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小唯森觉醒:教师之所来与教师之所去——教师贵族精神与知识权利原型的踪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5:38:09
摘 要：教师作为一个群体，从春秋到当下的演绎，始终挣扎在贵族精神与知识权力上，因为教师的原型就是贵族精神与知识权力。就像教育一样，始终挣扎在做人上。衡量一个时代的教师，就看这个时代的教师，身上还有几两贵族精神与知识权力；衡量一个时代的教育，就看这个时代的教育，有没有脱离开做人。当代教育，在教师和教育两个天空，都是阴暗的。
关键词：教师；原型；贵族精神；知识权力
这个时代的教师是畸零人
师，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和绝大多数文化概念一样，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磨难到今天的。到了今天，是不是不再有磨难了？非也，有更大的磨难，今天为师者，是接着前人往下做，不是站在旁边看前人怎么做。有一点倒是没有变，那就是个人永远依靠原型主义光荣：农民依然依靠体力生存，教师仍然依靠知识尊荣，官员依旧凭借权利狂野。
社会有三个权力符号，君主是政统符号，代表君临天下的合法性与权力；官僚是法律符号，代表治理国家的合理性与权力；士人是道统符号，代表道德、知识、思想和教育权力。士人的权力更持久、更根本。庸俗者往往不知道教师（士人）也是拥有力的人，这是今天教育要大张旗鼓地正本清源功夫。社会权力，集中就是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二者，教师是权力的一极。历史上的教师，往往拥有官僚和士人二重身份。新中国的后三十年的教育，逐渐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民国的社会教育的大舞台，陷落在学校教育的小教室里，教师也逐渐成为畸零人。教师已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教师似乎成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个不僧不道的群体，然而，道德、知识、思想和教育权力，仍然是他们嘴里念的经。
教师群体的原始身份是没落贵族
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粉墨登场，肇始于周朝的封建制度。周朝的贵族等级是：天子、诸侯、大夫、士。“西周初年，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把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戚，让他们作诸侯，成为周室的屏障。诸侯也在自己的封国内分封子弟和亲戚为卿大夫，卿大夫再立自己的子弟和亲戚为家臣。每世的天子都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王位，是天下的大宗和共主；诸侯也多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他们相对于天子为小宗，在自己的封国内则又为大宗。这样，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组成的宝塔式的宗法世袭贵族的统治之网。”[1]这就是封建社会制度，童书业说：“‘封建社会’这个名词的正确定义，就是名义上在一个王室的统治下，而实际上土地权和政治权却被无限制的分割：每方土地上都有它的大大小小的世袭主人，支配着一切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形成一种地主与附属土地的农奴对立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也有自由农民，但为数不多）。由这定义看来，则中国从西周一直到春秋前期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它是一种叫做‘宗法’的制度维持着封建的关系的。”[2]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士、大夫、诸侯、天子依次继承，即：士继承大夫，大夫继承诸侯，诸侯继承天子。大致是这样的情形：天子的嫡长子（即天子正夫人生的第一个儿子，与儿子的年龄没有关系）继承王位，为下一届天子，天子的版图称为“天下”；天子的其他儿子，则被封为诸侯，诸侯到自己的
士属于贵族，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那是社会制度，学习当时通行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士的地位低于大夫，是低级没落的贵族，却高于庶人。他们不会像农人那样依靠体力去种地生活，凭借着六艺那样的本事，再围绕着君主和卿大夫转圈，希望有机会再升到大夫的地位。他们或者谋得一点地位，如低级官吏；或者以武艺韬略，希望厕身大夫；或者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已者死，荆轲就是那样的人；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春秋诸子就是那样的人；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为生。儒家之儒的本意，是指仰仗自己的丧礼知识，为死人充当吹鼓手人；或者以门客身份，为主人出谋划策，充当鸡鸣狗盗之徒，等等。正是在士那个群体中，诞生出师这个群体，最典型的就是诸子百家，他们依靠自己的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群体。同时，他们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普及运动，把为贵族设的六艺教育，传授给了平民子弟。孔子本人就是士，他的先祖是宋国宗室，他的六世祖是宋国司马孔父嘉，因为与太宰华督有隙，被华督所杀，孔父嘉的家臣抱着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到了鲁国蕃衍，孔子的父亲因军功而为大夫。孔子后来做到鲁国的大司寇：已经是大夫身份了，他周游列国的时候，诸侯都给他大夫礼遇。孔子的弟子，绝大部分都是平民。
这里要特别指出：
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其原始身份是贵族，这就是教师在历史上也许很清贫，却一直自重身份的缘故。这也决定教育应该培养人的贵族精神，说得准确一点，是要回到贵族精神。所以，教育精神高于社会精神，接受过教育的人，应该高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
二、教师的贵族精神，可以用战争说明。春秋时代，打仗是贵族的荣誉，黎民是没有份儿的。打仗以征服对方为要，不以杀戮为目的。古代小说里，两军对垒，双方主将出马一决雌雄，交锋一对一的，讲究的是高尚，以主将胜败为胜败，就是保留的贵族风度和荣誉。孔子的弟子子路，与卫国作乱的人打仗，对方斩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可以死，帽子不能掉下来。”说完系好帽子就死了。士失冠不如死，就是贵族气质。这样的贵族讲究，在欧洲也是一样的，骑士或武士把家族的名声和个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不屑与低等人交手，更不愿意死在低等人手中。
三、中国的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先天致命软弱，那就是向往统治权力，因为他们本来是来自权力，他们的一切作为，就是重新回到权力。这是中国教育的根本阴暗，一直走不出这个漩涡，也是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的根本不同。可以说，只有知识分子不再迷信统治权力，而追求纯粹的知识权力，民主社会才能降下来。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真正的教师，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自由讲学的教师，秦始皇以后，就再也没有士人自由讲学的天空了。
官学之师与私学之师
那么，西周到整个春秋战国期间，贵族子弟的教师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专门给贵族子弟设立的太学，那些子弟接受教育以作官为目的，那就是《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教师，本身就是官吏与贵族，师与官合一，教育贵族子弟的人，不可能是平民。那些教师地位尊崇，《学记》的教育道理，是对贵族子弟而言的：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教育的优良传统——尊师，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它的深远意义。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营造重视教育的气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君王不以君臣的尊卑关系对待臣子：一是臣子在祭祖时充当受祭者，一是臣子身为教师时。按照大学的规矩，教师给天子讲课或问对，可以不受君臣之间礼节的约束，表示做帝王的也一样地尊师）。[3]
平民子弟也有自己的学校和教师，教育内容以孝悌为目的，不是能够作官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对平民子弟说的，是对贵族子弟说的。如《孟子》说的平民生活的一个理想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
后代的教育目的，把古代贵族教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平民的“孝悌”，杂糅在一起。科举时代，读书为了作官，作官才可以治万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显亲扬名，就是“孝悌”了。
为贵族而设的教育是官学，士人自由讲学是私学，形成两个教师群体：官学之师和私学之师。秦汉以后一直到清朝，一直存在官学，自然就有官学之师，他们是国家官吏；也一直存在私学，私学之师的身份比较复杂，或者是国家官员，或者是有学问的不是官员的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化与教育，私学昌盛与否，应该是一个生动的标志，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学者的警觉。秦始皇以后，有些私学转化为官学，如常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儒学确实成为政治化的官学，国家在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家典籍成为几千年的教育经典，教师以“儒者”和“士人”为称呼了。
科举时代的显师与隐师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天大的矛盾，没有人论及，那就是：科举时代的教师，可以分为显师与隐师。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国家在各个政权阶层上设立的学校，如县学、州学、府学、郡学、太学等。这都是官学，学校的教师是国家官吏。还有民间私学，如私塾，私塾先生自然是私学教师；另外一类学校是唐朝出现的书院，书院规模大小不一，有的带官学性质，有的带私学性质，书院的教师，或者是官员，或者是文化名流。进入书院学习的人，或者为了科举考试，或者为了学问。书院和科举是相表里的两个文化教育与教师河流，两者开始的时间与和结束的时间也相当。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和考试作官捆绑在一起，一个科举的人，把能够给自己作官前途的考官认作自己的老师。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因乡试（秀才考举人）、会试（举人考进士）中分房阅卷，考生的试卷须经某一房同考官选出，加批语后推荐给主考官或总裁，方能取中，因此称为房师。考中的人，把“某一房同考官”和“主考官”与“总裁”，都称为自己的老师，因为这样的“老师”录取了自己，一步登天，他们对自己的“恩德”，简直超过父母。反过来，这样的“老师”，栽培这样的门生，形成自己的势力，官场的朋党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这些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不是临
《儒林外史》有一段文字，叙述张静斋来拜会刚刚中举的范进，说“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后来张静斋拉着范进去高要县找汤知县打秋风，知县说范进是“我新中的门生”，“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高要县汤知县，是范进的房师，范进中举前根本没有资格和他见面，何谈“师生”？
暗昧是：真正教秀才读《四书》《五经》的教师，或者是私塾先生，往往被看作启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科举时代的教师，分为显师与隐师。隐师，授人以学问与知识；显师，授人以地位。教育中，往往追求学问是为了追求地位，所以，授人以地位的显师，比授人以学问的隐师，具有更崇高的思维。这样的诡异可比拟于今天：幼儿园教师与小学教师类隐师，大学教师类显师。一个人有了成就，说他（她）是哪家大学毕业的，不说是哪家幼儿园或者小学毕业的。所以，知识与地位，就成为教育的两个对立面。本来，有知识的人应该受到尊重，现在的教育，却是教人尊重地位，大有鄙弃知识的倾向。实际上，大学教师群体本身也分为显师与隐师，只有知识没有官位的教授是隐师，有官位的教师是显师，无论这样的教师有没有多少知识。所以，大学里有不讲的讲师、不教的教授、不研究的研究员。
民国时代的教师是先觉先知者
科举制度完结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为共和、立宪和民主而存在的天空。中国固有的教育和道德体系，与西方教育和道德体系，第一次进行全方位的对话，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文化灿烂的梦境。新学堂取代过去的书院，新式教育取代过去的旧式教育，大学取代科举。
“教育救国”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结，把当教师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根本。民国期间，出洋的知识分子90％都回国，风头最健的是知识分子，而且绝大部分都做教师，教师享有崇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影响的大学教授成为时代的新圣人，如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他们对社会道德和文化影响之大，超过任何一个政府领袖。当时大学并不多，地方学校以中学和师范学校为最高学府，教师就是地方上的精英。学校遂成为知识、文化、道德、思想集中的地方，也往往是共产主义观念的传播之地，甚至是地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教师就是地方共产党的创始人。如吴亚鲁同志，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应徐州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的聘请，到该校任教，成为江苏省徐州地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现在的徐州高等师范学校（原来的徐州师范学校）有吴亚鲁雕像。
民国知识分子群体，完全可以以教师为概括，尤其是大学教授，可以这样理解教师的精神：
1.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自清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成为近代到当代教育的最高追求了。
2.先知先觉者
民国教师往往以先知先觉者自居，既要引导民众走向新的文明，又要和民众打成一片。所以，教师虽然在学校教书，却志向于对整个社会的教化。
3.浓烈的国家和人民情怀
民国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极其浓烈的国家和人民情怀，这是民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如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办乡村师范；梁漱溟在山东，率领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他们的教育，在于改造和建设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学校里面的勾当。
4.教师是民国知识分子的集中代表人格
民国有造诣、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教师，或者作过教师，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老舍等。而且许多有极高思想的人，除了做教师以外，基本上不肯干别的，更不肯作官，如胡适。他们的风骨，正是今天教育的梦想。
5.扫盲与启蒙
民国教师以扫盲与启蒙为形式，对整个社会进行教育。建国以后的扫盲运动，实际上是基于民国的扫盲精神的。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教师是接受改造的对象
“‘改造’属于新中国教育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受教育者，教育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是所有人。毛泽东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新中国的前30年，以社会教育统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种精神实践，‘改造’是教育的根本精神。”[5]
新中国前30年的教育是一个矛盾实践，一边延续着民国教育的精神，一边又彻底颠覆民国的教育精神。教师沦陷了，成为被社会和普通人民改造的对象，然而，教师仍然具有崇高的道义地位，却不再是社会的圣人，国家的教育仍然依靠教师支撑着。教师的核心精神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参考文献：
[1]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64.
[2]童书业.春秋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47.
[3]高时良.学记研究[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71-172.
[4]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5]毕世响.民国的教育精神[N].中国教育报，
责任编辑：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