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彩泥十二生肖制作图:微博笔记01.13 -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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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
微博笔记01.13 - [书摘]
“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好历史。”这句话是陈嘉映老师说的，这个说法对我也成立。而且我觉得由历史入手讨论问题正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和西方“轻历史，重哲学”的传统正好相反。一个是“理在事中，一个是理在言中”。也有相通之处。
泛泛而言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三个大阶段，一段上古，由先秦到两汉，一段中古，魏晋到隋唐，最后是近世，宋元明清。内藤湖南把唐宋之际的变化看作是中古向近世的转换时期，提出了宋代以后是近世的看法。
内藤湖南说：“如疾病缠身的人常有很多思想深刻的考虑一样，像宋代这样的弱国，在内部思想方面进行整顿是必要的。”内藤湖南认为，唐代以前，在君主和一般民众之间有贵族阶级的介入，但自唐中期的混乱开始，贵族的势力逐渐衰败，此后君主演变成凌驾于各阶层之上的掌握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贵族政治的衰退还使从前依附于贵族的平民的势力得到发展。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也是平民势力兴起的时代。
当君主独裁走向尽头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以民众为主体的政治，即朝着共和制方向发展。内藤湖南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告别君主制走向共和制有中国历史自己的内在逻辑可循。我们一般从救国图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共和制比君主制先进，所以为救国图强，采取了更先进的共和制，以后则采取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
宋代政治的特点是君权和民权扩张，杯酒释兵权后，君权得到了强化，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凭科举考试可进入统治阶层与君分享治权则是平民政治崛起的标志。内藤湖南认为，历史大体是低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原来贵族阶级独占的思想、趣味和知识等各个方面，在某个时间点（唐宋）之后逐渐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民众的实力因此而兴起。
君权的扩张和庶民的兴起是同步的。原本在贵族阶层内特有的对皇室的尊崇心理会渗透到一般民众的心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勇敢的下层人民和贪婪怕死的贵族、官吏形成鲜明对照。元杂剧《赵氏孤儿》中救赵的是程婴，而非韩厥。程婴代表的是崛起中的底层知识分子。皇帝和人民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中间阶层（贪官污吏），这种论调在今天也是很有市场的。近代特有的国家主义，在日本体现为对天皇的效忠，在中国则体现为抽象的“爱国”和 “集体主义”。
贵族门阀政治起源于两汉之后，内藤湖南把这种政治叙述为一种贵族与君主的共治，君主只是有资格进行统治的贵族阶层中的一员和代表。这种共治的例子，比如东晋时的“王与马”共天下。而贵族随时可能会更换他们进行统治的代表，比如：汉、魏、晋、宋、齐、梁、陈有明显的连续性。君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
贵族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官的子弟们陪太子东宫玩，李密和杨玄感都曾是隋炀帝的亲随，不过反隋的第一把大火就是李密和杨玄感点的，只有这种贵族才会抱夺取天下的野心。李渊父子与之略同。普通人如翟让也就是当匪，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这其实反映了一种贵族时代的政治观念，即天下是贵族世家的。
唐中期以来，武人势力兴起，藩镇体制下形成的养子制度破坏了家族血统制度，从而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名族消亡了，贵族政治也因此落下来帷幕。安禄山是个胡人，家族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传说他通九族的语言，安禄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干儿子，随便认干爸是胡俗。后来石敬瑭尊辽帝为父皇帝，柴荣是郭威的义子，赵匡胤据传是柴荣的义弟。
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义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众口相传的“十三太保”（李克用有十三义子，皆获太保衔，号称十三太保。）故事正是这个风气的直接体现。新五代史中有义儿传。《隋唐演义》在宋元间广为流传，里面也有“十三太保”。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义儿传》中说：“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
《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收赵孤为义子，今人观止匪夷所思，视为编剧逻辑混乱。其实这个故事最早来自元杂剧，彼时胡风正盛，那时的观众并不以此为奇，也无需解释。乱收干儿子，随便拜把子，是草原文明的特点，用亚历山大大帝的话说就是“最强者统治”，义子都是有武力者，把最有武力者收为义子（其实就是潜在的继承人）容易在乱世中扩张实力，但不易形成长期稳定的统治秩序。五代时期的大混战就是这样。亚历山大死后则有所谓“继承人战争”。
五代时期，后晋，后唐，后汉（还有十国中的北汉）的创建者是沙陀族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所以石敬瑭认辽帝为父皇帝有类于安禄山认唐明皇为父。唐至五代皇家广泛的淫乱故事也可看作是胡风。宋明儒对此的自然反应是加强夷夏之辨，与唐太宗的进取和开放相比，趋于防守和保守。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王夫之说：“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儒家的基本立场是在乱世中重建秩序，并往往以复古的面貌出现，孔子复周公之礼，新儒家则贬唐太汉武，直接跟上古三代的政治接续。是一种极浪漫和理想的政治追求。但儒家又强调入世和行动，与宗教和哲学的追求不同，不好随便归类。
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是平民政治崛起的象征。内藤湖南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解读是：“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是连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士人考虑的不是门第，是个人的人格。”宋代士大夫是“以一个人所为关系到国家，波及万世的正义感来立世成名的。”“没有门第背景，仅以个人的身份，在认识自己的使命的基础上面对政治。”这是近代士大夫的特点。想想史记中的程婴，他的身份是门客，他和赵家有人身依附关系，到元杂剧中的程婴就是经济独立的草泽医人了。
宋明儒认为在民间讲学是“为万世开太平”，并不以为官参与实际政治为唯一途径。元代，因为南人被排斥在高官之外，而且还要受到蒙古人的极大压迫，所以这些南人远离政治中心，开辟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属于自己的社会，用他们的文化相互消遣，相互标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甚至今天。好多人就是这么标榜和理解“隐”的，取默默坚持之义。
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直接统治了中原王朝所有的地区，另一方面它作为宗主国是成吉思汗世界帝国的盟主，元在文化上的视野更开阔，基督教、喇嘛教、全真教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相当的礼遇，有强烈入世色彩的儒家则仅被看作是技术和工具，未得到充分重视。
元有科举，但很少，读书人没事儿干。元人自恃武力，也看不起这些读书人。所以他们得以归隐山林，开办书院，当草泽医人，吟诗作画，文教在民间还有延续。元杂剧《赵氏孤儿》里的程婴就是这种沦落民间读书人的形象。相反，近百年来对文教的破坏是少有的。以元为例，元并不大规模地改造、迫害读书人，直接忽略。像《赵氏孤儿》这种有明显所指的政治剧竟然能在元写就并上演，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神奇啊。
有了“为万世开太平”的超越思想，元明清的读书人在遇到挫折时，才不至于因为政治的挫折而放弃学术的追求，这是中国版本的学术与政治分离。或道统与治统的分离。在西方体现为世俗统治与神学信仰的分离等。
参考阅读：《内藤湖南的世界》
微博笔记01.13 - [书摘]
“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好历史。”这句话是陈嘉映老师说的，这个说法对我也成立。而且我觉得由历史入手讨论问题正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和西方“轻历史，重哲学”的传统正好相反。一个是“理在事中，一个是理在言中”。也有相通之处。
泛泛而言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三个大阶段，一段上古，由先秦到两汉，一段中古，魏晋到隋唐，最后是近世，宋元明清。内藤湖南把唐宋之际的变化看作是中古向近世的转换时期，提出了宋代以后是近世的看法。
内藤湖南说：“如疾病缠身的人常有很多思想深刻的考虑一样，像宋代这样的弱国，在内部思想方面进行整顿是必要的。”内藤湖南认为，唐代以前，在君主和一般民众之间有贵族阶级的介入，但自唐中期的混乱开始，贵族的势力逐渐衰败，此后君主演变成凌驾于各阶层之上的掌握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贵族政治的衰退还使从前依附于贵族的平民的势力得到发展。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也是平民势力兴起的时代。
当君主独裁走向尽头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以民众为主体的政治，即朝着共和制方向发展。内藤湖南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告别君主制走向共和制有中国历史自己的内在逻辑可循。我们一般从救国图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共和制比君主制先进，所以为救国图强，采取了更先进的共和制，以后则采取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
宋代政治的特点是君权和民权扩张，杯酒释兵权后，君权得到了强化，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凭科举考试可进入统治阶层与君分享治权则是平民政治崛起的标志。内藤湖南认为，历史大体是低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原来贵族阶级独占的思想、趣味和知识等各个方面，在某个时间点（唐宋）之后逐渐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民众的实力因此而兴起。
君权的扩张和庶民的兴起是同步的。原本在贵族阶层内特有的对皇室的尊崇心理会渗透到一般民众的心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勇敢的下层人民和贪婪怕死的贵族、官吏形成鲜明对照。元杂剧《赵氏孤儿》中救赵的是程婴，而非韩厥。程婴代表的是崛起中的底层知识分子。皇帝和人民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中间阶层（贪官污吏），这种论调在今天也是很有市场的。近代特有的国家主义，在日本体现为对天皇的效忠，在中国则体现为抽象的“爱国”和 “集体主义”。
贵族门阀政治起源于两汉之后，内藤湖南把这种政治叙述为一种贵族与君主的共治，君主只是有资格进行统治的贵族阶层中的一员和代表。这种共治的例子，比如东晋时的“王与马”共天下。而贵族随时可能会更换他们进行统治的代表，比如：汉、魏、晋、宋、齐、梁、陈有明显的连续性。君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
贵族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官的子弟们陪太子东宫玩，李密和杨玄感都曾是隋炀帝的亲随，不过反隋的第一把大火就是李密和杨玄感点的，只有这种贵族才会抱夺取天下的野心。李渊父子与之略同。普通人如翟让也就是当匪，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这其实反映了一种贵族时代的政治观念，即天下是贵族世家的。
唐中期以来，武人势力兴起，藩镇体制下形成的养子制度破坏了家族血统制度，从而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名族消亡了，贵族政治也因此落下来帷幕。安禄山是个胡人，家族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传说他通九族的语言，安禄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干儿子，随便认干爸是胡俗。后来石敬瑭尊辽帝为父皇帝，柴荣是郭威的义子，赵匡胤据传是柴荣的义弟。
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义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众口相传的“十三太保”（李克用有十三义子，皆获太保衔，号称十三太保。）故事正是这个风气的直接体现。新五代史中有义儿传。《隋唐演义》在宋元间广为流传，里面也有“十三太保”。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义儿传》中说：“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
《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收赵孤为义子，今人观止匪夷所思，视为编剧逻辑混乱。其实这个故事最早来自元杂剧，彼时胡风正盛，那时的观众并不以此为奇，也无需解释。乱收干儿子，随便拜把子，是草原文明的特点，用亚历山大大帝的话说就是“最强者统治”，义子都是有武力者，把最有武力者收为义子（其实就是潜在的继承人）容易在乱世中扩张实力，但不易形成长期稳定的统治秩序。五代时期的大混战就是这样。亚历山大死后则有所谓“继承人战争”。
五代时期，后晋，后唐，后汉（还有十国中的北汉）的创建者是沙陀族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所以石敬瑭认辽帝为父皇帝有类于安禄山认唐明皇为父。唐至五代皇家广泛的淫乱故事也可看作是胡风。宋明儒对此的自然反应是加强夷夏之辨，与唐太宗的进取和开放相比，趋于防守和保守。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王夫之说：“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儒家的基本立场是在乱世中重建秩序，并往往以复古的面貌出现，孔子复周公之礼，新儒家则贬唐太汉武，直接跟上古三代的政治接续。是一种极浪漫和理想的政治追求。但儒家又强调入世和行动，与宗教和哲学的追求不同，不好随便归类。
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是平民政治崛起的象征。内藤湖南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解读是：“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是连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士人考虑的不是门第，是个人的人格。”宋代士大夫是“以一个人所为关系到国家，波及万世的正义感来立世成名的。”“没有门第背景，仅以个人的身份，在认识自己的使命的基础上面对政治。”这是近代士大夫的特点。想想史记中的程婴，他的身份是门客，他和赵家有人身依附关系，到元杂剧中的程婴就是经济独立的草泽医人了。
宋明儒认为在民间讲学是“为万世开太平”，并不以为官参与实际政治为唯一途径。元代，因为南人被排斥在高官之外，而且还要受到蒙古人的极大压迫，所以这些南人远离政治中心，开辟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属于自己的社会，用他们的文化相互消遣，相互标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甚至今天。好多人就是这么标榜和理解“隐”的，取默默坚持之义。
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直接统治了中原王朝所有的地区，另一方面它作为宗主国是成吉思汗世界帝国的盟主，元在文化上的视野更开阔，基督教、喇嘛教、全真教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相当的礼遇，有强烈入世色彩的儒家则仅被看作是技术和工具，未得到充分重视。
元有科举，但很少，读书人没事儿干。元人自恃武力，也看不起这些读书人。所以他们得以归隐山林，开办书院，当草泽医人，吟诗作画，文教在民间还有延续。元杂剧《赵氏孤儿》里的程婴就是这种沦落民间读书人的形象。相反，近百年来对文教的破坏是少有的。以元为例，元并不大规模地改造、迫害读书人，直接忽略。像《赵氏孤儿》这种有明显所指的政治剧竟然能在元写就并上演，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神奇啊。
有了“为万世开太平”的超越思想，元明清的读书人在遇到挫折时，才不至于因为政治的挫折而放弃学术的追求，这是中国版本的学术与政治分离。或道统与治统的分离。在西方体现为世俗统治与神学信仰的分离等。
参考阅读：《内藤湖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