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什么治三叉神经痛:打开汉语文字的广阔空间(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6:43:50
《说文》在解说汉字的构造时运用了“六书”理论。所谓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其细目则始见于刘歆的《七略》。刘歆所说的六书指：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说文解字叙》里所说的六书与刘歆略有不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后来谈论六书概念一般采用许慎命名的细目，而次第则依照刘歆的说法。六书的前四书，一般认为是汉字的造字方法，《说文》对不能拆分或拆分后不能独立成字的形体，就指明“象形”或“指事”，如“气”：“云气也，象形。”“丅”（xia）：“底也，指事。”而对于能够拆分的形体就用“会意”或“形声”来解说，不过许慎并不直接说“会意”，只说“从某、某”、“从某、从某，”如“尟”（xian）：“从是、少”，“相”：“从目，从木”；也不直接说“形声”，只说“从某，某声”，如“祉”：“从示，止声。”至于后两书转注与假借，一般认为是用字方法。因此，《说文》除在《叙》中举了四个例字外，在正文的说解中没有指明一个转注字或假借字。古今治《说文》的学者，关于转注与假借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初学《说文》者暂时不必去深究。对于前四书，有一种加深记忆，启发思路的学习方法，即准备四个笔记本，按照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四大类别，各用一本，将《说文》中所解说的文字，依类抄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研读《说文》是行之有效的。（参看张舜徽先生《我是怎样研究、整理〈说文解字〉的》，见《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当然也可直接利用工具书，如焦传生编的《说文释例举要》（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历代关于《说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早在东汉末年郑玄注书时就引《说文》为证。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篇除了引《说文》探讨一些字义的解释外，还强调说：“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四卷，《新唐书·艺文志》有李腾《说文字源》一卷。《宋史·艺文志》除载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巻外，还载其《说文解字韵谱》十巻、《说文解字通释》四十巻，另有僧云棫《补说文解字》三十巻，钱承志《说文正隶》三十卷。研习《说文》蔚然成风是在清代，《说文》研究在清代成为专门之学，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四大家，即桂馥的《说文义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关于这四大家的成就得失，本师张舜徽先生有过精到的概括：“清人之从事许学者多矣，论其功力之深，尊信之笃，必推桂馥为首最。段玉裁以识断胜，然好逞己意改字，故论者多病其轻率武断。王筠取两家之书而折中之，所为《句读》发明甚少，其自得之学全在《释例》。朱骏声立古韵十八部以统九千余文，自为义例，与许书据形系联之旨异趣。”（《说文解字约注·自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卷首）有兴趣深入研究《说文》的读者，可以把这四大家的著作找来参照学习。如果只选择一种作为参考，我以为最好找、最简明、最精要的还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清人说，读书必先“识字”，“识字”必从《说文》始。我认为这种看法在今天仍然适用。
1928年，无锡人丁福保编印了一部有关《说文》研究注释资料汇编的大书《说文解字诂林》，他把各家对一字的解说用剪贴的方法汇集在该字下，使读者“检一字而诸说皆存”，方便人们研究使用。但这部书的缺点是只有罗列而无论断，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当代学者研究《说文》而有成就的不少，但对《说文》全书进行新注的很少，据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评介，大陆当代学者对《说文》的全书新注只有三种，除黄绮的《说文解字三索》、蒋人杰的《说文解字集注》外，就是本师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张先生的《约注》先出，它可以说是一部积四十年时间而成的简约有得的力作，因此，我也愿意推荐给今天的读者作为读《说文》的参考书。张先生另有《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版），也可作为一般治《说文》者的入门书。
《说文》成书后，经过好几百年的传写，在唐代受到篆书大家李阳冰的窜改，造成错误遗脱，失去本来面貌。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命徐铉等校定，付国子监雕板，开始有刻本流传于世。徐铉的弟弟徐锴也治《说文》之学，他写了一部《说文系传》。因此，人们称徐铉所校定的本子为大徐本，《系传》本为小徐本。二徐本对于传述《说文》之学功不可没，其中小徐的功力尤为深厚。张舜徽先生指出：“徐锴《说文》之学，非特超轶其兄，而识议之足以启示后人者，尤为繁多。乾、嘉诸儒治许学者，多隐本其说。戴氏以互训释转注，固渊源与《系传》；即段氏之注《说文》，亦多暗袭《系传》之说，而不明标出处，不无掠美之嫌也。”（《清人笔记条辨》卷五，中华书局1986，第208—209页）读《说文》比较理想的本子是以宋刻大徐本为主，同时参照小徐本。不过，市面上流行的主要本子是大徐本，这里我们也就只谈大徐本的一些特点。
本书采用清同治十二年陈昌治刻本为底本影印，陈本是依据孙星衍覆刊宋刻大徐本而刻，保留了宋本的旧式。尽管底本本身有一些讹误，但因为是影印本，为保存原貌，此次出版均未作改动。只是为方便读者阅读，在每个字的宋体前面加注汉语拼音，书后附有部首检索和音序检索。为什么不出有标点校注的新式横排本呢？责编刘果同志告诉我，岳麓出版社计划有选择地出版一批古籍的影印本，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针对新生代读者，基本没有接触竖排繁体线装书，因此有必要让他们读一读繁体竖排本书；二是保留古籍的“原生态”，版式一仍其旧，注文双行小字，全书没有标点等等，以便让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古书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特征，达到一种直观的效果。我以为岳麓出版社的这两点考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近来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反省当代中国母语教育的失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表征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校文史专业毕业生文言文的读写能力的全面退化或丧失，已经造成文言文表达的断层。这显然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我们不是简单提倡复古，也不企望在现代汉语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语言形式的今天恢复文言文的“失地”，而是作为一个讲汉语写汉字的中国人，有必要对汉语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保持敬意和亲近，而保持敬意和亲近的态度与方法之一就是经常阅读和翻检“原汁原味”的《说文解字》。我们深信，打开这部字典，就能打开汉语文字的广阔空间。为此，我写了这篇带有一点导读性质的序言，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最后，让我们记住刚去世不久的法国哲人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题记》中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