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士商务皮鞋 知乎:汪涌豪：日本“可爱文化”的背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1:36:10
《论可爱》[日]四方田犬彦著 孙萌萌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年2月第一版，共179页，25.00元 原题：幼稚的力量 “可爱文化”背后的社会问题就是日本人整体性的自我封闭，不想长大，以及由此造成的内聚力的涣散、学习力的下降和责任意识的缺失。正是这种弥天彻地的“可爱”风潮，造成了今天日本社会的向下沉沦。 汪涌豪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可爱文化”在亚洲年轻人中可谓赚足人气。以后因巴黎现代美术财团的专题展览和哈佛东亚研究学者的集中研讨，它在欧美也声名鹊起。后者并用“CUTISM”一词来归结其影响力，这使得原本简单的时尚潮语，有了与DADAISM（达达主义）和CUBISM（立体主义）一样不凡的意义。 在日本国内，率先对此作出研究的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四方田犬彦，他五年前出版的《论可爱——第一本专门论述可爱的书》篇幅不大，但由“可爱”（かわいい）的词源说起，讨论了该词的历史变迁，及其无法在外语中找到对应的特殊意指，大致勾勒出了“可爱文化”由形成到扩散的全过程。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虽用拟议商榷的口吻，但说出的却是自己确信不疑的判断，那就是这种文化足以与十一世纪贵族的“物哀”美学、十三世纪诗人的“幽玄”美学，以及十六世纪茶道所讲的“闲寂”和十八世纪艺伎所重的“粹”相比并。他把这种文化称作“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美学”。 这一判断乍看并无不妥，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可爱文化”在日本确实喧腾出很大的动静，并以动漫、影视和AV为载体，无远弗届地侵入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年轻女性，她们争先恐后地追逐一切可爱时尚，并为了尽可能地与之趋同，不惜在休息天也坚持穿校服，着不甚方便的洛丽塔服或公主装，乃至用童音发声，仿儿童体写信。严格地说，在将Hello Kitty玩具和心形假钻挂饰奉为最爱的同时，她们是拒斥其他一切趣味的，所谓不是同好，即为异类。凡此种种风气的孕育，连同匪夷所思的出格表现，作者书中远没有道尽与说透。 如此疯狂延烧的结果，是在新千年催生出一种次生态的“萌文化”。它指的是人对一切可爱物事所怀持的情不自禁的深深爱恋。对此，书中照例只是藉对东京萌地带中腐女、同性恋和同人志的介绍，作了简单的描述。所揭出的女性“好萌”是为了“确认自己归属于某个小型亲密共同体”一说固然可以成立，但对“萌系”一族如何“好萌”、“卖萌”，如何说“萌词汇”，追求“萌点”，投入“萌战”，然后渴望“被萌到”的“萌心理”的诸般各色，仍语焉不详。对这个发端于秋叶原的“ギャル言葉”（小女生用语）何以成为2004、2005年日本第一潮语，并蔚为庞杂炫目的”萌学“，渗透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催生“萌家电”、“萌寺院”，乃至“萌产业”、“萌经济”的重要推手，更没有谈到。 还有，作者似乎认为，“可爱文化”更多属于“少女文化”范畴，男性对此并不怎么迷恋。这个判断也很可疑。不说依常理推断，如果男性不好“可爱”，女性没必要争着扮“可爱”。即就事实而言，相当多的男性本身也痴迷“可爱”，甚至就是“卖萌”一族：不仅在生活中好用卡通手机贴纸，好往挎包上挂毛绒玩具，还时不时地上美容院修剪眉毛。诸如此类的风色与情调，有时妖娆妍媚，丝毫不输于女性。而所谓的“萌心理”，在很多时候，正是指男性对“萌系”所产生的钟爱情愫。这种情愫还转移投射到男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从电器产品说明书到经济类专业书籍，都出现了可爱的漫画附图。甚至近些年，日本各地的警察所也打起了“可爱”牌，连自卫队的征兵广告也推出了“可爱版”。所有这一切，迎合的都是男性的“好萌”心理。 要之，从痴迷者的年龄与性别看，“可爱文化”不仅覆盖少男少女，就是老年人也被认为惟有“可爱”才有幸福，此所以，热门女性杂志如《JJ》会特别提出“成人可爱”这样的命题，许多老人在生活中也注意尽量地扮嫩卖乖，以拉近与年轻后辈的关系。作者书中引了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对此现象的批评，但没有点出这位东大教授的女权主义身份，以及她的批评不是基于一般意义上反功利，而是认为这种假扮“可爱”，其实是女性“行使媚态的催情包装”，目的无非是想继续依附父权制的社会框架，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和她一贯坚持的女性“别困在女人这个角色上”的主张是一致的。但对类似“可爱文化”的跨年龄投射问题，书中并没有展开讨论。 而从痴迷者的认知与识别看，“可爱”的意义边界越到后来，越被放大至常理与常识之外，甚至近乎成了万能的神话与魔咒。譬如，儿童或少女的娇柔纤弱固然是“可爱”，但后来，连阿婆的老古板与上司的大肚腩也被认为是“可爱”了。更有甚者，许多让人感到恶心的东西居然也“可爱”起来，以至表示恶心的“きもい”与“かわいい”可以组合成“きもかわ”一词。诚如作者所说，这个词的本意非指因恶心而可爱，或即使恶心也可爱，它们相互牵引，彼此依存地重叠在一起。当然，这方面的语词表现不仅以此为限，还有类似“ふずかわ”这样的表达（丑得可爱），本来也是我们想从书中看到的。 但上述种种仅属于论说上的不详尽与不周全，让人感到不能餍足的是书中缺乏对这种文化背面的揭示。由于主打“可爱”的动漫文化在全球范围大行其道，带出的经济效益更是可观，故近年来，日本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出现许多打造“可爱经济”，用“酷日本”输出国家软实力的讨论。继国土交通省用凯蒂猫充作旅游亲善大使，外务省也推出了由三个高中女生担任的“可爱大使”，其形象造型就取自原宿街头常见的“小太妹”。而全日本各都道府县推出的吉祥物，Logo的创意也无不贴合“可爱”一路。或许正基于此，作者对这种文化的发展前景颇为看好，评价也相当正面，有些议论更透着整体上的自信与乐观。2007年，台湾天下文化推出陈光棻译本，书名题作《可爱力量大》，似是受了这种乐观的感染。但问题是，这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吗？ 日本人的习惯，什么都喜欢说“力”。前一阵渡边淳一讲“钝感力”，说的是一个人倘若迟钝木讷，反不易为外物所伤，反而韧久坚强。更前一阵则有村上隆讲“幼稚力”，他在2003年发表了《幼稚力宣言》，对自己深受动漫影响、专注于“御宅族”文化的后现代艺术观作了大胆率直的发扬。他还自创日式英语“Superflat”来指实个人基于二维平面创造出的“超扁平”风格。由于这种风格带有明显而强烈的“可爱”元素，许多艺术批评家视其为“可爱文化”的代表。其实他真实的意思，是想表达对日本大众文化的贫瘠与无深度的否定，还有对战后日本不能自己负责任、做决定的幼稚与脑残的讽刺。但遗憾的是，许多日本人根本不识其意，只是借用“幼稚力”三字一味张皇，以为越是幼稚越能形成力量，或唯有幼稚才能形成力量。本书不惟对这种“幼稚力”的真意及其与“可爱文化”的关系未作评述，就是最一般的介绍和讨论也没有。这似乎在提醒人，作者缺少对后现代背景下大众文化所包含的复杂性的深刻体悟，进而对这种文化背后所隐藏着的社会问题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这种文化背后的社会问题就是日本人整体性的自我封闭，不想长大，以及由此造成的内聚力的涣散、学习力的下降和责任意识的缺失。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可爱文化”的流行中见出端倪，或者毋宁说，正是这种弥天彻地的“可爱”风潮，造成了今天日本社会的向下沉沦。 值得拿来比较的是，这样的判断同样是由日本人做出的。有鉴于今天的日本社会，年轻人都希望能滞留在十九岁不再长大，即使长大也不想成家，即使成家也不过想用“无性婚姻”自我安慰地应付“无缘社会”，结果，超过百分之六十一的男性与百分之四十九的女性无交往对象，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适婚男女不愿有交往对象，然后，高达百分之七十的男女在“可爱商品”中寻找心灵慰藉。一些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认为这样纯粹的幼稚背后并没有另类的文化含义，根本不足以构成对社会规则的抵制与反抗。即以对“可爱商品”的追捧来说，整天沉溺于这种动漫游戏、书籍饰品，或以收藏和交换“可爱玩具”为乐，以至成人玩具占整个日本玩具市场七成，从十八岁到六十九岁，百分之八十四的人至少有一个，百分之五十的人有二十个以上。有些男性玩家，玩具之于他们，就如英国儿童学家温尼考特所说的，简直成了一种“过渡性客体”，用以替代其对母亲执拗的臆想，这不是典型的幼稚甚至弱智是什么！ 对此，作者虽有触及，如引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内田春菊的漫画《小南的恋人》，提出它其实是后来拿着模仿美少女玩偶，以体尝遁世快感的“御宅族”的先声，但可惜没有更进一步究明，对“可爱文化”的痴迷，如何就意味着对不可爱现实的逃避。事实是，结合许多男性“御宅族”因动漫中女仆的“可爱”形象而频频光顾秋叶原“女仆咖啡店”，听其温柔地唱诵“您回来啦”的曼调；或造访“熟女宅”、“晚间水月”这样的风月场所，希望借那些年长女伎饱看世事的阅历和言谈，来缓释个人的内心焦虑；或求助专门的中介公司，从其代为物色的拟似自己母亲的女人身上，获得“昨天再来”的心理代偿……凡此种种，就连痴迷“可爱”的女性都觉得幼稚到“八嘎”的举动，本来正可以照见其内心的脆弱与不成熟。但每每写到这种地方，作者都打住了。 对照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评论家福田和也《なぜ日本人はかくも幼稚になったのか》（《为何日本人会变得如此幼稚》，角川春树事务所，1996）一书对日本人精神倦怠和堕落的揭露，就可以体会到两者的不同。在书中，福田说得何其沉痛。原其大意，如果幼稚不是缺陷，反而是“可爱”，那么人真没有理由要求自己必须长大。而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まじめの崩坏——平成日本の若者たち》（《认真的崩溃——日本平成年间的年轻人》，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对产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化过程中，年轻人的不耐秩序与过求享乐也深表忧虑，认为这种追求是传统社会价值观堕入“冰河世纪”的罪魁祸首。小说家清水义范甚至专门写了《大人がいない》一书（《大人的消失》，筑摩书房，2006），断言当日本人统帅世界“幼稚文化”，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可爱商品”，也就意味着它真的成了一个没有大人的国家了。这里的“大人”既指生理年龄，更指心智的成熟。最为人熟知的当数大前研一，他在《低智商社会》中痛感年轻一代的无欲望，不上进，轻学习，弃思考，称这种只关心周遭三米以内的事情，只知道消极逃避，无责任感的现象为“白痴化”。由其总结的种种“笨蛋现象”，从经济文盲，官员弱智，到肥皂剧走红与恶搞成风，许多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至于词汇单一，言语粗鄙，有一些正是被这个社会认可为“可爱”的。他以为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说起来，喜欢小动物，乃至一切有幼体特征的东西，原是人的天性，以至成年人也会不同程度地在内心残存某些年少的特征，此即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所谓的“幼体滞留”。但在当下的日本，丢弃内敛、认真与严谨的传统，仅以幼稚为可爱，进而将天真降格为愚蠢，并且整个社会的氛围不断在提醒与规训人——你必须在内心放大和强化这种“可爱”偶像，并尽可能地在潜意识中与之同化；你必须先幼稚白痴起来，才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快乐的一员，这是怎样可怕的社会！所以，已有日本人指出，如此追求“卡哇伊”，很容易变成“哭哇伊”（日文“怖い”，即可怕）。相比这种冷峻的观察，作者所作的“全世界都被‘可爱’淹没”的判断有些过于乐观了。事实是，许多异文化的观察者只是诧异，在他们的意识里，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一书对传媒技术导致的儿童与成人界限的消失，以及成人的儿童化，很可以用来说明眼见的一切。不仅如此，就是东亚的学者也如此。在作者认为深受“可爱文化”影响的香港，明报出版推出的刘黎儿《日本现在进行式》，讨论的也是“日本社会幼稚化加速”问题。这些都比本书更能增人思考。 当然，考虑到作者专攻电影史，在书的“尾声”及“后记”中直承“有些东西我还没写，有些问题如果能够深究的话就好了”，“对当代的少女文化还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对御宅族讨论的话题“毫不关心”，加以洒脱烂漫的个性，过重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带来的现场感与趣味性，我们可以原谅本书学理的不足和议论的粗疏。或许，结合稍晚出版的樱井孝昌的《世界カワイイ革命》（《世界可爱革命》， 2009）和古贺令子《かわいいの帝国》（《可爱帝国》，青土社，2009），此题的诸多细节才能得到更详彻的说明。尤其是樱井，作为作家兼平媒制作人，又是外务省流行文化顾问，“可爱大使”动议者，他对“可爱”何以成为世界共通语的分析似乎更加专业，对类似巴黎少女何以想成为日本女人的解析也更加深入。 最后，还想深究的是日本人之所以痴迷“可爱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借用作者的表述，就是“可爱”究竟是不是“日本独有的特殊美学”。对此，书中照例浅尝辄止，只是借岩渊功一的话，称它大抵可归为“毫无日本气味的日本文化”。 但这仍然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论。我们承认，在日本，以“可爱文化”名目向世界传播的大部分事物都是由大众文化发展而来的，但却不能同意它与日本的文化，以及由此文化凝练出的国民性无关。在讨论日本人对“缩小”的情有独钟和善于发现“未成熟之美”时，作者谈到一点“可爱”与日本文化的关系，让人想到西方文化崇尚永恒、壮观和成熟，日本文化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这类老生常谈。有意思的倒是他引自己专业上的同行、在日本住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影评人唐纳德·里奇的话——因为喜好带有孩子气的不成熟之物，日本人常会故意向周围投射自己的幼稚形象，用来引起他人的注意，正因为如此，麦克阿瑟才会说“日本人都是十二岁的国民”。 这让人想到精神医学家土居健郎所写的名著《甘えの构造》（《娇宠的构造》，弘文堂，1971）。他指出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母亲有一种终身的依赖，这是日本人独有的特性。以后这种特质还影响到日本的人际关系，造成即使在公司内部也能产生一如“拟似家族”的感情连带。这就很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日本，下属在上司面前扮“可爱”，上司会不以为忤，而同僚也都觉正常。并且，如果说早先他们是用这种孩子气的幼稚来克服近代化激变带来的精神焦虑，现在则已经全然转化为对景气不良和世风冷漠的策略回应了。“甘え”的意思常被解释为“娇宠”，或者“依依爱恋”，这种情愫，其实就是今天年轻人钟情“可爱文化”的心理基础，也是全体日本人每当不能或不甘用“高雅”、“美丽”、“酷”来赞美对方，就用“可爱”一词来掩饰真意的根本原因。尽管对方未必接受，但对方投入的那份娇宠与爱恋，你没法拒绝。 其他如精神分析学家小此木启吾在《モラトリアム人间の时代》（《精神准备期人类的时代》，中央公论社，1978）一书中也指出：其实每个日本人内心都深藏着被表层社会意识所否定的母性，这个母性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作，而所谓的“男子气概”，不过是一种被母亲称赞爱怜下男童稚气的自恋心理而已。所以，研究母性社会与日本社会病理的河合隼雄才会说，倘用“女性之眼”而非“男性之眼”看日本民间的传统，就会发现日本人的自我是更接近于女性的，纵使有社会制度中父权的一味掩饰，都难以遮蔽这种特质。日本人在接受“可爱文化”的驯化时，之所以全然不觉其艰难，女性自不用说，即男性也如此，其间的原因可谓不言自明。 再想想日本文学中，无处不在的消极抵抗下的偏激与变态，背后往往有孩稚般的任性与促狭；还有今天身边许多对女性出奇冷漠的“草食男”，背后往往有对母亲强烈而极端的依赖，我们的感觉，想要掩去“可爱文化”的日本身份几乎是徒劳的。但作者就想突出这种文化的“无气味性”和“席卷世界”的可能性。这种不无娇宠的执拗夸示，其实恰恰是对上述文化特性的自证。尽管在作者本人，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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