老古板，大概也从不上网，对这种“搏出位”的做法不仅不感兴趣，还非常反感。
　　教官当着学员们的面，就很直接地对“裤脚帝”说：陈纳德，你这一生休想做军人！
　　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老美也是有档案的，到陈纳德第一次申请加入航空学校时，人家看了档案，发现了他的“劣行”，马上给了一句毫不客气的评语：该申请人未具备成为成功飞行员的条件。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陈纳德日后不仅做了军人，还成为了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的一流飞行员。

　　天才嘛，岂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去衡量。
　　不过他的性格可一点没变，还变本加厉。
　　有一年，举行飞行特技表演。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求飞行员们捎上她，说是有生之年怎么也得到天上去转一转。
　　这不是客机，大伙是在玩特技，你都祖母级了，这么大年纪，要是飞着飞着头一歪可怎么得了，所以一开始没人敢答应。但是经不住老太太再三苦求，一个飞行员终于同意载她一程。
　　接下来，特惊心动魄的事发生了。
　　飞机在滑行过程中，突然向边上一晃，说时迟那时快，飞行员竟然被摔了出来。
　　全场观众都惊呆了，直呼老太快下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以离弦的速度向前冲剌，随后飞上蓝天。
　　只一会儿，飞机开始翻着跟斗，从半空中俯冲下来，几乎要碰着地面了。
　　现场一片惊呼声，很多人闭上了眼，可怜的老太啊，你何苦来哉。
　　可是当人们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却发现，飞机并未坠毁，反而又奇迹般地拉起，随后便出现了让大家瞪目结舌的场面：这架没有飞行员的飞机竟然在天上展开了类似于杂技团一样的表演，旋转，筋斗，空翻，倒立，什么惊险它来什么，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花样动作。
　　难道飞机被上帝直接操控了？
　　当飞机重新降落，“祖母级老太太”卸去装束，露出真容，原来他才是今天的主角——“空中魔术师”陈纳德。
　　光是飞行技术捧，还不能称奇，真正让人叫绝的是，陈纳德对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进行了一个相当大的颠覆。
　　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日本军界吃了美国志愿军肖特的亏，此后的好几年，就持“战斗机无用论”，对发展战斗机心不在焉。其实那时候，不光日本人这么想，欧洲人普遍也这样想，就连在肖大侠的母国——美国航空界都一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所以有“轰炸至上论”。由于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转换门庭，改习轰炸机了。
　　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
　　（913）

　　他认为，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将注定与轰炸机并驾齐驱，而且他有一套办法能保证前者成为空军中的王者。
　　以后我们会看到，陈纳德才是空军理论的新锐，而这个时候的美国航空界却寞气沉沉，反而像个“祖母级老太太”。可问题是，“祖母”有的是权威，“她”对你的话可以充耳不闻，你要再罗嗦，甚至可以直接将你逐出门去。
　　陈纳德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美国空军不仅不需要他，而且很烦他，希望他早点退休。

　　这是真正的“早退”，陈纳德时年才四十四岁，正是一个人经验和能力最充沛的时候。
　　这时候他虽然人还在美国航空队里面，但这种寂寞的滋味实在难捱，更何况就算这种滋味也在倒计时了。
　　心，满了又空，一个人满街游走，却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停留。
　　难道就要这样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晚年”吗？
　　他不甘心，却又十分无奈。
　　此时苏联人第一个盯上了这个空军奇才，苏联军事考察团在看过陈纳德率队表演的飞行特技后，立即私下邀请他去苏联执教。
　　陈纳德头脑很清醒，他当时就预感到美苏两国今后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并不想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未来的“隐性敌人”。
　　但这些话是难以说出口的，陈纳德就想了个办法，故意把执教条件抬到离谱的地步。
　　他想，对方肯定会一口拒绝的。不料，苏联代表竟然全部应承下来。

　　无论多么苛刻的条件，都没有问题，只要告诉我们，您什么时候可以启程。
　　陈纳德很无语。最后实在拖不下去，他只好把对方的邀请函全部退回，以示自己的婉拒决心，这才使事情得以了结。
　　苏联没了机会，我们就有了机会。
　　二十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不抢还行。

　　此前已经有一些美国飞行员陆续到中国执教了，通过他们的介绍，宋美龄以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亲自给陈纳德发来一封邀请信函。
　　在信中，她承诺陈纳德一旦来华执教，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优厚条件和待遇。
　　对陈纳德来说，还有一句话让他格外动心：“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
　　Very good！
　　先去看看再说。
　　但是在退出美国陆军航空队，真正踏上中国国土后，陈纳德才发现，这里的一切，都让意大利人给搞糟了。
　　“登记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为什么那400架都不能用，你说从北洋政府手里接收过来的飞机吧，什么美制“可赛”，德造“容克”，确实太老了，不中用，这还情有可原，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的，比如刚刚从意大利订购的“布瑞达”，结果来了没多大一会也不能飞了，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东西真是够操蛋。
　　飞机不行，飞行员怎么样。陈纳德在南京空军基地和洛阳航校分别进行了视察，视察的结果让他倒抽了几口冷气。
　　大多数飞行员们除了起飞和降落，其它技术动作竟然都做不了。

　　（914）
日期：2010-12-03　19:35:20

　　在南京这边，是因为意大利顾问只教飞行的ABC，而在洛阳，则是毕业证拿得太轻松，就跟现在念大学一样，修够课堂上的学分，不管你能力如何，一律可以顺利PASS。
　　我们在学校里念书念得不好，可以继续“补课”，到了天上，谁还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当时在南昌还造了一座飞机修配厂。可是在意大利人指导下装配出来的飞机，在陈纳德看来，简直是“害人的陷阱”。所谓的轰炸机，更是等同于废物，至多只能当运输机用。
　　本来嘛，飞机又不是手榴弹，哪是说造就能造得了的。

　　可就是这样的“陷阱”和废物一般的运输机，竟然都堂而皇之地载入了“500架名录”。
　　当初，陈纳德答应的是做三个月考察。一转眼，三个月已经过去，他这才发现中国空军的问题大大超出他的预计，解决起来十分棘手。
　　按照协约，他在把所有发现的问题留给中国人后，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尽职了。
　　但是一个突发事件使他改变了主意，这就是“七七事变”。
　　他意识到，此时此刻，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留下来。
　　就像五年前的肖特一样，在正义感的驱使下，陈纳德那颗本已渐渐冷却的心，重又燃烧起来。
　　他说，我不会逃避战争，我要留在中国，我相信我的空战理论必然能在实战中找到检验的机会。
　　甚至，这位空战专家还想到，中日之战，可能是今后美日之战的序幕。现在取得的作战经验，也将对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

　　果然，“陈氏空战理论”继在中国战场取得成功后，终于被美国军界所接受，并运用到了太平洋战场，这是后话。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陈纳德正在洛阳航校进行考察。他随即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表示愿意留在中国继续效力。
　　老蒋正愁无人可用，接到电报后自然大喜过望，马上回电，让陈纳德去南昌，主持那里的战斗机训练。
　　陈纳德说，南昌之行，是他这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一个噩梦。
　　眼前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掉下来，有的着陆后就发生了坠毁。一天之内，损坏的竟有5架之多。

　　这都是意大利人干的好事，他们葬送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差点就要毁掉这支本来很有潜力的中国空军。
　　陈纳德心情恶劣，这种情绪一直伴随到他和毛邦初一同上庐山。
　　喜剧变成了悲剧。气急之下，老蒋恨不得把毛邦初给一枪毙了。但是毙一个人容易，谁来处理空军这副烂摊子才是最重要的。
　　老蒋把目光转向了老美。

　　陈纳德早已有所准备，他从容不迫地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听完之后，老蒋站了起来，望着他，慢条斯理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回转身走进了里屋。
　　陈纳德刚来中国不久，对东方人说话处事的含蓄方式还不太能够适应。
　　倒是宋美龄很快笑着解除了他心中的谜团。
　　你的方案通过了！
　　陈纳德，这位异邦的怀才不遇者，终于可以撸起袖子干了。他不仅负责训练飞行员，而且将实际执掌中国空军的指挥权。
　　（915）
日期：2010-12-04　09:08:32

　　由于战事越来越紧张，陈纳德的方案大刀阔斧。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意大利那帮烂人换掉。
　　陈纳德要用美国方式来严格训练飞行员。

　　“空中魔术师”会的花活比较多，时间紧迫，就学最实用最重要的吧，你们除了不能自己从空中莫名其妙地掉下来以外，还得学会搏击。
　　对，空中搏击，才是“陈氏空战理论”的精髓所在。
　　传统理论认为，战斗机截击不了轰炸机。
　　陈纳德则分析说，这是墨守成规的结果，人家轰炸机早就来了，你们还在那里排队，等待司令部发令，等到你们编好队形，准备出击的时候，对方早就完成任务，吹着口哨走了。
　　如此，焉能不败。
　　其实很简单，对于战斗机来说，你等什么等，第一时间飞上去干它们不就得了。
　　战斗机要截击轰炸机，除了要打破常规，抢先出击外，还得靠三件法宝。
　　第一件是情报，这就要用到陈纳德的另一个新理论：预警网络。

　　所谓预警网络，并不需要什么高科技，连黑客都不用，只要雇两个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处了望，一旦看到远处有轰炸机出没，立即通过播音机告知机场，这样可以为战斗机出击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
　　别看这招简单，在雷达还没有普遍运用之前，却非常实用。在陈纳德之前，也从没有人想到，或予以重视。
　　第二件很特殊，叫做胆大吓胆小。
　　真正空战的时候，一般人都主张飞机集中，组成编队作战，陈纳德却主张分散，单打独斗，而且要通过玩一些“魔术”，比如打几个旋，或者一下子飞到敌机上方，来吓住对方。
　　这种理论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诞不经，却是陈纳德从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并按照中国空军的特点所作出的总结。
　　空战，不光是技术战，也是精神战。
　　在两机随时可能相撞的情况下，如果能让对方晕头转向，这时候技术也得靠边站。

　　给陈纳德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他不可能再让飞行员们压韧带，扎马步。
　　得，还是跟我学几招“魔术”吧，易学易用，有这三板斧足以吓唬住鬼子。
　　第三件，当然是飞机。
　　战斗机性能不好，情报再及时，“魔术”再逼真，可能还是干不过人家。
　　那些意大利烂飞机肯定是不行的。陈纳德选择的是美国霍克（分三型和二型两种）以及雪腊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机型成了中国空军最犀利的作战武器。
　　快点买，趁还来得及，能买多少是多少吧。
　　到“八一三”淞沪会战前，中国能用于空战的飞机终于从91架上升到了223架（一说为314架）。
　　当时我们还分别向英法定购了36架飞机。可是在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很快封锁了海岸线。英法一看不妙，竟然又先后取消了购买协约。
　　别说英法，到了1937年10月，连一向依赖甚深的德国都屈从于日本的压力，不再肯卖武器给中国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指靠着这两百多架飞机过活了。
　　（916）

　　早在实施长江封锁计划时，由于黄浚泄密，未能达到扣押日舰和船只的既定目标，后者惊慌失措，如同漏网之鱼，拼着命往东跑。
　　陆军下不了嘴，海军来不及堵，老蒋便想到了空军。
　　此时空军第五大队已来到上海周边。

　　老蒋一个电话打过去，告诉大队长丁纪徐，要他们于拂晓前追击，找到后全部予以击沉，但是如果日舰已经停在了黄埔江，那就不准再炸了。
　　丁纪徐随即派24队中队长刘粹刚出马，一同出阵的共有18架霍克三式。
　　但是刘粹刚等人的运气不佳，等他们越过江阴要塞，沿江搜索时，发现日舰溜得贼快，都已经无影无踪了。
　　可我们也不能白来一趟啊，起码得给报销车旅费吧。
　　不行，再找，哪怕是掉地上的一根针，也得把它给捡起来。
　　运气，刘粹刚突然发现在吴淞口那里停着一艘日本驱逐舰。这不还没进黄埔江吗，揍它。
　　刘粹刚一声令下，飞机改变队形，大家排队，轮流向下垂直投弹。

　　第一架没投中，可是一点不用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还有17架霍克呢，每架上面都带有一枚五百磅的炸弹。
　　不管你怎么挑来拣去，总有一枚属于你。
　　第二枚正中日舰尾部，利市一开，下面就好看了，你来我往，好好的一座驱逐舰被炸得惨不忍睹，一点点地沉到江里面去了。
　　在这之前，从甲午海战到中苏三江口水战，沉的可都是我们中国的船，能看着鬼子船一直沉下去，那心里实在是爽。
　　可是太爽了，也容易出毛病。
　　就在8月14日这一天，空军指挥部接到一份情报，说是吴淞口外的海面上又发现了一艘日本的航空母舰。
　　总指挥周至柔一看，那还等什么，快去炸啊。
　　丁纪徐这回派了另外一个中队长，名叫黄光汉，带着27架霍克三出去搜寻猎物。

　　黄光汉跑到海上转了两圈，发现在嵊泗海面上有一只船。当时他的飞机在12000英尺的高空，换算成米，就是3600米，下面看不太清楚，只知道是大船，估摸就是那艘航母。
　　本来你看不清，是可以用望远镜观察一下的，可是这位老兄立功心切，也不细看，冒冒失失地就扔了枚炸弹下去，正中船舷。
　　战斗机主要是用来做空中角斗的，不比轰炸机，所以能携带的都只是小炸弹，没办法一下子就把“航母”击个对穿个。黄光汉随后把高度降低，准备再找个投弹的好角度。
　　离得近，看得也清了，这不看犹可，把黄光汉看得舌头都吐出来老长，好半天缩不回去。
　　下面哪是什么日本航母，分明就是美国船嘛，后来才知道，那是美国胡佛总统号邮船。
　　闯大祸了。
　　小孩闯祸，就得家长给擦屁股。蒋介石赶紧出面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道歉，答应赔修船费，就这，人老美还不肯罢休。
　　那小孩呢，让他出来说清楚。

　　老蒋满脸怒气：这死孩子，我把他给杀了！
　　美国人愣住了，再也言语不得。
　　不就是教训一下的问题吗，怎么还真把人给杀了，MY GOD，东方人的手可真够辣的，不可理喻。
　　老蒋在前面信誓旦旦，喊打喊杀，后面那个已经被他“杀了”的黄光汉却连夜逃走了。
　　（917）
日期：2010-12-05　09:10:18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捉放曹”，纯粹做给外人看的，老蒋真想要一个飞行中队长的命，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那是你想逃就能逃得走的吗。
　　五大队糗大了，大队长丁纪徐虽没什么直接责任，却也落得个灰头土脸，基本是功过相抵。
　　但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另一个大队——四大队在这一天却战绩辉煌。
　　战前经过整编，中国空军共有九个大队，其中战斗机有三个大队，最牛的就是四大队。
　　四大队为什么牛，因为他们的战斗机均为清一色美制霍克，就像那匹叫赤兔的千里马一样，浑身挑不出一根杂毛，那叫一个亮，而且从中队长、分队长到飞行员，都是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出来的。
　　早在陈纳德还在美国的时候，中央航校就是美国顾问的大本营，接受的是美式教育，而且训练和考核都很严格，绝不是意大利教官闭着眼睛点个头，就能顺利拿到毕业本本的。
　　四大队里面还有一个成员非常特殊，如果夸张一点说，他不是人，是神——

　　大队长高志航，当之无愧的中国空军天神。
　　高志航的人生经历很坎坷，他曾经是东北空军中的一员。
　　跟十九路军中的翁照垣一样，高志航的飞行技术也是在法国学的，只不过老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陆军起点，而高志航却因缘际会，成了不世出的空中骄子。
　　高志航十九岁就成为了少校（陆军衔）飞行员，看到这里，陈纳德可能要狂郁闷了，后者都快混到五十岁了，在美国空军中的牌牌竟然还是尉官。
　　不过五年之后，现实就给了包括高志航在内的整个东北军狠狠一击。“九一八”那个晚上，东北飞机场上停靠着三百多架飞机，可是一弹未发，全都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日本人。
　　面对着残酷的一幕，这个叫高志航的东北人心碎了，他不再年轻，尽管从生理年龄上来说，他那年才刚刚二十四岁。
　　在高志航背后，是一支军队被命运无情拨弄的身影。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到过沈阳，并在那里看到了如今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北大营营房，那应该是一所马厩。
　　当时还要拍一个视频，为此，人一直静不下来，但当我站在真实现场面前的时候，仍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感伤。
　　遥想当年，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东北军的官兵出出进进，那时候的东北，茅草很高，骑兵们骑着马，飞奔在草原上，于是草地就像波浪一样，从中间划开一道道流线，并往前不断延伸。
　　只是这一动人的情景突然就被无情地打断了。从那个晚上之后，骏马失去了主人，马厩失去了骏马，东北的上空一片阴郁，直到彻底归于沉寂。
　　日换星移，谁曾经听说过，这个叫做东北军的军队也曾经勇冠三军，也曾经入主中原，也曾经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
　　昔日的主人们，你们到哪里去了。
　　（918）
　　高志航告别家人，只身进入了山海关。
　　从此，他将渡过每一个寒冷的夜晚，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如刀割肤，从此，他的心会被一次次唤醒，然而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
　　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在南京，高志航经人介绍，准备加入中央航校。
　　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结婚，而高志航的妻子是白俄流亡贵族，这成为他加盟中央空军的最大障碍。
　　也不知道制定这条规则的人是怎么想的，娶外国美女是爱国举动嘛，难道让老外把我们的美女都给拐了去，你才高兴？
　　高志航夫妻感情非常深，他为此困惑得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最终还是咬咬牙，硬起心肠，写下了一篇史上最奇怪也最动人的“休书”——
　　东北一别竟成永别，请你不要“怨恨于我”，因为“国难当头，又何以为家”，要报国，就只能如此。
　　我记得，上学时读到林觉民的《与妻书》，一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就几乎让我也跟着“泪珠和笔墨齐下”。
　　而和《与妻书》那样的“死别”相比，高志航的“休书”无疑就意味着生离。

　　一样地伤心欲绝，一样地痛彻心扉。
　　高志航的女儿回忆，自此以后，虽然高志航又成立了新家，但已“永失我爱”，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而他的俄国妻子最后也在战乱中不知所踪。
　　没有谁知道，这位未来的空军天神是否也经常在梦中见到那熟悉的脸孔，当清晨醒来，是否会泪流满面。
　　这是属于个人的悲剧，却是国家的幸运。
　　因为高志航终于能够再回老本行了。
　　只是，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称羡的少校飞行员，一下子连降三级，成了空军少尉，后面备注：见习。
　　在这之前，高志航已经拥有整整五年的飞行经验，可给他的位置还是个实习生，只拿军饷，不参加飞行，就是军饷也拿不全，只能拿七成。
　　当时东北军人在全国的声誉不是很糟，是糟透了。一失东北，再弃锦州，三丢热河，最后弄得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所谓墙倒众人推，等到落魄的时候，就没几个肯拿正眼待见他们的，皆称之为“误国军”。
　　有人讽剌说，中国不是拿不到诺贝尔奖吗，依我看，至少有一个奖是有希望得的，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把这个奖授给他们的少帅才是。
　　张学良那时几乎就是东北军的精神偶像。这种话就等于是在指着你鼻子尖骂人了。
　　坐着冷板凳，还要时常承受类似的冷言冷语，是个人都可能要精神崩溃，更何况空军本来就是个在天空中翱翔的军种，骄傲是他们立身的资本。
　　很多跟高志航一道进来的原东北军飞行员都因忍受不了，一个接一个退出，可是高志航选择默默地留了下来。
　　如果换成多年前那个年少得志的少校飞行员，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919）
日期：2010-12-06　08:58:16

　　多少痛苦纠缠，多少黑夜挣扎，哪怕每一刻都必须承受孤独和苦痛，然而你仍然需要坚忍地度过，只为了那句入关前曾许下的庄重誓言。
　　请给我一个机会，一个高飞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让高志航等到了。

　　航委会主任黄光锐前来检阅空军，飞行员们都在老大面前尽情施展。
　　这时黄老大注意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也站在人群中间，可却显得那样孤单和落寞。
　　黄光锐心里一动：为什么他不飞？
　　旁边有人赶紧解释，说这哥们是见习员，没有资格在领导面前表演。
　　黄光锐说让他飞起来试试，我想看看。
　　终于遇到伯乐了。
　　黄光锐出身于华侨世家，据说十六岁就学飞行了，曾担任广东空军司令。正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行家，所以才识得千里马。
　　高志航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幸运，他差不多是以一种受宠若惊的心情爬上了飞机舱位。
　　前面表演得都不错，让人颇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可问题是最后一下演砸了。
　　降落时，由于起落架放得太迟，机身受到了损伤。
　　这种失误过于低级，飞行员还没从飞机上下来，周围就议论纷纷。
　　议论的内容，叫做阴谋论，意思就是这姓高的哪里是来表演的，八成就是来搞破坏的。

　　众人的逻辑关系大致如是：东北人不好，高志航是东北人，所以他也不好，不好的结果就是想破坏我们的飞机。
　　高志航傻眼了，他的心也凉到了谷底。
　　自始至终，黄光锐始终在观察着高志航表演的每一个动作，这时他得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包括高志航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结论。
　　黄老大说，高志航是好样的，他的飞行技术非常好，至于失误，纯粹是由于他久不训练的关系。
　　不仅没处分，还直接提升为中尉分队长。
　　看到这里，连我都要流泪了。老天，怎么我就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伯乐呢。
　　高志航自然更是激动加感动，自此以后，他得到了训练的机会，一练起来就疯魔。顺过来飞，倒过来飞，直线飞，弧形飞，一架飞机摆弄得跟我们上下班骑的电动车一样，想它怎样就怎样。

　　他后来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晚上开飞机不用打灯，摸着黑就能把飞机给拉上去。
　　等到黄光锐第二次检阅，在看过高志航的表演后，当场下了断语：你的技术在中国空军中已经是独一无二，东方不败了。
　　既然是东方不败，再做中尉就屈才了，马上提升，做上尉。半年之后，再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副。
　　千里马由伯乐提携，终于出头了。
　　可这时候，高志航却与顶头上司毛邦初乃至恩人黄光锐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高志航跟“空中魔术师”陈纳德一样，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冒险和进攻，而反过来，领导跟你想的可能就不一样，他们觉得中国空军力量不行，所以要“维稳”，主张防御。

　　两任航委会主任，毛邦初和黄光锐，都是如此。
　　一个要攻，一个要防，在平时的训练中肯定会有冲突，这让高志航感到自己受到很大束缚，因此也有了陈纳德式的苦闷。
　　不过他的的苦闷很快就得到了解放。
　　（920）
　　老蒋过五十岁生日，号召大家捐飞机。英国、德国、意大利的飞机供应商一听到消息，马上就派自己的飞行员到南京来做飞行表演，以便吸引“中国买家”。
　　外国人都是生意头脑，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却一向敏感，觉得老外是不是要在我们家门口摆擂台啊，欺咱飞行技术不行是不是？高志航闻讯后，憋着一口气，主动请求进京表演。
　　老蒋在检阅台上看半天，天上眼花缭乱，穿来穿去的都是人家的飞机，心里自然有些不爽。忽然，斜剌里冲出一架中国人驾驶的飞机，忽上忽下，花蝴蝶一样般地玩动作，把老外都给比了下去，引得地面上人们一阵叫好。

　　一问，飞行员叫高志航。
　　老蒋立命召见，并当着众人的面夸奖高志航说，你的技术如同你的姓氏，确实是高，我看快超过世界水平了。
　　不光褒奖（似乎都有些过了），老蒋还难得地慷慨了一把，将自己的座机“天窗号”奖给高志航自用。
　　天子把座驾都给你了，这是什么礼遇，你懂的。
　　原来黄光锐说高志航“东方不败”，影响还只局限在空军内部，现在连老蒋这样的国家元首都作出了表示，那就不得了了。
　　高志航立马火了起来，红遍全国，其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简单，你困守陋巷，谁也不把你的话当回事，等到你出了名，打个喷嚏，旁边的人都可能要研究半天。

　　意见分歧迎刃而解，至少在四大队内部，高志航成了绝对的权威，所有训练课目和要求都开始跟着他的步子走。
　　等到陈纳德来华，两个不同国家的飞行天才在战略思路上几乎一拍即合，高志航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七七事变以后，四大队本来已秘密进驻河南周家口机场，准备从平汉线起飞，对华北日军发动空中突袭。
　　就在作战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淞沪会战爆发，四大队奉命取消原计划，驰援上海战场。
　　8月14日这一天，正下着大雨，四大队所属三个中队飞到了笕桥机场上空。一个中队刚刚率先落地，地面就拉响了警报。
　　日军轰炸机要来了。
　　这就是预警网络的好处，等于是空军的探马或者了望哨。
　　来者是日本海军航空队鹿屋航空队轰炸机群。

　　地面有势力范围，天上也得有。北方是陆军航空队，南方就是海军航空队。这倒不完全是海陆两军互相讨嫌的结果，更多原因是日军在华北有陆上机场，而在华东、华南却没有，轰炸机不是得由航母，就得由日本本地或者台湾飞过来，由此海军就拿到了“垄断权”。
　　8月14日，你海陆空齐发，人家也是，而且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的声势更大。
　　本来按照第3舰队长谷司令官的意思，是准备从日本、台北以及航母上分别出动轰炸机群的。老天帮忙，那天正好刮台风，日本本土的木更津航空队被台风区挡住了，过不来，而航母上的飞机因为风浪太大和能见度太低，也不敢飞。
　　剩下能飞的就只有台北鹿屋航空队那一家了。
　　台北在台风区外面，那里的气象报告显示，天空晴朗，没有问题。
　　就在高志航率四大队南来的时候，鹿屋航空队18架轰炸机也出发了。
　　（921）

日期：2010-12-07　09:46:37

　　早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时候，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六架打一架，却还被肖特的波音打得狼狈不堪，飞行员一死一伤，这件事让日本人很是震惊。
　　因为在这个飞行编队里面，实际是三架战斗机为三架轰炸机作护航，可偏偏轰炸机还是受到了重创，带队指挥官就是在轰炸机内被当场打死的。
　　照这样的话，要战斗机何用？
　　要知道，最后能够击中肖特，只是因为日机数量占了优势，算是从背后偷袭的，那记长射，战斗机打得出，轰炸机同样也行。
　　日本军方由此认定，只要把轰炸机造得更精妙一些，完全可以取代战斗机，制造后者完全是资源浪费，多此一举。
　　其实我们看看陈纳德的经历就知道了，当时就连军事科技跑在世界前沿的老美都这么想，日本人有此一念也就一点不显突兀了。
　　在新的轰炸机上，能够用于自卫的机枪和航炮，上面都有了，这就叫自己做自己的保镖，用不着再另外请人了，还得额外费工钱。
　　让他们如此自信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此时日本的飞行员很过硬，都是经过残酷的魔鬼训练打造出来的，绝对属于王牌级别。
　　王牌飞行员驾着王牌轰炸机，分成两个9机编队，分别去轰炸中方在华东的两大机场——杭州笕桥机场和皖南广德机场。

　　刚才拉起警报，就是发现了日机，不过不是9架，而是6架。
　　原因是杭州和台北的气候不一样，眼见得天气越来越糟，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那时的飞机员，都是靠一双肉眼保持联系的，视野一模糊，就找不到同伴在哪里了。结果，6架飞到了机场上空，另外3架却不知所踪。
　　早在四大队南归之前，高志航已提前回到南京。四大队飞机降落时，他正在笕桥机场翘首以盼。

　　一开始听到警报大作时，他还以为预警网络错把四大队的飞机当作敌机了，跑到指挥塔一问，才知道千真万确，砸场子的来了。
　　按照一般程序，似乎战斗机要编好组，做好准备才能迎敌，而且四大队经过长途跋涉，机舱里的油料已经不多，急需加油，可是“陈氏空战理论”告诉我们，等你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对方早就扔完炸弹，回家睡觉去了。
　　高志航命令刚刚着陆的李桂丹中队马上重新启动，起飞迎敌，同时通过布板、旗语信号，要求陆续赶到的另外两个飞行中队留空拦截敌机。
　　他自己的座机是由李桂丹中队带回来的。二话不说，上。
　　上去后不是马上干仗，而是得找，因为上面云层密布，能见度很低，而日机都躲在云层里，投弹时才冒出来。
　　高志航一马当先，带着两架僚机爬高上去，从3000米云层开始找，没有。
　　下降高度，结果正好搜索到一架日机。
　　日机的尾部有一个炮塔，里面的机枪手也几乎同时发现了身后的中国飞机，赶紧瞄准。
　　可惜他晚了一步。高志航抢先射击了。

　　（922）

　霍克上装有四挺考尔脱机枪，火力煞是生猛，这一下就敲掉了对方的后炮塔。
　　没了后炮塔，等于日机的牙掉个精光，自此不能还手，只能锻炼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了。
　　日军飞行员见势不妙，赶紧往云层里钻。可是，被高志航逮住的，它就不可能逃得脱。

　　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敌机主油箱被击中，引起大火，随后坠落。
　　这一记远射建功非常重要，大家的士气和斗志立刻都被调动起来，中队长李桂丹和两架僚机合作，紧接着又揍下了一架日机。
　　半个小时的空战，四大队当场击落日机两架，击伤两架，而中方无一损失。
　　由于刚刚经过长途跋涉，飞机油量告急，无法再继续追击逃窜的日机，否则鹿屋航空队损失还要大。在最后降落时，大多数正好油尽停靠，秒钟掐得那叫一个准，只有一架因为油少得实在没法接近机场，才临时迫降在了机场附近。
　　受伤的那两架日机当时虽然逃出了生天，可却仍未能摆脱厄运。其中一架因受伤严重，中途就掉下去，在海面上沉没了。另外一架倒是飞到了自家机场，可怜起落架轮子被击伤，着陆后一偏就偏到了天边外国，刹车都没用，结果人仰马翻，破损得不成样子。
　　鹿屋航空队出发时一共18架轰炸机，当天就毁掉了4架。
　　空战之前，日方认为他们的航空队百战百胜，横扫千军，在他们眼里，中国就没有空军，或者所谓的空军也无足轻重，等于空气一般。相比之下，中方原先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空军，但实战结果却完全颠倒过来。
　　当时传闻击落日机6架，老蒋在中军帐中得报，乐得都快晕过去了，庐山上听闻“91架”时的那种沮丧和无奈顿时一扫而空。

　　小子们真给我长脸啊。日本人就会吹牛，说他们的航空队如何了得，看来“倭寇空军技术”也很“劣”嘛，“八一五”一战，可以“寒其胆矣”。
　　就象在奥运会上许海峰首夺金牌一样，高志航因“八一四”空战而名垂史册，被尊为空军天神，几年后，重庆政府更将8月15这一天正式定名为“空军节”。
　　中国空军由此打开了胜利之门，他们的不世荣耀，将从此一步步奠定。
　　“八一四”之后，即有“八一五”。
　　8月15日，继鹿屋航空队后，长谷又将木更津航空队和航母上的飞机集中起来，以便换换手气。
　　高老大再次率队出击，迎头先击落一架，接着又咬住一架。
　　在高志航看来，被咬住的这一架已是自己的盘中餐，击落它不费什么事。可是高大英雄并不想立刻击落它。
　　咱们缺飞机，要是能俘获到一架，那岂不是比击落好。
　　逼近右后方，平行飞行，打手势告诉对方：喂，哥们，投降吧，以飞机换小命，还来得及。
　　日机飞行员哪见过这个，伤自尊啊，一冲动，就拔出手枪朝高志航开了枪，正中高的手臂。
　　（923）
日期：2010-12-08　08:45:10

　　高志航忍着痛，再不言语，直接对准日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打得空中开花，一命呜呼。
　　主将神勇，部下们也不是盖的。
　　继高志航歼敌后，又有几个神人浮出水面，首发者为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
　　此前他一直蛰伏在3千米高空的云层中，忽然在谁也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杀出，并且左右开弓，一气打掉对方4架战机！
　　这不是在玩电子游戏，能一对一已属不易，何况以一击四乎，乐以琴遂被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
　　除了老将，还有新秀，印尼华侨梁添成是新近入伍的中央航校学员，而且是首次上阵，可这小子的胆子比谁都大，运气也特别好，竟然也像大队长那样，一人干掉了两。
　　返航时，由于过于兴奋，他连降落要放起落架这事都不记得了，结果飞机机腹着地，当场掀了个底朝天。
　　众人大惊失色，急忙上前准备抢救，却见小梁自己从里面钻了出来，一蹦一跳，嘴里还狂呼：我干掉了两架，两架啊！

　　飞机翻身，差点机毁人亡的事被他抛于脑后，忘得一干二净。
　　至此，四大队飞行员全都有了击落日机的纪录，一般都是击落一架，两架以上的则进入了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名录。在这个榜单上，四大队一下子就占了三席，分别是：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也有人说是梁添成）。
　　高志航是老大，老二的位置虚席以待，它在等待另一位天才英雄的加入。
　　继他们的天神队长之后，四大队人人称雄，被称为志航大队。
　　“八一五”空战，木更津航空队被击落4架，击伤6架，总共出动20架轰炸机，没想到第一次出击就损失了一半，比鹿屋航空队还要惨。当天，航母“加贺”号也出动了轰炸机共45架，但最后仅有35架返回母舰，其余10架挂的挂，伤的伤，全都没能回得来。
　　这么说吧，淞沪会战开始后就三天时间，日机总共被击落了46架之多，而且多出自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
　　要知道，这两支航空队都是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空部队，它们原先可都是为应付将来的日美之战，以美国为假想敌训练出来的秘密武器。
　　虽然日本的飞机很多，但要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以致华东的天空几乎成为日机墓场，这也令日本人心疼得受不了。
　　海军军令部当即下达指示，要求“避免与其（中国空军）战斗机交战，尽量利用夜间出击”。
　　曾经不可一世的鹿屋、木更津航空队再也傲不起来了，他们照此办理，从此改变昼间进攻的方式，组织夜间小编队，打枪的不要，悄悄地出发，以便减少损失。
　　海陆空三大军种，日本人认为，中国空军是最强的，可以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来形容。
　　一时之间，空军地位迅速蹿升，老蒋宣布，空军他要亲自统率和指挥，打得好奖励，打得不好也要训斥，后面这事不需代劳，他亲自到机场去开骂。
　　（924）
　　空军战斗机三个大队，以四大队和五大队最为抢眼，三大队战绩老是垫底，因此三大队的正副大队长挨老蒋的骂也最多。
　　不过这个或许也可以叫爱之深恨之切，国家元首能跑到你面前训你，这待遇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也算一种激励方式吧。
　　老蒋演白脸，身为“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就扮红脸。空战期间，她几乎每晚都要由人陪同，去宿舍找飞行员闲谈，用以鼓励士气。
　　据老飞行员们回忆，宋美龄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倒是广东话、上海话、英语说得很溜，所以她最喜欢同粤籍和沪籍飞行员聊天，如果对方碰巧是华侨飞行员，那双方就干脆直接讲英语了。
　　空军的待遇是最好的，几乎把能收集到的所有好吃的东西都给了他们。什么面包，牛乳，汽水，水果，都是那时最稀罕的玩意，因为知道这帮哥们在天上飞不容易，得消耗体力，没副好身板可不行。
　　由于八月份打得棒，当月给参战飞行员们发了双工资，并且规定，今后飞行员们的伙食一律由国家供给——放开肚皮吃吧，能吃多少吃多少，只要你们能把日机给揍下来。
　　在这种万民期待的氛围下，空军勇士们把“尽忠报国”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他们开始把陆军的活也接了过来。

　　从“八一四”开始，地面上的阵地、黄浦江上的日舰，全都进入了空军的攻击范围。
　　人的自信心上来，还有什么不敢做，什么不能做的。
　　8月17日，在轰炸日军军营的过程中，又冒出了一位英雄。
　　当天，五大队24队所属6架霍克，每架各携一枚五百磅炸弹，向位于天通庵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冲去。
　　三千磅炸弹全部命中目标。
　　如果一枚炸弹就有三千磅，弄个两三次，估计那司令部就撑不住了，遗憾的是没有这么大个头的炸弹，投弹时又不可能集中一处，只能分开来扔，所以暂时还奈它不得。

　　尽管这样，司令部周围的陆战队阵地和陆战队员还是遭了殃。
　　不幸的是，我们一架飞机也被地面的高射炮打掉了一只翅膀，更不幸的是飞行员在弃机跳伞后，被风一吹，竟然被吹到陆战队的阵地上去了！
　　这个飞行员叫阎海文，时年仅二十一岁，和高志航一样，他也是东北人，一个东北流亡少年。
　　流亡的隐痛都是一样的。
　　很多年后，人们或许还能想起当年东北籍飞行员的表现，他们完全忘记了生死的界限，他们只知道要洗刷耻辱，要打回老家去。
　　本来当天的出击名单上是没有阎海文的，小伙子还只是见习官，是新手不是老手。
　　阎海文一看急了，不断请战，甚至流着泪请求给他一次杀敌的机会，他要用实际行动为三千万东北同胞雪耻。

　　分队长拗不过他，这才把他的名字临时放入了名单。
　　阎海文落地后才发现自己已身陷敌阵。
　　很快，这个中国飞行员一动不动地卧倒在地，似乎已经死了，至少是晕了过去。
　　（925）
日期：2010-12-09　08:48:10

　　日军很高兴，他们希望对方是“晕”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抓到活的，开战以来，中国空军几乎是把他们给打懵了，如果能够生擒“支那飞行士”，那就太好了。
　　陆战队员们越走越近，已经能看清楚飞行员那年轻甚至略显稚嫩的脸庞。
　　忽然“死人”一跃而起，双手各持一把自卫手枪，子弹扫过，五枪打死了五个鬼子（一说为七弹打死七人）。
　　阎海文是在“装死”。
　　日军没想到面前这人如此之勇，哪里还敢轻易靠近。
　　阎海文检查了一下手枪，里面还有最后一颗子弹，而四周围仍然不断响起要他举手投降的叫嚣。
　　我是不会被俘虏的，也决不投降，永不！
　　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对不起，我的故土，我的民族，今生再也不能为你尽力了。
　　就是这最后一颗子弹，令他的对手大为震惊。
　　日本海军后来专门在大场附近为阎海文建墓厚葬，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
　　这回不仅日军，就连日本媒体都瞪圆了眼睛，发出了一声哀叹。

　　“原来今日之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
　　中国不一样了，所以才有这么多勇士。
　　两天之后，也就是8月19日，作为轰炸机大队的第2大队自广德机场出发，轰炸长江口外敌舰。
　　分队长沈崇海的座机中弹着火，他本来是可以选择返航，或紧急迫降的，大队长也示意他赶紧离开，但沈崇海和他的轰炸员任云阁却不愿放弃，而是继续前行，逐渐落在了编队后方。
　　等到轰炸任务结束，人们再也没能找到沈崇海的飞机。
　　当时地面有观战的百姓，他们告诉2大队，有一架负伤的中国飞机曾向日舰迎头撞击，以致粉身碎骨。
　　查对下来，这架飞机只可能是沈崇海的那架。
　　我知道，一直有人对日舰有没有被撞沉进行质疑。
　　沈崇海驾驶的轰炸机载弹量有限，能把偌大的日舰撞沉的可能性确实很低，甚至很有可能，他那架受伤的飞机在还没撞到日舰前，就已被对方炮火击中落进了大海。
　　可是这个很重要吗？
　　就算撞沉一艘日舰，对于数量庞大的日本舰队来说也并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其实对手早就告诉你了，他真正害怕的，是你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那种誓与敌同归于尽的无畏气慨。
　　据说，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有记载误为一二八会战时的白川）在召集部下讲话时，曾训斥这些家伙说，我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很威风，可是现在这种不怕死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呢，我看，都被中国的勇士沈崇海、阎海文他们夺去了！
　　空军光彩照人，海陆军自然相形见拙，于是短时间内竟然成了人家的配角。
　　还记得“一二八”会战，也就是第一次淞沪会战时的那艘“出云号”吗？
　　这破船已经是中国人的老冤家了。当初“美髯公”胡厥文曾组织水手用鱼雷进行袭击，可惜未能得手。

　　五年过去了，如今，它仍然是第3舰队的旗舰，也仍然是我们擒贼先擒王的首要目标。
　　（926）
　　空军像个老大一样，首先发话，派出3架轰炸机光顾，炸弹投下去，也打中了，却并没将“出云”给炸沉。
　　紧接着，海军赶紧出手——再不出手，除了沉船堵水道外，都没什么带劲的可讲了。
　　不过，这支海军却不是陈济棠的中央海军，后者仍然在正经八百地干着水电工的活哩。
　　其实更应该算是学校，它的名字叫做电雷学校，又称电雷系。
　　有趣的是，电雷系并不隶属于海军部，而是归军政部直管，校长就是老蒋自己（当然是兼的）。
　　在海陆空所有的中央系部队中，对于空军和陆军，老蒋基本都能做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惟独海军，因为不是自己亲手带大的，怎么弄都弄不熟，非得拿糖果好话给哄着骗着，有时甚至还得看对方脸色。

　　到了一二八会战的时候，陈绍宽想不打就不打，弄得舆论一片哗然，老蒋自然也感到很难堪。
　　儿子还是亲生的好啊。
　　于是就有了几乎是照着黄埔套出来的电雷系。
　　就像黄埔军校平时上课，但拉出来就能打仗一样，电雷系也合军队与学校于一身，并且有一个响亮的称谓：海军的黄埔军校。
　　在陈绍宽的闽系中央海军看来，电雷系的这些人真是土得掉渣，连艘正经的大舰都没有，就只会捣估水雷鱼雷这些小玩意。

　　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一帮下里巴人，竟然连海军的基本礼仪都不会，船舰相遇，人家给他们敬个礼，他们连怎么回礼都不知道。
　　那电雷学校练什么呢，简单，黄埔精神！
　　电雷系平时理解的黄埔精神，就是抱着雷，嘴里大叫，冲啊，然后不顾性命地往前冲。
　　听听他们给鱼雷艇中队起的名字吧，一共四个中队，分别以四个好汉的名字命名：文天祥、史可法、岳飞、颜杲卿（与颜真卿同时代同姓氏的一个硬汉子）。
　　也难怪闽系的“英式绅士”们要耸肩无奈了：你们以为这是在陆地上吗？真够傻冒的。
　　可是世界上的傻冒者往往是执拗者，而执拗者又往往更出色。
　　就在“绅士”们只能叮叮当当凿船的时候，电雷系却架起高射机枪，打下了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轰炸机。
　　这是海军打下的第一架日机，却跟中央海军没有任何关系。

　　在空军轰炸未能得手后，电雷系派出两艘经过伪装的鱼雷快艇，相互掩护，乘夜袭击“出云”号。
　　由于中央海军在长江口到处沉船，使本来快速精悍的鱼雷艇都受到极大束缚，拐了好多弯，绕过许多障碍，才潜入了黄浦江。
　　随着鱼雷射出，“出云”猝不及防，尾部受到很大创伤，可是它仍然没有沉。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中国海军第一次主动攻击日舰。有此一举，已足以把“绅士们”给比下去了。
　　海空军都玩过了，陆军竟然也开始琢磨起了“出云”号。
　　为什么都要打它的主意呢，其实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因为黄浦江内的敌舰炮对陆军进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孙元良手下骁将黄梅兴就是死在炮火之下的。
　　如果能将“出云”号给搞掉，不仅可以使陆战队失去指挥中心，而且能够有效地威慑其它炮舰，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冤有头，债有主，陆军的操刀手还是孙元良师。
　　（927）
日期：2010-12-10　08:42:11

　　具体策划者，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谢晋元（黄埔4期），时任旅参谋主任。
　　这个时候的谢晋元展示的是出谋划策的水平。

　　他发现黄浦江还没有被封锁起来，民船照出照进，便想到可以复制当年“美髯公”的民间打法，即弄一只小火轮进去发射炸弹。
　　方案很好，可惜真正实施时还是出了点偏差。本来是要求离“出云”三四百米的距离发射的，但这东西也没法现场排练，结果距离远了些，并未能打中“出云”，只炸掉了码头上的一些日军设备。
　　这“出云”能三番五次地逃过追杀，也算是有点狗屎运气。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吨级重巡洋舰，我估计就算是小火轮上的炸弹不偏不倚打中它，充其量也只能像电雷系发起的偷袭行动那样，予以部分击伤，要想完全打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饶是如此，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震憾却不小。
　　想想看吧，海陆空全都来招呼了一遍，说不定还会来招呼第二遍，第三遍，虽然不一定能把“出云”掀个底朝天，但钻上两个洞还是有可能的。
　　“出云”是旗舰，一干海军指挥官都在上面，所以不是闹着玩的事，再说老在外面袭来袭去，长谷等人就是涵养再好，也静不下心来研究攻守之策了。
　　搬家，躲着你们还不行吗，不仅长谷把指挥部给移走了，就连黄埔江内的其它日舰，也跟着转移了位置，惟恐自己成为下一个袭击行动的目标。

　　这样一来，舰炮也休息了，我们地面部队承受的压力减轻不少。
　　“出云”现在大部分时间只能停泊在黄浦江中间，因为它如今成了“唐僧肉”，两岸都不敢靠得太近——浦西这边海陆空想“咬”它，浦东那边还有炮弹随时恭候。
　　此谓“浦东神炮”。
　　淞沪会战打响后，老蒋随即组建第8集团军，并任命张发奎为集团军总司令，以屯守浦东，守备杭州湾北岸。
　　张发奎曾经是北伐中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一二八”会战中声名赫赫的第19路军那时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师，而蒋光鼐、蔡廷锴，包括叶挺，都曾是他的部下。
　　但是给张发奎的兵马实在太少，是苏浙边区军调过来的，一开始仅为一个步兵团加一个炮兵营，不过这也难怪，浦东那里本来也没什么日军，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负责站岗放哨。
　　浦东原来有海军陆战队的后方基地，遗有粮库、煤库、弹药库和材料库，且门口都有卫兵把守。
　　等到打仗的时候，浦西的陆战队自己都被逼到了海军司令部楼下，自然没能力再增援浦东，而看仓库的那几个毛人，与步兵团相比，连塞牙缝都嫌不够，所以很快就被干掉了。
　　干掉了敌人，自己却苦闷起来，因为他们只能隔岸观火。
　　浦东和浦西虽仅一江之隔，距离却不近，最难受的是没法通过无线电向外联系，更谈不上协同作战。
　　幸好还有一个炮兵营。
　　（928）
　　炮兵营拥有12门德造“卜福斯”山炮。按照炮兵自己的统计，“卜福斯”先后击中过20艘以上的日舰，其中，老冤家“出云”是光顾次数最多的，最猛的一次，“出云”推进器都被打坏了，停了三天才修好。
　　遗憾的是，“卜福斯”毕竟是山炮，而非重炮，它的口径小，火力弱，炮弹炸不穿日舰上的装甲，至多只能在甲板上开花，间接造成杀伤，而不能将其完全击沉。

　　那么，为什么叫它们是“神炮”呢？
　　要论火力，日舰上都是重炮，只要一排重磅炮弹落到炮兵阵地上，这些“卜福斯”就得全完。
　　可是“卜福斯”打得着日舰，日舰却打不着“卜福斯”。
　　原因就在于这种德制火炮的射程有够远，最多可达到9千米，张发奎的炮兵就利用了这一特点，扬长避短，把阵地设在离江岸较远，日舰够不到的地方，然后想什么时候轰它就什么时候轰它，而自己却始终一无损失。
　　那这位要说了，你把炮兵阵地搬得那么远，怎么还可能射得这么准？

　　神，就神在这里。
　　炮兵营设置了两座观测所，其中一所设在江边一所高楼的楼顶上，楼底下就装着有线电话与炮兵阵地进行联系。
　　当时浦东岸边的高楼几乎都遭到了日舰和飞机的轰炸，唯独这座高楼独存。
　　再往楼下面看，你就知道了，那个“出云”舰有时就躲在离此不远的江面上。由于这里是炮兵阵地的死角，它怕“卜福斯”轰它，所以才拿高楼做掩护，孰不知对方的观测所就在自家脑壳上方。
　　看过“浦东神炮”，我想诸位肯定还是不爽。
　　陆军，你们得把风头夺过来啊，难道就玩个“小火轮”，隔着江打一下“神炮”？

　　着急的还有浦西这边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
　　自第一次总攻中途夭折后，他一直在酝酿第二次总攻，但对如何才能取得更大战果，心里也没底。
　　此时，老蒋给派来了高参，这就是以法肯豪森为代理团长的德国军事顾问团。
　　如果说美国人陈纳德帮了我们的空军，那么，德国人对陆军的贡献则着实不小，如果没有他们，朱培德等人在整军备战和修筑国防工事上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现在淞沪战场上的88师、87师几乎都是由其一手训练出来的德械师，看着弟子们在前面打仗，德国老师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我来也。
　　这些老外打仗是真有一套。他们提出，如果还象先前那样“硬啃”堡垒，可能是费了半天劲，仍然成效不大。
　　怎么办呢？
　　用我们的最新成果。
　　陈纳德有“陈氏空战理论”，德国顾问们则有“闪电战理论”，当然，“闪电战”不是他们的独创，而是当时德国军界上层的普遍共识。
　　两年之后，德军把这种理论正式付诸实施，在欧洲战场上摧枯拉朽，无人能敌。
　　这时的日军阵地有如一字长蛇阵，德国顾问说，我们把火力集中起来，“闪击”它的腰，将其拦腰斩断，然后顺势一刀，戳到心脏部位，给它来个透心凉。
　　如此，敌必崩溃矣。

　　好计。
　　张治中决定，由孙元良88师具体负责实施该方案，并定名为“铁拳计划”，同时抽调王敬久87师加入战团。
　　在淞沪会战打响前，87、88两师都接到了进驻上海的指令，但王敬久师的行动速度更快。
　　（929）

日期：2010-12-11　09:37:29

　　在德械师训练过程中，王敬久师是机动摩托化作战的试验单位，所以他们接受过远距离机动训练，说白了，就是会开车。
　　一接到命令，立刻紧急征用300多辆汽车，连夜开赴上海。
　　他们驻防的区域为吴淞一带，即“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野外作战地点。这里原本有吴淞炮台，可是因为有淞沪停战协定的规定，大炮都被拆掉了，只留下了炮座的痕迹，所以王敬久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像当年翁照垣那样保卫炮台，而是阻止日军从此登陆。
　　“八一三”枪声一起，得知孙元良师已经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干上了，而他们却只能搓着手，远远望着干着急。

　　幸好，河南的钟松师来了，总算把他们给置换了出来。
　　对于这个钟松师，我们应该不陌生。爆发“虹桥机场事件”时，负责驻守虹桥机场的就是钟松手下的补充旅。
　　早在一周多前，在接到张治中的调令后，钟松师就奉命往上海赶，可是陆军不是空军，这么多部队，却没有那么多车皮可用，就算你急得跳脚也是一样。
　　为了保证不违军令，大多数部队不得不采用一种折中办法，即优先输送一个旅、一个团，甚至是一个营或一个连，让他们扛着番号到目的地报到，其他部队则在后面继续赶路。
　　所以，这样的情况一点都不用奇怪：在上海作战部队的序列表上，钟松师老早就榜上有名，其实那就是一个旅而已，大队人马还没跟过来哩。
　　8月17日，凌晨，第二次总攻开始。
　　初看起来，两次总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孙元良仍把主力用于对陆战队司令部的进攻，“啃”不动大楼，就朝四周边打。
　　然而，这次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全师火炮都被他集中起来，对着日租界内的虬江路进行猛烈轰击，顿时，日军阵地火光冲天，烈焰熊熊。
　　毫无疑问，虬江路才是真正的“铁拳”所向。
　　紧跟着，“铁拳”挥出。
　　挑选出来的五百壮士，由营长刘宏深（黄埔5期）率领，杀入了日军阵地。
　　起头很不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德国的“闪电战”也不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进行的。
　　开路的大炮大多准确命中目标，但碰到坚固建筑，仍无法将之彻底摧毁。其实德造火炮性能都还可以，如果抵近直射的话，未必不可以解决问题，只是当时竟然无人想到。
　　这样一来，通道依然被堵塞，日军照样可以躲在破破烂烂的建筑和工事后面，甚至利用坦克战车作为活动堡垒，向你不停地射击。

　　“闪电战”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要奇袭，在最短时间把对方打倒在地。
　　现在奇袭不成，又变成了“啃”堡垒，“铁拳”打在了铁门上。
　　厮杀之中，刘宏深阵亡倒地，突击队无法再突入，其它区域也被迫进入强攻阶段，其中仅打一个法学院，就损失了一个营。
　　在此情况下，孙元良师的“铁拳计划”只得被迫中止。与此同时，王敬久师却进展神速。
　　（930）
　　同为近卫师出身，“德械师”中的王牌，又一道打过“一二八”会战，87、88这两个师明里暗里，一向都有些竞争关系，双方从师长到一般官兵，在内心里也互不服气。
　　轮到我们给各位开开眼了。
　　王敬久（黄埔1期）虽未实际参与到“铁拳计划”中去，却也像模像样地组织了一支以团为单位的突击队，孙元良一拳砸向虬江路，他则往北四川路里面钻。
　　王敬久更具头脑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为这支突击队配备了步兵、炮兵、通讯兵，还别出心裁地安插了一个工兵爆破队，颇有点现代化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意味。
　　此前，大家都是用步兵去爆破，还真没谁想到过要发挥工兵在这方面的潜能，而这也不是王敬久在临战之时才一拍脑袋想出来的，
　　战前，孙元良派人侦察上海市区，王敬久也一样，不过侦察重点还有所不同。
　　孙元良主要考察的是自己的民房，然后在民房里修秘密工事，所以侧重于“守”，而王敬久紧紧盯住的却是日军的据点，他打算“攻”。
　　德国顾问们没有白训练，王敬久师连以上军官不仅会开车，还会画图。他们穿着便装，分批潜入市区，想办法把陆战队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然后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记得十分具体。
　　这种细活，日本人最喜欢干，而且干得很好，我们如果照此认真做一遍，就知道好处在哪里了。
　　册子印好后，每个团发一本，平时当小人书翻来复去看。
　　结果，到“铁拳计划”开始后，反而是王敬久师的突击队更神。
　　因为突击队只要按照地图和“小人书”操作即可。

　　他们围住一个地堡后，先用步兵“清场”，解决周边的陆战队员，接着炮兵轰地堡，要是炮弹轰不了，再用工兵爆破队去炸，十八般武器全使上，反正非把你这个地堡清除掉不行。
　　8月17日那天，突击队一口气打下了近10个地堡，吓得日军都不敢呆在小地堡里了，纷纷缩到大据点里面去，有的连头都不敢露一露，惟恐被流弹所伤。
　　王敬久还挺鬼，除了听通讯兵报告推进情况外，他要求各部队每占领一个据点，就要将街道门牌号码拆下。
　　拆这些小零小碎干什么？
　　作为凭据啊，这跟地堡要编号是一个道理，都是德式训练出来的思维。
　　最后一块门牌没法交，因为突击队已经打到黄浦江边了！

　　虽然打到江边，但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堡垒都被攻破了。突击队曾先后攻占日本海军俱乐部和操场，但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引翔港镇等据点的进攻，仍然未能得手。
　　原因跟孙元良师“刘宏深突击队”的情况其实差不多，还是缺乏有效的攻坚办法，工兵爆破队炸小地堡行，对付大一些的据点同样一筹莫展。
　　第二次总攻至此结束，虽未克竟全功，却也收获不小。
　　（931）

日期：2010-12-12　10:04:37

　　8月18日，英国人跑出来劝架了。
　　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建议，那就是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由各国向日本担保上海日侨安全，并向中国担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为根据地，在此条件下，中日军队共同撤出上海。
　　倘若这一建议能付诸实施，等于淞沪停战协定至少部分失效，所以老蒋一口答应。
　　可是日本人却吃不了这个亏，长谷坚决不同意，而不同意的背后，则是援军的陆续到达。
　　就在张治中发动第二次总攻的前一天，即8月16日，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向海军军令部连发两份急电，要求速派援军。
　　那时，孙元良的“铁拳”还没砸过来，王敬久也没撬掉他十个地堡，可是经过第一次总攻的伤亡后，长谷已感得难以坚持。
　　他在电报中告诉军令部，中方正不断调派援军，如果己方再无动作，恐怕就真的只好撤出上海了。
　　在军令部之前，其实米内海相已经腆着脸，向杉山元请求陆军支援，后者也答应了。但是往上海派陆军参战，不是杉山元说一声就能过，还是得报统帅部待批。

　　8月15日，在看到中国军队在上海发动第一次总攻，而陆战队又打得咧咧咀咀的时候，日军统帅部才正式作出决定，向上海增派由2个师团组成的“上海派遣军”。
　　这仍然没有超出日本既定之计划。
　　按照长城战役的经验，当时只用了关东军的2个师团加3个旅团，还没有全部发挥作用，就把一切都搞掂了。
　　参谋本部据此认为，即使中日全面爆发战争，所需调动的国内师团也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他只需用2到3个师团占领华北，1到2个师团打上海，再派1个师团奔广东福建，满打满算，6个师团，够得不能再够了。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二十天之内，主要还是关东军和朝鲜军在出力，由于前有29军的拒不屈服，后有中央军大批北援，才把华北的份额用完了，接下来就是用上海的了。
　　但是“上海派遣军”也不可能一天就到达上海，军令部只得自己先想办法。
　　本来准备用于北方作战的海军被调回南方。陆战队两个大队此前正在旅顺口待命，计划登陆青岛，接到命令后于8月17日出发，18日早上正好赶到上海。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佐世保陆战队两个大队接茬出海，于19日夜间抵沪。
　　手中直接掌握的陆战队一下子猛增到10个大队，兵力多出2400人，更何况2个陆军师团已在路上，有这么多的牌，长谷自然不肯言撤，不仅没撤，他还扩大了防线。
　　见日方拒绝了中立国建议，老蒋即刻下令恢复攻击。
　　如果光从表面上看，此时的淞沪战场形势尚好，起码是我们压着对方在打，可是老蒋的心情却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空军虽勇但只能越打越少，陆军无法一劳永逸，海军呢，不提也罢，作用竟然仅相当于几道需要让别人抬抬腿的门槛。

　　国研所传来的情报则清楚地表明，日本海陆援军即将大举登陆上海，其国内的所谓稳健派已经威风扫地，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有点儿乱，得重新捋一捋。
　　（932）
　　帮他一道儿“捋”的是陈诚（保定第8期）。
　　在国民党内，陈诚向有“小委员长”之称，其人的坚忍自律和军政才能几与老蒋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以保定资历出任黄埔教官，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屡立战功，乃至位列早期国民党中央军五虎上将第二位，仅次于卫立煌。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这个榜单越到后面越让人大跌眼镜，其中的蒋鼎文、刘峙都掉价掉得厉害，渐渐地不是虎而是犬了。
　　令人惊奇的还是陈诚中后期的表现，依靠一个第十一师，他发展出了独树一帜的“土木系”。这个“土木系”可不是某理工科大学里的土木工程系，而是一个出将星的窝，在它后面，跟着一大串“优等生”的名字——罗卓英，夏楚中，黄维，胡琏，……
　　之所以被称为“土木”，缘于“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是也。
　　老蒋是很相信陈诚的，一些觉得老头子偏心眼儿的就在背后说，那是因为两人都为浙江人的缘故，其实老蒋在军政部门的浙江同乡多了，你肚子里要没点真货色，如何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淞沪会战打响时，陈诚尚在庐山，在抗战问题上，他是个积极主战派，甚至跟何应钦都素不相能，常常是针尖对麦芒，所以他索性选择了窝在山里搞训练。
　　战事紧张，急需用人，老蒋在会战开始第二天即电召陈诚：速来京相商。
　　到了南京之后，老蒋给了他两条选择，或去华北战场，或去淞沪战场。前者负责指挥，后者前去考察。

　　陈诚去了淞沪战场。
　　去了以后他发现，在这一战场上的部队虽多，却还是不够用，看看据点大多被我们包围了，但是包围的密度不足，空隙太多。
　　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是对方的两倍，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和它打一仗，是他的五倍，就可以攻它的城了，但是攻了半天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候就要围，而要达成围的目的，没人家的十倍人马通常是搞不定的。
　　陈诚希望的，不光是十倍，最好是二十倍，三十倍，如此才有把握“围而歼之”。
　　几天后，他向老蒋进行汇报，一同考察并且汇报的还有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保定2期）。
　　熊式辉看了战况，说不能打。

　　到底是老江湖，就算自家部队风头正盛，也知道情形不妙，这仗很难打赢，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呢。
　　对于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断，老蒋并不感兴趣，他何尝认为淞沪会战能一定打赢，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他扭头转向陈诚。
　　陈诚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打，而是要不要打。
　　哦，有见的，老蒋的眼睛立刻亮了。
　　具体说来听听。
　　陈诚首先提到的却是华北战场。
　　（933）
日期：2010-12-13　08:34:59

　　如今中日双方正在南口对峙，华北战事继续扩大是一定的。一旦战事不利，日军完全可以沿平汉路快速南下，直取武汉。
　　武汉一失，中国战场即从纵向被剖为两半，那样的话，实在于我不利。
　　唯今之计，莫不如集中力量，继续扩大淞沪战场的规模，把日本原拟调往华北的兵力一点点诱到上海来，这样尚可收稳扎稳打之效。
　　陈诚的意思已经放在面前了，“沪战”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把全国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到这里来大打，为此哪怕是削弱华北战场的兵力亦在所不惜。
　　老蒋豁然开朗，只不过并不是陈诚启发了他，而是“小委员长”搔着了“大委员长”的痒处。
　　陈诚这番论述，集中兵力以“围歼沪上之敌”才是真正的论点，所谓“诱敌南下”、“防敌直取武汉”只是用以支持论点的论据。这是站在一个战将立场上的考虑，
　　可是老蒋俯瞰全局，要“欲穷千里目”，所以必须想得更为深远一些才行。
　　在他那里，同样的论述，论点和论据却倒了过来，“诱敌南下”变成了论点，“围歼沪上之敌”反而成了“诱敌南下”的一个饵。
　　这些天来，盘旋在老蒋脑子里，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他只是需要一个人来支持这个答案，坚定他的决心罢了。

　　所以，在听完陈诚的话后，他才会表现得激动不已，连说了好几个“打！打！一定打！”
　　蒋纬国在书中记述，在谈到淞沪会战的前景时，他的父亲曾明确地向他表白过：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
　　熊式辉知道的，老蒋也知道，淞沪会战确实不容乐观。
　　对着自己的爱子，他说出了心里话：中日之战，是老师与学生的对垒！
　　当年那些在士官学校教我的日本老师们，如今个个身负重任，他们不是在统帅部运筹帷幄，就是在侵华前线亲自统兵。
　　老蒋在日本真正上完的军校，是日本振武学校，属于陆士的学前班。从那里毕业后，他便进入了第13师团任士官候补生，也就是其津津乐道的“给军马擦身子”阶段，然后正好辛亥革命爆发，他便赶回国内当革命党去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拿到过陆士的毕业证书。

　　所谓他的陆士老师，能查证到的就是时任第13师团师团长的长冈外史（陆大1期）、联队长飞松宽吾。
　　可老蒋读书的时候还名不见经传，在部队侍候军马时更不过是个二等兵，长冈、飞松这些人怎么可能给来自中国的二等兵亲自授课呢，更何况，抗战全面爆发时，在前线吆喝的也并不是这些人。
　　所以老蒋在这里，其实是一种虚指，“日本老师”指的应该是同样出自陆大、陆士的杉山元、板垣之辈，而“中国学生”则包括了毕业自陆士、保定、黄埔、云南讲武、东北讲武，甚至纯粹草根版的那些国内将领。
　　老蒋对小蒋说，我们千万不能小看“日本老师”，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战略战史是有研究的，有时研究的比我们中国人还深刻。
　　所以老蒋说他很害怕。

　　（934）
日期：2010-12-13　17:58:11

　　他怕什么呢，怕这些“日本老师”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照着那上面去做。
　　历史书上记得明明白白：蒙古灭宋，满人灭明，都是由北向南打。
　　你在北方那里打也好，在南方这里击也罢，其实都没那么可怕，可怕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这样倒腾。
　　史为今鉴，实有让人不寒而栗之处。
　　陈诚担心武汉有失，老蒋却认为，后果可能更为严重，那就是假如南口失陷，日军完全可以沿南口进入山西，再过汉中绕到四川。
　　知道那是一条什么路线吗？
　　当年忽必烈进攻南宋的路线！
　　日本人不是老嚷嚷着要走满蒙的老路，重新“入主中原”吗，他们肯定会研究这段历史，并且照着学的。
　　倘若日军拿着这张过去元军曾走过的路线图，先从云贵川开始，再往广西那里一抄，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到了那时候，即使能保住宁沪，亦于事无补，只能被日本人赶到海里面去喂鱼。

　　要让他们无法按这条路线图走，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陈诚的说法，“扩大沪战”，然后再引其沿江西上，届时才有希望拖住或者拖垮他。
　　在老蒋看来，中日之战，致胜之地不在上海，而在西南。这不是他现在才想到的，而是多年以前就布好的局。
　　中日必有决定各自命运的一战，二者的强弱又太分明了，所以老蒋曾提出一个很精僻的观点，叫做：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
　　中国是弱国，不能攻，只能守，而且不能守边疆，只能守核心，他所说的“核心”，就是前期苦心经营的武汉，直至西南大后方。为了筑牢这一大本营，当年自比卧龙凤雏的“首席军师”杨永泰竭尽才思，甚至把性命都抛在了那里，说是抗战的命根子也毫不过分。
　　老蒋甚至还想到，要是连云贵川都守不住怎么办。
　　还有西康。
　　那时的西康省，其区域范围已到西藏东部。“七七事变”前，老蒋让人在那里建了一百多幢房子。

　　别人问，你们这么大兴土木是干什么用的。
　　答曰：教育扶贫，办大学的。
　　其实那就是一个候补的抗战后方基地，准备以后云贵川也顶不住的时候搬过去。
　　不得不说，如果不是熟读中国古籍，真正领会和把握了吾国史地之长，一般人是根本想不到这么多，这么复杂的。
　　有趣的是，儿子后来还为父亲的这一国学之策进行过论证。
　　蒋纬国本人长期在德国学习军事，他从西方战略思想的角度，对“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作了比较。
　　打仗，作为弱势的一方，如果你希望坚持得久，就必须保证后方有一条补给线，实际上也是你的生命线，而要维持这条生命线，最好是与作战正面形成垂直，这样至少你的左右两边是安全的。
　　最危险的，是与作战正面成平行。

　　日军由北向南，就跟我们形成了平行线，无论是从平汉线南下，还是从大西南包抄，最后的结果都是把中方压至海边，那样比赛就自动over了。因为海上没有任何补给。
　　西方战例中，最经典的当属美俄争夺阿拉斯加。
　　（935）
　本来打得好好的，可是俄国人撤了，把阿拉斯加廉价卖给了老美。
　　他们为什么要撤呢，就是因为老毛子的补给线太长，需要从莫斯科运到阿拉斯加，而且与作战正面呈平行状。
　　那时的战局，美军只要往北边一推，就可以截断这条线，相反，由于左右两边皆有保护，俄军却没法断对方的补给线。
　　当然，彼时的老毛子还不知道阿拉斯加能冒出那么多石油出来，不然的话，打死也不肯以低价卖出那么一好地。
　　天下的道理，古今同一，中外皆是。
　　8月20日，军委会发布作战令，要求“一部集中华北”，以便“持久抵抗”，而主力却“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
　　这就预示着，接下来，我们对北方采取的将是应战抵抗，对淞沪实施的则是出击制敌。
　　该指令发布后，长江以南准备开往华北战场的各部队均停止北调，纷纷转向淞沪战场集结，老蒋原先曾计划在华北摆出的“新五虎将”，或称“五集团”一齐上阵的模式才露了个头，就临时取消了。
　　当时连在旁观战的老美都看出来，中国此举有强迫日本在两个前线开战的企图，换言之，后者的华北战略即将被完全搅乱。
　　费正清的大弟子白修德，被称为是斯诺之后影响最大的美国在华记者。他评论这场中日博奕时就说，日本本来是期望在北方打，到南方来谈判的，但蒋却有意将敌人引到“长江下游他自己的方寸之地应战”。
　　南北轴心，即将改为东西轴心。
　　老蒋已决心集中所有陆军主力，在淞沪战场上与日军拼剌刀了。
　　没有任何退路，只有握紧拳头，全力一搏。
　　两天后，即8月22日，老蒋作出一项重大的决定，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国共合作谈判至此取得重大突破，以后的事更是水到渠成。
　　9月22日，“国共合作宣言”得以公布。次日，老蒋发表谈话，表示国共要“真诚一致”，共同推进“御侮救亡”。
　　10月12日，南方八省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项英出任正副军长。在接受改编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开赴各自所属战场。

　　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两个曾水火不容的党派及其所属军队终于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南方部队源源不断地向上海调动，八路军也即将开赴华北战场，一切都预示着，这个古老民族的自卫潜能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激发出来。
　　可是现在还有难题需要解决。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分析，陈诚增兵上海的论据中曾潜藏着一个很致命的漏洞，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他说，“扩大沪战”，是为了“引敌南下”，可后面这个目的其实很难达到。
　　不要忘记，东北还有关东军，长城战役的最终获胜者。
　　这时候的关东军，在经历过武藤信义时代的“辉煌”后，已越来越趋强悍，所辖陆军师团均为日军精锐部队，在2个混成旅团入关加盟“中国驻屯军”后，仍保留着东京师团等4个师团的常备力量。
　　（936）
日期：2010-12-14　18:21:19

　　在干岔子岛事件中，仅仅一个东京师团出面，就打沉打伤苏舰各一，吓得老毛子捏着鼻子落荒而逃，没点实力，谁会卖你的帐？
　　关东军为什么不肯动用师团，说穿了，还是忌惮苏联人，要防着一手。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只要苏联在边境没有动静，他们就能放胆入关。
　　若假以时日，关东军只以伪满军维持东北，而直接将4个师团尽数派遣入关也不是没有可能。
　　到时，即使“沪战”扩大，日本仍然可以一手调兵沪上，一手依靠关东军“由北向南”，两不耽误，如此还怎么“引敌南下”呢。
　　陈诚说过也就算了，统领全局的老蒋却不得不想办法把这个漏洞给补上。
　　当时更让他发愁的是，上海的中国军队已经很难坚持，这说的还不是陆军，而是空军。

　　那时日本的飞机数量号称世界第四，仅次于美国、法国、意大利，到全面抗战爆发时，拥有作战飞机1559架，其中仅海军航空队就拥有38个飞行队，1010架战机。
　　与之相比，我们的那9个飞行队，223架，或者算得多一些，314架飞机，实在是太可怜了。
　　比少还要糟的是没有。
　　这些多飞机，这么些飞行员，都是用完为止，有少无多。
　　南昌不是造了一座飞机修配厂吗，可是陈纳德早就去看过了，那就是一出产废物的垃圾场。
　　飞机最重要的部件应该是发动机，于是我们在湖南建了一座发动机工厂。
　　这不是一般的工厂，巨费钱，偏偏政府又没有钱，于是只得化缘。
　　老蒋通过捐机祝寿，先弄到了6百万，接着政府再补贴2百多万，几乎是把口袋里的每一块钢蹦都省出来，1千万不到，总算是把这个发动机工厂给搞了出来。
　　然而还没等发动机造出来，全面抗战就爆发了，结果到头来，仍然是连枚飞机炸弹都得进口。
　　尽管我们的飞行员都很英勇，但他们也不是个个都是天神，即算能经常打掉人家的飞机，自家的飞机也不可能毫发无损，总是也要受点伤的，又没有零件可换，怎么办呢。
　　这架缺这个零件，那架少那个零件，得了，合并吧，两架拼一架。
　　如此凄凉光景，上帝知道恐怕都没办法，只能指望外援。
　　老蒋最希望这个外援是英美。

　　从“七七事变”开始，他就不断地会见这些国家的驻华大使，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出手对日本进行干预，但不管你恳求也好，呼吁也罢，大家都只想当和事佬，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帮我们的。
　　美国要求双方克制，你们两家都别打了。
　　英国进了一步，说如果远东局势继续恶化，就不会跟日本搞好关系。
　　但这些表态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到底，他们关心的是在华老外的生命财产，害怕的是一不小心卷进来，日本人的拳头捣到自个身上。
　　这位要说了，人家既然始终都不肯帮你，怎么还老喜欢拿你的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呢。
　　不是老蒋犯贱，而是不得不如此。
　　（937）
　　二战还没有爆发，但霸主们已经初显峥嵘。他们相当于战国时的秦、晋、楚、齐等大国强国，中国什么角色，不过是郑国、鲁国那样的小鱼小虾。
　　小国怎样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下去，这是一门学问。
　　百年以来，凡当国者，必定要先进修此类生存学，特别是在遭到一个大国侵犯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要另找一个大国作为同盟者。
　　谁是我们的同盟者？
　　在逐渐失去德国的军援之后，有人说是苏联，但老蒋并不认为那是一个可靠的依恃对象。
　　他看中的仍然是英美，特别是美国。
　　诸多原因中，有很重要的一条，也是古人给总结出来的，就是如果你要以夷制夷的话，最好是能做到远交近攻。
　　苏联跟我们交界，是近邻。在它羽翼未丰时，可能表现较为克制一些，还可能因为自己的需要主动上来拉你一把，然而一旦有机可乘，并不会比日本这个“东夷”好到多少，所谓“祸在肘腋”是也。

　　太近，一般是很能“交”得了的。李中堂的以夷制夷法，无疑是吃了这方面的亏。
　　“美帝”却不同。
　　这个“帝”远在天边，隔着整整一座太平洋，在领土疆域上对我们没有多少威胁。
　　翻开史书看看就知道，近代以来，“美式侵华”只是要打开门户做生意，并未占去我们寸土，反观俄人，要么不来，一来就跟患了暴食症一样，动辄抢去我们数十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到了民国年间，漫说一个那么大的外蒙了，就连新疆也还处于老毛子的实际控制和影响之下哩。

　　不过，也正是由于美国人对我们的土地兴趣不大，把它拖下水打仗的可能性就很小，这就叫两难。
　　现在事急矣，老蒋暂时已顾不得远交近攻之策了，即算饮鸩止渴，只要能帮你挺得一时，那也是好的。
　　一边是牵制关东军的需要，一边是武器日益匮乏的困难，两个问题被老蒋归并到一处，最后的希望仍然只能寄托在“西夷”身上。
　　看来还是得跟苏联人好好谈谈。
　　8月20日，蒋介石电令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要他加紧接洽苏联政府，希望能跟对方签约。
　　签什么约是有讲究的。曾经，老蒋最希望签的是互助条约，那样可以把苏联绑到同一架战车上去，可是斯大林滑头得很，他才不想冒主动和日本打仗的风险呢，他愿意签的是互不侵犯条约。
　　“互助”实在不行，那就“互不侵犯”吧。
　　老蒋的口气松下来，剩下来就是斯大林一句话。
　　一直以来，斯大林乐于见到的是中日交战，以便让他少掉一个后顾之忧，但如果日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中国给打败，那这种“后顾之忧”就反而会骤然增加——日本极可能立即转身，进军西伯利亚！
　　这种时候，就非得拉中国一把不可，这不光是呼应中国的需求，更是苏联的国家利益使然。
　　这时候中国正在打仗，所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天之后，也就是8月21日，中苏双方就以闪电速度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的正文很短，只有几条，但是非常实用。
　　（938）
日期：2010-12-15　18:11:31

　　因为这个条约，关东军就再不敢起倾巢而出的想法，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把力气百分百地用到关内，黄河以北恐怕早就守不住了。

　　一个让人睡不着觉的隐忧算是暂时排除了。
　　另一个难题在签约后，也顺势得到缓解。
　　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三天后，一支“欧洲实业考察团”前往莫斯科。
　　说是要到欧洲去考察实业的，可仗打成这样，还搞什么实业。

　　再看考察团的团长：杨杰。明白了吧，实业是幌子，遮人耳目用的，真实的目的是去洽购武器。
　　中国人没钱，这些武器都是要通过货款，用土特产偿还的方式从莫斯科购买的，前后共计2亿5千万美元。
　　可是武器不是支票，杨杰不可能自己拿着回家，得有一条路径。
　　这时候老蒋就看上了新疆。
　　如今的新疆，却不是他所能控制得了的。
　　当初左宗棠以老迈之躯，不惜把棺材板都带上，经年血战，才使新疆得以收复。可是到民国建立，满清覆灭，情况就慢慢发生了变化，而到盛世才主疆时期则更是变本加厉。
　　这哥们靠政变起家，原先在新疆并不是最强的。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条致胜之道。
　　在盛世才嘴里，开始不断地迸出各种各样，甚至连他自己也不一定真懂的“马列”术语，而且一套又一套，之后他还带着老婆，以“马列信徒”的名义，专门去莫斯科“朝觐”了斯大林。

　　太功利了，但是很有用。
　　斯大林手一挥，大批苏联红军堂而皇之地开入新疆，直接帮他把其他所有强劲对手都给料理完了。
　　盛世才至此一匡新疆，力量、资本和靠山都有了。
　　张学良治下的东北，虽然实质上也是半独立的，但他打的是青天白日旗，说明形式上是服从中央的。
　　盛世才的前两任主政者，有时也打打擦边球，然而他们即便不认神也要认庙，不敢完全不卖中央政府的帐，平日该烧香得烧香，该磕头得磕头。
　　可是盛世才与他们都不一样，这位建立了一个四不像的新疆政府之后，就把旗子改成了“六星旗”。
　　明白着告诉你，我不服你。
　　实际上，盛世才治下的新疆就是他的独立王国，只是没有像过去的“阿古柏时代”那样公开对外这么宣称罢了。
　　对盛世才，当时的老蒋毫无办法，除了天高皇帝远外，还因为由于过去中苏战争的教训，知道不能跟盛世才背后的苏联老大轻易翻脸。特别是到了现在这种敏感时候，那就更不能擅动了。

　　从莫斯科运武器到抗战前线，必然要经过新疆，但盛世才肯让路吗，要知道，这时候蒋与盛的关系，可不是以前的元首跟“新疆督办”，说白了，几乎就是国与国的关系。
　　幸好，盛世才名声虽然一直很糟，但关键时候，还是识得一点大体的。
　　当杨杰奉老蒋之命，首先跟他说清楚，我们不是来动你新疆主意的，而是为了抗日需要，想在你这里借条道。
　　这话讲清楚后，盛世才就放心了。他彼时真正的幕后老板是苏联，老板默许他开闸放行，自无不应之理。
　　而且盛某也确实有点自己的小心结。他不是新疆本地人，是东北人，东北沦亡，一样感同身受。
　　他当即提出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前线！
　　（939）
　　由于盛世才的拍板，全新疆都被动员起来，建立起一条长达3600里的运输线，在美国参战之前，这是维系中国继续抗战的最重要的一条国际生命补给线。
　　这条运输通道无疑充满着艰辛。
　　所有的军用物资都得来不易，特别是汽油，你如果用飞机汽车来运的话，那还不够路上消耗的呢。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靠骆驼和马车来拉，而当年它们都是以千头或千辆来计算的。
　　在这场举世罕有的陆空大转运过程中，“新疆王”盛世才可以说功不可没。据记载，他在那几年里，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晚上12点才能入睡，“吃饭也办公，会客也办公，凡有重要公事，不拘什么时候，都可拿来批阅”。
　　他忙什么呢，就忙交通，忙运输。
　　在新疆，盛世才就是皇帝，他的命令也无异等同于圣旨。

　　新疆不是深圳，那里的作息规律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但被这么一搞，差点人人都要变成超级工作狂了。原来多落后的一个地方，短时间内，直通公路、汽车接待站、航空站，该有的都有了。
　　从1937年9月开始，至1941年日苏签约之前，在八年抗战的前半段时间里，我们在军事外援上主要依靠苏联。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是当时我们能从国际上捞到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多珍贵，那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
　　上海战事更趋激烈。
　　8月18日，陆战队一个骑兵分队突然杀入已被我控制的虬江路防区阵地。
　　守卫阵地的是保安总团。他们不是野战正规部队，一时间被日军骑兵打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帮孙子在马上乐得什么似的，竟然几进几出，视人如无物。
　　东洋马灵活啊，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正在百思无计，保安总团的一个中队长忽然看到虬江路上有一家木炭行，里面推着千余只炭篓子，现在打仗，木炭行里空无一人，篓子内自然也空空如也。
　　这中队长反应比较快，他马上有了主意。
　　你不是会几进几出吗，我让你进得来，出不去。
　　天黑的时候，日军骑兵分队又打着马摸过来了，迎面碰上的是一对“慌不择路”的中国兵，而且没打几枪就跑了。
　　早已尝到甜头的鬼子骑兵哪里肯舍，跟在后面猛追。
　　转过一个小巷后，感觉马脚踏进了什么东西，转眼间人仰马翻。
　　呵呵，此辈陷进我们早已设下的“炭篓阵”了。那千余只空篓子被拴住一起，堆在一处，真是想不踏进去都难。
　　这当口，两旁二楼上埋伏好的四挺机枪嘎嘎地叫了起来。

　　想做反击先锋的骑兵分队，除了四个被俘外，其余都翘了辫子。
　　就在这天晚上，陆战队盘踞的一座七层大楼被中国一支秘密部队给轰掉了。
　　特大新闻。
　　（940）
日期：2010-12-16　20:46:57

　　实施者为抛射炮化学兵联队。
　　在化学战方面，使用得最肆无忌惮的是日本人。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几乎无处不见日军的化学武器，后来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731细菌战。
　　不过，小日本放毒气也就只敢对着中国人，当他们面前站着的是美英苏老外时，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后者在化学战方面的能力更为了得，你放我也放，日军吃亏，所以不敢放。
　　我们最好也能以牙还牙，散点毒气给他闻闻，可惜我们人没他们歹，搞不了那么伤天伦害天理的“科学研究”，同时受《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也没法弄到毒气炮弹。
　　尽管如此，架子总还是要有。老蒋一声令下，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负责，着手在南京组建了化学兵总队，进行化学战训练，到淞沪会战爆发前，已培训出了三期学员。
　　张治中在上海组织攻坚战，叫得最凶的就是没有重武器。德国造的火炮不行，轰不塌陆战队的建筑工事，如之奈何。
　　供张治中差遣的全是德械师，给他的炮也都是当时国内顶尖装备了，这还不“重”，什么才能称得上“重”？
　　老蒋穷搜家底，把化学兵总队的那些炮翻了出来。
　　化学兵总队的炮叫李文斯抛射炮。
　　这种炮本来是用于投射毒气弹的，我们搞不来毒气弹，只能派另外一个用场——放黄磷燃烧弹或者高爆弹，后者可以通过进口得来。
　　恰恰好对了上海攻坚战的路子，那里紧缺喷火器。
　　其实一开始，李文斯抛射炮就相当于喷火器。

　　那还是一战的时候，喷火器刚刚开始使用，一个个巨笨无比，射程又极短，等士兵呼哧呼哧把大油罐搬到前线战壕，没打死敌人，自己就先给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李文斯的老外便造了这种炮，不用油罐，用油筒，靠炮把油筒抛射出去。
　　这一下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虽说弹着点没有一般火炮准确，但它的覆盖面大，一爆开来，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苗，效果肯定比一般喷火器要好。
　　到淞沪会战爆发时，何应钦已经紧急编组了一支抛射炮化学兵联队备用。整个联队共有12门李文斯抛射炮，官兵300余人，均由化学兵总队中抽调出来的一、二期学员和第三期准尉见习官组成。
　　8月18日晚上，化学兵联队奉旨到达上海。
　　预定目标就是那座七层的高楼，两小时完成攻击准备。
　　李文斯抛射炮长相奇特，跟普通炮有所不同，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底座，开炮时大半个身子埋在工事里，然后用电线将各门炮连在一起，要放了，按一下电纽即可进行，看上去还是蛮现代化的。

　　随着指挥部电话命令下达，第一下按钮，没打中，这是预料中的，因为还要修正距离和方位。
　　第二下，炮弹直入高楼第四层。
　　顿时日军阵地浓烟滚滚，黄磷燃烧弹和高爆弹制造出来的电光效果真是不同凡响。刚刚还用枪炮还击的陆战队员终于懂得了厉害，逃命成了大事。
　　联队初战告捷，大为振奋，紧跟着又是连续三次齐射。

　　高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来。
　　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均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谓“敌方阵地上陈尸狼籍”云云。
　　高楼都能给轰倒了，这让张治中大为振奋。
　　接下来，他开始解一道题，即怎样把扩充后的上海陆战队赶到黄浦江里去。
　　（941）
　　此前的算法都碰到了障碍，两次总攻，包括德国顾问给制定的“铁拳计划”均功亏一篑，怎么办。
　　到底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他发现，自己还能找到第三种算法。
　　你看，第一次总攻，用是的一线平推法，第二次总攻，用的是重点突破法。
　　都失败了。
　　这时候何不试试一切两半法。

　　虹口和杨树浦，我要从中间划过去，一切两半。
　　8月19日，张治中将指挥部移至王敬久87师司令部驻地。
　　这时候他手中可用之兵更多了，夏楚中第98师和宋希濂第36师已先后到达上海。
　　论战斗力，这两支部队均为中央军精锐，战斗力都不俗。其中，夏楚中师属于陈诚的“土木系”，宋希濂师则是从以前的87、88两师中分离出来，因为“西安事变”才调到了西安。
　　随着张治中一声令下，第三次总攻开始。
　　这次一马当先的是王敬久师。该师在上海北郊驻扎的一个团刚刚又因钟松师接换原防，从而得以抽身而出。
　　得到自由之身后，这个团马上由北向南，猛攻杨树浦阵地。

　　继化学兵之后，装甲兵也随队作战。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以来，都只看到日本人的坦克，从没见过我们的坦克长啥样，这可真够新鲜的。
　　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身为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被日军坦克剌激得不行。战后不久，他即上书老蒋，建议组建自己的机械化部队。
　　经老蒋批复，由徐庭瑶负责组建了装甲兵团，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装甲部队，徐庭瑶由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敌人有的武器，我们也得有。装甲兵团司令官杜聿明专门调来了两个战车连，步兵前面终于有坦克可以开道了。
　　坦克在前面确实不一样，大模大样，摧枯拉朽，还有铁甲给罩着，这让步兵们大开眼界。

　　行了，让这些铁家伙冲在前面吧，还可以帮我们挡挡子弹。
　　坏了。
　　即便是王敬久师这样的“德械师”，也没有经过步车协同的训练，他们并不知道坦克也需要保护。
　　战车连的东东均为英国维克斯坦克，挡子弹还凑合，重磅炮弹它能挡得住吗？
　　果然没一会就有坦克被鬼子的炮火给搞掉了，只得停步不前。

　　不过，当天战绩最佳的仍然是王敬久师。
　　除了战车连助阵，大长声势外，还缘于一个上海居民的报信，后者给进攻部队指了一条路，那里没有日军守备，可以直接进入日租界。
　　至下午5点，王敬久师已攻入杨树浦区，并占领了许多街道，其左翼最前沿部队更直抵公大纱厂门口。
　　王敬久闻言大喜，据他的一位幕僚记述，当是时，上下情绪乐观，师长、参谋长都曾坐在草坪上围坐庆贺。

　　张治中也很高兴，不住地夸奖自己的学生能干。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两点，但公大纱厂还是没能攻得进去，攻坚部队疲惫已极。
　　王敬久便向老师请求，能不能让我们歇一歇，明晚再打——淞沪会战期间，基本上是我们晚上攻，日军白天打，交替作业。
　　张治中同意了。
　　这让他大为后悔，因为白天一到，日军以飞机大炮为支撑，立刻卷土重来，不仅公大纱厂拿不下，连原来到手的很多街道也一块丢了。
　　不甘心。
　　8月20日，张治中趁着月色赶到前线，督导各部发动第四次总攻。
　　孙同学、王同学之后，宋同学（宋希濂）上场了。
　　（942）
日期：2010-12-17　18:43:55

　　当年在“一二八”会战中，宋希濂因强渡蕴藻浜而一战成名，风头甚至盖过了同期的孙元良和王敬久。

　　宋希濂打仗的特点似乎是，要么不出战，出战即有亮点。
　　在第四次总攻中，他又打出了一个令人惊艳的亮点，这就是汇山码头之战。这一仗按照宋希濂自己的评价，是他在淞沪会战中打得“最精彩、最激烈、功绩卓著”的一仗。
　　半夜12点，宋希濂挥兵出击。他没有指到哪儿打哪儿，目标方向就是一个：汇山码头。
　　汇山码头就在黄浦江边，王敬久师的突击队也曾经打到过那儿，但毕竟还是突击队，不是成编制部队，而且这时候经过增兵，日军的防守也明显加强，从宋希濂师出发的路口，到汇山码头，已是层层设防，称得上是关卡重重。
　　宋希濂要做的，就是过五关斩六将。
　　当然，作为一师之长，他还用不着亲自去演关公，争演这一角色的是麾下三个团。
　　往汇山码头去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中国战车在第三次总攻击中发挥了作用，这次又被搬了出来。
　　主攻团以战车第一连为前导，一路闯关，连破日军数道封锁线。

　　日军意识到对手是靠什么排除障碍的。他们随即变换招数，以密集火力封住步兵的前进路线，这样一来，坦克就与步兵被分隔开了。
　　一旦失去步兵保护，坦克马上就面临险境。
　　不久均被击毁。
　　失去了坦克的支援，进攻变得更加艰难。
　　日军从周围高楼上进行俯射，并动用自己的坦克和步兵进行反冲锋。
　　一个团伤亡惨重，负责指挥的旅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无法前进。
　　另一个团则战死了一名营长，正面攻也攻不下来。

　　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准备采用迂回的办法，从边上的小巷绕过去，但这个意图被对手发现了，反被日军封住巷口，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两个团不能再战，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主攻团。
　　关公只能是他，也必定是他：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5期）。
　　胡家骥出身于工兵科，跟长城抗战时的黄光华学的是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很重要，却也很冷门，没点自己的套路，都很难出人头地。
　　胡家骥的套路就是拼命。

　　所谓黄埔精神，说到底就是拼命精神，所以刚毕业的黄埔生在战场上的淘汰率非常之高，因为都需要拿着枪冲锋，但等当到连以上干部时就要好得多了，再到团长乃至像关麟征、黄梅兴这样师旅级别的，不管多猛，也只是在情况特别危急时，才需要随队冲杀。
　　胡家骥已经是团长了，可他没有哪一仗肯老老实实地呆在后面指挥，总要拿杆枪冲在最前面。
　　宋希濂见了面就训，你这样怎么行，一打仗，你第一个升天了，以后部队靠谁指挥？
　　胡家骥态度很老实，我错了，下次改。
　　下次照旧。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拼命三郎”每次都不死，照样活蹦乱跳。
　　他也在唐山路上被卡住了。四五层高的楼顶上，日军朝着下面打。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胡家骥火了，死就死，你们跟着我冲。
　　也不绕什么巷子，一个屋一个屋打，打到你这个屋里没有人了，没办法居高临下朝我开枪。
　　唐山路过了。

　　胡团长没有死，仍旧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战死，一个中了两弹，却还在继续跑。
　　能不跑吗，他那团长，人家已经中五弹了！
　　（943）
　　中了五弹，却不是要害位置，不冲何待。
　　于是又连过两关，直杀到汇山码头。
　　防守码头的日军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就看着一个血人带着一群似乎刚刚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人冲杀过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住，只得一窝蜂逃向外滩白渡桥。桥南是别人家的地盘，虽然也是租界，却不是日租界，英军马上端着枪上来了：yes or no？
　　Yes，好，缴枪投降吧。
　　前面没鬼子了，但有铁栅门，而且十分坚固，打不开。
　　胡家骥一看，这好办，爬过去嘛，看我的。

　　他一个翻身嗖地爬了过去，那样子，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他身上已经留了五颗子弹。
　　团长作了榜样，其他官兵也就如法炮制。
　　但是进去了以后没用，因为你守不住，侧面日军只要几炮打过来，就会给你造成伤亡。
　　不能白白送命，于是胡家骥搞完打砸抢之后，又带人撤了回来。
　　回来之后就由不得他了，都中五弹了，拉下火线，治疗。
　　往汇山码头的道路扫过了一遍，可这不是说你扫过之后，就能完全站得住脚，晚上是你的天下，白天是人家的天下。
　　白天，日军又来“收复”了。
　　晚上，我们在战车连的掩护下，再一攻到底，又打到了码头那里。这一路上，坦克损失很大，鬼子都把它作为首要目标，所有重武器都往上面撂，那能好受吗。
　　大家都如此“关心”这条路，缘于这里已经变成了分割线。
　　张治中一切两半法的设想终于得以初步实现，虹口和杨树浦之敌至此再也不能相互援助，原有的一字长蛇阵已经变成了东一块，西一块，并不得不逐步收缩到各自的孤立据点里去。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前景很明朗：要么把路重新打通和控制，以等待援军到来，要么坐困愁城，束手待毙。
　　所以他们也发疯了。
　　双方在这条“死亡分割线”上反复争夺，抵死相拼。
　　宋希濂的一位熊姓参谋记述，他当时曾到位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作战阵地巡视。这里的阵地是防守时的最突击部分，最易受到日军攻击，当然也最难守。
　　那天，他巡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日军以3辆坦克为掩护，成品字形向阵地扑来。
　　对手轰我们的坦克，我们当然也能轰它们的，问题是当时战壕里的战防炮刚好坏了，已经搬到后方去修理。
　　见到这一情形，这位久经沙场的熊参谋也觉得大事不好，阵地恐怕防不住了，嘴里不由脱口而出：糟了，糟了。
　　这时，他看到一个大高个子老兵站了起来。
　　老兵对身边的另外两个士兵说，你们把手榴弹捆在我的腰上。
　　所有的手榴弹，都用绑腿牢牢地捆在了腰间。
　　老兵爬出战壕，越过铁丝网，向正隆隆开来的坦克滚过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冲在最前面的坦克瘫倒在那里，一动不能动了。
　　后面的坦克和日军被吓得调头就跑。
　　熊参谋亲眼看到这一幕，十分感动，连忙问士兵们，刚才舍身炸坦克的是谁。

　　士兵们回答：那是我们的副班长！
　　（944）
日期：2010-12-18　20:35:41

　　另有一次，也是阵地战斗正激烈的时候。
　　巡视的熊参谋在散兵壕内忽然发现一个人的肚子上冒出了一股殷红的血泡，仔细一看，原来对方的腹部已经中弹了，甚至连肠子都流了出来。

　　他大吃一惊，赶紧让人给抬下去。
　　受伤的这个人却摆了摆手，只用急救包简单包扎了一下，又继续投入战斗。
　　没多久，伤者就死了，倒在了战壕里。
　　熊参谋问士兵们这位勇士是谁。
　　回答是：我们的排长。

　　不仅是人，在来来回回的不断厮杀中，坦克也越打越少。
　　8月23日晚上，仅剩的3辆坦克进行了最后一次英勇的冲击。
　　这时，步兵已经知道了坦克的脆弱，于是宁愿用自己的牺牲来吸引日军重火力，以帮助坦克往前冲。
　　3辆坦克一路扫过去，一直扫到了汇山码头，直至全毁。
　　两个战车连至此连人带车，无一幸存。
　　战车连的两个连长也是黄埔学生，在参加杨树浦攻坚之前，他们就向张治中反映，表示“车子太坏”（非重型坦克），而日军“火力过猛”，步兵也很难跟得上来。
　　张治中未尝不知道这一情况，但总攻需要坦克支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只能硬着心肠强调，不行，你们不攻进去，就不要再来见我。
　　都攻了进去，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两位连长活着回来。
　　很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说，只要一想起这件事，自己仍然感到十分难过。
　　铁甲战车的损失让南京大本营，包括老蒋和何应钦都心疼不已，毕竟这些都是种子部队，以后是要靠他们下蛋用的，再说抗战又不是只抗这么一下，以后还要不要烧火做饭了？
　　至于那个化学兵联队，自从轰掉一座七层大楼后，也鲜有更多战绩。原因很简单，他们本来是打化学战的，现在却用来从事“违章爆破”，发射化学弹的李文斯抛射炮则充当起了大口径迫击炮的角色，怎么看怎么不对。
　　其实，你把咱们的大炮都聚一堆，挨近了射，我看效果也不一定就比燃烧弹差。
　　由于有战车连的前车之鉴，蒋何都害怕张治中脑袋一发热，又把刚刚露出点苗头的化学兵给毁了。要知道，装甲兵团除了那两个战车连外，主力尚存，化学兵总队的精华却几乎全在这里了。
　　还是回来负责下蛋吧。
　　于是，何应钦便直接给化学兵联队下达手令，要其撤回南京扩编。
　　张治中正指着化学兵联队帮他“啃骨头”呢，哪里肯舍，一面向老蒋“告御状”，一面命令督战队及沿途部队设卡，声称拿获后要军法从事，拒捕者就地枪决。
　　这个命令一下，化学兵联队几成逃兵，只得东躲西藏，好歹一个不少地回了南京。
　　在南京整顿扩编后，化学兵总队被重新分配各大战区，但这时候他们已基本不用李文斯抛射炮了。
　　经过淞沪会战的检验，抛射炮的缺点暴露无遗，那就是侍侯不起，连炮架都没有，如果不靠着火车运输，根本就带不了，同时发射准备的时间也太长，两个小时，要是野战，人家早就冲上来突突你了。
　　更主要的是，那些燃烧弹、高爆弹也越用越少，又没得进口，你就是费上牛劲把抛射炮搬上阵地也无济于事。所以后来的所谓化学兵部队，已与普通炮兵无异，使用的同样是各种口径的迫击炮。
　　张治中没有追回化学兵联队，转身继续沿着汇山码头一线“扫荡”。
　　（945）
日期：2010-12-19　13:06:21

　　面对着中国军队入夜之后翻来覆去的折腾，陆战队惊恐万分，到实在挡不住时，被迫纵火为障，有的街道上的大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
　　更有甚者，自从驻守汇山码头的日军开了向白渡桥逃命的先例后，大家争相效仿，前后竟有三批人这么做，向租界英军投降的陆战队员有四五百人之多，被缴械后统统关在了外滩公园。
　　淞沪会战开战以来，我们以三个德械师为主，反复包夹，打到日军最后能龟缩的据点就剩下了两，一个是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另一个就是杨树浦的公大纱厂——除了这两个地方，陆战队在上海再无存身之处。

　　从8月13日到23日，史称十日围攻。这是淞沪会战以来主动进攻的最高潮。
　　然而此时，转折点终于出现了，攻即将转换为守。
　　陆军的增援部队“上海派遣军”登陆上海。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大将（陆大18期）。松井是个老鬼子，不过两年前已被编入预备役，此前更退出了军界。

　　尽管如此，在考虑指挥官人选时，杉山元仍一眼相中了松井。无它，缘于后者既有“中国通”之称，又有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资历，指挥对华作战比较放得开手脚。
　　松井有两个选择，一是从黄埔江岸上去，加入市区作战，那样可以直接解陆战队之围，另一个是从郊区登陆，进行迂回大包围。
　　“一二八”会战，白川选择了后者，松井萧规曹随，如法炮制。
　　8月23日凌晨，天还没亮，上海派遣军所属善通寺第11师团率先在川沙口（又称小川沙）强行登陆。
　　面对绵长的江岸线，日军登陆简直随心所欲。

　　没有办法，中央海军只会玩沉船，电雷系倒是敢拼命，可是从沉船中钻出来发个鱼雷都要费尽周折，自然也难以从江面上对其进行阻击。
　　江防告急，电话打到了张治中那里。
　　张治中此时正在位于南翔的司令部，满脑子都是怎样在市区组织下一次总攻，上海派遣军的忽然出现，令他大吃一惊。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日军要抄我的后路。
　　“一二八”教训就在眼前，当时白川派兵在七丫口上岸，一下子就把局面扳了过去。
　　颇有意味的是，当年负责登陆七丫口的就是善通寺师团，而川沙口距离七丫口并不远，二者都在浏河以东。
　　让人更加觉得神秘莫测的地方还在于，守卫七丫口的是教导总队一个连，现在驻守川沙口的，偏偏也是一个连！
　　难道跌跤要跌在同一个地方？

　　此时，张治中还不知道，上海派遣军的另一个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也正在吴淞以南寻求登陆。
　　现在他想到要堵缺口的只是川沙口。
　　赶快抽兵过去吧。
　　调动一兵一将也得打电话，可是一打电话才发现，竟然全都不通，连恰才打进电话来的江防司令部都断了联系。
　　原来日军刚刚对南翔外围进行了轰炸，电线都给炸断了。
　　（946）
　　张治中先派参谋们出去联络，等了一会，他自己也坐不住了，索性坐上汽车直奔位于江湾的王敬久87师师部。
　　连司令部周围的电线都被炸断了，自然表明日机早已牢牢盯死这里，所以他一出门就碰见了鬼，竟然有3到9架飞机不停地在上空进行轰炸扫射。
　　小汽车目标太明显，只得下来隐蔽。本想等日机离开再上车，不料这帮家伙还赖在上空不走了，就朝着你的汽车使劲。

　　没法坐车了，走路吧。
　　从南翔到江湾虽只有18里地，但靠这双光脚板，没个半天还真走不到。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传令兵，这兵骑一脚踏车，看见张治中还觉得奇怪，他认识啊，赶紧下来敬礼。
　　怎么总司令车都不坐，改徒步了？
　　不是不想坐，是不能坐。
　　张治中灵机一动，脚踏车虽没汽车快，那也比光脚板强。
　　二话不说，骑着车就走。
　　5点半接到告急电话，8点半总算到了王敬久师部。
　　这才知道，原来名古屋师团在张华浜也登陆了。

　　直到此时，张治中仍不肯舍弃市区攻坚战，已经攻了十天了，也许再用几天就能把那两个大据点予以全部攻克。
　　因此堵漏的去堵漏，攻坚的还要照攻坚，他任命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原来市区的大部分部队仍坚守原阵地。
　　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从这一刻起，舞台灯光将慢慢地移给另一位主角，他就是刚刚被老蒋任命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的陈诚。
　　张治中仍寄望于市区攻坚，陈诚却知道未来双方将决战于野。
　　北郊得失是关键中的关键，否则的话，即使攻下陆战队据点，后路也会被敌掐断，一切等于白搭。
　　此前，他的“土木系”战将彭善（黄埔1期）已奉张治中之命去川沙口增援，并到达了浏河以南的罗店。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善通寺师团并不是呼拉拉一下子涌上来，而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登岸，光靠一个彭善，并不能一直顶住。

　　最好乘敌立足未稳，将他们统统赶到海里去。
　　升帐，颁下令牌，由李树森（黄埔1期）率67师出征。
　　罗店，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不传的小地方，从此将天下皆知，因为它将拥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血肉磨坊。
　　李树森派出的主将是官居旅长的蔡炳炎（黄埔1期）。
　　到达时间为凌晨2点，夜色深沉，如虎伏地。
　　黎明才会迎来厮杀，得先建立主阵地，不过在这之前，千万得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因为小鬼子有时也会跟你玩点小调皮。
　　果然，日军尖兵班来偷袭了。

　　蔡炳炎也是一身经百战之将，北伐开始就东征陈炯明了，如何能不省得，所以早就在阵地前沿设了伏兵。
　　这一网撒下去，捕住了好些条鱼，当然都已是死鱼，最重要的，是从“死鱼”身上搜出了一张日军的兵力部署图以及一份十万分之一地图。
　　看过之后，蔡炳炎发现日军也正在罗店东北的陆家宅建立阵地。
　　现在的时间是3点30 分。
　　蔡炳炎决定不再守，趁敌立足未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事不宜迟，即刻出击。
　　（947）

日期：2010-12-20　08:51:55

　　先头部队摸黑潜行，日军用一个尖兵班偷袭，蔡炳炎派出的则是一个团。
　　一个小时过后，先发团完全占领日军的前哨阵地。
　　蔡炳炎确信，善通寺师团将在陆家宅集结，他要一鼓作气，使其无法立足。
　　就在此时，战场风云突变，日军后续大部队赶到。

　　一时间，杀声震天。不久之后，先发团团长负伤，两营长一死一伤，参战部队官佐因冲锋在前，几全部伤亡，部队眼看着已无人能够掌握。
　　蔡炳炎并无丝毫慌张神色，一边指定代理官长，一边命令所部主力全部压上，他自己则将旅部向前推进几百米，直接在冲击部队的散兵线后面督战。
　　告诉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
　　战况进行到中午12点30分，双方已进入剌刀见红的肉搏阶段。不仅是普通士兵，从排长开始，连长、营长乃至团长，正职伤亡了，代职也伤亡了。
　　轮到了旅长。
　　蔡炳炎率领最后剩下的1个营和特务排向前冲去。
　　在距离日军阵地几百米之处，身先士卒的蔡旅长中弹倒地，他的胸脯被步枪子弹贯穿，弥留之际，喉中仍留二字：前进！
　　可是，仗打到这个地步，再想把鬼子赶到海里去已不现实了，现在重要的是不被人家赶出罗店。
　　如何守，陈诚来给子弟部队亲授机宜了。
　　官兵们反映，日军火力太猛，压得人头都抬不起来。陈诚还了解到，有的兵从未见过如此大仗，精神十分紧张，阵地前沿鬼子兵的影子还没看清楚，自家步枪里的子弹倒快放光了。
　　陈诚就说，你们注意到没有，鬼子轻重机枪的声音是“啪啪啪”，什么意思呢，就是考验你呢，问究竟“怕不怕”。
　　我们能服气吗，当然要干脆利落地回答他：不怕，不怕。

　　这用我们的枪来表达，就是两发点放，“不”——“怕”！
　　如此，小鬼子知道我们有胆气，他就不敢再往前拼命攻了。
　　要是你闭着眼睛乱射，那就是“拍拍拍拍”，完了，鬼子知道你嫩着呢，没有经验，等你子弹全放完了，人家就会上来招呼你了。
　　陈诚是一路舔着刀口上来的，中间仗就没断过，所以堪称老手，打仗很有实际经验，不过能把道理说得这么浅显有趣，也真服他了。
　　你还别说，偏偏当兵的都爱听这个，部队里有文化的不多，深奥一些的听不太明白，只有这个，一听就懂，而且马上就记住了。
　　这是教给一般士兵的，将官以上则得另授良谋。
　　白天，日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上，没法硬拼，那就先退出阵地，隐伏到棉花地或村庄里去。

　　飞机炸，由它，大炮轰，由它，反正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我们到了晚上再出气。
　　晚上，飞机找不到目标，大炮也轰不准，就只剩下了一个坦克。
　　对付坦克也有办法，那就是在公路上埋地雷，地雷不够，则把手榴弹捆扎起来代替，然后在路上设置障碍物。
　　坦克再牛，也怕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即使避开二者，前面还有障碍物呢。
　　坦克一停，两侧伏兵剌刀上阵，与他贴身白刃肉搏。
　　（948）
日期：2010-12-20 18:51:00

　　　　 上海北郊，稻田水塘纵横，尤其是下雨之后，路面一片泥泞，再给日军自己的炮弹一炸，触眼所及，全是泥巴路。
　　在这样的路面上打白刃战，日军其实并不占便宜。他们穿的是靴子，而我们穿的是草鞋，草鞋本来就是穿着风里来雨里去的，但靴子却不行，你别瞧公路上走起来“夸夸夸”，很神气的样子，一陷到烂泥里就完了蛋，拔都拔不出来。
　　等你快拔出来的时候，一抬头，明晃晃的剌刀可能已抵到胸口上了。

　　后来日军没办法，他们自己也不会打草鞋，就专捡我们战场上遗落的破鞋，然后套他脚上，以应付肉搏战这样的“不时之需”。
　　如此彼来我往，就形成了拉锯战，常常是：白天日军把阵地夺过去，晚上我们再夺回来，
　　小小罗店，被双方炒翻了锅。
　　两师轮番上阵，与善通寺师团缠斗，五昼夜过去，竟然难分伯仲。
　　但两师蒙受的伤亡也是令人惊骇的。除蔡炳炎以旅长之任战死当场外，又先后阵亡团长两员，团长以下军官折戟者更是难以胜数。
　　打到后来，连第67师师长李树森也负了重伤，难以在岗继续指挥。

　　堂堂师长可不是谁都能代的，这时候陈诚想到了自己的爱将——正在德国留学的黄维（黄埔1期）。
　　紧急电召，让黄维火线接任师长一职。
　　有人说，在处事为人方面，陈诚与老蒋最为相像，所以有“大小委员长”的说法，而在“土木系”中，黄维的性格又与陈诚最为接近，故被称为“陈诚的影子”。
　　黄维是小学老师出身，当了军人后也还是端着师长的架子，平时一板一眼，丁是丁，卯是卯，从不跟你开什么玩笑。
　　别人正经，可能是装的，黄维却不是装。他跟“土木系”的另一位后起名将胡琏正好相反，胡是不拘小节，荤的素的样样来，黄则俨然就是一位现代的道学先生。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打仗行。
　　显然，这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不光陈诚喜欢，老蒋也同样爱不释手，不然也不会被选派去德国留学拿洋文凭了。
　　黄维被召回时，学业还没结束，而这时罗店之战却已进入了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
　　8月28日，在登岸部队基本全部到绪后，善通寺师团发动更大攻势，罗店主阵地再被突破。

　　临危受命的黄维接过兵符，迅速率部反击，阵地重被夺回，但还没在手里面晤热，转眼间又再度易手。
　　可是教过书的黄老师却偏不信邪，来了之后就好象用强力胶水沾在罗店了，反正死也不肯退出，主阵地暂时夺不过来，他就到外围去打。
　　经五昼夜不眠不休的厮杀，罗店已成尸山血海，“血肉磨坊”名至实归。
　　几乎就在黄维到达前线的同时，另一位“土木系”勇将夏楚中克复宝山。
　　（949）
　　夏楚中的98师刚到上海，张治中就将他的部队一分为二，一半给了孙元良，一半给了王敬久，夏楚中成了光杆司令。
　　夏楚中（黄埔1期）并非平庸之辈，与孙王都是一期的，如何受到了这种窝囊气。他便找到张治中说，你还是把我调到后方去吧，我一个光杆留在前方能派什么用场呢。
　　分拆后的98师确实也没搞出什么名堂，等到江防告急时，张治中便索性让夏楚中带着他的部队去增援宝山。
　　等夏楚中率部气喘吁吁地赶到宝山附近时，才知道宝山已经失守，他随即以宝山西面的月浦镇为中心，摆开阵势，与登陆的名古屋师团进行厮杀。
　　肚子里憋了一口恶气的夏楚中迎头便是三板斧，这三斧果然又猛又狠，不仅收复了宝山县城和狮子林炮台，还劈掉了一名联队长仓永辰治大佐（陆大34期），后者开了淞沪会战日军阵亡的高级别军官纪录。
　　仓永的第6联队是名古屋师团登陆的第一梯队。他们上岸后就很倒霉，一路遭到阻击，战至当天黄昏，才前进了不足4里路。后来倒是顺畅一些了，没想到夏楚中心里不顺，刚好拿他的项上人头为自己祭了旗。

　　夏楚中生猛，镇守吴淞的杨步飞却掉了链子。
　　8月31日，吴淞失守。
　　杨步飞（黄埔1期）曾给孙文老人家当过卫士，在黄埔军校时与徐向前是同班同学，以前打仗也并不孬，而他带的部队又是闽变后改编的19路军旧部，本来是强强联合，可是因为刚刚被张治中派上场，地形不熟，手感也很差，竟然一打就懵了，稀里糊涂便败下阵来。
　　杨步飞落得个撤职的下场，成为淞沪会战以来第一个因战败而受到处分的中方师长。
　　轻取吴淞的是鹰森孝第68联队，该联队随即向宝山袭来。
　　夏楚中将三板斧砍完，此时也已是精疲力竭，不得不且战且退，将主力移师月浦东侧阵地。
　　留守宝山的是作为师预备队的一个营，此后这个营英名传世。
　　营长的名字叫姚子青（黄埔6期）。
　　本来宝山和月浦是可以内外呼应，连成一线的，但不久以后，宝山左侧的狮子林炮台失守，日军可以从狮子林和吴淞夹攻宝山了。
　　9月5日，月浦以东阵地被攻陷，狮子林与吴淞全面贯通，宝山遂成孤城矣。

　　这天晚上，在联队长鹰森孝大佐的指挥下，第68联队将宝山县城围得有如铁桶一般。除了用舰炮和飞机猛烈轰炸以外，还向城内发射硫磺弹，全城沦为火海。
　　姚子青奋力抵抗，击退日军进攻十余次，使其始终无法突入城内。
　　但是由于日军用炮火封锁了外界通道，来此增援的胡宗南第1军和夏楚中自己派出的援军同样也进不来。
　　据说，在淞沪战场上，仅日舰炮就能以每小时300发炮弹的频率进行高密度轰击，而且自始至终毫无间隙，一些刚刚上阵的部队从未见到过如此强大的火力，队列当时就乱了，有的部队不得不动用斩马稷的办法才能勉强稳住军心。
　　显然，要想通过这样的火力网来增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最后，电话线也被炸飞了，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
　　到当天下午，一个营五百余人已不足百人，连长还剩一个，排长还剩3个。
　　日军用飞机投下劝降信，要求城内放弃抵抗。
　　战与降，生与死，作为营长的姚子青和他的官兵们面临着一场生死大考。
　　（950）
日期：2010-12-21　19:06:06

　　我看过姚子青的一张照片，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像军人，倒像一位乡间的小学老师。
　　可就是这样书生模样的军人，内心却极其强悍。
　　现在是下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了，与其偷生而死，不如慷慨赴死。在死字面前，我姚子青绝不后退半步。

　　我死了，连长接替指挥，连长死了，排长接替，排长死了，班长接替，班长死了，老兵接替。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说完这些，姚子青拿起枪，带着麾下勇士上了城墙。
　　9月7日，日军以坦克从东门城墙缺口处破城而入。
　　为了攻破这座城，名古屋师团可谓把老本都折进去了。除了在宝山外围死了一个大佐联队长外，攻城时又折了一个中队长，甚至联队长鹰森孝大佐本人都受了伤。
　　可是事情还没完。
　　姚子青还活着，城内几十个兵还活着，他们继续打巷战。
　　上午10点，全数战死，殉城。
　　只有一名二等兵乘夜越城而出，他也成了宝山保卫战惟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
　　吴淞、宝山的相继失陷，对陈诚的布局影响很大。
　　高手对决，往往都是你来我往，见招拆招。
　　松井登陆后出手的第一招，其实是兵发浏河，以截对手退路。
　　孰料陈诚在浏河早有防备，刀锋一晃，剌得善通寺师团连眼睛都睁不开来。
　　双方身影分开，43联队长浅间义雄大佐已经身首异处，这下，善通寺师团总算是可以跟名古屋师团平起平坐了。
　　浏河不行，则取罗店。
　　但是罗店比浏河还坚挺，日军拿下一个中央阵地也只不过是面子上好看，事实上中国军队从未真正退出罗店。
　　那个留学归来的黄维硬是豁得出去。不知是不是在德国学到了一点铁血精神，据说打到最后，他的几个部下，不是死就是伤——还是重伤，而到实在无兵可派时，就索性只在师部留一个对外联络的发报员，其余的人，摇笔杆子的文书，烧饭的伙夫，全部集中起来，由黄维自己带着，握着枪呀呀地叫着冲上阵地。
　　淞沪会战结束，黄维所部已不足一团，人送黄老师绰号：“书呆子”，谓其爱认死理，绝不服输。他本人亦感慨系之，称淞沪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寸土地的得失，皆鲜血换来。

　　黄维坐镇的罗店之所以被称为“血肉磨坊”，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双方一会你包我，一会我包你，有时你击我，有时我击你，谁都不能立马置对方于死地，却都在拼着命“磨”。
　　所谓一招定胜负，一掌扭乾坤，浏河罗店均找不到一点缝隙，松井得另想招了。
　　这招就叫“中央突破”战术，一刀砍在腰上，定让你鲜血狂涌，洒满长天。
　　腰，指的是宝山西面的月浦和杨行两镇，自宝山失陷后，名古屋师团已得以全力西进。

　　松井要断绝陈诚和张治中之间的联系，一分为二，再一口口吃掉。
　　本来陈诚从没放弃过夺回罗店主阵地，但因为吴淞、宝山落于敌手，又担心被松井“中央突破”，所以不得不收缩防守，也无法再对罗店发力。
　　月浦和杨行这个“腰”就此成为双方必夺之所，驻守之将仍为夏楚中。
　　（951）
　　夏楚中的第98师伤亡已近5千之众，阵亡将官2百余员，不得不进行补充，补上来的新兵马上又倒下去了，有的人受伤住院时，连自己原来所在部队番号都不知道。
　　这位不行了，换一位。
　　换上来的是周碞（保定3期），周碞的第6师刚从浙江调来，一上来就伤亡了3千，全师惨兮兮地仅剩下1600人，马上也不行了。
　　看来你们都没什么战斗力啊。
　　说这“大话”的，是接替夏周的胡宗南。
　　胡宗南（黄埔1期）在光环最亮的黄埔一期生中能处于领头羊地位，并被封为“天子第一门生”，是有些真才实料的，与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完全符合。
　　民国记者范长江以一部《中国的西北角》名世，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书中对胡宗南有很高评价，而在这之前，胡氏实际已被作为黄埔名将而为当时人所熟知。
　　采访时节正逢西北的大冬天，范长江本以为这样一位名人，一定是锦衣大氅，风度翩翩地安坐于司令部。
　　未料这个司令部连民房都不是，只是座山里的破庙。胡宗南就住在破庙里，而那座小庙确实破得可以，凛冽的西北风不断从窗户刮进来。
　　一走进去，屋子里别说火炉，连热坑都没有。
　　身为中央军将领的胡宗南，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从脸到手，浑身都是冻出来的疮伤。
　　范长江眼里的这位师长，不喜谈论什么是人生之类空滔的话题，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的部队。让范记者感到格外惊异的是，他竟然对自己的部下了如指掌，乃至“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都能如数家珍。

　　此情此景，令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感到“有点茫然”了。
　　之后，范长江又深入军营，采访了很多士兵，发现胡宗南并非虚夸。即使在普通士兵眼里，他的形象也接近完美：爱兵如子，艰苦朴素，有时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到近乎自虐。
　　在大西北时，胡宗南还只是第1师师长，但他的第1师那时就已名震大江南北。
　　中原大战，如狼似虎的西北军最怕的就是第1师，只要听到对面来的是第1师，便马上躲开这个硬茬，转而去捏其它软柿子。
　　在版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年月，这个著名商标很快就被冒用，连张治中和卫立煌在打仗时都嚷嚷自己是第1师的。西北军还挺纳闷，怎么这个第1师会无处不在，真是见了鬼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规律，第1师现身在哪里，哪里便会立即成为中央军作战的主战场，第1师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到淞沪会战前，师又上升为军，“天下第一师”也变成了“天下第一军”，拥有4万之众。
　　但是胡宗南的第1军并非德械部队，装备也很一般，与张治中麾下的那三个德械师更不能相比，官兵使用的大多还是汉阳造或杂牌枪支。
　　所谓“第一”，说的是精神第一。
　　（952）
日期：2010-12-22　20:27:19

　　随着战场重心转向月浦和杨行，挡路的第一军也就成了松井打击的主要对象。
　　淞沪战场，最令人恐惧者为日军的炮弹。
　　如蝗虫一样，到处都是炮弹。
　　脚下的土地发热发烫，随便抓一把上来，都可以找到或大或小的弹头和弹片。据记载，在炮火最猛时，每秒钟就会有五六发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
　　经过密集轰炸，第1军前面根本就没有成型的阵地工事可言，刚建起来就被炸，连修补都来不及。
　　最初，第1军还能不断发起反击，其主力精锐曾将部分日军封闭于屋内并以火焚烧。但到后来，由于伤亡越来越大，就只能像陈诚所教的那样，守多攻少，白天住在竹林村庄里，到晚上再出来打。
　　即便如此，第1军的伤亡仍然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2个，伤了3个，团长4个，折了5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人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这时已所剩无几。
　　眼瞅着人马越来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向上级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顾祝同知道前线战况后，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我们这边打到连军长都差一点当小兵，日军那边其实也没力了。
　　登陆的两个张牙舞爪的老牌师团到此只能在炮火的掩护下，于白天发起一些小规模进袭，但是一到夜晚，守军又反击一拳，大家本到本，重新回到原点。
　　对于老蒋来说，能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
　　与南方相比，北方还要苦得多。
　　老蒋主力南向、“扩大沪战”的战略决策，对于战场形势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拟集中北方的中国陆空军力量都临时移到了上海，这使华北战场变得更为复杂艰难。
　　早在8月11日，也就是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两天，南口战役已经打响。
　　这个南口，指的是北平西北昌平的南口镇，端的是个险要所在。

　　“要”者，平绥铁路（北平至绥远）从此横贯而过，有道是“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一脚跨过去，内蒙尽收眼底。
　　“险”者，此地为长城居庸关南侧要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当关者，汤恩伯（陆士18期）。
　　南口必守，老蒋早就看出来了。
　　那时候北平还未失陷，但铃木旅团已进军至北平东北顺义的高丽营，高丽营距离南口仅七十多里路。
　　铃木旅团的第一个目标首当其冲是北平，但假如拿下北平，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南口。
　　要提前将这个“口”给封住。
　　（953）
　　老蒋立刻在南京召见汤恩伯，让其尽快率已驻军绥远的13军开赴南口。
　　我知道日军实力强劲，但无论多难，你都必须坚守南口，少则十天（一说为八天），多则半月，以等待后续援军的到来。
　　汤恩伯回到驻地后，即刻让自己的参谋长吴绍周去张家口拜见刘汝明，因为南口在后者的管辖范围之内。
　　出乎意料的是，刘汝明得知13军想要接防南口，竟然一口予以回绝，理由就是他没有接到命令。
　　这个命令当然不是指南京政府或者老蒋的命令。
　　吴绍周急了，我们是来帮你打仗的呀，日军很快就要到南口了，大战迫在眉睫！
　　刘汝明仍然不慌不忙，说南口问题不大，前一阵倒的确有日军骑兵来骚扰过了，可是已被击退，现在并无大规模进攻迹象。
　　吴参谋长既郁闷又困惑，只得先找一家旅社住下再说。
　　晚上，另一个人找上门来了。
　　这位也是参谋长，是刘汝明的参谋长，姓杨。

　　此人对29军内幕以及刘汝明的思想活动非常清楚。
　　在“七七事变”后，按照29军军长宋哲元的原计划，他是打算启动“品”字阵型来与日军对垒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刘汝明自己却没有做好“出南口”的准备。
　　一个人在察省呆久了，不仅原先的悍勇之气渐失，而且也打起来了坐在家里“使谋弄政”的心思。
　　据“蒙古军副总司令”李守信回忆，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他的武器，都不是用汽车经承德直接运来张北的，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派日本人驾驶汽车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也得了便宜，本来运给李守信一万两千支枪，生生被他截留了两千支，三十门野炮，又给抽掉了八门。
　　所有这一切，都是刘汝明手下一个叫杜运宇的秘书操作的。这厮在刘汝明面前神神道道，鼓吹对日本人用“巧计”。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好炮，杜秘书，你太有才了。
　　他却不知道，这姓杜的对做汉奸早就心有所属，后来果然也真做了汉奸，人家这么做都是别有用心的。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住了，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吴绍周在张家口观察到，虽然北平形势已极其紧张，这里却还是到处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甚至连起码的防空设备都没有。
　　让吴参谋长感到格外剌眼的是，街上来来去去，随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宋哲元所冀望的“出南口”，原来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拒绝13军进驻南口的那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他的弟弟刘汝珍经历的“广安门事件”。
　　从“广安门事件”开始，刘汝明始终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954）
日期：2010-12-23　20:34:04

　　其实还是私心做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的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逞，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昏昏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
　　原指望“品”字阵在危急时能如鹰展翅，临到头来，看来看去，却只有半只翅膀能飞，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察省的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杨参谋长虽是刘汝明的参谋长，但他又是当初由陈诚安插进来的，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和第13军还算是“自己人”
　　他对刘汝明的做法自然也很是不满，然而作为外来户，其职位仅摆设而已，这才想到要夜访吴绍周交底。
　　13军应立即开来，不过眼下问题并非你我所能解决。
　　四目相对之下，两个参谋长都心领神会。
　　惟今之计，须用它术。
　　汤恩伯通过电报把情况原原本本地报给老蒋，老蒋批转冯玉祥处理。
　　这时的冯玉祥已重新出山，在“蒋委员长”下面就任副委员长。
　　在国民党内，老冯属于坚决主战派，这个电报当然让他很难接受，因为刘汝明说来说去，毕竟还是他的旧部。
　　当下大笔一挥：这小兔崽子，杀了算了（“如所报属实，请依法拿办”）。
　　老蒋要的其实就是一态度，杀头就算了。刘汝明有军队有地盘，也不属你老冯管了，岂是大吼一声就能人头落地的。
　　老蒋找到老冯商量，老冯果然有办法，他让鹿钟麟出面疏通。

　　关键时候，还是老关系比军令管用，冯玉祥和鹿钟麟都是刘汝明过去在老西北军里的“领导”，后者却不过这个面子，才不情不愿地同意13军由张家口过境，并至南口接防。
　　由于担心军中官兵因愤愤不平而引发祸端，同时又害怕过境或接防时再遇到其它阻挠，汤恩伯一路上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对着鹿钟麟和刘汝明陪尽笑脸，说尽好话，惟恐中途发生新的变故。
　　随同汤恩伯来南口采访的范长江描述了这位军长大人此时的心境——
　　汤恩伯对“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之打击”，尤觉痛心。当有人提及这些伤心事时，他就再不言语，总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人不畏外在之强敌，而忌内在之困难。
　　范记者由此感慨：人不身临汤氏之境者，又安知其难言之痛哉。
　　（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