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和plover:【何方忏悔:庐山会议后曾揭发批判张闻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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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忏悔:庐山会议后曾揭发批判张闻天】(4)时间:2011-04-02 11:41来源:人民网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不过我的感觉还是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 参加起草张闻天悼词

  我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住下,并且还和邓力群谈到我,说我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的发言,曾使她和闻天大吃一惊。这更加重了我的负罪感,所以我没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个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作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见面,我先作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辜负了他们两位十多年的教导。由于二十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作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小组发言中提出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虽然他没提张闻天,但彭张是一个案子,理应一同处理。同年12月24日,中央为彭德怀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英就向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提出,希望将张闻天的骨灰从无锡移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并得到胡耀邦的应允。但由于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兼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阻挠,竟又拖了半年,直到1979年5月才将骨灰运回。那天胡耀邦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时中央已决定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原准备7月下旬举行,但是当时在杭州休养的陈云要求参加,希望等他回到北京后再开,并提出追悼会让他主持或致悼词都行。这样就使追悼会推迟到8月25日,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就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

  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中央批准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我是其成员之一。在这之前,我还参加了张闻天悼词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彦修、徐达深和我接到通知,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这件工作我们三个人都感到棘手。我们不但很难掌握对张闻天的评价,而且连他的历史都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从来不对身边的人谈他的过去。例如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更不知道他主持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和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因此我们写悼词简直无从下手。

  我们除了拜访刘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还得经过批准去中组部查阅档案,而中组部让我们看的档案又极其简单,因为主要材料都还保存在大三线的山洞里。所以我们起草的悼词就很简单,一些重要的评语和史实,如说张闻天“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等,都是送审后由胡乔木修改时加上的,并得到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审阅。加上去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写的。

  追悼会的举行就意味着对张闻天正式平反。从此也开始了全国性的张闻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