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重庆模式

　　“清理场地，筑巢引凤”，也许能完整概括重庆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时借助中央特惠政策，利用国有土地和老工业存量资产撬动银行融资，重庆完成基础设施配套和老国有企业改造，此后，借吸引沿海工业梯度转移和重化工业大量投资，重庆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起飞

　　重庆要成为西部经济增强长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资料图片

　　东边不亮西边亮

　　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曾经的增长典范——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遇滑铁卢。

　　一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1万亿元的外向型经济体中，浙江和上海的GDP增速垫底，分别是3.4和3.1，而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是5.8，都低于全国6.1的平均水平。

　　就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内需导向的战略转移。而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大省由于路径依赖等诸多原因，要实现迅速转身，绝非易事。

　　于是，中国开始转向内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山城重庆，这个中国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的几何中点，就这样被历史推到了前台。

　　2月5日，国务院对外正式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务院3号文件），把重庆定位为未来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等。“我觉得党中央、国务院给重庆的定位以及国务院三号文件的政策措施，不亚于1990年浦东开发对上海产生的推动力。”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黄是开创浦东经验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浦东开发区副区长。

　　“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正好是1989年以后全世界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之时，经济比较低迷，但是浦东开发一启动，那些政策推动上海半年以后就产生了一个经济高潮，大幅度的投资，大幅度的增长，浦东浦西全方位的发展高潮就来了。”黄解释说。

　　国务院3号文件公布之时，正是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而不知道底在何处之时。而当时的重庆却上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2008年的GDP达到14%，高出全国近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重庆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锐地注意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几个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税金融政策。此外，当时重庆提出了2009年的GDP目标为12%，一度是全国最高。

　　几乎就在同时，“重庆模式”的提法开始流传。《亚洲周刊》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中国经济反击金融海啸的新路径”：以内销为主 (重庆的内销占工业产值九成)，启动内需，融合城乡，超越城乡二元结构之弊，用低税率刺激民间消费，落实家电下乡政策，并大力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通讯业和高科技产业。

　　“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庆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希望。”该刊主编邱立本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中国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红利，只为西方人的消费而服务；也不是靠城乡二元化的红利，不断剥削民工来赚取巨大利润。中国还是回归自己内部的巨大市场，开发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能量。”

　　而重庆，似乎对“重庆模式”的提法不置可否。重庆市政府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国务院3号文件的诸多政策落地。“3号文件是一套系统完善的大政策，其全面落实之日，就将是重庆经济腾飞之时。”在2月底的一次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政策不可能‘送货上门’，要把3号文件中的政策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主动与中央有关部委进行对接。”薄熙来强调。

　　自那次会议之后，薄忙着对重庆的40个区县次第进行考察，敦促3号文件的落实。

　　与此同时，基础建设投资正在加快进行。

　　本周四，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世界第一拱桥”重庆朝天门大桥正式通车。这座主跨达552米的“重庆最美的桥”，将打通重庆南北3个CBD（中央商务区），被看成是重庆CBD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而上周一，就在重庆北边的江北嘴CBD上，一项总投资额达300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金融街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这是重庆首次以公开的方式提出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说。“三个月换一版地图”的重庆，即便本地人也有时感到陌生；对许多投资重庆的企业家而言，重庆2005-2008年三年实现工业增加值翻番的盛况，更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

　　作为中国内陆惟一的直辖市，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三峡库区和移民区，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政府投资基建新模式

　　1999年国家决定西部大开发，中央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使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迅速发展。更有用的是干部的配备。2001年黄奇帆任重庆市副市长、2002年交通部长黄镇东转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重庆的基础设施开始迅速起步。

　　但是，此时处在打基础阶段的重庆，仍然面对两大问题：历史遗留的老国企问题（占重庆工业比重70%的国企全行业亏损），和基础建设的资金问题。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重庆市政府也试图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但收效甚微。

　　黄奇帆如此解释：重庆的高速公路，每100公里就有60公里的隧道、桥梁，每公里的投资在8000万元左右甚至更多，比其他地方多一倍。这么大的投资，车流量在开始的阶段又不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来干——年年招商都没有老板来投资。

　　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因此导致的高物流成本和产业配套问题，让民营企业来此投资望而却步，重庆的引资水平一度不如中国最落后的贵阳。

　　于是，政府只有自己出面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以期“筑巢引凤”。

　　分管金融和国资委等工作的黄奇帆开始出招。黄奇帆从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委主任任上升任重庆副市长，更重要的是，更早时他作为浦东新区开发办副主任，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对浦东以土地为核心，滚动开发筹集建设资金的操作过程非常熟悉。

　　到重庆一年多，摸清重庆家底、熟悉实际情况后，从2002年年末开始，黄奇帆开始在重庆逐步建成政府控制的八大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投融资平台公司（俗称“八大投”），为城建融资，为国企改制提供资金。

　　黄奇帆的核心是整合集中政府资源、充分将存量资金资产资本化，利用国有土地杠杆撬动，向银行和市场借钱投入基础建设和老国企改造。

　　6年间，八大投年均投资300多亿元——2008年380亿元，建成了重庆重大基础设施的75％，包括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多座城区跨江大桥、还有150公里地铁、轻轨，也包括投资100多亿的大剧院、科技馆等十大文化设施，投资了200多亿的重庆大学城。

　　但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让重庆经济长期严重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六七成，本地产出却严重不足。

　　老工业基地改造

　　作为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重庆必须利用老底子，激活老国企。重庆的办法依然是利用土地收益，债务重组，实现老国企产品结构升级。“八大投中，其他的比如高速公路投资公司，各省模式都差不多，但渝富模式是重庆独有的。”重庆发改委资金处处长刘旗借用黄奇帆的话说，“渝富实际上就是重庆的中央汇金公司。 ”

　　令刘旗印象最深刻的是渝富开始的第一单大买卖——化解大型国企不良贷款。2004年渝富成立之后，从国开行贷款，以22.5%的平均受偿率，打包收购工行重庆分行1160户国企157亿元的不良资产，再由各企业回购销账，成功解救国企，同时为银行降低了不良率。

　　渝富的另一手段就是为通过土地置换，让老国企搬迁升级产品，重焕活力。

　　2007年，渝富通过国开行贷款，75亿收购重庆钢铁集团7500亩土地，为重点解决整体环保搬迁资金。“渝富收购重钢的土地现在已能卖到几百万一亩，最高的时候卖到六七百万，渝富不仅赚钱，也可以以此为抵押继续融资，而重钢则另外筹集95亿资金后，实现搬迁改造，放弃建筑用钢等低端产品，开始升级为船用、车用等钢材生产商，产量也将翻番。”重庆社科院研究员李勇说。

　　债务重组和异地搬迁改造升级，让重庆老国企完全轻装上阵，借着国内重工业的蓬勃发展再现生机。

　　通过债务重组和异地搬迁等办法，借上国内重工业市场迅速发展的契机，重庆国企开始大变身：截至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元，比2002年的1700亿元增加了4倍，这在整个中国“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显得非常扎眼。

　　自然，没有中央政府老工业基地改造和对直辖市和西部城市重庆的特殊政策，渝富模式就没法实施。2004年，渝富的银行债务处理模式，就经过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特批。

　　但是，国有企业的强势快速发展，让重庆民营资本感到不公。在民营企业之间流传的说法是：“国企把肉都吃了，我们只能喝汤。”

　　反对八大投模式的人认为他们是政策照顾的结果，八大投不过是占有和利用了国有土地收益而已。而支持者如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则认为国企承担了公共职能，可以增加国家经济建设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可以促进私人经济的增长，他甚至认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

　　崔之元的观点得到数据的支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增长提供的机会，推动了重庆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26.2%，已经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57%。

　　经济起飞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重庆经济在2005年之后，明显进入高速起飞阶段。”重庆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认为，2005年后的3年，重庆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3%以上，工业增加值三年翻番，比直辖前十年的10.2%明显提速。

　　实际上，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使重工业基础良好和具有相当资源优势的重庆，抓住了重工业加速和沿海工业梯度转移的双重机遇。

　　2003年，重庆外商直接投资3.11亿美元，全年实际利用内资仅57.26亿，但5年后的2008年，同一组数字暴增到27亿美元和842亿人民币，增幅之大，让人惊诧。

　　与内蒙等地不同的是，重庆让所有类型的企业都看到了机会。“浙商来重庆投资的，在2005年以后，随着东退西进的过程特别多。”重庆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说，在以前，浙商来重庆的商贸企业比较多，但2005年之后，工业企业也开始多了起来。

　　叶定坎介绍，浙商在重庆现在投资最多的是汽摩配、纺织服装和电器产业。在重庆最强势的支柱产业汽摩产业，上亿的汽摩配企业已不下10家，电气也不下10家，还有众多的纺织服装企业纷纷而来。

　　叶定坎自己从80年代经营眼镜店开始，2008年刚组建了自己的千叶投资集团，资产已有3个多亿。

　　但是，对重庆市政府来说，这些都来得太慢。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大型央企和跨国公司，是这几年重庆不遗余力招商的最大发展动力。

　　2008年开工的巴斯夫MDI（二苯基亚甲基二异氰酸酯）就是重庆在外界众多环境疑虑的压力下力挺的项目。该项目累计投资将达到45亿美元，是重庆引进的最大外资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销售产值500亿元人民币的天然气化工集群，利税超过100亿元，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库区25万人就业。

　　而在这个项目所在的长寿化工园区，重庆希望借巴斯夫项目，与中石化的川维厂、BP公司的扬子乙酰公司、长寿化工厂、长风厂等企业，利用重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发展为一个天然气化工产业链。

　　除了化工，重庆在汽车、电子信息、材料等方面的努力正在开花结果。这不仅包括重庆传统的上百万销售的汽车产业集群，还包括惠普500万-1000万台笔记本和台湾仁宝的笔记本基地，也有中铝旗下的西南铝要建成全球最大的铝材加工基地等。

　　5年内，重庆在实施的大产业、大投资、大企业、大项目、大基地战略，计划累计完成工业投资将超万亿。

　　但是，“筑巢引凤”是否可以称之为重庆模式？这个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重庆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并不认同。

　　杨庆育认为，重庆的发展，是中央直辖市政策、库区移民区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叠加的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重庆直辖10周年前夕，时任重庆交委副主任滕宏伟接受本报采访坦陈，自从黄镇东从交通部长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交通部已经给重庆120亿的补助了——即便是西部，这也不是人人可得的。

　　对于重庆来说，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路还很长。

　　易小光透露，2008年投资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65%的高位，消费的贡献达57%以上。如此，净出口-22%以上的重庆，还是外地产品的销售地，远不是辐射周边的地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