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论破v3送礼物重复: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现状与趋势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现状与趋势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现状与趋势

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华夏时报》：陆学艺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当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您的这本《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与那本书有什么不同？

杨继绳：陆学艺先生主编的那本书是数十名社会学家和数百名参与者的集体研究成果，在对深圳、合肥、汉川、镇宁四个县市进行了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份研究报告。作为一名记者，我没有人力和资金进行社会学家那样的调查，我只能采用多家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成果和调查数据，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说陆先生那本书是一家的研究成果，我这本书则是吸收和综合了多家的研究成果。第二点不同是，陆先生那本书展现了二十世纪末这个时间截面上的中国阶层状态，我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中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地位和生存状态的变化，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层结构的变化，以及上述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譬如一根黄瓜，陆先生向读者展现的是2000年这个截面，我不仅展现了这根黄瓜2008年的截面，也展现了1978年的截面，还向读者展现了从第一个截面长成第二个截面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我这本书与其说是社会学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学著作。

《华夏时报》：在您这个修订版中，将官员描述为“挨骂最多的阶层”，但是在2006年的版本中，将其描述“忍辱负重的阶层”，这种变化基于什么考虑？

杨继绳：我的书稿本来是“挨骂最多的阶层”，2006年出版时编辑认为这个提法带有贬义，我只好改为“忍辱负重的阶层”，有读者看到这个提法写信给我提出批评意见，所以在这次修订中我又改回去了。其实，说官员是“挨骂最多的阶层”并没有贬低官员。官员是为公众服务的，他的服务得不到公众的满意，就要挨骂。社会各类人的要求千差万别，官员的服务是很难得到百分之百的人的满意，官员挨骂是常态。另外，官员活动在全社会的聚光灯下，如行为不端，势必要受到公众的遣责，当今中国官员贪腐情况严重，挨骂当然更多了。

《华夏时报》：财富、权力、地位这三个分层要素，您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中，哪个重量更大？为什么？

杨继绳：财富、权力、地位这三个分层要素的作用大小，我用权数来表示：财富为0.36，权力0.38，声望0.26。这个权数是怎样确定的？我吸收了社会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也根据自己多年当记者的直观体验。权力对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国家存在权力万能、权力崇拜的传统，还有最近几年，权力扩张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华夏时报》：当下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有哪些特点？存在哪些问题？

杨继绳：有四个特点。第一，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前者占68％，后者占14％。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以农民、工人、农民工为主体。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82％的经济活动人口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二，中间阶层比重太小，有13.3％，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多数人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第三，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和过程不够透明，手段不够公正。他们像峨嵋山的金顶，被浓雾笼罩，公众看不清他们的真相。而且，这个峨嵋山不能攀登，公众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真相。第四，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的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政府官员权力地位高，但财富地位较低。这种错位会带来一些弊端。如官员和私有企业主就可能在私下在权力和金钱上互通有无。

《华夏时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存在固化的现象和趋势，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杨继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社会流动通畅会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从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大于先赋性因素的作用，比如个人努力的作用大于家庭背景的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就是上层社会继承性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低层社会的人通过个人努力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就出现了固化现象。

总的来讲，社会阶层固化有四个原因：第一，行政权力不受制衡。权力进入了市场造成不公平交易，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吃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本来没有得到改革的政府职能更加强化。政府职能的强化且缺乏制衡，既造成了“官本位”的强化，也提高了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后的含金量。第二，户籍制度还是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近年来户籍制度松动了不少，但还是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重要障碍。在城市很多地位较高的职业，是以“有城市户口”为招聘条件的。进城农民只能从事那些经济地位、声望地位、权力地位最低的工作。第三，教育不公平。教育是提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比如教育经费、师资等。地区间、城乡间和学校间的生均经费水平差距很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近年来，高等学校生源来自农村的比重下降，来自城市的比重上升。

第四，社会地位高的就业岗位继承现象突显。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的花费靠借债，毕业后他们的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由于中上层的职位被继承，工农子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出现了“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是“穷二代”。“知识改变命运”这条路被堵塞了。与“穷二代”相对应的是“官二代”。“官二代”的形成不仅仅是官家的主观愿望，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权力还是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官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官员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成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发展趋势

《华夏时报》：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对社会安全有没有风险？

杨继绳：各阶层之间利益和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阶层间的摩擦和利益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激烈的冲突表现为群体事件。所谓群体事件，就是规模大小不一的群众示威与骚乱。群体事件多数是底层百姓为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抗争行动。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大概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中国当前有两大矛盾，一个是劳资矛盾，一个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由此出现“仇官”的社会心理；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由此出现“仇富”的社会心理。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激化的表现。

所以，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即“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社会底层的利益常常受到权力和资本结盟体的侵害，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群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不仅对社会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也会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对群体事件不能简单地用“救火”的办法来扑灭，要研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采取对策。

《华夏时报》：既然有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的存在，那么，怎样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杨继绳：社会和谐主要是阶层间的和谐。社会公正是阶层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人们很难得到完全的公正，但人们不能容忍人为地制造不公正，更不能容忍制度性不公正。制度性不公正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左右市场进程，控制市场交易，甚至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掌权的人就很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为个人发财。利用公权发财是最大的不公平。所以，要保证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是制衡权力。这当然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上保证社会和谐，而把主要力量用在防止和扑灭群体事件上，那是舍本逐末。

就维持社会稳定而言，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有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思路。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现在，原来集中于中央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多元化以后，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而且，利益多元化以后，为了让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沟通，就要允许各种意见畅所欲言。一切阻碍民意表达渠道的行为都会加剧阶层矛盾、引发阶层冲突。

《华夏时报》：您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发展趋势有什么判断？

杨继绳：我认为有以下三个趋势：第一，下等阶层的比重会逐渐缩小，中间阶层比重会逐渐扩大，现在的金字塔结构将发展为橄榄形结构。中国稳定社会的目标应当逐渐形成“小康大众”，它包括知识分子、普通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企业里的白领人员和高级技工。由于“小康大众”的形成，中间阶层的比重将由现在的13．3％逐步扩大，到21世纪中期，可能达到45％左右。第二，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下降，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地位上升。新时代产生新阶层，新阶层创造新时代。在信息社会，将出现智力型中产阶级，比如科技、金融、管理人员。他们拥有知识、发明，他们是高级“打工仔”，但他们比投资者风险小，生活更安定。在新世纪，企业家的地位将会上升，他们不再由政府官员的任命，不由政府考核其业绩和决定升迁。第三，政府权力缩小，社会权力加大，社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将上升。在新世纪，政府机构和政府功能将会缩小，政府将集中精力从事社会管理、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不再直接插手经济活动。庞大的官员队伍将变为精干的公务员群体。随着政府职能的缩小，那些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单纯盈利机构的中介组织的地位将会上升。如金融、基金会，传播媒体，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将会增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地位会有所提高。

——专访著名学者、《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作者杨继绳琼斯指数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