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莉莎的电影: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传教士遗迹考察记(上)

忻州殉难八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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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度大学教授   张海燕博士

２００９年７月５日

1. 一次偶然的阅读

十年来，我一直想要到山西的历史文化名城忻州去看一看。它虽不是我的故乡或工作求学之地，那里也没有与我沾亲带故的人，但我常常会想到它。我饥渴地读过关于它的许多文字，甚至连只言片语也不肯放过。只要一合上眼，我的眼前就会幻化叠映出它的街市城楼和历代名人贤达。作为海外游子的我，曾经想过到忻州去生活一段时间，哪怕是短期的也好，但当时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允许我成行。每次碰到从山西来留学的人，我总要问打听关于忻州的消息。在我的心底，忻州是与一座与我的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城市。

我之所以思念、牵挂这座城市，完全是源于一次偶然的阅读。１９９９年入冬的一天，我从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北部的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下班后，匆匆赶往母校密歇根大学去借书，那里有一座藏书量惊人的亚洲图书馆。在我抱回来的一摞书中，有一本是The China Martyrs of1900 （《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 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于 1904年出版的。当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这本扉页发黄的书，我仿佛置身于百年前那场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之中。一阵阵嘈杂激烈的呼喊，和一些哼唱圣诗的平静而低微的声音，回响在我的耳畔；一群群殉教者从我的面前缓缓走过，他们的目光里闪烁着悲悯和坚毅。其中有八位在忻州传道的英国传教士，格外引起了我的注目：和大多数殉难的传教士不同，他们是在逃亡了近一个月之后才被抓的，在逃亡过程中他们以日记、书信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经历、思想和对亲人们袒露的心迹。在那段历史的记载中，他们的私人记述以第一手资料展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仿佛被这八位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进心里来，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我从此记住了忻州。这么多年了，怀着一颗敬慕和感恩的心，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到忻州去拜谒那些神交已久的故人们留下的史迹。

两年前，我离开工业界，进入普度大学教书。2009年5月初，在回国讲学的前几天，我读到忻州老记者、曾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过的任复兴先生的博客。从他的博文《<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我才得知这八位传教士的墓地如今还在，位于忻州城南关村，俗称“洋人坟”。通过电子邮件，我和任复兴先生就共同感兴趣的洋人坟的细节作了探讨。六月上旬我到了北京，正好六月五日、六日两天有空，就决定买火车票，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造访古城忻州。在电话里，我和老记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传教士们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他们经过的村落，寻访他们在刘家山以西的后山上挖掘的藏身洞穴，另外，还将造访三家店上的福音堂和传教士生活过的地方，拜谒东门传教士殉难地和城南洋人坟，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记载逐一进行考察。

2. 忻州的八位传教士

忻州基督教会早年是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设立的。１８８３年，时在太原的李提摩太赴忻州布道后，即请浸礼会总会派人到忻州设立教会。１８８５年初，德牧师来忻州传扬圣道，有来自山东的信徒赵夏云同工，福音传至南张村、庄磨镇、刘家山一带。１８８７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从太原来忻州医疗传道，不久德牧师回国述职，邸牧师就此负责教会的工作。１８９６年，教会在忻州北地建立支会，马牧师（威廉斯．麦可拉奇）同年来忻州协助圣工。至１８９９年，南关村、奇村、庄磨镇已有浸礼会支会，需要更多的传道人员，总会又于同年先后派来燕教士（西尼．恩纳尔）和任教士（女，贝茜．雷诺）。十几年来，邸牧师培训了十余位本地传道人和助手，与英国传教士们合力兴旺福音。

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夫妇是最年长的，但他们殉难时还不到４５岁。邸牧师早年失怙，是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的。还在少年时代，他就立志要将福音传给远方的异族之民。经过三年大学训练，又经过两年的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传教，但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而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就申请到中国来。邸牧师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于1884年年底结婚后，转年春天就来华宣教。前两年在太原传福音，后来邸牧师夫妇到忻州医疗传道，圣道深入人心，教会兴旺起来。

马牧师是苏格兰人，十六岁信主后，就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奉。一次，他听到来华传教士回国述职时作的巡回演讲，中国就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国度。大学毕业后，他成为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1896年秋天来到中国。他以能向这世界上最广大的民众传福音为上帝给他的特殊恩典。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到异国他乡去传福音。她的父母先是不能理解她，认为是女孩子不现实的奇想；但成年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父母也就转而支持她了。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经在中国传教几年了。马牧师夫妇殉道时，都是三十出头。

任教士来华的时间最短，才九个月，她却为此准备了很久。在向浸礼会申请成为传教士之前，她是家乡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每一堂课她都精心准备。后来，她又接受了传教士的训练。真诚且助人为乐的任教士已经开始随着邸牧师的太太，走村串户，向妇女们传讲福音和永生的道理。三十岁的她，传教生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燕教士也是忻州传教站的新鲜血液，他来华的时间只比任教士早了两个月。他和任教士都还在学习山西官话的阶段，在十里不同音的山西，这尤其重要。燕教士的灵性相当的好，他在任何境况中都能信靠顺服的祷告见证了他的信仰。殉难时，他才二十九岁。

另两位和忻州教案相关的传教士是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恩牧师与马牧师年龄相仿，两人同年结伴来到山西。英国浸礼会在山西有两个传道站，一个在太原，一个在忻州。恩牧师留在省城，马牧师则到了忻州。恩牧师的未婚妻怀特小姐（汉妮.安德伍）也于１８９８年来到中国，与恩牧师成婚，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对恩牧师的太太所知不多，只知道她自幼为孤儿，成年后献身于传道的圣工。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当时，恩牧师夫妇刚好从太原府来忻州看望马牧师，躲过了那儿发生的义和团事变。六月初三，忻州传教站获悉太原传教站被毁的消息，邸牧师决定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八位传教士们（见图１）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天的逃亡。六月二十五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了。六月二十九，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达两周之久。七月十五日鸡叫以先，在城东门瓮圈内，传教士们被伏兵乱刀砍死。次日，传教士被掩埋于东城墙脚下。１９０１年办结教案时，将传教士墓迁葬于南门外西南一公里处，南关红塘沟南梁的宽阔高地，即“洋人坟”现址。１９１０年，英国浸礼会主席麦卡尔潘恩立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于传教士墓园。

转眼一百零九年过去了，古城忻州啊，在你承袭着尧舜遗风的厚文积萃的黄土地上，在你的城关和周遭的乡村，曾经上演过这些真人真事的历史活剧，你要借着故人的遗迹给我们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呢？

图１ 忻州殉难的八位英国传教士的照片

(图片出自The China Martyrs of1900，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London, 1904)

3.  考察“洋人坟”

2009年6月5日早清晨，走出火车站，我终于踏上了三晋名城忻州的土地。对洋人坟素有关注而又兼有学者涵养和记者眼光的任复兴先生已经为考察作好了周全的安排。早餐后，任先生带我去接历年来醉心于忻州文史的退休教师薛喜旺先生，一起来作忻州传教士故迹的考察。这样我们三位同好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考察队。（见图２）三人中，薛喜旺先生最为年长，七十有六，任先生居中，六十有三，而我也满了五十一岁，依次年龄相差大约都是一轮，好像是一个等差级数，那把我们三个未曾谋面的人聚在一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力量呢？

图２ 忻州教案考察队考察洋人坟

(左起：任复兴、张海燕、薛喜旺, 南关村民王万良摄影，2009年6月5日)

司机胡秀平开车，任先生首先带我们去参观与山海关齐名、享有“晋北锁钥”之称号的北城门楼，我知道其中的深意：见过高古的城门楼，也就算是正式见了忻州的面，也就开始和忻州熟识起来了。放眼望去，城楼伟岸华丽的身躯雄峙于山关要隘之间，顿时使我领略了忻州劲悍儒雅的遗风。在早晨温煦的阳光下，我的心里暖暖的。当年住在忻州城内的传教士们，不正是从古城的四座汉砖明瓦的门楼下经过，走遍忻府区的四乡八邻去传福音的吗！过后，我们去看了除东门外的其它两个旧城门。

然后，我们开始考察传教士的遗迹。离开南城门，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城外南关村红塘沟南梁上的传教士墓地（“洋人坟”）。南梁是三面临沟而上面平阔的黄土高坡，登上高坡，忻州的城郭民居就尽收眼底了。据说，这里先前称为“花果山”，只是现在已经凋敝了，并不见果园。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子刚刚开始拔节。我们看见早已遭毁坏的传教士纪念碑，残损程度不一的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和被撬开了一道窄长口子的底座周围，正像任复兴先生的博文描述的那样。不过，虽然被毁，传教士纪念碑仍旧是这里最显著的标志。（见图3）

图3 忻州传教士纪念碑现状

(任复兴摄影，２００６年４－５月 )

我们三个人中，任先生以前曾数次考察过洋人坟：早在２００２年冬，任复兴先生就开始探访洋人坟，关注那座与庚子义和团有关的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纪念碑；２００４年初夏，他对纪念碑的中、英文碑铭拓了拓片，并对纪念碑的基石、底座、碑身、碑额及碑顶石的大部尺寸作了测量，数据记录于他的博文《<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之中。薛喜旺先生也考察过洋人坟，并写了《南关村洋人坟考》。而我，虽然是初次来访，却是对这八位传教士的生平事迹和心志情怀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近十年前我曾根据传教士逃亡期间所写的日记、书信写过报告文学《忻州的日记》，更重要的是，传教士为之献身的信仰正是我过去二十年来一步一步所履践的。

图4是我绘制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根据我对纪念碑碑石残片的观察和照片图测，并参考任复兴先生的博文《<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中对碑石的描述和测量，我将之作了以下编号和命名：Ｆ－纪念碑基石；Ｂ１～Ｂ４－底座长方体型石，Ｂ５－底座中心的正方体型石；ＢＥ－东面碑体型石，ＢＳ－南面碑体型石，ＢＮ－北面碑体型石；CＥ－东面碑冠型石，CＳ－南面碑冠型石，CＷ－西面碑冠型石，CＮ－北面碑冠型石；C－压冠石；Ｔ－碑顶石。有铭文的碑石自然成为我们首先考察和拍照的对象。三块碑身型石上分别有中、英文碑文和八位传教士中六位的姓名，东西两面的碑冠型石上有圣经经文，还有底座的东面型石上有立碑者的献辞。

我首先找到那块刻有殉难者姓名的碑石，俯身去抚摸那些十年来不知默念过多少遍的英文名字。这是碑身北面的一块碑石。（见图4中的ＢＮ－北面碑体型石）碑铭是以一种端庄遒劲的哥特体英文字形镌刻的，字母笔划棱角分明，略带花饰，像是一条条粗麻编织的佩带，紧密而有力地佩戴在坚石挺起的胸膛上。这块碑石上只有六个完整的名字，而排在殉难者名录最前列的邸牧师夫妇的名字，大部分刻在叠于其上的另一块碑石（已缺失）上，这块碑石的上边处只留下其姓氏 Dixon字母的一半。（见 图5）这八位传教士的名单，根据The China Martyrs of1900的记载和 任先生与我先后对碑铭的辨识，并参考其它文献，记录如下：

图4 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

Ｈerbert ？　Dixon（赫伯特．狄克松），其中名不详，中文全名为邸松，国人称“邸牧师”。

？ ？ Dixon, （狄克松太太），由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仅知其nee Williams （娘家姓威廉斯），教名与中名均不详。

William Adam McCurrach（威廉．亚当.麦可拉奇），仅知其中文姓氏而不知其中文名， 国人称“马牧师”。

Clara Pobello McCurrach（克拉娜．帕贝萝.麦可拉奇)，马牧师夫人。

Thomas John Underwood（托马斯．约翰.安德伍），仅知其中文姓氏而不知其中文名，

国人称“恩牧师”。

Hanny ? Underwood（汉妮.安德伍)，The China Martyrs of1900中仅称之为Mrs.T.J. Underwood，所幸其教名刻于碑铭中，然其中名阙如。恩牧师夫人。

Bessie Campbeh Renaut(贝茜．康贝.任诺)，仅知其中文姓氏而不知其中文名，国人称“任 教士”。

Sidney Waltee Ennals(西尼．瓦尔提.恩纳尔先生)，仅知其中文姓氏而不知其中文名，国人 称“燕教士”。

可以断定，纪念碑的正面朝向东方。尽管碑石散落四处，我还是仿佛看见了纪念碑在晨光中面带期盼翘首挺立的样子。因为旧约先知以西结论到异象中看见的圣殿，说：“看哪！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耶和华的荣耀，从朝东的门进入殿中。”（以西結书43章２节和４节）这是指着主耶稣再来而说的，因为人子来临时要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马太福音２４章２７节）所以传教士纪念碑面朝正东而立。

碑身东面的型石（见图4中的ＢＥ－东面碑体型石，其实物拍照见图6）上是以英文记述的忻州府基督教浸礼会八位传教士和四十位中国信徒和慕道友殉难的史实。这显然不是全文，它以上和以下的东面型石上应该还有一些文字，不过主要的纪事是在这块碑石上了:

“…Baptist Missions who were slain By the sword in the East gate of Hsin Chou city on August 9th 1900，during the Gover’ yising，And also of the forty Chinese Christians who in the time near…”

其中文译文如下：

“……（谨立此碑纪念）在毓贤任巡抚时期，1900年8月9日被杀害于忻州城东门的浸礼会传教士们，并在此前后被杀害的四十位中国基督徒们……”

图5 刻有殉难者姓名的碑石

（张海燕摄影，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

图6 东面碑身型石上的英文碑铭

（任复兴摄影，２００６年４－５月）

英文碑文中的"who in the time near"（中译为"在此前后"）是任复兴先生从碑石的下边处留 下的半截字母中判定的。他还非常敏锐地提出了一个有深意的观察：“为了表示对毓贤的鄙视，将本来应该大写的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也用了小写，巡抚'Governor'略作'Gover'。”请参见任先生的博文《<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

与这段英文碑铭相对应的是碑身南面（见图4中的ＢＳ－南面碑体）的一段中文碑铭，其全文如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英文的逐字翻译而是文采裴然、独立成篇的：

“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

光绪庚子年，拳匪起衅，於七月十五日，将英国牧师教师等八人在东门里全行杀戳。又，忻州、代州、崞县、繁峙教友学友等，在各处先后被害者男女共四十人。此英华信士之至死有忠心者也。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云：舍生取义，其斯之谓与！故泐石以志不忘。” （标点为后加）

碑文中提及的教师，当指传教士的配偶或新来的教士，因为他们的分工主要是教导圣经；而牧师则是更高的圣职，主要是讲道、负责管理神圣的教会。教友是指信徒，而学友则尚在慕道阶段，还没有受洗成为正式的基督徒。

这篇宝贵碑文的初次文献记载当是任先生的2005年3月22日的博文《<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秋，教会也愚氏撰写的文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首发于《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四册上册，1991年转载于《忻州文史资料》第7辑），虽然时间晚于传教士纪念碑的立碑时间（1910年），却未提及这段碑文，也许是也愚氏的撰稿时间早于立碑时间吧。薛喜旺先生的《南关村洋人坟考》（见薛喜旺先生编著《醉心文稿》，2009年3月出版，55页）也记录了这段碑文。本考察记的这段碑文经过与碑身南面铭文的逐字逐句的比对，除浸礼会的“会”字处碑石破损，系任复兴先生补入外，其它各字均无增减，是准确的记录。（见图7）

图7 传教士纪念碑中文碑文

(任复兴摄影，２００６年４－５月 )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誌了庚子教难中忻州八位传教士殉难的事件，更以并列的方式特别载入了忻州府四十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这体现出立碑者作为基督徒所特具的上帝国度的观念和对圣徒生命的纪念和礼赞。毫无疑问，这样做是理所当然且恰如其分的：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其妇幼有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两万三千人殉道。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含妇幼有159人，天主教神职人员32人，共191人，占全部外国殉难者的79.3%；而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据叶守真和陈守谦的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因而在山西忻州的纪念碑上并列记载这些宝贵的献祭和悲壮的殉难就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碑身上面由四块外面为叶状堞的碑石拼合成一个华贵的四方形王冠，可以称之为碑冠。碑冠的四块碑石均有残片（见图4中的ＣＥ，ＣＳ，ＣＷ和ＣＮ），受损程度不一。南北碑冠上并没有发现铭文，只有东面碑冠（ＣＥ）和西面碑冠（ＣＷ）上有文字。东面碑冠上的文字共有八个字，可惜叶状堞受损严重，大部分的字被敲成半个或更少，所幸尚可依残迹辨认，首尾的两字缺失（见图8a）：“（基）督为你们受过（苦）”。西面碑冠上的文字完好保存（其叶状堞似经过修复），共有七个字：“给你们留下榜样”，其上有十个小字注明经文出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见图8b中七个大字上面的十个小字）东西碑冠上的引语均节录自圣经新约中的同一节经文。

我在心里默念着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的经文：“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节经文原是我所熟知的，但今天，“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几个字对着一群殉难的人说，却是我未曾想象过的，我的心就像被重锤敲击一样，经历了一场石破天惊的震撼。噢，传教士们，你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不是要搞什么文化侵略，甚至也远高于文化交流，你们是要蒙召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你们并不服膺于哪个国家，而是服膺于天国之主；你们以传教为天职，而且仅以传教为天职，除此之外别无任何图谋。你们付出神的大爱，使浪子归回，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见，使死人复活，你们在大海中开道路，在旷野里开江河，你们盼望着落在地里死了，好结出千百倍的籽粒来，这就是你们全部的热望。美哉，传教士！你们是美的，因为你们所服事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美的!

(a)

(b)

图8 传教士纪念碑碑冠上的圣经经文

(张海燕摄影，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 )

在纪念碑东面的底座上，我们看到了纪念碑捐立者英国浸礼会主席麦考尔皮恩爵士的落款并立碑年份，全部用小号的大写字母镌刻（见图9，这是任复兴先生拓技纯熟的碑文拓片）。立碑之时，距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十年了。当殉道者们从天国俯瞰人间，在他们的鲜血泼洒的地方，中国基督徒经过试炼，信心加倍坚固，活出美好见证；数倍于前的传教士源源不断地走向中国，走向人群和社会传福音，为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奔走，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教会成倍地增长，迎来了1900至1920年的 “黄金时代”，殉道者们该是多么欣慰啊！

图9　传教士纪念碑捐立者浸礼会主席麦考尔皮恩爵士的落款

（任复兴先生拓片，２００４年５月）

在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位，有一块石碑，显然不是传教士纪念碑的一部分，我们拭去尘土，上面的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我马上断定这就是我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十六岁，是任教士的助手，大约是教刚来九个月的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村道路的，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传教士在作出逃亡决定之时，他、厨师安叔根和中国传道人何全奎都觉得传教士到刘家山避难比较好。到达刘家山后，三位中国同工分别外出为传教士打探消息，均被义和团或官府抓住杀害或打死。据使料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想不到，张林旺与传教士同葬在洋人坟，是一个新发现。据此推断，信徒安叔根和传道人何全奎也应该同葬于此。但我们没有找到碑石证据，只是猜测而已。

据也愚氏《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1901年春办结教案时，殉难传教士的遗骸从东城墙脚下被迁葬于南关现址，”坟墓高拱，迄今蔚然可观“。李锦鹏的《义和团时期忻州的反帝斗争 》给出了传教士遗体从东墙外墙脚下迁葬于南关现址的确切时间，1901年2月13日（庚子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从周围的砖瓦残片和岑春煊（1900至1902年任山西巡抚）的保护告示石碑的位置，我们可以推断，传教士坟墓和纪念碑的四周应该有围墙，构成一个墓园，园门朝东，门北有一个深深的水井，门右是岑春煊巡抚的保护告示石碑。1910年，英国浸礼会主席捐立殉难纪念碑，当是锦上添花之举。可惜的是，1946年国共内战，为了不让墓园和传教士纪念碑成为攻城的掩体，墓园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拆毁。这是南关村民天主教徒王万良告诉我们的。解放后，被毁的洋人坟似乎没有重建复原。不过，任复兴先生前次考察洋人坟时，听村民说，直至1980年代碑石尚基本齐全，后来建砖窑，部分碑石被运走了。这次考察，我听王万良村民说，“一些碑石被烧了石灰。”我看着被毁的传教士纪念碑，心里非常难过，好在传教士在传福音给中国人、在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诸方面的贡献是不会被遗忘的，而且我们现今也看得见这些劳绩带给我们的福荫。据说，邸牧师的后代去年到忻州洋人坟来看望他们先祖的墓地，愿上帝的灵给他们最深的慰籍和激励。我们还看见纪念碑基石的东南角有盗墓贼掏出的两个洞，底座也被撬开，发现没有宝藏，就放弃了。盗墓贼根本就不知道，上帝的仆人是不会积财宝在地上的，他们在世为寄居者，尽心竭力地爱神爱人，“西人万里行善，一朝溘逝”（语出岑春煊的保护告示碑文），他们的财宝积在天上。

考察时，任复兴先生还带我们去见洋人坟看坟人张老根夫妇的孙子张俊生、张俊才，他们仍住离洋人坟不远的南关村。由于事先没有约好，正巧他们不在家，我们未能见到他们的面。我对这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充满敬意和感激，他们在洋人坟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主从来都是看顾那些为祂忠心摆上的人和他的子孙后代的。任复兴先生告诉我，张老根的女儿张改叶，也就是张俊生、张俊才的大姑姑，在教会学校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她做过太原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毕生“听主话跟主走，循天道守天法”，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4. 复原传教士纪念碑

离开南关洋人坟时，我心里忽然涌出一个感动：将来有一天要是能重建传教士纪念碑该多好啊！我从反光镜里凝视着渐渐远去的传教士墓地，心里作了一个决定：先用电脑软件把传教士纪念碑的三维复原模型建起来，而且也把各个碑石组件的全部工程尺寸标明出来，把这些制图文件永久存在电脑中。将来不管哪一天需要这些图纸，我都会欣然把它奉献出来。

复原所需的资料已经齐全：还在我们刚刚见面之时，任复兴先生就将他以前三次造访洋人坟纪念碑时拍摄的许多数字照片，拷贝了一份送给我，再加上我自己在洋人坟拍的照片，根据几何视图关系，比照任先生记录于《<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中的部分实测数据，我可以对纪念碑的任何一块型石进行图测，得到一切工程细节数据。任先生还大致勾画了纪念碑的形状给我和忻州教会关心洋人坟的弟兄姊妹看。这样，复原工作所需的数据和图片资料已经足够了。所以，在返回普度大学后，我立即根据我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见图３），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然后确定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进行了传教士纪念碑的复原工作。为了准确起见，我还烦请忻州教会的主内弟兄到洋人坟实地复测了碑身南面刻有《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的碑石的几个大尺寸，以作复原图最后的验证。

洋人坟碑石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的估计如下：纪念碑的基石（图4中标为Ｆ）保存完好，是由多块石板拼成的正方体。基石的中央支撑起纪念碑的底座。虽然底座被盗墓贼撬开了一道缝，但底座的五块型石没有损毁。底座由四块上部束紧的长方体型石（图3中标为B1-B4，见图10a)，和中心的一块正方体型石（图4中标为B5）组成，其组合关系一目了然。根据碑文的布置和殉难者人数，可以断定底座之上的碑身由三层正方体叠合而成，每层正方体由四块接合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立体型石组成的，因此碑身型石共有十二块，目前仅存其三，即东、南、北面碑体型石（图4中标为ＢＥ，ＢＳ，ＢＮ），是纪念碑组件中缺失最多的。所幸中、英碑文主体尚存，刻有八位传教士中六位姓名的碑石尚存。图10b绘出碑身型石的立体形状。碑冠是由四块接合面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外形仿佛屋顶的复杂立体型石组成，这四块碑冠型石尚存，破损程度不一（图３中标为CＥ，ＣＳ，ＣＷ，ＣＮ）。图10c绘出碑冠型石的复合形状。碑冠的顶部是一块压冠石（见图10d，图4中标为Ｃ）。压冠石上是碑顶石（图4中标为Ｔ），既可以增加压冠石的份量，又是支撑十字架的基座。纪念碑的最顶端应该就是十字架。

图10 传教士纪念碑组件型石

图11a阐示了每层碑身的四个组件的拼合过程，而图11b则阐示了碑冠的的四个组件的拼合过程。图11c是传教士纪念碑整体复原过程的图示。为了几何对称，我完全统一了四边的碑身型石(见图11a)的几何尺寸，而任复兴先生记录于《<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中的东、南两面的碑身型石之实测尺寸是略有差别的。这种改变是在工程许可的误差范围之内，应该不会影响复原纪念碑的真实度。

(a)                                                                       

(b0

(c)

图11 传教士纪念碑复原过程

图12是传教士纪念碑的复原图。纪念碑东面的碑身上是英文碑铭，底座上是纪念碑捐立者的落款，碑冠上是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中的“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等八个大字；北面的碑身上是殉难的八位传教士英文名录，其它地方无碑铭；南面的碑身上是中文的《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其它地方无碑铭；西面只有碑冠上有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中的“给你们留下榜样”等七个大字并“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等十个小字，其它地方无碑铭。

图12 传教士纪念碑复原图

(张海燕绘图, Brian Bevill 软件 ，参考任复兴的部分实测数据和草图，

并据考察照片测绘，2009年7月 )

由于碑身突出于底座之外（每边突出1.5厘米），碑文部分成为纪念碑最突出的部分，纪念碑的外形看起来像是一只奖杯，碑身之上是冠冕，而冠冕之上披戴的圣经经文和十字架，如同圣冠，表明分别为圣、属天君尊。这种杯冠合一的设计是独一无二的，已经无从查考谁是设计者了，我能说的是，纪念碑如此建构，显明设计者是一个非常熟悉圣经的人，他着意强调了这样的几重属灵意义：（１）奖杯表明上帝审判台前的奖赏。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说：“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传教士们的生命事奉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能够经过那日子的火炼而长久存留，他们必得神的赏赐。（２）至死忠心的传教士们得到了生命的冠冕，圣经启示录二章十节说：“你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你要忠心至死，我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而且这冠冕是作王的冠冕，设计者刻意把碑冠设计成四面为叶状堞的王冠。圣经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说：“我也看见那些因为替耶稣作见证，并且因为神的道而被斩者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３）十字架的圣冠，表明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成圣，歸耶和華為聖，传教士们忠心服事的是主耶稣，传扬的是神的福音，这是他们生命里最高的呼召，也是唯一的使命。圣经出埃及二十九章六节论到独一真神的祭司说：”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这样的经文戴在头上：“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就是宣告了传教士们委身的心志和满有信心的顺服。

事实上，不论从工程设计的角度，从美观和稳定性的角度，从属灵意义的角度，我对这个复原图都是比较满意的，碑石各部分的尺寸都尽量采用与纪念碑各部型石的残片吻合的尺寸，其拼合误差均保持最小化。对此，我十分感激任复兴先生和当地教会的主内弟兄，没有他们对碑石大尺寸的初测和复测，使碑石的细部尺寸依几何透视关系可以被测定，因而各部拼合方式也可以被确认，复原图不会有现今的精度。在复原过程中，我曾导出过几种可能的草案，但这一种是最恰适的，也最符合原状。毋庸赘言，我之所以孜孜以求一个好的复原图，乃是为了给庚子教难中殉道的二百四十一位外国传教士（含传教士配偶和孩子们）和两万多位中国基督徒一个深情的告慰，尤其是给在这个仇教反洋之风最炽的省份殉道的一百五十九位外国传教士和七八千位中国基督徒们一个深情的告慰。

5. 重走传教士逃亡路线

南关洋人坟的考察结束之后，按原定计划，我们要重走从忻城西门到刘家山的传教士逃亡路线，并寻找当年他们在山上挖的藏身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熟悉传教士们在逃亡过程中写下的日记和书信。邸牧师夫妇的四个孩子三年前回英格兰上学去了，为了让孩子们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邸牧师从逃亡的第一天起，就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自己的亲人们写下了日记或信件。六月二十五日（公元1900年７月2１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了。是夜，一位村民冒险来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那个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由他们转交给殉道者的亲人们。他们的日记、书信的一些片断后来载于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一书，未见 于国内史料记载。十年前，我在报告文学《忻州的日记》中首次将这些日记、信件的摘要介绍给中文读者。

在回国讲学之前，我花了两三个半天，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并传教士日记的记载，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我找到了南张村，付家庄，可是找不到刘家山。我找得到冯西沟、幸福村，却看不到刘家山的地名。后来在另一张老电子地图的深层细节放大图上，我才找到了刘家山，大约在冯西沟内，离付家庄五六里路。这一切与传教士日记的记载就吻合了。由于国内还没有读到传教士的逃亡日记，而现有的忻州地图上西南方向也没有刘家山的村名，提到刘家山后山传教士们当年藏身的山洞，就会以为是在忻州东南的董村镇刘家山，也没有人去刘家山考察过有没有洋人洞。我拿出绘制的逃亡路线图，说：“传教士们当初的路线是过南张村，往西沿牧马河走一段，然后折到付家庄附近，最后到刘家山。”于是，我们出发往忻州西南方去寻找传教士的逃亡路线。

我们乘坐的小轿车离开忻州城，驶上了往西南方的南张村去的乡村道路。当年的山村土路如今已是细石子铺就的柏油路了，但道路两旁仍旧是数不完的山丘、黄土坡和沟壑。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９日（庚子年六月初三）清晨，忻州传教站获悉太原传教站被毁的消息，其实早在五月底，忻州街市上救出现了殴打“二毛子”、狂骂传教士的现象，只是信徒们百般忍耐着。于是，邸牧师决定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刘家山是忻州传教初熟的果子之一，村子里有不少信徒，村民们对传教士也极友善。当天晌午，八位传教士和三位中国信徒，赶着两辆马车，悄悄地从城西卧牛岗上的三家店下来，出了西城门，走的就是这条路开始了他们的逃亡之旅吧！按邸牧师的记载，他们先往太原方向走了一段路，后来就岔往西南方向去了。不知道在依堤村之前，他们是经过柳沟还是经过肖家峪村，我们画出了一小段两种可能的路线。（见图13）然后，他们经过依堤村到达南张村，传教士们已经走了三十多里地了，南张村信徒张治国就请他们在家里吃了晚餐，歇一歇脚再走。后来有信使骑马来南张村通报忻州的情况，这天早晨六点也是这位信使把太原义和团烧医院、捣教堂、抓传教士的情况通报给邸牧师的。信使应该是忻州传教站专用的，信使赶来通报，也证明传教士是事先定好要到刘家山去的，并在出发之前告知了一些信徒。

到了庄磨镇的南张村，我们停下车来，想搜集一些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记忆或传闻。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分支，自太行山而出，经东边不远处的阴山尽噬其砂石而顿时浊流变清了。据说百年前春汛时节的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倒映出南张村的云峰烟墅，宛若一幅画屏。可惜现在由于山西地表水下降严重，加之已入初夏，我们看到的是断流的牧马河。有几位南张村的老者在靠近公路的屋门墙根处悠闲，我们上前攀谈，得知村里有刘二毛（学名刘振中）是基督徒。我们到了刘振中的家门口，门上的对联就显明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神爱世人，万紫千红彰主爱，五州四海沐神恩。刘振中大约三十多岁，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院落，他的里屋柜子里放着一些聚会时用的已经翻得破损的圣经和圣诗。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百年前张治国的影子。刘振中是教会的负责人，村里有大约五十人信主，主日时他们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我们问他听说过义和团时期殉道的张治国没有，他说不知道。但他到对门的一位八十岁老汉那里去打听，回来告诉我们说，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的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他的尸骨埋在村外的“洋人坟”，和本村其他被杀的信徒葬在一处。原来南张村的“洋人坟”，就是因信“洋教”殉难的“二毛子”墓地！

离开南张村，我们往庄磨镇去。在那儿吃午餐时，我们打听刘家山，没有人知道有这地名，人们倒是知道有个付家庄。薛喜旺老师建议说：“先打听付家庄，到了付家庄再打听刘家山。”庄磨镇是忻州有名的小集镇，从南张村到庄磨镇的路是牧马河河谷的平路，只有六七里远，可是靠近庄磨镇时，北面的山根逼近牧马河岸边，河谷骤然狭小起来，到了庄磨镇，两岸的山就像一把钳子钳住了牧马河。（见图14）我想，这就是传教士日记提到的：“（从南张村）急急地走了一个时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

另一个不能驾车的原因是：过了这个峡谷之后就是庄磨镇，虽然从庄磨镇到西社村有路可走（图14中的红色虚线是今天的公路，但受制于山区河谷，百年来道路的变迁不可能大），但庄磨和西社都是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传教士们为了保密，唯一的选择就是沿着牧马河枯水的河岸西行。传教士们开始逃亡的日子与我们实地考察的日子都在公历的六月，牧马河的水位状况应该大致相近。（见图15）牧马河的细砂是出名的多而且好，但在这样的河床上是无论如何不宜于驾马车的。传教士们只能弃车步行。

应该是在庄磨镇牧马河北岸的一个山洞里，传教士们把多余的行李藏起来。他们等在山洞里，几个中国基督徒会来领他们到刘家山去。这一切都安排得这样好，应急的举措也马上得到中国基督徒的配合，可见中国信徒们真是尽心竭力地在帮助着传教士们。

图13 忻州传教士逃亡路线

(张海燕制作，根据传教士日记书信并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实地考察)

图１4　从庄磨镇到西社村以西的牧马河路线

(张海燕摄影，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 )

图15 传教士们沿着牧马河河床西行

(张海燕摄影，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 )

吃完午饭后，我们上路，继续探索传教士的逃亡路线。从庄磨镇到西社村，我们的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但我知道传教士们的路线与我们的大致平行，是在牧马河枯水的河床上。逃亡第一天的深夜，中国信徒们牵来几头毛驴，让三位传教士太太骑上，由她们的丈夫牵驴子前行，刚来中国不久还没有习惯走山路的任教士和燕教士也受到优待，各自骑上一头毛驴。大家顺着枯水的河床前行。这七八里的河床路，傍着人来人往的庄磨镇、西社村一线，领路的弟兄既不敢点灯笼，也不能喊，渐渐地传教士们就跟丢了。传教士们应该在西社村以西不远的地方，出河谷左拐，攀爬到崎岖不平的高山小路上去，但他们显然误了这个狭小的路口，继续往西走了一段。他们发现走错了之后，马上回头；中国基督徒响导们也已经回到河谷处的狭小路口，焦急地等着他们。

传教士们出了庄磨镇，进入三交镇的辖区，也就是进入了崇山峻岭的大山区。夜里路上基本上没有行人，而且路途也险恶，需要相互照应，向导就和传教士们一同前行，走从西社附近的山口到碾沟村的山路。这段山路海拔也高（海拔１５００米左右），而且是九曲十八折，山路上下跳腾，在暗夜里更是难行。（见图１6）我们驱车走过这十里险道时，几个深沟巨崖旁的大转折，都让我们不由得捏了一把汗！也愚氏在《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一文内就提到这样一件事：刘家山的信徒苏自来在夜里逃避义和团，所骑的驴失足坠下高崖，结果驴死人伤。可见这里的山路奇险之一斑。

图16　传教士们走过十里险道

我们到了碾沟村，道路折向西北，经张盛村，向付家庄，由于山路是沿着牧马河的一条支流而延伸，河谷极其陡峭而狭隘，也是一条难走的路。我们可以想像当年传教士们的疲惫，特别是邸牧师的太太，病得连骑牲口都坐不稳，身子摇摇晃晃的，邸牧师必须加倍小心地搀扶着她，就格外劳累了。他们一直走到次日拂晓，才依稀看见了刘家山——他们一开始就选定的藏身地。这 样，从出离忻州城到接近付家庄，过兰村乡，出庄磨镇，进三交镇，其间传教士们大约跋涉了七十里的山路，这是逃亡第一天经过的路线。

几经打听，我们来到了三交镇的付家庄。付家庄有一条山区少见的街面，是山村中比较大的一个。付家庄的六七个村民们出来和我们见面，从资料上我们得知付家庄是信佛的，就问他们庙在那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车就停在古庙的门口，不过现在这里成了村委会。我们进去看了看，见庙里正堂墙上的土黄色佛龛里供奉着五个红色牌位，中间大，两边小，每个牌位上都用黄色毛笔字写着“神拳ＸＸＸ神　神位”，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最右边的一个小牌位上写的字像是“神 拳关法爷神   神位”。下面摆着一个红色条案，上摆着陶瓷香炉，小酒碗和玻璃杯子，地上是几只 散乱的酒瓶子，到处是灰尘和蛛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牌位与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相关。

传教士将进刘家山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们逃亡的第二天，天既放亮，那天他们不能进刘家山去。因为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四日祭关帝的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的庙会，有邻近乡村的村民们都来看唱戏，戏台就紧靠着寺庙，热闹得很。为了不给刘家山的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就退到山里去，我估计就是在牧马河支流北面磨脑山区的峡谷里，藏了一整天。在村民的生活中，一年中仅有的几次看戏无疑是一大乐事要事。乡民的价值观念、爱恨情仇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社戏的左右，有戏台的村子自然是乡村领袖。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我估计此次付家庄在祭关帝生日的同时，戏台上必定上演了消灾祈雨戏。我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同一时期，祈雨唱戏在大旱的华北省份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催化作用并有多处文献记载。就在付家庄祈雨唱戏的当天下午，这里就下了一场雨；十几天之后，又下了另一场雨。戏一唱，各村的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参加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了。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里去迎神拳，请他们惩罚杀戮刘家山信徒，以泄积怨；但付家庄的人起初应该是不知道传教士们藏身在刘家庄的。所幸义和团拳民有事耽搁，没有马上来，传教士在此期间在后山挖了土洞，搬入洞中之后拳民才到刘家山。

据也愚氏《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太原诸教士被抚毓贤所杀（在忻州传教士逃亡的第十一天），忻州合郡的人风闻此事，都“争相演拳与教为敌”。义和团到付家庄之后，必定是在这个庙宇设坛练武，在此议事联络。比如，传教士藏身于山洞时的一天夜里，曾有三四十个乡村义和团，估计是从羊圈沟村或罗家会村出来的，经过冯西沟到付家庄去；那时，在付家庄聚集了一百多个义和团团勇习咒练拳，三天后袭击传教士藏身洞的就是以他们为骨干。而在付家庄的庙里供奉“神拳关法爷神”的牌位，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是一件寻常之事，出生于山西的三国英豪关公，在民间信仰中是忠勇仁义的武圣，更为三晋中人所津津乐道。何况忻州义和团团首，就是在南关村设坛练武起家的张二财主，自称是“大师兄关云长附身” 呢！

我问：“付家庄村民还信佛吗？”村民们说：“没人信佛了。”我看见已经弯垂的庙顶上长了几株一米多高的小树或蒿草。我又问：“以前的戏台在什么地方？”他们指着庙旁边新建的付家庄信用社，说：“就在庙旁边，戏台拆了，后来建了信用社。”不过，在付家庄的村南不远，建了新戏台，名叫”群芳争艳“，是一座舞台上有檐有顶的砖砌建筑，看戏的人就坐在台前的场子上看，舞台不高，不唱戏时用来堆放牲口过冬的草料和取暖的柴禾。

我们又打听刘家山，他们说离这里向西六里地的“幸福村”，就是刘家山。原来刘家山改了名字，难怪我们在许多电子地图上找不到它！我们接着问道：“知道有洋人去过那儿吗？”年老的村民点点头，还告诉我们，刘家山有“洋人窟”。我们知道，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我们欣喜不已，总算是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个刘家山！告别付家庄的村民们，我们马上出发，驱车向着我们的目的地——刘家山驶去。传教士们逃亡的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 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六里多的山路，进了刘家山。从付家庄到刘家山，路不难走，距离也不远，但我还是觉得走了很久。终于，我们进入了传教士逃亡路线的最后一站刘家山。（见图17）

图１7　从磨脑山区到刘家山

至此，我们有根有据地验证并确定了传教士的整个逃亡路线！这次考察的意义，对我们而言，远远超出了一百零九年前确有此事发生的范围；我所经历所感受的，尚不能用言语表达，需要长久的时日来好好消化。我们的心情既因这次发现之旅而兴奋，也因传教士们昔日不辞劳苦在穷乡僻壤传福音的崇高精神而感动，更因他们在逃亡中留下的心迹所表露出的献身于传教天职、舍生赴死的大爱而亲历了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