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状腺病有遗传吗:北京电影行业的变迁：影院，城市与文化的桥梁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北京的地位至关重要：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诞生于此，中国第一座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就建在长安街上。在７２岁的戏票收藏家何大中老人的记忆中，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北京，是一座真正的娱乐之都——天桥的演出每天都有，一直到下午３点，每到傍晚，各茶楼、戏园、俱乐部都有演出，庙会也从不断档，隆福寺的关了，白塔寺的又开，白塔寺关了，还有护国寺……８７岁的原北平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徐树滋老人回忆，即使是在北平解放前一周，广播电台仍在现场直播戏剧演出。这多少体现了，这个城市与文化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这其中电影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从当年《定军山》正式公映，令大栅栏人潮涌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看《追捕》、《望乡》，北京人踩着人的肩头买票，甚至电影院工作人员开门都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如果躲避不及，很可能被涌入的观众冲走，或者撞伤。从３分钱一张学生票，到如今８０元一张的大片门票，北京的电影院换上了真皮座椅，也都有了小剧场，座位变得更稀疏了，电影从人们简单的休闲娱乐，越来越走向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再没有了门口叫卖的黄牛党，没有了电影院两站地外等着退票的人群，看腻了ＤＶＤ的北京人渐渐明白：花这么多钱看场电影，值！

　　１９０２年一个外国人在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放映了３部影片——《黑人吃西瓜》、《脚踏车赛跑车》、《马由墙壁直上屋顶》，这是北京人第一次真正看到电影。１９０７年，平安电影公司成立，外商经营，票价奇贵，普通市民根本看不起。

　　提起北京电影，不能不提任庆泰，他是辽宁人，原是名匠，后来学习了摄影，曾为慈禧太后照相。１９０５年，他拍摄了《定军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１９０７年１２月，大观楼电影戏园诞生，任庆泰任经理，当时北京能放映电影的地方很少，一度造成“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对于任庆泰的生平，今人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曾任多家公司总经理。

　　有趣的是，北京早期的电影院不允许男女相邻，影院中一边是男座，一边是女座，中间隔着一人多高的木栅栏，即使夫妻二人也要分座。最早允许男女混杂的是平安影院，因为是洋人经营，观众也是洋人，一般人不敢管，以后渐成风气，其他影院也不分座了。

　　抗战前，北京有３０多家电影院，但抗战期间，北京电影院走向衰败。当时国产片少，影院多靠英美片撑场面。当时没有译制片一说，只能由解说根据电影画面，现场朗读中文台词，不同影院的译稿都不一样，所以影院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翻译质量的竞争，此外，英美片都是从天津到港，各影院经理直接到船上向片商购买。

　　大光明电影院曾在北京电影院中风光一时，因为总经理杨宜之英文好，不仅能翻译，还能直接和外国人谈判，拿到一手片源。大光明电影院就是后来的西单剧场，初期叫“哈尔飞俱乐部”，原本是取Ｈａｐｐｙ（快乐）的意思，没想到写错了，成了Ｈａｐｐｉ，经营方将错就错，干脆叫“哈尔飞”，它占地面积很大，曾是张学良在北京的私宅（奉天会馆）。

　　抗战期间，大光明一度落入日籍经理之手，但抗战后，大光明一度走向辉煌，但因放映员吸烟，引燃胶片，将影院彻底烧毁。北京当日报纸纷纷报道，有的报纸甚至起了《大光明影院昨日大放光明》的标题。幸亏大光明已向美国公司投保，加上当时没查清事故原因，获得了全额赔付，据杨宜之之子杨玉栋老先生介绍，大光明这场火灾的真实原因，是首次向媒体披露。

　　抗战胜利后，北京影院发展仍然艰难，因为国民党当局要求电影院每三个月审核一次执照，每次审核执照，都要扒一层皮，影院利润菲薄。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时，北京只剩下２６家电影院。

　　１９５７年，首都电影院改建成第一家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解放不久，政府从紧张的建设资金中拿出钱来修了５家电影院，即紫光电影院、交道口电影院、新街口电影院、广安门电影院和花市电影院。

　　１９５７年，首都电影院改建成第一家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当时周总理非常关心北京电影院的发展，据杨玉栋回忆，周总理曾亲临大光明影院，当时正值酷夏，影院没空　　调，杨宜之怕喝汽水伤胃，专门到胡同打了一暖壶信远斋的酸梅汤给周总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京电影院高速发展的时代，不仅建设了很多影院，还诞生了《南征北战》、《羊城暗哨》等一大批优秀影片，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优先发展电影业，是受前苏联影响，列宁曾说，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它的影响范围远大于印刷的文字，同时还具有它自己的特性，使得它能成为最出色的宣传工具。据说，前苏联一名将军要见斯大林，必须提前打报告，还要经过审批才行，而著名导演可以直接推门找斯大林，谈新片的创作灵感。

　　１９５０年代，前苏联译制片大量进入中国，由于制作精美，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人们再也不用听现场朗读了。

　　据何大中先生回忆，１９５０年代末至１９６０年代初，北京文化出现了短期繁荣，因为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百废待兴，为鼓励团结奋进的精神，文化单位纷纷推出精品节目、影片，加上许多名角联手，堪称百年不遇。特别是一些戏剧改编的电影，在舞美、布景等方面，都达到历史最高峰。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电影业形成了两大特色，一是组织群众看电影，这既是教育，又是福利，二是各单位自己建礼堂，放电影。

　　这两大特色一直流传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据２００５年统计，北京共６２个剧院，可电影放映单位多达１７２个。不是营利性剧院，却能放电影，而且放的电影质量并不差，这在相当时间让北京人觉得，花钱看电影，那是没关系的人才干的事。

　　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各城市出现了流动放映队，给周边农村放电影，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渐渐消失，近２年又逐步恢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影院发展速度减缓。首先，没什么好影片，很多样板戏来回放，第二，各单位工会都发电影票，学生也常组织看电影，电影院有什么片，大家都看过了。

　　在４３岁的电影海报收藏家刘钢印象中，他这辈子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儿童剧场看的《智取威虎山》，当时是全家出动，共８口人，有１０张票，多余２张想送给别人，大人不好意思开口，就让还是孩子的刘钢在街上喊“谁要退票”，那时，退票不要钱，白送。刘钢成功地完成了父母交给的任务。

　　那时也有外国片，主要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等，令刘钢感到新奇的是，朝鲜当时的影片基本都是宽银幕，黑白片居多，制作比国产片精美。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的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当时不论放什么电影，前面一定要加上《新闻简报》，中国新闻制片厂在全国影响最大。

　　据中国新闻制片厂退休摄影师史学增介绍，他们到地方去拍片，当地政府哪怕只有一辆车，也要派给他们用，群众夹道欢迎，有的居然打出“热烈欢迎中央首长”的标语。当时中国新闻制片厂在各省都有派驻记者，不过主要报道“丰收新闻”。

　　刘钢喜欢电影院有一个最大的理由：夏天凉快。当时隔音设备差，所有电影院的墙壁都修得很厚，所以夏天特别凉快。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看什么并不重要的年代，当时人们娱乐活动太少，去电影院就是一次全家的娱乐活动。”刘钢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剧院遭遇了爆炸式的辉煌，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思想解放，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而北京的影院尚未脱离计划经济时代，价格奇低，成了普通人最好的文化消费场所。

　　１９８２年的《少林寺》堪称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成功的娱乐片，刘钢整整看了６遍，从早场买票，一直看到晚上，当时学生票３分钱，６场才０．１８元。能泡影院，关键是学业压力轻，刘钢所在的中学还是区重点，但下午一般只有１节课，家庭作业很少，剩下的时间就去看电影。当时的成年人上班都是朝九晚五，电影院成了学生们的天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各电影院的火爆，是今天人难以想象的。当时的黄牛党和今天火车站的票贩子有一拼。用刘钢的话说，赶上“严打”的时候，有的票贩子抓住了能被判１０年，当时“投机倒把”在人们心目中，还是很严重的罪行。但即使这样，票贩子依然层出不穷，赶上好片子，离电影院两站地就已经站满了等退票的人了。当时日本的《追捕》、《望乡》公映，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为了买到票，很多人不惜旷工，但往往是一礼拜后的票都已经卖光了。

　　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电影院的日子渐趋艰难，一是录像厅风起云涌，港台片借此渠道，抢走了大批观众，用今天的眼光看，录像厅的放映质量惨不忍睹，片子也无非是从头打到尾的垃圾片，但它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是前所未有的，二是各种“参考片”泛滥，参考片又叫资料片，都是国外的新片或经典影片，不能公开放映，当时北京的电影资料馆、电化教学馆、北京电影学院等都能放这种片子，有点“关系”就能看到，不用花钱。

　　刘钢就在电影资料馆看过很多片子，有时，他左边坐的是达式常，右边坐的是李仁堂，放的片子不仅经典，还有专家解读，当时风靡一时的“Ｆｏｌｌｗ　ｍｅ”的主播，就负责现场翻译。

　　如今，在舒适的空调下，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想看的片子，这已经成为周末最舒适、最便捷的休闲方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之前，北京电影院堪称步履维艰，电影院不得不开设录像厅、游戏厅，勉强维持。

　　首先，那时粗制滥造的国产电影太多，从电影海报就可以看出，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影海报多是名家绘制，像程十发、黄永玉、陈逸飞等都手绘过海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名家少了，但也是各大电影公司的专业美工来制作。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鼓励海报设计，形成了短暂的高峰期。但之后，基本是粗制滥造，连纸张也大不如前。

　　第二，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观众迁到城外，附近没有影院，基本不看电影了。

　　第三，北京影院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比如一些国营影院要上缴８０％的利润，这样影院没有钱用来自身发展，像圆恩寺影院等老影院都消失了。

　　第四，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ＶＣＤ加剧了影院的经营困难。

　　可以这样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北京电影院浴火重生的时期，北京各大电影院纷纷改造，变得越来越舒适，更加适应现代消费的需求，虽然价格高了，但随着进入新世纪，北京人收入大幅提升，电影院的价格显得并不昂贵，相反，它成了物超所值的所在。

　　如今，在舒适的空调下，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想看的片子，这已经成为周末最舒适、最便捷的休闲方式。越来越多的观众回到了剧场中，这其中，也包括刘钢，他当年也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在电影院谈的恋爱，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看《变形金刚》，虽然家里早已经有了“家庭影院”，且进入了“蓝光时代”，但他还是喜欢电影院，不仅仅是因为３０多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电影院给你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北京影院已有７０家，银幕３０５块，２００８年全年北京电影观众达１４５８．９万人次，比前年同期增长３６．７％，票房收入５．２５亿元，比前年同期增长４３．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