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丸论破v3投票:佛山文化在广府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2011-12-09)
一、佛山的历史人文环境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神州大地幅员辽阔，由于民族信仰与地域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以致呈现出多元文化的格局。从近年考古发现以及民俗研究成果表明，当中华民族远祖从步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开始，就已有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社会的区分。
广东位于祖国南陲，北依逶迤南岭，万山重叠，与中原分阂，成为一重天然屏障，因而广东、广西两地同称为岭南。两广临海，古为百越之地，也是苗蛮文化发源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苗蛮、古越文化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并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外来文化融合，又发展成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同样具有它的多元性，以广东而言，又分为广府、客家和潮汕（福佬）三大文化体系。广府文化在区域上一般指以广州、佛山为核心的方言片，也包括港、澳范畴的文化风格与文化精神。
在地理上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珠江三角洲历史上是一个海岛罗列的溺谷海湾由珠江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发育过程。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珠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西樵山文化”已展现了珠三角人的祖先从渔猎社会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先民已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珠江三角洲自古以来水道纵横，河冲交错，特有的水乡环境决定了古代佛山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特征。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佛山周遭的一些地方发现过不少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等文物。更有意义的是在佛山河宕出土了陶制水田和陶制小艇的模型，展示了佛山古代农耕社会状况和原始水乡农业生产的风貌。
考古发现还使我们了解到，佛山周遭在汉以前已出现了家禽饲养，而且有了垌田和潮田的种植。
汉代，往来于南海与苍梧及至东南亚的艚船可以停泊境内，使佛山较早就融入了中原文明，带来了“金铁田器”，东来的佛教也由始得到弘扬。《佛山忠义乡志》载：东晋隆安二年，有三藏法师混耶舍尊者来到佛山塔坡岗结庐弘法，不久西还，后人于此掘出了铜佛和石碑，佛山因此而得名。
唐宋年间，佛山已因发达的陶瓷业、冶铁业生产而极负盛名。元末明初，佛山的版画、锡箔、织扎等手工业已相当兴旺，并发展成一个“几三千余家”〔1〕的工商业城镇，故有 “南海之饶，莫过于禅之浔也”之说〔2〕。佛山俟此与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河南的朱仙镇同称为“四大名镇”。
二、明清时期农业商品化的演变
汉晋以降的数百年间，北方边患日重，战火不断，最后北宋被金所灭，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为了逃避兵礼与战火蹂躏，无数随宋室南渡的军民南徙岭南，暂止于保昌。朝廷为了安置徙民，决定对珠江三角洲实行全面开发。珠江三角洲在朝廷和地方官府支持下，广筑堤围，兴修水利。当时，南海就首先成功修筑了著名的“樵桑园围”，使原来的滩涂、沼泽变成万顷良田。先民们结合堤围修筑，挖洼为塘、叠土成基，以基六塘四的比例，实行“基种桑，塘蓄鱼，蚕矢饲鱼”〔3〕，塘泥又作为机肥育桑的良性生态循环经营方式，从而创造了“桑基鱼塘”这一科学的农耕格局。
明中叶以后，广州已发展成为了全国对外贸易中心，接着葡萄牙人入占澳门，开通了往里斯本等欧洲各国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蚕丝出口急增，丝价上扬。佛山周边的顺德、南海人把握机遇，先走一步，出现了大规模的基塘开发和“弃田种桑”改造高潮，而且很快在珠江三角洲全面推广。
到了清初，珠江三角洲已发展成为全国蚕丝和丝织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一些丝织产品还列为选送朝廷的贡品。随着国际市场丝价攀升，蚕丝业进入了鼎盛时期，一度出现“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返”〔4〕的繁荣景象。
三、商品经济综合发展与都市繁荣
由于桑基鱼塘的经营不仅是以农业生产为局限，而是是包含了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经济成份。随着耕作面积不断拓展，产量不断提高，而且在经营方面不断趋向集约和优化，在从蚕茧到成品的深加工中，一些工序逐步得到细化而分离，成为了新的手工行业。比如丝织，其中过经缫丝，沾纬、开织、染整等多种工序，由此而派生出多类型的加工业。清中叶期间，珠江三角洲的缫丝厂已发展到数百家，从业者10多万人，乡间的缫丝作坊更是星罗棋布。广州、佛山也由此发展成为丝织业的生产中心。嘉庆晚年，佛山商人梁俊伟在佛山创办了“梁伟号”织机房，还有任氏兄弟创办的织机房，其规模之大，远近闻名。鼎盛时，佛山城内设有大小织机房逾200家，并发展为“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蟒服行等18个丝行”〔5〕。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和兴起，把佛山推向对外开放、并直接面对国际市场最前沿的位置上，为佛山迈向都市化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珠江三角洲出现的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原始传统经济，期间，以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即自由市场（圩市）发展得最快、最为成熟，尤以佛山周边的南海、顺德、番禺等县为最突出。单南海一县，于道光年间就有专业大型圩市17个之多〔6〕。其时，有人写了一首《趁圩谣》：“年复年，日复日，一旬三圩一、四、七；日复日，年复年，年年趁圩人万千，圩中何所有？衣服适身食适口，新丝卖去织绫罗，洋货土杂多罗罗……” 〔7〕这首见载于地方乡志的民间歌谣，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年圩市的热闹繁华。
这些新兴的圩市，与广州、佛山、澳门联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成为全国瞩目和具有国际贸易意义的市场辐射经济核心。
明、清两代，广州曾经是国内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不少省、市的商品云集佛山中转，引来京津、苏杭、沪宁、汉口、巴蜀、闽赣等地商人在佛山设立会馆、建铺开号，使佛山晋身于岭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国内知名的“四大聚”之一，由此得与广州同誉为“广佛”即珠江三角洲轴心城市地位。这个时期，佛山陶瓷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石湾陶瓷产品以其美观实用称著，行销两广及“吕宋诸国” 〔8〕。嘉庆年间，石湾人口已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 〔9〕。此外，佛山的铸造业同样也有较大进步，在生产技术上创出了“红模铸法”等新工艺，产品质量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不仅生产大量的生活用品，而且能生产铁炮等军器，由于工艺精良，产品远销国内外，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春风走马满街红，打铁炉过接打铜”。这是时人对佛山当年市井情景的写照。
在商品经济发展大潮中，又有不少佛山人跑南闯北，加入“粤商”行列，经营铁、铜、锡器，瓷器、绸缎，还有京果海味，药材等生意。《佛山忠义乡志》载：“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可见商人数量之众和种类之多。更有不少商人在获得利润后，又把资金投向新的产业，扩大经营，由于有独立的资本形成，又有优越的发展环境，从而造就了一批批殷商富户，也哺育了一批批名声显赫的民族工商业巨子。简照南、简玉楷、梁定荣、陈启源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功名人物，他们早年宦海驰骋，待功成后或归田致仕、或退隐田园，一些人广筑豪宅、园林、苑囿，这些豪宅苑囿设计讲究，园内回廊天井、水池曲榭、假山深邃、花木环绕；屋内木石砖雕、陶塑壁画、满洲窗装饰，显得祥和典雅。豪宅苑囿的出现，在清代佛山都市化发展中可谓独具一帜，成为了一道亮丽风景，同时也启示了清代佛山仕阶层那种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和传统审美情趣。
城市发展后成为了掘金之地，除了从事商业服务行业的伙计堂倌和从事冶炼、制陶、打铁、打金、打锡箔、剪纸、织扎、泥水、木匠等具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工人之外，还有唱戏卖艺的民间艺人、游方郎中、占卜相士、江湖讼师、掮客小贩、挑夫行脚，以及巡城马、大妗姐、梳头婆等光怪陆离的“四方之贫民”〔10〕纷纷云集佛山。于是，酒楼饭馆、茶居食肆、银庄当铺、梨园会馆、武馆狮会、“娱乐”票局、花舫莺寮也一一应运而生，社会众生相共同演绎了南国特色的市井风情。
到了道光年间，佛山已发展成为有大少街巷600多条，而且是“商贾丛集……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 〔11〕的繁华都会。
四、经济发展促进教育和文化思想的进步
经济兴而文风盛。历史证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优势，往往会反馈到文化教育的层面。
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移民社会，先民们大都来自中原移民，这些南移人中不少是被谪徙的官绅和知识分子。从唐宋开始，他们为了让子侄承传文化，自发办学，大兴“庠序之教”。随着经济崛起后，地方宗族祖尝丰廪，一系列奖学、佽学机制纷纷出台，县学、书院、社学、书塾频频面世。其时，佛山民间又拥现了不少诗社、文社。文人结伴雅集，士子诗画唱酬，儒生切磋联咏，结果书声琅琅，文治彬彬，致使灿烂的中国文化在这块土地上一脉相承，而且历久弥新。于是人才辈出，培育了一批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先贤俊彦。这些不论在书画、文学或者在思想上都极有建树的绚灿群星，不但代表了佛山文化的精萃，也彰显出广府文化的璀璨风彩。
在封建社会，教育是为科举服务的，教育发展必然带来科甲鼎盛。明清之际，佛山及其周边不少学子应试中式者每届骤增，捷报频传，为社会遴荐了大批有用的贤才。不少人成为一代叱咤风云的彦吏，他们一生洁身慎已、济世安民，留下了让后人景仰的赫赫业绩。
在良好的教育和传统道德熏陶下，也培育了珠江三角洲人一种既逐利务本而又深切关注国事的文化性格——每当面临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不少人勇于承荷社会责任和敢于作出自我牺牲的历史选择，他们大义凛然，风骨铮铮，表现出忧时报国的高尚情操和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鸦片战争后，文化教育出现了新的生气，开启了学校对科举改革的序幕。面对西方列强的欺负，又有不少热血知识份子，他们高扬民族爱国主义的旗帜，引领潮流，开风气之先，努力吸摄西方文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创新文化精神，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企图去改变中国积弱的命运。其中有设计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有军工业的始创者、同时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战舰（蚊子船）的温子绍；有创制出中国第一台紫油机的薛广森；有创办出全省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的陈启源和在佛山创办出全省第一间火柴厂的卫省轩……
明清两代，在蓬勃的教育事业促进下，在文化大传统的熏陶和外来文化的互动下，佛山及其周遭乡镇哺育了一批批科甲人物、文化艺术精英人物、政治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具有民主革命思潮的思想家，还有实业家和科学家，不愧为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
五、佛山的民风民俗与和谐文化的构建
祠庙建筑与原始信仰
谚云“顺德祠堂南海庙”。这是对顺德、南海两地众多祠堂庙宇的概括。
珠江三角洲古为百越之地，历史记载中古越人有过“食人、纹身、断发” 〔12〕等带有落后和恐怖的民风习俗。但是，自秦统一岭南以来，为百越带来了中原文明，在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又经历了北方移民、特别是士阶层不断南迁，带来了儒、道、释、法等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潮，使珠江三角洲的思想文化发展进入了观念形态层面。并在其影响下， “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洲”了〔13〕。另一方面，随着岭南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以来，带来了西方文明，海洋文化对广府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濡染、吸收、整合，使广府文化的意涵得到提升——既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性，又有多种文化蕴涵的特殊性。
佛山文化正好体现了广府文化的种种文化形态和人文精神。
明中叶以来，在农业经济取得发展后，珠江三角洲移民后裔的宗族组织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宗族组织不单是政治实体，同时又是经济实体，宗族公堂通过土地开发、田产出租、经营工商业等手段获取了一定利润，各姓大族祖尝资产有了丰厚的积累，也在当时以宋明理学为主流的思想影响下，大多宗族纷纷营造祠堂，以祀宗祖。当然，也有一些宗族通过发展教育使其子侄取得科举显赫功名后，也积极建造祠堂，以炳家声。祠堂的构建在客观上加强了宗族的内聚力，强调了南移人毋忘宗祖、毋忘故乡、毋忘中原的大一统思想，也维护了汉文化传统伦理和血统的自尊。宗祠还制订有规范族人良好道德秩序的族规族约，并以血缘和经济利益为纽带，不断地完善着族中各种矛盾的调和，发挥了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祠堂建筑融入了传统阴阳学说中的“五行”理念，去实现建筑群体的和谐统一；在布局上强调组群规正、核心突出、主次分明，给人以高大恢宏、庄深肃穆的感觉；在形制上吸取了中原建筑工艺特色，采用传统抬梁式和拱斗式混合结构，其中又融入了岭南建筑艺术风格，特别以陶瓷、灰塑、泥塑、砖雕、木雕、石雕、石刻、门画、壁画等进行装饰，去营造典雅绚丽的非凡气派。
在珠江三角洲众多的庙宇中，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端丽、佛山祖庙可谓荣赝其首。屈大均说：“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祖庙肇始于宋，而大规模的重修扩建则在清初。祖庙的建筑蕴涵了岭南古建筑的文化意韵，其屋脊、山墙的琉璃、陶塑、灰塑，以及镶嵌在壁面的砖雕、石雕工艺精美、造形丰富、气韵生动,人物造象栩栩如生；殿堂内的漆金木雕更是雕工精湛、金碧辉煌，极具姿彩，彰显了岭南建筑艺术的迷人魅力。
佛山人拜祭祖庙的活动早已于元代开始，沿袭日久。到了明正统年间，佛山出现了抗御黄萧养事件，后来祖庙受到朝廷敕封并列入官祀，于是人们对祖庙从原来的友善、恭敬到极度尊崇。
在传统社会中，神明祭祀不但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且有其自身的特定历史渊源。 “越人尚鬼，而佛山为甚”〔14〕。其实，祀神风俗是古越历史遗风和信仰源流的延续，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历史的社会环境中去找到这种原流的起因。
早在珠江三角洲平原还未发育完成之前，境内河流、沼泽中还有鳄鱼游弋，山上又有野兽出没，常常伤及人畜，先民只能在滩凃上种潮田，在山坡上种垌田，潮田要靠上涨的河水灌地，而垌田则靠老天爷下雨灌田。当时，岭南还被中原人视为畏途的“瘴疠”之地，因缺医少药，人口自然死亡率极高。在文化落后，科学知识匮乏的农耕社会年代，先人视天、神能主宰万物，于是神灵成为了他们依靠的精神力量。当一年辛勤劳动获得丰收时，人们就会举办种种酬拜活动，祈望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平安，它承载着人们对农事丰收的愿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该说，佛山在历史上的种种庙会祭祀活动，其实是原始农耕文化心理的继承，是一种文化现象。
粤剧的滥觞与发展
佛山是粤剧的故乡，也是粤剧滥觞之地。
戏剧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也是赖以社会经济基础而发展的。粤剧起源于明，但真正的发展在清代以后。粤剧由原广府的粤讴、木鱼、南音、板眼、龙舟等民间说唱与来自外江的昆腔、弋阳腔、西皮、梆王和江南小曲、中原古乐、西洋音乐而整合为具有典型岭南艺术风格的剧种，其中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
明万历年间，佛山设琼花会馆，是粤剧最早的行业管理组织。琼花会馆规范了粤剧的一些原始制度、行当分工、表演呈式等内容，使粤剧产生了质的变化，并且为它们自身的定型和成熟奠下了重要的基础。
粤剧能够发源和植根于佛山，是与佛山历史上酬神演戏的习俗分不开的,据说这种习俗在明初就开始了，有清一代，是佛山神庙与宗祠不断修建的时期，(鼎盛时竟有寺庙150座之多)〔15〕,每岁庙会届临,都循例请来红船戏班演戏.。
“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16〕这是清代佛山的一首竹技词，词中以简洁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当年酬神活动中戏班演戏的盛大场面。
神功戏的频繁演出，为粤剧创造了生存条件和发展机遇，名班、名伶、名戏纷纷涌现。
清末民初，有了师娘、女伶的出现，为了招徕观众，她们参与了推动粤剧唱腔改革，特别是创出了以真嗓的“平喉”唱法，同时广泛地吸收了民间小曲和北方小调的营养，突破了传统旧调（戏棚官话）的框框。创新后那些带有浓郁岭南韵味的优美旋律，更为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
也是这个时期，佛山已拥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粤剧爱好者，他们开始组织了以演唱粤曲、演奏音乐为内容的“私伙局”，彼此按时践约雅聚，拉弦弹唱，丝竹之声终年不辍，影响一方。私伙局的出现和普及，使群众更加认识和了解粤剧、拓展了粤剧演出市场，也使粤剧成为佛山民间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内容。
诚然，粤剧艺术能够达到今天的完美，其中又离不开如张五、李文茂、靓少华、千里驹、薛觉先、白驹荣等一代代粤剧艺人和音乐家、编剧家们不断作出改革和实践的努力。可以说，粤剧是南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
秋色赛会的文化内涵
作为历史悠久的佛山酬神活动，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逐渐实现从原来的宗教活动衍化成一种重在娱人的喜庆活动。活动颇具规模、内容细致丰富，但最具特色的是秋色赛会。
佛山秋色是一种巡游性的表演过程，分为工艺品展示和艺术表演两大类，具体又分为车色、马色、地色、水色、飘色、灯色和景色共七个内容。秋色的工艺品包括了扎作、纸扑、粘砌、蜡塑、批削等多种民间艺术，各种展品形神俱备、唯妙唯俏。
秋色赛会是佛山人创造的民间文化，也由民间组织筹办,各项表演和巡游节目均由各大商号和乡村各宗族自觉承担。其中又会请出佛山民间的狮会、武馆、乐社参加“狮子随行”、“金龙随行”和“十番锣鼓”助兴。出色当日，巡游队伍浩浩荡荡五六华里，锦旗罗伞遮天蔽日，万民空巷，一片欢腾。
佛山的秋色，显示了明清之际佛山经济陡然崛起后，社会文化欣欣向荣的历史趋势，同时又是佛山历史上众多武馆、狮会、乐社赖以生存的基础。
深厚的民俗文化资源
佛山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孕育和产生了涵括衣食住行、婚育丧葬、岁时节日、社会礼仪、社会生产、文化娱乐、生活禁忌等方方面面的民风民俗，特别是传统武术和地方美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外，佛山还拥有种类繁多的歌谣、童谣、俗曲、俚语、传说、故事等民俗文化。这些精彩纷呈的民间文学，其实也是一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佛山乃至广府在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笔重要思想源泉。
六、佛山文化在广府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文化是人类社会从实践中取得的智慧与精神成果，它蕴涵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强大，不仅要看它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也要看它的文化是否繁荣和具有创造性。历史证明，任何国家、民族、地域的兴盛都是伴随着文化的创新强力而发展。
佛山历史上曾经是发达的手工业城镇，它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深深地植根于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商品性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较早地得到发育。在发展实的践中哺育了佛山人的商业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哺育了佛山人的开放包容、务实进取、勤劳勇敢和开拓创新的人文精神。
佛山是一个移民社会，从步入文明时代开始，就以广阔的胸怀迎来了一批批中原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入了外来文化的要素，去充实和发育自己。
佛山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广府文化的进步，深化和丰富了广府文化的意涵，不但对广府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已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竟争激烈的挑战下，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文化的挑战也就显得日益激烈。
面对新的环境，佛山文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临着创新的问题。
佛山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文化底蕴是佛山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励了人的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也是佛山在历史上取得发展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佛山的经济社会基本实现了从原来的半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沿着具有国际意义的现代化建设不断迈进。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与国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也由于历史上在社会建设方面某些缺失和偏差，给我们造成的困扰越来越来凸显。今天，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就面临着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的挑战；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也面临着对传统社会模式重构的挑战；还有人的精神、价值观念的挑战；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渡问题的挑战。所以，要实现佛山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就必须要成功地探索出一套与国际化、生态化、高端化、知识化、人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创新模式，去开创出一条科学和切实可行的道路。
文化创新是一场深刻的知识革命，同时又是一项巨大的价值系统工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佛山文化的创新，那就必须在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下去总结世界和自身走过的历史发展道路，并以广阔的视野对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审视，从时代的高度去分析自身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重任，寻求出科学的坐标方向和价值点。具体地说，就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这一宏伟目标为出发点，去对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观念文化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整合、重构，同时以博大的胸怀去吸纳各种先进文化要素，不断充实和增加自我活力。
唯其如此，才能使文化实现质的飞跃，实现时代文明对历史文明的超越，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对佛山现代化建设与未来的发展不但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佛山忠义乡志》　　　　　　　　　　　　　　 〔9〕清·道光《南海县志》
〔2〕《佛山市人口志》　　　　　　　　　　　　　　 〔10〕《粤东笔记》
〔3〕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11〕《徐珂·清稗类钞》
〔4〕清·咸丰《顺德县志》　　　　　　　　　　　  〔12〕《简明广东史》
〔5〕《佛山史料汇编》2　　　　　　　　　　　　　  〔13〕清·道光《广东通志》
〔6〕清·道光《南海县志》　　　　　　　　　　　  〔14〕《佛山忠义乡志》
〔7〕清《龙山乡志》　　　　　　　　　　　　　　  〔15〕《佛山忠义乡志》
〔8〕《粤中见闻》　　　　　　　　　　　　　　　　 〔16〕《佛山忠义乡志》艺文篇
（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顺德区龙江镇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