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b白管和黑管哪个好用: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演说家、诗人、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读书家。有人把毛泽东定位为杰出的，最有魅力的特殊的“读书家”，这是恰如其分、名符其实的评价，是具有浓厚个人特色学者型读书专家。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确属罕见。

    认真读书学习，是毛泽东一生中精神的所在和思想升华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人生需求，他真正做到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践行了科学理念，是一位知行一致，对后人有深刻启迪作用的光辉典范。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不难发现他有五个方面鲜明的突出特色。

    一、漫长的艰苦读书求索路
    早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一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当时德国的一位元帅，因为有奇勋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毛泽东以毛奇自诩，同学们也称他为毛奇，意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找“大本大源”，最后是为了寻找解放贫苦大众的“真主义”。他的读书结构主要有几个源头。

    首先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他所具有的深厚的国学功底都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基础。在传统文化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亲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棱、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后使毛泽东跳出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用新的思维去观察世界，从狭隘的小农封闭状态走向解放开放的思路。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们传播的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就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引领他走向新的天地。

    毛泽东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中学教员，绿林大学。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六年，相信他。读资产阶级的书，读七年，学资本主义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信康德二元论。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过书。后来才搞革命。参加了党，只知道要革命，怎么革法不懂。学了十三年，学点文化，反帝以后才知道了解的。”

    五四运动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几乎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后，最终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仰，信仰一经确立便立志为之奋斗，英勇不屈干到底。毛泽东这一代开国元勋们就是这样寻找真理，从马列著作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主义”，并身体力行的去践行。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上非常“饥渴”，这时他读的书主要是围绕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发掘能够挽救中国革命的理论书籍。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主要是在偏远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常常是无书可读他感到苦闷极了。这与他在建党前后创办文化书社，大革命时期从事“编书”，与宣传革命道理的书籍打交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革命低潮中他急需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于是他给上海的党中央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他搞一些书，还开列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当时毛泽东开列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出他的急迫心情。在一封信中他还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两本。毛泽东看完第一本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那些错误。读完第二本后毛泽东接着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并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第三遍看这本书，在封面上写下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从中借鉴不少经验。
    为了能在革命实践中去疑解惑，做清醒的革命者，毛泽东是多么盼望读到这些有用的书。在马列著作中他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言，鼓舞红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毛泽东读书的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充沛精力去读书，倡导全党兴起读书的热潮。以前在紧张的战斗年月里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在延安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20年来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实际上这种日记就是读书日记，它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本难得的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一书，写了不少批语，还花了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农民运动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延安时期，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良好的读书学习风气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但此时党内的理论素养准备还不足。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读书学习澄清思想上的一些糊涂观念。从思想角度上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和理论创新是丰厚的，在《毛选》中有十三篇著作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尤其是确定了此后毛泽东分析问题，看待实践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政治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但这个思想要被全党接受需要一个曲折的过程，光会打仗没有理论创新是不行的。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背的很熟。但他们的理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总是受到挫折。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践基础上，在真读真学后，真用到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在政治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文艺上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理论上的创新，使全党上下都很服气，包括王明在中央党校也不得不号召要学习毛泽东。毛泽东也由书生实现了由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转变和跨越。

    1941年陈云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很行。”1943年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毛泽东的地位和思想在党内得到了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读书的条件和环境都改善了，毛泽东却没有放松读书学习，他利用一切时间用“挤”和“钻”的精神，去攻克未知领域的知识，好多回忆录都记述了他刻苦读书的情况。以晚年读文史古籍为例，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阅读，他自己当然是精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到史传、政论、诗词、曲赋。如果从时间上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时，与政治、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情感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可以看出心志的勉励和抚慰。晚年毛泽东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了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当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反映出内心的矛盾和古人发生了共鸣。

    总之，毛泽东的一生是在读书中渡过的，是在求索中渡过的，是在漫长的读书岁月中，铸造出平凡而又伟大的历程。    二、广博而又深究的特色读书人

    古今善于读书的名流，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名，以励其志，抒其情，明其节。毛泽东的书房叫“菊香书屋”，这是一座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建筑风格很古朴的建筑。在“菊香书屋”内毛泽东度过了漫长的读书岁月，在这个书屋内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藏书室。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秘书张玉凤受命主编《毛泽东藏书》，经整理这部全书共24卷本5000万字，己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张玉凤说，这座中小型图书馆藏书凡一万余种，10万余册。她介绍说，毛泽东藏书来源有多种渠道，有的是自己买的，相当一部分是别人赠送的，也有一部分是战争年代随着他转战南北，一直保存下来的。张玉凤说：“当年打土豪时，吃的穿的都分给穷苦乡亲或手下将领了，而好的书爱不释手，主席就自己留了下来。”而毛泽东藏书的种类也繁多，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不一而足，甚至连当年比较盛行的小人书(连环画)，也在他的收藏之列。这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为中国文史类图书，占了总数的30％—40％，马列主义著作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外国文化内容数量少一些。

    张玉凤说，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讲，“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毛泽东每次外出前都要开列书目，专列上要带书，十几箱，有时二十几箱还不够，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去借。不能说这些藏书他都读过，但其中不少书籍上都留有他的批注和圈画。至于毛泽东读而未藏或藏过后来又丢失的书籍，以及外出视察向地方上借阅的图书，就无法统计了。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甚广，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等计12大类。尤其是他饱读《二十四史》、《史记》、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部《资治通鉴》他竟读了17遍，获益匪浅。

    毛泽东读书广博而又深究，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致湘生信》中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除了阅读常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外，还经常涉猎过古人写的随笔、小说、笑话，有关楹联，还研究过宗教经典，如《六祖坛经》、《法华经》、《大涅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他说：“佛教是一种文化。”共产党人要关心宗教。毛泽东还读过西方的小说《红与黑》，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写的《一种清醒的作法》。早在长征到陕北后，他在同斯诺谈话中就谈到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星际大战》和《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细读过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会议上谈论书中的观点。

    毛泽东读书务求甚解，有时连人们不太注意的稗官野史，甚至一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他都翻阅过。在读《徐霞客游记》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到的长江的发源是传说中的“岷山导江”不对，而是“金沙江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地圈画了其中“胭脂米”的考证文字，纠正了对“胭脂米”来历的错误说法。

    毛泽东对《三国》研究的很透，他很喜爱《三国》戏。1950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完谭富英、裘盛戎合演的《失·空·斩》，向谭富英问起他在台上扮演诸葛亮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谭富英向毛泽东介绍道：当年他的祖父谭鑫培有一次进宫演戏，扮演《空城计》里的诸葛亮，由于天气炎热，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慈禧见了，吩咐太监把自己佩戴着的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他。据说炎热的季节闻到檀香木的香味，能消暑避邪。从此，谭鑫培每演《空城计》，必将佛珠佩戴在身。因谭鑫培是京剧老生行当的一代宗师，在梨园界有广泛的影响，宫外的戏曲艺人见他演诸葛亮时佩戴朝珠、也都纷纷效仿。

    毛泽东听后说，朝珠在明朝称佛珠。那时皇帝信佛，拜佛时多把佛珠垂挂胸前，到了清朝，皇帝们以佛珠作奖品，按照官职的品级赏给有功之臣。因为是皇帝所赐获赏的大臣在上朝时都把佛珠佩戴在胸前，一是表示不忘皇上的恩宠；二是借以炫耀身份和殊荣，所以当时又称佛珠为朝珠。

    毛泽东讲完有关朝珠的知识，又以商讨的口吻对谭富英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丞相，他怎么能戴明朝的佛珠或清朝的朝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他本人表示对慈禧的感念以讨慈禧欢心，并不是剧中人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谭富英茅塞顿开，此后再扮演诸葛亮就不戴朝珠了，同行们知道了其中的原委，也都学着谭富英的样子，扮演诸葛亮时再也不戴朝珠了。纠正了戏剧中的一个谬误。又一次，毛泽东指名要看谭富英和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演毕，毛泽东向这两位艺术家提出两点疑问：其一，陈宫有一段流水板唱腔，唱词是“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毛泽东问谭、裘二位知不知道凌烟阁的典故，他们均答不详。毛泽东告诉他们，凌烟阁建于唐朝太宗时候，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了三四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谭、裘二位一时语塞。毛泽东建议他们只要修改这段唱词的末一句，问题就解决了。其二，陈宫所唱“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这段唱词是陈宫的内心独白，并没有说出口，可是陈宫唱完之后，曹操却指责他“言多语诈”。试问，曹操怎么知道陈宫内心所想而且言多语诈的呢？毛泽东这一问，又使眼前这两位艺术家尴尬得张口结舌。

    谭富英回家后，把在中南海演戏的过程告诉了师妹王则昭，并感慨地说：“当初学戏是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怎么演，很少研究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演了这么多年的戏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看来真得好好钻研文化和历史，不然在台上难免闹笑话。”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遇到一些引文需要作注释，可是他们查了许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在编辑《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时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平时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这个典故的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出逃，当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讲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出自何处，一直找不到。后来经毛泽东点明才知道出自“何典”。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传说古时候有个名叫朱耀宗的书生，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皇上殿试将他招为驸马。按惯例朱耀宗衣锦还乡。临行前，朱耀宗请求皇上为多年守寡一直不嫁的母亲树立贞节牌坊。皇上准允所奏。

    当朱耀宗向娘述说了树立贞节牌坊一事后，朱母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于是说出了想要嫁给朱耀宗的恩师张文举的想法。朱耀宗顿时跪在娘的面前：“娘，这千万使不得。您改嫁叫儿的脸往哪搁？再说，欺君之罪难免杀身之祸啊。”正值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际，朱母不由长叹一声：“听天由命吧。”她随手脱下身上一件罗裙，告诉朱耀宗说：“明天你替我把裙子洗干净，一天一夜晒干。如果裙子晒干，我答应不改嫁；如果裙子不干，天意如此，你也不用再阻拦了。”
    这一天，晴空朗日，谁知当夜阴云密布，天明下起暴雨，裙子始终是湿漉漉的。朱耀宗心中叫苦不迭，知是天意。朱母则认认真真地对儿子说：“孩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违！”朱耀宗只得将母亲和恩师的婚事报告皇上，请皇上治罪。皇上连连称奇，降道御旨：“不知不怪罪，天作之合，由他去吧。”  

    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何典》中看来的。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序文，推荐过它。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冶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已经无法统计了，仅就张贻玖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中所阅读的诗词就有2000首以上。比“熟读唐诗三百首”要多多少倍。以上几个事例，足以说明毛泽东读书既广又深。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细微末节他都注意搜集到了，可谓真正做到了真读真懂了。

    三、独辟标记、圈画、批注的读书方法和艺术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因此他能一丝不苟的真心用脑，真读、真学，因而能创造出许多新颖的读书方法和艺术。

    徐特立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老师。徐老向学生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其中有一条是：“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对这条经验非常赞赏，他认为，这是值得学习的一条治学求知的成功经验。他躬行实践，有所发展。有文字记载：毛泽东读书时，凡是自己的书，总是备好朱墨两色的毛笔，遇到他认为观点正确、文字优美的地方，便密加圈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正合吾意”等眉批。否则，就划杠、打叉，写上“不通”等语。有时先用朱笔圈点，然后又加上墨笔圈点。批语也是常常在自己的批语之上加新的批语。这些批语更多的则是联系中外历史上的先人学说，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进行分析、综合，然后评论、引伸，借以阐述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批注，是他读书里程的真实纪录，也是他读书经验的真实映照，这是毛泽东读书艺术之花盛开时留下的最美的影象。从对《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读书艺术之花盛开的一些实景。《伦理学原理》是19世纪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所著《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一本书。他常同“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相比较，并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仅有10万多字的书面上，就留下他1.2万多字的批语和提纲。“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和提纲，写在书的天地空白以及字行与字行之间；最小的字象七号铅字，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和第五章，共5900多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批注者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少部分是对原著简要的赞同语和章节、段的提要。同时，凡原著中比较精辟的地方，总是浓圈密点，甚至圈上加圈、点上加点。”

    毛泽东在读此书时，的确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不仅可以看到他写的大量批注，而且还可看到他划的圈点，尤其是可以看到他读书的心得体会等。毛泽东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其它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批阅较多的马列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斯大林选集》等。在这些著作的许多章节的页面上，都留下毛泽东的笔迹。以《资本论》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留下四次批画。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用心阅读了苏联学者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这是他在这一时期中，在阅读的十几种哲学著作中，批注文字最多的一种。龚育之说：“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1000多字。后来，大约在1941年，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批注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有对原著的扼要而情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伸，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在这些批语批注中最多的，是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写的心得和研究成果，也有的是提的不同见解。据田松年回忆，毛泽东在读了书中“矛盾的主导方面”的观点后，在上面批上：“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后来，他在自己的《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阐述与发挥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做出了抗日是持久的、必将胜利的结论。同时，在他许多批语中反映的他的重要观点和思想，在他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中是没有的或少见的。然而却是从实际出发，十分重要的。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认为：“唯心辩证、唯心形式、唯物形式、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这是他总结哲学史上众多的派别、思想所得出的结论。

    《南史·韦睿传》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表彰韦睿这个人，如何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还说他怎样保护下级，怎样与将士们同甘共苦，等等。毛泽东即在这段话旁边作了批语，如“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不贪财”之类的话。在这部传记书的天头上，他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标写着‘梁将韦睿传’五个大字，传记中浓圈密点，批注有二十五处之多。有些批注还加有旁圈、套圈，表达了他对韦睿这位历史人物的心意。从圈划批注看，毛泽东赞扬韦睿会打仗，善于调查研究，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赞扬他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等等。他在批注中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还在“睿巡行围棚”几个字旁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上三个大圈，并批注：“躬自调查研究”六个字。又在“躬自”二字旁边加了旁圈，后来又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四个字旁加了单圈，以示重视，突出重点。强调躬自调查研究的重要。毛泽东读过《智囊》，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给予赞赏，在书中批道：“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还批了一些从中得到启发的话：“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契丹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待机灭敌”等。对此，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直到现在还留有极深的印象。

    读书时作标记，是读书作学问的人常用的方法、常有的习惯，也是读书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运用得好，会大大加强读书的效果。当然，这也是读书批注的一种。因此将读书记符号系统化很有必要。纯毛泽东所读过的书上，除了大量的文字批注以外，就作了许多符号，如：△、○、—、×、√、□、二、三、以及许多斜线、顿点和问号。这些，有的是用铅笔划的，有的是用毛笔划的，有的是在铅笔符号上又写上毛笔符号。书上很多空白处，圈点细密，圈旁有圈，杠外有杠。看起来似乎零乱，实则有他内在的规律。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读书刻苦求实的可贵精神，也可领略他的读书艺术之一斑。张贻玖说得好：“从1952年至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看到这部史书被他翻烂了的书页、断了线的装订，读到他写下的大量读书批注和作出的种种浓圈密点等读书标记，毛泽东勤奋读书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眼前，人们怎能不为之深受感动呢！”

    在读书小组里边读边议也是批注的一种形式。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石仲泉回忆：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谈话。参加学习的同志将他的谈话以笔记的形式整理出来。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两本：一本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下册的笔记》；一本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纪录稿》。前者按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加了小标题，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章节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石仲泉还说，这两本谈话记录，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过渡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既有大量重要的经验，也含有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52页)读这本书时议出了好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

    研究毛泽东读书的批注批语，是研究毛泽东读书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始材料。可惜有一些毛泽东的读书批注、批语或笔记在战争年代、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例如，有一部毛批《红楼梦》就至今找不到下落。

    毛泽东读书的批注艺术，不仅表现在那些形式多样、多彩多姿的批注符号上，而主要是表现在它丰富的内容和独有的特点上。如读《二十四史》时，他说：《后汉书》写得不错，胜于《前汉书》。《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更好些。他不但评价这部书的整体，而且对这部书的局部、某些章节也通过批注作出自己的评价。他还称赞《资治通鉴》写得好，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史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可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对历史人物，从大量的圈划批注看，“他比较赏识那些耿直刚正，在封建社会里敢于秉理争议、舍身直谏的人物，对这些人的事迹，特别是这些人有分析、有说理、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奏折等，十分重视，反复阅读，多有圈画和批注。对那些著名的武将和他们足智多谋、有声有色的战争场面的记述，他也常常用军事家的眼光予以审度、分析和评注。对一些涉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事例，他很重视联系实际，汲取经验教训。”从他读史留下的笔迹看，他批注最多的是人物传记。如在《史记·陈涉世家》中，他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即作过不少圈画。从圈画的地方看，他“对陈涉、吴广团结群众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叛逆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视的。”他对《赵充国传》中的许多地方都加了旁圈。据查足有19处之多。他还在《陈庆之传》中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足见其心意之浓烈。

    毛泽东对《汉书·赵充国传》中的屯田十二条政策十分注意，十二条中逐字加了旁圈的就有十条，毛泽东批注“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就是从《后汉书·陈蹇传》中陈蹇的一段历史故事中得到启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八条“不虐待俘虏”一条和“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等。我党我军许多重要的工作方法、政策、纪律的源发处、启示点，在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中，往往可以找到，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作战方法，在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中，也往往可以找到呼应或联系，他不但在对原文旁边加上圈点点，而且还加上画龙点睛的话，如“打援”、“军机”之类。

    评价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曹景宗即是一例。曹景宗“骁勇善战，立有武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方面都有某些不为人所称道的地方，远非一个完美的人。”毛泽东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既看到了他有功绩、有诗文文采的一面，批注是“景宗亦豪杰哉”，又对其不足的一面没有忽视，批注称：使贪命名诈，梁武有焉。从领导的角度指出梁武帝在使用干部上的失误。《资治通鉴》中有一句“天下善人少，恶人多”的话。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这句话的旁边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给予严厉批驳，标明了自己的观点。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通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仅其意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突出人物，历来对其持肯定态度者少，持否定态度者多，特别是民间，由于宣传的原因，持否定态度者更多。而毛泽东同多数人的看法是相反的，从他的读书批注中可以看出，他同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他也赞同鲁迅先生有关对曹操的看法，特别是他对曹操的诗文尤为赞赏。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这就是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

    毛泽东读书做标记、批注、圈画涉及面很广，今人有许多作者编著了这方面的书籍，己正式出版的有《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毛泽东评点中国皇帝》、《毛泽东谈古论今》、《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毛泽东评点国际人物》等，内容十分丰富。

    毛泽东读书留下的对人对事的有关大量批注，不但是后人学习他读书艺术的好材料，也是后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教材。同其它所有他的读书批注一样，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长期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毛泽东还积累了一整套经验，集中表现在：立志（高尚其理想），修身（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也），奋斗（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杂学（读“禁书”、“杂书”），潜心（闹中求静），择书（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积累（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贵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自学（自修之路），游学（读无字书），三复四温（反复阅读），“挤”和“钻”（抓紧时间），研究学术（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等等，都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四、五位一体学用结合于一身的先进文化个性
    生活中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就像一首动人的诗，一支动情的歌，是那般富有歌情和歌意。他编的书、写的书、荐的书、讲的书如一支交响曲，引人注目。

    编书、写书、荐书、讲书的前提都是读书，只有精读之后才能使人和社会分享出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专家”，这两种身份的组合，必然会引出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把“书”做为动员和宣传的工具，做为理论创新和思想教育的工具。毛泽东坚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动上的选择，对改造现实社会十分重要。毛泽东更清楚为了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必须提倡学习，“授人以渔”。因此，他能根据现实问题，或需要什么精神力量，总是及时开列出一些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甚至在一些会议上亲自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会在会议上讲解一番，这就是他的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早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列77种经史子集给同学们，认为这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个期间他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毛泽东亲列书目，还聘请了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文学大家沈雁冰（茅盾）作编纂干事。此后又编了一套《农民运动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效果非常好。这个做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献编辑事业的先河。改革开放后，中央文献研究室跟踪式地继续编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大以来》，成为辑纳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献系列书。

    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读了大量文稿，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104篇写了按语。几乎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据逄先知说：“有些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除了编选政治类书外，毛泽东还编过一些看来是闲书的东西给领导干部们阅读。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选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一本是《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印发给与会者参考。他说：“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出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紧张的会议气氛松弛一下，这样思路可能会更开阔一些，思想也能更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干部能了解一下四川的历史现状，以扩展他们的认知范围，增加一些感性知识。

    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并修改序文为：“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使这篇序文增加了不少辩证法的内容。

    毛泽东一生中写了众多著作，出了《毛选》五卷外，还有《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自传》。包括诗词、书法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须知这些作品都是伴随毛泽东紧张战斗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鸿篇巨制，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纪录，也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生究竟写了多少文章，确切的数字己无法统计全了，在正式出版的毛著中就涉及到人物305人，提到的国名、地名有311个，成语典故351个。（《党史信息报》1998年12月23日）毛泽东自己作词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可以这样说在中外历史上的伟人著作中还没有人超过他。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还有一项常态化的荐书活动。为了倡导和纠正某些不正之风，毛泽东经常有目的地向领导干部推荐一些书，有时私下里也向个人荐书。希望他们能从所荐的书中有所领悟。

    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晚年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以熟悉京城地区的历史地理地位。

    毛泽东很器重大将许世友，说他像汉初大将周勃，但他“厚重少文”，文化水平不高，毛泽东向他推荐《红楼梦》。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书5 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立即让秘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还没有读完。在许世友的心目中毛泽东让他读《红楼梦》，肯定是有深意的。

    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王洪文读不懂，就让上海的朱永嘉给他讲。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成为扶不起来的“天子”，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就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有所长进。这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和担心。结果王洪文身居高位，玩物丧志，没有读懂《刘盆子传》，最终变成了现代刘盆子。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读者自己领会意图，那么讲书，就是直接向别人宣传毛泽东自己的思想观点。毛泽东的一些著作都是先在讲演中打下的腹稿，然后经过征求意见，讲演后再不断修改完善，最后形成了经典著作。例如《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先在抗大、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讲演后形成的。

    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要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逐条讲解，进行了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结合实际探讨了商品经济和经济规律。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在于提倡领导干部要讲真话、实话，反对浮夸风。订计划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些都为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起到了警戒作用。
    1962年1月，毛泽东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霸王别姬”，倡导在党内要兴起民主作风，不要搞一言堂。1967年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还针对培养接班人，讲解了《战国策》中的《触詟谏赵太后》一文，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在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把读书所得，与古人、哲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心灵对话，在未知的空间进行充填，实现了心理上的期待和满足智慧上的愉悦，其中的乐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把这看作是崇高事业的一部分来认真对待。

    毛泽东用他的读书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所以能获得显赫的丰功伟绩和崇高荣誉，除了他天才过人之外，与他善于读书学习继承先哲们的知识宝库和努力创新思维息息相关。毛泽东并没有上过名牌大学，他的才能主要来源于刻苦读书学习。他始终把读书学习作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要件，始终把书籍作为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食粮。真正做到了嗜书如命，以书为伴，生命不息，读书不止。他以废寝忘食、如饥似渴的精神，去涉猎和挖掘古今中外隐藏在各种各样典籍中无穷无尽的智慧，并善于转化为自己独有的“透视镜”、“显微镜”、“望远镜”和行之有效的各种“法宝”。从而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他把书读活了，不仅读出了千军万马，而且还读出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新中国。走出了一条光明灿烂的读书之路。

    毛泽东读书的高度自觉性，主要来自于他对读书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早在《伦理学》批注中他就说：“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当他在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家藏书中看到《三国演义》时曾激动地说：“这真是拔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演讲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延安他为《文化课本》写的序言中号召：“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他鼓励战士要多读书学习说：“勤学，多看书，眼界就宽了。”“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不可能都能经历，但是要学习，要懂。”他教导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

    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是最肯下苦功夫的。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常拿书本到长沙热闹的南门口去看，任凭人来车往，声音嘈杂，专心致志，旁若无人，目的是锻炼自己在闹中求静的学习毅力。少年毛泽东在家乡放牛时，由于贪婪的读书，结果使牛闯进了邻家的菜园惹了祸，结果只好以赔偿了事。在革命战争艰苦的年月里，他委托党内同志为其千方百计搜罗各种书籍。他在马背上，在磨盘上，在陕北阴暗的窑洞中创造条件去读书学习。解放后甚至在南宁国民党飞机空袭中仍坚持读书。他打破了生活常规，不按太阳、月亮的规律办事，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学习、工作。为此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和老同学周世钊都曾劝说过他，可是他都没有改过来这个习惯。1957年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扩大会上，他强调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开会，飞机已在机场停住，下面的领导迎接他下飞机，可是等了很长时间还没见下来。原来毛泽东在飞机上读书己入迷，根本没发觉飞机己着陆。毛泽东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就是这样执着的追求知识，使他的知识累积量与日俱增。所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他是一个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

    毛泽东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就是爱读书。晚年毛泽东有爱躺着看书的习惯，为了读书方便，他有两副奇特的眼镜：一副无左腿，一副无右腿，侧卧时便分别带上这两副眼镜。许多人参观这两副眼镜时，都会联想到在那中南海的灯光下，老人家彻夜不眠的读书形象，正象警卫战士所说的“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毛泽东还说：“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359天。”“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勉励领导干部要努力读书学习，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笃志嗜学，活到老学到老，也可以说读到生命终止。1975年毛泽东已经82岁了，而且眼睛得了白内障，为了满足他的读书需要，专门请了一位大学讲师芦荻为他陪读。即使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他仍日以继夜的读书学习。直到1976年9月8日，他全身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要看书、看文件。据记录共11次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己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正在关注日本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与世长逝了。毛泽东虽然离开了他所深爱的祖国，但他那顽强的读书精神却永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现在我们已经跨进21世纪，时代已经大大的向前发展进步了，毛泽东当年喜欢读的书和他所强调读的书，以及他当时发表的有关评论，不一定都要遵循，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些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对真理与时俱进才能接近绝对真理。但无论怎么讲，毛泽东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是永恒的，我们从毛泽东身上能够看到，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决定这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古人说开卷有益，读书益志，读书强能，所以选择学习，就是选择了进步。重学好学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这也是毛泽东一生读书生活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