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毒丸 复活:春节记忆:有多少“年”味在变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0:16:32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小时候熟悉的儿歌已经定格成记忆里永远珍藏的画面,围绕众多传统年俗和礼仪忙碌的春节随着社会的变迁也发生这变化,大年三十聚在一起“闹酒”的减少了,围坐在一起叙旧打牌的逐渐多了;提着大包小包登门拜年的逐渐少了,出去吃团年饭、旅游的逐渐多了……老百姓的年正在由“忙”变得更“休闲”。

五十年代的春节:干劲与喜悦一起高涨

翻开历史,50年代的春节过得都有点不简单。

1953年的大年初一,正赶上日偏食,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大清早起来拜年,都发现与往常有了一点不一样,从7点27分开始,日偏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1954年春节刚过,中央决定准备正式兴建武汉长江大桥,大桥全长1000多米,自古被称为天堑的长江,将随着大桥的建成变为火车窗外的一道风景。

1958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1959年春节,周恩来总理与赫鲁晓夫再次碰杯,中苏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决定未来8年,由苏联方面帮助我国建设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

这是我们对50年代春节的记忆。除了喜庆欢乐,还伴随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过节的人们才找到了欢乐的理由。

春节与欢乐相连。它让我们可以站在年关底下,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努力,并且看到了由此结出的劳动果实,所以不禁喜从中来。

所以,50年代的人们最爱说一句话:“劳动最美”。

年饭:几斤肉快活吃几天

饭桌上面悬了两个红纸灯笼,把整个屋子映得通红。

1957年2月3日的《北京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一户普通人家的大年夜》,生动地记录了当年普通老百姓家的大年夜——

三十晚上,我到一户熟朋友家去串门,还没进屋,就听见大人、小孩们的一片笑声。原来是主妇鄂老太太两个出嫁的女儿带着外孙回娘家来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两个孙儿也都在家。一家团圆,怪不得这么热闹。

我问鄂老太太过节吃什么,她说:“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

饭桌上面悬了两个红纸灯笼,把整个屋子映得通红。桌子上放了瓜子、花生、桔子,还有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厨房小,老人的儿媳正准备包饺子,面和了两大盆……

这时鄂老太太的大儿子插进来说话。他和我十多年前同在一个小学里上学,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儿时的故事。这一来引起了鄂老太太的话头。她感慨地说:“咱们现在热热闹闹过年不容易。解放前,学校一开学,我就得典卖东西给孩子们交学费。”

按照北京的风俗,年三十夜是不便在别人家里久留的,我便告辞出来。这时候,胡同里劈劈啪啪的爆竹响得更欢了。

年货:老北京最爱吃点心

正明斋大八件,祥聚公蜜三刀,桂兰斋细馅糕,聚庆斋百果饼。

50年代过春节准备年货,特点是以吃为主。所以无论是国营零售店和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大食品店和小铺,不仅货架上的年货堆得满满当当,店里的顾客也是人挤人,人挨人。鲜美的水果、传统糕点、南味年糕、干果海味、扒鸡板鸭这时最为抢手。

“老北京”吃点心时讲究,学问也最大。像正明斋满汉饽饽铺的大八件、蜜供、萨其马,在全国都有名;祥聚公清真糕点店的蜜三刀和马蹄酥,是回民最爱吃的东西;桂兰斋的奶油皮细馅点心,江南人最喜欢;吃聚庆斋的花糕和百果饼,“老北京”一般都喜欢。

点心虽然好吃,但在当时都算“奢侈品”,即便过年,每家每户也就买上一点儿。这个年当然不能光靠吃点心过。当时负责组织北京百姓年货货源的主要是中国土产公司北京分公司,离春节还有一个月,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跑开了,组织来的年货肉食水产类有猪、牛、羊肉,各种鲜鱼、咸鱼、对虾;土产品有海带、冬菜、蜇皮、木耳、花椒、粉条、虾酱、豆瓣酱、松花、芽菜、火腿、榨菜;水果有广柑、叶桔、福桂、甘蔗、蜜梨、香蕉、苹果。

当时在市场上供应的主副食品还有建设粉、标准粉、汉口三号机米、长沙三号机米、江西三号晚米、伏地小米、山西小米、伏地黄玉米、伏地白玉米、东北高粱米、小磨香油、大路花生油等。

年话:从前哪敢这样想

过年时常挂嘴边:“从前我哪儿敢这样想呀”,“今年又比去年强”。

解放前,很多人把“春节”叫做“年关”,有钱人过年,没钱人过关。人们至今还记得这句话:“孩子们盼年,大人们怕年。”

解放后这种情形得到了改变,对此,50年代的人们特别有幸福感。过年的时候,买肉也好,买衣也好,逛公园也好,瞧电影也好,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从前我哪儿敢这样想呀”,“今年又比去年强”。

那个时候过春节,人们还经常编一些鼓词、快板书、歌、诗词自娱自乐,算是年话的书面语言。1958年流行的一首歌名叫《欢度佳节迎新春》,其中写道:“歌声震云霄,万家灯火明,欢度佳节美景迎新春,抬头看,这里是狮子在跳跃,那里是长龙在翻腾,彩灯万盏庆丰收,万人同声唱和平,唱和平。”

抗美援朝时期,每逢过春节祖国各地人民都要纷纷写信慰问人民志愿军,而志愿军战士也要纷纷写信给祖国人民祝贺新春。1953年,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在他的信中写道:“正当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请接受我——一个战斗在朝鲜天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向你们——我们伟大祖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开始实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预祝你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建设计划,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使我们人民过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年乐:最大乐子逛厂甸

玉皇庙经常排长队,只有在这才能买到三尺多长的大糖葫芦。

50年代过春节,北京百姓最大的乐子是逛厂甸。从教育行政学院以南一直到南新华街南口,这条传统的春节文化市场始终是人山人海,空竹声、风车声、“高跷”的锣鼓声和人们的欢笑声响成一片。

孩子们最爱围着玩具摊转,一把偃月刀当年卖1.2元,还有卖戟的,一个玩具摊春节下来有的能卖1000多块钱。小吃摊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老幼食客。豆汁、豌豆黄、艾窝窝全是厂甸有名的小吃。玉皇庙卖大糖葫芦的地方经常排着长长的队,只有在这儿才能买到那种三尺多长、上面插着小红旗的大糖葫芦。

解放前求签问卜的好去处——吕祖阁改成了古书市场,春节期间是书籍种类最多的时候。南新华街两旁则集中着许多水果干货摊,小商贩们从广东佛山进的小瓷器玩具、小茶壶茶碗等,特受欢迎,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套。

另外,春节期间各工厂都要举办文艺晚会演出。郊区举行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表演,各文化馆则进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演出,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一年一度的春节游园大会,通常表演的节目有车技、武术、双杠、举重、掼跤、中幡、小流星、地圈、走钢丝、木马、幌板、杂拌子、篮球比赛等。
七十年代:由肠胃单调到饕餮大开的改变

我变我变我变——温瑞安武侠小说中的这个标题最能提示70年代的变化。从生活话语去理解时代变化是贴切的。戴着各种帽子的人摘去帽子,不敢往来的亲友恢复往来,一色的蓝蚂蚁、绿军装到喇叭裤、西服,一色样板戏、革命歌曲到乡恋、流行歌曲,电影从《上甘岭》、《创业》到《追捕》、《巴黎圣母院》,从“戳穿人类之爱的谎言”(1969.12.20日《北京日报》)到“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1979.12月《北京日报》),从“上山下乡受教育”到“恢复高考”,从打倒“美帝”到“中美建交”,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禁锢下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是顷刻间发生的。70年代末春节的传统色彩加强了,庙会、传统小吃恢复了,人们嗑瓜子、放鞭炮、包饺子、发压岁钱、互相拜年,而另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人穿起喇叭裤、蓄长发、拎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招摇过市。时尚的改变是如此让人错愕,我们对时尚的理解也渐趋开放。粉碎“四人帮”以后另一大时尚是学习英语,造成了板砖录音机的走俏流行。而70年代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人性的复归,人们对亲情、友情、交际的热爱也达到了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讲,70年代末的中国人可能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年饭:食品渐多饭不愁

吃上的消费占国人收入大部分,为获丰盛年饭,必须“起早贪黑”。

70年代短缺经济下,人的消费主题是“抢购”,要想吃一顿稍好的年饭对人有许多要求:好身体、好耐心、早起床等。但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即使在最困难的年代里中国人仍是隆重对待的。1970年的报纸报道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情况似乎一年比一年好,1971年肉、鱼、蛋、糖、奶粉种类、数量也比前一年同期有所增加,各种鲜菜、糕点、干鲜果品供应充足。1972年还增加了广东、湖南、四川的腊肉、香肠以及山鸡、野兔等野味,活鸡、活鸭、活鱼、活鸟等大量上市,菜市场不仅供应北方蔬菜还供应南方蔬菜。当时,吃上的消费占国人收入的大部分,为了获得丰盛年饭,人们必须付出“起早贪黑”的代价。越往后,食品种类越多。1976年以后庙会恢复了,传统小吃也陆续恢复,这引发了北京人的巨大热情。关于吃,在1979年看到的可能是报纸上最为丰盛的纪录,时鲜多了,春节市场上有金浆、西泉、潞泉白酒投放市场,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

70年代的年饭呈现由贫乏走向丰富,由肠胃单调到饕餮大开的改变——食的复归可以说是人性复归的一个信号。

年货:货品增多花样翻新

五颜六色的灯笼,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

1972年春节期间,百货大楼手表展销专柜展出北京手表厂生产的夜光手表和彩色表盘手表。1975年增加了华达呢、的确良、咔叽服装等百多种商品。1976年北京市家具厂发明新式组合家具在中山公园展览的报道列于《北京日报》春节期间的头版。1978年春节市场上北京市百货大楼出售的服装,有传统的旗袍和各色童装,也有流行的各种格呢卡曲、喇叭裤和西服等,还出售一种腈纶毛绒翻毛领活里两用卡曲短外衣。1979年春节,理发排长队问题得到解决。女人们会留意到纺织品种类更多了,如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等产品,而70年代中国女性热爱尼龙制品的狂热一点也不逊色于当年美国女性对尼龙袜的热情。更多的新玩艺儿造出来了,最令孩子们高兴的是五颜六色的灯笼,以及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等等。70年代的消费群体以抢购、限购为基本特征而拥有巨大的消费热情。1979年《北京日报》刊登的一封群众来信称:“结婚讲排场不好,春节参加一位同事儿子的婚礼,他家收到的礼品可谓名目繁多,有台灯7个、收音机1架、闹钟2个、毛毯4条、毛巾被2条、暖水瓶12个、枕巾80条、脸盆一大摞、茶具8套、锅碗瓢盆勺成双成对……”从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结结实实的生活形态和消费热情。

年话:豪言壮语变轻松

1979年人情味渐浓,有了“喜气洋洋过春节,身强力壮迎长征”的春联

70年代的开篇话语是“满怀革命豪情迎接伟大的70年代”,以及一直持续到1977年的“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的口号。

70年代早期春节提出的口号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70年代前期家家户户贴的春联大致相同:

“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

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

到1979年人情味逐渐浓厚,有了:

“喜气洋洋过春节

身强力壮迎长征”

“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跃

公报春风拂大地大地生辉”

……

对普通百姓而言,过年互相拜年时,说的最多的是“过年好”这样的传统话语。

时代话语渐趋轻松,春联由最初的豪言壮语变得渐渐具有人情味和生活色彩,老百姓互相拜年也多了家长里短的寒暄客套。

那时人们的交往之洽、来往之频繁表达了强烈的社交需求。民间语文也随之丰富起来。

年乐:拨乱反正大团圆

人们着魔似的喜欢放鞭炮,以至鞭炮伤人的事件越来越多。

贯穿70年代前半期的春节娱乐主题比较单调,可概述为:样板戏、革命歌曲、革命舞剧、革命电影、纪录片,几乎十年如一日地延续下来。那时的文艺模式培养了一代年轻人的娱乐方式,短缺年代的文娱消费也是难得的机会。如70年代的售票方法是有组织地分配售票,此后又变成“团体凭介绍信限购X张、个人限购X张”。1977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春节气氛开始鲜活,有体育演出,有了庙会,有舞会,有诗会,还有文艺晚会、音乐会,甚至有了内部电影。春节演出也丰富起来,种类多达50多种。不仅可以看到多年后重新露面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电影,而且可以看到新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中国香港的故事片,如日本的《追捕》、英国的《女英烈传》、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美国的《摩登时代》、中国香港的《三笑》,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丰富。在打倒“四人帮”的第一个春节,人们着魔似的喜欢放鞭炮,以至一段时间内关于鞭炮伤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各种游园活动盛行起来,一些传统游戏如套圈、射击等再次出现。那时人们春节热衷于猜谜语,谜语、灯会空前火爆,可以说人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生活的喜悦,体味着“拨乱反正”之后的团圆以及亲友的互访所带来的春节的温馨。代表着人情社会之最高传统的春节终于复归了。从70年代春节气氛的演进对比中,人们感受到的最大喜悦莫过于此——有了安全、自由、温暖、热闹、团圆感觉的中国人的传统节日。
1981年:吃啥啥香,年过在嘴上
时代变迁,年货的购置品类和购置方式也在时时变化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奢华”, 而今每逢春节,各商家都会赚得盆满钵溢,年货已经不只局限于吃穿等用品,房车、奢侈品都已列入年货的清单,而给孩子的压岁钱起步价至少是三位数,多则上千上万元。春节之后,很多网友都会在论坛上晒账单,戏谑自己过完年就变穷。五花八门的开销让许多人不堪重负,有一些人想回家过年,却又害怕归乡,怕派发红包、怕走亲戚、怕被父母催婚。春节回家越来越高昂的花费让“人口大迁移”成了“金钱大迁移”。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人情”和“面子”,只能苦了自己。因为这份沉重,许多人选择了“躲年”,这部分人被称为“恐归族”,而“恐归”会减化了爱的成分,减轻了幸福的份量…

每到年末,中国人的热门话题除了春运以外还有春节消费。历经百般艰难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而在回家之前,我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采办年货。揣着一沓钱,挤进人潮汹涌的超市,换回家大包小包的东西,这是每个年末中国大街小巷特有的景象。

“节前欢喜过大年,包里准备三五千。亲朋好友团团坐,节后变成年清族。”论坛上,有网友作打油诗戏谑春节账单自己过完年就变穷。五花八门的开销让许多人不堪重负,“敬”老“爱”幼、昂贵路费、请客聚餐是其中的三大项。同事小王的账单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预计花费账单

新衣:男1500元,女2000元,总计3500元。

美容/发型:男50元,女200元,总计250元。

购买礼品:婆家1000元,娘家1000元,总计2000元。

看望亲戚:婆家二叔一姑一姨一舅1500元,

娘家一叔二姑三舅二姨2400元,

婆家娘家小孩红包1000元,

总计10650元。

朋友/同学聚餐:500元。

给同事带土特产:300元。

交通/通讯费:800元。

总计:12250元

以上案例只是个样本,各人的情况不同花费也就各异,花钱的名目繁多,有的人甚至在春节期间花销数万元。而无论花费多少,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春节消费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沉重的负担。有网友戏谑:这不是春节,而是“春劫”!

对于中国人来说,“年”的存在,是一种幸福的形态。回家过年,本是很幸福的事,因为这是与家人感情交融的最佳时节,但因为钱包的“羞涩”而使回家的脚步显得很是沉重。有一些人想回家过年,却又害怕归乡,怕派发红包、怕走亲戚、怕被父母催婚。春节回家越来越高昂的花费让“人口大迁移”成了“金钱大迁移”。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人情”和“面子”,只能苦了自己。因为这份沉重,许多人选择了“躲年”,这部分人被称为“恐归族”,而“恐归”会减化了爱的成分,减轻了幸福的份量。

那么,“春节开销”多少才合适?这是个伪问题。春节开销应该量力而行,有钱人自然可以承受更多,没钱的也不必打肿脸充胖子。然而,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早已根深蒂固,春节又是集中爆发期,一年的成就得失就在那一份份红包和礼品里,你在展示自己,别人在掂量你。有些人即使知道自己能量不足却仍要摆谱,没办法,谁让咱要“面子”呢?活人就得争一口气,输人不输气!随着物价的连年上涨,春节的消费也水涨船高,就连压岁钱都是以千元为底数了,意味着我们要为“面子”埋单的价格更高。千百年来,中国人都在为“面子”活着忙碌着,每个人的心中何尝没有无奈呢?

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年的形态会更具时代感、层次感,但过年回家,和家人团聚是不变的,其中充溢着的是爱。父母对孩子,着眼的是“回家”,而不是带多少钱;亲朋好友着眼的是“团聚”,而不是奢华。过年过的就是“幸福”,既然自己的钱包不鼓,无妨以实情相告,实话实说总比死撑着要好,要幸福得多。“春节开销”里要有“爱”,有了“爱”,它就不会成为降低过年幸福的“绊脚石”。让爱作主,过年就会变得轻松!
今天:花样翻新,百万人进餐厅,年夜饭也有烦恼
按老礼儿,京城的馆子到春节差不多都关门上板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在家里炒菜,谁还会光顾餐馆?可从90年代开始,春节期间最常见的大红纸“春节休息”见不到了。家宴设在餐馆酒楼成了时尚。1996年,北京城摆起了年夜饭,百店家宴热热闹闹。到了1997年,年夜饭也要预订,订晚了就剩回家煮冻饺子了。 而年夜饭的等级也日日攀升,如今,一桌千元以下的年饭也很难找到,而高价的年夜饭也未必能和高质量的服务挂上钩儿,拒消协受理的投诉来看,“身体吃坏的人少,惹一肚子气的人多”,投诉大多集中在服务质量上,贵价年夜饭变成了年夜“烦”……

天价年夜饭:

赢了眼球输了口碑

今年的年夜饭,除了一桌难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价格不菲。

在南京,一桌千元以下的年夜饭已经很难找到。玄武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星级酒店年夜饭包间的最低标准也在六七千元,“我们大厅的价格分为2399元和3399元两种”。采访几家中低档餐饮企业,发现便宜的年夜饭,人均菜肴消费标准也在百元以上。

年夜饭价格高企,有物价上涨的因素。“虾子、鳜鱼一天一个价,再过两天还要贵。”古林饭店餐饮部负责人表示,物价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年夜饭价格只能水涨船高。

但有些“天价年夜饭”价格高得让人咋舌,已经和市场上的菜价没有太大的关联。

昨天上午10点,记者致电苏州中茵酒店营销部,提出想“预定”最近一直被热炒的所谓38.8万元的“天价年夜饭”。记者话音刚落,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像广播一样喊了一嗓子:“有人要定38万元的年夜饭啦!”记者随即听到电话里传来一片哄笑声。“要订就得今天定下来哦,不然我们来不及做。”当记者表示马上就可以定下来时,工作人员面对送上门的生意竟开始犹豫,“我来问问餐饮总监”。不到一分钟,餐饮总监告知,“天价年夜饭”已于前一天订出,客人的具体信息不便告知。该酒店工作人员称,最近打电话咨询38万天价年夜饭的人很多“天价年夜饭”一天前就已经订出,销售人员竟不知情,委实有些吊诡。

“肯定是炒作而已,38万多一桌,吃的是金子啊?”在南京一家饭店工作了近30年的曹兵对“天价年夜饭”不以为然,认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徐翔说,高价年夜饭的出现有其存在的市场基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年夜饭更精致、更高档,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一些酒店推出上万元、以至所谓数十万元的年夜饭,确有炒作之嫌。他认为,价格高得离谱的畸形消费,会助长追求奢华的社会风气,与欢乐祥和的春节氛围极不合拍。

年夜饭“与时俱进”,

不能丢了精神内核

中国年,西式餐厅也凑热闹,纷纷推出“年夜饭”服务。必胜客南京新世界百货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定“年夜饭”要先交50元押金,“已有好几位预定了”。不过,店里没有针对春节专门安排特殊的菜单和菜品,“除夕那天来吃饭,吃的就都是"年夜饭"”。

“年夜饭”就是除夕那天吃顿饭?记者采访多家餐饮企业,发现很多中餐馆也持有相同的看法。记者采访十余家餐饮企业,从1288元到6888元一桌的“年夜饭”,都和平时差不多,没有安排特别的年俗活动。记者只能从“全家福”、“新春步步高”等少数菜名上才能找到和过年相关的气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说,到饭店吃年夜饭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忙碌一年的人们在春节得以轻松,同时也可以说是城市春节文化的一种变迁。商家可以把年夜饭当成商机赚钱,但不能让年味越来越少。“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过分商业化,可能造成传统文化的魅力减退。”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年三十大大小小的餐馆都打烊。”南京民俗专家周安庆说,传统的年夜饭过去有“祭祖”、“接灶”的仪式,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桌上的菜和大家讲的话都有很多文化传承的东西。时下饭店推出年夜饭,在年夜饭的花样上不断翻新,这是一种年俗的变迁,也确实让人省时省力。但饭店年夜饭不管怎样变,不能丢了精神内核,成为空壳化的春节符号,而要在年夜饭的文化和年味上多动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