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知青下乡：赶都赶不走

2012年01月12日 14:0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法]潘鸣啸

字号:T|T

1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刘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年10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

本文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作者: [法]潘鸣啸  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63-1966年间下乡运动表面上的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具有强迫性质的计划，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它要唤起高尚的情操，但却制造更深的社会不公。下乡人数定额分配到负责干部手中，他们然后再去动员年青人。然而，怎么可以说服某一些人必须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牺牲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行政指令的规划因此就得借用运动的形式，而这场运动的开展则要依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诱以及不可为人觉的经济政治上的压力。管家们不能不理会意识形态，不然，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目标实现都会有危险，因为思想意识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而毛有其它的目标。对他来说，思想意识并不只是遮掩经济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其实，毛自从因大跃进失败靠边儿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要进行政治报复。自1962年，他即发起攻势，声称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因为，如果忘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压倒社会主义。因此，文化革命前的那几年全国处于越来越政治、也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这可以从围绕着下乡运动的各种宣传中强烈地感受到。从1964年起，所强调的越来越侧重于下乡的必要性是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而不再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把提高政治觉悟放到了下乡运动目的的首位，远在实现农村现代化之前。到1965年，对意识形态目的的反复强调就越来越占上风。在这种气氛下，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强制下乡开始了，比如在广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在学学生被迫在学年当中（1965年2月）下乡[S.Rosen，前引，页17，21，23。]。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处于同样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而文革后就普及到所有的学生了[J.Gardner，前引，页271。]。这儿有一例，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年时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之中一个留沪工作，另一个必须到新疆去。P.90在他们两个作出决定之前，谁都得不到工作，连粮食供应都停止了。最后是16岁的弟弟作出了牺牲[与F.M.D.的访谈纪录，1985年7月21日。]。

毛的出击引致政治强硬，结果造成上述那些极端现象，尽管如此，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总体来说还是建筑在自愿基础上。就算那些年青的毕业生并不都欢欣鼓舞地去下乡，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下去或者在城里等待工作机会，甚至接受服务行业里的不太看好的一份工作。也有自愿去的，那经常是心存希望过一段时间可以返城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参加以前没能通过的考试，也有的希望尽快在当地获提升作干部。广东省党委第一书记陶铸当年曾答应下乡知青几年后可以回城，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轰。广州市真的给知青发了“城市户口保留证”，一直到1963年[S.Rosen，前引，页13。]。尽管有这些允诺，尽管宣传部门天花乱坠把最不宜人的地方形容成锦绣花园[这类花言巧语的众多例子在红卫兵小报上都有列举；见J.Gardner，？EducatedYouthandUrban-RuralInequalities，1958-1966？，刊于J.Lewis（主编），前引，页270-271。]，相当多的中学、有时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宁愿待在城里没有工作，也不到乡下去。

当时在政府里占优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下乡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半自愿性的，还需限定人数；一场不平等的下乡运动，矛头对准城市里的社会“渣滓”，不过对他们的牺牲，就得作出补偿。

刘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年10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顾洪章等，《大事记》，页49。]。

可能正是这些疑虑使得1960年代初期的下乡人数显得比较有节制。政府当局也没敢抱太远大的雄心壮志，只是一年作一年的具体计划。P.91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表现在制定长远的下乡运动规划上。在1965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专为这个问题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谭震林将周恩来在两年前定下的18年内下乡3500万青年，降至15年内下乡1100到1200万。另外，在该会议的头几天，谭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里缺少600万个职位[见本书，页65。]，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他却说在那个期间只需安置366万人[顾洪章等，《始末》，页76。]。必须指出，这些人并不只是知青，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主要是社会青年、失去工作的人、成功滞留在城里的农村人，等。可惜我们无法掌握该期间每年下放知青的数目。但是，我们得知在1962年和1966年之间，总共有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占总人数的65.6%[顾洪章等，《始末》，页79。必须指出，这个数字比1975年公布的1955-1966年期间120万下乡人数要高很多；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这个比例数逐年改变。我们到手的下放知青人数只有1964那一年。总共有68.1万人下乡上山，其中32万为知青，只占47%[当年很少公布具体统计数字。《工人日报》曾经提供一个总数：共有292000名青年在1962年春到1964年春期间下乡，其中包括社会青年（没有列举具体数字）；见《工人日报》，1964年3月22日，第一版。]。闲散人员与知青一样可以获得安置经费。国家在每个人身上平均花费500元。不同的年份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下放地点不同，差别可以很大：到农村去的178到303元，到农场去的690到1119元。

1966年，由于爆发了文化革命，下乡人数限制在38.8万。最后几批有组织的安置是在7月及8月。大家都知道，之后，尤其是“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破”四旧，这就招致了1966年8月以后的大量打砸文化遗迹以及伤害有关人士的暴力行动。]运动以后，许多城里人被驱赶出城。不止是知青，还有属于“黑五类”的一家一家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小流氓，据说他们对顺利开展文化革命以及在万一跟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有潜在危险[S.Rosen，前引，页19。]。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