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比萨时间:姜弘：辛亥百年，重识阿Q

 　　这就是阿Q的“革命”，鲁迅说这就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显然，他想要的就是改变身份以攫取财物，掳人妻女，复仇泄愤；这一切均来自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既无理性思维也无道德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鲁迅作品《阿Q正传》插图（资料图）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是鲁迅诞生130周年，同时还有《阿Q正传》问世和中共建党90周年。这样一些互相关联的历史事件碰到了一起，当然会激起人们的联想和深思，想到一些很有意味的话题。 　　这里，我要说的是《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因为多年来有一种颇为权威的说法，说《阿Q正传》就是写辛亥革命的失败的。真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既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评价，也涉及对鲁迅及其思想的认识，同时也关系到当下中国的历史定位和未来走向问题，很值得探讨。 　　鲁迅否定辛亥革命了吗 　　这要从鲁迅本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说起。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已有的传记和史料都已证明：鲁迅就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而且终其一生没有否定过那场革命，一直充分肯定那场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和当时的精神。 　　早在留日时期的1908年，鲁迅就加入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成为章太炎、蔡元培、秋瑾、徐锡麟、邹容、陶成章等人的同志和战友。同一时期，鲁迅还结识了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一位支持并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孙中山的好友，也是唯一加入同盟会的外籍人士）。从鲁迅与他的交好可以看出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深。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被人忽略了，就是鲁迅在东京时期撰写的那些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都写于1907至1908年间，那正是戊戌变法失败，酝酿辛亥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口。当时，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正在进行激烈的论战。身为章门弟子和孙中山追随者的鲁迅，从思想文化角度介入这场论战，指出改良派观点的浅陋荒谬，并把问题追溯到本源，提出“立人”的主张。从这里可以看出辛亥与“五四”一脉相承的关系——陈独秀《敬告青年》提出的第一条“自立的而非奴隶的”，不就是“立人”吗？还应补充的是，这些文章都发表在《河南》杂志上，《河南》是留日中国学生中革命派所办的最激进的刊物。当时的周树人撰写这些文章，也就是在参与辛亥以前的反清革命活动。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时，已是一个剪去了辫子，身着洋装，积极传播“西学”的精神界战士。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就有人称他为“假洋鬼子”。武昌首义成功后不久，1911年11月4日，革命军占领杭州，绍兴随即宣布光复。当时身为绍兴府中学堂学监的周树人，立即组织学生成立“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第二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进入教育部任职。总之，辛亥前后，鲁迅均在革命行列中。 　　那么，在以后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有无“思想转变”？这只能看他本人留下的文字，别人的传言和分析全都不足为据。鲁迅在不少地方提及那场革命，而最集中也最明确的表述，是写于1926年的两段文字，一段见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一段是私人书信。1926年3月12日，鲁迅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明确表达了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看法。文章开篇就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接着进一步指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一生傲视权贵，从不颂扬大人物，对孙中山如此推崇，实属罕见。 　　鲁迅这样评价孙中山和中华民国，可知他决不会否定辛亥革命。不过，不否定辛亥革命不等于全盘肯定辛亥革命，所以他特别引述了孙中山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在写此文后不久，他在1926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写下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说起民元（指民国元年——引者注）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今日无论是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不能不有所触动，叹服鲁迅这段预言谶语的准确深刻。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看法，他写《阿Q正传》的动机和小说的思想内容，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一面照见国人灵魂的镜子 　　《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底到1922年初，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没有谁把这部小说与辛亥革命扯在一起。全文近3万字，“辛亥革命”、“民主共和”、“中华民国”、“孙中山”这样一些关键词根本没有出现过，怎能说是写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呢？不错，第七章的标题就是“革命”二字，开头第一句就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不正是1911年11月4日吗？那是武昌首义成功后的第25天，绍兴光复的那一天。鲁迅在这里不提“辛亥”，也不用公元纪年，偏要奉大清正朔，称“宣统三年”，是因为当时那里的人们就是这样计算时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不懂得那场革命。那里的社会生活一如既往，在缓慢地淌流着。鲁迅这样写，既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又符合那里当时的历史真实——与辛亥革命相距甚远。 　　正因为如此，第七章的“革命”和第八章的“不准革命”，是当时城市里正在发生的革命在乡村的反映，是扭曲的回响。乡民头脑里的“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阿Q所向往的“革命——造反”，全都是他们的幻觉，是埋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到了最后一章的“大团圆”，才有了一点辛亥革命的影子，不过不是在阿Q身上，是在那些“咸与维新”的官员与执法人员的身上——他们都剪去了辫子，脱下了官服和号衣，而且废除了下跪和打板子。这一切种种，从开头的“序”到最后的“大团圆”，写的全都是阿Q个人的“行状”——他的经历和形象，里面只有一点辛亥革命的影子，说不上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在标明“宣统三年”的同时真实地描写这些乡间庸人琐事，除了让人们认识“阿Q相”普遍存在之外，可还另有深意？ 　　其实，鲁迅自己曾多次谈到《阿Q正传》的内容和创作意图，说得最清楚也最深刻的是两篇文章：《俄译本〈阿Q正传〉 序》和《〈阿Q正传〉的成因》。在前一篇文章里，鲁迅首先谈到他的写作意图，说他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接着，他解释“现代”和“沉默”的意思，说“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这就是说，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已经建立，而人民的灵魂、观念、习惯等都还停留在过去。古老的传统、圣贤的精神枷锁还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使得他们互不相通，像压在石头底下的野草一样，默默地萎黄、枯死。可见，鲁迅写作《阿Q正传》，是给国人提供一面镜子，一面能够照见自己灵魂的镜子，像西方哲人早已说过的那句警语：“认识你自己！”促使人们从愚昧麻木中警醒奋发，实现“人的发现”、“人的觉醒”。 　　直到逝世前两天，鲁迅在未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文稿里，再次谈到辛亥革命，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焦唇敝舌”，当指他那些被人说成是“骂人”的社会文化批判文字。其实，他的文学创作动机也一样，都是唯恐辛亥革命所创建的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再走回头路。 《药》里的夏瑜令人想起革命先烈秋瑾，这已是常识；《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乃至《伤逝》，所表达的都是在怀念民国初年的“光明”和“希望”的同时，更为眼前的复辟倒退而深感忧虑。 　　阿Q的“革命” 　　鲁迅没有正面写辛亥革命，却以不少笔墨写了另一种革命，即阿Q的革命。那是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历史回声。这一内容在整个作品中占有近1/3的篇幅，不幸的是，恰恰是这最重要的部分，却一直不被人们注意且被曲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回归五四”的艰难历程中，才逐渐有人重视并真正领悟了鲁迅的远虑和卓识。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一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阿Q正传》进行解读。他首先判定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里最受剥削压迫的雇农，因而肯定阿Q的革命是合理的历史必然。并由此推论：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反而拒绝农民的革命要求，所以必然要失败。 　　这里必须说明两点：第一，这些妄断谬说并非雪峰的独创，而是来自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这些谬见在那以后广为传播，进入了大中学校教材，成为唯一正确的定论，使得人们习非成是，离鲁迅愈远。第二，笔者一向尊敬雪峰，接受并传播过上述观点。他晚年的反思——认识并指出鲁迅与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区别和对立，对我很有启发。所以，这里的议论并非针对雪峰，实际上也是笔者自己的反思和自省。 　　真的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不存偏见的人都看得出来，鲁迅写的是一个流浪汉即游民，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土地，也没有租种别人的土地，靠游走于城乡之间打零工为生。显然，与《故乡》里务农的闰土不同，这是个典型的游民。至于他为什么那么穷，鲁迅没有写赵太爷怎样克扣他的工钱，他又向谁借了高利贷以及交纳了什么捐税，鲁迅写的是阿Q在酒店里的买和赊，在赌摊上的赢和输——这大概不能说是受剥削吧。 　　阿Q确实常常受人欺侮，小说里具体写了他三次挨打：第一次，他酒后夸口说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论辈份还长两辈，这无异于说赵太爷是他的孙子，为此挨了一嘴巴。第二次是他路遇假洋鬼子，脱口骂了句“秃儿，驴”，为此挨了三手杖。第三次就严重了，他竟当面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在今天大概叫“性骚扰”。从此，未庄的人谁也不愿再让他进家门，于是阿Q的生计就成了问题——这一切，能说成是“阶级压迫”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听到了辛亥革命的风声，求生的本能和复仇的情绪，促成了他“翻身”的渴望和幻觉，对此，鲁迅写得非常清楚： 　　“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他更高兴的走而且喊道：“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在阿Q的心目中，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戏台上不断表演的“发迹变泰”、“报仇雪恨”的故事。于是，酒后的阿Q想到了金钱和女人等，并把未庄的女人一一加以比较：谁的妹子，谁的女儿，谁的老婆，她们的年纪、容貌、体型…… 　　这就是阿Q的“革命”，鲁迅说这就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显然，他想要的就是改变身份以攫取财物，掳人妻女，复仇泄愤；这一切均来自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既无理性思维也无道德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说得很清楚：“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此后倘再有革命，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在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接着，鲁迅记下了一个多月前和几天前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处决犯人时，竟然连发七枪；一件是用铡刀行刑，犯人身首异处，观者惊怖。鲁迅说：“这简直是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鲁迅在告诉人们，阿Q的革命、阿Q似的革命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历史大倒退。显然，鲁迅为日后可能出现阿Q似的革命党而深感忧虑。 　　此文写于1926年12月3日，三个月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出来了。不知当年陈独秀在拒斥这篇报告时，是否想到了老友的《阿Q正传》？ 　　唤醒国人“诚和爱”的作品 　　读过《灯下漫笔》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鲁迅为中国历史所作的概括，那两句话，二十个字：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在《阿Q正传》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七章以前所描绘的江南乡村，贫穷落后的未庄的日常生活，阿Q虽穷且贱，却能在不断的“优胜”中悠然度日——这不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吗？后来，阿Q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城里“革命”了，于是想到了“造反”，进入了“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梦魇——那不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吗？鲁迅从来没有把造反与革命扯在一起，在他那里，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朱元璋，以及黄巢、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没有得到过正面评价，他从未称他们的反叛行径为“农民起义”。他说得很清楚，造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无助于历史的进步，所起到的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两千余年的秦制就是在这种“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延续的。专制与造反，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花纹不同，价值相等；造反给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往往比皇权专制下的“治世”更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