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 那些凄凉的年关

作者：沧海月明2012-01-0315:44:04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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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和国 那些凄凉的年关 兔走龙来，又到了迎新辞旧时刻。 我常想，中国人丰衣足食抑或殷实富裕，安居乐业若是100年，而不是仅仅是最后30年，那该多好啊。若枪口只对外，政党选票轮替在朝在野。领袖像个领袖，政府像个政府。政治清明，吏胥清廉，那该多棒啊。若老蒋只抗日，不剿共；若毛主义

“共和国”  那些凄凉的年关

兔走龙来，又到了迎新辞旧时刻。

我常想，中国人丰衣足食抑或殷实富裕，安居乐业若是100年，而不是仅仅是最后30年，那该多好啊。若枪口只对外，政党选票轮替在朝在野。领袖像个领袖，政府像个政府。政治清明，吏胥清廉，那该多棒啊。若老蒋只抗日，不剿共；若毛主义不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发现敌人，那现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该是何等让人羡慕啊。

从统计学上讲，我知道，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任何曝露的个案，背后都有数量庞大的命运趋同的群体，铺垫背景。那数量在欧罗巴，在阿非利加，在亚美利加都几乎是一个大国的规模。

我家1968年底，文革浩劫闹腾的最邪乎的时段，被一小队红卫兵打着红旗来抄了个底朝天。

连父亲和他的恩师朱孟实（光潜），刘弘度（永济）的通信都被作为罪证抄走。

父亲有一把德国30年代制造的折叠式三刃水果刀，是父亲40年代用一担大米买的。红卫兵错误听信了检举揭发，以为是凶器。那我爸麻烦可就大了。从皮箱里翻出一看，原来是把水果刀。算是虚惊一场。那把刀一直使用到改革开放后，锋刃依然飞快，锋利，闪亮如初。德国产品的质量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父亲看到闹文革，工人停产，学生停课，商家歇市。本能的以为可能要闹饥荒。就嘱母亲存些粮食。

母亲存了四五袋白面。藏在炕梢的被垛下面。在那个凭粮本，按人口，工种，职业，定量供应的贫穷匮乏年代，白面属于细粮，可金贵呢。

红卫兵厉声斥问，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存粮干什么，等待变天吗？

红卫兵闯进门时，看住唯一的大人我妈。又四周布置专人把守。

我爸早就进了牛鬼蛇神黑帮劳动队（正副校长，正副书记，系主任，各色老教师等，一干有各种现实反革命修正主义问题及反动学术权威，历史上与国民党台湾有各种扯不清关系的等等）早就回不了家了。

红卫兵宣读了一个什么决定后，就高调一连念了好几段最高指示。才开始翻箱倒柜，敲墙捅棚，掘地掀炕。

我妈堆儿绥在地中间，嗫嚅着吱吱唔唔应答斥问。我们几个小孩早吓得躲在门后，拉着门作掩护，大气不敢喘。

抄家不久之后，红卫兵就与我爸原籍湖南新化某某公社某某大队联系，派一个叫李某民的红卫兵会同大队派来接人的副支书邹某某，会计罗某某，将我家由黑龙江某市某学校遣返原籍。

后来听大队的亲戚私下里跟我爸讲，原以为我爸当大学教员肯定得有些油水银两可捞，接人还可借机看冰雪世界，一举两得。没想到我爸竟那么穷。遂有些后悔，不该接回来的。

我妈告诉他们，我爸原籍一大家人我奶，我几个叔叔，我两个姑姑，我爸居长，都靠我爸一人接济。

我家省吃俭用，抠抠搜搜，硬从牙缝往出挤，省死了，苦死了。背着这么一大家人的包袱黑洞：年节寿诞，婚丧嫁娶，青黄不接，病灾意外，多少钱都填不满。我奶去世，我爸一次就汇了260元。那年月，那可是一笔很大很大的数目。平时也是成百成百的邮。

1969年的阴历年我家是在我爸原籍过的。那时，国家供应粮还可以吃到8月份新粮下来，才切断供应。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过那个愁云惨雾笼罩的年，还不至于愁没粮食吃。

但临近年关，我老叔跑来报信，说恐怕要抄家开批斗会。让我妈把值钱的细软绸缎料子藏他家。我妈留了个心眼，给了他一块什么料子，酬谢他报信。打发他走了。

我妈是有经验的。知我老叔不成器。

他跟我奶在我家住时，我妈说让他图个长远。到师范去读两年书，毕业到哪所小学当个教员，也算有个长久的饭碗。我爸跟那校长很熟，说说就能进去。

我老叔读不进书。干临时工又赚钱多。天天吃酱肉，喝小酒。

后来减轻城市人口压力，他只好返乡务农。

返乡途中，却跟火车上混熟的一个高级军官，跑到上海锦江饭店住了一两个礼拜。逛够了大上海。

我妈家我二姨的小儿子罗某篪（历史名人罗元鲲，号翰溟的孙子）表哥前几年来我家。

他告诉我，土改，他妈把家里的金银珠宝细软装在几口大皮箱里，有两只皮箱藏在夹层墙里，丢失了。

还有两只：一只寄放我大舅家。我大舅土改定的是店员工人成分，靠得住。

另一只寄存在我大姨妈家。她家土改定的是城市贫民，更靠得住。

没承想，土改风刮过后，我二姨妈找她大哥和大姐要那两箱贵重物品，她大哥和大姐竟然都翻脸不认账了。

我二姨是个最顾娘家，最仁义的人。平时年节，大事小情，倾囊接济她大哥大姐。却反遭趁火打劫，恩将仇报。只有偷偷哭的份。

我二姨夫四二年就因肺病去世了。他湖大金融专业毕业。长沙银行襄理。家境殷实。留下孤儿寡母挨欺负受气。我二姨29岁守寡，拉扯大两子一女。

我妈把细软料子藏在二楼，别人寄放我家的两口黑色棺材里。那棺材木料特沉，盖，一个人是掀不动的。

后来我爸听亲戚说，把我爸整回来，不仅有大队上的人想趁机榨些油水。也有我老叔作梗，使劲儿往回拽的功劳。他也想着我爸回去，他能就近弄些银子。不知我爸被他们拖累得底朝天了。

1969年我家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

1970年，我家过年已经把新粮吃得没剩多少了。眼看着就要陷入青黄不接的饿肚子窘境。忧愁哀叹中度过了年关。

那时是大队核算。每口人一年只能分到约300斤稻子。约合210斤米。我家哥儿三都正处于长身体阶段。常年吃不到一滴油水，饭量大的惊心动魄，我平常一顿吃两斤米咋的也不咋的。吃一斤米也就半饱。当地有很多出名的吃匠，那食量，一顿可吃进干面条三斤。这非常可怕。

粮食产量过低的原因，是公社体制，大队核算。

我多次说过，大队核算，亩产500斤；小队核算，亩产600到700斤；包产到户，亩产800到900斤。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所以我对国企之类的素无好感。我太知道所谓国企是咋回事儿了。那也是缘于我的亲历亲看。

我由于水土不服，浑身胖肿，包括脸，脖子。皮肉锃亮透明，全部溃烂。到处流脓淌水。连脑袋都肿得跟庙里的金刚判官一样。呲牙裂嘴，淌脓流水。

整床被子，褥单；整身衣裳，裤子，黄脓渍，血痂板结成粘糊糊厚厚的一层。

由此引发急性肾炎。红白细胞三个加号。住在公社医院天天吊瓶。主诊医生怜惜的说，恐怕活不过28岁。

我爸本来就一分工资也没有了。我这一病住院，更是雪上加霜。

我当时才14岁，我哥16岁，我弟10岁。

我爸高小就得走120里山路，到县里读。初高中都是在长沙读。大学毕业就教书。哪里会干农活。那时又50多岁了。

我妈是长沙城里人。

生产队开始嫌弃我家吃饭的多，干的活少。

家里过年的气氛到了冰点。

1971年，我家是在饥饿状态下迎来年关的。

我家三层木质楼房，后靠一堵墙壁似的山崖。

这年梅雨季节，大雨三个月没停。

半夜几十米高的后山崖泥石流崩塌垮落，冲垮，压毁了我家的楼房。我在睡梦中被泥石流活埋，只剩嘴脸露在外边。我附近，好几块巨石，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被闻讯赶来的村民，近邻，冒险，顶雨刨挖救出。

他们一定要我焚香祭祖。三跪九拜。说若没有祖上显灵，罩着保佑，万不能再活着。

那一年我16岁。

一个壮劳力一个劳动日是两角二分钱。我从14岁开始是半个劳力，一角一分钱。我一个月是三块多钱。一年是三十多块钱。壮劳力比我多一倍。

寒冬霜冻天，在水田劳作，双脚一天都是没有知觉的：就像两根棍支撑着瘦弱的身子骨架。刚下田，冰水刺骨钻心。拔得直磕牙，浑身乱颤。等到双脚冻成红皮萝卜色，就失去知觉了。

盛夏水田表面是烫脚的。泥鳅小鱼虾都不敢浮出水面。怕烫死烫熟。人常常烫得手舞足蹈，呼爹喊娘。

春秋水温还好。但又黑又粗的吸血蚂蝗，五六条一齐叮在腿上喝血喝得蝗身鼓鼓胀胀，使劲拽都拽不下来。拽成几节，黑血把水都染红了。等蚂蝗叮疼了，人才能察觉。但它已经喝饱血了。

我站在很高，很窄的田圹上上半身悬空，弯腰90度，双手握着约10斤重的长把大砍刀，砍梯田下壁的草皮。

挑生石灰给梯田洒肥料。挑人粪，用手捧人粪往梯田里均匀的洒。

插秧，蹚水田。就是把稻禾行格之间的泥用脚蹚松蹚软，以利禾吸取肥料，茁壮生长。整天双脚陷在深泥水里拔出来，又踩进去。活很重，很累。

去20多里外陡峭险峻的深山老林里捡干柴枝。

干柴枝多挂在很深的悬崖峭壁上。没胆子和体力的人，根本就不敢去够。人贴身攀援在千丈深的山壁上。一棵粗大的干树枝，连够带拽带惊险，得出几身湿漉漉的臭汗。

用禾枪，即两头尖的粗竹竿儿，把禾枪尖儿插进两大捆干柴枝捆扎腰部的藤蔓下。挑着爬山下岭返家。

一人多高，比合抱还粗多了的干柴枝，根部镦齐，用藤蔓捆紧根部，再用藤蔓扎结实长柴枝捆的腰部，也是个很费力气的活。力气不够，就捆不结实。没法扎牢禾枪，就没法挑。

挑脚赚苦力脚钱：半夜起床，摸黑担60斤食盐翻山跃岭，送去60多里外的奉家山供销社。到奉家山住一晚，再半夜起床，挑60斤土产山货原路返回，送到水车供销社。

一天也就挣两块多钱的脚力钱。常挑脚的汉子，双肩都磨出一层厚厚的茧痂。新手一趟下来，竹扁担磨得两肩血肉模糊，压得挑夫腰弯背驼，拉胯脱水走样。

我常常饿得头晕眼花。脊背冒虚汗。胃里往出一阵儿一阵儿的漾酸水。胃里空荡得像有万千条小虫在蠕动，在啮咬。嘴角时常流淌出拖得老长一串绿色的哈喇子。那是半年吃蕨，吃萝卜，白菜当饭的后遗症。

哈喇子流淌出来，人又清醒些，精神又缓过来些了。可以继续干活了。

糠粑团吃进容易，拉出来，得豁出性命使劲。渐得两眼发黑，阵阵晕眩。两耳轰鸣，蹲着的双腿颤颤巍巍。渐出一身虚汗湿透衣背。人脱水走样。仿佛大难临头，世界末日到来。也便不出。还得辅助用手去抠。一次只能抠出一粒像羊粪蛋儿那样带血的小黑球。有的人是在声嘶力竭的哭喊呻吟声中挨过这一残酷时刻。

1972年，我在饥饿程度甚于1971年的状态下熬过了年关。

这一年，惊人的饥饿赤贫就先不说了。

我家养了一只叫“耶罗”的小黄狗，母的。人都饿得眼冒绿光，面容枯黄，肋骨嶙峋，四肢如柴。还哪有东西喂狗啊。我家从来就没有喂过“耶罗”。 “耶罗”也似乎从未向我们讨要过。它总是像影子一样低眉顺眼，晃着尾巴飘来荡去。

我们也不知它一天到晚靠啥维系生命。直到有一天它在灶坑里呕吐，吐的全是绿色的粘液，我们才知道它原来也是靠野菜裹腹。

瘦得皮包骨的它，这年春天的早晨，在灶坑里竟然生下两只胖墩墩，圆鼓鼓的小狗。

母亲含着眼泪，把我们都舍不得吃，用来换盐巴的两只鸡蛋，用猪油给“耶罗”炒了一碗蛋炒饭。母亲弯腰把饭送到“耶罗”嘴边，“耶罗”竟低眉顺眼，泪水汪汪的不敢吃。向后缩退。

直到母亲和我们都一再唤它鼓励它，它才怯生生的一点点的把饭吃下去。

两只小狗，黑的是公的，夭折了，很惨，什么原因，我不想说了。

黄的是母的，我们用来换盐巴了。

它也繁衍了后代，我担柴路过山坳上那家，还专门跑去看过它。它跟它的母亲外貌极为相似。但却已经不是令我梦绕魂牵，肝肠寸断的“耶罗”了。它的后代到现在也有几十上百代了吧。

“耶罗”只生过这一窝小狗。后来就饿成一副骷髅骨架，颤颤缩缩，佝偻的样子惨不忍睹了。可那时候实在是饥饿所迫啊。眼巴巴可怜的向我们乞求的“耶罗”，它，它被饥饿难耐的我们给吃掉了！

这只对我们无比信赖的狗！这只让我永远愧疚的狗！这只在政治和生活双重绝境中与我们相濡以沫，始终把我们当人看，给我们精神温暖慰安的狗！

它每次从外边回来都使劲晃着尾巴，眼溢感激笑意。跑近我，身子贴趴在我脚边打盹儿。

母亲是早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她一听说这残忍的打算就落泪了。

“耶罗”是被装在箩筐里罩上簸箕，放入水塘内溺死的。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把“耶罗”放入筐内，它那双信任，依依不舍，泪水迷蒙的眼睛。

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罩上盖，它摇着尾巴眼里竟显出些许高兴的神情。

我曾多次凝视“耶罗”的眼睛：那双灰色眼神笑意下分明蕴溢凄苦无助绝望啊。

改革开放后，我的生活越过越好，这更加深了我对“耶罗”的负罪感和永难释怀的愧疚。

穷极饿极就该突破底线吗？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有一颗善良悲悯的心啊。可我竟作什么！？人不如狗啊！

当人的趋善之心和高贵的尊严被惊人的赤贫和头晕目眩的饥饿逐一蚕食攻陷，人性已全面沉沦，文明已荡然无存。

村民集体上工的路上，偶尔若是发现一只老鼠，会兴奋得群起蜂拥捉之。捉到老鼠的，就把老鼠嘴和四只爪钉在木板墙上。扒掉鼠皮，除去内脏，用盐淹制。挂在灶上烟熏火燎：腊鼠肉干是一道下酒的好菜呢。饿得连丑陋如老鼠都吃光抓尽了。

这年断炊的时候。有一回，四队队长罗承云端一碗糠粑菜汤，去喊已断炊几天的单身汉绰号“柴秸杆（太瘦得名。真名李某财）”的去上工。站在门外大喊了几声，还有气吗？有就起来。端糠粑去吃了好干活。

饿激了的汉子，看谁家阿嫂洗地瓜。立马涎皮赖脸的凑上去讨要。嘴上说是解渴，肚子里早翻江倒海直冒虚汗。见着食物，岂能错过。

看人家吃饭，就赖在灶下，死活不走了。非得讨点儿锅巴米汤之类才行。

因饥饿拉下脸要饭蹭饭吃的故事演义特别多。怎样才能蹭到饭吃，有好多计谋，讲究，说头，乖子。村民们边干活边渲染得口角流涎，意淫得兴致盎然，喋喋不休。仿佛美味佳肴就在眼前。那是一天最快活的过干巴嘴瘾的高潮。

队上有些单身汉几番嚷着要出门乞讨。

那个鬓角落下一大块疤痕的“柴秸杆”都收拾停当准备上路了。被他哥哥和队上的人给劝住了。因全村只这一户姓李，所以印象挺深。

听说临近一个队，支书队长要率全队出门乞讨。后来公社给些救济，算是暂时安抚住了。

瘟鸡瘟鸭瘟鹅瘟猪，连掉到厕所粪坑里淹死的都要洗净吃掉。从未听说谁家有不吃扔掉的。

病死的鸡鸭鹅，一般都退毛开膛用盐腌制，挂在灶坑房梁上熏成腊味。只吃掉内脏。

有时全村的鸡都死光了，也从未听说什么禽流感。

病死的猪，不管什么病，事实上也不知道什么病。几十斤以上的，制成米粉肉，挑到很远的溆蒲集市上出售。卖不完的就铺到坛罐里保存。留待请人干活，来客再端出来吃。还有就是腌制熏燎成腊肉自家吃或招待客人。

二十多斤以下的，几个人合伙兑下打坪火。就是大伙集钱买下，齐动手退毛开膛，烹制熟了，一顿吃掉它过瘾解馋。

我一个叫罗光中的堂哥家，一头十几斤重的小猪糕瘟死了。我们三四个半大小子兑下。用葱姜蒜过油爆炒，焖炖熟，一顿就吃个精光。

个个吃得满嘴流油，满面红光。眉飞色舞。兴奋异常。仿佛得了道，升了仙。肚子里的长期亏空荒凉馋潮，被块块焦嫩深黄的死猪肉扫荡得踪影皆无。

1973年，我家依然在饥饿中熬过年关。但已经看见返回黑龙江的曙光了。这年6月，我已18岁了。干了整4年半农活后，我及全家返回了黑龙江。

我的身体不仅未发育长高，反而比14岁来时，萎缩，干枯，矮小了。

返回黑龙江，我再次知青插队下乡。由于吃得很好，身高由一米六迅速窜升至一米七五。但湖南沉重的农活落下的驼背，已定形了。

本文作者：沧海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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