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研究〗] 松雪斋主--赵孟頫传(陈云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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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雪斋主--赵孟頫传(陈云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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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5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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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书画艺术精深博雅，源远流长。艺术的传统和丰厚的文化艺术遗产离不开一位又一位杰出书画家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艺术实践，它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先哲智慧的结晶。赵孟頫，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赵孟頫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
在绘画方面，于山水、人物、竹石、鸟兽无所不能，取材广泛，技巧全面，为元代文人画开启先路，论者以为乃元画第一人。绘画理论上提倡复古，主张“画贵有古意”，崇尚唐人，反对南宋院体中柔媚纤巧画风。明人王世贞说：“文人画起自苏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孟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在书法方面，篆、隶、真、行、草无一不精，在当时便有“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之誉，在书法史上放出了空前的复古集成的异彩。他的楷书，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四大家”，世称“赵体”。元朝一代书法，几乎无不在他的笼罩之下，乃至明清两代以至今日，凡有志学书、探讨古人笔法者，无不从他问径得法，形成了风格鲜明的赵派书家群。
他还善于诗文、考据学，精通音乐，并在篆刻艺术、鉴定古器物上皆有一定的成就。在印章一道，也建树甚高，他力主汉印质朴之美，将汉印之美从古印中独立出来，从而奠定了篆刻艺术以汉为宗的文人印章审美观，并创以精妙的小篆写印，开元朱文之一脉。
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绝才、全才如赵孟頫，于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无所不及、无极不造者，称其为集艺术之大成者，似不为过。计算时间，赵孟頫在整个元代，只占其半，享年也不到70岁，但是他的艺术生命不只在整个元代，而是持续了五个世纪而不辍。而犹为可贵的是他能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历史阶段，将汉民族的艺术精神发扬光大，故功不可没。
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他的名字与文学家李白、白居易、曹雪芹、鲁迅，书画家董源、梁楷、王蒙、朱耷，女文学家李清照、蔡文姬，音乐家伯牙、姜夔，戏曲家关汉卿、马致远等共15位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家一起，被分别用以命名水星上的环形山。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赵孟頫，名系太空，他的大名将永远与日月争辉，成为灿烂银河中一颗耀眼的中国星。
“赵氏王孙嗟宋亡，笔情墨趣寄惆怅。文人书画开风气，从此吴兴名更扬。”赵孟頫，这位元代伟大的艺术家，已走出国门，迈入了世界，在历史上将永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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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熏陶家乡的馈赠

虽然赵孟頫出生在赵宋王朝风雨飘摇的历史年代，但从小就因家族显贵，大量的藏书和与文人士大夫的密切交往，为他攻读诗书、研习书画提供了较好的物质环境。这正是一个封建文人在成长初期所理想的条件。赵孟頫得赵宋文化之沾溉和滋养不同于一般的文人，他有着一般读书人所没有的皇孙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出身于当时社会最高贵的家族，其身上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艺术禀赋与这显贵的皇族血统不无关系。

赵宋皇族是一个有着浓厚的艺文传统的家族。这种传统早就从奠定佑文政策的赵匡胤时就已经开始了。赵匡胤虽为一介武夫，却很懂得文治的意义和文化人的重要。登基称帝后，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发展，很快由一介武夫变成为“性好艺文”的尊儒重文之君，而且能诗能文。在他的文治努力下，“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宋史》卷三《本纪第三？太祖三》。据传，当初赵匡胤黄袍着身之后曾秘密地制作了一块“誓碑”，誓词共有3条，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此事不见于正史，但不管它是否确切，“不杀士大大”的说法与宋代历史则基本符合。从总体上看，其他朝代士大夫动辄被杀头情况在宋代并不存在。对文人的爱护和尊重，实质上是对文明和才学的敬畏。正是这种敬畏促成了宋廷佑文的基本国策，也造就了一个“文采风流”的皇族。

宋真宗更是锐意文史，他亲自为龙图阁撰制和书写文词，并召近臣前往观赏，说：“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以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宋史》卷八《本纪第八？真宗三》。后来宰相丁谓请求将其文词镂板发行，从内宫一下就拿出了722集，可见真宗真是雅兴不浅。

后世历代皇帝多有风流儒雅之人，宋仁宗即是一个诗书皆通的风雅之帝，“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作《观书诗》，命韩琦等属和”《宋史》卷十二《本纪第十二？仁宗四》。宋英宗好读书，行似儒者。宋哲宗为太子时曾手书佛书，为父皇祈福，“所书字极端谨”《宋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哲宗一》。

宋王朝建立伊始，就把经营翰林图画院作为重文政策的一部分，给予画家以各种优厚的待遇。同时在王室中也竭力加以提倡，博雅赅洽，丹青自娱，蔚为风气，直到南宋亡国，擅长绘画的帝王宗亲代不乏人。在宋代历朝的国君中，最具艺术气质和卓异才华的当数宋徽宗赵佶了。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不过从艺术史上来看，他则是一个杰出的画家、书法家，还能诗擅词。他艺术上的光辉成就和政治上的暗弱无能恰成强烈的对比。

赵佶自幼即酷爱书画，即位后，对绘画的关怀比对国家大事更为用心。他选集了三国以来的古今名画1500件，名做《宣和睿览集》，另外还敕令编撰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赵佶的绘画艺术成就突出，尤以传统的工笔重彩花鸟画最有特色，传世作品也以花鸟画较多，现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湾都藏有其真迹，尚有不少流散国外。也能作人物、山水及各种杂画，画法以精细工丽为主，妙趣自然，一丝不苟，凡签名及题句都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书写，字体秀劲，画面工丽，相得益彰。赵佶不仅自己在绘艺上取得成就，还使北宋画院得到了很大发展，并把绘画也列入科举制中，命题取试，由此奠定了两宋画院在历史上的地位。

赵孟頫对于徽宗画艺推崇备至，元贞二年（1296）在他43岁这年中秋节有幸观赏到徽宗的佳作《明皇训子图》，叹赞不已，为之倾倒，题识称画中“人物古雅，笔意精巧”，瘦金体写的跋文“天骨遒然，逸趣蔼然”，认为徽宗的才艺“信不在李重光(指李煜)下”，连声赞叹：“真英笔!”“诚足珍矣!”(清)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三《宋徽宗画明皇训子图卷》，转引任道斌《赵孟頫系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

除赵佶之外，据《宋史》、《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继》、《图绘宝鉴》等典籍记载，宋宗室中以擅长绘画而知名的皇子皇孙尚有赵元俨、赵祯、赵惟城、赵宗汉、赵宗闵、赵、赵仲、赵仲、赵叔盎、赵令穰、赵令松、赵令庇、赵令睃、赵孝颖、赵士遵、赵士腆、赵士雷、赵士表、赵士衍、赵士安、赵子厚、赵楷、赵桓、赵构、赵伯驹、赵伯、赵师、赵师宰、赵与愿、赵与勤、赵孟奎、赵孟坚、赵孟淳等等。徐建融：《赵令穰赵孟頫赵伯驹》，《中国历代画家大观丛书？宋元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像这样大批宗室画家的出现，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不曾有过的，宗室子弟中可称书法家、诗人的就更多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偶然，它表明了赵宋皇族有着不俗的艺术资质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正是赵宋王朝长期奉行佑文政策的结果。宋代统治者佑文抑武的政策促成了高度发展的宋文明，灿烂的宋文明成就了一代才情风流的文化人。这些宗室文学家、艺术家与赵孟頫虽然不一定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至少说明这样一个充满了文化气息和艺术情调的家族，对于赵孟頫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宋宗室书画家中对赵孟頫影响最大的当数高宗赵构和其父赵与。

赵构作为南宋的开国之帝，在金人面前软弱屈膝，忍耻苟且而偏安江南，然耽情笔札，其书法却造诣颇高，独成一格，因其陵墓名为“永思陵”，宋人也称之以“思陵”，他的书法因而也被称为“思陵体”。在宋一代诸帝王中，宋高宗的书法堪称第一，即整个南宋书坛亦无人能出其右。其论书所标举在“趣味”，所推重在六朝，尤尚王羲之。赵构对宋人书评价不甚高，如《翰墨志》中认为“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者，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唯对米芾强于对他人的评价：“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如结合赵构的墨迹，就可以理解，他的书法追求在流美、潇洒、含蓄的方面，而且要得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六朝古法，对豪纵、雄强、开张一路风格不以为然。这作为一种艺术追求当然无可厚非，但作为偏安君主，也就难怪其没有恢复中原的气魄与才略了。

赵孟頫自5岁起就开始学书，习《千字文》一卷，10年不下楼，几无间日，用功甚勤，据说要写足500纸，一天达一万字，可见所下功夫是相当惊人的。关于师承，元末明初的宋濂在其《宋文宪公全集》中有如下记载：

盖公之字法凡屡变，初临思陵，后取则钟繇及羲、献，末复留意李北海（邕）。此正所谓学羲、献者也。

南宋人趋于时尚，好学本朝人的字。赵孟頫也不例外。他以学思陵体入手，上溯魏晋，实际上寻到了一条学书的便捷之路。从今天赵孟頫的书迹看，“初临思陵”是有迹可循的。赵构的书法，初师苏、米，后转学二王，这种以师古为尚、深察古法、精熟而得的学习方法，深深影响了赵孟頫书法的一生。赵孟頫的书法祈尚与赵构是基本一致的，他后来的《论书》诗表明了他对王羲之的高度评价：

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

《裹》若能长住世，《子鸾》未必可惊人。

苍腾古木千年意，野草闲花几日春。

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本书所引赵孟頫诗作均见《松雪斋集》，凡引文已有篇名者，不再一一注明卷数。

这“落笔奔腾”就是对王羲之字势雄强的一种感受，可见赵孟頫是把复兴王羲之古法作为一种历史责任。正因为书法见解上的高度一致性，赵孟頫前期书作与赵构的作品有惊人的相似处。他曾在题《思陵书孝经》后云：“至于圣翰，沉潜展玩，留心多矣。”从有据可考的著录看，赵孟頫19岁于“印水山房”所作行书《读书乐趣》篇学宋高宗笔法，落墨遒劲。24岁时所作的《书画合卷》，书法有宋高宗笔意，蓄大风撼毫之态。30岁所书《杜工部秋兴诗》“玉露凋伤枫树林”、“夔府孤城落日斜”、“千家山郭静朝晖”、“瞿塘峡口曲江头”4首，亦为学高宗书，韵度丰艳。34岁时的行草作品《题王献之书保母碑》与赵构的行草《洛神赋》何其相似。因此可以说，赵孟頫30岁之前肯定是学过宋高宗的，即时人所谓“全具思陵体格”(清)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卷二《宋元翰墨精册》第四种《元赵文敏行书读书乐趣》。

赵孟頫的父亲赵与，号菊坡，也善诗文，富收藏，多与画家文人交往。据《珊瑚网？画录》所载，由赵与所收藏的名画就有《唐画人物》、《梅枝上鹰》、《徽宗画水墨草虫》等10余件。赵孟頫出生那一年，其父赵与42岁，以朝请大夫知平江府，并主管建康府崇禧观。至赵孟頫4岁时，其父升任太府卿，后又历任司农卿兼左司郎中、两浙计度转运副使、集英殿修撰、宝章阁待制、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枢密都承旨、江东转运使、敷文阁待制、知平江府等职，受皇帝宠遇。赵孟頫7岁时，随父宦游金陵。

赵孟頫有着极高的天赋，又有着优越的成长环境。他的兄姊们也多受家庭熏陶，喜欢诗词，爱好书画。随着一天天长大，赵孟頫聪颖的资质也越来越显露出来。父亲赵与惊异地发现这个儿子有着特别好的记忆力和感悟力，古人的诗，他虽不懂讲的什么意思，但只要教他读上两遍，就能朗朗背出，心里确有几分喜爱，也就有意识地教他练字学画，5岁这年就送他入了家塾开蒙。

赵孟頫聪明、勤奋又文静，在塾学中深得老师的喜欢，他读书一目十行，且过目成诵。经过私塾的训练和父亲的指教，其书画技法日益长进。此时他临帖练字的纸片后来竟成了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后来赵孟頫43岁那年发生的一件趣事即说明了这一点。那年他正在江南病休，一位名田良卿的人在市场上花重金买了幅他所书的《千字文》一卷，专门找上门来请赵孟頫题跋。《千字文》乃由1000多个字编成四言文章，便于初学者诵读、识字，就如《三字经》一般，以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的流传最广，以隋朝智永书写得最好。赵孟頫一生写过无数本《千字文》，多作于年轻时。那时他写书法，如同市井常人一样漫不经心地写着玩，写完也不珍惜，随手就扔了，而田良卿拿来的这件也正是他早年的作品，于是饶有兴趣地题跋道：
仆廿年来写《千文》以百数，此卷殆数年前所书，当时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今日视之，不知孰为胜也。田君良卿于骆驼桥市中买得此卷，持来求跋，为书其后。因思自五岁入小学学书，不过如市人，漫尔学之耳，不意时人持去可以鬻钱。而吾良卿又捐钱若干缗以购之，皆可笑也。陶宗仪：《辍耕录》卷七《赵魏公书画》。《辍耕录》，一名《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赵孟頫画马是一绝，而这画马的功夫也是从儿时开始打下的。他幼时对画马十分痴迷，只要看到一片纸，都要在上面画上匹马才舍得扔掉。

赵孟頫11岁时，其父赵与进显谟阁待制，任两浙转运使，除权户部侍郎。这年十月，理宗崩，赵即位，是为度宗，这位新登基的皇帝很看重他的这位宗亲，马上擢拔为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这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直接关系着京城临安的稳定和安全。第二年年初，又赐进士出身。然而，没想到在仕途上可谓是春风得意的赵与于三月二十三日猝死在官府中，离开了风雨飘摇之中正需要他鼎力辅佐的南宋朝廷和有着20多个子女的家庭。宋度宗闻讣震悼，下诏赐银300两、绢300匹以供葬殓，赠银青光禄大夫。赵与归葬湖州乌程县澄静乡聂村，享年53岁。

关于他的父亲，赵孟頫在32岁后罢官回乡时所写的《先侍郎阡表》中说：

府君玉立长身，眉目秀，襟度洒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学，躬布衣韦带之行，才任治剧……所至皆有惠爱，仕二十年，先世园田乃更加损。先友礼部侍郎东平刘公震孙诔之曰：府君于时为循吏，于朝为名卿，于国为信厚公族。世以为知言。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大略了解到，赵与长得身材高挑，五官清秀，为人处世和善通达，有学问，有修养，为政廉洁，不讲究奢华享受，以百姓的亲和平安为要务。当了20年官，原来的家产不仅没增加，反而还少了。父亲去世时，赵孟頫只有12虚岁，还不可能对父亲有太深的了解，但和善博学的父亲给他的印象则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父亲为政的经历和业绩，无形中构成了他确定未来人生道路的一个标的。父亲的形象在他的心里虽然只是感性的，但在赵孟頫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父亲的影子。

对赵孟頫艺术有影响的宋宗室画家中，尚有赵令穰和赵伯驹。两人在宋宗室画家中成就最高，对元代画坛有极大影响。元初著名画家钱选，画法上就曾师学赵伯驹，兼师赵令穰。钱选是赵孟頫的同乡、师友，二人在绘画的美学追求和风格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赵孟頫的画也受到赵令穰和赵伯驹的一定影响。

了解了赵宋皇族“文采风流”的传统，我们便不难理解，皇族王孙的身份对于赵孟頫不仅是一种贵族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秉承文化艺术资质的衣钵。
作为一个文人，赵孟頫是幸运的。他不仅出生在崇尚文明的宋代，身上熏染着皇族的艺术气质和风雅传统，同时命运还将他降生在了中国大地上风光最美的江南水乡。
吴越古邑、东南望郡湖州，位于太湖流域西南部。境内西北天目山千峰荟萃，绵亘千里。东南为冲积平原，水网密布，土壤肥美。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这块丘陵与平原交接的土地，古代曾有过自己的辉煌。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里聚居生息，是长江流域原始文化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距今6000多年的邱城遗址、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和4700多年前的钱山漾遗址都是明证。公元前248年后，楚春申君黄歇于此筑城，以泽地菰草丛生，故名菰城。秦灭楚后，以乌巾、程林二氏善于酿酒而易名乌程。三国时，东吴据地势水流之便置吴兴郡，取吴国兴盛之义，下治乌程、余杭、临水、安吉、於潜等9县，成为太湖流域南部之政治中心。隋仁寿二年(602)置州治，以滨太湖而更名湖州，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

天目西来，苕水流长，太湖北依，绿水青山，芳草溪流，鱼池曲桥，亭台楼阁，水光云影，因而元文学家戴表元曾作《湖州》诗云：“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在这57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簇拥着一个个美丽的天地。那碧绿如茵的平原，飘逸如缎的水网，还有晶亮如镜的湖泊，把运河身边的这块土地装扮得格外秀丽迷人。千里青绿田畴，都是水稻桑麻。河漾环绕着的许多古镇，竟有“烟火十万人家”。这里是世界丝绸文化和湖笔文化的发祥地，其丝绸和湖笔不仅早已冠绝海内，且有“湖丝衣天下”和“毛颖之冠甲天下”之美誉。正如赵孟頫诗中所说，“吴兴潇洒郡，自古富人物”《松雪斋集》卷三《题先贤张公十咏图》。

赵孟頫入仕后曾在一首《纪旧游》的诗里这样深情地描写他的故乡：

二月江南莺乱飞，百花满树柳依依。

落红无数迷歌扇，嫩绿多情妒舞衣。

金鸭焚香川上暝，画船挝鼓月中归。

如今寂寂东风里，把酒无言对夕晖。

这就是吴兴，他出生和长期生活的地方，这是一片风光秀丽和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土地。这片热土给予了他生命的活力，给予了他艺术的灵感，给予了他生活的信念。当他离开家乡后，故乡就成了他绵绵不断的梦思。在他手订的《松雪斋文集》中，开卷第一篇就是赞美家乡的《吴兴赋》，此文是其少数几篇长文之一。状尽家乡吴兴山川地理、四时风物和风景名胜、历史沿革等。作品从吴兴的势雄乎楚越的山川形势写起，继而历数各个朝代风流互映的名士显宦，随之描述丰富的土地之所出，极言家乡的富庶丰裕之状，最后叙写因兴文教而致“家有诗书之声，户习廉耻之道”的文明隆盛，落笔于“以仁义为化，礼乐为政”的题旨。全文文采华美，层次井然，铺排张扬而意脉贯通，写景摹物而情事相融，义深旨宏而无说教之痕。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约略可窥赵孟頫对吴兴地理环境感情之一斑，在他看来什么都可变，就是地理环境无法改变。对此得意之作，赵孟頫于大德六年(1302)49岁重书此旧作时，深深感叹道：
吾年廿余作此赋，今四十有九矣，学无日益之功，援笔之余，深以自愧而已。(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四《赵文敏书吴兴赋卷》。
在吴兴“龙腾兽舞，云蒸霞起”的丛山之中，最著名的当数弁山和道场山了，这也是赵孟頫在家乡最喜欢游赏的地方。在弁山云峰顶眺望36000顷太湖，雄浑苍茫，长风浩荡，风帆远山，如在眼前，东西72港逶迤远去，隐约可见。在一首《重游弁山》诗里，赵孟頫这样描写道：

竹色迷行径，松声汹座隅。
水清花自照，风暖鸟相呼。
饮罢思棋局，歌长缺唾壶。
重来潇洒地，聊足慰须臾。

湖州城南的道场山，也是一处绝佳的美景，“道场晓霁”被列为“吴兴八景”之首。赵孟頫的《次韵刚父无逸游南山作》诗也记下了他游赏此山的豪兴：

绝顶清秋凌翠烟，登临应费酒如川。

平生能着几两屐，负郭何须二顷田。

初日出云光射地，双溪入湖波接天。

升高望远我所爱，青壁有路何当缘。

正是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培育出了赵孟頫这样的艺术家。可以说，赵孟頫是美丽的吴兴山水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份丰厚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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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乱如麻发愤苦学

赵孟頫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他降生时就已有了众多的兄姊。其生母丘氏夫人乃其父赵与之后妻。赵与41岁那年，妻子李氏病逝，为他留下了4个儿子。丘夫人到了赵府又接连生下4个儿子，赵孟頫为第三个。此外，赵孟頫还有14个姐妹。如果加上家丁、侍女，少说也有30多人，赵孟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其父总共生了8男14女。8男依次是：孟、孟颁、孟硕、孟颂、孟、孟颢、孟、孟。姐妹14人：孟巽、孟鼎、孟兑、孟归、孟艮、孟家、孟比、孟益、孟萃、孟渐、孟豫、孟遇、孟过、孟既。除孟过、孟既未嫁而亡外，姐妹分别为沈昌言、史周卿、韩浩、陈好谦、张伯淳、韩巽父、印直传、印德传、钱澄、钱谊、沈光谦、施谊妻。
赵孟頫在8个兄弟中排行第七，又系偏房所出，兄弟们或大或小都当过官。孟，将仕佐郎、杭州路儒学教授；孟颢，奉议大夫、沧盐使；孟，承务郎同知南剑。其余弟兄都曾仕宋。在这样一个儿女众多的大家庭里，赵孟頫这个庶出之子显然是不会受到特别关注的。十来岁的年龄，正是一个人的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需要父爱的时候，父爱给孩子以宽厚的胸怀、坚毅的品质和进取的精神，所有这些对于一个男孩子尤其重要。然而赵孟頫却在这个时候失去了父爱，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和缺憾。有学者认为赵孟頫一生中“最缺少的是本应来自父辈的阳刚之气，取而代之的是处世隐讳柔顺，加之以后特定的朝廷生活，遂造就了他多疑、警觉和过敏的个性”余辉：《赵孟頫仕元心态及个性心理》，载《赵孟頫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版。从赵孟頫后来一生的经历来看，这种观点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随着父亲赵与的去世，赵家家境每况愈下，在坎坷忧患中度日维艰。然而对于赵孟頫来讲，不幸中的幸运之事，是他还有一位慈爱贤能又通达事理的母亲。丈夫的突然亡故，好像天空一夜间塌了下来，一个大家庭顿时失去了主心骨，家庭生活骤然失去了基本的经济来源，眼下还有大小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呢?丘夫人痛不欲生，但她没有倒下，拭去眼泪，勇敢地去迎接生活的磨难。丘夫人深知封建家庭中她作为一个庶母的地位和责任，她也知道自己所生的孩子在家中处在怎样的位置，她更知道要使家中20多个同父异母的孩子和睦相处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她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与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时要有礼貌，要学会忍让，闹了纠纷也总是先批评自己的孩子。她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格外重视，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虽然也是皇孙，但庶出的身份，使他们日后不能像嫡子那样得益于父辈的恩荫，只有靠他们自己本身的努力才能有出息有地位。
她最担心的还是赵孟頫，这孩子聪慧绝顶，好学上进，丈夫生前对他特别钟爱，说他日后必成大材，经常检查他的学业，有时还把着手教他学书练画。现在丈夫不在了，她真怕儿子就此一蹶不振，不思上进，成为一个走狗斗鸡的纨绔子弟。她声泪俱下地告诫他要发愤苦读：“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元)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以下简称杨载《行状》。母亲说罢，一滴滴的泪水落在了自己的衣襟上，也落到了赵孟頫的心上。赵孟頫深深地震惊了，以前学文习字只是觉得好玩，他觉得父亲是朝廷高官，自己又是皇孙，将来顺理成章也是为官为宦，从来没想到过将来会怎么样，更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小孩子还负有这么大责任。母亲的一番话让他醒悟了，他像是一下子长大了，开始发愤了，“由是刻厉，昼夜不休，性通敏，书一目辄成诵”(元)杨载：《行状》。几年工夫读遍了家里所藏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诗文书画的创作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作诗是赵孟頫为学的一门基本功课，他努力学习、模仿古人，同时也试着创造自己的风格，日积月累，打下了扎实的功底。此期的习作大多没有保存下来，从其17岁所作的《烈妇行》一诗可一睹少年赵孟頫的文采。诗云：
客车何，夫挽妇为推。问君将安去，言往枣阳戍。官事有程宿车下，夜半可怜逢猛虎。夫命悬虎口，妇怒发指天。十步之内血相溅，夫难再得虎可前。宁与夫死，毋与虎生。呼儿取刃力与争，虎死夫活心始平。男儿节义有如许，万岁千秋可以事明主，冯妇、卞庄安足数！呜呼！猛虎逢，尚可宁。成宁成，奈何汝！
此诗写的是州军士刘平妻胡氏杀虎救夫的故事，这是一首古体诗，句式自由，不拘一格，叙事流畅，人物形象生动。胡氏救夫心切，勇武果敢，以一妇人之力杀死猛兽，确是旷古未有，可歌可颂。诗的语言虽不十分纯熟，但诗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情节的叙述颇见功力。
面对祖宗江山像个病入膏肓的老者一天天溃烂下去，我们不难看出诗末几句的慨叹作者是有感而发的。“男儿节义有如许，万岁千秋可以事明主”，分明是在感慨朝廷缺少像胡氏这样有“节义”的“男儿”，但他没有参与朝政的权力，也没有从戎御敌的本领。虽然刚14岁的赵孟頫以父荫补官，但因年岁小，而后仍以读书、练字、作文为主。为了排解心中的苦恼，他让自己躲在书斋画室里，放身于长林丰草间，以此来忘却纷扰的世事。对于那段闭门读书的生活，赵孟頫19岁时在“印水山房”所作的《读书乐趣》中有生动记载：
余家深山之中，当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华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翰、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穿松竹，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齿濯足……
文章用行楷书写在一个纸本上，字体学宋高宗笔法，落墨遒劲，文后押“印水山房”方印。此纸本是赵孟頫早期一件十分难得的书法珍品，历来为收藏家所重视。年轻的赵孟頫阅读广泛，经史百家皆有研究。正是这些代表民族文化的经典开阔了他的视野，构筑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内涵，奠定了他日后从政入仕和艺术创作的坚实根基。没有人世嘈杂的自然山水，给了赵孟頫一个读书的幽静环境。同时，这自然山水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老师，他与麋犊共栖息，与松竹同徘徊，没有机心的自然让心境归于宁静，让他感受到造化的奇妙，也给予他以生活的启迪。对于山泉林禽的观察和思考，成了他文艺创作的源泉和表现的对象。
多年的刻厉读书，已使他领悟了传统文化的真谛，有了自立自强的学识与本领。就在他书写《读书乐趣》的这一年，赵孟頫走出山房，赴临安去参加国子监的考试。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19岁的赵孟頫一举成功，试中后“注真州（今属江苏六合、仪征一带）司户参军”杨载：《行状》，所谓注官并不是实际到任的职务，而是一种拟授的官职，即预备官。这次国子监考试，赵孟頫初试锋芒，使他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信心。
不幸的是，满怀壮志走出山房的赵孟頫，已不可能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上再有施展才华的天地，其时，南宋王朝岌岌可危，已处在灭亡的前夜。本来就十分腐朽的政权，经奸相贾似道误国，已浊乱不堪。同时的蒙古军又十分强大，分兵攻击南宋。历史的变迁无情地打破了他“封侯”的梦想，中断了他依照传统人生价值观所设计的生活进程。就在赵孟頫试中国子监的前一年即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正式发布《建国号诏》，法《春秋》之正始，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以元朝政权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忽必烈即元世祖。蒙古这个名称已不足表示新王朝的含义，“大元”国号是元代大一统的标志，更是忽必烈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宣言。
咸淳九年（1273），元军用回回人亦思马所制巨炮攻襄阳(今湖北襄樊)，由于在四川的南宋军民的坚持抵抗，前后经过5年进攻，襄阳才被蒙古军攻占。这意味着作为南宋最后屏障的生命线长江将土崩瓦解。1275年，度宗死，恭宗立，这年正月，蒙古军大败宋军于长江两岸。第二年蒙古军攻陷临安，谢太后率幼帝和百官出降，旋即与皇族、妃嫔、宫女3000余人连同皇家玺印、典册、法驾、卤簿、文物、图书等等一起被掠北去。昔日的皇朝显贵，一夜之间成了亡国之人。虽然当时朝中尚有文天祥这样的爱国英雄临危受命，仍在不屈不挠地支撑战斗，可是既倒狂澜已无可挽救。到卫王祥兴二年（1279），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山被元军攻占，南宋灭亡。这场江山变易的剧烈程度更超过了历史上的靖康之难，因为人们不再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异族的铁蹄了。国乱如麻，赵孟頫这小小的“参军”职位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丢失。
对南宋政权，赵孟頫是痛心和失望的。南宋立国之初，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英勇抗击之下，南侵金兵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如果乘胜追击，收复北方失地，索回徽、钦二帝是完全可能的，但宋高宗唯恐父兄还朝，自己帝位不保，与权相秦桧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金人称臣纳贡，打击主战派，并居然应金人要求，杀害抗金英雄岳飞等爱国将领。南宋灭亡后，亡国皇帝赵和状元宰相留梦炎居然奉元朝统治者之命，先后去劝降身陷囹圄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孟子？尽心下》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从儒家的正统观念来看，南宋王朝这样一个根本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府，在蒙古铁骑雷霆疾电般的捣击下，其灭亡是注定的。
宋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赵孟頫一直处于难以排遣的哀愁之中。举目所触，看到的是战火的余烬，看到祖宗基业的300年脉系由此断绝，心中充满了悲愤。当他想到自己多年辛辛苦苦所学的经邦济世之学，因此而再无用武之地就感到痛惜万分；想到自幼所期盼的“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的人生理想将永远化为泡影，就会陷入一种极度的失望之中。作为赵氏皇族的子孙，赵孟頫对宋王朝的覆亡有着比一般士人更深更多的悲伤和感慨。
南宋的诗人们虽然也大骂秦桧误国，却不敢公开指责本朝皇帝。但赵孟頫先后写下了《钱塘怀古》、《岳鄂王墓》、《咏逸民十一首》等诗篇，情景并茂，哀婉动人，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对南宋君臣自毁长城、不以国家和苍生为重的卖国行为的愤慨，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宋高宗。其《钱塘怀古》诗云：

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烟花非旧游。

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

湖山靡靡今犹在，江水悠悠只自流。

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

“帝王州”钱塘（今杭州）昔为南宋都城，“参差十万人家”，何等繁华，而今已是物是人非。山犹在，湖犹在，大好景色如旧，但人不如昨，美好江山已换新主，只有悠悠江水依旧滚滚东流，真正流水无情啊。
在杭州，赵孟頫专门去祭奠抗金英雄岳飞的陵墓，缅怀英雄的事迹，想到南宋亡国的教训，他感慨万千，写了一首七律《岳鄂王墓》：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这首沉痛悲愤、妙绝古今的佳作读来使人悲莫能禁。一、二句写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却惨遭陷害而死，而今坟草青青，空余一片荒凉景象和黍离之悲；三、四句写昏君、奸臣误国，致使沦陷区人民徒怀爱国之情；五、六句先写英雄屈死，这是悲剧，再写大好河山再也不能赖以收拾，南宋偏安一隅，怎么也不能振兴，“遂不支”，悲莫大焉；末两句用拟人手法写出，山不胜悲，水不胜悲，可说是至悲至惨了。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曾云：“岳王墓诗，不下数十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如赵魏公作。”
南宋与东晋政权处境相似，但东晋尚能森严壁垒，不畏强敌，不仅几度北伐，而且淝水大战以少胜多，打败了猖狂南侵的前秦。南宋朝廷却畏敌如虎，不惜向敌人鬻地纳贡，称子称臣。以求苟存，与东晋相比，更为孱弱无能。赵孟頫往往通过这两个政权的对比，直接谴责南宋朝廷：“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松雪斋集》卷四《和姚子敬秋怀五首》之三。、“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松雪斋集》卷四《闻捣衣》，其谴责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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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林泉书画寄志

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对先进的汉民族的征服，怎么说也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在南宋内部，师败国亡所显示的则是忠义在奸邪面前的无力，这使青年赵孟頫所接受的正统价值观受到了无情的嘲弄。他感到自幼所学的经邦济世之论顿然失去了意义，兴亡巨变令他感到一种人生和世界的虚无和幻灭，他无法从感情上承认新朝的统治，更不愿意与之合作。于是他决定终生隐居林泉，玩世以求摆脱内心的愁苦。他在《次韵子俊》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岁云暮矣役车休，蟋蟀在堂增客愁。

少年风月悲清夜，故国山川入素秋。

佳菊已开催节物，扁舟欲买访林丘。

从今放浪形骸外，何处人间有悔尤。

隐逸山林、高蹈尘外的决心，使赵孟頫对古代逸民产生了强烈的仰慕之情，他曾作11首《咏逸民》表达他由衷的向往之情，从中可大略了解他在宋亡之初的心态。其中第一首咏殷末周初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为食之事。在诗中作者对他们“于心有不厌，视世等埃尘。俯仰志不屈，又不辱其身”的独立人格表示了极大的敬佩：“谁言首阳山，卓与嵩华邻。采采山中薇，愧尔肉食人。”在他看来，隐逸正是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保持做人的尊严。
赵孟頫决心做布衣隐士，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他所接受的儒家人生价值观，只是不得已罢了。《咏逸民》第二首交代了他的内心隐衷，“劳生本非情，禄仕吾不苟”，隐逸田园意味着要忍受贫穷，忍受劳苦，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乐意如此。读书做官，荣华富贵，是他所企盼的，但是他不愿仅为了“俸禄”而失去尊严和道义去苟且出仕。隐居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青春的生命一天天消逝，却看不到实现理想建立功名的希望，这使他感到难以言喻的苦闷。赵孟頫的苦闷焦虑，使他一度情绪消沉。对此，丘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偏房的丘夫人想必有过许多辛酸的经历，隐忍以过，她唯有将满腹爱心和希望倾注于赵孟頫身上，希冀通过他的出人头地获得自身心理的平衡。爱之愈深，教之愈严。他的母亲又一次告诫他：“圣朝必收江南贤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异以常人？”杨载：《行状》。
这是多么沉痛的话！这番话对于身怀志向的赵孟頫来说是一种安慰，一种鼓舞和希望。年轻的赵孟頫清楚地认识到，要想赵氏家族继续荣耀，要想出人头地，就要有学问。于是在痛苦与贫困中居于故里，苦研学问，并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以谋“异于常人”，期望着有一天能像古代圣贤一样报国济民，做一番名垂青史的事业。尽管他不愿忍受贫穷劳苦，但他不会轻易出仕元廷，他需要适当的时机和环境，还有过硬的自身条件。他知道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努力读书，增长才干。此时，他再度以7年之久的闭门读书潜心耕砚，使自己成为满腹经纶、身怀绝技之才。
两宋以来，吴兴一带文化颇为发达，这里集中了一批画家文人。在母亲的教育下，赵孟頫放乎山水之间而乐乎名教之中。他师从寓居于湖州的名儒敖继公质问疑义，学习经史，向钱选学习画法，常和当地文人逸士相往来。其中敖继公和钱选是对年轻的赵孟頫颇有影响的两位师长和至交。
敖继公，字善夫，福建长乐人，学识渊博，究心经术，对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有特别的造诣，曾著有《仪礼集说》。后为江浙平章高克恭荐信州教授，未赴而卒。赵孟頫常常问学于敖继公，后来正式拜师于门下，在敖继公的指导下精心研读儒家的各种经典。
钱选（约1239?D1299），字舜举，号玉潭，又号川翁、习懒翁、清曜老人等。南宋景定乡贡、进士，吴兴人。擅画人物、花鸟、蔬果及山水，笔致柔劲，着色清丽。精音律之学，又能诗，为世人所重。钱选和赵孟頫是元初画坛的佼佼者，二人既是吴兴同乡，而且交往甚为密切，唯独对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态度大相径庭。钱选入元不仕，宋亡后隐居不仕，游放乎山水之间，而乐乎于名教之中，以画自隐，在江南有重名。他与赵孟頫等人，在元初有“吴兴八俊”之称。
赵孟頫当年向钱选请教画学，问他何为士气？他答曰：“隶体耳。画史能办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然又有关捩，要得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明)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十五，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强调融书法之笔法于画法，即运笔稳重沉朴，如写古隶一样，实是针对南宋末年行笔挥洒过分轻率，流于浅薄之弊病而言的。赵孟頫在画法上深受他影响。钱选的山水远师唐人，山石仅勾轮廓而不用皴，树法力求质朴而不忌生拙；近师赵千里，淡墨渍染与青经设色相结合，以增华彩。而这些特点不时在赵孟頫山水画中留有痕迹。后来尽管因赵孟頫出仕而两人龃龉不合，但赵孟頫仍尊崇他，常有诗词给他。在赵孟頫的诗作中，为钱选而作的就有《四慕诗和钱舜举》、《题舜举小隐图》、《题舜举着色梨花》、《题舜举摹伯时二马图》、《次韵舜举春日感兴》、《题舜举折枝花》等。赵孟頫称他的山水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钱选作为宋末的最后一位名画家，与其说是赵孟頫的对立面，毋宁说是引渡他往传统绘画中沉潜的津梁。
赵孟頫还笃于儒家经史典籍，曾对《尚书》进行专门研究。《尚书》即上古之书,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传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赵孟頫于26岁时开始撰述《书古今文集注》一书的初稿，中间一度因故辍止，直到大德元年(1297)44岁时才完成全书。该书收集《尚书》今文、古文及前人注解，细加考辨，以明其复兴儒学之意。在书的序言里，他感慨道：“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余恐是书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众也。”从赵孟頫数十年对《尚书》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为学的刻苦与认真。
赵孟頫读书为学，并不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只知皓首穷经的迂儒，良好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的艺术气质使他自幼喜爱书画和音乐，在宋亡后隐居的日子里，艺术的追求和研习便成了他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书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继承性大于创造性的艺术，自汉晋以来，五体成熟之后虽有其风格的嬗变，然终无新体的出现，即证明了它的“超稳定性”。后人无论怎样花样翻新，也只能在继承中求发展，在融会中求新变。赵孟頫深谙此理。因此他不拘一家，博涉多优，他这时期的书法仍然以学宋高宗思陵体为主，笔墨之间透露着青年人特有的活力和快捷。此期的书法作品见于记载的有其24岁所作的《书画合卷》和30岁所书的《杜甫秋兴四首》两件。前者字体酷肖思陵笔意，但更为流畅，“笔无停机，有大风撼毫之态。似此意到笔随，一日万字，诚不难办”(清)杨恩寿：《眼福编》卷三《元赵文敏公书画合卷跋》，由此可见赵孟頫笔法的纯熟轻盈。后者字体也学思陵体，杜甫《秋兴诗》原有8首，时有一沈姓友人持纸求赵孟頫书，赵孟頫一下笔，字写大了，无奈纸短，只写了其中4首，写得韵度丰艳，与后期作品有极大差异。69岁时赵孟頫曾为此作再度题跋，说“此书是吾四十年前所书，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清)吴升：《大观录》卷八《赵孟頫书杜工部秋兴诗卷》。这幅字是赵孟頫存世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墨迹。
宋高宗赵构的书法追求在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六朝古法，赵孟頫或许受其影响之故，也处处留意古法帖。在他31岁那年5月，偶然在一家书铺中看到了《淳化阁帖》的卷二、五、八，欣喜万分,立即不惜重金买了回来。淳化(990?D994)是宋太宗的年号。宋初，经五代战乱之后，皇家的古帖藏本散落民间，不知所终，与唐时相比不及百分之一。太宗喜好书法，尤爱古帖，有些帖本看不到便很以为憾，于是在淳化年间下诏令翰林侍读王著到民间广购古帖，然后将所购得的帖本由上古至唐，分为10卷，摹写刻板。印刷后宗室大臣每人一本。此后凡遇大臣进宫，就赐墨本一册，不久便赐完了。当时印刷用的是极品的歙州贡墨，深黑而富于光泽。后来元年间有人曾从宫中借出书版印百本，由于所用墨不同，质量大为逊色。至元初，《淳化阁帖》祖本已极难见到了。
十得其三后，赵孟頫既欣喜又遗憾，便处处留心，逢人打听。第二年5月，终于得到了墨帖的卷一、三、四、六、七、八、十共7卷，多了第八卷，只缺第九卷了。一月后，打听到杭州康自许藏有此卷，便上门用多余的一卷《淳化阁帖》再加上一卷柳公权帖将此卷换了回来，终于凑齐了全帙。全帙的齐备令赵孟頫兴奋难已，他反复把玩，爱不释手。各卷虽然用墨有燥湿轻重之别，制作也有工巧拙朴之异，但都是淳化旧迹则无可怀疑。赵孟頫深知这10卷墨本的价值，于是欣然命笔，题下了一篇长长的跋文。文中除了记叙此帖的来历外，以“书契以来远矣”开头，历数了自中古至元以来的书法渊源。从此跋可看出，赵孟頫对书法发展史十分熟悉，对于书法史的基本问题也都有精辟的见解。虽然这个时期他学的是思陵体，但他在文中对于王羲之却是推崇备至。在说到晋二王时，赵孟頫曰：
至晋而大盛，渡江后右将军王羲之之徒，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故历代称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虽有善者，蔑以加矣。
赵孟頫书法艺术水平的迅速提高，与他敏锐深刻的欣赏目光是分不开的。对于古代名家墨迹，他并不是一味崇拜模仿，而是知其长短，择善而从。这一点，我们从他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二十一日所写的《评宋人十二人帖》中不难看到，这是在他应召北上之前写就的。他对整个宋朝的书家都做过研究。此帖中对宋代最重要的12位书法家的创作风格一一作了评述，评语多用比喻，形象可感，情词隽永。在赵孟頫笔下，构成作品的带有抽象美性质的线条被转换成直观的生动画面展示在人们面前，由此不同书法家独特的风格得以清晰的揭示和呈现，这大概只有像赵孟頫这样书画兼胜的艺术家才能做得如此得心应手。他提倡以书入画，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书画相通的锐敏感受。尽管他也喜宋苏、黄之书，谓“东坡如老熊当道，百兽畏服”，称黄庭坚“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但主观上，赵孟頫的审美情趣早已心仪王羲之。此时他已得《淳化阁帖》，先后见过王羲之的《眠食帖》、《大道帖》及王献之《保母帖》，曾为李跋王羲之《眠食帖》，称其章草“奇古雄强，精神逼人，指不可再屈也”(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丑集《王右军眠食帖》，台北市学海出版社1975年版。
可见，赵孟頫对二王之书法给予高度赞赏，说明他早就在心中树立了以二王为偶像，所以致使他一生以二王作为自己书法创作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追求甚而具有一种殉道式的真诚，几十年如一日，精耕细作，孜孜不倦地追求王书的神韵，数百遍、数千遍地临写《兰亭》诸帖，其细微程度达到了极致，即使细如发丝也一丝不苟地轻盈写出，最后终于得其筋骨、风神、韵度，又经过自己的审美整合，于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成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元)戴表元：《松雪斋文集？序》。的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
赵孟頫此期的绘画艺术也日臻精熟，但见诸记载的作品并不多。据有关专家考证温友言、徐跃东：《赵孟頫甲戌年写四条屏艺术及相关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甲戌年赵孟頫有名为《千秋侠侣》、《纯孝从军》、《关城秋戍》、《威武扬波》的4条屏传于世。4条屏为同一时期作品，其中《纯孝从军》落款书“甲戌七月”。这正是南宋度宗甲戌年（1274）七月，赵孟頫以21岁血气方刚的年轻画家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是完全可能的。赵孟頫经历了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作为宋宗室，又是一名年轻的书画家，在无法力挽狂澜的情况下，用什么去表达自己的激忿心情呢?只有用笔去创作反映自己心情的作品。因而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了4条屏。
《千秋侠侣》描绘了一壮士即将远上征途，在与家人离别时的一个场面，《纯孝从军》描绘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场面，《关城秋戍》描绘的是将士镇守山城的情景，《威武扬波》描绘的是一幅水上作战图。这4条屏以古喻今，借古颂今，激发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精神。
赵孟頫27岁时曾为朋友顾信作画。顾信，字善夫，昆山(今属江苏)人，以善书法出名，有奇珍秘癖。可惜此画已不传。这个时期，赵孟頫还临摹了大量的名家名作。33岁时，赵孟頫摹北宋李伯时《飞骑习射图》，还为道士杜道坚作《老子像》，并书《老子传》。
在痛苦与贫困中，赵孟頫居里中自力于学，精力充沛，每读书必思之至三才罢。他的诗、文、书、画都在这十余年间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勤奋加天资，使他很早便闻名乡里，“子昂未弱冠时，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稍长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车马所至，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人人心惬意满而去”戴表元：《松雪斋文集？序》。与当时的钱选、张复亨、牟应龙、萧子中、陈无逸、陈仲信、姚式等8人被誉为“吴兴八俊”。
这段时期，赵孟頫时常往返于湖州、杭州、德清等地，文人艺士都愿与之交流、切磋。世居于德清茅山脚下管家埭的管伸，与赵孟頫十分投机。管伸，字直夫，性倜傥，以任侠闻名乡里。虽当时赵孟頫尚处于落拓之中，但管伸独具慧眼，见其才华出众，神采风流，认为他非同一般，将来一定显贵腾达，便许女管道升于他。在父亲管伸眼里，其女管道升聪明过人，不仅贤淑温雅，且诗文书画样样皆擅，管伸又无子，视此女为掌上明珠，故必欲得佳婿而后适配，以至管道升年25岁还待字闺中。在这动乱年代，直到看中赵孟頫，管伸才终于如愿地将女儿许配给时年33岁的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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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喻蕙兰屡次辞荐

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元世祖忽必烈渐渐认识到启用江南士人的重要。蒙古统治者以强大的武力征服了有着高度文明的南宋王朝，可以说他们是在马背上得到的天下。在征服辽、金、宋的过程中，虽然蒙古族社会完成了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的转变，但是它封建化的程度是相当低的，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江南地区相比差距甚大，所以蒙古贵族如果继续靠武力征服来巩固和发展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是绝不可能的。对这一点，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清醒，早在漠北“潜邸”时就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特别赞赏唐太宗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业绩，并有意搜罗一批信佛崇儒的汉族士人为他出谋划策。他被授命主管“漠南汉地”事务后，更加紧罗致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知识分子为他当谋士，如海云禅师、刘秉忠、张文谦、张德、王鹗、赵璧辉等一大批人都成了他的智囊。忽必烈以他们作为承传汉文化精神的中坚力量，以使元代的统治绍续百代而同为正统。
忽必烈罗致江南士人的目的，一方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挟其军事上的威力，在广袤的版图内厉行野蛮的专制统治，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轻视汉人，蔑视文人，疏于文治，甚至废除科举制度，杜绝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为防止汉人的反抗，元朝统治者防卫森严，经常处于戒备状态。汉人特别是南人不准藏兵器、田猎、习武、养马，不准聚众祠祷、祈神赛社，甚至不许集市买卖。夜间实行戒严、禁止通行、点灯。元朝统治者还在全国驻扎军队，特别是在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共设戍兵63处。另外，设置里甲制，编30家为甲，以蒙古人为甲长，对汉人进行监控，受到了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始终非常尖锐。尤其是江南，为南宋故地，知识分子反元情绪更加炽烈。
另一方面，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就在南宋王朝形将就木之际，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以减轻常年的战争破坏、延续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的理论为指导，毅然跨越民族畛域而为新兴的蒙古王朝服务。忽必烈即帝位之前，他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曾对他讲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并向他灌输历代王朝统治的经验。他采纳了刘秉忠、姚枢、许衡和契丹人耶律楚材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正是在这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五服、祭令等，几乎都被元朝统治者陆续作为一代国制继承下来。宋儒构建的理学也在元代得以继承发展。由此可见，元朝在文化系脉上已基本上融入了华夏文明发展的链条之中，这样在道统上也使汉族士人加盟新朝排除了最主要的心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采取一系列措施广泛征召汉族士人，特别对南宋统治中心江南地区的文人极为重视。《元史？儒学传》载：“世祖初得江南，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尤重进士。”因此，当元军统帅伯颜占领南宋京城临安时，就下诏搜寻南宋旧臣和文人。
元廷罗致江南人才的政策，不可能对素有才名的赵孟頫没有一点触动，不过这个时候宋朝亡帝尸骨未寒，他还深深地沉浸在亡国的悲痛之中，作为宋宗室的他对于新朝在感情上不可避免地有着抵触情绪。此外，当时新朝统治未稳，他对其统治及其政策缺乏了解，因而此时元廷的征召不可能动摇他做逸民的决心。元廷那时的数次征召，搜罗了大批江南有用之士，其中有被迫强征的，也有积极主动的。对这些人，赵孟頫很不以为然，他曾在一首《古风》诗中借战国时期的情形予以讥讽：

周衰有战国，纷纷极荆蓁。

黄金聘辩士，驷马迎从人。

朝为刻骨仇，暮作歃血亲。

终然智力穷，奉身俱入秦。

诗中所写“黄金聘辩士，驷马迎从人”句反映的正是元世祖忽必烈求贤若渴的心情和优遇汉士的做法，“终然智力穷，奉身俱入秦”实为对江南汉士纷纷易主应召情形的描写，由“智力穷”一语可见作者对此等人的鄙视。所以此时的他决不会去做“朝为刻骨仇，暮作歃血亲”这种为人所不耻的事。
至元十九年（1282），曾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的夹谷之奇被召入京任吏部郎中，便力荐赵孟頫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夹谷之奇，字士常，号书隐，女真族人，也是个很有修养的文士，《元史》本传称其“为文章尤简严有法，多传于世云”。在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任上时，吴兴正属他的辖区内，他十分钦佩赵孟頫的学识和才华，曾专程拜访赵孟頫。二人一见如故，谈论古今，研讨艺文，十分投机，自此成为好友，常有诗文来往。但此时赵孟頫无意出山，便婉言辞谢夹谷的好意。后来夹谷之奇来江南出差，又专门与老友欢宴倾谈，谈话中免不了要提及辞荐之事。夹谷临行时，赵孟頫作《赠别夹谷公二首》相送，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向：

青青蕙兰花，含英在中林。

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

相去千里余，会合大江南。

促席谈自古，知我一何深。

此别虽非远，怀思渺难任。

公其爱体素，尚无金玉音。

从诗中可知，夹谷之奇对赵孟頫辞荐避世的隐衷是十分理解的。赵孟頫自喻为林中的“蕙兰花”，而喻夹谷公为能见花之“幽心”的“春风”，称夹谷“知我一何深”。这里一方面叙述朋友间的相知之情，另一方面也是在向朋友表明自己仍将继续隐逸林泉的心迹。
同年，时任行台御史的汉人程钜夫向元世祖忽必烈奏陈5件事：一取江南仕籍，二通南北之选，三立考功历，四置贪赃籍，五给江南官吏以俸禄。这其中三条都与江南士人有关。第一条建议对南宋原有官员由朝廷登记；第二条建议在官员选拔上做到南北一致；第五条建议由朝廷保障供给在江南任职官吏的俸禄。这些建议的本质核心，是向元代的统治者输入先进的汉文化和政治制度。元朝政权最终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吸纳并实行了汉族的一整套的统治经验，就连国号、年号的选择也浸染了汉文化的精髓。程钜夫的5条建议朝廷多采行之，并派其下江南搜访遗贤。这年年底，文天祥从容就义于大都，而程钜夫先行一步，开始了第一次南下之行。初下江南，他就遇到了被蒙古人抓住而送交到他面前的赵孟頫，迫其入仕。赵孟頫在逆境中辩白道：“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贯己为微、箕，愿容某为巢、由也。”《宋史？赵若恢传》，赵若恢为赵孟頫族叔。表白自己愿像巢、由那样隐居。
程钜夫(1249?D1318)，名文海，祖籍安徽省歙(shè)县，因避元武宗(海山)的庙讳，便以字“钜夫”为名。其叔父程飞卿是忽必烈征云南途中倒戈的南宋建昌(今四川西昌)通判。忽必烈害怕程飞卿投降有诈，将程钜夫挟持入京城作人质，被留在“宿卫”之中。所谓宿卫，即元廷的皇家卫队，由皇帝最亲近的贵族和官员的子弟组成，深得皇帝信任，常被委派担任各种重要任务。程钜夫名列宿卫，便有了与元世祖忽必烈接触的机会。程钜夫聪明有识，受到世祖的器重。历行翰林院集直贤学士、御使行台等职，成为一代招贤纳士的名臣。程钜夫不仅耿直忠良，而且颇有文采，工大字，书体纯正，尤长行书，有晋人笔意，是位饱学的名儒。也许是相同的志趣，相同的境遇，程钜夫听了赵孟頫拒绝入仕的表白，深感其义，没再强求他，将他释放了。
赵孟頫辞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认为此时出仕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元廷在南方的统治还不稳固，各地的反元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此外，元廷内部也处在动荡之中，权臣阿合马被杀引得朝廷上下一片混乱。这种局面很难使赵孟頫对元廷的统治建立起充分的信心。二是顾忌到社会舆论和自己的名节。这时候元朝的统治尚未得到江南士人普遍的认同，尽管赵孟頫在理智上已接受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并有仕宦的准备，但他真的要出山应召，还须有适当的环境，因为他知道，他的出仕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代表江南的赵宋逸民群体同元廷的妥协与合作，而当时江南士人对元朝统治还有相当大的抵触甚至反抗情绪，就在夹谷之奇举荐赵孟頫的这一年，文天祥因不屈服于元廷而在大都被杀害。此事激起了江南文人强烈的反元情绪和故国之思，写下了大量追悼诗文，这其中包括和赵孟頫有过密切交往的周密、戴表元、仇远等著名文士。赵孟頫如果此时出山，必将损害他与江南逸民群体的关系，这是他不能不考虑的。
赵孟頫此时辞荐还有一个原因是其父墓的被盗和母亲的去世。其父初葬于湖州乌程澄静乡聂村。至元十七年(1280)元军初占江南，秩序混乱，盗贼蜂起，其父墓被人盗挖。赵孟頫只好起出棺椁重葬于湖州城南的车盖山。国破主亡，已令人悲伤难抑，不想父墓又被盗，连亡灵都不得安宁，真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对于赵孟頫及其一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身体虚弱的母亲丘夫人竟因此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君国的遗恨与家庭的不幸接连不断地落到赵孟頫身上，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异族的入侵和占领。这个时候，他怎么能有心情去应荐做元廷的官呢?更何况汉族自古有为父母守孝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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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戴、袁成莫逆之交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晚年自号剡源先生，或称质野翁、充安老人，浙东奉化剡源人。生于宋淳四年（1244），五六岁从父学诗文，聪颖早慧，稍长，就塾师习词赋，后入太学。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翌年，任建康府(今南京市)教授。1275年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归居榆林，读经史、作诗文以自娱。次年三月，元兵进扰剡源，戴表元避难天台、鄞县。1279年复归榆林，买地筑庐定居。家素贫，战乱毁劫之后，生活益艰，辗转鄞县、杭州等地，赖授徒卖文以活老少。1292年聘为奉化县学西养正堂师，与舒津、任士林等合修《奉化县志》。1304年荐任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教授。1306年归里，建质野堂、充安阁，读书吟诗。至大三年（1310）卒，年67岁。
戴表元学识渊博，作文清深整雅，深谙宋代诗风的弊端所在，力主改革宋末学者萎敝之风，慨然以振起文坛为己任，希望创造出较为高朗健拔的诗风。他在创作中不回避社会矛盾，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如《夜寒行》、《南山下行》等乐府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下层人民饱受徭役、战乱之苦的悲惨遭遇。尽管他的近体诗仍残留着南宋江湖诗风的影响，但清新明秀，句律流畅，以文章大家名重东南，《元史》本传称其“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因而门人甚多，门生中以袁桷最负盛名。著有《剡源文集》30卷。
赵孟頫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与戴表元邂逅而相识，时戴表元41岁，赵孟頫31岁，皆为布衣野鹤之身。他们的结识，赵孟頫在《缩轩记》中这样记述：
余与戴子遇于浙水之上，相向而笑曰：“胡然而来乎？”于是握手而语，促膝而坐，莫逆而相与为友。其游从之乐，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为困。商论辨析，百反而不以为异己。
此时，二人当时都是东南一带有名的文士，早已互闻名姓，但从未谋面，在钱塘江畔他们邂逅而识，一见如故，相从而游，不避暑雨，其乐融融。从此诗文来往，互为激励，情投意合，遂成莫逆之交。
据赵孟頫《缩轩记》记载，当时戴表元有归山之志，想请赵孟頫为其名为“缩轩”之斋作记，便说：“吾将归乎四明之山，遵海滨而处，辟吾堂之南溜，名之曰缩轩，子能记之否乎？”赵孟頫问他为什么取“缩”为轩名？戴表元曰：“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言语间颇为消极。赵孟頫仰头听着，大不以为然，继而低头疑问道：“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于中，而后畏缩怯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贫而德新，人将畏子，子何畏于人，而何缩之云乎？”戴表元回答说：自己以为读了诸多先王之书，出来能有用武之地，上可以辅佐君王，下可以自娱自乐。但现在这个时候，只是空有志向而已。君子用得上时则可大有作为，否则便似龙蛇。我听人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百年之后，人将谓我愚蠢。因此，我将归去。
戴表元取名的意思是认为宋室已去，现实与他的志向相违背，所以他欲“缩”，即退隐于木石之间，与麋鹿、鱼鸟为群，享受山林、江湖自由之乐。
其实，这岂止是戴表元一人之愿，赵孟頫又何尝不是如此？南宋灭亡后，遗民们大多以临安为中心散居在湖州、苏州、松江一带。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江南文人，既然不能恢复中原，只好在强悍的蒙元统治下忍辱偷生，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或出家为僧为道，遁迹山林，隐居田野，态度消极，力求身心的超逸。更多的文人画士将自己的才能宣泄于诗文书画之中，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寄情遣兴，过着流连诗画以终其生的生涯。
赵孟頫听了戴表元一番话，颇有感触，他以古代志士的典故为例，最后赞赏他的“缩”之观：“子所谓缩者，岂非屈于一时而伸于后世者耶!”于是欣然为之作《缩轩记》，并作《次韵帅初》一诗赠之：

吴越相望三十年，相逢意气共翩翩。

长歌白石徒为尔，远访丹砂亦偶然。

海气昏昏云拂地，江风飒飒雨连天。

他时别后相思处，欲问山阴雪后船。

除诗书画印外，赵孟頫还喜欢音乐，对音律也有专门研究，凡古代之乐理，没有他所不知道的。习乐弹琴，啸傲山水，是赵孟頫做逸民期间最为畅快的开心事。他好音、知音、能音，而且还以其理示人，希望以乐音歌声来传达他幽隐的情怀，寻求心同道合的知己。
赵孟頫学习艺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满足知其然，总是力求知其所以然，不光是达到手可操之，还要做到心须明之。对于琴乐也是这样，他以之自娱，同时也不忘探究其理。他从儒家文艺观出发，十分重视音乐的艺术感染作用和政治教化作用，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乐原》，阐述他对音乐的理解。在文中，他认为乐调必须配以音声才能成为真正的音乐，“用之而天地应，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因此，他对于士阶层中以音乐为“贱工之事，为士者益耻之”的观念很不满，主张读书人都应有一定的音乐修养。
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赵孟頫对古老的琴乐有着特别的感受力，他曾在《听姜伯惠父弹琴擘阮》诗中这样描写听朋友弹琴的感受：

是邦山水秀，照人肌骨清。

愿子石泉上，为鼓一再行。

因之洗吾耳，遂欲濯尘缨。

在赵孟頫看来，琴声与人心声和人格是相通的，它可令人忘却虚荣和俗情，可濯洗人的灵魂，可砥砺人的气节。实际上，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其出世隐逸和入世求仕等思想情感的交织与纠葛，都会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操琴实践和琴理论述之中得到宣泄和应验，从而领悟生命的内蕴。在赵孟頫的隐居生活中，这琴声与书画一样，成了他抵御一次次功名诱惑和忍受清贫生活的最好伴侣。从他在《送吴幼清南还序》“放乎山水之间，而乐乎名教之中，读书、弹琴，足以自娱”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弹琴习乐是他隐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赵孟頫一生倡导复古，他所倡导的是一次全面的复古。其论画“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论书“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论文“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舍六经无师矣”。其论乐，自然也倡导复古，“此俗复古，则当复八清，八清不复，而欲还宫以作乐，是商、宫、徵、羽，重于宫，而臣民事物陵于君也，此大乱之道也”本段中论画、书、文、乐的引文，转引自陈振濂主编《书法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由于隋唐以来燕乐的盛行，古老的琴乐便逐渐衰微。入元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流入，琴乐近于绝响，知者寥寥。赵孟頫出于对古琴的喜爱，表达他遗世独立、不随流俗承传民族音乐的深意，写下了《琴原》一文，在文中阐释琴律的要义，强调依律的重要性，以匡正当时操琴的流弊。
这种全面复古和主张有助于维系随着蒙古人的进入而可能丧失的传统典则和道德规范，符合汉族文人士大夫的要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他的音乐复古论，他的《琴原》一出，竟在江南乐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时人似乎已习惯了当代的音乐。当时人们学琴所崇尚的是杨司农，“司农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弦间，得其碎然者，传于白云之曲，曰此折竹声也。得其哑然者，传于夜鸟之曲，曰此投林声也。……尔来司农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声，儿童妇女闻而喻之，则吲然而笑始也！儿童妇女习之久也，缙绅大夫之安于近者，幸其声之托诸古之器也，随而习之。”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九《题赵子昂琴原律略后》。对他高倡乐律的复古论害怕者有之，讥笑者有之，赵孟頫为自己的乐论不为人理解而抱着书与乐器既愤又悲。
正在赵孟頫陷于困苦之时，戴表元专程赴吴兴为赵孟頫解围，他在赵孟頫《琴原》后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跋文：
……数千百年间，争音乐异同，甚于聚讼，独今人纷纷哉！久而得其书《琴原律略》等读之，则知今人所为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呜呼！岂不真可怜哉！子昂为音始于琴，子昂之琴，子昂既自见于书，吾举今人琴以明之。
他以当时受推崇的杨司农琴法为例，对当时琴学弊端进行了认真的剖析批判。针对当时的琴坛状况，他感叹道：
呜呼!何必子昂，虽舍之愚，岂不能悲之!然余虽知不当为司农琴，竟亦不知当为何琴。虽知人之学非，而无以语人。今得子昂书，始豁然有实余心，以子昂之于琴，不诬也。
他认为赵孟頫的《琴原》为匡正琴学流弊指出了向上一路。尽管他知道“人之好司农者方盛”，但他还是要为赵孟頫一辩，论明是非，以正视听。此时的戴表元是江南逸民群体中公推的精神领袖，德高望重，为士林所钦敬，戴表元的文章力排众议，解除了赵孟頫之窘况。
赵孟頫在隐居期间，曾临摹过一幅北宋画院的龙眠《飞骑习射图》。戴表元后来曾为画题跋：
右赵子昂摹李龙眠《飞骑习射图》一卷。子昂故诸王孙，家无画种，其艺之至此，受天机所激，一学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画成，子昂亦自爱重。张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从景亮索觅，故亮虽朝暮见画，而未尝得留。此卷初本龙眠元丰间试院所作，子昂摹时犹未涉世，故学问之气可掬，开玩数四，令人洒然。
题跋中讲到，赵孟頫有个外甥叫张景亮，舅甥二人关系甚洽，赵孟頫经常把字画送给他，可是他却存不下几张。很多人喜爱赵孟頫的作品，但苦于无法从赵孟頫处求得，所以他们就采取迂回策略，设法去找张景亮。张景亮架不住这些求觅者的好言和软磨，只好把舅舅送的画送人，自己再去找舅舅索要。
与戴表元相识的第二年，赵孟頫在杭州又与时从戴表元学诗古文词的袁桷相识。袁桷（1266?D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晚年又号见一居士，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擅诗词，亦善书法。袁桷是南宋故家子弟，其父袁洪在宋末元初时凭财力结交并资助了许多名士，这些硕儒因而担负起了教育袁桷的责任。袁桷13岁开始从戴表元习文章，“戊寅之秋，愚无肖，承先子之命，以奉洒扫”(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祭戴先生》，“四部丛刊”初编本，深受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胡三省等诸位耆老的影响，文学造诣很高，有比较鲜明的文风，不拘于宋，而以唐为师，“著作宏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清容居士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入仕后，任丽泽书院山长、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官职，泰定元年(1324)辞官归里。谥文清。著有《清容居士集》。
袁桷早就仰慕赵孟頫的才华，20岁那年终于在杭州与之相见，两位江南才子见面，各示书画词赋以酬答，甚为投契。赵孟頫出示所绘牟端明《脱靴图》和黄庭坚《返棹图》，袁桷专门作了篇《导游赋》来表达他的敬仰之情，赞美赵孟頫“清名雅言”，为“千载之人”。此后两人一直书画往来，交往密切。十几年后，他们共事元廷，往来甚频。袁桷为赵孟頫书画作了很多题跋，赋了许多诗文，《清容居士集》中存有《题子昂击磬图》、《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题子昂书灵宝经》、《子昂墨萱扇为湖南扬晋母作》、《题伯庸所藏子昂竹石》、《子昂枯木竹石图》、《子昂兰竹墨戏》、《子昂逸马图》、《子昂控马图》、《祭赵子昂承旨》、《题子昂浴马图》、《子昂寒筱枯槎图》、《子昂风林牧马图》、《子昂人马图》、《子昂双木竹石图》、《子昂墨竹》等。赵孟頫书画鉴赏能力很高，袁桷也经常和他切磋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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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抉择被荐应召

宋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江南的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为笼络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矛盾，稳定民心，巩固统治，点缀太平，至元二十三年(1286)，即恭帝降元已经10年后，忽必烈再次命令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逸”。十一月，程钜夫来到江南行台，据他自己的了解和别人的推荐列举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赵孟頫名列其首，其他还有赵孟頫的姐夫张伯淳以及万一鹗、余恁、凌时中、胡梦魁、曾冲子、孔洙、包铸等数十人。从这个名单可看出，宋宗室成员是重要的征召对象。显然，元廷想借助于他们的威望和影响进一步巩固在江南的统治。赵孟頫正值壮年，既是宋室王孙，又是闻名遐迩的诗人、画家、书法家，还精审音律，而且人品节操又有很好的口碑，在江南遗民群体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所以他就成了程钜夫这次征召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此次江南之行，《程公行状》有载：
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临行，密谕必致此二人。公至行台宣上德意，礼赵、叶二公赴阙，同时荐者若赵孟頫、万一鹗、余恁、张伯淳、凌时中、胡梦魁、曾冲子、孔洙、包铸、何梦桂、曾颜、杨应奎、范文、方逢振、杨伯大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
从这段记载可见，忽必烈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不光用汉字书写诏书，而且对被诏征人员皆许以官职。
在又一次机遇面前，对于赵孟頫，或继续赋闲，或接受召唤，这当然是两难选择，他心里充满了矛盾。应召为官，对他来说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自幼从名儒学习中国典籍的赵孟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儒家积极入世、经邦济世以建功立业的思想是他人生价值的根基。无论是古圣贤书，还是父母的教导，给他指出的都是这样一种人生理想。宋亡元兴，阻断了他的晋身之路，作为宋宗室的他已无君可忠，亡国的悲愤和对新朝的抵触情绪使他一度打算终身布衣，在吟诗作画、优游山水的隐居生活中潇洒度日，但这样做一个默默无闻以终其身的隐士，显然与他的根本观念是相背离的。他在一首《古风》中写道：“功名会有时，生世苦不早。顾瞻靡所骋，忧心怒如捣。”可见他心里始终未放弃过对功名的追求，不仅没有放弃，而且一直在为此作准备。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元廷一次次征召江南士人的诚意，他的心开始动摇了。元世祖占据江南后，经过10年的治理，虽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但社会秩序已基本稳定，经济生产步入正轨，文化事业开始复苏，已初露治世端倪。赵孟頫后来曾在诗中这样写他对宋亡元兴局势的看法：“兴废本天运，辅成见人庸。舆地久以裂，车书会当同。……九域自此一，益见圣世崇。”《松雪斋集》卷二《述太傅丞相伯颜功德》。“兵息知仁布，民熙见化行。耄倪齐鼓舞，率土其升平。”《松雪斋集》卷四《元日朝贺》。由此可以看出赵孟頫对蒙元统一中国和恢复秩序等举措的真实看法，也是他认同元廷统治和接受新朝官职的一个基本前提。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孟頫心头亡国的伤痛也已渐趋平复，对于时局和出仕也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积极看法，对于一直困扰他的出处问题已大体想通了。他曾借题《归去来图》说：“生世各有时，出处非偶然”，认为仕隐应当根据所处的具体时代来决定，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同，所做的选择也当不同，不必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去强求别人。积极入世的赵孟頫，面对漫长的人生他没有理由逃避，他正是血气方刚、激流勇进的年华。他闲居乡里多年，为生活所困，对于他这样一个才气横溢、学问博洽，又有抱负的赵氏子孙来讲，是不愿意这种不利的现实永远下去。
出路在哪里?“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念此每不乐，天路何由寻”，《松雪斋集》卷二《古风十首》之四。方舟难渡，天路无寻，前途如渺渺烟波，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赵孟頫内心的苦闷与惆怅在其诗作中一再流露出来：“如何当秋夕，怆令人悲”、“他年风雨夜，来听龙吟愁”，《松雪斋集》卷二《古风十首》之七。愁思悲心，化不开，驱不散，这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通情绪。“美人在何许，忽若阻山阿。攀条弄白日，常恐岁蹉跎”，《松雪斋集》卷二《咏怀六首》之一。这正是赵孟頫的愁结所在他不是浑浑噩噩之徒，他欲有所作为，唯恐蹉跎岁月，空掷光阴。只有珍惜青春、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年轻士大夫才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如此真切的忧患意识!
何况，其时科举考试已废弃数十年，而汉人尤其是南方人的地位极端低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欲施展抱负者，出仕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更主要的是，汉人出仕元蒙统治起到的巨大的改造作用和汉化作用，使赵孟頫认识到出仕无论对于自己的抱负的实现还是对于自身来说，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出仕元廷只是换一个主子而已，而自己的抱负政治上和艺术上的抱负则有可能通过出仕而得以实现。只是碍于自己是一个皇族的后裔，在感情上难以背上一个“不忠不孝”的十字架，使得自己常常陷于进退维谷。但是，无论怎样讲，前者的力量要大于后者。
此外，生活的日益困窘也是他考虑入仕的一个因素，宋亡后赵孟頫失去了王孙的地位，家境也日见窘迫，“我非天下士，人谓地行仙”，《松雪斋集》卷二《春思》。既然在地上，那就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显然，希望改变生存环境的愿望也是推动他最后选择入仕的一个基本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赵孟頫实际上已没有过硬的理由再拒绝元廷的征召。事实上，在这之前，许多江南的著名士人包括一些南宋重臣和宗室子弟已经供奉元廷。所有这些原因，使他不想再继续采取陶渊明式的避世态度来与统治者对抗。这种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从下面这首《咏怀》诗中略窥一斑：

苍天高无极，大川广且深。

下有沉潜鱼，上有冥飞禽。

先民莫不逸，我独怀苦心。

抒情作好歌，歌竟意难任。

生活在他面前展示出一片高远的天空，他不愿再做“大川”中的“沉潜鱼”，而要像冥冥苍天上的飞禽那样高举远翔，去追求他理想的目标，即是面对现实，走出山林，以自己的学识和行动影响元廷的政策，为苍生百姓做些实际事情，同时也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现在，晋身富贵之路和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又一次叩响了他的门户，这怎能不让他动心呢?
不过，另一种声音又在时刻提醒着他：不可贸然出山，不能丧失了逸民的名节!这种声音首先来自他自己的心里。虽然他有着出仕为官实现抱负的愿望，可一旦这个机会再次来到他面前时，思想情感上依然有着诸多的障碍。赵宋皇孙的身份和感情上对异族统治的排斥，还有作为士大夫的名节意识，使他不能果敢地去实行现实的选择。另一种声音则来自于江南的遗民群体。宋亡后，在江南长期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很大的遗民文人圈。这些前朝士人多有才艺，他们隐居江湖山林，诗文酬答，书画交往，以逸志名节相激励。对于这些遗民来说，最重要的信念就是保持独立自由的身份和人格，不与元廷合作。他们中间许多人确实能不屈服于威逼利诱，坚决不仕元廷，甚至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当时的文坛名士谢枋得就公开宣称江南人才仕元可耻。至元二十六年(1289)，作为“遗贤”，他被强行带到大都，但他仍然不为所动，言辞激烈，终被杀害。在这些遗民中，赵孟頫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卓异的才学格外引人注目，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江南遗民隐士的一个象征。尽管他已经等待了很久，但他一旦出山仕元，还是很难得到这些遗民的理解，他面临的将是来自这个群体的批评、讥讽甚至唾弃的难堪。而他之所以被元廷统治者看重，他十分清楚，也正是他在遗民文人圈中的影响。这就使他面对元廷的征召，难以马上迈动下山的脚步。
果然，赵孟頫有意应召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在前朝的遗老遗少中引起不小的骚动。长者、朋友、家人纷纷前来劝阻或谴责。赵孟頫的侄子觉得这是家门大辱，自此与其叔断交。戴表元也匆匆赶来，写了一首《招子昂歌》，用“虚名何用等灰尘，不如世上蓬蒿人”等语劝他不要出仕元朝。其言诚恳，其意真挚。虚无缥缈的功名如同天地间风沙尘土，哪有隐逸在江湖间茅草房里的人自由自在？戴表元在诗里极言隐逸之乐趣。在近二百言的诗章中，戴表元动之以情，明之以理，真是用心良苦，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赵孟頫终于为朋友的真情打动了，他决定暂时躲到他曾避乱的天台山中去。他知道，他不能失去江南的朋友，即使一定要出山，也要有一个辞避迂回的过程，顾及遗民朋友们的情面。但赵孟頫躲避的地点很快被程钜夫打听到了，他马上派人将赵孟頫请到行台，盛情款待，真情相邀。赵孟頫为程钜夫的诚意所感动，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出仕了。之所以作如此选择，赵孟頫在后来的《送吴幼清南还序》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
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赵孟頫抱着“治国以平天下”的信念，踏上了北上的道路，穿过浩瀚的长江、淮水，跨过奔腾的黄河、漳河，向大都(今北京)方向前进，从此揭开了他人生道路上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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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赴大都外任济南出山北上热诚入仕

赵孟頫随着浩大的马队，历经10余日，顶风冒雪，日夜兼程，终于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节前赶到了元朝的京城大都。赵孟頫出仕元朝，实际上是蒙汉地主阶级联合与妥协的象征，因而初至京师，即受到元世祖的亲自接见。他对赵孟頫这位宋太祖后裔的才气早有所闻，这次召他进京，主要是想借助于他特殊的宋宗室身份来笼络江南士人的感情。他对程钜夫这次南下所荐举的人才是相当满意的，他早想求得的赵孟頫和叶李已先期到达，对于赵孟頫他更寄予了厚望。在会见时，见赵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好似神仙中人，一时兴奋而不顾礼节地叫他坐在当时的尚书右丞相叶李之上。叶李也是忽必烈看重的汉人儒臣，当年以一介布衣伏阙上书，指斥贾似道误国。元世祖深知叶李的仕元对南宋遗民的作用，程钜夫南下访贤时，曾叮嘱一定要将叶李找到带来，叶李一到就委任他为御史中丞，叶李坚辞，改为尚书左丞，正二品。此时忽必烈命赵孟頫坐在叶李之上，可见其爱重程度已超过了叶李。朝中众臣大为惊讶，其中一位大臣对元世祖低声耳语道：他系宋王室后代，不宜让他接近皇上，更不可让他坐在丞相之上。元世祖全然不顾。
这时朝廷决定重设尚书省。自至元九年(1272)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后，元廷长期未设这一机构，当时有大臣提出应恢复尚书省建制，世祖允准。正好赵孟頫刚到宫中，他想借此机会亲自试一试这位大才子的文笔如何，于是便命赵孟頫起草一份发全国的诏书。赵孟頫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能，挥笔立就，才气横溢，世祖看了惊喜不已，连声称赞，谓“得朕心所欲言者矣”《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不久即授兵部郎中，从五品。与同时受荐诸人相比，优遇明显。
接着，元世祖又召集朝中百官在刑部商议关于处理贪赃受贿的刑法，让赵孟頫破例参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会上，许多蒙古族大臣认为，以“至元钞”（即元世祖至元年间制的钞币）为计赃款数，贪赃受贿款数达到二百贯的判死刑，众人都一片附和之声。赵孟頫听了感到有些沉重，他觉得如果此法实行，那将会有多少不当死的人屈死于非命呀!他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法的形成，于是力排众议，从仁政出发，当场提出了异议，认为以不久将会大大贬值的“至元钞”计数不妥当，应以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米帛折计更合理。因为开始造钞币时，是以银钞为本，与米帛价值相等，而今已过20余年，两者已相差几十倍，因而改中统为至元。但谁又能保证20年后，至元钞不会像中统钞那样贬值呢？到那个时候还实行以钞计赃来判定死罪岂不太重了？
赵孟頫此言一出，震惊了所有的人。赵孟頫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米和绢作为民生的必须之物，被称为“二实”；银和钱与此二物相反，被称为“二虚”。这四种物品的价值，虽然时有波动和差异，但最终不会相差太远。以绢计赃是最合适的。再说钞票是宋人所造，在边远地区实行，金人后来承袭宋人的做法使用钞票，都是为弥补国库亏空而不得已所采用的方法。现在我们又要用它来断人死命，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吧。
元统治者最初是以掠夺性军事征服取得政权并统一全国的，战争初期是赤裸裸的掠夺，改制货币，固然是一种起步，但元廷并没有严格遵守货币发行规律，而是滥印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所以百姓用劳动和货物换来的是没有实际含金量的虚币，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掠夺行为。赵孟頫对以至元钞作为死罪量刑标准做法的抨击，正是以元朝长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形势为依据，很清楚地认识到了钞币的弊端，于此足见他的经济之才。以绢计赃的办法，虽然在通行纸钞的元代很难实行，但他指出至元钞必定贬值的趋势，却是有远见有勇气的。然而当时桑哥权倾朝野，炙手可热，至元钞刚发行，所听到的是文武百官的一片阿谀之声，若说至元钞将贬值，无疑是犯了大忌。赵孟頫当然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真话既出，便等于把自己放在了桑哥一伙的对立面，但这一以金论罪之法一旦颁行，日后将会对朝廷和百姓产生极大的危害。他希望大元的统治者能以仁为本，珍爱百姓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太平。所以他觉得他不能不说话，否则就是犯罪，也辜负了世祖的恩遇和信任。
听了赵孟頫这一番话，刑部大堂上像炸开了锅，一片争论之声。有人很有些气不过，觉得赵孟頫年纪轻轻，怎么如此狂气，他作为宋朝宗室子弟，被世祖召入宫内已经很抬举他了，可他竟然这样不自量力，刚从南方来京没几天，就肆无忌惮地攻击“以金论罪法”，真是胆大包天!人们纷纷指责赵孟頫说话失体，言词狂妄。一杨姓朝廷权贵欺赵孟頫年少，且初自南方来，气势汹汹地责备道：“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②《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沮格至元钞”是一顶搞不好就将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因为“中统钞”贬值，才在元世祖忽必烈支持下，由权臣桑哥旨意推行“至元钞”新法，这一顶帽子轻而易举地就把赵孟頫推到了背忤皇帝和权臣桑哥旨意的位置上去了。赵孟頫看了看周围，他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阵势，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他想到世祖对他的信任，想到他入朝时欲有所作为的初衷，也就觉得无所畏惧了。于是他站起来毫无畏惧地据理反驳：
法者，人死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奉诏与议，不敢不言。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钞。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②
意思是说，刑法，事关重大，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过重了，死的人就多了。我奉旨参中商议刑法，不敢不谈自己的看法。现在，中统钞贬值而改为至元钞，那么，当至元钞贬值时又用什么来计值呢？你们不据理相辩，却以权势压人，剥夺他人的不同意见，这样对吗？
那人被驳得哑口无言，面有愧色。而尤令人折服的是，赵孟頫所说至元钞必定贬值的话，不久就得到了应验，至1309年元武宗时，又不得不改“至元钞”为“至大银钞”。
他的这种不畏权贵、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坦陈自己观点，不卑不亢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博得了元世祖的赏识，凡有大事商议，总是召赵孟頫侍坐左右。元世祖的优遇和信任，给赵孟頫以极大的鼓舞。他真的感到为国尽忠除弊兴利的机会到了，决心要干出个样子来，成就一番名垂青史的事业。这时，他身上洋溢着一种乐观、昂扬的精神。赵孟頫曾写过一首《送董参政赴召》诗，其中的诗句完全可以借来形容他此时对自己的期许：“入奏能回主，当言莫惜身。衮衣瞻望重，丈席侍趋频。”古代将天子的龙袍叫“衮衣”，这里代指皇帝。不惜个人牺牲，直言极谏，为国奔波，这正是赵孟頫当时的愿望。赵孟頫也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作《初至都下即事》诗道：

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

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

尽日车尘马足间，偶来临水照愁颜。

故乡兄弟应相忆，同看溪南柳外山。

元世祖很为自己得到了赵孟頫这样一个江南人才而庆幸，于是命宰相提出一个意见，尽快给赵孟頫安排一个重要职位。起初，朝廷打算授赵孟頫为尚书吏侍郎，但是这一设想一传出马上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赵孟頫初来，又从未担任过官职，决不可安排这样重要的职位。世祖虽然想“大用”赵孟頫，但他也不想为此而闹得朝臣不和。于是，赵孟頫的授官一事就被搁置了起来。一拖就是几个月，这期间，他没什么具体事情可做，常被临时抓差干些无关紧要的杂事，这未免使他感到几分失望。这段时间虽短，但已使赵孟頫初步感到了他周围的环境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乐观。不过他的信念没有动摇，他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几个月后，即这年六月，赵孟頫被任命为奉训大夫、兵部郎中，官阶从五品，主管全国驿置费用。这个任命虽然没有实现元世祖最初的打算，但赵孟頫作为南人以一介布衣入朝，一下就官至五品，已经是特别的破格了。与赵孟頫一同应召入京的诸位江南才士，除叶李外，所授官职为从五品到八品不等，大体都在地方任职，而且多是监察部门。他们在南宋时大多做过级别不同的官，相比之下，赵孟頫一则年轻，二则是布衣，而所授官阶却最高，显然这是世祖对他的一种特别优遇。
不过，元朝的兵部在中书省的六部中是最没有权力的一个部，因为蒙古人不愿意把他们的军事建制置于政府中主要由汉人组成的文官机构之下，而是将权力放在枢密院。枢密院是元朝最高军事机构，是与中书省、御史台相并列的三大权力机构之一。兵部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全国的驿站、军屯和调拨军需等事务。赵孟頫来到兵部,主要负责全国驿站事宜。
中国古代道路运输主要用于传递信息和运输物资，通称驿传。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不过赵孟頫接手驿站事宜时，驿站系统已是混乱不堪。其中原因很多，除了官吏腐败、管理不善和奸诈商人的滥用之外，朝廷拨款的不足直接造成了种种损国害民的弊端。当时每年拨给驿站的专用款项是中统钞2000锭，这个数字还是至元十三年（1276）制定的额度，到赵孟頫任职时，10年过去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拨款所值不及当时的十分之一。但是朝廷和地方官衙的人力物资的征发、官吏的旅差以及外国的进贡却是日益增多，整个驿站系统入不敷出，所给经费根本无法保证驿站的正常运行。尽管如此，一旦出现问题，朝廷又有重法严惩，为了应差，驿站管事的官吏就自行其是，向当地百姓强征暴敛，巧立名目，乱收税费。衙役们整日走乡串村，搞得哭叫连天、鸡犬不宁。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孟頫深感不安，立即上报中书丞相，言明情况，细陈利害，请求每年将经费增至20000锭。拨款增加后，驿站情况大为改善。
上任不久，因至元钞法滞涩不行，赵孟頫奉命与尚书刘宣一起赴江南，问江浙行省丞相慢令之罪。他与刘宣在江南遍历各州郡，了解情况，他觉得至元钞本来弊端较多，难以推行，因而对违令的地方官员只是晓以利害，加于训责，而绝不行鞭笞之刑。作为一介文人，在公事之余，赵孟頫借机在杭州与友人谈艺论道，会好友周密，为之题王献之《保母帖》，并与鲜于枢相识，跋王羲之《大道帖》，并自叹南北奔走，无暇学书。秋，又与牟应龙会于东阳八咏楼，赋诗抒怀。而按丞相桑哥的要求，“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而赵孟頫却直到完成任务回来，也未笞一人。赵孟頫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影响，有着一颗仁人之心，以仁为政、与人为善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许是经历了宋元易代的战争，他对一切暴力、残忍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惹得正春风得意的桑哥以赵孟頫办事不力而大为不满。赵孟頫此行，不以辱下而邀宠于上，甚至敢于为护下而抗上，在官场中实为难得。
南下回京之后不久，有一名叫王虎臣的朝臣上告平江路总管赵全犯有不法行为，世祖听后大怒，便诏令王虎臣前往平江察办此事。右丞相叶李对于此决定不以为然，表示反对，但世祖听不进去。对王虎臣的情况，赵孟頫十分了解，他原是南宋守将，降元后曾在平江任官，与赵全矛盾由来已久，这次举报明显是公报私仇，如果由王虎臣去问赵全之罪，势必制造新的冤案。他感到问题严重，必须向世祖陈明利害关系。于是他挺身而出，直言相谏，申明原由：赵全若犯法，理当问罪，但王虎臣以前总管该郡时，曾利用自己的职权，强买别人的田地，同时还放纵下属谋取私利，赵全为此与之作过多次争斗，故王虎臣怀恨在心。而今，他告发赵全，又由他奉旨前往处理，一定会发泄私愤，陷害赵全。即使全是事实，别人也不能不怀疑王虎臣在报私怨。这样，势必会影响朝廷乃至皇上的声誉。
经赵孟頫提醒，元世祖终于醒悟，觉得赵孟頫这话说得在理，于是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改换他人前往处理。从而，维护了朝廷的声望。
而与此同时，当时为尚书省平章政事的桑哥在朝廷上正大施淫威，他每天钟初鸣就已到署，六曹官但凡比他晚来的，都要受笞刑。一次赵孟頫因事偶然晚来，按条例也应受刑。管事的拉上他就要行刑。赵孟頫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莫大的侮辱，不顾一切闯入都堂，向叶李哀诉，引得叶李大发雷霆，斥责桑哥刑辱大臣就是侮辱朝廷。因受叶李的保护，才免于受刑。而赵孟頫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乘势说动叶李：“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结果桑哥自知理屈，被迫让步，并向赵孟頫表示道歉和慰问。自此后，受鞭笞的就只有曹史以下的小官了。
让赵孟頫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竟使他因祸得福，桑哥知道赵孟頫在南人中的威望和在元廷中的特殊作用，他也知道世祖对赵孟頫的欣赏，所以不希望赵孟頫成为他的对立面，于是一改对他不信任的态度，有意讨好拉拢他。有一天，赵孟頫像往常一样骑马从皇宫东墙外经过到宫中上班，路的另一边是护城河，中间的路很窄，他正走着，突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跌到了河里。桑哥听说后便专门去奏请世祖批准，将御墙向西移筑了二丈左右。
元世祖有意让赵孟頫参与中书省政事。他由世祖特许，可以随意进出宫门，与世祖每次相见，他总是毫无拘束地谈论自己对国事的见解和建议。对世祖很有启发和帮助。凡此种种，深得元世祖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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