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洞房系列 bt:三峽田野消失在都市叢林-台灣二次土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6:28:30

三峽田野消失在都市叢林(1)

記者陳承中/調查採訪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祕書長劉銘龍,母親姓蘇,從清朝起,蘇家即定居台北縣三峽,務農。小時候,劉銘龍爬樹、打蛇、摸泥鰍,到今天他還記得很清楚,當時,三峽處處是良田。

背對三峽的祖師廟,站在橫跨三峽溪的七星橋上,以往,面對的是一路到大溪的無限良田。

他們大多是自耕農
但是早就不種田了

十幾二十年前,劉銘龍母親一方的蘇家,在三峽也有二、三十公頃良田。到了今天,蘇家四、五十人的一個大家族,雖然,多數人都還有「自耕農」身分,但是,只剩不到十公頃農地,其他土地不是賣了,就是與建商合建了房屋,大家,也早就不種田了。

例如,劉銘龍的三個舅舅,現在都住在三峽老家,一個打零工,一個當廚師,一個當木匠,沒人靠種田維生。家裡的地,只利用了其中一點點,種點兒菜,自己吃吃,其他的,就荒棄著,等著,也許將來賣了。

「因為,種田的收入太少。而且,田地都被汙染,種出來的東西,不好賣給人家吃。」幾天前,劉銘龍站在三峽光明路,他老家前的一小塊荒廢田地前,指著園中雞籠裡的幾隻雞說。附近一間老屋裡,他當木匠的三舅蘇明榮,正用一個大汽油筒在燜幾把青青的香蕉,這蕉,是自家院中的兩棵蕉樹結出來的,種蕉,是「消遣」。蘇明榮背後,則是一大棟、一大棟集合式的高樓公寓,有的可以高達二十一層?一個又一個這樣「沒有公共下水道,沒有汙水處理廠」的「水泥怪物」,不是三峽才有,台灣從南到北,可多著呢。

優良的水稻田,成了雜亂的住商混合區。「這是最糟糕的都市發展模型。」劉銘龍說。

水稻田釋出,使生態環境惡化了。因為水稻田的生態價值高,功能也很多,包括:涵養補注地下水源、穩定河川流量、調節暴雨洪峰、淨化水質、淨化空氣品質、調節局部地區微氣候、降低土壤沖蝕、沖除有害鹽分、提供鳥類等動物庇護所,維持生態多樣性。

還有,日本轉用農地的經驗發現,農地轉用使周圍農業的「生產環境」也惡化了。

今天台灣農地釋出,沒有章法,農地轉為工業用地,已發生鎘汙染及「鎘米」等聳人聽聞的重金屬汙染事件,現在,台灣各地又普遍出現「用廢土及事業有毒廢棄物回填農地」,以及「垃圾濫倒於農田中」等亂象,所以,台灣推動開放農地政策,怎能不小心?

或許因為有了自己「摸泥鰍」走過來,親身體會的「三峽經驗」,這天黃昏,劉銘龍好不容易帶領我們在三峽市區找到了一小塊水稻田,他站在這塊侷促在工廠和大樓當中「苟延殘喘」的水稻田邊上說:「我對我們的農業政策完全沒信心,對農地農用政策,也完全沒信心,所以我完全反對開放農地自由買賣!」

農地釋出沒有章法
環保戰士越來越多

態度和劉銘龍相似的人,這些「環保戰士」日漸增多,他們認為,台灣的自然生態破壞越來越快,像現在,台灣農地違規使用嚴重,農地做了非農業用途後,即失去綠地景觀,也失去了生態保育的功能。

他們認為,農產品可以從國外進口,但農地卻不是進口可以替代的。如果,農地任意轉為非農用,破壞了原有的灌溉系統,喪失了原來農田蓄水的功能,地下水得不到挹注,生態將變化,國民的生活品質也將劣化。

例如,非農民買了大面積的農地,一部分如果用農舍的名義蓋房子或工廠,工廠汙水任意排放,會破壞農產品品質。

還有,一旦農地轉變為高樓工廠等,就不易恢復為農業生產用地,台灣的微氣候,會劇烈改變。

一些農業官員及學者專家,意見也雷同。

好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說,農地開放,沒有妥善配套法令的情況下,現行的農地相關法規根本無從管理,驟然釋出大批農地自由買賣,將不可能維持「農地農用」,水土保持破壞會更劇烈。

台大農經系教授陳希煌說,我們不否認市場比較利益下,農業不利,但是農業的非市場利益,也必須考量,農田涵養水源與固定砂土的功能,以及農村提供都市居民休閒活動的價值,兩者合計,幾乎與農產品的市場價值相當,而其永續性的價值,更難以估量。

大華不動產鑑定公司董事長張義權則建議,農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應該根據地方自然條件,規範各種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用途,而且必須有完善的汙染防治措施,要事業主負起維護環境的責任,否則就處罰。如果放任農地開放後,雜亂無章地變更使用,台灣地區的生態環境恐怕會嚴重破壞。

問題是,大規模釋出農地,一定會衝擊生態環境,但是衝擊有多大,沒人知道,也沒人研究。 所以「環保戰士」們主張,如果農地釋出攸關台灣未來的永續發展,政府應該主導研究,找出農地釋出影響環境的真正程度,再做農地政策決策,因此政府應該放慢農地釋出的腳步。

三峽田野消失在都市叢林(2)

「台灣土地不夠用」......
農地被迫向工商業投降

但是,老是有人抱怨「台灣土地不夠用」,這些抱怨者的力量強大,一直壓迫農地向工商業投降。

他們說,台灣地區近八成的人口,關在不到百分之二的土地上,太擁擠了。

原因是農業占有八成可利用的土地,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毛額卻不到百分之三,嚴重浪費土地資源。

於是,政府不解除農地管制,他們就走後門,鑽漏洞,全力找土地,濫蓋房子,驚動萬方。

甚至,李總統登輝都因此提醒過,山坡地蓋房子太多,尤其是台北縣、桃園縣和台中縣,過去為了保護水田,限制農地不能利用,大家跑到山坡地蓋房子,不但影響農業,也影響水土保持與環境保護,有關單位要重視農地釋放問題,徹底研究,並趕快去做。

李總統這些話,說了大約兩年。但是,只要「台灣土地不夠用」,情況怎有可能改善?

於是,不久前,汐止林肯大郡慘案,嚇了全台灣一大跳,迄今大家餘悸猶存。

去年十二月,台中縣太平鄉一江橋頭的頭汴坑溪旁,山頭蓋別墅,山下便著了慌,當地建築業者剷平了山頭,準備建別墅,附近居民就惶恐了,擔心建商沒做好水土保持,一旦下大雨,可能山崩,土石流入溪中,為大里溪兩岸居民帶來浩劫。

居民憂慮地說,這處剷平的山頭有三十多公頃,山上原有一個面積約一公頃的水潭,是附近山坡地灌溉的水源,不久前建商購買後,開山整地,推倒綠油油的森林,變成光禿禿的黃土,下雨時大量泥漿流入山腳下的頭汴坑溪,令人害怕。這處光禿禿的山頭,遠從台中市和大里市都能看見。

建地不夠,農地太多,所以有人主張,農地應全面解除管制,如政治上的解嚴,但必須建立一套制度來規範。

可是這套制度太難建立了。

農地自由化,是把現行「農地農有農用」政策,改變為「農地農用」政策,讓農地自由買賣,非農民也可擁有農地。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說,農地鬆綁,無論由何種層面評斷,都有迫切需要,問題是「如何開放」?

贊成農地鬆綁者認為,農地自由化,是大勢所趨,也是經濟發展中不得不為。反對者多是從水土資源、生態環境、社會公平的觀點來質疑農地自由化政策。

反對者,往往假設農地開放自由買賣後,農地將可隨意變更,而「農地農用」將不保,但贊成者認為,這個憂慮,可以透過修改各種相關法律,包括農業發展條例、土地稅法、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健全農地變更的審核與監督制度,落實「農地農用」的政策。

贊成者指出,台灣現在這種戒嚴式的「農地農有農用」政策,使農地轉用非常困難,不但限制工商業、都市發展及公共建設取得土地,間接還造成都市地價飛漲。而且,由官方主導的土地區位畫分,和黑金政治,利益輸送也脫不了關係,所以農地政策要趕快改變。

一方認為,農地政策要趕快改變,「環保至上」的另一方又認為,應該放慢農地釋出的腳步。

同時,政府各部門,對農地政策也有歧見。好比,農委會主張畫設永久農地,經建會和內政部營建署則反對畫設永久農地,主張採開發許可制。

農業部門端出一個方案,馬上有人踹這個方案一腳。

好比,農委會最近提出「重要農地,保育農地,次要農地」的「三分法」農地政策,限制法人只能購買次要農地,認為這可以杜絕農地炒作。結果,馬上有人批評,農委會的三種農地區分方式,公布後,農地價格一定因此發生大變,三十四萬公頃的次要農地,因為有變更的潛力,成為法人購買的唯一目標,一定會價格飛漲。

除了各方意見不一,更應該警惕的是,因為過去政府「紀錄太差」,施政經常「放水」,政府即使端出最完美的農地政策,大家也不放心。

高球場就地合法前例
二次土改前程坎坷

例如不久前的高爾夫球場「就地合法」事件。

這個事件,因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明示,國土利用要以「生態保育為優先考量」,並使「增值的利益為社會全體共享」,但是,碰到高爾夫球場事件以後,卻證明政府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所以政府施政失去了人民的信心。

這個案子,大致的內情是,台灣有很多高爾夫球場使用的土地有問題,有些高爾夫球場竊佔國土以為私用,違反社會公益,政府卻千方百計使其「就地合法」,它們濫墾濫挖,影響水土保持,政府卻修法以便利其破壞環境。

政府用的手段是,行政院修改了正在施行的「農地釋出方案」,對農地改為工商綜合區,條件不變,但改為遊憩區的高爾夫球場,則大幅放寬限制:原規定繳納回饋現金百分之十二,降為百分之五,原應捐百分之三十保育綠地,改為可不捐地,而以捐現金代替。

在這個案子上面,國人不但看到農委會對高爾夫球場大放水,還看到教育部要使法律「溯及既往」,乾脆人情做到底。

政府這樣子搞,施政人民沒信心,加上農地問題原本就千頭萬緒,各方利益糾葛不清,而且,保護農地,保護農民,保護農業,三者往往不能兼顧,所以,我們的農地政策,或所謂的「土地二次革命」,前程無疑是坎坷的。

在這一片混沌之中,政府照顧農民無方,農民一方面難以靠農業維生,前途沒有希望,不得不賣地,一方面農民期待賣出農地轉業,一夜致富,財團即在混沌中,炒作農地,四處濫建,破壞環境。將來,台灣的情況只會更糟。

最近,不少人說:「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已成各界共識。

同時,不少人的感受是:這是共識,怎樣做得到,怎樣做得好,則好像是另一回事。

(記者陳承中、葉英豪、賴桂松、吳佩玲、林錫霞、簡慧珍、羅緗綸、張三雄、黃宏璣、紀文禮、苗君平、陳信利、郭先盛聯合採訪,陳承中執筆)【1998/2/5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