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
中发 ［1972］ 2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0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邰中复的父亲邰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0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