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樱花庄的宠物女孩:为什么上千位开国将军中只有一位是井冈山籍？

　　核心提示：而且从开国将军们的籍贯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首批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井冈山籍的只有一位。他就是生前担任过广州军区原顾问的赖春风少将，系原宁冈县古城镇沃壤村人。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作者：孙伟（孙伟作者是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原题：《为什么只有一位井冈山籍的开国将军？》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有一千多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被授衔将军，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的农民。如果留意一下将军们的籍贯，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大都集中于最早掀起土地革命和创建红军的江西、湖南、湖北，其中又大多集中于几个“将军县”。像红安、金寨、兴国、平江等县，恰恰又是当年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份，也是登记烈士人数最多的县份。例如湖北的红安县出了61位将军，全县却也有14万人牺牲；江西的兴国县出了54位将军，当年全县也有数万人牺牲。

　　井冈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据统计，从1955年到1965年，在全国被授予将帅军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有56人，约占总人数的3%。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开国将帅中，有元帅5名、大将3名、上将15名、中将21名、少将12名。

　　井冈山斗争时期大约牺牲了4.8万名烈士，井冈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们却看到另一组数据，源于吉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2004年编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吉安人物》一书。吉安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心，吉安人民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有50006人，可是在所辖14个县市中，牺牲最少的却是井冈山籍的，计355人，占总人数的6%；即使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只牺牲319人，在相关根据地中，也是数目最少的。

　　而且从开国将军们的籍贯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首批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井冈山籍的只有一位。他就是生前担任过广州军区原顾问的赖春风少将，系原宁冈县古城镇沃壤村人。直到2000年5月，原井冈山市与原宁冈县合并组建新井冈山市，这才勉强挤进一位井冈山籍的将军。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是毛泽东最早建立农村根据地、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为什么井冈山籍的将军如此之稀少呢？

　　首先与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境内重峦叠嶂、连绵不断。这里不仅地势险要，而且有着丰富的矿产。在连绵的群山中，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盛产粮油。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物产，使得马自达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同时，也指出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可见，这里优越地势和物产丰富背后的是地处偏隅、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农业经济相对落后。

　　在当时毛泽东的心中，更看重的是井冈山这个地方，是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的农村的广阔回旋空间。因此，这种先天的自然条件很难产生大量的本地兵源，也很难出现许多接受过较好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高级将领。在毛泽东上井冈山前，袁、王的部队中，领导人袁文才是永新县禾川中学的肄业生。算是一个文化人，王佐是一个文盲，手下也大多不识字。

　　第二个原因，与当时的《井冈山土地法》有一些关系。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回顾自己探索和学习战争的过程，就提到这个问题：“我在井冈山搞地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土地路线在不断地进行完善。根据湘赣边界从1927年冬至1928年冬一年来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以及中央六月来信中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于1928年12月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该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土地法。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正式刊印该法，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该法全文共9条，共约1500字。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如何分配及分配数量、征收土地税、红军人员土地的耕种办法等内容。由于此前几乎无经验可鉴，后来毛泽东在重新发表本法时，加按语作了说明：该土地法有几个错误：（1）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2）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3）禁止土地买卖。

　　严格地讲，《井冈山土地法》受到了苏俄革命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影响，没收地主的田地后归公，属于苏维埃政府所有，只交给农民耕种，不是分给他们当成私有财产，也不许买卖。因此，井冈山当地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并不太高。红四军中出身井冈山籍的人不多，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朱毛红军主力下山后，到了江西省兴国县，在这里重新制定了一部土地法，从而解决了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根本问题。《兴国土地法》与《井冈山土地法》相比，有严格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不在没收一切土地，只没收地主的田地，而且分给农民。这等于是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这才算真正意义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参军、参战、保家保田的积极性就马上就调动起来了。如毛泽东搞过的长冈乡，青壮年男性80%都参了军，兴国县也因此被毛泽东表扬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县。在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8万红军中有2.7万是兴国县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2000人，等于长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一名兴国籍战士。兴国也因此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将军县之一。

　　最后一个原因，笔者认为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1930年2月23日，袁、王二人在江西省永新县城北诬陷杀害。袁文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32团团长，还被先后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军委委员、红四军参谋长、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等职。王佐曾任红四军32团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红四军军委委员，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1团团长、红五军第5纵队司令等职。这两位英雄都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在当年的朱毛红军和湘赣边界地方政府中都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务。

　　湘赣边界特委这次精心设计的“军事阴谋”，成功地杀害了“袁文才、王佐及其排长以上干部40余人，至于部下有1/3的人编入了红五军，其余的人则遣送回家”。特别指出的是，当晚在永新城遇害的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的陈幕平和王佐的结拜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32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以及32团军需处长、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过突出贡献之人。

　　此处，可见袁、王部下的命运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当时的重要骨干和亲信，当即进行了剿杀；二是将部分普通战士编入了红五军；三是不愿受编的战士，被遣送回乡，著名的张国华中将，于1929年3月参加红军，当时就在王佐领导的红四军32团4连当战士、司号员，时年13岁。当晚他也在永新，之后被编入了红五军，不过，张国华是江西永新县人，这又与井冈山籍插肩而过。上文提到的赖春凤，当时年仅17岁，也被编入红五军，幸运地成为袁王部队仅存的一位井冈山籍的将军。

　　其实，袁、王部下的命运还有第四种。袁文才、王佐等人被错杀，整个32团被解体，在各个方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反映最为强烈、情绪最为愤慨的当属袁、王旧部和客籍民众。他们想不通：边界特委为何要把袁文才和王佐当作反革命杀掉？忠于革命的袁、王为何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一种好心不得好报、跟着共产党走没有好结果、共产党过河拆桥的悲哀抵触情绪，在部分人心里滋长，那种过去曾经平息下去的仇视心理又瞬间迸发出来。

　　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再相信红军了，此后也没有什么人参加过共产党的队伍。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他们因故留下来没有去永新，而成侥幸不死的袁、王旧部最高首领。他们一度进退两难，因为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这些幸存的亲信。袁、王旧部曾写信向彭德怀和中共赣西南特委申冤，不过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才导致了后来的逆变，从正面走向了反面，本来还很革命的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部反水。可见，错杀袁、王侯，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失去了兵民胜利之源。

　　曾担任过当年继续“搜索”袁王旧部行踪的红五军第3纵队第4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上将回忆到，不仅几天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而且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倍加爱护。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指出，萧克那么会打仗的人，1932年带兵来井冈山都没有打下来。说明什么问题？袁、王被错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

　　作为这个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沦入敌首达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