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反攻阶段时间:《山坳上的中国》

2007-12-04 11:27:58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4dcdb2df01000ew1 [查看原文]

这是留存在许多人阅读成长史中的一本书。
以激扬的文采，从直观的社会学、未来学、问题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可能遭遇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固有国情中的诸多缺陷表示忧虑，这是这本书的主旨所在。就如该书责编在《编者心声》里所说——“这是第一部对现实中国作描述性研究的书”、“是不甘落伍沉沦的炎黄子孙书写的并非危言耸听的《盛世危言》”。
多年以来，关于《山坳上的中国》究竟是一本文采飞扬的理论性著述，还是一本具备了相当学理素养的大众读物，不同的人似乎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毫无疑问，在国人所写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学著述中，本书对信息、数据的整合能力，所提出问题的敏锐性、前瞻性，都是首屈一指的。当然，涉及一些具体的话题，作者文笔中所流露的那种靠近青春气息的情绪化，是显而易见的。可能也正是以上这几点的结合，使得此书成为近三十年来社会学、未来学领域里最具公众影响力的作品。
作者何博传是一位学者，也是中国首批研究未来学的学者，1962年毕业于广东师院数学系，学生时代参加过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的研制，文革后在中学教书，后因一篇批驳“两分法”的文章——《三分世界》，引起广东学界震动，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科学哲学室，任副教授。其后，何博传致力于“中国危机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如《中国未来教育十大危机》、《中国的交通危机》、《中国的生态危机》、《中国下一个要爆发的危机——严重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文章。从这个背景上看，1988年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应该是当时何博传“危机”研究成果的一本集大成之作，比之以往的文章，更宏观、也更系统和细腻。在书中，何博传呼吁建立一门与“全球问题学”相对应的“中国问题学”，这在当时的内地，也是具有卓越的见地的。
《山坳上的中国》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全书共分十八个章节，其中一些问题和理念的提出，甚至可以说超越了社会学以及未来学本身一些时效性的限制，如“片面追求GNP效果不一定最佳”、“农业产量会下跌”、“人为的隐患甚于自然的隐患”、“中国干部水平能排世界第几位”、“官冗之患”、“教育的困境”、“文盲大军可能波及几代人”、“计算机可能会给人们头脑带来暴力的信念”、“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意识中对知识分子的警惕与仇视”……这些都使得本书在激情化言辞的表象之下，承载了太多对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忧思与忠告。何博传在书中对许多问题只提出了自己的发现，却没有给出答案。他的解释时：“这是领导决策问题，不是问题学的人物”。
《山坳上的中国》于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后，一时洛阳纸贵。单是1989年6月的第二版，印数就达二十五万五千册，何博传也从此成为全国知识界的著名人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不过，关于《山坳上的中国》，迟至2002年后，竟然引出了广东学界的一段著名公案：原在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现为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李江帆，在一篇题为《学术腐败何时休？从我本人的第三产业研究成果多次被抄袭谈起》文章中，披露他多年来所从事的第三产业研究的研究成果被多次侵权的个案，其中就有《山坳上的中国》第三章“第三产业难产”第96页抄袭李江帆所求出的服务业就业方程Y=1.15X0.464的事。李江帆的方程式在服务业的研究上被视为重要成果，何博传在写《山坳上的中国》引用该方程式时，并未对其的出处作任何解释性说明。
仅仅一个多年后才曝出的方程式公案，既不足以、也不能够否定《山坳上的中国》在当年给社会各界所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对那种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的“国人从政与宣传思维定式”的冲击，人们毕竟通过这部作品，对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考验，初步有了一种审慎和理性的、认识上的丰富。而就是这样一部带给人们诸多启迪的佳作，竟会在个别局部存有知识侵权的瑕疵，这既是一个遗憾，也不妨视作当年知识界狂飙突进、进行现代化启蒙工作的同时，对个体人性方面疏于自律的一个小例子。
不过，对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类的“疏忽”将伴随着资讯的爆炸式进程，变得数不胜数。有时，可能还会引发其中的一部分人，从原初的理性主义者的位置上产生精神逃逸，直至发生异变。那要等到1990年代的到来。

我不是：《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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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驯良的温鸽，
怎忍心你的抚摸！
我是滴血的杜鹃，
令你在血光中思索。

我不是妩媚的花朵，
怎甘心你的攀折！
我是山野的刺枣，
教你在贫瘠中育果。

我不是吉它的轻乐，
怎陪伴你的欢乐！
我是爆冬的沉雷，
摇醒你沉睡的生活。

假如你不是浅薄，
就会在痛苦中寻我。
我愿在误解的重轭下，
耐心地把你等着……

1999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