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皇马和巴萨最近的比赛:教育强，则国家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8:16:42
教育强，则国家强
——牢牢把握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哲人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确实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支撑。但是，放眼整个世界，着眼国家未来，既要看到未来光辉的前景，也要看到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果一个国家一味陶醉于过去取得的成就而不思进取，那么这个国家为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时代所抛弃也就为时不远了。
我们需要唤醒全社会、全民族的教育忧患意识！不错，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建设了一个教育大国，但我们还远远不是一个教育强国，大而不强的教育绝不可能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不仅事关中国教育的未来，更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倾听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的教育故事
放眼世界，近现代以来，不少国家从落后到兴起，再到强盛，往往背后都演绎着一个个美丽的教育故事。
1．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这些钱相对于长远收益算得了什么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父子是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父子俩特别吝啬，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但他们特别重视教育，对自己生活要求苛刻，对教育却出手大方。
父子执政期间，德国处于贫弱状态。
1870至1871年，普鲁士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普鲁士元帅毛奇曾经自豪地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1873年3月，拜恩州《教师报》登出了题为《德国校长大获全胜》的文章，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一个半世纪以来实施的义务教育法。
此后，德国教育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世纪60年代，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5%。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孕育了智慧的德意志民族，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与发展，并使其一跃而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德国，颁布有关义务教育的法律法规，规范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近代以来，德国大地上升起了一颗颗璀璨巨星：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类杰出的思想文化科学巨擘，曾照亮人类文明的大半个星空。这不能不说，与德国人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有关。
2．日本教育：“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
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日本政府把教育看作立国之本，认为重视教育是追赶欧美强国的有效途径。从1872年颁布第一个近代学制算起，日本仅用35年时间就普及了6年制义务教育。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这体现了日本教育强国的强烈愿望。“二战”战败后，日本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荒芜，百废待兴。这时的日本更加重视教育，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战后历届内阁都紧紧抓住教育不放，把教育看成“国政的根本”，“建立现代化经济的第一要素”。1947年，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日本政府毅然决定把普及义务教育由6年延长到9年，免费为中小学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每年还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国家，1948年即实现了9年制义务教育。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高中入学率已达94%，基本普及了高中；大学入学率也上升到37%，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3．韩国：教育立国
20世纪50年末，韩国还是一个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跨入亚洲“四小龙”行列，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促进民族和国家发展，1968年，韩国政府掀起了“韩国教育政策上的一大改革”，宣布实施初中免试升学制、《国民教育宪章》、大学入学预备考查制和函授教育制，并于1968年2月公布了《长期教育综合计划（草案）》，从此，韩国教育发展问题就列入了国家综合发展计划之中。这是韩国“教育立国”发展战略的开端。此后，历届韩国政府都奉行“教育立国”的国策，使教育事业得到了优先发展，为韩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准备。
4．邓小平：“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一个在中国政坛演绎了“三起三落”的传奇老人——邓小平站了出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从恢复和振兴教育事业抓起。1977年8月，邓小平亲自作出了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的决定。1978年3月、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此拉开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雄伟历史画卷的序幕，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地位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30年来，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08年底，“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576.07万人，毛入学率74%。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2]一个从民族战争、解放战争的废墟上，经过艰苦的探索，逐步走向繁荣和民族复兴的国家，正在演绎着一个通过发展教育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由“丑小鸭”变“天鹅”的美丽故事。
二、中国教育正在迎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由此，2020年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国家，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25%，1820年为33%，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2世纪之前一直领先于西欧，在18世纪前一直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后来，它错过了工业革命，经济出现停滞，1949年GDP仅占世界5%。[3]
知识经济的到来，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性的深刻变革。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留给中国的难得的、不多的重新崛起的机遇。
应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不辱使命，牢牢地抓住了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人提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从量的积累和崛起的角度讲，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 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2009年出口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许多工业制成品产量名列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面临着致命的危机，“结构性调整”已成为中华民族能否真正走向伟大复兴的决定性一役！
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1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从总量上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能否经受并超越这一挑战，不但决定着我国能不能抓住21世纪头一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而且决定着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迎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如此迫切、如此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教育为这一进程准备了人力资源，我们值得为此骄傲和自豪。反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艰难挑战，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国家创新实力和创新人才的不足，直接影响着我国应对这场结构性调整战役的历史进程。
好在，中国人没有丧失对自己民族发展和崛起的自警自省意识，在应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挑战的过程中，始终把教育改革和发展放在事关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来谋划。2010年，国人翘首期盼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要颁布实施。由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将进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教育正在迎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是基于以下六个事实。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教育工作。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批示，要求对素质教育工作进行系统调研。
说到底，“战略机遇期”是中国教育的“蜕变期”，是中国教育的“质变期”，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中国教育就会迎来一个“凤凰涅槃”；丧失了这个“战略机遇期”，就会延缓中国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教育就会拖经济社会发展的后退。笔者坚信，教育战线不会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会牢牢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把教育事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由大变强的战略机遇期。与中国经济一样，中国教育从总量上看，在很多指标上，都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教育还不强。这里，中国教育强不强，关键看未来10年我国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能力和水平能否得到真正提高。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跨越的战略机遇期。在未来10年，决定中国教育发展的关键，不在是靠建设、靠规模拉动，而是靠理念、靠创新、靠文化、靠特色、靠教师队伍素质，等等。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机遇期。我国教育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体制与机制突破的挑战，不突破旧的体制和机制，教育改革将寸步难行。推进新旧体制的转换，这将是我国教育改革不得不迈过的一道坎。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为中国未来赢得主动权的战略机遇期。正像温家宝总理不断强调指出的：“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当今世界，知识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才培养与储备成为各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占据制高点的重要手段。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振兴直接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振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7]
这必将是一个中国教育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奠定坚实基础的战略机遇期。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生存与竞争，不仅靠国家的军事、科学、经济等硬实力，也靠国家的文化、品牌、创新等软实力。说到底，“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要靠教育来奠基。
教育战线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把我国教育引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着力提高我国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能力，不但决定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而且将会直接影响2020－2050年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影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三、走出中国教育改革困境亟待教育思想的大解放
当前，中国教育深陷非理性教育思潮的困扰。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曾经出现过“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今天中国教育界似乎又面临着这样的困局。这既反映了老百姓对教育的极大关注，又凸显教育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一挑战，固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时代特征所造成的历史局限性有关，更与我国教育改革路径选择所折射出的教育思想困境有关。
请看三位有代表性的人士的言论：
一位重点大学校长在２００９年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下面一段话：“目前大家都体会到了应试教育的苦果，但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取消高考的。在当前社会诚信不足的时期，如果取消高考，那会极大影响教育公平，将是另外一个灾难。”[8]
一位重点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告诉我：全国人民都在搞应试教育。言外之意：怎么搞素质教育？
一位教育局长告诉我：一家就一个孩子，负担能降下来吗？
我们需要深思——
素质教育就是不要考试，就是要取消高考吗？如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当然会遭遇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因为在当前取消高考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
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有没有“隔离墙”？家庭、社会教育与国家主导下的学校教育行为能划等号吗？或者说，教育是不是社会的“附庸”？教育与社会之间应该有一道“隔离墙”，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教育是专业行为，教育不能人云亦云；二是教育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但教育不可能按照每个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诉求来办。
如果说，社会、家庭在追求升学方面可以功利化，政府和政府主办的学校教育可以功利化吗？社会与家庭可以有自己对教育的直接的功利化需求，但政府和政府主办的学校不能把直接满足这种功利化需求当作自己的办学目标。教育在满足人民群众子女的升学需求时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利益为前提。或者说，教育必须承担引领人民群众、引领社会需求的功能和责任。
人人可以谈教育，人人可以评论教育。这既反映了我国老百姓对教育的超乎任何国家的特别关注，也反映了我国老百姓期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迫切心情。这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老百姓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关心教育。但也有其令人忧虑的一面，就是社会上对教育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教育的过度期待，甚至转化为一种教育浮躁，一种对教育的非常“苛刻的功利性需求”。特别是，当教育的功利性需求过于强大时，就会给教育界带来无法承担的压力，在一些地方教育走向极端功利化就会成为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非理性教育思潮不是中国之福！
当前中国教育有一种被非理性教育思潮所绑架的危险。只有尽快从非理性教育思潮的“陷阱”中走出来，在教育认识上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才能选择正确的教育改革路径，进而走出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一）我国教育陷入了“事业发展”与“育人为本的“悖论”
2009年，是我们送别大师的一年。７月１１日，季羡林、任继愚两位来自齐鲁大地的人文大师驾鹤而去；１０月３１日，钱学森、贝时璋两位科学大师又携手西行。特别是，随着钱学森先生的去世，关于中国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一时在全国成为热门话题。这反映了中国教育亟需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危机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教育重视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教育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当代中国教育发展那么快，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以至于我们的科学大师、人文大师对教育越来越忧虑？
（二）我国基础教育深陷夜郎自大的迷思
我国教育界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夜郎自大”心态，就是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好的，甚至认为是最好的。有教育界高官曾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都在学习中国的教育。我们不能不说，在这种心态下，我国教育管理者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盲目乐观情绪，缺乏清醒而深刻的教育危机意识，缺乏积极进取的教育改革精神。
中国教育确实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比较扎实、系统、完整。可是，不能不承认：教育有比这更为重要的目标，这就是培养人，让人成为人。
中国基础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知识，学生知识技能掌握系统扎实的传统优势，在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信息化社会已经到来的今天，相对而言正在缩小；而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注重学生个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传统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培养竞争中却越来越强。
在世界范围内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潮流面前，如果我们不思进取，用我国“知识为本”的教育，去与西方发达国家“能力为本”的教育相竞争，其结局难道不是不言自明吗？
（三）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是办人人考重点大学的教育
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与让更多的孩子升入大学划等号，有人甚至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要把更多的孩子送进重点大学。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说：各级政府永远不可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每个老百姓的孩子都送入重点大学读书。
如何办人民真正满意的教育？“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个一个老百姓简单相加的结果，不等于“人民”。人民利益是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代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其标准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让每个孩子享受有条件保障的教育
一定区域内的教育，就其条件而言，必须是有标准的。这是公共服务的本质要求。城市可以有教师开设音乐、美术、体育课，农村不能开设，这是教育的不公平。
2．让每个孩子享受有质量保障的教育
一定区域内的教育，就其每所学校的教育质量而言，必须是有质量标准的。放弃一部分学生，不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让学生达到课程标准的基本质量要求，都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执行国家课程方案是教育违法行为，攀龙附凤是教育的堕落，学生学习质量达不到国家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是教育的失职！
３．让每个孩子享受各得其所的教育
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要让每个孩子享有符合其先天禀赋要求的教育。这里，要求教育必须促进学生积极而有效的分流，包括义务教育之后的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分流和学校体制内的分流。
（四）减负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
“减负”始终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围绕着“减负”，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个又一个文件。可是，在十七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小学生记者仍然问教育部长：为什么我们的书包还那么重？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多睡一会儿？
笔者认为：减负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关键是孩子们除了正常的用餐、睡眠时间之外，教育如何帮助孩子们过有意义的学习与生活。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一是改变学生学习的内容，坚持统一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增加学生学习内容的选择性，减少强制性、统一性学习内容，这既是提高学生文化课学习质量，又是减轻学生过重的文化课学习负担的有效路径。二是丰富学生的学习方式，坚持书本学习与实践学习的统一。改变学生单一的以文化课为主的书本学习方式，增加学生的实践性学习内容.这里,学生学习内容、方式的丰富与多样会调节学生的学习状态，减轻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三是改变学生学习的单一时空，坚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这里，学生的学习场所与学习内容的多样与丰富，同样可以有效调节动学生的学习状态。四是改变学生一味被动学习的状态，让学生的学习更加主动，更有兴趣。主动的、有兴趣的学习，从来都不会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让学生有兴趣的学习，是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重要路经。
（五）高考改革不是中国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
今天，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就不可能推行，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甚至有人给笔者提建议：推进素质教育不用那么忙活，也没有那么难，抓好一条，就是高考改革就行了。可是，３0年多来，我国的高考改革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稳步推进的过程中，为什么“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把高考改革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直接否定了基础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基础教育的国民素质教育性质，把基础教育直接当作了高考预备教育，把普通高中办成了高考训练班。我们可以断言，不管高考改革推进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通过高考改革解决所有学生的能力鉴别问题，或者说，不可能通过一张试卷解决所有学生的能力和素质鉴别问题。
高考需要改革，高考改革能够为素质教育的实施创造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但高考改革不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前提，更不可能完全靠高考改革来解决引领我国教育健康和谐发展的问题。
（六）不解除“课堂教学中心情结”，创新人才培养就无法真正起步
在我国教育界，有一个似乎万变不离其宗的口号，这就是“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要重视教育质量，人们说“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要重视德育工作，人们说“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要实施素质教育，人们说“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这就是我国教育界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课堂教学中心情结”。在这种教育观念主导下，似乎除了上课、做作业，其他都不是教育。以至于，有教育局长质问：现在节假日、双休日那么多，不让孩子学习怎么行？在这些局长眼里：不上课，不做作业，就不是学习。
今天，在不少地方：
所谓教育就是课堂教学，即课堂中的书本知识的传授，开展实践性教育就是浪费学生的时间。
所谓教育就是学校教育，让学生走出校门，回到家庭，回到社会，就是学校不负责任。
……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包办越多，离真正的现代教育越远，对教育的危害越大。
寄宿制学校越办越多，不是中国教育之福，是中国教育之祸。为什么要办寄宿制学校？无非是要解决那些交通不便地区少年儿童的就学问题。可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交通便利地区也在大办寄宿制学校？无非就是想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关在课堂里，可以进行集中统一的课堂教学和作业训练。这种做法，切断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联系，剥夺了学生实践体验性教育的机会！
有一些寄宿制学校，甚至鼓吹提供保姆式服务，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对教育的无知！
如果学校教育不回到生活，不重视实践教育，课程改革注定要失败，国家上下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期盼注定无法实现。
笔者不得不大声疾呼——放弃“圈养”，让学生回归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加强实践教育。
（七）没有基础教育支撑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无源之水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发出号召：要在１５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问题在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路径如何选择？现在的战略部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研院所的知识创新；二是高等院校的知识贡献与人才培养；三是企业的自主创新。笔者认为，这个路径选择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就是抛开基础教育，特别是普通高中教育，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无源之水，是缘木求鱼。
图片说明：高中生在即将告别他们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之时，将陪伴他们三年的课本、教辅、练习册、考试卷等统统撕掉，然后从教学楼上向下抛洒时的情景。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张照片后有什么感想。
（八）教育要从“体力型教育”走向“脑力型教育”
发达国家的经济越来越“轻”。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再是以牺牲能源和资源为代价，而是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等等。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越来越“轻”。由此，世界上有“脑力型国家”与“体力型国家”之分，像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都已进入“脑力型国家”之列。可是，我们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世界的“打工仔”。说到底，我国还是一个“体力型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走了一条与经济发展相同的粗放型道路。这条道路有以下四个特点：
1．高消耗——师生时间投入量极大，教育成为拼体力、拼消耗的一种体力型劳动。教育本来是一个智慧型行业，人们的经验越丰富、智慧越成熟，在讲台上越有风采、越优秀。可是，试看今天站在高中讲台上的老师们，还有多少５０岁的老师，更不要谈６０岁的！这是教育的悲哀！
2．低产出——教师和学生发展不全面、不健康。畸形发展成为不少地方学校教育的一种常态。
3．粗放式——对学校、教师、学生的管理不全面、不到位、不科学。从目标上讲，教育只管知识与技能教育；从方法上讲，教育不管过程，只管结果。
4．不讲科学——教育的科学精神极其匮乏，教育发展缺乏辩证思维、科学思维。不少地方的教育不尊重教育规律、不相信教育科学，只相信“时间加汗水”。
（九）教育改革没有“原罪”
汉朝刘向《新序·杂事》记载：叶公子高非常喜欢龙，器物上刻着龙，房屋上也画着龙。真龙知道了，来到叶公家里，把头探进窗子。叶公一见，吓得拔腿就跑。
今天，面对教育改革，有不少人存在叶公好龙的心态。天天急切地呼唤教育改革，但一旦教育改革来了又一味地批评改革、怀疑改革、棒杀改革。
教育改革需要时间和空间。任何教育改革都有一个发育和成熟的过程，不能苛求教育改革急于求成。人们一方面呼唤教育改革，一方面，不允许教育改革出现反复，幻想着教育改革政策一出来，明天就能得到全面贯彻。这种思潮不但无益于推进教育改革，而且会扼杀教育改革。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教育改革需要空间，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成本。
教育改革没有“原罪”。我国的教育改革，一方面，需要公平、公正、诚信的环境，另一方面，其改革本身也是一个逐步推进公平、公正、诚信环境建设的过程。这里，不能改革刚一出现，就去臆测其公平、公正、诚信一定会存在问题，一定会出现腐败。如此，改革不就天然戴着一顶“原罪”的帽子？难道说谁改革，谁有罪？笔者认为，对待改革的正确态度：一是呼唤改革的公开化，二是监督改革的进程。
教育改革需要吃“中药”，而不是吃“西药”。教育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教育领域的表现，我国教育改革要解决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本身，教育改革吃“中药”就是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辩证施治；而不能幻想像西医治病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十）提高国家教育领导力是关键
教育部长袁贵仁同志在2010年教育部机关干部工作会议 上坦言：我国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9]这里的所谓“深水区”，是指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的调整，面临着更加复杂的体制机制改革的挑战。如“择校”、建立中小学教师公务员制度、校长“去官员化”、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高考制度改革、依法治教、实施教育问责制度，等等。不是改革方案无解，而是国家如何决策、何时决策。一句话，千难万难，只要党和国家下定决心改革就不难。这是对国家教育领导力的考验。
改进和加强国家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始终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10]因此，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领导”的要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切实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
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领导，提高国家教育领导力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最重要的保障。一是建立健全教育局长、校长专业制度，解决用什么人办教育的问题。二是出台科学的教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解决用什么标准来评价教育的问题，保障教育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三是建立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机制，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教育决策“凭经验”、“拍脑瓜”的问题。四是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监督体系，解决教育事业有法不依，教育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五是推进教育行政问责，解决教育事业违法不究、有责不问的问题。
笔者坚信，随着国家教育领导力的不断提高，我国教育改革会尽快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和谐发展的轨道。
四、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早在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就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要求。可是，１8年之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这到底为什么？
研究后发国家追赶或超越先发国家，可以发现两个规律：一是教育的追赶或超越；二是产业的追赶或超越。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得益于对旧产业分工格局的超越和对新兴产业的引领。当年，英国、美国、日本的发展莫不如此。这说明，教育对后发国家的产业追赶或超越具有奠基和支撑作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之难，难在人才支撑不够：一是缺乏为产业追赶或超越提供新技术的杰出创新人才；二是缺乏为产业追赶或超越所提供的高素质技术工人。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挑战，说到底，是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反映。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走了一条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数量型增长道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条道路无论如何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困难，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剧，使我国的外部需求急剧减少，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11]而经济结构的调整，绝不仅仅是限制、淘汰某些行业那么简单，关键要通过教育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人才支撑。“在经济价值的创造中，人力资源对土地和资本的替代越来越强，创意、设计、制度创新、信息的有效使用等纯粹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价值也越来越大，而这些智力活动大都需要高水平的教育作为基础。”[12]
20世纪初，梁启超一篇《少年中国说》发出的“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呼喊，激荡着多少人对中国少年实现强国梦想的期盼。可是，“少年强”来自哪里？无疑来自教育。教育强，则少年强；少年强，则国家强。党的十七大已经为我国提出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奋斗目标。说到底，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需要教育强国做支撑。作为发展中国家，世界发达国家为我国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哪些富有启示的教育改革路径？或者说，一个教育强国的评判指标是什么？
1．教育价值追求与世界教育强国的契合度
当前我国主流社会所持的教育价值观与世界发达国家具有很大的差别。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对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关注点上，我国还停留在知识和技能层面，而西方“发达国家教育质量的含义逐渐从认知（cognition）转向素养（competence），教育政策越来越强调在体制、制度上加以创新，强调优化学校学习环境，创建有利于培养学生素养的教育环境”。“发达国家更关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能力是否达到了今后终身学习的需要，关注学生在义务教育后各类教育之间的转换状态，以及学生在教育和劳动世界间的转换顺利程度。”[13]
显然，我国的教育价值观仍然被顽固的应试教育思维所绑架，不走出这一教育价值观的困境，我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现代化国家。
2．提高教育投资力度
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确立，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说到底，要靠教育投资来保障。根据专家研究，从国际上看，教育经费只有超过GDP的6%才能支撑教育现代化。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3.32%，社会投入占1.55%，合计仅为4.87%。
几个特别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国家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一是美国，2003年教育经费占GDP的7.5%，其中政府投入5.7%，社会与私人投入1.8%；二是韩国，教育经费占GDP的7.5%，其中政府投入4.6%，社会和私人投入2.9%；三是以色列，教育经费占GDP的8.5%，其中政府投入7.0%，社会和私人投入1.5%；四是马来西亚，教育经费占GDP的8.1%；五是泰国，教育经费占GDP的6.8%，其中政府投入4.6%，社会和私人投入2.2%。这几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入和教育投入之比都低于5∶1。[14]
3．加强教育管理和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
加快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校长队伍和地方教育局长队伍的专业化进程，将决定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
国际上职业的专业化一般有6个标准：（1）专门知识；（2）有较长时期的专业训练；（3）专门的职业道德；（4）有自主权，能根据自己专业进行判断和决策；（5）有组织，如行会组织、学会组织等，有行业自身实行监督控制的约束；（6）要终身学习。
自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以来，教师职业是专业性职业，或者应该看作是一个专业性职业，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界的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文献《学会生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加快教师专业化的进程是提高教师质量的成功策略。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提出七类教师知识的观点。包括学科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及其特点知识，教育背景知识，教育目标、目的和价值观及其哲学与历史背景知识。这七类教师知识以学科教学知识为核心。
1991年、1997年，国家教委、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和《实行全国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推行中小学校长聘任制，明确校长的任职资格，逐步建立校长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机制。实行校长任期制，可以连聘连任。积极推行校长职级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中小学校长的专业化进程从制度建设上看，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在中小学校长岗位上不具备校长任职资格的大有人在。
与此相联系，地方教育局长的非专业化趋势令人担忧。不少地方教育局长既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更没有相应的专业经历。现代科层制管理理论的创始人马科斯·韦伯曾特别提出，要改变行政首长的非专业化现象，摆脱决策中对专业人员的过分依赖。哈佛大学苏珊·莫·约翰逊认为，对于美国的教育局长来说，21世纪的领导角色应当是教育领导、政治领导和管理领导三者的整合。北京师范大学
4．加快教育教学制度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发达国家教育质量监测制度的逐步建立，对影响教育质量的系统因素和学校教育环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里，发达国家对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的研究包括了学校领导力、教师的教与学（TALIS）、家庭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特别是TALIS调查，它将发达国家政府的注意力从教师培训转移到提供保证教师有效教学的制度建设上来。”[16]
这提示我们，影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不仅是教师队伍的个体素质，更与教师赖以生存的教育教学环境，特别是规范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制度有关。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理清政府与学校、社会与学校、校长与学校、教师与学校的关系，将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5．提升教育标准化水平
近年来，基于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我国开始强调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这里的标准化建设，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关注硬件条件的标准化阶段。而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则已经超越了对学校硬件设施的统计阶段。在OECD的《教育概览》中办学条件指标指的是生师比、教师工作时间、教师工资等软件条件，OECD国家对办学条件中硬件的研究，已经到达对教育建筑标准进行研究的阶段。而这里的建筑标准不单指诸如抗震标准等，而是指教育建筑设施的要求已经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来，以迎接技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快速变革，期望用弹性的、开放的、能够满足多种用途的教育建筑和设施来适应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挑战。[17]
6．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加快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对教育机会的需求。党的十六大才第一次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这是党对我国教育战线提出的新目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教育开始从数量的扩张转向对高质量教育的探索。这种教育将创造性和创新能力看作教育的根本。于是，基础教育中的素养（competence）逐渐代替读写(literacy)，成为基础教育的核心。与此同时，在教育宏观制度设计理念中，在培养创新人才思想的指导下，教育制度的设计理念由普遍的公平，转向以新公共管理改革为手段的效率导向，目前，正逐步形成效率和社会意义上的公平并举的局面。教育的“效率”和社会意义上的“公平”逐渐摆脱非此即彼的状态，在制度理念上实现融合。[18]
一个国家创新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与这个国家综合实力、文化传统、教育体制具有直接的关系。要提高我国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水平，必须着眼于我国教育体系的整体变革。当前，我国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水平不高，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没有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种以应试为本位的教育，严重扼杀了我国教育创新人才的培养能力。
7．提高教育法治水平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管理精神和价值追求，是西方文化的内生物。西方社会的法治起源可以寻根至古希腊的城邦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教育改革，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教育管理行为法治模式已经逐步得到稳定和确立。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的新趋势是，政府教育管理行为自身的权利制衡和法制过程中的民主保障得到加强。
西方国家政府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可资借鉴的基本经验如下：一是行为法规，即政府的教育管理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二是保障公平，这是政府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的基本原则；三是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和救济制度，这是政府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的保障机制；四是更加注重采取非强制手段，即更多采用民主和参与方式，强调与公众的协商行为和重视公众的参与度。这种非强制手段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如美国就是靠教育的财政投入来控制各州教育法规的执行的。[19]
我国用30年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普及水平方面的差距，走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教育发展之路。不过，教育机会供给的差距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来缩短，但发达国家普及教育之后的理念变革及制度创新，却不是轻易能够赶超的。可以断言：未来30年，与前30年加快教育发展、扩大教育机会相比，在走向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征途中，我国教育将经历一个更加艰难困苦的探索过程。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20]中国教育再也耽误不起了。
中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
为建设教育强国添砖加瓦，这是笔者终生的教育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