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日本bl电影:女 性 的 圣 经（第三部）

第十八章　社交中的女人

　　家庭（the family）不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由于与其他社会单位相沟通，它的封闭性在减弱；家（the home）不仅是禁烟夫妻的“内部世界”，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政状况、情趣爱好的表现，因而家有必要让别人去观察。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导这种社交生活。男人则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基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有机凝聚力的联结，加入这个共同体；夫妻是社会的人，他们取决于自己所归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以及种族，通过机械凝聚力的联结，依附于有相似社会处境的群体；妻子可以十分单纯地体现这种关系，因为丈夫的职业联系常和他的社会地位不协调，妻子却无职业要求，能够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们。况且，她有闲暇通过“回访”和“请客”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此，当然只有在其成员刻意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的阶级中——就是说，在其成员认为比其他某些人优越的阶级中，它才是重要的。她乐于炫耀她的“小天地”乃至自己的容貌，而这些，丈夫和孩子已司空见惯，没有去注意。她的社交义务就是“装门面”，它和她抛头露面的快活结合在一起。 

　　她首先必须在与己有关的场合“装门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时，她可以穿着随便；外出待客时，则要“盛装打扮”。礼服有双重功能：它既指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标准，她的财富，她所归属的社交圈子），但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女性的自恋；它既是服装，也是装饰；借助于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权利的女人，觉得她表现了她所充当的角色。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是一种工作，可以让她占有她的容貌，就和通过做家务占有她的家一样；于是，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选择的，她自己再造的。社会习俗加深了这种以貌取女的倾向。男人的衣服和他的身体一样，将去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去引人注目；对他来说，优雅的风度和英俊的外表都不需要他把自己树为客体；而且，他通常不认为他的容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会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变成性爱客体。她成为时装的奴隶，时装的目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 

　　所以社会并不想促使她进行设计，而是想对其加以阻挠。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有碍行走，长裙和礼服鞋的实用性最小，宽沿帽和长简袜最易损坏，但它们却最能表现优雅的风度； 

　　服装可以掩饰身体，可以改变形体，或追求曲线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身体放在供人观赏的地位。这就是盛装打扮成为令小女孩着迷的游戏的原因，她喜欢注视自己；后来她童年的独立性增大了，她开始反抗淡色细布和漆皮鞋加给她的束缚；到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既希望展示自己又拒绝这样做，感到左右为难；但是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自己。 

　　如我所指出的，女人通过装饰使自己与自然相联系，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人为的需求；对于男人，她是花朵，是宝石——对于她自己也是如此。她在把荡漾之水，柔和之裘皮送给他之前，自己先占有了它们。她同她的小玩艺儿，她的地毯，她的椅垫，以及她的花束的关系，远不如同和她的肉体融为一体的羽毛、珍珠、绫罗绸缎的关系那么密切。它们的五光十色，它们的柔软质地，弥补了她命定属于的性爱世界的粗糙生硬；她对它们看得越重，她所得到的肉欲满足就越少。许多女同性恋者身着男装，不只是为了模仿男人并向社会挑衅；她们没有必要去抚摸天鹅绒和绸缎，因为从女性身体也可以发现这种被动的特质。异性恋女人在委身于男性的粗野拥抱时，则除了自己的身体无任何肉体猎物可拥抱（即使她喜欢也是如此，若不喜欢则更是如此），所以她才在身上洒香水，让它变成花朵，而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则与她的皮肤交相辉映；只要占有了它们，她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富翁。她不但贪图它们所给予的感官快活，而且有时也贪图它们所带来的感情与理想的价值。这个珠宝是个纪念品，那个珠宝则是个象征物。有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束花，一个鸟笼，有些女人则把自己变成了博物馆，还有一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难解的符号。乔吉特·勒布朗在她的《回忆录》中回忆她的青年时代时这样写道： 

　　我总是打扮得像一幅画。有一个星期我想把自己打扮成范·艾克式人物，鲁本斯寓意画中的人物，或者持姆笔下的圣母。我依然可以记得，一个冬日，我穿着镶着银边、用紫天鹅绒做的无袖长袍，穿过布鲁塞尔的马路。我拖着长长的衣裙，不屑将它提起，诚心诚意地让它在人行道上扫动。黄色的裘皮帽子军在我的金发上，但最不寻常的要数我领头上的那颗钻石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很简单，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这样做会令我觉得我的生活极其超凡脱俗。我越是受到嘲笑，就越是打扮得离奇。由于受到嘲笑，我羞于对我的容貌作出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动。改动是令人感到屈辱的退让……在家可就不一样了。我的模特儿就是高佐利和弗·安吉里克的天使，就是伯恩．琼斯和瓦兹的画中人。我穿的衣服总是天蓝色和金黄色的，折迭的衣裾在我周围飘动。 

　　在精神病院可以发现滥用各种装饰品的最典型的例子。有的女人无法控制自己对珍奇物品和象征性物品的喜爱，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外貌，不顾一切地过分打扮自己。于是小女孩把盛装打扮看成掩饰术，认为它可以把自己变成仙女、王后或花朵；当她戴着花环和缎带时，她认为自己很美，因为她认为自己和这些极美的装饰完全一样。天真的少女迷恋某种衣料的颜色，却未注意到她如土的肤色。在成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当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追求花哨的恶癖，她们只迷恋于外部世界，却不去注意自己的容貌；她们对这些古代织物，这些珠宝极其神往，兴致勃勃地为古代中国或中世纪扬幡招魂，对镜子却只给予急促的有成见的一瞥。 

　　人们有时会惊讶地发现，稀奇古怪的装饰甚至深得年纪较大的女人的喜爱：王冠、饰带、绚丽的服饰、奇特的项链；不幸的是，这些东西让她们衰老的容貌变得引人注目。在这些女人当中，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诱惑力，盛装打扮对她们只不过是消磨时光的一种游戏，这和她们小时候一样。另一方面，风度优雅的女人，若有必要也会追求感官的和审美的快感，但她肯定会让它和她的容貌相般配；长裙的颜色将会有助于表现她的肤色，其剪裁的方式也将会突出或改善她的体型。她所看重的是让自己得到修饰，而不是去修饰她的那些东西。 

　　打扮不仅仅是修饰；我已经说过，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只有妓女才会去专门发挥性客体的功能，因为她除了这样炫耀自己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正如桔黄色的染发、古香古色的大花袍子、高跟鞋、浓烈的流行香水味，都是在为她的职业做广告。任何别的类型的女人，若是“打扮得像个街头妓女”，便会受到人们的批评。她的性爱能力同她的社交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显然在人们面前只应当显得庄重。但是，还应当特别指出，庄重决不意味着穿着呆板。女人过分明显地迎合男性的欲望固然令人厌恶，但拒绝这种欲望也是不足称道的。人们会以为她想当个男人，或可能是个同性恋者；或者她想标新立异，无疑是个怪物。 

　　她要是拒绝接受她的性客体角色，就是在向社会挑衅，就也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只要她不想标新立异，那么就必须保持女性气质。根据习俗，裸露痛和适度的举止可以达成妥协；有时胸脯是“正派女人”必须遮掩的，有时甚至连足踝也必须遮掩起来；有时少女可以突显自己的勉力，以吸引可能的求爱者，而已婚女人则要完全放弃对自己的修饰，许多农村文化就是这样要求的；有时少女却必须穿上薄薄的、色彩单调的、式样守旧的长衣，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可以穿上质地厚实、色调丰富、款式颇为诱人的束身长衣；对于16岁的孩子来说，黑色似乎是显眼的，所以它不是这种年龄该穿的颜色。 

　　这些规矩当然不能忽视；但一般来说，即使在最保守的圈子里，女人的性的一面也会受到强调；比如牧师的妻子就把头发做成波浪形，化了淡妆，谨慎地追求着时髦，对自己身体的吸引力表示关心，这说明她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角色。性爱生活与社交生活的这种结合，在晚礼服表现得尤其明显。为了表明这是以奢侈和惊人的浪费为标志的社交场合，晚礼服应当价格昂贵，质地脆弱；它们还应当尽可能地令人感到不方便；裙子要又长又宽，或要窄得像紧裹在身上，几乎让人无法行走；在珠宝、荷叶边、亮晶晶的饰片、花饰、羽毛和假发之下，女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连这肉体也在展览之列，犹如盛开的花朵展示在人们面前； 

　　女人也在展示她们的肩膀、背部和胸部。除非狂欢时，男人对这一切不应当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他们只能瞟上一眼，只能在跳舞时拥抱。但若能在充满如此精致宝物的世界成为国王，每个人都会心醉神迷。就男人而言，在这里聚会具有物物交换的礼仪的一面，这种礼仪要求交换礼品，每个人都把属于个人财产的女性身体，通过展览，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所有的人。 

　　穿晚礼服的妻子扮成一般的女人，去博得所有男性的欢心，满足她的所有者的自尊心。 

　　由于化妆具有社会意义，女人便有可能通过穿着方式去表明她对社会的态度。她若是服从既定秩序，就会表现出一种谨小慎微和优美动人的风度。这里可以有许多微妙的差别：她可以把自己表现为脆弱的、幼稚的、神秘的、坦率的、自我克制的、快活的、相当勇敢的、贤淑的。或者相反，她若是蔑视惯例，就会通过标新立异使这一点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小说里的“解放型女人”，以大胆的服饰去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她的性客体本性，因而突出表现她的依附性。比如说在埃迪丝·华顿的《无知的年龄》里，一个年轻的离婚女人就有着冒险的过去和鲁莽的气质，第一次出现就极其坦胸露肩；对她来说，她所招致的阵阵流言蜚语，清楚地反映了她对循规蹈矩的蔑视。同样，少女喜欢打扮得像个成年女人，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喜欢打扮成小女孩，高级妓女喜欢打扮成上流社会的女人，而后者却喜欢打扮成“荡妇”。 

　　即使每个女人的打扮都符合她的身份，也同样会有小把戏存在：技巧和艺术一样，属于想像王国。不但腹带、乳罩、染发剂、化妆品掩饰了身体和面容，而且阅历极浅的女人，一旦“打扮起来”就会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她和图画、雕像或舞台演员一样，是一个假定某人并不存在的作用物——就是说，她代表她所扮演的角色，但又不是这个角色。对和小说主人公、肖像或雕像一样非现实的、固定不变的、十分完美的某人的这种认同，使她感到满足； 

　　她努力认同于这种形象，她觉得只有具有光辉的形象，自己才是稳固的，她自己的生存正当性才会得到证实。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心灵独白》中，才会看到她不厌其烦地对自己进行连篇累牍的形象描绘。她毫无遗漏地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服装；每种新的装饰都会让她觉得自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她更新了对自我的崇拜。 

　　我拿了一块母亲的大披巾，在中间剪了一个洞，让头可以钻进去，然后把每个边缝在一起。这块垂落时有古典褶折的披巾，给我平添了一种东方的、圣经般的异国风度。 

　　我到拉弗里埃尔时装店去，加洛林用了3个小时为我制作了一个长袍，穿上它，我觉得人就像笼罩在云彩里。她把一块英国皱绸给我披上，正是它使我显得苗条、优雅、修长。 

　　我穿着一件飘逸的暖呢长袍，样子就和勒费弗尔似的，他非常懂得该怎样用朴实无华的衣料来衬出他年轻矫健的身材。 

　　她天天都在唠叨着这样的句子：“我穿黑色时很迷人……穿灰色时我很迷人……我穿白色时，也很迷人。” 

　　德·诺阿耶夫人认为服饰十分重要，她在《回忆录》里痛苦地叙述了一件没有做好的长袍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我喜欢活泼的颜色，及它们狂放的对比；一件长袍犹如一幅风景画，犹如命运之路的起点，犹如对冒险的许诺。但当我穿上那件很不合身的长袍时，我因当时显现出来的缺陷而不能不痛苦。 

　　服饰对许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同时重塑外部世界和她们的内在自我。l·柯恩（l·Ke－Un）所著的德国小说《穿人造丝的少女》，描绘了一个少女对白斗篷的激情。她喜欢它给感官带来的温暖，而且裹在那考究的折皱中时，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幸福的安全感；她借助于它占有了美的世界，占有了完全超乎她现实之外的命运。 

　　既然女人是客体，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内在价值要受她的服饰风格的影响。她如此看重丝袜或尼龙袜，看重手套，看重帽子，并非完全无用，因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是她必须履行的义务。在美国，做工的女孩子把大部分生活费用于美容和服装。在法国，这种花费要少一点； 

　　但情况依然是，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优美也是束缚；其好处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换来；而且其花费是如此昂贵，以至商店保安人员常常当场抓到偷香水、丝袜、内衣或诸如此类物品的上流女人或女演员。许多女人为了打扮得漂亮而行娼或接受经济“资助”；服饰使她们需要有额外的钱。打扮得漂亮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这种任务有时也会带来正面的快活；在这个领域和家庭用品市场一样，可以发现隐藏着的宝藏，可以发现到处在讨价还价，可以发现运用策略、施展计谋和独出心裁。如果女人心灵手巧，她甚至可以三下五去二地为自己缝制新式服装。成交是一种冒险，新式服装是一种赞美，化妆或做发型可以代替创作艺术品。女人在今天比以前更懂得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和保健食品去开发身体的快活；她可以决定自己该有多重的体重，该有什么样的体型以及什么样的肤色。现代美学观念使她有可能把美和活动结合起来：她有权锻炼肌肉，她拒绝发胖；她通过体育把自己肯定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她的偶然性的肉体的束缚；但这种解放也很容易重新陷入依附性；好莱坞明星虽然战胜了本性，但她同时也变成了受制片商操纵的被动客体。 

　　除了这些当然可以让女人感到高兴的胜利，保持吸引力和保持良好的家庭环境一样，还意味着同流逝的时光作斗争；因为她的身体也是一种随着时间的逝去而退化的物体。在《输家》中，柯莱特·奥德里描绘了这种可以和主妇同灰尘的斗争相比的斗争： 

　　这已不再是年轻时那结实的肉体了；从胳膊到大腿，肌肉的形状在复盖着松弛皮肤的脂肪层下显露出来。她很烦恼，于是重新修改了她的日程表：早上做半小时健美操，晚上，在上床前做15分钟的按摩她开始查阅医学书籍和时装杂志，开始注意观察她的腰围。她做果汁喝，偶尔服用泻药，并戴橡皮手套洗碟子。她的两件心事——恢复身体的青春和翻新房子，最后变成了一个，于是她终于到达了一个死点……世界仿佛停顿了，悬在衰老和腐败之外……她现在在游泳池认真上课，以求改善她的形体，美容杂志使她注意经常重复的处方。金格·罗杰斯吐露说：“我每天早上用梳子击头100下；这正好用两分半钟，而我的头发如丝一般……”怎么才能让你的足踝变得细长呢？每天用脚尖抬起身体力次，不要让脚跟挨地； 

　　这种锻炼只须用一分钟，一天抽出一分钟又算什么呢？此外，还要用油洗指甲，或用柠檬洗手，或用捣碎的草莽涂在面颊上。 

　　在这里，例行公事又使美的关注和衣柜的保养变成了单调乏味的苦差事。所有的生长物都会对贬值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某些性冷淡或受挫的女人当中，也将引起对生命本身的恐惧：她们努力保养自己，就像别人保养家具或罐头食品那样。这种消极的固执态度，使她们成为自己生存的敌人，或使她们对别的人或物怀有敌意：美食会破坏体形，葡萄酒会损害肤色，笑得太多会产生皱纹，阳光会伤害皮肤，睡眠会使人迟钝，工作会让人憔件，爱情会令人有黑眼圈，接吻会弄红面颊，抚摸会使乳房变悴，拥抱会使肉体枯萎，做母亲则会使面容和体型变丑。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母亲在躲开对她的舞衣特别感兴趣的孩子时是多么气愤： 

　　“别用你那油腻腻的手来碰我，你会弄脏我衣服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也同样会拒绝丈夫或情人所献的殷勤。她想保护自己，不受男人、世界和时间的干扰，就像一个人用套子保护家具那样。 

　　但是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不会阻止出现白发和鱼尾纹。女人从年轻时就知道，这种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尽管她处处小心，还会发生意外：酒洒在了她衣服上，香烟烧坏了衣服； 

　　这标志着舞厅上的那个带着高傲的微笑、华贵而又快活的人儿消失了，因为她现在是一副主妇般的严肃认真的表情；这一点突然变得一目了然，原来她的服饰并不是犹如烟火的一组艺术品，在瞬息之间迸发出光芒，有着片刻的灿烂光明。宁可说它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商品，一种投资；它意味着牺牲；失去它是真正的灾难。污点、裂缝、拙劣的做工、难看的发型，是比把烤肉烧焦了、把花瓶打碎了更为严重的事故；因为不但时髦女人把自己投射到物当中，宁肯把她自己变成一个物，而且她毕竟直接感受到了威胁。她和裁缝和制帽者之间的关系，她的烦躁，她的苛求——这一切都表明了她的认真态度和不安全感。一件做得很成功的长袍，使她成为她梦中的人物；但是过时或不得体的服饰，则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告诉我们，她的幽默感，她的举止和面部表情，均有赖于她的长袍；当她的穿着不得体时，她感到尴尬而平庸，因而感到耻辱。许多女人宁愿错过一次机会，也不愿意穿着很不得体地出门，即使她们本人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些女人声称她们“是为自己而打扮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自恋时也隐含着让别人观赏的意思。爱打扮的女人若是不被人看到，便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她们是精神病患者．；通常她们希望有个见证人。托尔斯泰的妻子在结婚十年以后，仍希望别人仰慕她。她喜欢缎带和装饰品，希望把自己的头发弄成波浪形；要是无人注意，她就会问，这是怎么回事？而她觉得好像要哭出声来了。 

　　丈夫并不善于扮演这种见证人的角色。在这方面，他的要求仍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他的妻子太吸引人了，他会感到嫉妒；但所有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点像甘大略王；他希望妻子能够为他赢得名声，他希望妻子典雅、美丽，或至少也要“说得过去”；若不然，在有客人时，他很可能会不高兴和热嘲冷讽。我们已经看到，在婚姻当中，性爱的价值和社交的价值并非完全是可以协调的，这种对立也反映在这方面。在丈夫看来，妻子强调性欲表明她格调低下；他不赞成蛮横无礼，尽管他觉得这在别的女人身上是很有诱惑力的，而这种不赞同的态度扼杀了他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任何欲望。如果他的妻子穿着朴实，他倒是满赞成的，但又会产生不了热情：他认为她无吸引力，隐隐地觉得她应当受到责备。有鉴于此，他很少因为他个人而对她加以审视；他用别人的眼光去观察她。“人们会说她些什么？”他的推测不可能正确，因为他认为别人也会持他身为丈夫的观点。 

　　没有什么会比丈夫羡慕别的女人的衣服和举止，却对她有同样的衣服和举止加以批评更让女人愤怒的了。而且还应当说，他离她太近了，近得无法看清她；对他来说，她的面目永远是一样的；不论是她进行了新的打扮还是她的发型有了什么变化，他都未注意到。甚至连钟情的丈夫或热情的情人，也往往会对女人的衣服不去注意。如果他们强烈地爱着裸体的她，那么就是最合身的衣服也只会把她给掩盖起来；她不论是讲究打扮，还是疲惫不堪，或是令人眼花缭乱，对他们都是同样可爱。如果他们不再喜欢她，就是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也将无济于事。服饰可以成为征服的武器，但不是防御的武器；其艺术在于制造幻觉，它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想像中的物体；但是在肉体的拥抱中，和在人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的幻觉都从视线消退了；夫妻感情如同肉体之爱，存在于现实的层面上。女人在为她所爱的男人打扮。多萝西·帕克在她的一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年轻妻子急切地盼望丈夫休假回来小住的情形；为了这件事，她决心让自己变得楚楚动人： 

　　她买了一件新衣服，黑色的——他喜欢黑色的衣服；简单的，他喜欢朴素的衣服；太贵了，贵得她不愿意去想它的价钱…… 

　　“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哦，是的，”他说，“我一直很喜欢你身上的那件衣服。” 

　　她仿佛是呆住了。“这件衣服，”她以明显凌辱的口吻，有板有眼地说，“是个新牌货。以前我从未穿过。要是你有兴趣，我就告诉你，我是特地为今天才把它给买来的。” 

　　“对不起，宝贝几，”他说，“哦，确实，我现在看出来了，这根本不是那件衣服。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喜欢你穿黑色的。” 

　　“像这种时候，”她说，“我简直希望我是为别的理由才穿上它的。” 

　　人们常说，女人打扮是为了引起别的女人的嫉妒，而这种嫉妒实际上是成功的明显标志；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被人嫉妒、羡慕或赞赏，她想得到的是对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对她自己的绝对肯定；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她为此忍受了令人痛苦的依附地位；主妇的奉献即使未得到承认也还是有用的；卖弄风情的努力若末能引人注意则是白费功夫的。她想得到对自己的明确评价，这种绝对的要求使她的探索充满烦恼；单是一声简单的谴责，这顶帽子就变丑了；赞美声使她快活，但失败却把她给毁掉；正如绝对只有通过一系列无止境的例子才能够得到证明，她将永远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时髦的女人、卖弄风情的女人极易受到伤害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美丽而且十分受人崇拜的女人不胜悲哀地确信，她们既不美也不典雅，她们恰恰缺乏一位未知法官的最终赞美的原因；因为她们的目的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存在（being）的永恒状态〔en-soi（自在）]。这些超级时髦的女人确实难得，她们本人就是典雅法则的体现，她们无可挑剔，因为正是她们根据认可规定了成功和失败；当她们的法则容忍时，她们能够被视为成功的楷模。不幸的是，这种成功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 

　　打扮同时也意味着出门和款待；就此而言，这是它的初始目的。女人为了炫耀她的新装，一个客厅一个客厅地请别的女人看她是如何料理自己的。在某些特别正式的场合，她要求丈夫陪伴着她；但通常她在履行她的“社交责任”时，他正在工作。这种职责极其无聊，这已被描写过千百次了。这种情况应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因履行社交“义务”而聚在一起的女人，她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没有任何共同感兴趣的东西能够使律师的妻子和医生的妻子——或者多伊博士的妻子和罗伊博士的妻子，结合起来。在一般的谈话中，谈孩子的恶作剧或做家务的难处的实属不佳的表现。所以女人只好评论天气和最新的畅销书，或者也许只好说点从丈夫那里抄来的某些普通的泛泛想法。举办家庭宴会的风气逐渐消失了，但名目繁多且令人厌倦的拜访义务，在法国依然存在。在美国常用打桥牌代替谈话，这只对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女人才有利。 

　　但是，较之这种履行令人厌倦的传统责任，社交生活确实也有更吸引人的一面。接待客人的内含，不只是欢迎别人到女人自己家来；它还使住处变成了迷人的领地；社交的功能是一种聚会，也是一种礼仪。女主人展示她的财富：银器、亚麻织物、玻璃器皿；她安排插花。 

　　插花虽然短命而无用，却象征着以昂贵奢侈为其鲜明特征的聚会，其毫无必要的铺张；花瓶里开放着的花朵注定要早谢，它们代替了篝火、熏火，以及没药、祭酒和祭品。桌子上摆满了美食和珍贵的葡萄酒。其意图是想发明出一些高雅礼品，而这些礼品要既能满足客人的要求，又能预知他们的欲望；就餐变成了神秘的礼仪。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威夫人》的一段中强调了这一面： 

　　于是，系着围裙戴着白帽的女仆，以及并非必要的侍女，开始来回穿梭于旋转的门，无声无息，姿态优美；但是这种穿梭，从一点半到两点，对伦敦上流社会的女主人们所操纵的神秘或大骗局已是轻车熟路，只要一挥手，穿梭就停止了，首先起而代之的是对食物（吃多少都不用付钱）的极大幻觉；然后桌子随意地展开，上面有林子、小垫、红果托；薄薄的棕色奶油覆盖着比目鱼；砂锅里浸泡着分开的小鸡；五光十色的、非一般家庭可比的炉火燃烧着；随着酒和咖啡（也不用付钱）的到来，刚才还若有所思的眼睛闪出了快活的光芒；对于这文雅深沉的眼睛，生命仿佛如音乐一般美妙、神秘。 

　　操纵这些神秘的女人非常自豪，她认为自己是完美时刻的创造者，幸福和欢乐的赐予者。 

　　通过她，客人们才聚在了一起，事情才得以发生；她是快乐与和谐的无偿源泉。 

　　这正是达洛威夫人所感受到的： 

　　但是假如彼得对她说：“是的，是的，但你的那些聚会——你的聚会究竟有什么意思？”她只能这么说（别指望有人能理解）：这是请客嘛……手先生住在南辛顿；有的人住在北边的贝斯沃特；还有的人，也许住在伦敦贵族区。她觉得她对他们昼思夜想，她觉得多么凄凉；她觉得多么可怜；她觉得要是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该有多好；于是她就这么做了。这就是请客；为了聚在一起，为了创造；但这究竟是为谁？ 

　　也许是为请客而请客。不管怎样，反正这是她的奉献。她别无所有…… 

　　任何人都能够这么做；不过她的确有点崇拜这种人，不能不认为，终归是她办成了这件事。 

　　如果在这种为别人的服务中只有慷慨，这种聚会就确实是聚会。但是社会常规的影响，很快把庆典变成了制度，把馈赠变成了义务，把聚会上升到了礼仪的地位。当客人在宴会上享受时，身为客人的她不得不想到，她也必须举办一个同样的宴会作为回报：她时常抱怨对她的款待太挥霍了。“X的宴会不过是想给我们留下点深刻的印象而已，”她有点不快地对丈夫说。例如我就听说，在上次战争期间，在葡萄牙小城举办的茶会变成了非常奢侈的聚会，因为每次聚会，女主人都认为有义务让她的糕点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上一次； 

　　这种聚会的开销变得如此昂贵，以至有一天所有的女人都同意，以后的聚会，除了茶水不提供任何东西。 

　　这时，举办聚会便失去了其慷慨大度的富丽堂皇，变成了沉重的义务；宴席用品只会带来麻烦：玻璃器皿和桌布必须用心照看，香槟和糖果要准备足够的数量；摔坏杯子、烧坏椅垫意味着灾难；第二天必须进行清理，把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妻子害怕这种工作。她感受到五花八门的屈从是主妇命运的鲜明标志：她要屈从于蛋奶酥、烤肉、肉贩、厨师，以及临时帮手；她要屈从于她的丈夫，为某种难处而愁眉苦脸；她要屈从于客人，去估量家具和美酒，并判断这次聚会是否办得成功。 

　　只有慷慨而自信的女人，才会安然经受住这种考验。成功能给她们带来很大满足。但是许多人在这方面和达洛威夫人一样，她们热爱这些胜利，这些外表，以及它们的辉煌和刺激，可是也感到它们的空虚。如果对待它们过于认真，女人就不可能真正地享受它们；此外，她将会受永远无法满足的虚荣心的折磨。而且只有为数极少的女人才是幸运的，她们能够让社交功能完全占据她们的生活。那些完全献身于社会的人，通常不仅想把它变成一种自我崇拜的迷信，而且想超越这种聚会生活，力求达到更崇高的目标：真正的沙龙有着文学的或政治的特征。女人权力以这种方式取得对男人的优势并发挥她们个人的作用。她们摆脱了已婚女人的状况。后者极难在她有时得到的短暂快活和胜利中获得自我实现，因为这对于她来说，确实往往不但意味着消遣，也意味着疲劳。社交生活要求她“装门面”，要求她把自己摆在展览的地位，而不是要求她和她自己及她和他人之间有任何真正的沟通。它不能让她摆脱孤独状态。 

　　“想想也真可悲，”米什莱写道，“女人，这个相对的人，只能作为夫妻中的一员来生活，她往往比男人孤独。他广交朋友，不断有新的接触。她若无家庭则什么也不是。而家庭是一种摧残人的负担；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的肩上。”的确，女人在受束缚和孤独的情况下，不会懂得旨在共同追求某个目标的同志情谊所带来的快活；她的工作并没有占据她的头脑，她受的教育既没给她带来独立的欲望，也没带来应用它的经验，虽然如此，她仍在孤独中度日。 

　　婚姻可能使她远离了她父母的家庭，远离了她年轻时的朋友，而要通过结识新的朋友和家信来弥补这种背井离乡，是很难做到的。在年轻妻子和她父母的家庭之间，可能往往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哪怕是离得很近：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妹都不是她的真正的朋友。现在许多年轻的夫妇，由于没有住房，常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但这种万不得已的联合对新娘来说，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友谊的根源。 

　　女性的友谊若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下去，对女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这种友谊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肯定的是她们共同的世界。她们不去讨论意见和一般想法，但是却交换私人秘密和食谱；她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相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要胜过男性的价值。由于集体的力量，她们获得了抖掉枷锁的能力；她们彼此承认自己的性冷淡，否定男性的性支配，同时嘲笑男人的欲望或他们的粗俗；而且她们热嘲冷讽，对她们丈夫的和一般男人的道德和智力的优势提出疑问。 

　　她们比较体验；怀孕、生育、她们自己的和孩子们的疾病，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要事件。 

　　她们的工作不是一门技术，在传递烹调处方之类时，她们赋予它们一种基于口授传统而形成的神秘科学的尊严。有时她们也讨论道德问题。妇女杂志的通讯专栏为她们谈话的内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人们很难想像只为男人开辟一个“孤独的心”专栏；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相识，这是他们的世界；而女人却不得不确定、估量和探索自己的特殊领域；她们的报道特别涉及了美容顾问、烹调处方、编织指导；她们要求得到忠告；由于她们有饶舌痛和自我表现痛，有时产生了真正的焦虑。 

　　女人知道男性规范并不是属于她的，知道男人想当然地认为，他既然怂恿她去堕胎、通好、做坏事、背叛和说谎（这些都是他在正式场合予以谴责的），她便不会去遵循这一规范。 

　　因而她请求其他女人帮助确定一套“地方法规”，姑且先这么说吧，一种特别为女性提供的道德规范。女人对她们朋友的行为没完没了的评论和批评，并不单单是出于恶意；为了评判别人并调整自己的行 

　　为，女人比男人更需要道德上的独创性。 

　　只有女人之间关系所蕴含的真诚才可以赋予这种关系以价值。面对着男人，女人总是在做戏；她在假装不愿意接受她的次要的他者（the inessential Other）地位时，是在说谎； 

　　她在通过模仿、服装和学来的警句送给他一个想像中的人物时，也是在说谎。这些戏剧表演要求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每个女人都或多或少意识到这种想法：“我也许不是我自己了”；男性世界苛刻而锐利，它的声音太宏亮，光线太生硬，接触则是粗野的。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女人处在幕后；地磨刀霍霍，但没有去战斗；她整理服装，准备化妆，运筹帷幄；在登台之前，她穿着晨衣和拖鞋在舞台两侧闲逛；她喜欢这温暖、轻松、松弛的气氛。在《军帽》里，柯莱特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朋友边宁静地缝制衣服、边讨论这项工作的小小细节，交换私人的小秘密，练习使用新化妆品的情形。和这一宁静场面相对比的是，为一个朋友和年轻男人见面做准备的场面。那气氛要严肃些；不能流泪：注意化妆！没买件新衣服，真可惜；必须借双漂亮的丝袜；必须决定戴不戴花；有那么多的问题！这时女人们相互帮助，讨论她们的社交问题，每个人都在为他人营造保护窝；她们说的做的都是出于真诚。 

　　对于有些女人，这种温暖而轻佻的亲密关系，比之和男人的十分做作的关系，更为可贵。 

　　就和少女时代一样，自恋者在别的女人身上找到了一个有特权的替身；正是通过别人的周密的、可以胜任的观察力，她才能够羡慕自己的剪裁得十分合体的长袍，羡慕自己的美妙的“小天地”。结婚以后，她最要好的朋友仍是受宠的见证人；于是，她也可能继续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客体，并且是一个被人渴望的客体。如我所说，几乎每一个少女都有同性恋倾向，丈夫的拥抱往往笨拙，不会把这种倾向抹掉；这是女人和她的密友在～起时之所以能够感到那种肉欲的甜密（那种感情在普通男人身上没有等价物）的根本原因。这种肉欲的依恋，在两个女朋友之间，可能升华为崇高的情操，或者可能通过到处抚摸或具有明确的性的含义的抚摸表现出来。她们的调情也可能只不过是一种闲暇的娱乐（后宫女人的情况便是如此，她们主要关心的是消磨时间），或者可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然而，女人的伙伴感情极少能上升为真正的友谊。女人觉得她们的团结比男人的团结更有自发性；但是在这样的团结中，每一个人的超越都不能指向他人，因为她们共同面对着男性世界，她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独自垄断其价值。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她们个性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直接的共同体验，所以立刻会由此产生出敌意的因素。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深深地依恋着她家里的女人，因为她要让她们为她生儿育女作见证，但她对她们也怀有嫉妒之情，因为在皮埃尔面前，她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女人的化身。女人的相互理解，是由于她们彼此认同这个事实引起的；但是基于同一理由，每一个人都会反对其他的人。主妇同女仆的关系，要比任何男人同男仆或司机的关系更为密切——除非他是同性恋者；她们交换私人秘密，有时她们是同谋；但她们之间也有势不两立的竞争，因为女主人既想摆脱实际工作，又想有着这一工作带来的责任和荣誉；她希望别人认为她是不能取代的，不可或缺的。 

　　她非常苛刻，对仆人百般挑剔责难，或者想这么做；如果仆人把活儿子得太好，女主人就会失去自命为唯一者的满足感。同样，她和教师、管家、护士、看孩子的保姆以及帮她干活的亲戚朋友也会不断发生争执；其借口是她们不．尊重她的“愿望”，未按照她的“想法”去做。 

　　实际上，她既没有她所特有的愿望，也没有她所特有的想法；相反，令她苦恼的是，别人在履行她的职责时是那么严格，就跟她似的。这是各种家庭争执毒化家庭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缺乏让她的独特资格家喻户晓的手段时，每一个女人都会愈发迫切地要求成为主权者。 

　　但是，在卖俏和爱情方面，每一个女人尤其把其他一切女人都看做敌人。我曾提到过少女中存在的那种竞争类型，这种竞争往往会持续一生。我们已经看到，时髦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理想是得到绝对的评价；如果任何时候失去光彩，她会十分痛苦；她讨厌看到在别人头上环绕着哪怕是最微弱的光环，她要夺走别人得到的任何嘉奖；如果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她又是什么呢？真心实意地陷入情网的女人，会因驾驭了情人的心而满足；她将不会嫉妒她朋友的成功，但她会感到她的爱情在面临威胁。事实上，女人被她最要好的朋友出卖，这个主题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老生常谈；两个女人越是要好，她们的二元性就越是危险。女友被邀请以恋爱女人的眼光去看看，以她的心、她的肉体去感受一下；于是这个女友被那个情人所吸引，被勾引她朋友的那个男人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友认为她的忠诚很好地保护了她，使她能够自由约束自己的感情，但她也讨厌只扮演次要角色，于是不久她就准备屈服了，准备献殷勤了。许多女人一旦恋爱，就开始谨慎地回避密友。这种矛盾心理使女人几乎不可能十分信任她们之间的相互感情。男性的阴影总是遮天蔽日地悬在她们头上。即使他没有被提及，圣·约翰·佩斯的这行诗也是适用的：“太阳虽未被提到，但他的存在就在我们之间。” 

　　女人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会报复男人，给他设置陷阱，诅咒他，侮辱他——但她们也在等待他。只要呆在没有男人的地方，她们便会受偶然性的左右，感到无精打采和穷极无聊。 

　　这监牢仍有一点母亲胸脯般的温暖——但毕竟是所监牢。女人只有在可以预知能早日走出的情况下，才会悠闲快活地呆在那里。这时她会乐于处在浴室温暖的潮湿中，只要她认为她很快就要走进灯火辉煌的客厅。在被监禁时，女人彼此是同志，她们互相帮助，共同忍受她们的监禁生活，甚至互相帮助，准备一起逃跑；但她们的解放者将是来自于男人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这个男性世界在结婚以后仍保持着魔力，只是丈夫失去了他的威望；妻子发现，在她的标本当中，男人的纯粹本质被降了格。但男人仍是宇宙的真理，最高的权威，奇迹，主人，眼睛，猎物，快乐，冒险和救世主；他仍是超越的化身，是回答所有问题的人。连最忠诚的妻子也不会同意放弃这个奇迹，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同一个偶然的、有限的个人进行迟钝的交流。她从小就十分需要引导者；当丈夫不能承担这一角色时，她便会转向别的男人。有时她的父亲、兄弟、叔叔，或其他亲属、某个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威望；她将会去依靠他。 

　　但是有两类男人，他们的职业尤其注定他们可以成为倾听吐露秘密的人和指导者：神父和医生。第一类男人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提供忠告而又不收费；他们在听忏悔时一筹莫展，不得不任凭信徒东拉西扯；他们尽量避开人所共知的讨厌的人，但引导他们的羔羊沿着道德之路前进却是他们的责任，而当女人在社会和政治上显得比较重要时，这一责任尤其紧迫。“良心指导者”向他的忏悔者指明她应采纳的政治见解并控制她的选票。许多丈夫对他干涉他们的婚姻生活感到气愤，因为忏悔神父对卧室私事说长道短。他对教育子女很有兴趣； 

　　他忠告做妻子的女人应该怎样处理她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总是把男人当做神去景仰的女人，欣喜若狂地跪在作为上帝在尘世的替身的那个男性的脚下。 

　　医生因收取报酬而有良好的保护；对过于碍事的求诊者，他可以拒之门外。但是他也成为更为特别、更为顽固的攻击的对象；被性欲过于旺盛的女人追逐的男人，有3／4是医生。 

　　在某男人面前～丝不挂，对许多女人是一种巨大的裸露快感。在这方面斯特克尔报告了许多实例：尤其是老处女，她们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到医生那里要求做“非常全面的检查”，或者刚离开一个妇科医生，又去找另一个妇科医生，要求做“按摩”或“治疗”；有些性冷淡的妻子只有在做医学检查时才能感受到性高潮。 

　　女人很愿意认为，她对之裸露身体的那个男人，已经对她的有魅力身体，或对她的美好灵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她病态地努力让自己相信，她被那个医生或教士给爱上了。 

　　即使她是正常的，也会觉得那个男人和她个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她乐于体面地服从他的命令；更重要的是，有时她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帮助她接受她不得不去过的生活。 

　　然而，有些妻子并不满足于把道德权威当做生存支柱；她们的生活迫切需要一种浪漫的提升。如果既不想欺骗也不想离开自己的丈夫，她们就会和害怕有血有肉的男性的少女采取同样的做法——沉溺于热情的想像之中。斯特克尔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各种例子。有一位颇有地位的受尊重的已婚女子，爱上了一个歌剧男高音。她送给他鲜花和条子，买他的照片，连做梦都会梦见他。但是当她有机会和他见面时，她却没有去；她不想得到他本人，而只想又爱着他，又仍去做忠实的妻子。还有个女人爱上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演员，她有一个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他的照片和有关他的资料。他去世时，她哀悼了一年。 

　　我们都会对鲁道夫·瓦伦泰诺去世时所流下的眼泪记忆犹新。已婚女人和女孩子们都崇拜电影男主角。他们的形象或出现在自娱之时，或出现在夫妻性交胡思乱想之时。他们也可能重新唤起某种童年的回忆，扮演着祖父、兄弟。教师或诸如此类的角色。 

　　但是妻子周围也有真正的、活生生的男人；无论她是得到了性满足，或是性冷淡，或是受挫，除了爱得彻底和绝对排他这些罕见情况，她都十分珍视他们的赞赏。丈夫的目光已习以为常，不再有激发她对自己想像力的力量；她需要的是，仍充满着神秘的眼睛也能发觉她是神秘的；她必须在主权意识面前取得自信，必须翻新她已退色的照片，必须恢复嘴边上的酒窝和睫毛上的举世无双的颤动；她只有被渴望和被爱，才可以做到令人满意。如果她在婚姻中被调适得非常好，那么她在其他男人身上所寻求的就会主要是虚荣心的满足；她邀请他们加入她的自我迷信；她是诱惑人的，取悦于人的，满足于梦想被禁爱情的，满足于想像“假如我想……”的。她宁肯让许多崇拜者着迷，也不愿意深深地依恋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她比少女更热情，更不怕羞，她卖弄风情是要男性进一步向她证实，她已经意识到她的价值和力量。她常常愈发有恃无恐，因为，她已经停泊在家里并且已经成功地征服了一个男人，继续玩这种游戏，对她来说既没有多大希望，也没有多少风险。 

　　在或长或短地经过一段忠诚期之后，妻子也可能不再限于这种仅仅打情骂俏和卖弄风情的行为。她下决心欺骗丈夫，往往是由于怨恨。阿德勒坚持认为，女人的不忠永远是报复的一种方式。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她往往并不屈从于情人的诱惑，而是屈服于想公然反抗丈夫的欲望：“他不是天下唯一的男人——别的男人也会发现我有吸引力，我不是他的奴隶；他自以为很聪明，但他也会受到愚弄。”在妻子的心目中，可能被藐视的丈夫仍有着头等重要的地位；正如少女有时为了反抗她的母亲，为了挑剔她的父母，为了违抗父母之命，为了维护她自己的权利，而去找情人那样，对丈夫感到怨恨的妻子，也会企图把她的情人当做知己，当做她佯装受害者的见证人，当做贬损她丈夫的同谋。她不断地和他议论她的丈夫，假装煽起情人的轻蔑之意；除非情人把他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否则她会气哼哼地掉头不再理他。她会要么重新回到丈夫的身边，要么再找一个安慰者。但是，往往不是怨恨，而是失望，把她抛进了情人的怀抱；她在婚姻中不曾得到过爱，而让自己听天由命，让自己永远不去领略年轻时就若痴若狂向往的兴奋和快活，她又发觉这很难。对于令人沮丧的女人来说，由于各种性满足的权利都被剥夺，由于拒绝承认她们在感情上有自由和个性，婚姻将以无可避免和不无讽刺意味的辩证关系，把她们引向通好。蒙田在《论维吉尔的几首诗》一文中说： 

　　我们从童年就对她们进行爱的方面的教育。她们的魅力，她们的衣着，她们的知识，她们的语言，她们受到的全部教诲，都无助于其他目的。她们的家庭女教师，除了爱的观念，什么也没有让她们铭记在心，即使完全基于这种理由：经常在她们面前坚持这个观念，以使她们对这个观念感到厌恶……那么，试图在女人身上压抑一种对她们来说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的欲望，也是愚蠢的。 

　　恩格斯也说： 

　　随着一夫一妻变得经久不衰，出现了两种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随着一夫一妻制和公开纳妾，通奸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制止。 

　　如果夫妻做爱激起了妻子的好奇心却未能满足她的感官，她就很可能会在别人的床上完成她的教育。如果丈夫成功地唤起了她的性欲，她就会希望和别人共享这种快感，因为她对他没有任何特殊的依恋感。 

　　道德家哀叹对情人的这种偏爱，而我则已描述了资产阶级文学中的那种企图恢复丈夫形象的做法；但是，若是想证明从社会角度来看，即从其他男人的角度来看，他往往比他的对手优越，并用这种看法对他加以保护，这则是荒谬的。这里重要的是，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指望他的妻子。有两种特征使他成为她所讨厌的人。首先，他承担了始作俑者这样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传统处女的要求是矛盾的，她既想被蹂躏又想被尊重，这样就使他几乎必然要受到失败的惩罚；所以她在他的怀抱中永远是性冷淡的。和情人在一起，她不会感到夺走处女贞操的那种恐怖，也不会感到被蹂躏所引起的严重羞辱；她避免了意外造成的精神创伤： 

　　她知道该期望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坦然，更不容易冒犯，更老练，她不再迷惘于理想之爱与肉欲、情感和性感受之间。当她有情人时，情人是她真正需要的。 

　　这种精明是她自由选择的一个方面。因为使丈夫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二个令人讨厌的特征是，他通常是被强加的，而不是被选择的。他的妻子要么把他当做最后的依靠予以接受，要么被她的家庭移交给他；不管怎样，她即使为了爱情嫁给他，也仍要让他成为她的主人；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义务，她往往逐渐感到他是个暴君。无疑选择情人也要受到环境的限制，但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自由的因素；结婚是一种义务，有情人则是一种奢侈。妻子因情人的乞求而委身，所以她即使无法确信他的爱，也至少确信他的欲望；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一个服从法律的问题。由于情人的诱惑力和威望不会被日常生活的摩擦弄钝，他还有一种优势：他依然是单独的，是一个他人。于是，她也会感到在他们俩会面时她摆脱了日常的自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丰富：她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是一个新的女人。这就是某些女人在私通中首先追求的：被他人弄得全神贯注、出乎意料和忘乎所以。当破裂来临时，她们感到空虚和绝望。雅内报告的某些精神病学实例向我们表明了，在遭受损失时，女人在情人身上寻求和得到了什么： 

　　一个39岁的女人，由于被一个作家抛弃，十分绝望；这个作家让她和他一起工作了5年。她写道，他的生活是那么丰富，他是那么专横，以至她完全被他占有，任何别的事都不能想。还有一个女人，年龄有五岁，她从关系破裂后就开始生病；她希望她成为他书桌上的墨水瓶，这仅仅是为了能够看到他。她解释说，她一直很厌烦；她丈夫什么也不懂，从未让她操心过精神方面的事情，对什么也不理解，也不会让她感到惊奇；他一点也不懂得人之常情。但她的情人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从不动感情，冷漠得让人委屈得要死。而且还大胆、sang-froid［沉着〕、机智、思想敏捷，这些令她困惑不已。 

　　有些女人只是在私通伊始，才会感到这种丰富和欢悦的兴奋；如果她的情人未能立刻给她带来快感（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两个性伙伴最初感到害怕，尚不能相互适应），她便会产生怨恨和憎恶；她可能会变成美莎丽娜式的人物，并参与许多桃色事件，走马灯似的换一个又一个情人。但是女人也可能受到失败婚姻的启示，此时她恰被适合于她的男人所吸引，因而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长久的依恋关系。她往往因为这个情人属于和她丈夫完全相反的类型，而发觉他很有吸引力。毫无疑问，正是圣佩韦与维克多·雨果的鲜明对比，才吸引了阿黛尔——雨果的妻子。斯特克尔援引了一个女人的实例，她嫁给了一个粗俗野蛮、又强又壮的丈夫，他献的殷勤只能使她感到痛苦。她遇到了一个律师的秘书，这位秘书虚弱、文雅、和蔼可亲。他对她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而且他们发现他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兴趣。这种亲密关系表明，他的相对虚弱力量可以消除她的性冷淡。她离了婚，紧接着他们马上结了婚，后来一直生活得很幸福；他仅仅用接吻和抚摸就可以让她达到性高潮，而她却一直被那身强力壮的丈夫指责为性冷淡！ 

　　并非一切私通都有这种童话般的结局。也许正像少女梦想有一个解放者能够带她逃出她的家庭那样，妻子也在期望有一个情人能够让她摆脱婚姻的束缚。热情的情夫在他的情妇开始谈到要结婚时，一下子冷了下来并离她而去，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主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谨慎保留态度经常使她受到伤害，他们已有的关系，也由于怨恨和敌意而变糟。如果私通关系变得稳固，它往往会终于呈现出人们所熟悉的婚姻特征；那时它将会重现婚姻的所有弊端：无聊、嫉妒、算计、欺骗等等。而女人将会梦想让另一个男人，把她从这种常规中拯救出来。 

　　而且，随着环境和习俗的木同，通奸的表现也极不相同。在我们这个依然存在父权传统的社会里，妻子对婚姻的不忠，似乎要比丈夫对婚姻的不忠可恨得多。蒙田说： 

　　对于堕落的鉴定是多么不工正啊！……我们判决和衡量我们堕落的标准，不是根据情理而是根据我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才具有如此不平等的形式。我们的严厉判决，使得女人对此种堕落的嗜好，成为一种比其性质所能证明的更令人难堪的罪过，而其涉及的后果比原因更恶劣。 

　　我们已经考察过这一严厉性的初始原因：女人通奸有把陌生人的儿子带进家庭的危险，因而有骗取合法继承人地位的危险；丈夫是主人，妻子是他的财产。社会的变迁，节育的实行，已经使这些动机因素基本上失去了影响力。但是，由于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的连续意志（the continuing will），一直包围她的禁令将永远存在。她时常把它们内在化了；她对丈夫的婚姻越轨行为视而不见，不过她的宗教、她的道德、她的“贞操”，不允许她这一方有同样的越轨行为。周围环境所硬性形成的约束力（尤其是在新旧大陆的小镇），对她要比对她的丈夫严厉得多；他外出较多，他旅行，所以他的弱点更能得到纵容；她则要冒着失去名誉和失去已婚女人地位的危险。人们常常描述女人成功地挫败这种监视的计谋，而我本人就听说过，在一个风格陈旧简朴的葡萄牙小镇，年轻的妻子们根本不出门，除非有婆婆和丈夫的姐妹陪同；但是理发师出租房间，情人们可以在那里享受短暂的约会。在大城市，妻子极少有看守者；但是小范围的新交对不正当的感情几乎不那么有利。由于仓促和秘密，通好创造不出有人情味的自由友谊；它所包含的欺诈，其结局往往是毁掉婚姻的全部尊严。 

　　今天，许多圈子里的女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性自由；但是婚姻生活同性满足的协调对她们仍是一个难题。既然婚姻不能普遍包括肉欲之爱，十分坦诚地把它们分开就似乎是合理的。 

　　人们一般认为，男人可以做一个优秀的丈夫，可他又是轻浮的：他的性插曲实际上并不会妨碍他和妻子的和睦生活。这种和睦甚至会更纯洁，更无矛盾心理，如果她不象征着束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对妻子作出同样的让步；的确，她常希望分享丈夫的生活，为孩子做一个窝，然而她又想体验别人的爱情。通奸之所以可耻，是因为虚伪和谨慎必然会损害名誉；而基于自由和真诚达成的契约将可以消除婚姻的缺陷。 

　　可是也必须承认，当今那句令人恼火的套话——“这对女人不是一回事”，仍有某种真理性。有关上述差别的说法没有一种是自然的。有人坚持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么需要性活动，但对不存在的东西不能持确信无疑的态度；受压抑的女人会变成泼妇，虐待的母亲，狂热的主妇，不幸和危险的人。但不管怎样，即使女人的欲望并非时常出现，这也根本不应当成为认为满足这些欲望实属多余的理由。 

　　这种差别存在于男女性爱的整个处境，正如它取决于传统和当代社会。女人的爱情行为仍被认为是她向男人提供的服务，因而他似乎是她的主人。如我们所见，他永远可以占用一个身为低劣者的女人，但如果女人委身于一个社会地位在她之下的男性，则是可耻的；她的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属于屈服和堕落。妻子欣然接受她的丈夫占有其他女人这个事实；她甚至可能自鸣得意：有些女人走得更远，甚至会模仿德·蓬帕杜尔夫人，扮演起拉皮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女人在情人的怀抱中变成客体。猎物；在她丈夫看来，她似乎被外来的超自然力占有，她不再属于他，他被剥夺了拥有她的权利。实际上，她在床上常常触摸自己、希求自己，因而她是被支配的。然而由于男性的威望，她实际上也倾向于认可并模仿那个曾经完全占有她的其他男性，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整个男人的化身。丈夫认为他所熟悉的她那里听到一个陌生人思想的回音时，会非常恼火，但并非没有道理——他几乎感到自已被占有了，被蹂躏了。如果德·夏里埃夫人和年轻的本杰明·贡斯当决裂（如我们看到的，他在和两个男性化的女人的关系中，扮演女性化的角色），那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他身上有德·史达尔夫人的实属可恨的影响。只要女人使自己变成奴隶，并且是她所“委身于”的那个男人的反映，她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她的不忠行为比她丈夫的不忠行为有更大的破坏性。 

　　她即使维护了自己的完整性，也仍然会有她的情人认为她同她丈夫达成妥协的危险。妻子甚至很可能觉得，若是委身于另一个男人（哪怕只有一次，匆匆忙忙地，在沙发上），她便会取得超出她合法配偶的优越地位。一个男人若是相信自己已经占有了他的情妇，他就会更有理由认为他愚弄了她的丈夫。这就是有的作家有时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成她有意选择一个下层社会情人的原因；她在他身上寻求肉欲满足，而不是希望给他带来一种超乎有身份的丈夫之上的优越地位。马罗在《人的命运》中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对儿夫妇，他们达成了一个相互给予充分自由的协议；可是当梅告诉乔说，她和一个朋友睡了觉时，他十分痛苦，觉得那个男人将会自以为他已经“占有”了她；乔决定尊重她的独立性，因为他十分清楚，无论何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有任何一个人；但是另一个男人的自鸣得意的想法，却通过梅伤害并羞辱了他。人们往往把自由女人和放荡女人混为一谈。情人自己也容易对他从中获益的自由产生误解；他宁肯相信他的情妇已经屈服了，已经听任摆布了，他已经征服并诱惑了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可以听任她性伙伴的虚荣心的摆布，但她将会发觉，让体面的丈夫不得不忍受这个性伙伴的傲慢，是一件可惜的事。让女人在平等意义上和男人共同行动确实很难，只要这种平等未得到普遍承认并得到具体实现。 

　　在任何情况下，通好、友谊和社交都只不过是婚姻生活的转移；它们对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可能予以消除。它们是一种不安全的逃避，根本不会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十九章　妓女

　　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曾说过，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男人出于谨慎，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 

　　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 

　　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 

　　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对于这些女人，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 

　　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最完美的关系；同样道理，“无耻女人”这一等级，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唾弃。 

　　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还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当做贱民对待。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Lombroso） 

　　的理论，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有些人还十分聪明。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们深感痛苦。实际上，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会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帕朗．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妓女的悲惨故事，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实际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人们经常会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打杂女仆、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而且，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据估计，巴黎的妓女有80％来自外省他乡。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道德”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 

　　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特别是把处女贞操）罩上多久，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大量调查认为，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2人在12岁时，2人在13岁时，6人在14岁时，7人在15岁时，对人在16岁时，19人在17岁时，17人在18岁时，6人在19岁时；其余人在ZI岁以后。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紧接着时常是士兵。工头、男仆和大学生；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一名建筑师、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没有快感。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人们很想知道，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在某些情况下，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而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和男孩子结交，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个孩子、没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 

　　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就很难关上。”然而，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当情人抛弃她时，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有时是她的情人——第一个或第二个，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她们先是乞讨为生，后来落入娼门。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帕朗-杜夏特赖发现，在5000名妓女当中，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这是1857年的情况，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它打乱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 

　　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有的人则更多。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的确，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娼妓的人数在增加。 

　　有一个妓女用玛丽-泰丽莎这个笔名，在《现代》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 

　　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他说，“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我无聊得很，便去上护理课，这是我喜欢的……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粗鲁也很英俊，走进我的房间，劝我改变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个月来，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他说她能很好地照料自己。起初我没有走下去。 

　　我甚至在当地诊所有了工作，让他知道我不愿意到街上去。但我没有坚持多久。他说我不爱他，否则我会为他工作。我哭了，在诊所里一直很伤心。我终于让他带我去一家美容院……我开始做“短工”。朱劳特一直跟在我后面，看我能否当心自己，在警察来到时给我报警。 

　　这个故事和被老鸨置于街头的女孩子的传统故事有点相像。有时是丈夫在充当这一角色，有时则是一个女人。在一份对510名妓女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284人过着单身生活，132人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另有94人和女人住在一起，她们和她通常有着同性恋关系。这些女孩子当中有些人说，她们是被其他女人带坏的，还有一些人对女性卖淫。 

　　一个女人可能把卖淫仅仅当做增加收人的权宜之计，但人们常听说她后来不能自拔了。 

　　如果说“胁迫行娼”（wihte slav-ery——即用暴力、假话言、假装给她找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让她掉进陷阱——的情况比较少见，那么让她违心从事这门行当倒是司空见惯的。老鸨或拉皮条者提供开业所需要的费用，她对他们负有义务，赚的钱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她根本不可能摆脱他们的控制。玛丽-泰丽莎在成功地逃走以前，其实斗争了好几年： 

　　我终于认识到事实真相，原来朱劳特只想要我的钱，我想要是我能在我们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也许我会攒下一点钱……最初我胆很小，一个认识朱劳特的女人在监视我，她甚至数我“接客”的次数。朱劳特给我写信，让我和那位女士一起把我的钱存起来，“以防被抢走”……我想买件衣服，她说朱劳特对她讲不许给我一分钱。我决心尽快逃出这所妓院。但我上了当，被送到了慈善收养院。我只好拐回那所妓院，去赚我的旅费……可我只来了一个月……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但我太恨朱劳特了，不能呆在巴黎： 

　　他虐待我，有一次几乎把我扔到窗户外面……我和一个代理人商定离开这个城市，但我听说朱劳特认识他，就没有到约定的地方去……我逃走了，但六个星期后我就回到那所妓院讨饭吃……朱劳特在路上碰到我，把我给揍了一顿。对朱劳特我实在是够腻味的了，终于同意回到德国去。 

　　文学已让“朱劳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在妓女的生活中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他出钱买衣服，后来他保护她不受其他女人竞争的干扰，并且不受嫖客的干扰；而所有的嫖客简直是大乐意即使用她，又不付分文了，有些嫖客还想在她身上满足他们的虐待欲望。在几年前的马德里，法西斯分子的纨绔子弟在寒冷的夜晚把妓女扔到河里，借以取乐；在法国，出去寻欢作乐的大学生们有时把女孩子带到农村，夜里让她们赤身裸体地留在那里。为了得到钱，并避免受到粗鲁的对待，妓女需要一个男人。他也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别一个人那么卖命地干，别对这工作那么操心，否则你会吃不消的，”有人说。她往往和他相爱；由于爱情，她才投身于这种工作，或者才为它辩护。在她的环境里，男人极其优越于女人，这给某种爱情宗教带来了好处，这种宗教解释了某些妓女热情地放弃自己的权利的原因。在她的男人的力量与暴力中，这样一个女孩子找到了证明他有男性气质的证据，愈发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和他在一起，她懂得了嫉妒和折磨，但也懂得了女人陷入情网时的快活。 

　　然而，妓女对她的男人有时只感到敌意和怨恨；但她由于恐惧而仍处在他的淫威之下，因为，如我们在上面援引的故事中所看到的，他始终在控制着她的心理。于是，她很可能在顾客当中选一个情人来自慰。玛丽．泰丽莎写道： 

　　所有的女孩子都有除她们的“朱劳特”之外的情人，我也在其列。他是个水手，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虽然他实际上是个称职的情人，但我仍不能和他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是好朋友。他常和我一起上楼，不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交谈；他说我应当离开那里，那不是我呆的地方。 

　　她们也转向女人。许多妓女都是同性恋者。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在女孩子的经历伊始常有同性恋的体验，而且许多人一直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安娜·鲁林认为，德国有20％左右的妓女，似乎是同性恋者。法伊弗尔报告说，监狱里同室的年轻女性常交换情书，信中的口吻十分亲热，末尾署着“始终居于你的”。这些书馆和中学生“如痴如狂”写的书信如出一辙。 

　　后者阅历尚浅，比较胆怯；前者则感情放荡，无论在言辞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如此。 

　　在玛丽-泰丽莎（她是被一个女人引上道的）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令人讨厌的嫖客和专横跋扈的老鸨相比，这个女朋友起着多么特殊的作用： 

　　朱劳特带来了一个女孩子，是个连双鞋都没有的穷佣人。她需要的东西全都要到寄卖店去买，后来她和我一起工作。她非常讨人喜欢，而且她爱女人，所以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她使我想起了我向那个护士学到的一切。我们常喜欢去看电影，而不是去工作。我很乐意让她和我们呆在一起。 

　　显然，这位妓女的女朋友所扮演的角色，和生活在女人当中的“正派”女人的男情人的角色十分相似：她是寻欢作乐的伙伴，同时也是这样一种人——与她的关系是自由的，无利害冲突的，因而完全是自愿的。妓女，或由于被男人们弄得疲惫不堪，或由于对他们十分讨厌，或仅仅是由于想寻求转移，往往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去寻求放松和快感。不论哪一种情况，我提到的共谋关系（它直接让她们联合起来）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有力。 

　　由于她们同人类一半的关系有着商业性质，由于社会总的来说把她们当成贱民对待，妓女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她们也许彼此是对手，因而彼此感到嫉妒，恶言恶语，打来斗去，但为了形成一个相反的世界，能够获得做人的尊严，她们深深地感到相互需要。女伴是深受偏爱的知己和见证人；是她将要去鉴赏为勾引男人而准备的服装和发型，但这些东西所引起的后果，本来就是招致别的女人的嫉妒和羡慕。 

　　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而且无疑实例也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强调，作为自发感情的一种表示，妓女为情人保留了嘴上的吻，并且强调，她认为爱情拥抱和职业拥抱完全不是一回事。男人提供的这种证据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女孩子装出来的快感的愚弄。应当说，当这是一个快速而疲惫地接待一个又一个嫖客的问题时，或者当这是一个同熟悉的嫖客反复发生关系的问题时，情况是十分不同的。玛丽．泰丽莎做交易时通常表现得冷漠，但她也确实记得某些快活的夜晚。人们并非不知道当得到快感时，女孩子会拒绝接受嫖客付给的报酬，有时，他若处于困境，她还会提出帮助他。 

　　然而，一般说来，这类女人在从事职业性工作时是“冷淡的”。她们有些人，对成群的嫖客除了路带轻蔑的冷漠外一无所感。玛丽-泰丽莎写道：“哦，男人是多么笨啊！女人要用她们喜欢的任何东西充实他们的头脑是多么容易啊！”但是许多妓女对男人深感怨恨；她们对男人变态的爱好和“恶行”尤其深恶痛绝。不论因为他们到妓院是为了纵情享受不敢对妻子或情妇承认的爱好，还是因为呆在妓院里这一事实使他们一时兴起，想到了种种恶行，反正实际上许多男人都要求那些女人加入各种邪恶行动。玛丽．泰丽莎抱怨说，法国男人尤其有无法满足的想像力。妓女会告诉富有同情心的医生说：“在某种程度上，男人都是邪恶的。” 

　　在博戎慈善收养院，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年轻妓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她非常聪明，起初是佣人，和一个拉皮条者住在一起，她很崇拜他。她说：“男人都是邪恶的，除了我那位。 

　　这是1我爱他的原因。只要什么时候他显出一点儿邪恶的迹象，我就会离开他。第一次来妓院的嫖客并不总是很胆大，他是正常的；但当他再来时，就会想做某些事……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恶行，但是你就会看到的，所有的恶行他都有。”由于这些恶行，她十分讨厌她的嫖客。 

　　我的另一位朋友，在l943年和弗雷斯内的一个妓女关系密切。这个女孩子坚持说，她的嫖客90％有恶行，50％是可耻的鸡奸者。他们若是富有想像力，就会令她心凉肉跳。个德国公务员想让她捧着鲜花，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供他欣赏，他本人则学鸟飞的样子；尽管他很慷慨且斯文，她一看到他进来，还是会逃之夭夭的。玛丽-泰丽莎讨厌所有行为这样怪诞的人，不过向他们要的价要比简单性交高得多，而且他们往往不会给这个女孩子带来什么麻烦。 

　　这三个女人都很聪明敏感。毫无疑问，她们会觉得，当她们不再严格遵守生意常规时，当男人不只是嫖客还表现出个性时，她们就会变成一个任性者的猎物，就会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这不再是一桩单纯的交易。然而，由于有较高的报酬，某些妓女专门搞“恶行”。 

　　在这些女人对嫖客的敌意当中，常有一种阶级愤恨的成分。海伦·多伊奇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迷人的安娜的经历。她平常很文静，但也有发怒的时候，尤其是对当官的，因此她曾被送到精神病诊所去治疗。简而言之，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她从不想结婚，尽管有过好机会。她对自己的妓女生活十分适应，但由于患肺结核被送医院。她恨医生，因为对所有“体面的”男人她全都根。“怎么能不恨？”她说，“难道我们不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种男人会轻易撕去他们斯文、自制和自大的假面具，行为如禽兽一般吗？”除了这种态度，她的精神十分正常。另一个年轻妓女朱丽娅，从15岁就开始进行淫乱活动，她长得苗条甜蜜，只肯帮助她认为是文弱、贫穷和需要帮助的男人；“她认为别的男人全都是邪恶的禽兽，只该受到苛刻的对待。” 

　　绝大多数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适应她们的生活。这并非是因为她们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认为有理由同需要她们服务的社会结为一体。她们十分清楚，警官为她们注册时的训话完全是在打官腔，嫖客在妓院外所唱的高调也几乎不会把她们给吓住。玛丽-泰丽莎解释说，不管收不收报酬，人们都叫她妓女，但若是收了报酬，就叫她过分精明的妓女；当她想得到她那份钱的时候，男人就会假装没有想到她会是那种女孩子，等等。收不收报酬，对她全都一样。 

　　并非是道德的和心理的处境，使妓女的命运变得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她们的物质境通往往是可悲的。由于受到拉皮条者和鸨母的盘剥，她们的生活没有保障，3／4的人身无分文。 

　　根据检查过几千名妓女的一个医生的看法，过这种生活5年后，约有75％的人染有梅毒。 

　　例如无生活经验的小妓女，就极易受到病毒的感染；25％的人因淋病并发症需要手术治疗。 

　　在20个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肺结核；60％的人酗酒或吸毒；40%的人死于40岁以前。此外还必须看到，虽有预防措施，但她们还是时常怀孕，而且她们通常在很差的条件下自行手术。 

　　普通娼妓是一种很悲惨的职业，女人不但在性和经济上受到剥削，还要受到警察的专横对待，蒙受医生检查的耻辱，接受嫖客的任意摆布，而且注定要染上细菌和疾病，注定要饥寒交迫，所以她其实被降到一个物的水平上。 

　　在普通妓女和高级妓女之间有许多等级。其主要差别是，前者是以她的纯粹一般性（作为女人）进行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可悲的生存层面上；而后者则竭力得到对她本人（作为一个个人）的承认，若能做到，她会有很高的报负。美、勉力或性欲在这里固然不可缺少，但只有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人，这种女人在公众心目中必须有点与众不同。当然，她的品质往往要通过男人的某种欲望才能显示出来；但是可以说，只有在男人让她的价值变得举世瞩目时，她才能够“功成名就”，才会开始发迹。上个世纪，是豪华住宅、四轮马车、珍珠宝器，证明了“情妇”对保护人的影响，并把她升到交际花的地位；只要男人继续为她而毁掉自己，她的价值就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已废除了这一浮华艳丽的类型，交际花也不再能够为自己赢得名誉。有野心的女人现在努力通过其他方式夺得名望。高级妓女的最新化身是电影明星。尽管有丈夫——这是好莱坞所严格要求的，或有可靠男友的陪伴，她仍然属于菲里尼和伊姆帕丽亚那一类人物。她所扮演的女人形象超过了男人的梦想，所以他回赠给她以财产和名声。 

　　在妓女和艺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模糊联系，因为实际上美和性快感是含糊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当然不是美唤起了欲望，但柏拉图式的爱情论对好色所作的辩解，仍然是虚伪的。当菲里尼坦胸露乳地站在雅典最高法院法官们的面前并被宣告无罪时，她对他们的注视只有观念上的意义。展露一丝不挂的身体已成为一种艺术表演；美国的滑稽剧已将脱衣变成一种剧目。那些以欣赏“裸体艺术”为名收集淫秽照片的老绅士们，宣称“裸体是高雅的”。在妓院里挑选妓女的场景，从一开始就在成群结队地展览人体。若是更复杂点的话，这些表演则变成了为嫖客提供的“活动照片”或“艺术姿势”。 

　　想获得个人价值的妓女，不只是被动地展示肉体；她还力求表现特殊的天赋。古希腊吹长笛的女孩子，用音乐和舞蹈迷住了男人。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女人跳着［肚皮舞］；西班牙的女孩子，则合著巴里奥齐诺乐曲轻歌曼舞，让人们精致细腻地欣赏自己。左拉笔下的娜娜出现在舞台上，是为了寻找“保护人”。某些音乐厅和以前的夜总会一样，形同于妓院。所有展露女人的职业都可以用于淫荡。毫无疑问，有些女孩子：舞女、舞星、马路女郎、广告女郎、模特儿、歌星和演员，把爱情和生意当成了两回事；她们的生意越是涉及到技巧和创造力，就越是能把本身看成目的。但是，为谋生而抛头露面的女人，却时常想直接利用她本人的魅力做交易。相反，高级妓女则想利用职业掩盖真正的交易。像柯莱特笔下的莱阿那种人物极为少见，她在被朋友在信中称为“亲爱的艺术家”之后，回答说：“艺术家？天啊，我的情人简直是太轻率了！”我们已经提到，高级妓女的名望是一种能赋予她以市场价值的名望，而今天，在舞台或银幕上可以制造出一种能变成生意资本的“名声”。 

　　灰姑娘并不总是在梦想迷人王子；不论是丈夫还是情人，她担心他也许会变成暴君；她宁肯去梦想自己那笑容可掬的脸蛋，被张贴在电影院的大门上。但是，她几乎总是要通过男性的“保护”来实现她的报负；酬劳她的胜利、让她分享其金钱或名声的，将是些男人—— 

　　丈夫、情人、求婚者。这种取悦于个人或一群人的必要性，使得“明星”和高级妓女有了联系。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我用“高级妓女”这个词，是想标识出所有那些不仅把她们的身体，而且还把她们的全部人格当做受雇资本的女人。她们的态度，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工人的态度十分不同；工人通过所生产的产品超越了他们自己，于是超越了既定存在（the given），要求获得别人所具有的自由，为此他打开了未来的通道。高级妓女并没有揭示世界，也没有开辟人的超越之路； 

　　相反，她想为她自己的利益把世界给吸引住。由于她为得到崇拜者的赞美而表现自己，她并不拒绝接受她所奉献给男人的被动女性气质：她赋予这种气质以魔力，因而她能够以自己的风采将男人捕入罗网并把他们给放出来；她把他们连同她自己淹没在内在性之中。 

　　女人若是走上了这条路，的确会顺利获得某种独立的地位。她把自己租给某些男人，也就是明确不属于任何人；她积攒下来的钱，以及她像出卖商品似的出卖“名声”，保障了她的经济独立。古希腊最自由的女人，不是主妇也不是普通妓女，而是高级妓女。文艺复兴时代的高级妓女和日本的艺妓，远比当时其他女人享有的自由多。一个可以享有我们觉得和男人的自由十分相似的独立地位的法国女人，也许叫尼侬·德·朗克洛吧，她是17世纪的一位聪明美丽的女人。荒唐的是，那些把女性气质利用到极点的女人，居然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几乎和男人相等的处境；她们以把自己作为客体交给男性的女性气质为起点，逐渐达到了主体地位。她们不但像男人那样谋生，而且出现在几乎只属于男性的圈子里；她们的言谈举止是自由的，所以能够获得（如尼侬·德·朗克洛）极为罕见的智力知识。她们当中的最出色者常常被讨厌“好”女人的艺术家和作家包围着。 

　　在高级妓女身上，男人的神话得到了极有诱惑力的实现；她超过了其他一切人，成为肉体与精神，成为偶像、灵感和诗；画家和雕刻家想把她当成模特儿；她满足了诗人的梦想； 

　　他从她身上的智慧，将开发出女性“直发’的宝藏。她比主妇更容易变得聪明，因为她不那么虚伪。那些天赋很高的人，将不会满足于只扮演厄革里亚的角色，不会满足于只充当男人的忠实顾问；她们会觉得，必须单独地去证实他人的赞美给她们带来的价值；她们会渴望把被动的美德变成行动。她们作为主权的主体进人了这个世界，她们写诗、作文、绘画和谱曲。 

　　伊姆帕丽亚就是因此在意大利的高级妓女当中取得名声的。也许女人也可以把男人当做工具使用，并以他为中介发挥男性的那种作用；执政的男人所宠爱的情妇，总是通过她们的有权有势的情人参与统治世界。 

　　这种类型的女性解放，在性爱方面也同样能够有效。由于从男人那里获得了金钱和其他利益，女人的女性自卑情绪也许可以得到补偿；金钱有一种净化作用；它可以消除两性之间的斗争。如果许多无职业的女人坚持从情人那里获得支票和礼品，那么这不仅仅是出于贪婪，因为让男人付给报酬（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也要付给他报酬），就等于把他变成了一种工具。 

　　女人以这种方式避免和他成为一体。男人也许可以认为他“占有了”她，但这种性的占有是一种错觉；在更为重要的经济方面，是她占有了他，于是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她可以醉心于情人的拥抱，却不会屈服于不属于她的意志；她的快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强加于”她自己的；宁可说一种额外的好处。她不是被“占用的”，因为她得到了报酬。 

　　然而一般认为高级妓女是性冷淡的。通常她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情与性感受，因为，如果多情善感或沉湎于肉欲，她便会有被男人支配的危险，他就会剥削她或垄断她或给她造成痛苦。在她所接受的拥抱当中，有许多拥抱（特别是在她开始成名时）使她蒙受耻辱；她对男性傲慢的反抗，通过她的性冷淡表现出来。高级妓女和主妇一样，也随时要靠耍些“小花招”，这使得她们的举止行为显得虚伪狡诈。对男人的这种轻蔑，这种厌恶，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女人对在这场雇主和雇员的比赛中取胜，根本没有把握。说实在的，对她们大多数人来说，依附仍然是她们的命运。 

　　任何男人都不绝对是她们的主人。但她们对男人的需要却是极其迫切的。如果他对她不再产生欲望，高级妓女便会完全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刚踏入娼门的人都懂得，她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即使是明星，在失去男性支持时，也会发觉她的声望日渐惨淡。就是最美丽的女人，对明天也会没有把握，因为她的武器是有魔力的，而魔力是反复无常的。她就像“好”妻子受丈夫束缚似的，牢牢地受着她的保护人的束缚。她不但有义务作为床上伙伴为他服务，而且还不得不容忍他的存在、他的谈话。他的朋友，尤其要容忍他的虚荣心的要求。在承担她买高跟鞋或绸缎裙的费用时，女孩子的庇护人在进行一种赢利性的投资；实业家、制片商把珍珠、裘皮披戴在情妇身上时，是想以此来证实他的财富和力量；但不论女人成为赚钱的手段，还是成为花钱的借口，其奴役地位都是一样的，挥霍在她身上的礼品都只能是枷锁。她穿戴的这些长袍，这些珠宝，难道真是属于她的吗？有时，男人在关系破裂以后会要求归还这些物品，尽管是以极不失绅士风度的方式提出的。 

　　为了“控制”她的保护人而又不放弃她的快乐，这种女人会用类似败坏婚姻生活的诡计、花招、谎言和虚伪；即使她只是在假装有奴性，这种游戏本身也还是奴性的。只要她仍保持着她自己的美貌和名望，就能够在临时主人变得讨厌时用另一个取而代之。但是美貌是个令人犯愁的东西，它是一种脆弱的宝藏；高级妓女对她的身体十分依赖，而她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在毫不留情地贬值；在她身上，同衰老做斗争表现出最富有戏剧性的形式。她要是有很高的名望，便能够经得住衰老的容貌与形体带来的影响。但是，保持已成为她最可靠财产的名望，又让她处于最坏的专制——舆论的专制之下。好莱坞明星们的屈从是人所共知的。她们的身体不属于她们自己；制片商在决定着她们的发色，她们的体重，她们的体型，她们的类型；为了改变面颊的曲线，也许要拔掉她们的牙齿。节食、健美操、试衣成了日常的负担。赴宴和调情是为了刊登在“个人风貌”的标题之下；私生活只是公共生活的一面。 

　　在法国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定，但精明的女人知道她的“名声”要求她什么。拒绝顺从这些要求的明星，将会残忍地或慢慢地然而又是不可避免地失去她的特权地位。只交出身体的妓女也许不那么受奴役，但以取悦于大众为职业的女人在受奴役却是无疑的。一个女人如果“名成功就”，如果在某种真正的职业当中，如在戏剧、音乐、舞蹈当中被承认是一个天才，便会摆脱高级妓女的地位；她能够懂得真正的独立。但是大多数人一生都处于不安定的地位，她们永远需要重新勾引大众和男人。 

　　这种情妇往往把她的依附性内在化了；她尊重公众舆论，承认它的价值；她羡慕上流社会，沿袭它的生活；她希望根据资产阶级的标准得到评价。她是一个寄生于富有的中产阶级的人，因而她接受该阶级的观念；她有“正义感”；以前她很想把女儿送到修道院去受教育，而她本人则在年老体衰、应有的名望发生变化以后去做弥撒。她站在保守派一边。她对自己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十分自豪，以至不希望现状有所改变。由于为“成名”而斗争，她无意接受博爱和人类团结的概念；她为成功所付出的奴隶般的顺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不真心希望有普遍的自由。左拉通过《娜娜》的女主人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特征： 

　　娜娜对书本和剧本的主题，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见：她喜欢风格柔和典雅的作品，喜欢使她的梦想和灵魂得到升华的那一类作品……她愤怒地反对共和党人。他们要求什么，这些没有人味儿的猪猡？难道人民不幸福吗？难道皇上对他们不仁至义尽吗？猪猡的好运无非是变成这种人。她太了解他们了，能够把他们的一切全盘托出……不，这是真的，这些猪猡想建立的共和国将把一切人都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哦，愿上帝全力保佑皇上！ 

　　在战时，没有谁能比水性杨花的女人表现得更爱国的了。通过装出来的高贵情感，她们希望跻身于公爵夫人之列。她们的公开言论充满了平庸、偏见和因循守！目的情感，而且往往完全失去了内心的真诚。她们的讲话忽而谎话连篇，忽而夸夸其谈，完全没有意义。高级妓女的整个一生都在演戏；她的品头评足，她的鹦鹉学舌，都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制造效应。和保护人在一起时，她喜欢表演爱情喜剧，有时甚至很认真。在公众舆论面前，她表演尊严和威望的喜剧，她总是以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完人、神圣的偶像而告终。无法改变的不诚实，在支配着她的内心生活，这使得她有意把谎话说得跟真的似的；她的生活偶尔也会有某种自发的情感；她对爱并不完全陌生；有时她是“那样地”呆在某人的身边，有时她甚至对某个男人“爱得难以忍受”。但是，她若是过分沉迷于任性，沉迷于多愁善感和快感，不久便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在这些方面，她通常会表现出通奸妻子的全部谨慎；她必须向她的保护人和公众舆论隐瞒还在发生的事情；因而她不可能完全委身于她的情人；他们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转移，一种喘息。况且，她通常会念念不忘自己的成功，不可能忘我地进行真正的恋爱。 

　　至于对其他的女人，高级妓女则十分经常地和她们保持肉欲的爱情关系；由于对专横地对待她的男人怀有敌意，她常常会在女性的怀抱中，找到终止色情生活和进行报复的方式： 

　　娜娜和她的好友萨坦的情况就是如此。正如她希望在世界上能扮演主动角色，以便积极地运用她的自由，她也很想占有其他的人：年轻的男人——她甚至乐于让他成为“受她保护的人”； 

　　或者年轻的女人——她也很高兴对她进行资助。在这些人面前，她任何时候都会是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男性化的人。无论属不属于同性恋，她和一般女人都会有我所描述过的那种复杂关系；她需要她们成为评判的法官和旁观者，成为知己和同谋，以便创造一个所有受男人压迫的女人都很需要的相反的世界。但是，女性竞争在这里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她的女人一般性做交易的妓女，有她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忙乎，她们即使发生了争执，也会有一种团结意识。追求个人名声的高级妓女，却会对任何和她一样觊觎特权地位的女人a priori（先验地)怀有敌意。关于女人对女人施展丑行这一熟悉的主题，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范例。 

　　高级妓女的最大不幸，不仅在于她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她极度依附的欺骗性反映，还在于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消极的。像瑞棋（Rachel）那样的演员，像伊莎多拉·邓肯那样的舞蹈家，即便接受了男人的帮助，也还是有一个需要她们的能力并能证明她们生存正当性的职业。 

　　她们在所选择的爱和工作中，获得了具体的积极的自由。但是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一门艺术，一种职业，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在其他的时候，她们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设计。尤其是在电影界，明星往往是导演的附属品，这使得她不可能在创造性的活动中有所发明，有所提高。 

　　别人在决定她要扮演的角色；她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创造。可是女人变成明星的情况仍然相当少见。在这个风流的领域里，由于有严格的规定，无论什么道路都不可能通往超越。这里无聊仍然在伴随着女人，把她限制在内在性当中。左拉对娜娜的描写，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娜娜虽然过着这么奢侈的生活，又有这么一大堆求爱者，却依然烦恼得要死。她日日夜夜都有男人陪伴，她的钱连梳妆台的抽屉里都是满满的。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使她满足了；她总觉得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点空虚，这个空虚的地方，总是在驱动她去渴望。她的生活，永远是无所事事地拖下去，一天又一天地，接连着所做过的永远是与以往同样单调的日子……这种饮食无虞，使得她终日毫不费力地偃卧着，像个修女那样懒散而服贴地入睡，就仿佛变成妓女这一行当的犯人似的。等待男人感到孤独时，她就用低级娱乐来消磨时光。 

　　美国的文学有许多对这种笼罩着好莱坞并在传染着初来乍到的游客的极度无聊的描写。 

　　男演员和临时演员，与处境相同的女人一样感到厌烦。和在法国一样，正式宴会往往带有令人厌倦的义务性质。掌管小明星生活的保护人，是一个较年长的男人，他有不少同龄的朋友； 

　　他们所关心的事和那个年轻女人无关，他们的谈话是死板的；在20岁的小明星和45岁的银行家之间，虽然他们一起过夜，却有着一道比平常的婚姻更深的鸿沟。 

　　高级妓女为之牺牲了快乐、爱情和自由的莫洛克神（theMoloch），就是她的事业。主妇的理想是在她与丈夫、孩子的关系中形成一种稳定健康的气氛。事业虽在通过时间扩展，但它仍只是一种内在的目标，它集中于名声。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攀登得越高，在广告牌上和人们口碑中的名声也就会越大。攀登者在推进自己的事业时是谨慎还是鲁莽，这要依她的习性而定。有的女人在她的事业中，将会产生一种犹如在房间里迭漂亮衣服的主妇的满足；有的女人则会陶醉于冒险。有些女人只会限于让不断受到威胁的、有时会崩溃的处境不断地保持平衡；有些女人则会永无止境地建立她们的名望，就像通天塔徒劳地指向天空似的。有些女人将风流韵事结合于她们的其他活动，她们似乎是真正的冒险家：这些人是间谍（如马塔·哈里），或是隐藏着的好细。一般她们并不负责提出她们的计划，宁可说她们是男性手中的工具。 

　　但是整个来说，高级妓女的态度和冒险家的态度有点相似；准确地说，她和他一样，也常常介乎于认真和冒险之间；她的目标是指向一些体面的现成价值的，诸如金钱和名声；但她对它们的实现十分看重，就像十分看重对它们的占有；并且，归根结底对她来说，最高价值就是她的主观成功。她同样以虚无主义来为这种个人主义辩护，这种虚无主义或多或少是推论出来的，但实行时却更使人坚信她对男人是怀有敌意的，对其他女人是视为敌人的。此外，如果她十分聪明地感到需要得到道德上的辩护，她就会或多或少求助于彻底同化了的尼采主义：她将去维护高于普通人的优越者的权利，维护高于平民百姓的精英的权利。她觉得她的人身是一种财富，这种财富的纯粹存在是奉献给人类的礼物，以至她在把它奉献给她自己时，声称是为社会服务。为男人献身的女人，注定要受到爱情的困扰；但利用男性的她，却在自我崇拜中迷惘了。她注重自己的名望，并不纯粹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她在名声中寻求的是对她的自恋的神化。 

第二十章　中老年女人

　　女人的个体生活史，由于她一直在发挥着她的女性功能，依赖生理学的命运的程度，要比男人大得多；女人命运的发展曲线，要比男人更不规则，更没有连续性。女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同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折，又极其突然而危险。这些转折所显露出的危机——青春期、性发动、停经，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男人是逐渐衰老的，女人却是被突然夺走了她的女性特征；当她失去了性的吸引力和生育力（社会和她自己都认为，这两者为她的生存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明，并为她的幸福提供了机会）时，她还比较年轻。她失去了未来，可是她的中老年仍有一半时间需要度过。 

　　“危险的年龄”是以某些器官的紊乱为标志的，是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有象征性的含义。这种“生命变化”的危机，是末把一切押在女性气质上的女人很少感觉到的； 

　　那些在家或外面从事繁重工作的女人，还非常欢迎这每月来一次的负担之消失；农村女人，工人的妻子，经常有再度怀孕的危险，所以当终于不再需要冒这个险时，她们会感到快活。在这个关头，和在其他许多关头一样，女人的不适不是来自于身体，而是来自于她对身体的焦虑与关注。这出精神戏剧，往往在这些心理现象还未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它们早已消失以后才会结束。 

　　早在发生这种致使她的身体变得不健全的事故很久以前，女人就被变老的恐惧缠扰着。 

　　中年男人投身于比爱情更重要的事业；他的性爱热情不如年轻时那么强烈；而且由于在他身上并不需要客体的被动特质，他的面容和身体上的变化，也不会损害他的吸引力。相反，女人通常是到快35岁时才终于克服了各种抑制，性爱才获得了充分发展。那时她的肉欲最强烈，她最希望这些欲望得到满足；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性价值，比男人更有充分把握；为了控制住她的丈夫，为了确保受到他的保护，为了保住她的大部分工作，她必须有吸引力，能取悦于人，除非以某个男人为中介，否则她不可能控制住世界。如果她不再能对他进行控制，她的情况将会怎样呢？当她无可奈何地看到这个她用以辨认她自己的、肉质的客体在变得日趋衰老时，她焦虑地这样问自己。于是她谋划着斗争。但染发水、润肤膏和整容术，都只能延长她那正在逝去的青春。也许她至少可以欺骗她的镜子；但是，当那即将毁掉她在青春期所建造的整个大厦的、命中注定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发出第一批暗示时，她已感到了死神的触摸。 

　　有人可能会认为，最陶醉于自己青春和美貌的女人将会是最苦恼的女人。但其实不然： 

　　自恋者就对她的身体十分关注，然而还不至于预见不到它必然会衰老，没做好撤退的准备。 

　　她固然会因为她的不健全而痛苦，但至少不会感到意外，她会很快适应。女人若是忘我的、献身的、自我牺牲的，便会被这种突然的显露搅得心神不宁：“我只有一个一辈子可活；想想我的命运以前是什么样的，再看看我现在吧！”令所有的人都惊讶的是，在她身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离开了她的保护性的职业，她的计划中断了，她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成了孤家寡人。除了那块里程碑出人意料地把她给绊了一跤外，她觉得似乎再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干了，只有好好地过她的日子。她的身体将不会许下任何诺言；她尚未实现的梦想与渴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了。在这种前景下，她重温过去；这个时刻已经在账本上划了一道线，已经在和她算总账；她结清了各种账目，为以前生活所强加给她的狭窄局限感到心惊胆战。 

　　面对她那短暂而又令人失望的经历，在依然无法达到的未来的门槛上，她又恢复了少女时的行为：她拒绝承认这就是一切；她把她生存的贫乏和她人格的模糊富有加以比较。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或多或少被动地经历了她的命运，她仿佛觉得她的机会被人家夺走了，她被人愚弄了，她不知不觉地从青年滑到了中年。她发现，她的丈夫、她的环境、她的忙碌，对她统统是不值得的；她觉得自己从没有被人感激过。她从她认为没有她优越的身边人员当中撤了出来；她把她自己，把她心中的秘密（这是她不幸运命运的神秘关键）给封闭了起来。 

　　她努力依次尝试她尚未尝试过的各种可能性。她开始每天写日记；如果她发现了富有同情心的知己，就会没完没了地谈论她自己；她日夜反省她的憾事和她的错误。正如少女会梦想她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她也会回忆她的过去可能曾是什么样的；她勾勒着她失去的机会，杜撰著怀旧的浪漫故事。 

　　童年和青春期所关心的事又出现了，女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她年轻时的故事，沉睡已久的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感情，现在也时时泛起。有时她会陷入恍惚和被动的忧思，但她往往也会突然着手弥补她失去的生存。她炫耀她与平庸的命运对比时刚发现的个性；她赞美它的优点，迫切要求公正地对待它。她因经验而成熟，认为自己总可以出名；她想重新行动。首先，她迫不及待地想挽回流逝的时间。母亲型的女人会坚持她还能生个孩子：她非常想重新创造生命。淫荡的女人会努力再度诱惑情人。轻浮的女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讨人喜欢。她们每个人都声称她们从未觉得如此年轻。她们想让别人相信，时间的流逝从没有真正伤害过她们；她开始“打扮得像个年轻人似的”，装出一副天真幼稚的样子。上了年纪的女人十分清楚，如果她不再是一个性爱客体，那不仅是因为她的身体不能再给人以奖赏，还因为她的过去，她的经历（不管她是否愿意）使她成为一个人；她由于她自己的缘故斗争过，爱过，向往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独立性是可怕的；她想否认自己拥有这种独立性；她夸大她的女性气质，她修饰自己，她使用香水，她让自己变得十分迷人和典雅，纯粹是内在的。 

　　她和男人讲话时的口吻像个孩子，天真的目光中流露着羡慕之意，而且说到童年时喋喋不休； 

　　她叽叽喳喳而不是在一本正经地谈话，她拍着手，突然失声大笑。而且她表演这出喜剧时还带着某种诚意。由于她产生了新的兴趣，她萌发了脱离常规和重新开始的欲望，因而她会觉得她又在开始生活。 

　　但事实上，真正开始生活是不可能的；她在世界上看不到任何她可以自由地、有效地达到的目标。她的活动具有一种古怪的、不连贯的、而且是无结果的形式，因为她只能象征性地去弥补过失和失败。例如，我们考察的这个年龄的女人，会试图在为时还不算太晚时，实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一切愿望：她可能会回去弹她的钢琴，可能会开始雕塑、写作和旅行，也可能会学滑雪和学外语。她现在张开双臂，趁着为时还不算太晚欢迎她以前不愿意接受的一切。她容许自己对原来尚可容忍的丈夫感到厌恶，她和他在一起时是性冷淡的；或者相反，她放纵自己以前加以约束的激情，并以她的要求压倒她的丈夫；她开始手淫，而这种活动她从童年就放弃了。同性恋倾向（这种倾向以隐蔽形式几乎在所有女人当中存在），现在变得明显起来；她常把这种倾向转向女儿；但有时这种为人们所不习惯的感情，也指向女友。罗姆·朗多在《性、生活与信念》一书中讲了下面的故事，这是当事人向他吐露的： 

　　X夫人……年近50；她结婚25了，有3个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她在社交和慈善事业中很有名气。她在伦敦遇见了一个年龄比她小10岁、和她情趣相投的女人——Y夫人。Y夫人邀请她去作客。 

　　作客的第二个傍晚，X夫人发觉自己热情地拥抱了她的女主人；她说她感到惊讶，那天晚上居然和她过了一夜，后来惊恐不安地回了家。直到那时她还对同性恋的事一无所知，不知道有“这种事”存在。她眷念着Y夫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觉，她已习惯的她丈夫的亲吻和抚摸是相当令人讨厌的。她决定再去看她的朋友时“把事情给解决了”，然而她的热情有增无减；她们的关系比她以往的任何经历都令人愉快。她被有罪感折磨着，于是去找医生打听，对她这种情况是否有什么“科学解释”，在道德上它是否能说得过去。 

　　在这个实例中，叙述者屈服于本能的冲动，她因此深受困扰。但是这类女人也常常想有意地体验一下她未体验过的浪漫之事，因为她马上就再也无法体验到了。她之所以离家出走，有时是因为她觉得她的家不值得留恋，有时是因为她想单独呆着，有时则是为了追求冒险。若是有这样的可能，她便会热情地投入。这种情况反映在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中： 

　　有一个40岁、结婚20年、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的女人，开始觉得她从未得到过感激，浪费了自己的一生。她开始从事新的活动，例如到山上去滑雪。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位30岁的男人，并成了他的情妇。 

　　受正派和荣誉这一强大传统影响的女人，未必会采取极端手段去明确行动。但在她的梦境里却充满了性爱的幻觉，甚至在醒了的时候也受到困扰；她对孩子表现出一种狂热的肉欲感情；她对儿子产生了始终无法摆脱的乱伦念头；她偷偷地和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男人相爱着； 

　　她和少女一样，也被受强奸的想法缠扰着；她也有想当妓女的疯狂欲望。她的这种又想又怕的矛盾心理，造成了可能会导致神经病的焦虑：这时她的奇怪行为会令她的亲属感到震骇，这种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她想像中的生活的表现。 

　　在这个紊乱时期，想像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甚至比青春期时还要不分明。上了年纪的女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自我失落感使她完全失去了客观的态度。那些十分健康而又濒临死亡的人，也说他们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感；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自由的人的时候，那个为命运所操纵的被动客体必然仿佛是另一个人：可不是我被汽车撞倒了；这不能是我，我可不是镜子里的那个老太婆！一个“在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年轻”、并且从未看到过自己是如此衰老的女人，不可能顺利地调和这两个方面；时光流逝和时间延续给她造成的伤害，都只是在梦中。现实隐退了，衰落了，同时再也不能够明显地区别于幻觉。这种女人宁肯相信内心所看到的，也不愿意相信那个陌生的世界，因为在那里时间向后流去，她的影像不再像她，所产生的结果背叛了她。于是她想得到狂喜，想得到灵感，想得到疯狂般的激动。由于这时爱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她的主要关注，她拥抱被爱的幻觉是正常的。色情狂当中十有八九是女人，而且她们的年龄几乎全在40岁到50岁之间。 

　　然而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大胆地跨过现实之墙。许多女人拒绝接受一切形式的人类之爱，即使在她们梦想时；她们乞求上帝的帮助；卖弄风情的女人、风流的女人、放荡的女人，正是在停经时才开始信教的；正值人生之秋的女人，沉迷于命运。神秘和无人感恩之类的模糊观念，开始在宗教中寻找理性的统一。这样的信徒把她搞糟了的生活，看做是上帝对她的考验；她的灵魂从不幸中所提取的特殊美德，使她应当得到上帝的恩宠。她会欣然相信她会从上帝那里获得灵感，甚至相信她已经承担了上帝交给的紧急使命。 

　　由于或多或少彻底丧失了现实感，在这种危机期间女人很容易接受各种指点，因此作为一个忏悔者，她很容易接受对她灵魂的强烈影响。而且她还会接受极有争议的权威；她命中注定是各种教派、唯灵论者、先知、巫医及各色各样江湖骗子的猎物。这是因为，她不但在同现实世界接触时丧失了所有的批判的识别力，而且还变得对终极真理充满热情：她必须有一种处方、一种公式、一把钥匙，在拯救世界的同时，一下子把她也给拯救出来。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蔑视逻辑，对她来说它显然已不适用；只有那些对她具有特别含义的证据才仿佛是令人信服的，于是启示、灵感、先知的预言乃至奇迹，开始在她周围兴盛起来。她的发现有时把她引向行动：她投身于商业、企业、冒险事业，而这是某位顾问或她内心的声音所建议的。在其他情况下，她满足于被神化为接受绝对真理和智慧的容器。 

　　不论行动还是沉思，她的态度都伴随着疯狂的激动。停经危机野蛮地把女人的生活一分为二；由此所引起的不连贯性，给女人带来了“新生活”的错觉；另一个时代在她面前展现了，于是她以皈依宗教的热忱投入其中；她转向爱，转向敬神的生活，转向艺术，转向人性； 

　　在这些存在中，她失去了自我，也扩大了自我。她死而复生，用已看透彼岸秘密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认为她就要飞向迄今尚未达到过的顶峰。 

　　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顶峰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得到的先知预言，不论有多么明确，却难以破译；精神的光辉消退了；站在镜子面前的女人，从昨天起就势不可挡地一天老似一天。继那兴奋时刻而来的是沮丧而悲哀的时刻。机体也表现了这种节律，因为雌性荷尔蒙的衰退，是以脑垂体的过分活跃为补偿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心理状态在支配着这种情绪变化。女人的这种不安、她的幻觉、她的激动，都只不过是对无可挽救的命运所施加的影响的一种自卫反应。痛苦再度变得如骨梗喉，女人的这种生活在死神还未抓到她之前就完结了。她不是消除绝望，而是经常宁肯任其麻醉。她没完没了地唠叨她的错误、她的憾事、她的责备；她想像她的亲属、邻居在犯罪，竟然暗中在算计她；如果哪个姐妹或同龄朋友和她的生活关系密切，她们便会共同造成迫害的幻觉。但她尤其会开始病态地嫉妒她的丈夫，并把这种嫉妒指向他的朋友、他的姐妹、他的事务；不管正确与否，她都会认为某个对手应对她的全部苦恼负责。病态嫉妒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50岁至55岁的老年女人当中。 

　　在不肯承认变老的女人身上，停经所造成的困难会延续下去——有时甚至会延续到死； 

　　如果她除了利用身体的魅力无计可施，那么她会步步为营，为保持扭力而斗争；如果她的性欲仍很旺盛，她也会进行疯狂的斗争，这种情况决非少见。当问到女人到什么年纪才会不再受肉欲折磨时，梅特涅公爵夫人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才65岁啊！”婚姻（照蒙田的看法，它只能给女人提供“微乎其微的补充”）随着逐渐衰老，变得越来越无效力了；她在中年时常为她年轻时的抑制和性冷淡付出代价；当她终于开始有了高亢的欲望时，她的丈夫早已听任于她的性冷淡，并且做了自我调适。妻子被熟悉和时间剥夺了她的性要求，她几乎没有机会去重燃婚姻的火焰。她很苦恼，决心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她对找情人较少有顾忌——如果她以前还有过什么顾忌的话；但是情人仍然要靠去寻找：这是在追捕男人。她施展无数计谋： 

　　她假装要奉献自己，实际上是把自己硬塞给人家；她把礼貌、友谊和感激都变成了陷阱。她向年轻的男人进攻，不仅是因为她喜欢那年轻而又清新的肉体，而且还是因为，只有从他们那里，她才有希望得到那种青少年有时对母亲般的情妇所怀有的无私感情。她自己则变得富有攻击性，年轻男人的温顺，和他的英俊外貌一样，令这位年长女人感到高兴；德·史达尔夫人在40多岁时对慑服于地威望的乳具未干的小伙子十分中意。无论如何，胆怯的新手总是容易搞到手的。 

　　当诱惑和阴谋统统无效时，不屈不挠的女人还留有一手，那就是付给报酬。中世纪流传的所谓Cannivets的小刀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这些贪得无厌女魔的命运：一个年轻的女人，作为对她委身于人的回报，向她的每个情人索取一把小cannivet餐刀］，并把这些餐刀存放在碗橱里。有一天碗橱里放满了；此后便是她的情人在每个爱情之夜后，从她这儿得意洋洋地拿走一份礼物。不久碗橱就空了；所有的cannivet ［餐刀]都送走了，于是她又买了一些放在那里。有些女人对处境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们有过辉煌的日子，现在该轮到她“送cannivet［餐刀]”了。钱在她们的心目中，甚至能起到和在高级妓女那里相反的作用，但同样也是一种净化的作用：它把男性变成了工具，使女人有可能得到她年轻时的自尊心曾一度拒绝的性爱自由。 

　　但是，与其说是由于聪明，不如说是由于浪漫，情妇兼保护人才经常试图去购买感情的、崇拜的、尊重的幻觉；她甚至让自己相信，她给予是因为她高兴给予，而不是因为人们在向她要求什么。这时年轻男人又一次被选为情人，因为她可以给他以母亲般的慷慨帮助，因而感到骄傲；并且他还有一点那样的“神秘”（这种神秘在其他情况下，是男人向他“帮助”的女人所要求的），因为在这种方式中，赤裸裸的交易被莫名其妙的东西所掩饰。但是虚伪的怜悯很少可以长期保持；两性斗争变成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抗争，女人由于受到欺骗和愚弄，有遭到残酷失败的危险。如果她是聪明的，她就会较及时地解除自己的武装，即使她的热情还没有完全熄灭。 

　　从女人承认变老那一天起，她的处境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她还是个年轻的女人，她还在全心全意地同神秘地使她容貌变丑、身体变形的不幸做斗争；现在她则变成了另一个人，失去了性征但又是健全的：一个老太婆。倒是可以认为她的“危险年龄”危机已经度过，但不应当认为她的生活因此就会是轻松的。当她放弃了与时间带来的厄运进行的斗争时，另一种斗争便开始了：她必须在世界上保持一席之地。 

　　女人正是在生命的秋季和冬季才摆脱她的枷锁的；她凭借年龄优势逃避了压在她身上的负担；她非常了解她的丈夫，以至不让他再把她吓住，她巧妙地避开他的拥抱，以友好的、冷漠的或敌视的态度在他身边编织起她自己的生活。如果他老得比她快，她就会控制夫妻生活。她也可能会蔑视时尚，不在乎“人们会说些什么”；她不再受社交义务、节食和注意美容的束缚。至于她的孩子，他们已经长大，能够独立生活；他们就要结婚，他们就要离开家。 

　　由于摆脱了义务，她终于有了自由。不幸，每个女人的经历都重现了我们通过整个女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她恰恰是在她不能利用时才有了这种自由。这种重现决非偶然：父权社会赋予所有女性功能以服务的一面，所以女人只有在完全失去功效时才可以摆脱奴隶地位。她在年近50时完全拥有了她的能力；她觉得自己的阅历丰富；这是一个男人有极高地位、极高职务的年龄；至于她，她可要退休了。她已学会了把自己奉献给某人，可现在没有人再需要她的奉献了。她一无所用，其生存的正当性无法得到证实，于是只好希望在风烛残年中能苟且偷生，只好喃喃自语地说：“没有人再需要我了！” 

　　她并没有马上顺应这种情势。有时她痛苦地缠着丈夫；她对他的照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专横，以至弄得他喘不过气来；但婚姻生活的常规太固定了；她知道丈夫早就不需要她了，而且他也不再看重她所做出的努力了。和单独变老一样，维持他们的共同生活已成为次要的事。她把希望转向孩子；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尚未成为定局；世界和未来还在向他们开放； 

　　她很愿意一直跟着他们往前冲。有晚育机会的女人有一种优势：当其他女人当祖母时，她仍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但通常母亲看到她的小家伙长大成人是在她4O岁至50岁之间。正因为他们将要离开她，她才充满热情，努力靠他们生活下去。 

　　她的态度随着是希望儿子以后能帮助她，还是希望女儿以后能帮助她而有所不同；通常她把最不大可能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这方面，儿子是个从过去的深渊中向她走来的男人，为了看到他的辉煌出现，她曾遥望过远方的地平线；从刚诞生的儿子的第一声啼哭时起，她就盼望他能把他父亲无力送给她的财富全都倒出来的那一天。这期间她也打过他，整过他，但这些现在全给忘了；这个她打心眼里喜欢的男人，已经成为支配世界、驾驭女人的半人半神中的一员；现在他将要承认她拥有母亲身份的全部光荣。他将会使她免受丈夫的支配，替她报复那些她有过的和没有过的情人；他将会成为她的解放者，她的救星。她对他重新采取了少女死盯着迷人的求婚者的那种勾引和卖弄的行为；她走在他身边时优雅迷人，觉得自己仿佛是他的姐姐；如果他模仿美国电影中的男主角——在旁边对她既戏弄又贴近，既嘲笑又尊重，就会令她感到心醉不已。她怀着骄傲而又谦卑的心情，承认这个曾是她的小孩子的男人，拥有男性的优越性。 

　　究竟到什么程度这些情感才算是乱伦呢？无疑，当她自以为得计地想像依靠儿子的权力时，姐姐这个词只不过是幻想出来的冠冕堂皇的挡箭牌；当她睡着时，当她漫不经心时，有时在痴想中走得相当远；但我已经说过，梦和幻想并不总是表现了隐蔽的欲望对实际行动的要求。它们常常自己满足自己，它们满足了一种只要求在想像中能加以满足的欲望。当母亲用或多或少的掩饰把儿子视为情人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通常，在真正意义上，性爱在这两个人当中并没有地位。 

　　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成了一对儿；母亲是从她的女性意识的深处，发出了对儿子所代表的主权男性的欢呼；她以恋爱女人的全部热忱，把自己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而且作为这种礼物的回报，她期望自己能升到上帝右边的席位上。为了获得圣母升天那样的待遇，这个恋爱女人恳请她的情人能够自由行动；她骑上般地承担风险，而她的酬报就在于他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母亲也觉得她单单通过生育这一事实，就取得了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把儿子看做她的人儿、她的财产，她急不可待地让他承认他对她负有义务。她不如恋爱女人那么苛求，因为她更镇静、伪善；就是说，她自动让位时较少有被夺权的焦虑；是她创造了一个肉体存在，所以她像对自己的生存那样对一种生存取得了控制权：她把他的行动、他的工作、他的优点据为己有。在颂扬她的子宫结出的果实时，她把她本人捧上了天。 

　　靠代理人生活虽然方便却始终是不安全的。事情的结果可能违背她的初衷。儿子往往只是个饭桶、无赖、不成器的家伙、笨蛋、忘恩负义之徒。母亲对假定他要体现的英雄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哪种人比能真诚地尊重孩子人格的、甚至在失败时也能承认他有自由共和他一起承担献身于事业所要冒的种种风险的母亲更少见的了。我们倒是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母亲，她们仿效受人赞许的斯巴达人，兴高采烈地让儿子要么胜利，要么去死；仿佛儿子在世上的职责就是要去证实母亲生存的正当性，获得那些她认为对他们俩都有益的东西。母亲要求这个神童的设计符合她自己的理想，而且他这些设计的成功实现是万无一失的。每一个女人都想生出一个英雄、天才；但所有真正英雄和天才的母亲，都抱怨她们的儿子伤透了她们的心。 

　　实际上，男人往往是在违背母亲意愿的情况下，赢得她作为个人装饰梦寐以求的、放在她的脚下甚至都不敢承认的战利品的。她即使在原则上对儿子的事业表示认可，也会被一种矛盾折磨着，这种矛盾和折磨恋爱女人的矛盾相似。为了证实他的生命——还有他母亲的生命是正当的，他必须勇往直前，向着某些目的和目标超越他的生命；为了达到它们，他必须有损于健康也在所不惜，必须招惹风险。但是当他把某些目标置于活着这一单纯事实之上时，他便会对母亲的礼物的价值产生怀疑。她对此深感震惊；只有在她所生出的这个肉体对于他是至善（the Supreme good）的时候，她在男人面前才会拥有主权。他没有权利摧毁她忍着剧痛生出来的东西。“你会搞垮自己的，你会生病的，你会出毛病的，”她在他耳边絮絮叨叨地说。 

　　然而她也十分清楚，仅仅活着还是不够的，否则生育本身就会变得多余。如果她的子女是个懒鬼、懦夫，她会第一个反对。她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出征参战，她希望他能活着回来——但要载誉而归。她希望他的事业能成功，但又唯恐他劳累过度。不论他做些什么，她总是放心不下，无可奈何地看着事业是属于他的，她无法控制。她唯恐他会迷路，唯恐他会失败，唯恐成功会毁了他的健康。她即使信任他，年龄和性别差异也会有碍于母子间的真正合作；她不熟悉他的工作，况且他也没有要求她合作。 

　　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母亲为儿子特别感到骄傲，也总是感到不满意的原因。她认为她不但生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身体，而且创造了一种绝对必要的生存，于是她回顾往昔时觉得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了证实；但证实这种正当性对她并不是一种职业：她必须继续行善以充实她的日子；她希望自己对她的神是不可缺少的。施加在这个信徒身上的骗局，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到无情的揭穿：他的妻子会剥夺她的职能。人们常常描述她对这个“夺走”她孩子的陌生女人所怀有的敌意。母亲会把分娩这个野蛮而不自觉的过程，升到神圣而神秘的高度，拒绝承认人的决定可以起较重要的作用。在她看来，价值已经确立，它们始于本性，始于过去： 

　　她误解了自由所承担的义务的价值。她儿子的生命是从她那里得到的，而他从这个他昨天还不认识的女人身上，又能得到什么恩惠？肯定是由于某种巫术，那个女人才能够说服他去过那种至今尚不存在的结合生活；那个女人诡计多端，自私自利，是个不吉利的家伙。母亲急切地盼望着这种欺诈行为会被揭穿；她受到好母亲（她用双手包扎好了坏女人留下的伤口） 

　　古老神话的鼓舞，所以她注意观察儿子的脸色，看看是否有不幸的迹象——尽管他否认，她还是发现了这些迹象。他虽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她还是可怜他；她暗中监视着儿媳妇，对她百般挑剔；母亲用过去早已习惯的方式，来反对她的每一项革新，谴责这个侵犯他人权利者的存在。 

　　每一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心上人的幸福：妻子希望看到他是一个男子汉，以便通过他去征服社会；母亲则希望对他加以保护，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年轻的妻子期望她的丈夫能够变成富翁或名人，母亲则用他的本性难移这一法则，去反对妻子的打算：他是娇嫩的，他绝不可以劳累过度。当轮到新来的女人怀孕时，过去与未来的冲突加剧了。“孩子的出生即父母的死亡”；在这种时候，这一真理显示出其全部的残酷力量：希望靠儿子活下去的母亲认识到，他就要判处她的死刑。她给予了生命；生命将继续存在，可是她却要消失了；她不再是那个大母神（themother）——她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她从永恒的偶像天国殒落，此后只不过是一个完蛋了的、过时了的人。在这种时候，她的仇恨在病态情况下可能会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以至会引起神经病或驱使她去犯罪，如勒费弗尔夫人就是这样。 

　　在正常情况下，祖母能够克服她的敌意；有时她顽固地认为婴儿只属于她的儿子，她爱他爱到了专横的程度；但通常年轻母亲会宣称孩子是属于她自己的；祖母的嫉妒使她对幼儿有一种暧味的感情，敌意掩饰在焦虑的外表之下。 

　　母亲对成年女儿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她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神，而希望女儿是一个替身。这个替身是一个可疑的人物，往往会伤害原型，如我们在坡的故事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里就是这样看到的。所以，女儿在变成女人的同时，也宣判了她母亲的死刑；然而她却让自己继续活着。母亲的行为依她从孩子的蓓蕾初放中所看到的是毁灭还是再生，而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母亲冷酷而又怀有敌意。她不能接受一个欠她一条命的忘恩负义之徒来顶替她。人们常注意到风骚女人对衬出她矫揉造作的青春少女所感到的嫉妒：把每个女人都视为可恨的竞争者的她，甚至把她自己的孩子也看成了竞争对手；她会把她赶走，或者让她呆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或者设法剥夺她的社交机会。她虽然为自己身为妻子和母亲堪称典范、举世无双而感到骄傲，但仍会为反抗罢黜而进行残忍的斗争。她总在说她的女儿只不过是个孩子，把她做的事视为儿戏；她太年轻，不宜结婚，太娇嫩，不宜生育。如果她坚持想有一个丈夫、家庭和孩子，那么这一切都是言不由衷的。母亲绝不会对挑剔、嘲讽或预言要出问题感到麻烦。如果有可能这么做的话，她会罚女儿永远留在童年阶段；如果无可能，她也会试图毁掉女儿勇敢得到的成人生活。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她往往会成功：由于受这一有害的影响，许多年轻女人一直不育或流产，不会哺育孩子，或者不会理家。夫妻生活将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幸与孤独，她将会在母亲主权的卵翼下寻求庇护。如果她反抗，她们将会永远冲突与对立；受挫的母亲常把对女儿蛮横无车L的独立的愤怒转嫁到女婿头上。 

　　热情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其专制程度一点儿也不会小；她想利用她成熟的经验重度一次青春，以便在把她自己从过去拯救出来的同时，挽救她自己的过去。她要根据她所梦寐以求但从未有过的丈夫的标准，亲自挑选一个女婿；她卖弄风情而又自作多情，所以她很容易认为女婿在心底暗暗要娶的是她；通过女儿，她满足了自己对财富、成功和名声的旧有欲望。 

　　这些女人常被描绘成怂恿她们的孩子在风流道路（电影或戏剧表演）上继续走下去；她们在照顾孩子的借口下，接管了她们的生活。我曾听说，有些人会走得很远，甚至把少女的求婚者带到自己的床上。但是，女儿长期容忍这种监护的情况则十分少见；她一找到丈夫或可靠的保护人，就会起来造反。岳母对女婿开始十分喜爱，后来会怀有敌意；她哀叹人的忘恩负义，以受难者自居；这回该轮到她变成一个有害的母亲了。 

　　许多女人预见到这些失望，看到女儿长大时，便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但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很少能从女儿身上享受到快活。一个母亲要是想通过孩子的生活得到充实，不至于变成他们的暴君或成为受他们折磨的人，就必须把慷慨和超然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祖母对外孙辈的感情，是她对女儿感情的延伸，有时她也会把自己的敌意转移到他们头上。许多女人强迫被诱好的女儿去做人工流产，或强迫她去弃婴乃至杀婴，不仅仅是为了阻止发生丑闻，还因为她们非常乐意剥夺女儿做母亲的权利，顽固地想保持自己的特权。她们甚至准备劝告合法母亲去流产，不哺乳婴儿，把他送得远远的。就她们而言，她们会以冷漠的态度去抹煞这个冒失的小家伙的存在；或者更可能不断地斥责、惩罚孩子，乃至对他虐待。 

　　相反，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常比这个年轻女人更急于要她的孩子。女儿被未知的小生命的来临搅得心烦意乱，但对于外祖母，这却是旧戏重演：她又回到了20年前，在小床边她又是一个年轻女人了；她重新得到所占有和支配的一切，而这是她的孩子很久没有给过她的。 

　　她停经以后就放弃的种种母性欲望，都奇迹般地实现了；她是真正的母亲，在照料婴儿时很有权威，而且，如果把孩子托付给她，她会热情地为他献出一切。对她不幸的是，年轻母亲很可能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外祖母只是被认可扮演助手的角色，这也是当年她的长者所扮演的角色；她有一种被罢黜的感觉，此外她还必须认真对付她女婿的母亲，而她对这位母亲自然是很嫉妒的。怨恨往往会败坏她最初对孩子的自发的爱。许多外祖母的焦虑表现了她们的感情矛盾：她们喜欢这个婴儿是因为他属于她们，但是她们也因为他是个小陌生人而对他怀有敌意；而且她们会为这种敌意感到害臊。可是，如果外祖母一面保持她对外孙辈的慈爱感情，一面又完全放弃占有，她便可以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守护天使的角色。由于既不承认有权利又不承认有责任，她爱他们是纯粹出于慷慨；她没有因为他们而陷入自恋的梦想中，她对他们什么梦想也没有，她不打算把她可能永远见不到的未来奉献给他们。她所爱的只不过是这个有血有肉的、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他们依附性和无偿性的小生命；她不是他们的教育者； 

　　她不需要体现抽象的正义与法律。顺便说一下，这也许是她卷入同外孙辈的父母的冲突的原因。 

　　也可能有的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感兴趣；由于缺乏同子女或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人为地创造出一种相似的联系。她向年轻人表达母性的感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在说她“像爱儿子似的”爱由她所保护的人时，都不全是假的：就此而言，母性的情感或多或少总带有色情的性质。那些仿效德·华伦夫人的人，在救济、帮助和塑造一个男人时，确实得到过快活：她们希望成为一种超越她们的生存的源泉的，成为这种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而在她们情人的心目中，她们在这方面更胜于把自己当做情妇。母性型的女人还常收养女孩子。这种关系在这里也同样会呈现出多少带有性的性质的形式；但是不论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都是一个奇迹般地恢复青春的替身。 

　　女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变成了老师：她们在塑造学生；知识分子（如夏里埃夫人在哥伦比亚疗养时），则向门徒进行灌输；虔诚的教徒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精神女儿；风流女人则变成了鸨母。如果说她们以极大的热忱去从事网罗门生的活动，那么这不是出于对所致力于的领域的纯粹兴趣；她们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是化身。她们专横的慷慨所引起的冲突，几乎和有血缘关系的母女之间的冲突一模一样。收养孙辈也同样是可能的；祖姑母和教母很愿意扮演祖母那样的角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几乎没有哪个女人会在她的后代（自然的或收养的）身上找到为她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将这些年轻人中的任何一人的事业真正据为己有。她只能要么极力坚持把它给接收过来，从而在令她失望和精疲力竭的斗争中被毁掉； 

　　要么她听命于只是进行有节制的参与，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年长的母亲和祖母往往会压抑她们想支配的念头，隐藏她们的怨恨；不论孩子最终给了她们什么，她们都会满足。但是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几乎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她们会被迫面对荒漠般的未来，无所事事，成为孤独、遗憾和无聊的牺牲品。 

　　这时我们便会遇到老年女人的令人悲泣的悲剧：她认识到自己已无用了。中产阶级女人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常常不得不去解决如何消磨时间这个可笑的问题。但是当孩子已经长大，丈夫也功成名就或至少安下心来的时候，时光仍必须想点办法才能打发掉。刺绣编织就是为掩饰可怕的空闲才发明出来的；手在刺绣，手在编织，它们在活动；可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所考虑的目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消磨时间，要弄清它究竟会有什么用处也往往是个难题——也许会把它们送给朋友或慈善机构，或者胡乱摆放在壁炉台上或中央的桌子上，总之可以把它给摆脱掉。这不再是一种虽然无实用性却能表现出纯粹生活乐趣的游戏；而且它也几乎不是一种逃避，因为头脑始终是空虚的。这是巴斯卡尔所谓的“荒唐娱乐”；用织针或钩针，女人可悲地编织出了她度日的空虚。水彩画、音乐和读书，也基本上起着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在让自己适应这类事时，并不是想扩大她对世界的把握； 

　　而只是想排遣她的无聊。一种活动若是不能开辟未来，便会回落到空虚的内在性中；懒散的女人打开书又把它扔到一边，打开钢琴只是为了把它重新盖上，再次做起了刺绣活儿又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 

　　事实上，她极可能会通过社交生活郭解脱；她出门、回访；和达洛韦夫人一样，她也把她的猜春看得很重。；她去参加每一次婚礼、每一次葬礼；她不再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生存，于是就鼓励交往。以前风骚的女人，现在变成了长舌妇；她观察着人们，评论著他们的举止行为；她对自己情性的补偿是向周围所有的人散布批评和忠告，不请自到地向每个人介绍她的有益经验。她若有财力，就会开始举办沙龙，希望以此侵占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有时她会以这种方式建立对自己臣民的专制统治，就像迪·德芳夫人和维尔杜安夫人那样。成为rt 个吸引中心、一种灵感，创造一个聚会点、一种气氛，这的确是对行动的一种替代。 

　　此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干预世界事务的方式；在法国就有慈善机构和若干个“协会”，但特别是在美国，女人交往于俱乐部，她们在那里打桥牌，读书评，提供文学奖，促进社会改良。 

　　在欧美两个大陆，大多数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理由：它们的那种被假定当做目的的目的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其情势正如卡夫卡的寓言所描述的那样： 

　　无人为造通天塔操心；在准备建塔场所的四周，发展起了一个特大的城镇，这个城镇因管理、扩建以及内部争执，耗尽了建塔的所有财力。这些协会的女人在组织她们的机构时，正是这样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耗尽了她们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选择理事，制定章程，进行内部讨论，和竞争协会争夺名望：任何人都不应当偷走她们的贫民，她们的病人，她们的伤员，她们的孤儿；她们宁肯看着他们死，也不愿意把他们交给另一个团体。这些女士们甚至不想要一个能消除弊端和不公正现象的社会制度，以免让她们的热心肠变得没有用场；她们庆幸战争和饥荒把她们变成了人类的恩人。很明显，在她们的心目中，这些编织品和包裹不是为了士兵和灾民而准备的，宁可说这些人是为了收到飞行帽和包裹而准备的。 

　　尽管如此，某些团体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在美国，可敬的“妈妈们”的影响十分有力；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应当是提供她们以闲暇的寄生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闲暇的有害性。在《毒蛇的后代》中，菲利普·怀利这样提到美国妈妈：“她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卫生一无所知……准确地说，她对参加任何一个这类无目的的机构要做些什么，极少有特殊的兴趣，只要有事可做就行。”她们的努力同首尾一致的建设性的计划，并没有结合起来，也没有指向客观目标，这些努力只不过是想让她们的情趣和偏见专横地昭示于人，或者只不过是想为她们的利益服务。例如她们可以在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她们买了大部分有关书籍，但她们读起书来却像一个人玩纸牌似的。文学只有在呼吁人们进行设计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和尊严；它必须和人的超越运动结合起来。女人却不是这样，她滥用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内在性之中；油画变成了小摆设，音乐变成了陈腔滥调，小说变成了只和编织的沙发套同值的幻梦。美国的女人应当为畅销书的降格负责；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感兴趣，而且更糟糕的，还是为了让懒散的女人对追求逃避感兴趣。至于妈妈们的一般作用，菲利普·怀利这样写道： 

　　她们把政治家吓得现出一副奴才相，她们让牧师心惊胆战；她们把银行经理搅得心烦意乱，她们把学校布告栏砸得粉碎。妈妈们有许多这类机构，其真正目的在于强迫她周围的一切乖乖地服从她个人的欲望……要是有可能，她会把全城或全州的妓女都给轰出去……她要让公共汽车沿着于她方便而不是于工人方便的路线行驶……她为慈善事业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和聚会，又把所有的钱送给……看门人，让他买些啤酒，以治疗委员们次日清晨的头痛……俱乐部则为妈妈们管别人的闲事提供了无数次机会。 

　　这篇抨击性讽刺文章颇为真实。这些老太婆们不是政治专家，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任何技术部门的专家，所以不可能具体地把握社会：她们对所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一无所知； 

　　她们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观念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抽象刻板；她们用颁布禁令来取代对发现进步途径的追求；她们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局面。她们为消除邪恶而攻击现存的事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去反对某种邪恶：酗酒、卖淫、色情文学。 

　　她们没有认识到，纯属消极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在美国为禁令的失败所证实，在法国为玛尔特·理查德①促使众议院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的失败所证实。只要女人仍是一个寄生者，她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改善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我们就要加以考察的女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某项事业，她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些女人不再是仅仅想填满自己的时间，她们还有希望达到的目标；她们在自己权利的范围内是生产者，所以不在我们所考察的寄生者之列。但这种改变很少见。这类女人大多在从事私人或公共活动时，没有想到要取得什么结果，而只是想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忙个不停——当忙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它是没有价值的。她们许多人受这种情况的不利影响；生活了大半辈子后，她们所感到的迷们，同生活尚未展开的少年十分相似； 

　　两种情况他们都觉得无所依傍，周围是一片荒原；他们一边想着该有什么行动，一边喃喃自语：“这有什么用？”但是，不管是否愿意，男性少年都要走上揭示责任、目标和价值的男性的生活道路；他被抛进这个世界，他作出决定，他献身于某种事业。如果建议年长的女人，说她应当向新的未来进发，她会悲伤地回答说这太晚了。并不是说她今后的时间有限了，因为女人退休得很早；而是说她缺乏四处搜寻并发现新的目标的那种精神、那种自信、那种希望、那种愤怒。 

　　她托庇于已成为其命运的常规；重复变成她的模式。她变得十分吝啬；她越来越虔诚；她紧紧抓着禁欲主义不放，如同德·夏里埃夫人那样。她已干涸，变得冷漠而自私。 

　　老年女人在垂暮之年一般是安详的，这时她放弃了斗争，濒临死亡使她不再关心未来的一切。她的丈夫往往更老，她目睹了这种衰老，暗暗地幸灾乐祸——这是她对他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愉快地承受这一损失；人们常看到，对晚年丧偶，男人比女人更加烦恼。他们从婚姻得到的比女人多，尤其是在晚年。 

　　因为那时整个世界都浓缩在家庭范围里；现在已不再与未来相联系。这时妻子主管日常生活，维持他们平稳的节奏。当男人放弃了他的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了，而他的妻子至少还能够使家庭运作；她对她的丈夫是不可缺少的，而他却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老年女人为她们的独立感到骄傲；她们终于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了；她们注意到她们已受到自己全部生活的愚弄和欺骗；她们头脑清醒，不再轻信，常常变得尖酸刻薄，玩世不恭。 

　　尤其是，“生活过来”的女人比任何男人都更加了解男人，因为她已看到男人并非是公众所看到的那种形象，而是同伙不在场时每一个男人都会暴露出的那个偶然的人，那个环境的造物。她也了解女人，因为她们只有在其他女人面前才会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她一直藏在幕后。但是即使她的经验使她能够揭穿骗局和谎言，也仍不足以将真理展示在自己面前。不论有趣还是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立、指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和在她的行动中一样，对女人的寄生生活有用的最高形式自由，在她的思想中也表现为斯多噶式的否定或怀疑的嘲讽。纵观其一生，她的确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既做一个有用的人，又做一个独立的人。 

第二十一章　女人的处境与特性

　　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从古希腊到当代，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特征。她的地位也同样一直在经历着表面变化，而这种地位决定了女人的所谓“特性”：她“沉迷于内在性”，她乖张，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对事实或精确度缺乏判断力，她没有道德意识，她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虚伪、做作、贪图私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真理的成分存在。但是我们唯一必须提到的是，这里所说的各种行为，没有一种是雌性荷尔蒙或女性大脑的先天结构强加给女人的：它们是由她的处境如模子一般塑造出来的。我们将根据这一观点，努力对女人的处境做一番全面的考察。这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但也会让我认识到处在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的永恒女性气质。 

　　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联合只是基于她们相似这一单纯事实的机械团结，但她们缺乏那种成为每个统一共同体之基础的有机团结；在厄琉西斯神秘祭典时代和今天在俱乐部、沙龙、社会服务机构一样，她们总是被迫联合在一起，以建立一个相反的世界，但她始终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内去建立。由此产生了她们处境的矛盾性：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以安生。她们的温顺必须永远和拒绝相伴，她们的拒绝又必须永远和接受相伴。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和少女相似，但更难坚持，因为对于中老年女人，它不仅是一个通过象征梦想她的生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把生活过到头的问题。 

　　女人本人也承认，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这个可以理解；她没有上过暴力课，也从未作为主体昂首挺胸地站在群体其他成员的面前。她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她的家庭，所以她在这些有着人的面目的、树立目标并建立价值的诸神面前，认为自己是被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实的。工人、黑奴和殖民地的土著人也曾被称为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他们没有引起恐惧；这意味着他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为他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的服从。她甚至在思想中也没有把握自己周围的现实。它在她眼前是不透明的。 

　　她缺乏使自己有可能支配事物的技术训练也是事实。就她而言，她直接面对的不是事物，而是生命；生命不可能靠工具来控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神秘法则。在女人看来，世界并不像海德格尔规定的那样，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标之间的“工具集合体”；相反，它是进行顽固反抗的、不可征服的某物；它受制于天命，充满了神秘的反复无常。这种把母亲变成一个人的、如血红色草莓般的神秘，是一种任何数学方式都不能使其相等的、任何机器都不能使其加速或延缓的神秘；她感到了连最精巧的机器也不能将其分割或增殖的一种连续性力量；她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到它受太阴节律的支配，随着岁月的流逝，先是成熟，后是腐败。厨房每天也使她学会了忍耐与被动；这里有炼金术；一个人必须服从火与水，必须等待糖的溶解，面的发酵，还要等待所洗的东西晾干，等待水果在架子上成熟。家务活动近似于技术操作，但它们太初级、太单调，以至不可能向女人证实机械的因果律；此外，连这里的事情也是反复无常的；有些东西等着洗，有些东西则不等着洗；有些污垢可以除掉，有些污垢则除不掉； 

　　有些东西自己坏了，而灰尘则像植物似的迅速生长。 

　　由于女人的意识，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文明意识才得以长久存在：她相信魔力。由于她的性爱是被动的，在她看来欲望不是意志也不具有攻击性，而是类似令魔棒下沉的一种吸引力；单是她的肉体之出现就可以让男性的性器官勃起，隐藏的液体为什么不应当让这淡褐色的小棒颤动？她觉得她被波浪、辐射物、神秘的流体包围着；她相信心灵感应、占星术、放射疗法、催眠术、见神论、灵动术、千里眼和信仰疗法；她的宗教充满了原始迷信：蜡烛，得到回答的祈祷；她相信圣徒是古代自然精神的化身：这个保护了游客，那个又保护了临产的女人，还有一个找到了丢失的东西；而且，当然什么怪事也不能让她感到吃惊。她采取的是恳求和祈祷的态度；为了取得某种结果，她将会去举行某些十分灵验的礼仪。 

　　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常规；时间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她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词和这种程式，持续的时间就会把自身和生育力联系起来——但这本身要受月份和季节节律的支配；每次怀孕的周期，每次开花的周期，都精确地再现了以前的周期。在周期性现象的这种表演中，时间的唯一作用就是要造成缓缓的衰败：它使家具和衣服破旧，它也毁掉了人的面容；生育力逐渐被流逝的岁月所摧残。所以女人根本不相信这种旨在破坏的无情力量。 

　　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仿佛处在浩瀚而模糊的星云的中心。她对使用党性逻辑不熟悉。司汤达认为，如为需要所迫，她能够和男人一样熟练地掌握它。但这是一种她几乎没有机会运用的工具。三段论对做好蛋黄酱或哄好哭闹的孩子没有一点儿帮助；逻辑推理对她所要应付的现实是完全不适宜的。由于她在男人世界上一无所为，她的思想没有流入任何设计，和做白日梦差不多。她缺乏观察能力，对事实真相没有判断力；除了空话和痴想，她什么事都不能认真对待，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极其矛盾的主张也不会令她感、到不安的原因；她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天体的奥秘，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满足于使用极其含混的概念，把政党、主张、地点、人物和事件搅成一锅粥；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奇怪的混乱。 

　　但是，洞达事理毕竟不是她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她因而觉得男性世界仿佛是一种超越的现实，一种绝对。弗雷泽说：“男人造出众神，女人则崇拜众神。”男人不可能完全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造出的偶像面前；但女人在遇到路边矗立的这些伟大塑像时，则会认为它们不是用手捏造出来的，于是顺从地低下了头。她们尤其喜欢让秩序和权利体现在领袖身上。 

　　在每一座奥林匹斯山都有一个至高的神；神奇的男性本质必定浓缩在一个原型中，而父亲、丈夫、情人只不过是它的微弱反映。说她们对这个伟大图腾的崇拜含有性的性质，未免有点太刻薄了；但通过这种崇拜，她们将充分满足童年时对顺从地屈膝跪拜的梦想，这却是真的。 

　　在法国，诸如布朗热贝当、戴高乐那样的元帅，一向受到女人的拥戴。人们还会记得，当年在共产党的《人道报》上，女记者们是以何等激动的笔调去赞美铁托和他那光彩夺目的军服的。这位元帅，这个独裁者——他目光犀利，下巴呈方形，是所有严肃而有正义感的人所要的圣父，是所有价值的绝对保障者。女人的无能和无知是她们尊重英雄、尊重男性世界法律的原因；她们接受这些英雄和法律，并不是通过合理的判断，而是凭借着信仰——而信仰之所以能够获得其狂热的力量，是由于它不是知识这一事实：它是盲目的、充满激情的、顽固的、愚蠢的；它的臆断是无条件的、反理性的、反历史的、不容许有任何否定的。 

　　这种顽固的崇敬感，随着环境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两种形式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女人所热情忠于的，或者可能是法律的内容，或者可能仅仅是它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属于从既定秩序中得益的特权精英，她就会希望这一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会在坚持这一欲望时格外不妥协。男人知道他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形成另一种伦理观念，制定新的法典；他意识到他有能力超越现存事物，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生成过程（becoming）。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种演变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到他必须让自己的行动适应这种演变；但是女人没有参与历史，她无法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她疑虑重重，对未来拿不准，想让时间停止流动。如果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所树立的偶像被毁掉了，她不会设法移入新神，而是疯狂地保卫旧神。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没有哪些南方人能比女人更维护奴隶制的了。在英国的布尔战争时期，在法国的公社时期，最为激昂好战的也是女人。她们企图用展示强烈的情感去弥补自己的惰性。随着胜利的赢得，她们会像鬣狗似的扑向溃败的敌军；如果失败，她们会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调停的努力。她们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姿态，所以她们在支持最为过时的事业时满不在乎：她们在1914年可以成为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在1953年可以成为沙皇的支持者。 

　　男人有时会笑着鼓励她们，因为看到他用较有分寸的词语表达的思想在她们那里引起了疯狂的反映，他觉得很好玩；但是他也可能会觉得，他的思想被搞成这般愚蠢顽固的模样，煞是令人恼火。 

　　女人只有处在十分完整的文明和社会阶级中，才会表现出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一般来说，她尊重法律仅仅由于那是法律，因为她的信仰是盲目的；即使法律发生了变化，也仍会保持它的吸引力。在女人的心目中，强权即公理，因为她在男人那里所看到的公理，有赖于他们的权力。因此，当社会崩溃时，女人最先拜倒在征服者的脚下。总之，她们接受现存事物。听天由命是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庞贝城的废墟被发掘出来时，人们注意到，那些烧焦的男人遗体保持着反抗的姿势，蔑视着诸神或在试图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遗体却给曲成一团，脸朝着地，一副屈服的样子。女人觉得她们无力反抗事物，无法反抗火山、警察、保护人、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就是受罪的；这就是生活——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使女人产生了常被人羡慕的忍耐。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够鼓起勇气禁欲；尽管缺乏男性的有攻击性的鲁莽，许多女人仍以她们在被动反抗中表现出的顽强镇静而闻名。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她们尊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们在做事时不限定自己的时间。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听天由命在宽厚女人的身上表现为克制：她容忍一切，从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人或物都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听天由命变成一种美德，德·夏里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种无益的谨慎；女人总是想去保持、适应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坏和重建；她们宁肯妥协和调整，也不愿意去革命。 

　　在19世纪，女人是争取工人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例如弗洛拉·特里斯坦，例如路易斯·米切尔，有多少胆小的主妇在乞求着她们的丈夫别去冒险啊！她们不仅害怕罢工、失业和贫困，她们还担心反抗也许是错的。可想而知，如果她们非得受苦，那么她们宁愿去受已熟悉的苦，也不愿意去冒险，因为呆在家里尚可得到点微薄福利，在马路上要得到这些却不那么容易。 

　　女人的命运同脆弱东西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她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只有自由的主体才能够表明自己是超越时间延续性的，从而才能够制止一切衰败；这种最高依靠从未允许女人有过。她不相信解放的真正原因在于她从未检验过的自由力量；她觉得世界仿佛在受一种模糊命运的支配，反对这种命运是狂妄的。她本人没有设计那些要她去追求的危险道路，所以很自然地，她不会热情地投入。若是能让未来向她开放，她就不会再去死守着过去。一旦号召妇女投入具体行动，一旦她们在设计的目标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们就会和男人一样大胆英勇。 

　　女人受到指责的许多缺点，如平庸、懒惰、轻浮和奴性，只不过表明了她们的视野闭塞这一事实。据说女人是淫荡的，沉迷于内在性之中；但首先是她一直被封闭在这里面。后宫女奴对玫瑰蜜饯和香水浴池并没有表现出病态的热情：她们不得不去消磨时间。当女人被窒息于沉闷的闺房（妓院或中产阶级家庭）时，她必然会遁入安宁之中；此外，如果她急切地追求性快感，那么这往往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性快感。由于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由于注定要受到男性的粗暴对待，由于“被指责为男性化的丑八怪”．她便在奶油色的果汁、烈性酒和天鹅绒当中，以及在水、阳光。女朋友和年轻情人的抚摸当中求得安慰。如果男人觉得她是个“肉欲”十分强烈的人，那是因为她的处境使她极其注重她的动物本性。她的肉体要求并不比男性强烈，只不过她把抓到的一星半点加以放大而已。性快感和撕裂的痛苦一样，是令人晕厥的即时凯旋；在瞬间的暴力当中，未来和世界都被否定了；在肉欲的火焰之外一无所有；在这飘飘欲仙的短暂时刻，女人不再感到自己是残缺不全的、受挫的。但是，她看重这些内在的胜利，仍然只是因为内在性是她的命运。 

　　她的轻浮和她的“肮脏的物质第一主义”有着同样的原因；她因为没有接近大事的任何机会而认为小事是重要的，而且对她来说，充斥于她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属于最严肃的实际事情。她把她的魅力、她的机遇，归功于她的打扮、她的美丽。她常显得懒惰、无精打来； 

　　但对她有用的忙碌同纳粹的时间流逝一样空洞。如果她唠唠叨叨、粗制滥造，那是为了排遣她无所事事的时光：既然不可能行动，她就用讲话替代。实际上，当女人从事一项一个人值得一干的事业时，她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表明自己是主动的、讲究效率的、沉默寡言的—— 

　　以及禁欲的。 

　　她被指责为有奴性；据说她随时准备拜倒在主人的脚下，吻他那只打过她的手。一般来说，她确实缺乏真正的自尊。“忠告失恋者”专栏给予受骗妻子和被遣弃情人的劝告，充满了卑鄙屈服的精神。女人在高傲的争吵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到头来只是捡起了男性故意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一个把男人既当做生活的唯一手段又当做生活的唯一理由的女人，离开了男性的支持又能做什么呢？她必然会受尽各种羞辱；奴隶不可能有人的尊严感；一个奴隶只要在放弃尊严时不是体无完肤就算可以了。 

　　最后，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处在无知觉的实在性之中，这是她的义务。自然女人要重复，要永无创新地重新开始，要觉得时间仿佛是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她忙忙碌碌却永远没有做成什么，所以她认同于她既有的物。这种对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让她保持的那种依附性的结果，它也解释了她的吝啬和贪婪。她的生活没有目的：她的心全用于生育或料理诸如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的物上面。这些物是动物生活与自由生存之间的次要中介。和次要手段唯一有关的价值是实用性；主妇就是生活在这种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没有奢望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家人有用的人。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可能满足于次要角色，因为那样手段会立刻变成目的（例如这种情况我们在政治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并且手段的价值会成为绝对价值。于是实用性就超乎真、美和自由之上，统治着主妇的天堂；她正是从这种前景出发展望整个世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采纳了亚里土多德的中庸至上，亦即平庸的道德观。人们怎么可以期望她表现得大胆、热情、无私和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人奋勇地穿过开放的未来、远远地超越了一切既定现实时才可以出现。女人被关在厨房或闺房里，人们却对她的视野之狭窄表示惊讶。 

　　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 

　　同样的矛盾也表现在，人们把她封闭在她的自我或家务活动的有限范围里，却又由于她的自恋。她的自私，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后果，加虚荣、冲动、恶意等，而去指责她。她被剥夺了所有与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她既不能感受到团结的吸引力，也不能体验到团结带来的利益，因为她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于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朝着一般性的福利迈进。她固守于她所熟悉的那个领域，她在那里能够控制一些物件，并且在它们中间拥有一种靠不住的主权。 

　　然而，即使门窗紧关着，女人在家也不完全会有安全感。她的家被那她敬而远之、不敢贸然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正因为她不能用专门的技术、合理的逻辑、确定的知识去把握这个世界，她才像个孩子或野蛮人似的感到自已被危险的神秘笼罩着。她把她的关于现实的魔幻概念投射到那个男性世界；她觉得事情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任何事又都可能发生；她分不清楚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线，她随时准备相信任何事，管它是什么事呢！ 

　　她听信传谣，制造恐慌。她即使平安无事也会感到焦虑不安；她夜里似睡非睡，被托入恶梦中的现实搅得彻夜难眠；所以对被判为被动的女人来说，高深莫测的未来在受着战争、革命、饥荒和贫困的幽灵的缠扰；她不能行动，很是烦恼。她的丈夫和儿子从事事业或面对紧急情况时，都敢于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指明了穿越黑暗的可靠道路。但女人却在困惑和黑暗中挣扎；她对此习以为常，因为她什么也没有做；在她的想像中一切都同样可能成为现实：列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出差错，生意可能失败。她在忧思中努力驱赶她自己是软弱无力的这个邪念。 

　　她的焦虑表明了她对现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它仿佛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那是因为她生活在里面是不幸的。她’大部分时间并不顺从于听天由命的态度；她十分清楚，她所忍受的一切都违背了她的意愿：就此而论，她是一个求教无门的女人。她不敢贸然反抗； 

　　她屈从不是出于情愿；她的态度是怨无忧人。凡是能够得到女人信任的人（医生、教士、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习惯弹唱的调子就是抱怨。在朋友们中间，女人反复诉说她自己的烦恼，而女人们则像合唱队似的全在那里抱怨命运的不公正，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自由的个人对于他的失败只责备他自己，他为失败承担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代理发生的，因而这些人就要对她的灾难负责。她极度绝望，放弃了所有的补救办法；向一味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什么也不会接受。正如她所做的那样，她坚持生活在她的处境里——就是说，生活在一种软弱无能的愤怒状态中。如果提议作出某种改变，她就会把手一挥说：“那可是孤注一掷啊！”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在托词中所说的严重，她也意识到，要摆脱烦恼不能只采取某种权宜之计。她认为整个世界都有责任，因为创造它没有她的份儿，而且是为了反对她；她从少女乃至童年时代起，就对她的地位提出抗议。她得到过补偿的许诺，她得到过保证，说假如她让男人掌握她的命运，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而她现在感到受骗了。她要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依附的反面：当一个人把一切都送出去时，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回报。 

　　然而女人也不得不对男性世界怀有某种敬意；如果她完全处于对立地位，就会觉得有无家可归的危险。于是她采纳了善恶对立说的主张——把善和恶清清楚楚地分开，她的主妇经验也是这样暗示的。一个行动者和别人一样，要对善和恶两者负责，他知道他确立了目标，并将其付诸实现；他通过行动意识到所有的答案都具有歧义性；正义与非正义，得与失都是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的。但一个被动的人却缺乏这种行动，甚至在思想中也不愿意提出伦理问题：善应当实现，若实现不了，肯定是有人做了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女人和孩子一样，也把善和恶简单想像成既共存又分离的存在物；她的这种善恶对立说消除了她作出困难选择时的焦虑，使她心安理得。要在恶和小恶之间作出抉择，非得自己来确定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胜利不可——这一切包含着极大风险。对于这个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来说，好麦子和莠草的界线截然分明，人们只能除掉莠草；灰尘本身应当受到惩罚，清洁意味着完全不脏；使房子清洁就是清除污垢和垃圾。 

　　所以女人会认为，“这全是犹太人的罪过”，或全是共济会的罪过，或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或全是政府的罪过；她永远反对某人某事。在反对德赖弗斯的人当中，女人甚至比男人还不留情。她们并不是总能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存在恶的本原，但她们期望“好政府”能够像她们清扫房子里的灰尘那样把它给清除掉。对于热情拥戴戴高乐的人来说，戴高乐就是清扫大王；她们认为他会拿着鸡毛掸和抹布用力擦洗，使法国变得“清洁美丽”。 

　　但是这些希望仅仅是针对无法确定的未来。眼下恶仍在不断地侵蚀着善；女人既然无法下手攻击犹太人、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就只好到处找个能够负责的人来，以便可以具体地发泄她的义愤。丈夫是她最喜欢挑选的牺牲品。他是男性世界的体现者，男性世界通过他对她进行管理和欺骗。他以世界为己任，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是他的罪过。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店主、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想让他也觉得这些该谴责。她对他常怀有一种特别的不满；但他有罪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他很可能有病在身，有他自己的心事（“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拥有她常感到不公正的特权。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对丈夫或情人所怀有的敌意，倒使她依恋于他，而不是疏远于他。一个男人若是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便想离开她，但女人却想让她所根的男人呆在她身边，以便能让他付给报酬。反唇相讥不是为了摆脱不幸，而是为了沉迷于不幸；妻子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男人都把她征服了：她要反败为胜。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像小时候那样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大闹的原因。 

　　当然，女人好哭的癖性基本上是由于她的生活是建立在无力反抗这一事实上的；不过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从生理学上来看，她的神经控制力不那么如男人，她受的教育也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自我放纵。教育或习俗的这一影响的确很明显，例如以前像本杰明·贡斯当和狄德罗那样的男人，就常常泪如泉涌，而后来男人不再流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过时了。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女人从未真诚地接受过这个世界，她随时准备对它采取一种受挫的态度。男人的确在接受这个世界，甚至连不幸也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将正视它，将不让自己“投降”；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女人想到世界对她的敌意，命运对她的不公正。于是她急忙退到她最可靠的庇护所：她自己。她面颊上所挂着的泪痕，所哭红的眼睛，不是她为悲痛所伤害的灵魂的明显表现又是什么？眼泪滴在她皮肤上是凉的，流在她舌头上是略有咸味的。同时它也是一种虽辛酸犹温柔的抚慰；她的面容在这温柔的流动下闪闪发光。眼泪既是哀怨也是安慰，既是热情的抚慰也是冷静的抚慰。眼泪是女人最有效的托辞；它像突如其来的狂风，如阵阵发作的台风，似四月的冰雹，让女人变成哀怨的泉水，暴风骤雨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雾朦朦的；它们看不见了，消失在雨水中；她看不见了，回到了自然物的被动状态。人们希望她能够被征服，但她却自己掉进了失败的泥潭中； 

　　她像块石头似的往下沉，她被淹没了，她难倒了正在注视她的男人，他束手无策，犹如在瀑布面前。他认为这种表演不公平；但她则认为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因为她手里从未有过别的有效的武器。她想再度求助于魔术咒语。而实际上，她的哭泣激怒了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大哭一场。 

　　每当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她就会大发脾气，这种东拉西拉的冒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今男人更加惭愧。在某些圈子，丈夫可能真的打上妻子几拳；在另外一些因子，正因为他是强者和他的拳头是有效武器，所以他才不愿意诉诸暴力。但是女人和孩子一样沉溺于象征性的爆发：她可以扑到男人身上，拳打脚踢，又抓又挠，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要通过神经危机的哑剧，来表现她实际上无法实现的反抗。除了生理上原因，她对痉挛表现出的敏感性还有别的原因：痉挛是能量的一种内在释放，而这种能量向外指入环境时，无法对任何客体发生作用；这是处境所引起的各种消极力量的一种释放。母亲和孩子在一起时很少产生神经危机，因为她可以惩罚他们，打骂他们；宁可说，由于没有真正的权力，女人和成年儿子、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才会对暴跳如雷让步。托尔斯泰夫人的歇斯底里吵闹是耐人寻味的；无疑她在不想理解她的丈夫方面犯了很大错误，从她的日记来看，她似乎是心胸狭窄的、感觉迟钝的、虚情假意的，远不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不管她是对还是错，都不会改变她的可怕处境。她的一生除了在不断的指责中，在婚姻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孤独，以及丈夫所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中鼓起勇气，什么也没有做。每当托尔斯泰的新命令加剧了冲突，她就会在他的敌意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用软弱无力的意愿去反对这种敌意；她大发脾气，戏剧性地加以拒绝——假装自杀，假装逃走，假装生病等等，这些使她周围的那些人感到不快，也使她自己精疲力竭。很难看出她还可能有别的任何出路，因为她既没有正面理由隐瞒她的反抗情绪，又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的有效方式。 

　　若是女人达到了反抗的终点，那么只有一条出路还在向她开放——这就是自杀。但女人采取这种方式似乎不如男人那么常见。在这方面统计数字的意义是非常不明确的。自杀身亡的男人比女人更常见，但试图结束自己生命的女人更常见。这也许是因为女人很可能满足于做戏：她们常常假装毁灭自我，而不是真需要这么做。这部分也是因为通常采取的残酷手段是令人厌恶的，女人几乎从不使用刃器和火器去自杀。她们极可能淹死自己，如欧菲丽亚，以表明女人和水有密切关系，仿佛在水里，在平静的黑暗中，生命可以被动地解体。总之，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我已强调过的那种暧昧性：女人并不真想放弃她所厌恶的东西。她假装要断绝关系，但最后还是和给她造成不幸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假装要离开给她造成伤害的生活，但自杀身亡的情形比较少见。她对明确的解决方式本来就不感兴趣。她对男人、对生活、对她的处境表示抗议，但是没有成功地加以摆脱。 

　　女性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应当解释为抗议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女人欺骗她的丈夫常常是为了挑衅，而不是为了快活；她可能由于他是个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的人，而故意粗心大意和浪费挥霍。讨厌女人的人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她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就我们所见，实际上她能够把自己调适得完全符合时间要求。她迟到是有意安排的。有些卖弄风情的女人认为，她们这样刺激男人的欲望，可以让她们的出现得到更高的评价；但是在让男人等几分钟时，女人最想表明的是对那种长期等待（她的生活）的抗议。 

　　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都在等待，因为她被束缚于内在性和偶然性的里比多之内，因为她对她生存正当性的证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她在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认可，她在等待爱情，她在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与夸奖。她等待给她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男人；不论她掌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只从丈夫那里领取一次零用钱，只要她想有钱付给杂货商或买件新衣服，丈夫就必须去领取工资或得到加薪。她在等待男人露面，因为她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任他处理；她在男性生活中只是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生存。丈夫在家外有他的职业，妻子不得不长期忍受他不在家的孤独；情人尽管可能很热情，可是还得由他根据他的义务来决定他们的会面和分手。在床上，她在等待男性的欲望，在等待（有时是焦急地等待）她自己的快感。 

　　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情人安排约会时姗姗来迟，就是不善于遵守丈夫指定的时间； 

　　她以这种方式来维护她工作的重要性，来坚持她的独立性；她在那一会儿变成了主要的主体，别人要被动地服从她的意志。但这是些怯懦的报复尝试；不管她可能让男人等多久，她都永远无法补偿她在观察和期望中，在等待男性的美妙快感中所耗费的无限时间。 

　　虽然女人承认男人有包罗万象的最高权力，崇拜他的偶像，但一般来说，她必然一步一步地争夺他的统治权。所以有名的“爱唱反调”，成了人们经常指责她的理由。她没有任何的独立范围，不可能以她自己的绝对真理和价值，去反对男性所维护并支持的真理和价值，她只能拒绝接受它们。她的否定究竟在多大程度是彻底的，取决于尊重和怨恨在她的本性中所占的比例。但实际上，她知道男性体系中的各种缺陷，因而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 

　　女人从未把握过男人世界，因为她们的体验没有教会她们使用逻辑和技术；反之，男性装备在女性王国的边界上也失去了效力。在人类的体验中，有一整块地方被男性故意忽视了，因为他无法去思考它：这就是女人经历的体验。把图纸设计得十分精确的工程师，在家里像个小神：只要一句话，看呀，饭就给端上来了，衬衣就给浆好了，孩子就安静下来了；生育是一挥而就的行为，犹如摩西挥舞魔杖一般；他对这些奇迹没有任何惊讶之感。奇迹这个概念和魔力这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奇迹，在具有合理因果关系的世界中间，代表无原因事件的极端不连续性，在它面前，思想武器被碰得粉碎；而魔力现象则是由隐蔽力量统一起来的，这种力量的连续性可以为一个温柔的头脑所接受，却不可以为它所理解。刚出生的孩子，对父亲这个小神来说是一个奇迹，对经历了孩子在子宫里的发育期的母亲来说，却是一个魔力。 

　　男人的体验是清晰的，但被空白中断；女人的体验在它自身的范围内，是神秘的、模糊的，但又是完整的。这种模糊使她感到沉重；在男性同她的关系中，他仿佛是轻松的，他有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则那般轻松。当主妇耸耸肩膀说：“男人嘛，他们才不去想呢！”时，她这句话的含义是没有疑问的。女人也同样说：“男人嘛，他们才不懂呢，他们不了解生命。”女人把轻薄而碍事的雄蜂的象征，同有关祈祷螳螂的神话做了一番比较。 

　　从这一角度来看，女人反对男性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男性的推理不仅对她的体验是不适宜的，而且在他的手中变成了阴险力量的一种形式；男人所发表的无可争辩的意见是想给她造成混乱，其目的是让她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你同意，或者你不同意。 

　　出于对整个公理体系的尊重，她应当同意；如果她不肯同意，就否决了这整个的体系。但她不可能贸然走得很远；她缺乏用另一种形式重构社会的手段。可是她又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它。她处于要反抗和受奴役的半途中，只好勉强服从男性的权威。他在每一个场合下，都要强迫她接受她半心半意屈服所造成的后果。男人追求这个人面兽身的女怪，追求这个半是奴隶半是自由人的伙伴：他在让她屈服于他的同时，还想强迫她信服一个论点，但她知道，他进行严密推理的前提是他本人已经选好了的。只要她避免对这些前提提出质疑，他就很容易让她哑口无言；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做到让她心悦诚服，因为她觉察到了他的独断专横。 

　　于是他会恼羞成怒，指责她固不可彻，没有逻辑性；但是她不肯按照规矩去下赌注，因为她知道骰子已经给灌上铅了。 

　　女人并非真的相信真理和男人所宣称的不一样；她宁肯认为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真理。不仅仅是生命的变化性质才使她怀疑永恒的同一性原则，也不仅仅是宠罩着的魔力现象才破坏了因果关系观念。而是在男性世界本身的本质当中，在作为这个世界一员的她本身当中，她发现所有的原则、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存在物，其意义都是不明确的。她知道男性的道德观念一旦涉及到她就会变成大骗局。男人把贞操和正派行为的规范喊得震天价响，但私下里却邀请她去违犯这一规范，甚至在期待这样的违犯；如果没有这种规范，他借以藏身的富丽堂皇的牌坊就会倒塌。 

　　男人很乐意把黑格尔的观点作为权威予以接受；根据这一观点，公民在使自身向普遍性超越的过程中，将获得道德上的尊严，但作为一个私人（a private intividual），他拥有实现欲望和快活的权利。既然如此，他同女人的关系就处在一个偶然性的范围里，道德观念不再适用，品行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他同其他男人的关系总是涉及到价值问题；在大家完全公认的法律下面，他在其他自由行动者面前也是一个自由行动者；但是和女人在一起时（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造出来的），他抛弃了生存责任，沉溺于他的en-soi ［自在]的，或固定不变的、较低级的本性之中，将自己置于非真实性的层面上。这时他的表现是专制的、虐待狂的、强暴的，或者幼稚的、被虐狂的、爱发牢骚的；他试图满足他的魔念和忽发的奇想；他由于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了权利，而“悠闲自在”，“无拘无束”。 

　　他的妻子——和泰丽莎·德斯凯鲁斯一样，常常对他在公共场合的高调言行同“他私下不屈不挠搞的新花样”有天壤之别，感到不胜惊讶。他提倡高出生率，但是他又很在行，决不随便要孩子。他赞美贞洁忠实的妻子，但是他又勾引邻居的妻子，让她犯通奸罪。我们已经看到，当法国每年有100万妇女被男人置于要堕胎的境遇时，男人是何等虚伪地宣判堕胎是犯罪；往往是丈夫或情人要求这样解决；而且他们还常常心照不宣地假定，如果有必要，就动用这个法子。他们公开期望女人能自觉自愿地对罪行感到内疚：她的“不道德”，是被男人尊重的道德社会保持和谐所必需的。 

　　这种口是心非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男性对娼妓的态度，因为是他的需求造成了这种供应。我已经说过，妓女们是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的。 

　　他们谴责一般的罪恶，却纵容自己的个人邪念；他们还认为，靠出卖肉体生活的女孩子是堕落的、放荡的，而利用她们的男性则不是。有一件轶事将有助于说明这种心理状态。在19．20世纪之交，警察在一个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在审讯取证时，这两个女孩子提到了她们的嫖客，他们是一些显赫人物，其中一个女孩子还要说出名字。法官立刻制止说： 

　　“不许你玷污一个体面男子的名字！”一个被授予勋级荣誉军团称号的绅士，在夺走小女孩的处女贞操时，仍是一个体面人；他有弱点，可弱点谁没有呢？而小女孩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的道德王国的野心——她不是地方长官，也不是将军或伟大的法国人，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她把她的道德价值圈在性的偶然性的王国里：她是堕落的、腐败的、邪恶的，只配送进感化院。 

　　在许多情况下，只要不玷污他的崇高形象，男人在女人的默许下可以干些使她名誉扫地的坏事。她不完全懂得这些微妙之处；她只认识到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布的那些原则行事，而且还要她违背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所以她也逢场作戏。她会是一个贞洁忠实的妻子——并会偷偷地屈服于他的欲望；她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母亲，但她也会小心地实行节育，如有必要就去堕胎。男人在正式场合反对她——这是此等游戏的规律，但背后却又感激她的“水性杨花”，感激她的不育。 

　　女人扮演了那些要是让抓住就会被行刑队处决、要是成功就会腰缠万贯的间谍角色；她要承担男人的种种不道德：不但是妓女，而且所有的女人都被当做通往阳光明媚的、有良好卫生条件的、住着体面人的大厦下面的阴沟。所以，当有人向这些女人谈起尊严、荣誉、忠诚之类完全属于男性的崇高美德时，如果她们不想“谈下去”，这是不会令人惊讶的。有德性的男性指责她们自私、做戏、撒谎时，她们尤其报以辛辣的嘲笑。她们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前她们开放。男人在涉及金钱和成功时也是“自私的”，但他在工作中有得到它们的手段。女人被分派担任的是寄生者角色——而每一个寄生者都是剥削者。为了获得人的尊严，为了吃饭和享受生活，为了生育，女人需要男性；正是通过性的服务，她才得到了这些利益； 

　　由于受到这种功能的束缚，她完全变成了使用工具。 

　　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存在直言不讳的商业交易问题。男人甚至要求做戏：她希望成为他者；但一切生存者都是主体，都想根据自己的意愿克制自己。男人希望女人成为客体：她让自己变成了客体，她只是在这样做的那一刻才发挥了自由的主动性。这是她的最初背叛；连最温顺、最被动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有时，她在委身于他时，还在观察他、评价他，这种情况会让他感到受愚弄；她应当只是一个贡品，只是一个猎物。不过他还要求这个“物”是自愿把自己交给他的：在床上他要她感到快感；在家里她必须真心实意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他的长处。于是她在服从时假装独立，虽然别的时候她也主动表演被动角色的喜剧。她撒谎是为了控制每天供给她面包的男人；吵架和流泪，心荡神移的爱，神经症的危险，这全是假的，所以她撒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因自身利益而予以接受的专制。他鼓励她假装奉迎他的傲慢与虚荣；她反过来也用异化力量去反对他。这样她便报复了他，而这无疑是甜密的，因为她用欺骗他满足了她自己的欲望，享受到了嘲弄他的快乐。当妻子和高级妓女假装她们其实并没有感到的心荡神移时，她们在撒谎；后来和情人或女友在一起时，她们取笑受她们捉弄的人是何等地幼稚与虚伪。“他们不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还期望我们精疲力竭以显示快感”，她们怨恨地说。 

　　这种说法很像仆人们在自己呆的地方对主人说长道短时的说法。女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因为她也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也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她彻头彻尾地观察了男人，就像贴身仆人似的。但是显然，女人的特性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强权之下，处处有异化，”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是不可分的，在爱情当中和在贸易当中都是如此。”男人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女人的缺陷是她的处境的表现，以至他们急于保持两性等级制度，怂恿他们的伙伴只具备让他们蔑视的特性。无疑丈夫或情人会被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个特定女人的缺陷所激怒，可是当他们赞美一般女性勉力时，又认为这种魅力同它的缺陷是不可分的。如果女人不是背信弃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懒惰的，她便失去了诱惑力。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说，当一个男人宽恕一个脆弱女人的幼稚过错时，他是感到多么强大、公正、善解人意和宽宏大量啊。同样在伯恩斯坦的剧作中，丈夫们（作者和他们是通好气的）也是被偷偷摸摸的、心怀鬼胎的、与人私通的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渴望俯视她，以鲜明表现自己的男性特长。如我们所见，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也都希望黑人是偷偷摸摸的、懒惰的、撒谎的：这正好证明他一钱不值；这会把公正置于压迫者这一边；如果黑人坚持要做正派诚实的人，他就会被视为“坏演员”。这么一来，女人的缺陷，由于她并不想克服，相反要把它们变成一种装饰，而愈发被夸大了。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也不承认道德规范，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她对一般存在缺乏判断力：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各种特殊情况的大杂烩。这可能是她宁肯相信邻居的闲言碎语，也不愿意相信科学解释的原因。无疑她是尊重印好了的书的，但这种尊重却表现为她看书时走马观花，不能领略书中的含义；另一方面，她在排队或在车厢上所听到的某个素不相识的人讲的奇闻轶事，却立刻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也都是神秘的。她不熟悉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经过再三强调的别人的经验，才是令人信服的。至于她自己的自我，她觉得她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她被隔绝在家中，不能主动接触其他女人；她总是期望命运和男人能给她带来额外的利益。她非常相信她的直觉，而不是相信普遍有效的推理；她很愿意认为这种直觉来自于上帝，或来自于某种模糊的世界精神；对于某种不幸或意外，她冷静地想道：“我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相反，对于利益，她却认为“我是个例外”，所以宁可说她在期待得到额外的利益。售货员会在价钱上给她打折扣，警察会让她没有通行证也可以通过；她学会了过高估计自己微笑的价值，而且从未有人告诉过她所有的女人都会微笑。并不是她认为自己比邻居特别：她不做这种比较。基于同样理由，经验极少向她证明她是怎么错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从未从中得出有效的结论。 

　　这也指出了女人未能建成一个稳固的、可以向男性挑战的相反的世界的原因；她们时常抱怨普通的男人，她们讲述卧室里或分娩时发生的事情，她们交换算命天宫图和美容秘方。 

　　但她们又缺乏建设这个可供她们发泄怨恨的世界所必需的坚定信念；她们对男人的态度极为矛盾。无疑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单薄而脆弱的躯体，他是一个笨蛋、一个讨厌的雄蜂、一个卑鄙的暴君、一个爱虚荣的自私之徒；但他也是一个解放她们的英雄，一个赋予她们以价值的神。他的欲望是粗鄙的欲望，他的拥抱是可耻的义务；不过他那烈火一般的热情和男性力量，又仿佛是开天辟地的力量。当女人欣喜若狂地说“他真是个男子汉”时，她立刻唤起了她所赞美的那个男人的性活力和社会影响力。在性和社会这两个领域中，他都显示了优越的创造力；她不能想像他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商人、将军、领袖，而又不是一个性能力很强的情人，所以他的社会成功，一向有着性的吸引力；反之，她很快就会认为那个满足她欲望的男人是个天才。 

　　我们还必须附带地指出，她因此会去恢复一种男性神话。对于劳伦斯，就像对于许多其他人，男性生殖器既代表生命活力又代表人的超越力。所以女人能在床第之乐当中看到同世界精神的交流。她在对男人的神秘崇拜中，由于极其得意而失去了自我，同时也重新找到了自我。这种矛盾因人们的性能力的多样性而很容易得到解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她通过日常生活知道他们的性无能是偶然的），是人的卑鄙化身；另一些人则让男人的伟岸达到高峰。 

　　但是女人甚至能够鼓励将这两种人合二为一。一个正在和她认为出众的男人相爱的少女写道： 

　　“如果我有名气，R．肯定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将得到满足；他会趾高气扬地让我挽着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却在疯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个人完全可能是吝啬的、卑鄙的、爱虚荣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个神；这些神毕竟是有弱点的。一个人若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爱，就会受到极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对待，这种态度其实是真正热情的另一面；而一个顺从跪在她的男性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该如何“操纵”与“对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软弱的一面”，不让他失去威望。这证明她并不关心他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样有的一般化本质。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辉，一种既定的、不变的价值，尽管掌握这一价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计较；相反女人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通过在各方面不怀好意地表现出胜他一筹来寻求快乐。 

　　女人对男人情感的这种暧昧性，在她对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般态度中也可以发现。禁烟她的那个领域被男性世界包围着，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当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缠扰；如果她和这魔力联合起来，那么会轮到她走向权力。社会把自然变成了奴隶，但自然也在支配社会。 

　　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烧起来，但当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时，它就会停止燃烧。这种替女人辩护的含糊其辞的说法，是在花园里比在城市里，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时比在革命时更可以发现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统治，母亲统治，以便不顾次要者身份而重新变成主要者。但是当她也是一个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时候，她却只有通过美化那个束缚她的领域——赋予它一种超越度（a yranscendentdemension），才能够让它具有价值。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可以包容在思想里的现实。女人则在勉强对付一种有魔力的、蔑视思想的现实，通过没有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虚无飘渺中对自己的命运这个纯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动，而是在想像的王国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说，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梦想。所以实际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既是实实在在的，也是虚无飘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坛坛罐罐中度过，却是一部辉煌的小说；她是男人。的附庸，却自以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把一切： 

　　献给了爱情。由于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她变成了耽于空想的祭司。 

　　这种暧昧性还明显在女人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上。它是个负担：它在为物种的服务当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当中，在被动的多育当中被消耗掉了，对她来说，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乐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它潜伏着危险：女人觉得在受她“内部”的威胁。它是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因为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内脏的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有密切联系。女人拒绝为她身体所呈现出的反应负责； 

　　在抽泣、呕吐和激动时，它逃脱了她的控制，从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实，但也是她处处要遮掩的真实。不过它又是她光荣的替身；她在镜子里看到它时觉得眼花缭乱；它是幸福的希望，艺术的佳作，活着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当她对镜子里的自我微笑时，她忘记了她肉体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爱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中被破坏了。但是当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时候，她常常对自己既是个女主角又是个肉体感到惊讶。 

　　自然也同样送给她双重面目，它既供给汤锅，又刺激神秘的显露。当女人变成主妇和母亲时，她放弃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欢安静地种她的菜园，把养好的花插到花瓶里：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颠倒。在大地的动物和植物当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装饰物；但是她也在它们那里看到了一种高贵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动。生命不仅仅是内在的、重复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被揭示为美。由于子宫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协调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风掠过，这春风就是精神。她在某种程度上仍不满意，她和少女一样也有一种未实现和不确定的感觉，在朝着无边无际地平线无限伸展的道路的尽头，她的灵魂也变得看不见了。她虽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却仍旧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权的；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和主妇，而是一个人；当她凝视被动的世界时，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一个具有最起码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渐消失了。她穿过荒原，把手浸过溪流，这时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她自己活着。任何一个经历了种种奴役而仍保持独立的女人，都会热爱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则只会从那里找到典雅、极乐的借口；她们在黄昏时，会徘徊于着凉危险和灵魂狂喜之间。 

　　这种对肉体的世界和对“诗”的世界的双重忠诚，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讳地去坚持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尽力把生命与超越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尔哲学和它的形式逻辑以及所有的相关学说。她所熟悉的自然主义，和斯多噶学派或1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然主义相似。毫不奇怪，以纳瓦尔的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女人，将要接受一种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学。如我们所见，女人在社会上信奉善恶对立说，在本体论上深感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她必须相信，事物的本性总的来说是趋于善的。行动的道德规范对她不适宜，因为她没有行动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这个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须是善；但是，一个善若是如斯宾诺莎的善那样是靠推理认识到的，或是如莱布尼茨的善那样是靠计算认识到的，便不可能与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她只要活着就可以被置于其中的和谐。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意味着直接证明取决于整体同时又取决于对整体的被动参与的每一种成分，其存在都是正当的。于是女人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将通过行动所追求的东西：她和世界相互喷合在一起，她为它所必需，她为取得善的胜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视为启示的时刻，她们发现自己同一个静止的、自我满足的现实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整个的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赐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时刻。那种存在于自由波涛的快乐是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恬静的、充满快意的充实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静状态才能够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绝、怨恨和苛求的紧张气氛中；她不可能因为享受到一个美好的下午或凉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责。但要在这里寻求隐蔽的世界灵魂却是妄想。不应当把善看做某种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谐的，而且任何个体在它那里都不占主要地位。 

　　倒是有一种证明生存正当性的方式，一种最高的补偿，是社会一向习惯于赐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须有一个为女人准备的宗教，犹如必须有一个为普通人准备的宗教，而且两者完全出于同样的理由。当强迫一个性别或一个阶级处于内在性状态时，就必须为它提供一个进行某种超越的海市蜃楼。男人让上帝批准了他写的法典，他拥有很大的优势；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权力，这个权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别荣幸的了。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徒来说，除了别的，还有根据神授的权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对最高主宰的敬畏会压抑被蹂躏的女性所产生出的任何反抗冲动。人们可以指望她轻信。女人对男性世界采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她觉得天国里的上帝比内阁大臣还要遥远，创世的神秘和发电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愿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极度的需要。 

　　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么是压抑的工具，而是一种欺骗的工具。与其说要女人以上帝名义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说要她相信，多亏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贵的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诱惑也为关于不公正已被克服的断言所制止。女人不再被否认有超越性，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上帝。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才能衡量，并不依它们在人间的成就而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在这个世界只有职业不同的问题：擦皮鞋或建桥梁全都是空的；在社会歧视之上和之外，两性平等被恢复了。这是小女孩和少女成为比她们兄弟更为狂热的信徒的原因；上帝的眼光超越了男孩子的超越，这使他蒙受羞辱：他在这强大的监护下将永远是个孩子；这是比他父亲的存在所预示的阉割更为严重的围割。但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若是女性，她便会从这种眼光中得到拯救，变成天使的姐妹。这会取消阴茎优势。真诚的信仰在避免自卑情绪方面对小女孩很有帮助：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上帝的造物。 

　　因此我们发现，许多伟大的女圣徒具有完全属于男性的坚定性：圣·布里契特（St．Bridget）和锡耶那的圣·卡特琳，都傲慢地宣称要称霸世界；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卡特琳甚至很严厉地给她的神父下命令；冉·达克和圣·泰丽莎在征途中表现出的刚毅，为任何男人所望尘莫及。教会对此回答说，上帝没有批准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她已把否决赦免和否决革除教门的强大武器专门置于男人的掌握之中；冉·达克执着地忠实于她的梦想，于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虽然女人所服从的法律是男人根据上帝本人的意志制定的，她仍然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有力的庇护以躲避他们。男性的逻辑被神圣的奥秘驳倒了；男人的自尊变成了罪孽，他们为此进行的煽动是荒谬的、有罪的：为什么要重塑上帝亲手创造出的世界？强加给女人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她在圣火旁边祈祷着，知道自己比在政治集会上游来荡去的丈夫离天国更近。拯救她的灵魂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顺从地活着就够了。生前与精神的综合完成了： 

　　母亲不仅生了一个肉体，她还为上帝生了一个灵魂；这项工作比洞察原子的无用秘密更伟大。 

　　在圣父的默许下，女人可以无视男人，勇敢地要求得到她那女性的光荣。 

　　这样，上帝便不但恢复了一般女性的地位，而且每一个女人都可以从这位神圣的、漫不经心的唯一者那里得到特殊的支持。她作为一个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一旦以圣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愿望就是神圣的了。居荣夫人说，她懂得了（这和一个修女生病有关）“该用圣经指挥些什么，该用圣经服从些什么”；信徒就是这样用谦卑的服从掩饰了她的权威。当她抚养孩子时，当她管理修女院时，当她组织慈善团体时，她只是超自然手中的工具；她不可能违抗、不可能冒犯上帝本人。无疑男人也同样不能藐视这种支持；但是他们和别的男人打交道时这种支持并不太可靠，因为别的男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这种支持，所以这样的冲突只能用人的准则来加以解决。女人则祈求于神的旨意，专横地为她在别人（这些人已经属于她） 

　　心目中的权威辩护，为她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辩护。如果她在她和上帝之间找到了这种真正有用的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她完全被她与自我的关系所占据——即便是这种关系影响了其他关系；因为在这种纯属内心的单独讨论中，上帝的沉默可以具有法律力量。 

　　实际上，女人把宗教当做满足自己欲望的口实。她是一个性冷淡、被虐狂、虐待狂吗？ 

　　她以放弃肉体，以扮演殉道者，以扑灭周围的每一种生命冲动，来取得神圣性。她摧残、消灭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帝选民的某种资格；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完全拒绝给予他们世俗幸福的时候，她准备在天堂为他们选择一个位置。据虔诚的传记作者认为，科特纳的玛格丽特之所以虐待后代，是由于她错误地要“惩罚她自己以往的罪孽”；她只有喂饱了所有的流浪汉之后，才去喂自己的孩子。如我们所见，对不想要的孩子采取仇视态度是很常见的：这真是天赐良机（一点儿也不夸张），借此可以向他表达正当的愤怒之情。对她来说，水性杨花的女人很容易和上帝一起商量事情；虔诚的女人则得到明天将会赦免她罪过的保证，这常有助于她克服今天的良心自责。 

　　不论她选择的是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谦卑，对自我拯救的关心都使她屈服于她最喜欢的快乐，即自我关注。她倾听她心脏的跳动，她注意她肉体的颤动，她的生存被在她心中存在的慈悲上帝证明是正当的，正如孕妇的生存被胎儿证明是正当的。她不但时常出神地审视自己，而且还向忏悔神父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前她甚至对当众忏悔感到无限喜悦。人们在谈到科特纳的玛格丽特时说，为了惩罚自己的片刻空虚，她站在阳台上像个正在生孩子的女人似的开始大喊大叫：“来吧，科特纳的百姓们，拿着蜡烛和灯笼来吧，出来听听这个罪人说的话吧！”她列举自己的种种罪过，向群星宣泄自己满腔的哀怨。她通过这谦卑的吵闹，满足了对常在自恋女人身上表现出的裸露癖的需要。宗教准许女人自爱（Self－love）；它给她带来了她梦寐以求的导师、父亲。情人、神圣的监护人；它满足了她的白日梦，充实了她空虚的时间。但最主要的是，它通过让她对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秩序，证明她听天由命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女人到今天仍然是教会手中的一张有力王牌的原因；这也是教会对可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一切措施特别怀有敌意的原因。必须有为女人准备的宗教；同时也必须有让宗教不朽的女人，这就是“真正的女人”。 

　　显然，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为，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具有超越性，通常会使她无法具备人类最崇高的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大公无私、想像力和创造力；但这些品质即使在男性当中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也被束缚在一个中介性和工具性的范围里，被束缚在次要手段的范围里。工人通过政治行动逃出了这个范围，他表达了革命的意愿；但所谓的“中等”阶级的男人，却有意让自己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办公室职员和商人，注定要和女人一样重复日常的繁杂事务，认同于现成价值，尊重公众舆论，追求世俗的、无价值而又含糊的安逸，所以他们并不比和他们相随的女性优越。女人在烹饪、洗涮、持家和抚养孩子当中所表现出的独创性和独立性，要比唯命是从的男人更大。他长期以来整天都要服从他的上司，穿着白领衣服，保持着他的社会地位；她则可以穿着随便，在公寓附近闲逛，唱歌，和邻居说说笑笑；她为所欲为，极少有风险，总想一帆风顺地取得某些结果。她不像丈夫那样，生活在必须经常注意外表的气氛中。 

　　卡夫卡写道，除了别的，办公室世界还是个繁文缛节、充满荒唐姿态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它基本上是男性的。女人更熟知现实；当办公室职员画完表格，或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的时候，他除了抽象物什么也没有掌握。在摇篮里被喂养的婴儿，干净的台布，烤肉，始终是更有形的资产；然而正因为她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感到了它们的（因而也感到了她自己的） 

　　偶然性，女人才往往并不把自己等同于它们，她仍然有留给自己的东西。男人的事业既是设计也是逃避：他让自己为职业和“门面”所窒息；他经常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女人反对男人的逻辑和道德，她不会掉进这些陷阱，司汤达就对此颇感兴趣。她没有用自尊心去庇护自己，以逃避她含糊的地位；她也没有用人的尊严这个假面具去掩饰自己；她更坦率地暴露了她的散漫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本能反应。所以，只要她不以丈夫的忠实“妻子”身份讲话，她不论为自己辩解些什么，所说的都不会像她丈夫那么令人讨厌。他讨论所谓的一般观念——这就是说，他在报纸专栏和技术著作中找到的词语、公式，她则揭示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 

　　众所周知的“女性敏感性”，是从神话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是从假托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但它也是事实，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注意她自己，更注意这个世界。她的性生活处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所以作为补偿，她有一种对“美好事物”的癖好，这可能引起过分的做作，但也可能产生真正的优美。由于她的范围有限，她无法达到的目标就显得异常珍贵；她不认为它们同概念或设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她仅仅是要展示它们的壮观。她的逃避意志表现为她对喜庆的热爱：一束鲜花，一块蛋糕，一张摆放得体的桌子，其微力虽然无用却令她深深陶醉；她喜欢把空虚的闲暇变成慷慨的奉献。她爱笑，爱唱，爱装饰物，爱小玩艺儿，她准备接受周围令她激动的一切：街市的风光，天空的景致。一次邀请，一次傍晚的外出，都会为她开辟新的视野。男人往往拒绝参与此类乐事；他回家时那快乐的声音便消失了，女人的确做出了他期望于她们的那种无聊而适度的姿态。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的深处，悟出了她生活的个人意义。她对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有着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对她心灵的、她肉体的、她思想的冒险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而且，基于她是被动的这一事实，她对淹没她的现实的体验，比专注子抱负和职业的人更热情、更动人；她有闲暇，并且也喜欢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觉，阐明其意义。当她的想像不再沉迷于空洞的梦想时，她会变得富有同情心： 

　　她试图把他人作为单个的人加以理解，并认为他们与自己是同一的；她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可以使这种同一性彻底实现：她以某种他所不能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设计和心事都变成了她自己的。 

　　她就是这样急切地关注着整个世界；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一个谜，每一个人，每一样物都可能是谜底；她急切问他和它。当她变老时，她破灭了的希望变成了热嘲冷讽和常让人感到辛辣的愤世嫉俗；她不愿意受男人神秘举止的愚弄，她从男性建成的雄伟建筑中看到了偶然的、荒谬的、不必要的一面。她的依附性不允许采取超然态度，但是，从那口强迫她自我牺牲的井中，有时她也能够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支持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她的孩子； 

　　她不再考虑自己，她是纯粹的礼物，纯粹的贡品。她无法完全适应男人的社会，常一时兴起，发明出她自己的行为模式；她无法从现成的形式和陈词滥调中得到完全满足；她怀着世界最美好的意愿对它们忧心忡忡，这种忧虑较之她丈夫自以为是的保证更接近真理。 

　　但是，她只有在拒绝受他欺骗的条件下，才会在男性面前拥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女人是她们主人的热情帮凶，因为她们随时准备获得既得利益。我们已经看到，中产阶级的上层妇女和贵族妇女，始终比她们的丈夫更顽固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准备彻底牺牲掉她们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她们压抑一切思想，一切批判性判断，一切本能冲动；她们对公认的见解随声附会，人云亦云，她们把理想同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货色混为一谈； 

　　真诚在她们心中完全泯灭，甚至在她们脸上也消失殆尽。主妇在工作中重获了某种独立，得到了一种有限但具体的经验；但是，如果女人的工作是靠仆人完成的，她就不会对世界有任何把握；她将会生活在梦想和抽象中，生活在真空中。她不理解她所说的观念的意义；她在讨论中使用的词完全失去了本意。金融家和工业巨头，有时甚至还有军界领袖，都懂得艰辛和谨慎，他们都能承担风险；他们通过不正当交易购买特权，但至少他们自己也付出了代价。 

　　然而他们的妻子在交易中却什么也没有付出，什么也没有做，就得到了她们得到的一切；所以她们才如此盲目地相信她们的权利是不可废除的。她们那愚蠢的傲慢，她们那彻底的无能，她们那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足取的人物。 

　　这样看来，谈及一般的“女人”，同谈及“永恒的”男人一样荒唐可笑。我们要知道，旨在证明女人优于或劣于或平等于男人的种种比较之所以愚蠢，就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极其不同。 

　　如果比较这些处境而不是比较这些处境中的人，我们就会清楚看到男人的处境是十分可取的； 

　　这就是说，他在世界上有更多的机遇去运用他的自由。其结果必然是男性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女人的成就，因为女人实际上被禁止做任何事。并且，在男女各自的范围内比较他们对自由的运用，这也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要自由地运用自由。在各种形式下，极其严重的欺诈与欺骗的陷阱——不真诚的诱惑，同样多地在等待着男女两性； 

　　两者都有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单单由于实际上女人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空洞的，她便只能在反抗中运用自由，这是没有机会做任何建设性事情的人们所面临的唯一出路。他们必须抵制他们处境的种种限制，努力开辟未来的道路。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它途。 

　　这种解放必须是集体的，它首先要完成女人经济地位的演变。然而，过去和现在都有女人想通过个人努力去谋求个人的拯救。她们想在内在性当中证明她们生存的正当性——亦即想在内在性的范围之内实现超越。我们在自恋者、情妇和修女的身上将要看到的，正是受禁烟的女人作出的这种最终想把牢狱变成光荣天堂的努力。这种努力有时是可笑的，但常常是可悲的。

第六部　生存之辩 

第二十二章　自恋

　　人们有时会坚持认为自恋是所有女人的基本态度；但是，把这一概念推得太广会破坏它的本义，如拉·罗什富科破坏自我主义概念的本义那样。实际上自恋是认同的既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被看做绝对目的，主体从自身遁入其中。在女人身上还会遇到许多其他态度（可信的或不可信的），其中一些我们已研究过了。但的确是处境使得女人较男人更容易转向自我，把爱献给她自己。 

　　所有的爱都需要主体和客体这种二元性。女人集中沿着两条路线被引人自恋。作为主体她有受挫感；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缺乏alterego［第二自我]，这种自我在男孩子身上就是他的阴茎；后来她的攻击性性欲始终未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不许她从事男性活动。她忙忙碌碌，但又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因为承担妻子、母亲和主妇的功能而被承认是一个人。男人的现实性表现在他建房，他代木，他治病；但女人却不能通过设计和目标实现自我，她只能从她人身的内在性去寻找她的现实性。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模仿西哀士（Sieyes）的口吻写道： 

　　“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想成为什么？什么都想。”许多女人正因为什么也不是才愁眉不展，只对她们的自我感兴趣，把自我膨胀到混同于一切的地步。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还说： 

　　“我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男人在采取行动时必定要估量他自己。女人却由于无能和隔绝，既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对她自己进行估量；她之所以自认为最重要，是因为没有一样重要东西是她可以接近的。 

　　如果她因此能够把她自己奉献给她的欲望，那是因为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体。她所受的教育促使她把自己认同于她整个的身体，青春期则把这一身体揭示为被动的、令人满意的；它和绸缎或天鹅绒一样，是她可以触摸的，而且也是她能以情人的目光注视的。女人在单独得到的快感中，可以把自己分成男性主体和女性客体；所以，达尔比兹的病人伊雷娜会对自己说：“我要爱我自己”，或者更热情地说：“我要和我自己性交”，或者突然说：“我要让我自己怀孕”。当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的双臂和身体，看到这清新和年轻的一切，这真是太可惜了”这段话的时候，她也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事实上，让一个人的自我真的成为他者而又让他有意识地承认自己是客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二元性纯属梦想。孩子把这种梦想物化在布娃娃里面；她通过布娃娃，能够比通过她自己的身体更具体地看到她自己，因为她和布娃娃实际上是相互分离的。这种为了在自我与自我之间进行深情对话而成为两个“我”的要求，例如被安娜·德·诺阿耶夫人表现在她的《我的一生》中： 

　　我爱布娃娃，我认为它们和我一样是活着的：除非它们被羊毛和天鹅绒裹好，否则我在被窝里会一直睡不晚……我梦想我真的会有纯粹的双重孤独……这种对成为整体、成为双重自我的需要，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哦，在我那梦幻般的温柔成为辛酸眼泪的牺牲品的那些悲剧性时刻，我是多么希望我身边会有另一个小安娜用她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安慰我，理解我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发现她就在我心中，于是我紧紧抓住她不放；像我希望的那样，她给我的帮助不是表现在安慰上，而是表现在勇气上。 

　　少女抛开了她的布娃娃。但是女人在整个一生中都会发现，镜子的魔力对她先是努力投射自己、后是达到自我认同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阐明了镜子同神话，以及同梦幻般的双我（duoble）之间的关系。映像尤其在女人那里是被认同于自我的。漂亮的外貌，对于男性意味着超越；对于女性则意味着被动的内在性；只有后者才会想引起别人的密切注意，因而才可能被那一动不动的银色捕兽器给捉住。男人觉得并希望自己是主动的，是主体，他不是通过固定不变的映像去观察自己；它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在男人看来他的身体不是欲望的客体；而女人却知道自己是客体，并且使自己成为客体，所以她相信通过镜子她确实能够看到她自己。作为一个被动的既定事实，这种反映，和她本人一样，也是一种物；当她确实渴望女性肉体（她的肉体）的时候，她会通过自己的仰慕和欲望，赋予她在镜子中所看到的特质以生命。德·诺阿耶夫人在这方面很了解自己，她向我们吐露说： 

　　我对我的聪明天赋很少感到自负，它们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但我对我在那面常用的镜子里的映像，却很自负……只有身体的快感才能完全满足我的灵魂。 

　　“身体的快感”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含糊且不妥当的。使灵魂得到满足的是这一事实：当思想将不得不去证明自身的存在时，被注视的面容的存在却已是既定事实，因而是无可置疑的。未来的一切皆被浓缩在那一块儿光明之中，镜框里集中了整个宇宙；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外，事物是无序的浑沌；世界变成了这面镜子，里面有个光辉形象，即唯一者的形象。每个沉迷于自身的女人都在统治着时间和空间，因而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她有得到男人和幸运，名声和快乐的种种权利。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是如此醉心于自己的美丽，以至她希望能把它固定在永远不朽的大理石里面；当她写下面这些话时，她希望自己是不朽的： 

　　当我回家脱光衣服时，我的裸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我以前从未见过它似的。我必须给自己塑个雕像，但怎么塑呢？除非我结婚，否则这几乎不可能。在我变丑、完全玷污它之前，有绝对必要这样做……必须找个丈夫，只有这样才能把这雕像塑成。 

　　塞西尔·索雷尔这样描写自己准备去约会： 

　　我站在镜子面前。我会更美的。我拼命地流着那雄狮鬃毛似的头发。梳子进出火花。我的头是太阳，周围是金色的光辉。 

　　我还想起一个年轻女人，她是我有一天早上在咖啡厅见到的；她手上拿着一朵玫瑰，样子似乎有点陶醉；她用嘴唇贴着镜子，好像在饮她的映像，她还微笑地嘟囔着：“真可爱，我简直太可爱了！”自恋者既是祭司也是偶像，她带着荣耀的光环翱翔，穿过这永恒的王国，云端下面芸芸众生在仰慕地跪拜着；她是裹挟在自我关注里面的上帝。“我爱我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梅耶罗夫斯基夫人说。要变成上帝，就必须完成en-soi［自在]和pour-soi［自为]这无法实现的综合；当一个人认为他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时，这真可谓是快活、得意和充实的特别时刻。少女若是从镜子所映出的五官中看到了美、欲望、爱情和幸福，便会有意识地倍受鼓舞并予以相信，便会在她的一生中都追求那令人眩目的启示所带来的希望。即使一个女人不算太美，她也会看到她心灵的特殊财富洒遍了容貌，这足以令她深深陶醉。“她不可能因为美而受人仰慕，但是她有某种理想的魅力……” 

　　即使不那么幸运的人有时能从镜子中享受到极大的喜悦，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仅仅作为一个肉体存在物，就足以令她们感到激动；这正如和男人在一起时，单是年轻女性的丰满肉体就足以令她们感到吃惊；而且由于觉得自己是单个的主体，她们还能够（虽然有点自欺欺人）忍受自己的特殊素质，具有个人魅力；她们将在容貌或身体中发现某种优美的、古怪的或有趣的特征。她们只是由于觉得自己是女人，才相信自己很美。 

　　而且镜子并非是获得双我的唯一手段，尽管它是极其讨人喜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通过内心对话造出两个自我。女人白天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干着讨厌的家务活儿，她有空闲通过想像树立特定的形象；她就像少女似的梦想未来；由于被封闭在漫无止境的现在，她重温自己的历史；她修改历史的方式竟然是引入美学原则，在她没死之前就把她的偶然生命变成了一种命运。 

　　女人比男人留恋童年的往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她们还记得，她们在父母的保护下是独立的，未来展现在她们面前；如今她们可不那么安全，作为仆人或物件被束缚于现在；她们曾打算征服世界，眼下却陷入一般性之中，成为千千万万个妻子和主妇中的一个。 

　　女人为她所成为的那种人感到遗憾，想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那个业已消失的孩子，甚至想让那个孩子重视。所以她竭力希望她的情趣、想法和情感能破天荒地保持新鲜性，甚至能保持某种奇特的蔑视世界的因素：“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多么好玩”；“我周围必须有花儿”；等等。她的脸色特殊，她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家，有独特的信仰和迷信，颇在一般人之上。她的独特个性表现在她的衣服和她的“内心”上；她形成的双我往往很粗糙，但有时她所塑造出来的明确人物也可以扮演女人的生活角色。许多女人从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已经被塑造成：“她可真像我呀！”这种认同可能被美丽浪漫的人物所促成，也可能被殉道的女主人公所促成。一个女人可能会顽固地想成为我们时代多愁善感女士的化身，也可能想成为失意妻子的化身：“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斯特克尔就这样谈到属于此种类型的一个病人：“她在扮演悲剧性角色时得到了快感。” 

　　这类女人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她们觉得被人误解了；周围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她们的特殊素质；她们把别人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知或冷淡，解释成这些人认为她们心中藏有秘密。实际上，她们许多人的心里确实一直埋藏着童年或青年时的某些事件，这些事件对她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她们知道，她们的正式传记不会和她们真正的生活经历混在一起。但自恋女人所扮演的女主角往往只是想像出来的，因为这样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自我实现；赋予她以个性的并不是具体的世界，而是一种隐秘的本原，一种有如燃素的模糊“力量”或“德性”。女人相信她所扮演的女主角是存在的，但她若是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就会如挣扎的神经病患者那样，狠狠地忏悔无形的罪过。两者都有归结为空洞信念的“秘密”，这是她们内心深处的一把钥匙，可以解开她们的情感和行动之谜，并为它们进行辩护。正是由于她们十分缺乏意志以及由于她们的惰性，才产生了这种在神经病患者身上所存在的幻觉；而且正是由于女人无法表达自己，她才认为在她心里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有关神秘女人的著名神话鼓励了这种信念，反过来又为这种信念所进一步证实。 

　　由于有难以被人理解的巨大财富，女人认为她和悲剧性英雄一样，需要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命运。她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化，变成了一部神圣的戏剧。她穿着精心挑选出来的长袍站着时，既是身着法衣的祭司，又是由忠诚的双手所装饰的、并为她的信徒们的崇拜所提供的～尊偶像。她的家变成了对她顶礼膜拜的神殿。自恋女人将像关心她的服装那样关心对她加以烘托的家具和装饰品。 

　　当女人在同伴面前展示自己或纵情于情人的怀抱时，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是维纳斯，把美貌作为财富赋予了世界。这不是她自己，而是美的化身，当塞西尔·索雷尔打碎罩在比伯漫画上的玻璃时，她要捍卫的也正是这美的化身；我们从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号召凡人俗子崇尚艺术。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我的生平》中这样描写她自己： 

　　我在表演之后，穿着紧身外衣，头戴玫瑰花，是多么可爱。为什么不该有这种可爱！……一个整天用脑子工作的男人……为什么不该投入这美丽双臂的拥抱中，去抚慰他的痛苦，去追求美的、忘怀一切的那段时光？ 

　　自恋者的慷慨给她带来了好处，因为她从别人的眼睛比从镜子更可以看到她的双我被荣耀的光环围绕着。她若是无法找到彬彬有礼的观众，便会向忏悔神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敞开心扉；她也会向看手相者和算命先生讨教。“倒不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一个电影小明星说，“而是因为我喜欢让人对我谈论我自己！”她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告诉给她的朋友；她想让她的情人变成听众，这种渴望比想让其他任何人当听众的渴望更急切。女人一旦陷入情网，的确很快就会忘掉她的自我；但许多女人无法有真正的爱恰恰是由于她们根本未忘掉自己。 

　　她们宁愿有一个大舞台，也不愿有一个属于个人的斗室。所以社会对她们才是重要的；她们需要有在注视着她们的眼睛，需要有在倾听着她们的耳朵；作为角色，她们需要有最大限度的观众。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在描写她的房间时公开表示：“当人们走进来发现我在写作时，我就是这样在舞台上。”她接着写道：“我已经决定把舞台好好布置一番。我要建造一个比萨拉的还要好的房子，还要有一个更大的工作室。” 

　　至于德·诺阿耶夫人，她则写道：“过去我就喜欢现在我仍然喜欢又宽敞又热闹的地方…… 

　　而且我常常由于能够有许多客人，而确实原谅了朋友们，他们担心来这么多人会打扰我，我真诚地表示：我不喜欢对着空位于表演。” 

　　衣服和谈话将使女性的表演爱好得到很大满足，但是有抱负的自恋者还希望她的自我表现方式能够不那么寻常并富于变化。尤其是，她往往会让她的生活变成博得大众喝彩的表演，很认真的在舞台上一直呆下去。德·史达尔夫人在《科林娜》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当她合著竖琴朗诵诗歌时，是怎样令一大群意大利人神魂颠倒的。她在瑞士科皮特别墅所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朗读悲剧角色的对白；她和菲德拉一样，喜欢向自己的一个又一个情人发表热情的声明，装扮成希波里特。若是环境允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公开献身于剧场那样，使自恋者得到极大的满足。“剧场，”乔吉特·勒布朗说，“给我带来了我久久所追求的东西：赞美的理由。今天它对我来说仿佛是对行动的滑稽模仿；它对暴躁的脾气是重要的。” 

　　她的表达方式是惊人的。由于缺乏行动，女人发明了行动的替代物；对于某些人，剧场是一种有利的替代，况且女演员能够指向各种目标。演出对于有些人是谋生的手段，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对于另外一些人，它则可以带来用以达到风流目的的名声；而对于其他的人，它还可以带来她们自恋的胜利。较为伟大的女演员——瑞琪、杜丝——是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她们通过自己所创造的角色超越了自我；但是三流演员则与此相反，她对自己要完成什么并不关心，只是去关心反映在她身上的荣耀；她首先想强调她自己的重要性。执着的自恋者，由于缺乏献身的能力，将会受到艺术的局限，犹如将会受到爱情的局限。 

　　这种缺憾将会对她的全部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任何道路只要能够带来名声都会对她有诱惑力，但她永远不会全心会意地献身于任何一条道路。绘画、雕刻和文学，全都是要求进行艰苦的基础训练和付出个人努力的学科；许多女人都试过它们，但很快就放弃了，除非受到某种积极的创作欲望的驱使；而且许多可以坚持下来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她们固然在画架前度过了几小时，但她们太爱自己了，以至对绘画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于是到头来只能是个失败者。当一个女人，能像德·史达尔夫人和德·诺阿耶夫人那样，成功地拿出好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她并没有把心思专门放在自我崇拜上；但是如瘟疫一般折磨大多数女作家的缺憾之一，是在毒化她们真诚的、限制并削弱她们地位的自爱。 

　　然而，对自己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的许多女人，却无法让这种地位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 

　　于是她们只能把为她们的优点所感动的某个男人当做中介，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样的女人将不会借助于自由设计去瞄向她自己的价值；她希望把现成价值附在自我身上，所以她转向有影响和名望的男人，希望认同于他们，成为灵感、诗神和埃吉丽亚。梅布尔·道奇卢汉与劳伦斯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希望“能诱导他的思想，迫使他的思想拿出一些作品”； 

　　她需要他的洞察力，他的丰富想像力；她在让他写作时感受到了一种主动性，一种对她无事可做之悲哀的补偿。她想让劳伦斯通过她去征服，去赢得她在陶斯的利益。同样，乔吉特·勒布朗也希望能够成为海特林克的“食粮和火焰”；不过她还希望在他的书上能出现她的名字。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讨论野心勃勃的女人，是如何利用男人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要讨论女人是如何受到旨在取得重要地位的主观欲望的激发的，这种欲望没有客观目的，仅仅热衷于窃取别人的超越性。她们永远不会成功，但却善于向自己隐瞒失败，善于让自己相信她们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她们知道自己是可爱的、令人满意的、值得赞美的，所以她们信心十足，相信自己会被别人爱，会被别人渴望和赞美。 

　　这些幻觉可以导致真正的神经错乱，克莱朗博不无道理地认为，色情狂是一种“职业病”； 

　　要感到自己是女人，就要感到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客体，感到自己是被人渴望和爱的。耐人寻味的是，有被爱幻觉的病人十有八九是女人。十分清楚，她们在想像中的情人身上，所要求的是对她们自恋的神化。她们希望赋予自恋以无可置疑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由诸如神父、医生、律师或任何上流男人来赋予。他的行为揭示了一个绝对真理，这就是他所想像的情妇。 

　　要超过所有其他不可抗拒的、且有许多优秀品质的女人。 

　　色情狂的出现可能与各种精神变态有关，但是其内容永远是一样的。患者因被一个杰出男人所爱而洋洋得意，容光焕发；这个男人（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突然被她的勉力所迷住，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是间接的，然而又是急切的。这种关系有时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有时则具有性欲的性质；但其主要特征是，这个著名的有力量的半神，比女人更深地陷入了情网，而且其表现情欲的方式是古怪的、暧昧的。在精神病学家报告的许多实例中，下面所摘录的实例十分典型。一个48岁的女人这样忏悔说： 

　　这里要涉及到尊敬的埃契尔先生，他从前是议员，现在是律师团成员。我1920年就认识他了，但在我知道他是谁之前，我一直远远地观察他这个强有力的人物；这使我浑身打冷战……是的，这是个感情事件，我们俩都感觉到了：我们的目光相碰了。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他，他也是一样……不管怎样，反正是他先表白自己的，这是快到1922年底的事；他总是想单独见我；有一天他起身向我走来，继续那次谈话。我突然领悟到那感情的波涛……他说他有些事要让我知道。他文质彬彬地献上了各种殷勤，让我认识到我们的感觉是相互的……有一次，他摆脱了一个和他在一起的男人，只是为了和我单独在一起。他总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告诉我他是个单身……他守着我的窗户望着。他让教区乐队从我家门口游行过去。我真假。我应当对他的求爱有所反应……他认定我会拒绝他，于是他采取了行动；他应当早些坦白地说出来；他对我进行了报复。他认为我对B．有感情，于是很嫉妒……他为了伤害我，对着我的照片诅咒——因而令我烦恼不已。 

　　这种神经错乱，事实上很容易变成迫害幻觉，甚至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 

　　自恋者认为，要承认别人并不钟情于她是不可能的；如果她已证实自己未受到崇拜，她会立刻认为自己是可恨的。她把一切批评都归之于嫉妒或怨恨。她的挫折都是由罪恶阴谋造成的，从而她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她很容易滑入狂妄自大或其反面，即滑入迫害幻觉。她由于成为她自己的宇宙中心，由于对其他宇宙一无所知，她变成了世界的绝对中心。 

　　但是，表演自恋这部喜剧只能以牺牲现实为代价，想像中的角色要有想像中的观众来崇拜。一个迷恋于自我的女人完全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控制，她不关心与他人建立任何真实的关系。假如德·史达尔夫人能够预见到她的“崇拜者”晚上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热嘲冷讽，她就木会那么热情地朗诵《费德尔》。但是自恋者拒绝承认，人们除了能看到她的自我表现，还可能看到她的其他方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她总是在自我关注，却还是缺乏自我判断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她很容易变得荒唐可笑的原因。她总是只顾自己说话，不再听别人讲；而且她总是一开口就要说到她自己。 

　　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这使我觉得很有趣。我没有同他谈话，我在表演，而且我觉得在有鉴赏力的观众面前，我非常善于像个孩子似的操着怪腔怪调和装模作样。” 

　　她太着眼于自己了，以至看不到任何事物；她对别人的认识只限于在他们身上看到和她的相似之处；任何与她自己的情况，与她自己的经历无密切关系的事情，都在她的认识范围之外。她喜欢大大扩大她的体验；她希望去经历爱的陶醉与折磨，经历做母亲。友谊、孤独、流泪与欢笑的纯粹欢乐；但由于她根本不可能献身，她的感情是虚构出来的。无疑伊莎多拉·邓肯在孩子死去时流下的眼泪是真实的，但当她希望以盛大的富有戏剧性的葬礼，把孩子的骨灰抛进大海时，她却只是一个演员；而且人们在读到《我的生平》中引起她的悲哀的这一段落时，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感到了自己身体的温暖。我朝下看着我那赤裸着的双腿——把它们给伸开。我柔软的乳房，我柔软的双肩从未死气沉沉，至今仍在柔波中起伏，我认识到12年来我已经疲倦了，这胸口老是在隐隐作痛，我面前这双手有着悲哀的印记，当我独自一人时，这两只眼睛几乎没有干过。 

　　少女从自我崇拜中能够提取面对令人忧虑的未来的勇气，但是她必须很快越过这一阶段，否则未来就会向她关闭。女人若是把情人禁锢在两个人的内在性当中，就会注定让他和她自己一起去死；自恋者若是认同于她想像中的双我，就会毁掉她自己。她的往事是不会变化的，她的行为是定型的；她空话连篇，她反复表演那逐渐失去全部内容的动作，因此女人写的许多日记和自传都是贫乏的；由于完全专注于她自己，一无所为的女人使自己变得毫无价值，只好膜拜虚无。 

　　她的不幸在于，尽管并不真诚，她还是意识到了这种空虚。在个人和她的双我之间不可能有真实的关系，因为这种双我是不存在的。自恋者将会遭受重大的挫折。她不可能把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来正视，无法保持她的pour-soi-en-soi［既是自为又是自在]的幻觉。和每个人的隔绝一样，她的隔绝也仿佛是意外发生的并且是可悲的遗弃。而这就是除非她改变，她只能不安地从她自己逃向人群、逃向谈话、逃向他人的原因。要是有人以为她摆脱了依附性，以为她把她自己作为所考虑的最高目标加以选择，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她使自己注定处于极为彻底的奴隶地位。她不是坚持她的独立性，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受世界和其他有意识的人之害的客体。 

　　困难不仅仅在于她的身体和面容是日渐衰老的肉体，而且从实际观点来看，装饰这个偶像，为它打下根基，为它建造神殿，也是一项奢侈的事业。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让她的形象有如大理石般永远不朽，玛丽·巴什基尔切夫不得不和有钱人结婚。男人的财富对支付金首饰、熏香和没药的费用会有帮助，伊莎多拉·邓肯和塞西尔·索雷尔把这些东西放在她们宝座的周围。既然女人的命运掌握在男人手中，她衡量成功的标准，一般就是她网络到自己队伍中的男人的数量和价值。但是这里相互性仍在开始起作用；这个祈祷螳螂想把男性变成她的工具，但她并未因此从他那里获得解放，因为她要牢牢地抓住他，就必须取悦于他。美国女人虽然也想成为男人的偶像，实际上却是她的崇拜者的奴隶；她只有通过男人，才能得以打扮、生活和呼吸，并且只是为了他们，才去这样做的。 

　　实际上，自恋者和高级妓女一样是依附的。如果说她避开了单个男人的专制，那么她却接受了公众舆论。她和他人的关系不含有交换的相互性，因为，假如她想承认别人的自由评价，而同时又承认这种评价是一种通过活动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她便会不再是一个自恋者。 

　　她的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这个事实：她既要求世界给予价值，又认为这个世界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她认为只有她自己的见解才有价值。他人的认可是神秘而任性的非人力量，任何想得到这种认可的人都必须通过魔力。自恋者尽管表面上傲慢，实际上仍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这也是为什么她烦躁不安、过于敏感、爱发脾气、时刻警惕的原因；她的虚荣心是无法满足的。她越老越是追求赞美和成功，越是怀疑她的周围阴谋四伏；她精神失常，鬼迷心窍，藏人不真诚的黑暗之中，终于在四周筑起了精神错乱和妄想症的围墙。有一种说法特别适用于她：“发现生活的人将失去生活。” 

第二十三章　情妇

　　爱惜这个词，对男女两性著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是在他们之间引起严重误解乃至分裂的原因之一。拜伦说得好：“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爱情这个简单字眼，对男女实际上表示两种不同的意思。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十分清楚的：这不仅是奉献，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她唯一拥有的信仰。至于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那么他想得到的是来自她的爱；因而他对自己的感情要求同他对女人的感情要求远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些男人也产生了那种抛弃一切的欲望，我敢保证，他们保准不是男人。 

　　男人觉得他们在生活的某段时间可以成为热情的情人，但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情人”；他们在最心荡神移时也不会完全退让；即使跪在情妇面前，他们也仍想占有她；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深处依旧是主权的主体；被爱的女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价值；他们希望把她并入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希望把生存完全浪费在她身上。相反，对女人来说，爱就是为主人放弃一切。如塞西尔·索瓦热所指出的：“女人陷入情网时必须忘掉自己的人格。这是自然法则。女人若没有主人便无法生存。没有主人，她就是一束散乱的花。”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去讨论自然法则。男女的不同处境反映在他们对爱情的不同观念上。男人是主体，他就是他自己，他若有勇气向超越倾斜，便会竭力扩展他对世界的把握：他是有抱负的，他是行动的。但一个次要的人在她主观深处却无法感到自己是绝对；一个注定内在的人，不可能通过行动达到自我实现。由于被关闭在相对性的范围里，由于从小就注定要属于男性，由于习惯于认为他是一个她不可能与之平等的超人，如果女人不曾压抑她对人性的权利要求，她就会梦想向着这些超人的存在（being），向着可以把她混同于主权主体的存在（being），超越她的存在（being）。对她来说，除非把她自己，把身心失落在他那里，否则没有别的出路，他在她面前代表绝对，代表主要者。既然无论如何都注定是依附的，她会宁肯为一个神服务，也不愿意去服从暴君——父母、丈夫或保护人。她宁肯受奴役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在她看来这种奴役表现了她的自由；她将会去尝试超越她的处境，这种处境由于她全盘接受，使她变成了次要的客体；她通过她的肉体、她的情感、她的行为，将会把他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现实加以尊崇；她将会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虚无。爱对于她变成了宗教。 

　　如我们所见，少女最初希望认同于男性；后来她放弃了那种希望，在他们当中找了一个和她相爱的男性，借以分享他们的男性气质；吸引她的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个性；她是在和一般的男人相爱。“而你们，我将要去爱的男人们，我是多么盼望你们来啊！”伊雷娜·勒维利奥特写道。“一想到我马上就会认识你们——特别是你，第一个到来的人——我是多么快活啊！”当然这个男性要和她同属于一个阶级和种族，因为性的特权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才可以发挥作用。也许男人会成为半神，但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而对于殖民地官员的女儿来说，土著人并不是一个人。少女若是委身于一个“下等人”，那是由于她想贬低自己，因为她认为自己不配有爱情；但通常她要去寻找能象征男性优越地位的男人。她很快就会明白，属于这个有某种特权的性别中的许多人是十分可悲的，是偶然的和平凡的，不过她最初的臆想对他们有利；他们并没有被要求去证实自己的价值，而是被要求在反证这一价值时不要过于粗鲁——这种反证引起了许多错误，有些则是严重的。一个天真的少女会被闪现的男性气质给迷住，在她看来，男性的价值依环境可通过强健的身体、有个性的风度。财富、修养、智慧、权威、社会地位和一身军装表现出来；但她始终要求她的情人有男子汉的本色。 

　　熟悉往往足以破坏他的威望；这种威望可能在第一次接吻时，在日常交往时，或在新婚之夜就暴跌了。然而，保持一定距离的爱情只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体验。对爱情的渴望，只有具体地实现时才可以变成充满激情的爱。反之，爱情也可以作为肉体性交的结果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性交时受支配的女人将会有意拔高她对最初她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男人的看法。 

　　但情况却往往是女人可能把她所认识的男人全都不奉为神圣。和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爱情在女人生活中只占较小的位置。丈夫、孩子、娱乐、社交责任、虚荣心、性生活和事业要重要得多。大多数女人都梦想有[快乐的私通]，有销魂的爱情。她们懂得替换，她们已接受了这种爱情；它以偏爱的、伤感的、非完美的、虚假的形式来到了她们身边；但是几乎没有人把生活真正奉献给它。那些〔快乐的私通者〕往往是在幼稚的恋爱中，未把自己一点一点地浪费掉的女人；她们从一开始就在接受传统的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和孩子；或者她们经历了冷酷的孤独，或者她们去依靠或多或少要失败的某种事业。她们一看到有机会把生活献给某个优越的人，以拯救令人失望的生活，就会不顾一切地向这种希望屈服。埃西夫人、朱利埃特·德鲁埃和德·阿古勒夫人，都几乎到30岁时才开始她们的爱情生活，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则是快到40岁的时候才开始爱情生活。在向她们开放的目标中，任何其他目标都没有价值，爱情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即使选择了独立，对多数女人最有吸引力的，也仍然是爱情这条道路：让一个女人承担她自己的生活责任，会令她感到苦恼。甚至男性在少年时，也十分愿意向大龄女人求得指引、教育和母亲般的关怀；但是习惯的态度、男孩子所受的教育以及他自己的内心命令，都不准许他以最后退让这种轻而易举的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同大龄女人恋爱，对他只不过是所经历的一个阶段。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 

　　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已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精神分析学家总是断言，女人在情人身上要去寻求父亲的形象；但是，他之所以让女孩子眼花缭乱，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不是因为他是个父亲，每一个男人都有这种魔力。女人并不渴望在另一个人身上再现一个人，而是渴望再造一种处境，而这种处境她在小时候，在成人的保护下就曾经体验过。她深深地和她的家及家庭结为一体，她曾经历过一种近乎被动的平静。爱情将把她的父亲以及母亲归还给她，将把她自己的童年归还给她。她想恢复她头上的屋顶，四周的墙壁，这些东西使她不会感自已被遗弃在荒芜的世界上，此外她还很想恢复那种让她防备她的自由的权威。在许多人的爱情中常出现这种幼稚的戏剧；她们被幸福地称作“我的小女孩，我亲爱的孩子”；男人懂得这些言词：“你真像个小女孩”是那类言词，是最能打动女人的心的一类言词。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女人在变成成人时是很痛苦的，所以很多人固执地装得“和小娃娃似的”，在举止和服饰方面无限地延长她们的童年时代。在男人的怀抱中又变得像个孩子，这使她们十分快活。“我的爱，在你的怀抱中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小”，这种陈旧话题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性爱对话和情书当中。情人低吟着“我的宝贝”，女人则自称“你的小家伙”如此等等。年轻的女人将会写道：“能主宰我的他，等到何时才会来到呢？” 

　　当他出现时，她会十分愿意去感受他的男人优越性。雅内所调查的一位神经病患者，对这种态度描绘得十分清楚： 

　　我所做的蠢事和种种好事都有同样的动机：渴望一种完美和理想的爱，这种爱使我能够完全把自己奉献出去，把我自己委托给另一个人，委托给上帝，委托给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比我强，使我无须再考虑在生活中该做什么或该如何保护自己……盲目地而且是很有信心地服从某个人……他将成为我的支柱，温柔而充满爱心地把我引向完美。我是多么羡慕抹大拉的玛丽亚对耶稣的理想之爱啊：做一个倍受尊崇的高尚主人的信徒；为他，我的偶像，去生去死，去赢得天使对野兽的那般最后胜利，在他的怀抱里得到保护时，我是那样渺小，那样迷恋他充满爱心的照顾，那样彻底地属于他，以至于我不再存在了。 

　　许多例子向我们表明，这种消灭自己肉体和灵魂的梦想，实际上是渴望生存的一种意志。 

　　在所有的宗教中，对神的崇拜都同教徒与个人获得拯救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当女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她的偶像时，她希望他让她既占有她自己，又占有他代表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会首先要求情人去证实她的自我价值，去赞美她的自我。许多女人并不沉溺于爱，除非她们有为人所爱作为回报；有时向她们表示爱就足以引起她们的爱。少女梦想自已被以男人的眼光去观察，而女人正是根据男人的眼光认为自己终于发现了自己。塞西尔·索瓦热写道： 

　　走在你的身边，用我那为你所爱的小脚向前迈步，感到它们在毡制高跟马靴中是多么的小，这使得我去爱你爱我的一切。我手筒里那双手的、我胳膊上的、我脸上的、我语调的那些最细微的变化，都让我充满幸福。 

　　恋爱女人有一种被赋予了崇高的、无可否认的价值的感觉；她终于有可能通过她所激发的爱去崇拜她自己。她在情人那里找到了见证人，这使她快乐无比。柯莱特的《流浪女》是这样描写的： 

　　我允许这个男人明天再来，这时我承认我是向我的欲望屈服了。我的欲望不是把他当做情人，也不是当做朋友，而是当做我的生活和我这个人的热情旁观者……乌戈尔有一天对我说，一个人若是放弃了在别人的注视下去生活这种虚荣，必然是老掉了牙的。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给米德尔顿·默里的一封信中说，她刚买了一件引人注目的紫红色胸衣，接着她马上又加了一句：“没有人能见到它真是太可惜了！”没有什么能比觉得花朵、香水和财产就是她自己更凄惨的了，因为这些东西引不起任何欲望：财产若不能使我富有算什么财产？礼物若无人需要算什么礼物？爱情是显像剂，通过光暗对比可以清楚显出影像。女人的面容，她身体的曲线美，她童年的往事，她以往的眼泪，她习惯的方式，她的世界，她的一切，属于她的一切，通过爱情都避开了偶然性，变成了主要的：她成了放在她的神坛下的神秘贡品。 

　　爱情所具有的这种改造力，解释了为什么懂得如何奉迎女性虚荣心的有威望的男人，将会引起热情的依恋，即使他们的身体完全没有扭力。他们由于具有崇高的地位，而成为法律和真理的化身：他们的感知力揭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现实。被他们欣赏的女人，觉得自己变成了无价的财富。邓南遮的成功就在于此，如伊莎多拉·邓肯在《我的生平》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当邓南遮爱上一个女人时，他就把她的精神从这个世界升到了比阿特丽丝所活动和照耀的天国。他依次把每个女人都改造成神圣本质的一部分，他把她高高地捧起，直到她真的相信自己和比阿特丽丝在一起……他把闪闪发光的面纱，依次抛给每一个心爱的女人。她升到了芸芸众生的头上，在奇怪光辉的包围下漫步。但是当诗人的奇想结束时，这面纱便消失了，这光辉便暗淡了，这女人又回百何平凡的泥土上…… 

　　我觉得，让自已被人赞美说具有邓南遮所特有的那般魔力，就好像在经历夏娃于夭堂听到蛇的声音那般体验。邓南遮可以让任何女人都感到她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女人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够把她的性爱和她的自恋很好地协调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情感是那么对立，以至让女人去适应她的性命运是非常困难的。让自己变成一个肉欲客体，变成另一个人的猎物，这同她的自我崇拜是相矛盾的：在她看来，那拥抱摧残了并玷污了她的身体，或者贬辱了她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有些女人才遁入性冷淡，认为她们这样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也有些女人把动物般的快感和崇高的情感分割开来。在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中，有个病人对她的受人尊重和有名望的丈夫表现性冷淡，后来，她在他死后对一个具有同样优越地位的男人，一位大音乐家，也表现了性冷淡，虽然她真诚地爱他。但是，她在和一个粗俗而野蛮的守林员的一次几乎纯属偶然的相遇中，却得到了彻底的肉体满足，当她想到这个情人时，“难以言表的厌恶之后紧接着就是疯狂的陶醉”。斯特克尔说，“对于女人来说，堕入动物性是达到性高潮的必要条件。”这类女人把肉欲之爱视为与尊重和爱无法相比的贬辱。 

　　但是与此相反，对另一些女人来说，只有来自于男人的尊重、爱和崇拜才可以消除她们的贬辱感。除非相信自已被深深地爱，否则她们不会屈服于一个男人。若是女人认为肉体关系是一种每一方都能得到平等快感的交换，她当然有理由表现出玩世不恭、冷淡或自尊的态度。男人和女人一样，或许更甚，也讨厌任何人试图在性交时利用他；但通常是女人觉得她的性伙伴要把她当做工具加以利用。除了深深的爱慕，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所给她带来的羞辱。 

　　我们已经看到，爱情行为要求女人深深地自我放纵；她沉浸在被动的倦怠之中；她闭着眼睛，失去了名字，迷们，感到似乎被巨浪所席卷，被暴风雨所激荡，被黑暗所裹挟；这是肉体之黑暗，子宫之黑暗，墓穴之黑暗。在被消灭时，她和整体连为一体，她的自我被取消了。但是当男人从她身上挪开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间，又回到了床上，又回到了光明； 

　　她又有了名字与面目：她是一个被征服者，是猎物，是客体。 

　　这正是爱变成一种需要的时刻。正如孩子断乳以后要去寻求父母那再度使他感到放心的注视，女人通过男人钟情的注视也必然会感到，她毕竟还是和那个她的肉体刚刚痛苦离开的整体是连为一体的。她极少感到彻底满足，即使她感到了性高潮；她并没有因她的肉体的那阵发作而得到彻底的发泄；她的欲望以爱的形式继续存在。男人在给予她快感时虽加深了她的依恋，但并没有解放她。至于他，他不再渴求她；但她不会原谅这种短暂的冷淡，除非他已奉献给她了无限的、绝对的感情。倘若如此，片刻的内在性就会被超越，令人激动的往事就不会成为什么憾事，而是成为值得珍视的快乐；消退的快感就会变成希望和允诺；享乐的正当性就会得到证明；这时女人便可以体面地接受她的性生活，因为她超越了它；兴奋、快感和欲望，就不再是一种忧虑，而是一种恩惠；她的身体就不再是客体：而是一首赞美诗，一团火焰。 

　　这样她便可以热情地屈服于性爱的魔力；黑暗便会变成光明；恋爱女人便能睁开她的眼睛，便能仰望着爱她、其注视使她感到荣耀的男人。通过他，虚无变成了充实的存在，而存在则变成了价值；她不再沉沦于黑暗的大海，而是展开双翼向上腾飞，升向天空。于是，放纵变成了神圣的狂喜。当女人重新得到她的爱人时，她被占有了，被探访了，就像圣母玛丽亚被上帝占有和探访那样，就像信徒被他的主占有和探访那样。这就是虔诚的赞美诗和性爱的颂歌有着朦胧的相似之处的原因；这并非是因为神秘的爱情始终带有性的特性，而是因为女人的性欲在爱情中略带神秘色彩。“我的上帝，我所崇拜的人，我的主”——同样的词语从跪拜着的圣女和床上的恋爱女人的口中说出；一个把她的肉体献给了基督的霹雳，伸开双手准备接受十字架的圣痕，请求神圣的爱能火热地出现；另一个也在奉献和期待：霹雳、标枪和箭，被体现在男性的性器官当中。两种女人有着同样的梦想，这是童年的梦想，神秘的梦想，爱的梦想：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达到最高的生存。 

　　人们有时坚持认为，对消灭灵魂和肉体的欲望导致了被虐狂。但是正如我在讨论性爱问题时指出的，它只有在我“试图借助于他人的代理，被我自己的客体地位给迷住”的时候，就是说，它只有在主体意识反指自我，看到自我处于羞辱地位时，才能够被称为被虐狂。恋爱女人并不仅仅是认同于自我的自恋者，而且，由于干预了可以接近无限现实的另一个人，她还有一种要去超越自我的有限范围、使自己变成无限的强烈欲望。她纵情去爱首先是为了拯救她自己；但是这种盲目崇拜的爱的矛盾之处在于，她在试图拯救自己的同时，最后完全否定了自己。她的感情达到了一种神秘度（a mysticsldimesion）；她不再需要她的上帝赞美她，认可她；她希望和他融合在一起，希望在他的怀抱中忘却自己。德·阿古勒夫人写道： 

　　“我希望做一个爱的圣徒。我渴望在提升和禁欲的疯狂这种时刻殉道。”这些话表明了对完全毁灭自我、取消那条把她和她的恋人隔开的界线的欲望。这里无疑有被虐狂心态，但也无疑有极度欢悦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女人首先需要去服务；因为在迎合情人的要求时，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将和他的生存联为一体，她将去分享他的价值，她的生存正当性将得到证实。 

　　根据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AngelusSilesius）的看法，甚至连神秘主义者也愿意相信神需要人，否则他们的献身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了。男人要求得越多，女人就越感到满足。虽然维克多·雨果强求朱利埃特·德鲁埃隐退，对这个年轻女人来说是一种沉重负担，但人们觉得她在服从他时是幸福的，因为呆在家里，就可以做些让她的主人感到快活的事情。她也以积极的态度去尝试做个有用于他的人。她为他烹调可口的饭菜，为他安排舒适的小窝；她整理他的衣服。她给他写道：“我要你多多地弄破你的衣服，而我要亲手把它们全都给洗净补好。” 

　　她为他读报，剪辑文章，把信件和笔记分类整理，抄写手稿。当诗人把部分工作委托给女儿莱奥波狄娜时，她感到不胜悲哀。 

　　这些特征在每一个恋爱女人身上都可以发现。假如需要，她会以情人的名义自己对自己实行专制；她扮演的所有角色，她拥有的一切，她生活的每一分钟，都必须奉献给他，这样它们才能够有自身的raison d etre［存在理由］；她希望自己除了他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不幸的是，他对她一无所求，以至敏感的情人会虚构出一些要求来。她最初想通过爱情进一步证实她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的过去，进一步证实她的人格，但这里她也包括了她的未来，为了证实她的未来是正当的，她把未来交给了一个拥有一切价值的人来掌握。这样她便放弃了她的超越，让这种超越依附于身为主要者的那个人的超越，让她自己成为他的附庸和奴隶。要发现自我和拯救自我，她就必须先在他那里失去自我；而实际上她确实一点一点地在他那里彻底失去了自我；对她来说，整个现实都在那个人身上。最初仿佛是将自恋神化的爱情，最后要在往往导致自我摧残的奉献所造成的痛苦欢乐中实现。 

　　在［伟大恋情]的最初日子里，女人变得比以前更漂亮、更优美。德·阿古勒夫人写道： 

　　“当阿德勒为我梳头时，我看着我的前额，因为你爱它。”这面容，这身体，这房间，这我——她全都为它们找到了（存在理由]，她以这个爱她也为她所爱的男人为中介，对这些非常珍视。但是稍后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她完全放弃了卖弄风情；如果她的情人希望，她倒是会改变当初那种比爱情本身更珍贵的形象；她把她所扮演的、所拥有的都变成了主人的采邑；他什么都不关心，她被遗弃了。她想把每一次心跳、每一滴鲜血以及她的骨髓全都奉献给他； 

　　而在殉道的梦想中表现的正是这一点：她想把自我奉献扩展到这一步，以至想去受折磨，想去死，想成为情人脚下的土地，想除了迎合他的要求，什么角色也不去扮演。对他无用的一切，她都疯狂地去破坏。如果她用自我铸成的现在被全心全意接受了，就不会出现任何被虐狂心态；例如在朱利埃特·德鲁埃身上，这种迹象就几乎看不到。由于极度的崇拜，有时她会跪在诗人画像前，请求原谅她可能犯下的任何过错；她并没有转而对自己感到气愤。 

　　不过，从慷慨而温柔的感情一下子降到被虐狂，完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恋爱女人在情人面前处于孩子在父母面前的地位，也容易产生对他们的有罪感；只要她爱他，她就不会反抗他，但她会反抗她自己。如果她不能吸引他，不能使他幸福，不能满足他，她的全部自恋就会变成自我厌恶，变成羞辱，变成恨自己，从而驱使她去自我惩罚。在多少有些漫长的危机期间，有时甚至是一辈子，她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受害者，她会疯狂地拼命伤害她那不能使他完全满意的自我。她此时的态度是名副其实的被虐狂。 

　　但是，我们不应当把恋爱女人为了报复自己而想让自己受苦这种情况，同她的目标在于肯定她的男人的自由与权力那种情况混为一谈。人们常说妓女以挨她男人的打为荣，仿佛这是真理；但是使她得意的，并不是她想挨打和做奴隶的念头，宁可说是她所依附的男性所具有的力量和权威，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也很愿意看到他虐待别的男性。的确，她常诱使他去打斗，因为她希望自己的主人能够拥有并显示她是其中一员的外界所公认的价值。 

　　如果说女人是在屈从男性的任性时得到了快感，那么她也会羡慕一个有主权的自由者在对她实行专制时所采取的明显行动。必须注意，如果情人的威望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破坏，他的殴打和要求就会顿时变得可惜；这些只有在证明被爱者的神圣性时才是可贵的。不过如果它们证明这一点，那么感到自己是自由行动的另一个人的猎物，就会成为令人陶醉的快活。 

　　生存者发现，通过另一个人的变化着的专横意志去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是一种极其惊人的冒险；人们对永远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感到厌倦，而盲目服从则是人所共知的彻底改变的唯一机会。女人就是这样根据情人的飘移不定的梦想和专横的命令，变成了奴隶、王后、花朵、雌鹿、彩色玻璃窗、荡妇、仆人、高级妓女、缪斯。伙伴、母亲、姐妹和孩子。只要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直保持着无变化的屈从，她就会欣喜若狂地参与这些变形。无论从爱情层面来看，还是从性欲层面来看，虐待狂显然都是未满足的女人，由于对别人和她自己皆感到失望而采取的旁门左道；但它并不是快活的听天由命的态度的自然倾向。被虐狂心态使自我永远处于被埋没、被贬辱的状态中；爱情所引发的自我忘却，受到身为主要者的主体的欢迎。 

　　世俗爱情和神秘爱情一样，其最高目标也是认同于被爱者。价值衡量的标准和世界真理都在他的意识之中；因此仅仅为他服务还是不够的。恋爱女人还试图用他的眼光去观察，去读他读的书，去喜欢他喜欢的图画和音乐；她只对和他一起见到的景物感兴趣，只对他的想法感兴趣；她沿袭他的友谊、他的敌人、他的见解；当扪心自问时，她想听到的是他的回答； 

　　她希望自己的肺里有他呼吸过的空气；凡不是出自于他的手的果实和花朵都索然无味。她的空间位置甚至颠倒了过来：世界中心不再是她的位置，而是她情人的位置；条条大路通他家，并且以他家为始点。她使用他的词汇，模仿他的姿态．具有他的怪癖和抽搐。《呼啸山庄》里的凯瑟琳说，“我就是希思克利夫”；这是每一个恋爱女人的呐喊；她是她恋人的另一个化身，是他的反映、他的重影：她就是他。她让她自己的世界意外地坍塌了，因为她实际上生活在他的世界里。 

　　女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被恋人承认是他本人的一部分；当他说“我们”时，她被同他联系在一起并被认同于他，她和他共同分享他的威望，共同统治其余世界；她对（甚至过分地）重复这个令人愉快的“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厌倦。当恋爱女人对一个为她所绝对需要的人来说，对一个在世界上昂首向前、追求必要的目标并以必要的形式把世界返还给她的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时候，她便通过她的屈从获得了那种辉煌的财产——绝对。正是这种确信给她带来了崇高的快乐；她觉得自已被提升到上帝右手的位置。对她来说，即使只有次要的位置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在极其令人惊叹的有序世界上永远有她的位置就行。只要她在爱也在被爱，并且为她的恋人所必需，她就觉得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了证实：她懂得平静和幸福。这也许就是埃西夫人和灵魂受到良心谴责以前的谢瓦利埃·戴迪在一起时的命运，或者是受到维克多·雨果的有力庇护的朱利埃特·德鲁埃的命运。 

　　但是这种令人陶醉的幸福很少能持久。任何男人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上帝。根据她的一厢情愿，这种关系被没有上帝的神秘所维系着；不过这个被尊为神的男人，虽不是上帝，却是存在的。从这一事实引出了恋爱女人的种种苦恼。她的极寻常命运被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的著名一段话所总结：“我的朋友，我永远爱你，我痛苦地等待着你。”当然，男人的痛苦也和爱情有关，但他们的痛苦要么时间短暂，要么不太严重。本杰明·贡斯当希望为雷卡米耶夫人而死，但他一年后即恢复正常。司汤达想念梅蒂尔德想了好几年，但这种想念是美化而不是破坏了他的生活。而女人，由于承担次要角色和完全接受依附，却为她自己造就了一个地狱。每一个恋爱女人都会把自己看做安徒生童话中的小美人鱼，通过爱，用自己的尾巴换来了女性的大腿，然后发现自己行走于针尖和熊熊的炭火之上。被爱的男人未必是绝对必需的、高于机遇和环境之上的，而女人也未必不为他所必需；他未必处在可以证实女性生存的正当性的地位上，即使他崇拜她；而且他也不允许自已被她占有。 

　　真正的爱情应当接受他人的偶然性，就是说，接受他的缺点、他的有限性、他的无缘无故的言行。它不会自命是一种拯救方式，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盲目崇拜的爱情认为被爱者具有绝对价值，在所有旁观者看来，这很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他根本不配有那爱情”，在恋爱女人周围的人窃窃私语说，而后生们则一想到某些像吉尔伯特伯爵那么病容满面的英雄，就会付之一笑。女人一旦发现所崇拜偶像的缺点和平庸，就会感到极度失望。小说家们，如柯莱特，就常常描写这种悲痛。这种幻灭要比孩子看到父亲威望被毁掉时所产生的幻灭更为残酷，因为女人亲自挑选了那个人，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存在交给了他。 

　　即便人选者值得有最深沉的爱，由于他的真实面目有点俗气，是世俗的，这个男人也不再会完全得到如至高者面前的跪拜者那样的爱；她会感到被那种严肃态度所愚弄，这种态度拒绝认为价值是附带的——这就是说，拒绝认为它们在人的生存中有自己的根源。她的不真诚月在她和她所崇拜的男人之间设置了障碍。她膜拜他，她崇拜他，但对他来说她不是朋友，因为她没有认识到他在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没有认识到他的设计与他的目标和他本身一样脆弱；她把他看成信念和真理，所以她曲解了他的自由一一他的犹豫和精神痛苦。这种拒绝以人的尺度去衡量情人，就是女性许多荒谬的原因。女人要求得到情人的偏爱。答应吗？那他就是慷慨的、富有的、伟大的；他就如同国王，就是神。拒绝吗？那他就是贪婪的、卑鄙的、残忍的；他就是如同魔鬼和牲畜一般的人。也许人们很想提出反对的理由：如果“是”竟是个如此令人惊愕的、异常过分的回答，人们还应当对“不”感到吃惊吗？如果“不”暴露了如此卑鄙的自私自利，为什么还要对“是”感到那么奇怪呢？难道在超人和非人之间就没有人的位置吗？ 

　　破落了的神不是人而是赝品；情人除了证实他确实是那个在接受献媚的国王——或承认自己是个篡位者，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不再受到崇拜，他肯定会遭到践踏。由于她已经在她恋人的额头上绕上了荣耀的光环，恋爱女人不许他有任何软弱；如果他没有实现她置于他身上的形象，她会感到失望和苦恼。如果他疲倦或漫不经心，如果他在不适当的时间饿了或渴了，如果他做错事或自相矛盾，她就会认为他“不能控制自己”并加以抱怨。她以这种间接方式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她会因为任何未经她批准的冒险而去指责他；她审判她的法官，她拒绝给他属于他的自由，因为本来他就应当是她的主人。她的崇拜在他不在时比他在时往往更能得到满足；如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女人把自己奉献给已经死去的或不可能见到的英雄，这样她们便可以不必面对他们本人，因为有血有肉的人必然和她们的梦想相反。于是便有这样的梦想破灭的说法：“人们可不要相信迷人王子。男人只是个卑劣的小人”，诸如此类，等等。假如不曾要求他们成为巨人，似乎他们就不会成为矮子。 

　　热情的女人所遭受的灾难之一，是她的慷慨会马上变成危机。由于认同于另一个人，她要求弥补她的损失；她必须占有那个捕获她的人。她把自己彻底地献给了他；但他必须完全配得上接受这种礼物。她把每一分钟都奉送给他，但他也必须时时刻刻都在身旁；她希望只为他活着——但是她也希望活着，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地让她活着。德·阿古勒夫人向李斯特写道： 

　　我爱你有时很蠢，那时要是我不能、不想、不该如你对我那样一心想着你，我便不能理解。 

　　她试图抑制她想成为他的一切的自发愿望，这种哀求也表现在德·莱斯皮纳斯的这些话里： 

　　哦，上帝！要是你能知道我过的日子、我的生活有多么空虚，我是如何地被剥夺了见到你的兴趣和快乐，该有多好啊！亲爱的朋友，对于你来说，只要有娱乐、职业和行动，这就足够了；而对于我，我的幸福就是你，并且只有你；假如我不能在这辈子天天见你爱你，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 

　　最初恋爱女人以完全满足情人的欲望为乐；后来，就如纵火者基于职业爱好处处放火那样——她致力于唤起这种欲望，这样她便可以经历满足的过程。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成功，她就会有一种极大的羞辱感和无用感，以至她的情人会装出其实他并没有的热情。她在让自己变成奴隶的同时，也找到了束缚他的最可靠方法。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爱的另一种不真诚，对此许多男人——例如劳伦斯和蒙特朗，曾怨恨地暴露过：它以赠送的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它却是一种专制。本杰明·贡斯当在《阿道夫》一书中，辛酸地描绘了女人过分慷慨的热情给男人所带来的锁链。“她对她做的牺牲考虑得不周全，因为她没有考虑到让我接受它们”他在谈到埃丽奥诺时残忍地说。 

　　实际上接受是约束情人的一种义务，它甚至不会给他带来仿佛是给予者的那种好处；女人要他愉快地接受她用以制服他的负担。她的专制是贪得无厌的。恋爱男人也是专制的，但当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时，他便满足了；而女人急于作出的奉献却没有限度。情人若是信任他的情妇，便不会感到任何不快，即使她心不在焉，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忙碌；他确信她是属于他的，他宁肯占有一个自由人，也不愿意占有一个物。相反，对女人来说，她在情人不在时总是受折磨；他是眼睛和法官，只要他一看什么东西而不是在看她，她就会感到受挫；无论他在看什么，他都剥夺了她；而他如果从她身边走开，她又会觉得失去了自己和世界；即使他坐在她身旁读书写作或无论做什么，她也会觉得自己遭到了遗弃和背叛。她讨厌他睡觉。 

　　但是波德莱尔却对睡着的女人独怀情钟：“你美丽的眼睛疲倦了，我可怜的爱人”；普鲁斯特也心醉神迷地看着睡着的阿尔贝蒂娜。关键在于男性的嫉妒仅仅表明了排他性占有的意志； 

　　睡觉时被爱的女人恢复了童年那种无敌意的坦率，她不属于任何人。只要有这种确信就足够了。但是这个神。这个主人，不应当向恬静的内在性投降；女人以敌视的眼光看待这被毁掉的超越；她憎恶这动物似的惰性身体，因为这身体不再为她存在，而是存在于自身当中，沉溺于一种偶然性之中，而她的偶然性又是这种偶然的代价。维奥莱特·勒杜克在《我恨睡觉的人》中强烈表达了这种感情： 

　　我恨睡着的人。我怀着恶意俯视着他们。他们的屈从令我愤怒。各派这无意识的沉静，这盲目热情的脸……我那位睡着的入／又难醒来，他完全解除了一切……我恨他有力量通过失去意识去创造一种我无法分享的沉静……我们迅速飞离地面，我们共同腾空而起，翱翔、等待、到达、呻吟和消失。我们一本正经地去偷懒。我们发现了新的虚无……现在你却睡着了……你睡着时我恨你。 

　　神可不能睡着，免得变成泥土、肉体；而不能不一直出现，免得他的造物沉入虚无。对女人来说，男人睡觉是自私，是背叛。情人有时弄醒他的情妇：这是为了拥抱她；而她弄醒他只是为了不让他睡觉，为了让他呆在那里，呆在屋里，呆在床上，呆在她的怀抱里——就和上帝呆在圣所里一样。这就是女人想要的：她是个看守。 

　　不过她并不想让他只成为她的囚犯。这是爱情的痛苦矛盾之一：若是做了囚犯，这个神的神性就会被剥夺。女人通过把她的超越性转给他，来保持这种超越性；但是他必须用它影响整个世界。如果两个情人都陷入了绝对热情，他们的全部自由就会被贬为内在性；于是死亡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这是神话《特里斯丹和绮瑟》的含义之一。两个注定只为对方活着的情人都已死去：他们死于无聊，死于寄托于本身的爱情的慢性挣扎。 

　　女人意识到这种危险。她本人除了在疯狂嫉妒的危机时刻，都会要求男人成为全部设计、全部行动的体现，因为如果他和功绩无缘，他就不再是英雄。骑士为新的冒险离家出走，当然会冒犯他的情妇，不过若留在她的身边，则只会引起她的蔑视。这是难以对付的爱情痛苦； 

　　女人希望彻底地占有男人，但是她又要他超越他可能拥有的任何礼物：一个自由人不可能被拥有。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她想把一个身为“遥远造物”的生存者囚禁在这里，但是她也十分清楚，这种想法注定要失败。“我亲爱的朋友，我爱你就如同人们应当去爱的那样，是那么过分、疯狂、狂喜、绝望，”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写道。盲目崇拜的爱若是精明的，肯定会绝望。因为，恋爱女人若要求她的情人成为一个英雄、巨人、半神，她也就会要求自己在他面前不是整个世界，即使她除非彻底占有他否则不可能有幸福。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 

　　女人的热情是对她自己一切权利的完全放弃，所以它恰恰会主张那个异性也有同样的感情，同样想放弃的欲望，因为，如果两个人各自都为爱作出了这种放弃，根据我无可奈何的看法，也许我们会问，在他们身上会产生虚无的恐惧吗？女人希望被占有……所以她要某人去占有她，这个人并不奉献自己，也并不放纵自己，而是相反，他希望通过爱，丰富他的自我……女人去奉献她自己，男人则通过占有她去充实他自己。 

　　女人至少可以从她给爱人带来的丰富中得到她自己的快活；的确，她在他面前不是一切，但她将试图相信自己是不可缺少的；需要中没有任何程度问题。如果他“没有她就无法活下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他可贵的生存的基础，并由此引申出她自己的价值。她的快乐就是为他服务——但他必须愉快地承认这种服务；根据奉献的通常辩证关系，奉送变成了一种要求。 

　　而思想严谨的女人必然会扪心自问：他真的需要我吗？男人在喜欢她、渴望她时，有一种个人的柔情与欲望；但是他对处于她的位置上的其他人不也同样会产生一种个人感情吗？许多恋爱女人允许自己受骗；她们想忽略了一般包括在特殊之中这一事实，而男人则由于他最初也产生过这一幻觉，而把它给加深了；他的欲望常常像一团火，仿佛在蔑视时间；在他想得到那个女人的那一刻，他非常想得到她，而且只想得到她。无疑那一刻是绝对——但这是暂时的绝对。不了解这一点，女人就会被愚弄，而且会永远被愚弄。由于被主人的拥抱奉为神圣，她认为自己一直是神圣的，注定是为神服务的——只有她才能这么做，别人都不能。然而男性的欲望不但专横而且存在时间很短；一旦得到发泄，很快就会消失，可是往往是到后来女人才会被爱情迷住。这是整个通俗文学作品和许多顺口溜的主题。“小伙子从她身边路过，姑娘就唱……小伙子在唱，姑娘就流泪。” 

　　即便男人长久地依恋一个女人，也仍然不能表明她对他就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她所要求的却正是这个，因为她的自我退让只有在恢复地的帝国的条件下才能够拯救她；相互性是不可能逃避掉的。所以她只能要么受苦，要么对自己说谎。她往往抓住了虚假的稻草。她认为男人的爱完全是她所给予他的爱的副本；她不诚实地把欲望当做爱情，又把动起当做欲望，把爱情当做宗教。 

　　她强迫男人对她说谎：“你爱我吗？和昨天一样爱？你会永远爱我？”等等。她很聪明地在某一时刻提出问题，尤其是在环境不允许作出任何回答时；在性交拥抱过程中，在临近大病初愈时，在抽泣之间，在铁路站台上，她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她把强得来的回答当做战利品，她的沉默意味着她有所求；每个恋爱女人都或多或少是偏执狂。我记得有个朋友在谈到她远方的情人的长久沉默时说：“当一个人想断绝关系时，这个人应当写信宣布决裂”；后来她终于收到一封毫不含糊的来信：“当一个人真想断绝关系时，这个人就不写信。” 

　　在考察这些自恃时，往往很难确定病态的精神错乱是从哪里开始的。根据疯狂的恋爱女人的描绘，男人的行为似乎一向是古怪的：他是个神经病患者、虐待狂、个性压抑者、被虐狂、魔鬼、不稳定型的人、懦夫，或者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他蔑视最严格的心理学解释。“X崇拜我，他嫉妒得发疯，他想让我戴着面罩上街；但是他是个特别怪的人，他对爱情非常提防，以至当我按他家的门铃时，他在门口见我，不让我进去。”或者还有：“Z 以前非常崇拜我。但他太骄傲了，不让我去里昂和他住在一起。 

　　我来到里昂，和他同住在家里。8天后，没有发生任何争执，他就把我给赶了出来。我又见他两次。当我第三次想见他给他打电话时，他在我的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他是个神经病。” 

　　当男人作出解释时，这些神秘的故事就变得一目了然了：“我绝对没有和她相爱过”，或者，“我和她很要好，但我无法和她住上一个月”。如果不诚实变得太顽固，它就会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因为色情狂的恒定特征之一，就是认为情人的行为仿佛是神秘的、荒谬的；由于产生了这种怪念头，病人的狂爱总是可以突破现实的阻力。正常的女人有时会最终向真理屈服，承认她不再被爱这一事实。但是只要她没有失去全部希望并且自己也这样承认，她就会永远有那么点不老实。 

　　甚至在彼此相爱的情况下，两个情人的感情也有根本的不同，这一点文人总是想隐瞒。 

　　男人没有她，肯定也能够证明他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所以她才希望通过他来证明她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如果他对她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就意味着她要逃避她的自由；但是如果他接受他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他就不会成为英雄，甚至也不会成为一个人），那么便没有什么人或物对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女人接受依附性是由于她软弱；所以，她怎么可以在她所爱的男人的力量中，发现相互的依附性呢？ 

　　一个非常苛求的人，不可能在爱情中得到安宁，因为她所考虑的目的有着固有的矛盾。 

　　她在经历了分手的折磨之后，还要冒着变成男人的负担而不是成为他的奴隶的风险，这一点她已经想到了；由于无法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变得纠缠不休，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这确实是一个常见的悲剧。如果恋爱的女人比较聪明，不那么不肯让步，她就会变得听天由命。她不是一切。她不是不可缺少的：这足够用的了；另一个女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补上她的位置，因此她会对留在那个位置上感到满足，她会接受她的奴役地位而不要求同样的回报。 

　　所以她能够享受到有节制的幸福；但即使在这样的范围，幸福也不会是明朗的。 

　　恋爱女人比妻子更痛苦，她是等侍者。如果妻子本人只属于色情型，那么母性和主妇的责任，忙碌和快乐，对她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只有丈夫的存在才能够把她从无聊的监牢中给解救出来。塞西尔·索瓦热在她刚结婚时写道：“你走了以后，我几乎不值得朝窗外看一眼； 

　　我的一切都停顿了，我只不过是扔在椅子上的一件小衣服而且。”如我们所见，热烈的爱情往往是在婚外迅速成长并开花的。朱利埃特·德鲁埃的生平就是彻底的毕生奉献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这是长期的等待。她向维克多·雨果写道：“我永远等着你。我就像笼子里的松鼠似的等待……我等你是因为我毕竟宁愿等着你，也不愿意相信你根本不会来到我的身边。” 

　　她就这样无限地等下去。她从富有的保护人杰米多夫王子那里逃出来以后，雨果一直把她关在一个小寓所里，12年不许她单独出去，以免她和昔日的朋友有任何瓜葛；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甚至在命运改善以后，她也仍然只为她的情人活着——尽管她很少见到他。这并没有影响她的爱，但使她心中充满辛酸，如她的信中所表明的。她梦想有一种能把自由和爱情协调起来的关系：“我想既做独立的人又做奴隶”；但是她和女演员一样失败了，只好听任爱情的摆布。在主人来访的间隔期间，她别的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给他写了17000封信。平均每年有三四百封。后宫女人的最大恐怖是，她的日子要在无聊的荒漠中度过：如果男性不去使用属于他的客体，她就什么也不是了。［私通女人]的处境是相似的：她只想是这个被爱女人，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值得的。于是为了生存，她必须让她的情人留在她的身边，专注于她； 

　　她在等待的他的到来，在等待他的欲望，在等待他从睡梦中醒来；只要他一出去，她就会立刻再盼他回来。这种灾难，沉重地压在芬妮·赫斯特的《后街》和罗莎蒙德·雷曼的《马路风云》的女主人公头上，两者都是纯粹爱情的祭司，又都是爱情的牺牲品。这是对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的残酷惩罚。 

　　等待可以是快乐；对于盼望她的爱人并且确知他在匆忙向她赶来，确知他在爱她的女人来说，等待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希望。但是随着这种能够把“不在”变成“在”的得意自信之慢慢衰退，令人痛苦的不安便会开始伴随着这种“不在”：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就认识一个女人，她每次收到情人来信都感到惊讶：“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会说。如果他问为什么，回答则是：“你不可能回来；当我盼你时，我总是感到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 

　　最坏的事莫过于他可能不再爱她了：他可能爱上另一个女人。因为女人努力认真为自己制造的一种幻觉（她会对自己说：“他爱我爱得发疯，他能够只爱我一个人”），并不能消除嫉妒的折磨。允许作出热情而矛盾的肯定是不诚实的特征。所以一个疯子要是顽固地坚持他是拿破仑，他就不会对认为自己同时也是理发师感到尴尬。女人极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他真爱我吗？但她却一百次地这样问自己：他爱上别人了吗？她不承认她的情人的偏爱会一点点地消退，她也不承认他很少会像她那样评估爱情：她会立刻臆想出竞争对手。 

　　她会认为爱情是自由的情感，同时又是魔咒；而且她还会假定，当“她的”男性被她这个聪明的阴谋家给“迷住”和“网住”时，他当然会把她当做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来爱。男人认为和他结合的女人是内在的；这是他准备去扮演布勃罗舍（Boubouroche）的原因；让他认为她也是另一个人，可能会离开他，这是困难的。和爱情一样，嫉妒在他身上通常只是短暂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会很严重，甚至会导致谋杀，但他极少有长久的不安。他的嫉妒往往是派生出来的：当他觉得他的事业不顺利时，当他觉得生活在伤害他时，他便会认为他的女人在嘲笑他。 

　　另一方面，因相异性和超越性而爱自己的男人的女人，会时时刻刻都有危机感。在“不在”的背叛和不忠之间没有多大距离。从她感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完美地被爱那一刻起，她就开始嫉妒了，鉴于她的要求，这差不多一向是她的实情；不论采用什么借口，她的指责和抱怨都有嫉妒感的表面；她将以这种方式去表达对等待的不耐烦和厌倦，去表达她依附的酸楚，她对只有残缺不全的生存的遗憾。她的整个命运都和情人抛给另一个女人的每一个目光有关，因为她已把她的整个存在认同于他。于是她情人的目光，哪怕只转向陌生人一刹那，都会把她给惹恼；但是如果他提醒说她刚才也注视了某个陌生人，她就会坚定地回答说：“那可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她是对的。一个被女人注视的男人是一无所获的；在女性肉体变成猎物以前，没有任何礼物可以奉送。被觊觎的那个女人却立刻会变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被渴望的客体； 

　　而这个女人便会受到如此轻视，以至落到普通泥土的地位。所以她才会永远保持警惕。他在干什么？他在看谁？他在和谁说话？无论她会有什么想法，笑容都会立刻从她脸上消失；把她从“不朽的珍珠般的光芒”下，抛到寻常的暗淡光线中，只需要一刹那。她从爱得到了一切，失去它她也会失去一切。不论是含糊还是明确，是无根无据还是理由充分，嫉妒都是令女人发疯的一种折磨，因为它与爱情完全不符：如果背叛已是无可置疑，她就必须要么放弃把爱情视为宗教，要么放弃去爱。这是剧烈的激变，难怪连恋爱女人也会产生怀疑和误解，着魔似的想要发现那毁灭性的事实真相，又着魔似的害怕会发现这种真相。 

　　由于既骄傲又焦虑，女人也许会经常受到嫉妒的折磨，然而她也可能在这方面始终是错的：朱利埃特·德鲁埃就痛苦地怀疑过接近雨果的每一个女人，却单单忘掉了莱昂妮·比阿德，而她做他的情妇有8年之久。由于无法确定，每个女人都是对手，都是威胁。爱情破坏了同其他女人建立友谊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恋爱女人被封闭在她情人的世界；嫉妒加剧了她的隔绝，使她的依附性变得更加狭窄。然而它也缓解了她的无聊，守住丈夫是工作，但守住情人却是神圣的义务。若是女人在沉迷于幸福崇拜时忽视了自己的容貌，那么她一旦预感到危险，就又会开始注意到它。打扮、料理他们的房间、出现在社交场合，是斗争的方方面面。 

　　这种斗争是振奋精神的活动；只要她有理由确信会胜利，这个斗士就会在斗争中产生出强烈的快感。 

　　但是，对失败的痛苦恐惧，也会把自由的慷慨赠送变成屈辱的服务。男人为了自卫发动了攻击。甚至连有自尊心的女人也会被迫变得温柔被动；部署、谨慎、诡计、微笑、魅力和温顺，是她最精良的武器。我仍然可以记得一天傍晚我出其不意地按门铃，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时的情形。我是两个小时前离开她的，那时她的妆化得很差劲，衣着不整，两眼无神。 

　　但现在她在盼望着他的到来。见到我时，她又恢复了常态，但在我有机会看她的那一瞬间，发现她虽然已为他准备妥当，可是由于害怕，她高度紧张，歇斯底里，随时准备把任何痛苦隐藏在轻松微笑的后面。她的头发已精心梳理过，她的嘴唇和双颊涂上了非同寻常的颜色，她还穿着一件白得刺眼的花边上衣。赴宴的衣服，战争的武器！按摩师、“美容师”深知他们的顾客给似乎无用的虚饰带来了怎样悲剧性的重要性：一个女人为了吸引情人必须发明出新的诱惑，一个女人必须变成他希望遇到、他希望占有的那个女人！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不会恢复以前最先吸引他而现在也可以把他吸引到其他某个女人那里的他者形象。和丈夫一样，请人也有那种不可能满足的双重要求：他既希望他的情妇完全属于他，又希望她是陌生人；既希望她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又希望她有别于他能想到的一切，既希望她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希望她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女人被这种矛盾搞得惶惶不安，所以注定要受挫。她试图依情人的欲望塑造自己；许多在恋爱伊始因自恋得到满足而精神焕发的女人，在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那么热情的爱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疯狂得可怕的奴性；她们精神恍惚，虚弱无力，使清人感到为难。女人由于盲目献身而失去了使她妖冶动人的自由度。情人在她身上要去寻找他的反映，但如果他发现这种反映简直是太逼真了，他会感到厌倦。发现她由于自己的爱情而变丑和受到摧残，也同样是恋爱女人的不幸之一；她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奴隶，这么一个仆人，这么一面太容易到手的镜子，这么一个太忠实的应声虫。当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时，她的苦恼进一步贬低了她的价值；流泪、要求和争吵只能使她完全失去自己的吸5！力。一个生存者的价值在于他做了什么；但是她仅仅为了“是”（to be），就逐渐依赖不属于她自己的意识并拒绝做任何事。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写道：“我只知道如何去爱。”“我仅仅是爱”这句话是恋爱女人的座右铭；她除了爱什么也不是，而当她的爱失去对象时，她便什么也不是了。 

　　她常常会意识到她的错误，所以她会试图重新坚持她的自由，重新取得她的相异性，变得卖弄风情。在被其他男人渴望时，她又引起了那冷漠情人的兴趣。这是许多愤世嫉俗小说的陈旧主题；有时“不在”足以恢复她的威望。阿尔贝蒂娜在近处服服贴贴时仿佛是乏味的； 

　　她在远处就又变得神秘起来，引起了嫉妒的普鲁斯特对她的重新评价。 

　　但是要这类花招可要小心，如果被男人识破，就只会可笑地暴露出她身为奴隶的奴性。 

　　甚至成功了也还不是没有危险的；他由于她属于他而蔑视她，但他也由于她属于他而依恋她，不忠会消灭哪个，是蔑视还是依恋？既然她对男人冷淡，他就可能被惹恼并把她抛弃；不错，他是希望她有自由；不过他也希望她去奉献。她知道有这种危险，所以不敢妄自轻浮。让恋爱女人玩这种游戏几乎不可能；她太担心掉进由她自己设下的陷阱了。在某种程度上她仍考虑到她的情人，她对愚弄他会感到厌恶：谁让他在她心目中是一个神了呢？如果她赢了这场游戏，她就会毁掉她的偶像；如果输了，她就会毁了她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解救。 

　　一个谨慎的［私通女人］（但这些词是相互抵触的），会试图把情人的热情变成爱、友谊和习惯；或者试图用强有力的联系——孩子或婚姻，把他和自己拴在一起。这种想结婚的欲望缠扰着许多私通者：这是一种求安全的欲望。聪明的情妇会在尚年轻时就利用爱情确保她的未来；但是当她允许自己进行这种投机时，她就不该再有［私通女人〕这个名称。因为［私通女人〕疯狂地想永远捉住情人的自由，但并不想把它给毁掉。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自愿结合能延续一生的为数极少的情况，爱情宗教会导致突变的原因。和莫拉在一起时，德·莱斯皮纳斯小姐有幸第一次对此感到厌倦，她感到厌倦是因为她遇见了吉尔伯特，而他从自己那方面很快就对她感到厌倦。德·阿古勒夫人和李斯特的爱情，则死于这种毫不留情的辩证关系： 

　　那火一般的热情，那生命力，那抱负，既让李斯特吸引她的爱情，又注定让他得到别人的爱情。邓南遮的那种令人神往的光辉，则有他的不忠作为代价。关系破裂固然可以在男人身上留下痕迹，但他毕竟有他的男人生活可过。被遗弃的女人却不再是什么，也不再有什么。如果要问她以前是怎样生活的，她甚至回想不起来。她让自己从前的世界化为灰烬，以选定会突然把她给赶出来的新天地；她发誓要抛弃她相信过的所有价值，和她的朋友决裂；她现在发现她头上没有屋顶，周围全是一片荒漠。既然情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她将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呢？她像以前躲进修道院那样，躲进了疯狂的幻想之中；或者如果她因此变得太果断，就只有去死：或者像德·莱斯皮纳斯小姐那样很快就去死；烦恼可能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当女人把身体和灵魂向男人奉献了10年、20．年，当他牢牢处在她所置于的受尊崇的地位时，被抛弃就会成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可怕剧变。“我该怎么办？”一个40岁的女人问，“如果他不再爱我了，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她极其注意穿着打扮，但是她那僵硬衰老的面容几乎激不起新的热情；于是，她在一个男人的庇护下生活了20年，在这之后她还能爱上任何别的人吗？ 

　　一个40岁的人仍有许多岁月要度过。我还见到一个女人，她尽管面部因悲哀而浮肿，仍有迷人的眼睛和高贵的仪容；她在公开场合让眼泪趁人不注意时流下，除了自己的忧伤，她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那个神正在和另一个女人说着专为她编出来的瞎话；而这个王后被废黜后，却不再知道她是否统治过一块真实的领地。如果这个女人仍然年轻，她就会有机会恢复过来——新的爱情将会把她给治好。有时她在献身时会有更多一点的保留，认识到作为非唯一者这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她会比第一次更猛烈地冲向毁灭，因为她还必须去弥补过去的失败。只有在女人可以重新掌握自己时，绝对爱情的失败才能成为非常有益的教训；埃洛伊丝和阿贝拉分手后没有落魄，因为她通过管理修道院确立了独立的生存。柯莱特的女主人公们自尊心太强了，太有手段了，她们不会因为失恋而毁灭；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女人也是如此。然而，极少有哪种罪过会比把自己完全置于另一个人的掌握之中这种慷慨所造成的错误，更该受到严厉惩罚的了。 

　　真正的爱情应当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相互承认的基础上；这样情人们才能够感受到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会放弃超越，也不会被弄得不健全；他们将在世界上共同证明价值与目标。对这一方和那一方，爱情都会由于赠送自我而揭示自我，都会丰富这个世界。乔治·古斯朵夫在他论述自我认知的一书中，非常准确地总结了男人对爱情要求些什么。 

　　爱情使我们离开自己，从而向我们揭示自己。我们通过接触那种外在于我们并补充于我们的事物肯定我们自己……爱情作为一种感受形式，甚至在我们已经生活在里面的景致之内，它揭示了新的天、新的地。这里面有个重要秘密：世界是不同的，我自己是不同的。我不再独自知道这一点。甚至还有更好的： 

　　某人告诉了我这一事实。所以女人在男人获得自我认知当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领导角色。 

　　这说明年轻男人的恋爱实习对他是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司汤达和马罗对这段话里所出现的奇迹是多么惊讶：“我是我自己，我是不同的。”但是古斯朵夫写这番话时他却是错误的： 

　　“同样，男人对女人来说，也是她和她自己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因为她今天的处境和男人不是同样的；男人虽然被揭示成另外一副模样，但他仍是他自己，而且他的新模样同他的人格总体联为一体。只有当女人的生存与男人的pour-soi［自为]生存同样重要时，她才可以是如此；这意味着她要有经济独立地位，她要向她自己的目的运动，并且要在无须利用男人充当代理人的条件下向着社会总体超越她自己。爱情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是可以实现的，如马罗在《人的命运》中所描写的乔与梅之间的爱情就是如此。女人甚至可以扮演男性的支配角色，如德·华伦夫人和卢梭在一起时就是这样，柯莱特《心爱的人》一书中的丽亚和谢利在一起时也是这样。 

　　但是女人往往只知道自己是不同的、相对的；她的pour-autri［他为]、她与他人的关系，同她的存在（being）混为一体；对于她，爱情不是“她同她自己”的中介，因为她并未获得自己的主观生存；她仍然淹没在不仅被男人所揭示也被他所创造的这个恋爱女人当中。 

　　对她的拯救要依靠这个创造了她并能够马上把她摧毁的专横的自由者。她在这个男人面前，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之中，他控制了她的命运，却对这一命运不全了解，也不十分想了解。她危险地借助于一个他人，她在她自己的命运面前，是一个痛苦而又无能的旁观者，这个他人作为不自觉的暴君，作为不自觉的强行执行者，由不得她也由不得他自己地具有敌对的外貌。 

　　所以女人在爱情中不是去寻求结合，而是在体验最凄楚的孤独；不是去寻求合作，而是在体验斗争和并不少见的恨。对女人来说，爱情是通过接受她所被判定的依附性而获得幸存的最大努力；但甚至在同意的情况下，依附性的生活也只能在恐惧和奴性中度过。 

　　男人们争先恐后地宣布爱情是女人的最高成就。尼来说：“女人若是作为女人去爱，便只能更加女性化”；巴尔扎克说：“在最佳的生活当中，男人的生活是名，女人的生活是爱。只有在女人使她的生活成为一种不断的奉献，就似男人的生活是不断的行动的时候，她和男人才是平等的。”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着骗局，因为她所奉献的，男人根本不急于接受。男人并不需要他所要求的无条件奉献，也不需要对他的虚荣心加以奉承的盲目崇拜的爱情；他只有在无须满足这些态度所隐含的相互要求的条件下才会接受它们。他谆谆告诫女人说，她应当奉献——而她的奉献又让他心烦意乱；她由于她的奉献无用，由于她的生活空虚而处于困窘当中。将来有一天女人很可能不是用她的弱点去爱，而是用她的力量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我——到了那一天，爱情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她，都将成为生命之源，而不是成为致命的危险之源。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爱情是以最动人形式表现的祸根，它沉重地压在被束缚于女性世界的女人的头上，而女人则是不健全的，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无数的爱情殉道者都证明了，这种不公正的命运把不毛之地的地狱，当做最后的拯救来予以提供。 

第二十四章　修女

　　爱情是女人的最高使命，当她把爱情指向男人时，她是在通过他去寻找上帝；如果环境不能给她以人的爱情，如果她失恋或过于苛求，她便可能决定去崇拜上帝本人的神性。诚然也曾有男人燃起过这种火焰，但他们的数量甚少，而且他们的激情具有被高度提炼过的智慧性质；而沉溺于天国婚礼之乐的女人却是成群结队，并且她们的体验具有特殊的感情性质。女人习惯跪着生活；她通常期望对她的拯救，能从男人拥有最高地位的天国降临。她们也会被彩云围绕，因为她们的尊严将来自于她们肉体消失之后的未知世界。被爱者总是或多或少虚无飘渺的；他用含糊的符号与他的崇拜者沟通；她只有通过信仰的作用才能够懂得他的心；他在她面前越是仿佛优越，他的行为就越是显得高深莫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信仰在色情狂身上抵制了所有矛盾。女人不用摸也不用看就可以感到最高存在（the presence）就在她的身边。无论这个最高存在是医生、神父，还是上帝，她都会感到同样无可置疑的确实性，作为婢女她将要在心中接受从上苍所涌下来的爱。人的爱情和神的爱情之所以被混在一起，不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升华，而是因为前者是向超越的延伸，是绝对。这在两种情况中都是一个通过恋爱女人与体现为至高者（a Spreme Person）的整体的结合，来拯救她的偶然性生存的问题。 

　　这种暧昧性在许多病态的或正常的情况下是令人瞩目的，此时要么情人被神化，要么上帝具有人的特性。我只举一个例子，这是斐迪埃尔在他的论述色情狂的著作中报告的。那个女病人说： 

　　我在1923年和〈新闻〉杂志的一位撰稿人通信； 

　　我领会到了他的文章的言外之意，他似乎在回答我的问题，在给我以忠告……我给他写了许多情书…… 

　　1924年我突然感到上帝要找一个女人，他要来和我讲话；我觉得他赋予了我一种使命，决定让我建一座神殿；里面要有一个中心，供医生照料女人用……恰好这时我被送进克莱蒙精神病院……有许多医生希望改造这个世界d我在我的小黑屋里感到他们在吻我的手指；我感到他们的性器官就在我的手里；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敏感，但很性感；翻过身去”；我把身子翻了过去，并感到他们就在我身上；这很愉快。 

　　……主任医师以博士真像个神；他走近我的床时，我觉得他有点问题；他看我时仿佛在说：“我是属于你的。”他确实爱我……有一天他的绿眼睛变蓝了，和天空似的，睁得那么大，真令人惊讶……他和另一个病人谈话时看他们对我的作用，他笑了……我被他吸引住了……虽然我有情人（我有十五六个），我还是无法离开他；他应当受谴责……每当我想把他忘掉时，他就会回到我的脑海……他会挖苦说：“别担心，你可以爱别人，但你终归要回到我身边”我常常给他写信，定下约会时间，我很守约；他相当冷淡； 

　　我觉得很蠢，便离开了……我听说他结婚了，但他会一直爱我……他是我的丈夫，但那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会说，“离开一切，和我在一起你会永远向上攀登，你会不再是个凡人。”你看，就是这么回事；每当我去寻找上帝时，我就会发现一个男人；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求助于何种宗教。 

　　这里我们谈到的是一个病态的实例。但是我们在许多奉献者身上仍然可以碰到这种人与神之间的纠缠不清的混乱。忏悔神父在尘世与天国之间尤其有含糊不清的位置。当忏悔者袒露她的心灵时，他用道德的耳朵去倾听，但是他的注视却把她罩在超自然的光明之中；他是上帝的人，他是以人的形式存在的上帝。居荣夫人就是这样描写她和拉·孔市神父的会面的： 

　　“感化的力量仿佛沿着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小路，从他那儿来到我这儿，又从我这儿回到他那儿，所以他感受到了同样的作用。”僧侣的干预可以治愈她长期所忍受的心灵空虚，使她的灵魂燃起新的热情。她生活在他身边，度过她神秘主义的重要时期。而且她还宣称：“这不只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无法分辨出他和上帝。”说她实际上在爱一个男人，而爱上帝是装模作样，这未免过于简单；她也在爱上帝这个男人，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有别于他自己的某个人。和斐迪埃尔的病人一样，她也想抵达价值的最高之源。这的确是任何神秘主义者的目标。在她开始飞向空无人迹的天空时，男性中介有时对她有用，但他并不是不可或缺。女人分辨不清楚现实与假托、行动与魔力、客观与想像之间的区别，所以她特别容易把虚无飘渺的东西物化在她自己的身体中。识别神秘主义和色情狂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问题，如有时所做的那样。色情狂觉得通过爱上一个主权者，她就可以变得有价值；他在色情关系中具有主动精神，他的爱比爱他更有热情；他的情感借助于可见但又神秘的符号是可知的；他是嫉妒的，对上帝选民任何缺乏热情的表现又是恼火的，所以会毫不犹豫地施以惩罚；他从不以具体的肉体形式表现他自己。这一切都会在修女那里碰到；尤其是，上帝永远会爱心中充满对他爱的人，他已经为她献身，他已经为她准备好了许多宅邸，并随时准备对她进行光荣的神化。她所要做的只是毫不反抗地沉湎于他的热情之中。 

　　当今人们认为色情狂可能会以柏拉图式的或性的形式出现。正因为如此，身体在修女对上帝的感情中才会起或大或小的作用。 

　　她表露感情的方式和世俗情人相似。当福利尼奥的安琪拉正在冥思基督拥抱圣·弗朗西斯的情景时，他对她说：“所以我也要拥抱你，而且还要让道德的眼睛看不到……如果你爱我，我会永远不离开你。”居荣夫人写道：“爱情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我对他说：‘噢，我亲爱的，够了，松开我吧’……我渴望爱情能把难以言喻的战栗传到灵魂，渴望爱情能把我弄得神魂颠倒……噢，我的上帝，你若能让最淫荡的女人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她们就会马上放弃她们那虚假的快乐，去享受真正的快乐。”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圣·泰丽莎的有名幻觉： 

　　天使双手握着长长的金矛，不时地刺入我的心，并用力进入我的内脏。当他把金矛拔出来时，仿佛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也给抽出来，并给我留下了充满神之爱的一切……我的确感到了刺入我内脏最深处时的疼痛，当我的精神配偶把他刺入内脏的箭拔出来时，内脏仿佛被撕裂人 

　　有时人们会虔诚地坚持说，语言的贫乏使修女不得不借用性爱的词汇；但是她也是只有一个身体由她支配，所以她从世俗爱情借用的不仅是词汇，还有肉欲的态度。她在上帝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她献身于一个男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这绝不会减少她情感的价值。当福利尼奥的安琪拉依照她的心情而轮番变得“苍白憔悴”和“丰满红润”时，当她的热泪汹涌以至她不得不泼冷水（如她的传记作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时，当她晕倒在地时，我们很难认为这些现象纯粹是“精神的”；但要是用她过于“感情丰富”来予以解释，就等于乞灵于鸦片的“麻醉效用”；身体根本不是主观体验的原因，因为它是主体本身的客观形式：主体完全根据他所生存的整体需要来表明他的态度。 

　　无论修女的崇拜者还是其反对者都会认为，若是把性满足归因于圣·泰丽莎的狂喜，就等于把她贬到歇斯底里者的地位。但是让歇斯底里者受到贬低的，不是她的身体主动去表现她的魔念这个事实，而是她被魔念给缠住、她的自由被符咒给镇住从而被取消那个事实。印度苦行僧所得到的对自己身体的驾驭，并未使他变成身体的奴隶；肉体模仿可以成为清醒而自由的意识办法［冲动]的一种要素。圣·泰丽莎的作品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怀疑的余地，它们为贝尔尼尼的雕像进行辩护，而他的雕像向我们表现了被最高者的极度淫欲弄得神魂颠倒的圣徒。把她的感情解释成简单的“性的升华”也同样是错误的；没有一种最初是隐秘的欲望后来能具有神圣爱的形式。［私通女人]本人也并非最初是无对象的、后来又逐渐固定于某个男人的欲望的猎物；是情人的出现使她产生了直接指向他的欲望。同样，圣·泰丽莎真诚地要求同上帝结合，并在她的身体中彻底实现了这种结合；她没有受她的神经和荷尔蒙的奴役：人们倒是要去羡慕那强烈的信仰竟能穿透她肉体的最隐秘的区域。实际上连她也明白，神秘体验的价值是不可能根据它的主观感受方式来衡量的，而是要根据它的客观影响来予以衡量。狂喜现象在圣·泰丽莎身上和在玛丽·阿拉克奎身上几乎一样，但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却有着大不相同的重要性。圣·泰丽莎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个人与超然存在之间关系的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她彻底地经历了其含义远在她的性别事实之外的一种体验；她必然能够同苏索和十字架的圣约翰齐名。但她也是一个惊人的例外。她的小修女们所给予我们的，主要是女性对世界和拯救的看法；她们要寻求的不是超越，而是对女性气质的补偿。 

　　女人在神之爱中要去寻找[私通女人]在男人之爱中所寻找的东西，这就是对她自恋的赞美；这位主权者对她目不转睛和情意绵绵的注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赐。同少女和年轻女人一样，居荣夫人整个早年也一直受到想为人所爱、为人所赞美这种欲望的折磨。现代新教的信徒维爱小姐写道：“对于我来说，最不幸的事是没有人对我特别感兴趣，没有人同情我这儿发生的事情。”圣伯夫在写到克吕登纳夫人时说，她认为上帝在不断地关心她，这种关心是那么强烈，以至她在自己和情人的危机时刻会呻吟说：“我的上帝，我是多么幸福！我请你原谅我的过分幸福！”我们可以理解，当整个天国变成自恋者的镜子时，她是何等的陶醉；她的神化反映和上帝本人一样永恒，将永远不会衰落。同时，在燃烧的、跳动的、充满爱的胸膛中，她也感到她的灵魂被可敬的天父给创造了、免罪了、珍爱了；她的双我，她所拥抱的她自己，通过上帝这个中介被无限扩大了。在这方面福利尼奥的圣·安琪拉的这些经文尤其意味深长。耶稣对她这样说： 

　　我甜蜜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爱人，我的神殿。我的女儿，我的爱人，爱我吧，因为我对你的爱远远超出了你可能给予我的爱。你的整个生活：你的吃，你的喝，你的题，你的全部生活都会受到我的宠爱。通过你，我将建树弃教眼中的伟大业绩；通过你，我将变得有名；通过你，我的名字将得到许多人的赞美。我的女儿，我甜蜜的妻子，我非常爱你。他还说： 

　　我的女儿，你对于我比我对于你更珍贵，你是我的快乐，万能的上帝此刻就压在你的心上……万能的上帝已经给予你的爱，要比给予这个城市任何女人的爱多得多；他已经让你成了他的快乐。还有： 

　　我是那样地爱你，以至我不再注意你的失败，我的眼睛不能再看到这些失败。我给你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上帝的选民，对如此之高的本原的如此热烈的表白，不可能不作出回应。她想借助于恋爱女人的惯用伎俩，借助于自我毁灭，和他的情人结合起来。玛丽·阿拉克奎写道：“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去爱，去忘却自我，去消灭自己。”狂喜在肉体上模仿对自我的那种取消；主体不再去看，也不再去感觉，身体被忘却了，被否定了。令人眩目的主权存在，被那种极端的放纵，被那种所疯狂接受的被动性，表现在凹雕里。这种被动性在居荣夫人的寂静教（quietism）那里被树为一个体系：至于她，她在僵住症和昏睡状态中生活了大半辈子； 

　　这是一种醒着的睡眠。 

　　大多数修女并不满足于被动地沉湎于上帝，因此她们要通过破坏自己的肉体，主动地去适应自我毁灭。无疑禁欲主义已由僧侣和教士实行了，但女人蔑视自己肉体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疯狂的愤怒，却有着特殊和奇怪的形式。我们已经提到过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暧昧态度：通过羞辱和折磨，她把它变成了光荣。在作为供享乐用的物交给她的情人时，她变成了一座神殿，一个偶像；在经历分娩阵痛的折磨时，她创造了英雄。修女将为有权得到自己的肉体，而去折磨这一肉体；她把它贬到卑微地位，是为了将它提升为拯救的手段。这样便可以理解某些圣徒所沉溺于的过分行为。福利尼奥的圣·安棋拉告诉我们说，她愉快地喝下了刚用来给麻疯病人洗手洗脚的水： 

　　这水使我们充满了无限的甜蜜，以至我们快活到极点。我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高兴过。我的喉咙里还留着一块麻疯病人溃疡处掉下来的鳞状皮。我没有把它吐出来，而是费很大劲儿把它给咽了下去，我成功了。对我来说，仿佛我刚才吃了一顿圣餐。我将永远无法表达我心中充满的快乐。 

　　我们知道，玛丽·阿拉克奎曾用她的舌头舔净病人呕吐出来的秽物；她在自己的自传里描写了，当她嘴里塞满了一个男病人腹泻出来的粪便时，她所感到的快活；当她把嘴唇贴在圣心上3小时时，耶稣回报了她。在诸如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十分淫荡的国家，奉献尤其具有肉欲的特征：甚至在今天阿布鲁齐一个村庄的女人，还依然去舔十字路口路面上的石头，哪怕是划破了舌头。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女人只不过是要去模仿用贬辱自己的肉体去拯救肉体的救世主。女人比男性更为具体地感受到了这一伟大的神秘。 

　　上帝极经常以丈夫的形式出现在女人面前；有时他出现在他的光轮之中，这位万物之主，令人眼花缭乱地穿着白袍，展示着他的美；他请她穿上结婚礼服，把皇冠放在她的头上，用手领着她，答应让她升入天堂。但往往他是一个肉体的人：耶稣送给圣·卡特琳的那枚她戴在手指上却又看不见的戒指，是他在行割礼时切下的“肉体戒指”。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流着血的身体：她以超乎一切的极大热情，沉浸在对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的冥想之中；她把自己认同于圣母玛丽亚，把圣子的遗体抱在怀里，或者认同于抹拉大的玛丽亚，站在十字架的下面，洒着她最心爱的人的血。这样她便满足了她的虐待-被虐的幻想。 

　　她在上帝的羞辱中惊奇地发现了对人的废黜；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是惰性的、被动的、遍体鳞伤的，他有一种苍白的、有血痕的，暴露在野兽、匕首、男性之前的受难者的翻转过来的形象，小女孩常常被迫认同于这一形象；她十分感动地看到，这个人，是人的上帝，扮演了她的角色。她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她被许诺会有耶稣复活的光辉。这就是她： 

　　她证实了；她的前额在荆冠下流着血，她的手、她的脚、她的侧面，已被无形的铁器刺破。 

　　在天主教教会所承认的321个带有圣痕的人当中，只有47个是男人；其他的人——包括一些像让南·德·拉·克鲁瓦那样有名的圣徒——则是些女人，一般都过了绝经期。最负盛名的当属凯瑟琳·埃默里奇，她明显早熟。她24岁时便渴望去受荆冠之苦；她看到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轻男子走到身旁，把荆冠扣在她头上。第二天她头的两边和前额肿了并开始流血。4年后，她欣喜若狂地看到基督带着累累的伤口，伤口中射出利刃般寒光，把血从这个圣徒的手上、脚上和侧面给吸走。她时常流血和咯血。而直到今天，每逢到耶稣受难日，泰丽莎·纽曼也要向来访者展示她那张正在流着基督的血的脸。 

　　从圣痕当中可以获得使肉体倍生光辉的神秘炼金术，因为圣痕表现了以流血形式出现的神圣爱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女人特别关心鲜红的血液变成金光灿灿的火焰。她们被男人之王侧面所流出来的血给迷住了。锡耶那的圣·卡特琳在大多数书信中提到了这一点。 

　　福利尼奥的安琪拉谦卑地冥思耶稣的心和他侧面那裂开的伤口。凯瑟琳·埃默里奇穿红色衬衫是为了和似乎穿着“浸着血的衣服”的耶稣相似；她“通过耶稣的血’看到了一切。玛丽·阿拉克奎（我们已经看到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花了3个小时用耶稣的圣心来解她的渴。她用硕大的血块来表达信徒的崇拜，她周围到处都是爱的热情之箭。这个标志集中了伟大的女性梦想：通过爱情，从流血走向光荣。 

　　狂喜、幻觉、和上帝谈话——这种内心体验对有些女人是足够了。其他女人则觉得必须通过行动把这种体验传到世界。行动和冥想之间的联系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有些行动的女人，如圣·卡特琳、圣·泰丽莎、冉·达克，她们非常清楚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并明确制定了达到目标的措施：她们的幻觉只不过是为她们的坚信不移提供了客观意象，从而鼓励这些女人在她们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还有一些自恋的女人，如居荣夫人和克吕登纳夫人，在经历了一个无声的热情时期之后，突然感到自己处在居荣夫人所谓的“使徒地位”上。她们对自己的任务不太有把握；而且，和在社会服务机构中寻求刺激的女士们一样，她们极少关心倘若要做某件事，她们该怎么办。克吕登纳夫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在把自己表现为大使和小说家以后，把对自己优点的看法内在化了：她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命运负责，不是为了保证某些明确想法取得胜利，而是为了通过她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是一个得到上帝灵感的人。如果说有点美、有点聪明就往往足以让女人感到她是值得效忠的，那么她会更有理由认为，当她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时，她就会承担一种使命；她传播模糊的教义，她经常建立教派，所以这可以让她通过她所激励的群体成员，去实现她那令人激动的人格丰富。 

　　和爱情乃至自恋一样，修女的热情也可以与主动和独立的生活并为一体。但是她们本身的这些拯救的尝试，必然会失败；或者每一个女人都和某种非现实（她的双我，或上帝）有关系；或者她制造一种同现实存在的非现实关系。两种情况她都未能把握世界；她没有摆脱她的主观性；她的自由仍然受挫。唯一存在的道路就是真实地利用她的自由，这就是说，要通过积极进入人类社会的行动去设计这种自由。 

第七部　走向解放 

第二十五章　

　　根据法国的法律，服从不再是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但这些公民自由如果不与经济自由相伴随，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被男人供养的女人——妻子或高级妓女，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而从男性那里获得解放；习俗加在她身上的束缚固然比以前少了，但隐含的消极自由并未根本改变她的处境；她仍被禁烟在依附地位上。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奇生者，以她的依附性为基础的制度就会崩溃；她和这个世界之间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当中介。 

　　如我们所见，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being）。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许多女人意识到了这些利益，即使是那些非常有节制的女人。我曾听到一个在旅馆门厅擦地板的女勤杂工说：“我从不向任何人求任何事；我成功全靠我自己。”她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骄傲，就跟洛克菲勒似的。然而不要以为只要有选举权和工作的结合，就可以构成彻底解放，因为工作在今天还不是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女人才能够用一种自由获得另一种自由。今天多数工人是受剥削的。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并未由于女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有多大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人的世界，现在仍然保持着他们所赋予它的形式。 

　　我们不应对把妇女劳动问题弄得复杂化的那些事实视而不见。最近，一个颇有思想的知名女人对雷诺工厂的女工做了一个调查；她指出，她们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到工厂工作。 

　　无疑她们只是作为受经济压迫阶级的一员获得经济独立的；另一方面，工厂里的工作并未使她们免于家务负担。如果让她们进行选择，要么每周在工厂工作40小时，要么每周在家工作物小时，她们肯定会作出全然不同的答复。也许两种工作她们都乐于接受，只要她们作为工人，在理应属于她们的世界上能够受到平等对待，在理应愉快而自豪地分享的发展中能够有充分的权利。姑且不说农民，目前多数女人尚未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既不能从社会也不能从丈夫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因而不能使与男人平等成为具体的事实。只有那些有政治信念、在工会积极活动、对她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女人，才能赋予默默无闻的日常工作以道德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空闲时间以及沿袭屈从的传统，女人自然刚刚开始产生政治的和社会的意识。由于在工作交换中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利益，她们自然不会热烈服从工作的约束。 

　　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制帽厂的女徒工，女店员和女秘书为什么不愿意放弃男性支持所带来的利益。我已经指出，对年轻女人来说，特权等级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尽管她只有交出自己的身体才能加入这个行列。由于实际上她的工资很低，而社会期望于她的生活标准又很高，她注定要去风流。她若是满足于靠工资度日，便只会沦为贱民，这意味着住房简陋，衣衫褴褛，被各种娱乐乃至爱情拒之门外。善男信女们向她鼓吹苦行主义，而她的粗茶淡饭同苦行僧的确没有什么两样。不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把上帝当做情人：如果要成功地过女人的生活，她就只能取悦于男人。所以她会接受援助，而这是玩世不恭的雇主付给她难以维持温饱的工资时所指望的。这种援助有时会让她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并取得一种真正的独立；然而有时也会使她放弃自己的工作，变成情妇。她往往同时保持着两种收入来源，每～种都或多或少地被当做逃避另一种的手段；但实际上她却在受到双重奴役：工作的奴役和保护人的奴役。就已婚女人而言，她的工资通常只是一种零用钱；对于“还另外有事可做”的女孩子，男性资助似乎是一种额外收入；但她们都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完全的独立。 

　　然而，有相当多的特权女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找到了取得经济和社会自主的手段。当考察女人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时，这些女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深入调查她们的处境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即使她们现在还只是少数。她们一直是女权主义者同反女权主义者论争的主题。后者认为，今天解放型的女人对世界没有任何建树，而且难以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 

　　前者则夸大了职业妇女所取得的成果，对她们的心理紊乱视而不见。实际上，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她们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她们在新的领域尚不能安然落脚，这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她们目前仅仅处于过渡阶段。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她对职业的态度和献身精神，与她的整个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为当她进人成年生活时，她背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也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对待；世界在她面前呈现出另一番前景。身为女人，今天该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和真正意义的人，这是她们面临的特殊难题。 

　　男人拥有优势，这点他从小就感受到了。这种优势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同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使命没有丝毫的违背。由于男性生殖器与超越具有同一性，反过来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也赋予他一种男性所特有的威望。他不是分裂的。而对于女人的要求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权主体的权利要求。正是这种冲突使得解放型文人的处境格外引人注目。她拒绝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认她的女性气质就等于在部分否认她的人性。厌恶女性的人常常指责知识妇女“无视她们自己”；但是他们也向她们鼓吹这种论调：如果你们希望成为和我们平等的人，那么就别使用化妆品和指甲油了。 

　　这种劝告纯属胡说。正是因为女性气质这个概念是习俗和时尚人为制造的，它才从外部硬加到每个女人的头上；她可以得到逐步的改造，直到她的礼仪规范接近男性所采纳的礼仪规范，所以在海边（在别的地方也常常如此），裤子变得女性化了。它在这方面并没有引起任何根本性变化：女人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改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女人若是不顺从就会贬低自己的性价值，因而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因为性价值是社会的主要特征。女人在放弃女性特质时不会取得男性特质；甚至易装癖也无法让她成为男人——她是个拙劣的模仿者。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态度，而中性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一种否定的态度不隐含着相对应的肯定态度。少女往往认为她绝对能够蔑视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她甚至还要去参加那方面的鼓动；她正在创造她必须承担其后果的新处境。当一个人不能遵循公认规范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成造反者。当一个穿奇装异服的女人，以貌似天真的态度断言她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穿穿而已时，她其实在撒谎。她非常清楚随心所欲就是标新立异。 

　　反之，一个不愿意偏离常规的女人会遵循通常的规范。除非与绝对有效的行动有关，否则采取挑衅态度是有害的，因为它是浪费而不是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意让自己引起社会的愤慨或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应当以女性的方式去经历完她的女性处境； 

　　关于这一点，她的职业成功也往往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和男人可以自然地符合习俗（习俗要求他做一个独立而主动的人，并为此而建立）相反，一个同样是主体和主动者的女人，却必须让自己偷偷地挤进一个注定要使她被动的世界。这会引起不少麻烦，因为受女性范围束缚的女人已明显扩大了这一范围的重要性：她们已把穿着打扮和家务劳动变成了难以掌握的艺术。男人几乎没有必要去关心他的衣服，因为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适合他的主动生活的，未必要典雅；他的衣服几乎不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整理这些衣服，因为某个好心的或雇来女性会让他免去这种麻烦。 

　　女人则与此相反，她知道自已被注视时对她的关注离不开她的外貌：她是因为并通过她的装束才得到人们的评价、尊重和渴望的。她的衣服原本就是为了让她显得重要，所以很不方便，容易毁坏：袜子容易脱落，鞋子容易掉跟，浅色衣服容易脏，褶折容易弄平。然而她还必须亲手去做这大部分的修修补补工作；别的女人不会自动来帮忙，而她对雇人去做她本来可以自己去做的工作，也会感到犹豫不决，因为电烫发、固定发型、化妆品、新衣服，它们的开销已经够大的了。当学生和秘书做完一天的工作回来后，她们总有一只脱落的袜子需要固定，总有衣服需要洗，总有裙子需要熨平。一个有较高收入的女人可以让自己免于这类琐事，但她必须保持更为复杂的典雅；她将会把时间浪费在购物、配置家具之类的事情上。 

　　传统甚至还要求单身女人对她的住处给予某种注意。一个被派到新城市去的官员，将会很容易在旅馆里找到住处；但同样职务的女人却希望住在属于她自己的地方。她必须处处小心，保持房间整洁，因为人们不会原谅她在这方面发生的疏忽，虽然这种疏忽发生在男人身上他们又认为是很自然的。 

　　不只是尊重别人的看法才使得她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仪表和家务上，她还希望保持她的女性气质，同时也是为了使她自己得到满足。只有把她那为自己创造的生活，同她的母亲、她的童年游戏和她的少女幻想为她准备的命运结合起来，她才能够通过她的全部的现在和过去，对她自己采取赞同的态度。她一直怀着自恋梦想；她一直以她的自我迷信，去反对男性对自己生殖器所产生的自豪；她希望自已被别人看到，希望自己对别人是有吸引力的。她的母亲和姐姐反复教导说要喜欢那个小窝：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内部世界”！这始终是她对独立的基本梦想；即便已经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自由，她也根本不打算抛弃这些梦想。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男性世界仍感到不安全，仍倾向于保留隐退的要求，而这种隐退，又是以她已惯于在心里寻找内部庇护作为象征的。由于服从女性传统，她会给地板打蜡，会在家里自己做饭，而不会像男人那样到饭馆里去吃饭。她希望既生活得像个男人，又生活得像个女人，这样一来她便增加了自己的义务，也增加了自己的疲劳。 

　　如果她想表现出充分的女性气质，那么就意味着她也想用尽可能讨人喜欢的差别去迎合异性。她的最大难题将在性的领域出现。为了做一个健全的、与男人平等的人，女人必须如男性有接近女性世界的途径那样，有接近男性世界的途径，必须有接近他人的途径；但是，他人的要求在这两种对称的情况中并不是对称的。一旦取得了名声和财富，表现出内在气质就可能增加女人的性吸引力；但是，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主动性的人这一事实，又在向她的女性气质开战，不过这一点她已经意识到了。独立的女人——主要是考虑自己处境的知识妇女，将会由于自己是个女性而受自卑情结的折磨；她没有时间像其生活唯一目标就是勾引别人的风流女人那样，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美容；她会尽可能遵循专家的忠告，但她将只不过是这个优雅领域里的业余爱好者而已。女性勉力对超越的要求，是把自身贬为内在，是仅仅作为微妙颤抖的肉体出现；这必然是自动奉献出的猎物。 

　　但是知识妇女知道她要把自己奉献出去，也知道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是一个主体；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愚弄自己所投下的目光，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眼睛变成湛蓝的水池； 

　　一个人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终止逼向世界的身体的强烈冲动，把它变成一尊被隐隐的战栗赋予生命力的雕像。知识妇女会由于担心失败而更加热情地去尝试一切；但是她那有意识的热情仍然是一种主动性，从而会错过其目标。她所犯的错误和因停经而导致的错误一模一样： 

　　她试图否认自己有头脑，这和正在衰老的女人试图否认自己的年龄如出一辙；她打扮得像个女孩子，花枝招展，戴满了花哨的饰物和珍奇的小玩艺儿：她像个孩子似的喜欢玩让人大吃一惊的鬼把戏。她顽皮、唠叨，她佯装无礼、冒失、活泼。 

　　但是她这一切就如找不到感觉的演员，为了放松某些肌肉就要用意志力去收紧相反的肌肉，硬去垂下她们的眼帘或嘴角而不是让它们自然下垂。所以知识妇女在模仿放纵时是很紧张的。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此很是气愤Z在她天真无邪的脸上，有时会突然闪出十分凛冽的智慧寒光；因怀有希望而柔软的嘴唇会突然绷紧。如果她在取悦于人时碰到麻烦，那是因为她不像奴性十足的小妹妹们那样，取悦于人完全是出乎自愿；想去诱惑的欲望虽然可能十分强烈，但并没有深入到她的骨髓。她只要一感到尴尬，马上就会对自己的卑鄙感到烟火；她希望用男性的武器去光明正大地进行报复：她去说而不是去听，她展示微妙的想法，奇特的感情；她和男人唱对台戏而不是去迎合他，她想胜他一筹。德·史达尔夫人取得了一些彻底胜利，因为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在美国女人当中很常见的挑战态度，往往是激怒了而不是征服了男人；何况有些男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挑战姿态去对待他们自己。 

　　如果他们想爱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爱一个奴隶（必须加上一句，就如他们中间既摆脱了傲慢的奴役又没有自卑情结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女人就不会因整天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操心而不能自拔。她们会变得更加自然、更加质朴，既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又不那么煞费苦心，因为那毕竟是她们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男人正在开始对女人的新地位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她在前进时也没有感到被人谴责，所以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今天，工作女人不像从前那么无视她的女性气质，而且也没有失去她的性吸引力。这种成功虽然表明了平衡的进步，但仍不彻底；女人要同异性建立她所渴求的关系，仍然会比男人这样做时要难。她的性爱和感情生活面临着许多困难。 

　　在这方面未被解放的女人决非享有特权：大多数妻子和高级妓女在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上都深受挫折。如果说这些困难在独立女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那是因为她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选择了听天由命。所有的生命问题都从死亡当中找到了无声的解决办法；疲于求生的女人因而比埋葬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的女人更与自我相冲突；但是前者并不把后者当做标准。她只是在同男人相比较时，才认为自己处于劣势。 

　　和男人一样，一个耗费精力的、有责任心的、并且知道同世界反对势力的斗争有多么残酷的女人，不仅需要满足自己的肉欲，而且也需要享受令人愉快的性冒险所提供的放松与转移。目前，她这方面的自由在许多社会圈子里仍未得到具体的承认。如果实施这种自由，她就要冒身败名裂、丢掉职业的风险；人们至少要求她保持一种讨厌的虚伪。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越牢固，人们就越是容易视而不见；但尤其是在乡下，她受到严厉而有偏见的监视已经成为惯例。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时可以不必重视公众舆论），她在这方面的处境也是和男人不相同的。这些差别取决于传统态度，也取决于女性性爱的特殊性质。 

　　男人很容易找到门路去寻花问柳，这使得他既能在最坏的情况下平息自己的肉欲，又能保持良好的兴致。也曾有过女人（为数不多），准备要求建立为女性提供的妓院；在一本《第十七号》的小说里，一个女人建议设立女人可以常去的，借助于“男妓”的服务去“满足性欲”的妓院。好像从前旧金山就设立过这类妓院；嫖客是些妓女，她们很高兴用付出报酬来代替收取报酬。后来，她们的男妓把这个地方给关掉了。且不说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是属于痴心妄想和不足称道，它肯定不大会获得成功，因为，如我们所见，女人不像男性那样能机械地得到“满足”；大多数女人会认为这种安排几乎不会导至随心所欲的放纵。无论如何这种办法在今天并不可取。 

　　另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马路上随便找个伙伴度过一夜或一小时（假如这个女人生性热情，已经克服了各种压抑，对这种方式能够期待并毫不生厌的话），但是这种解决方式对她比对男性要危险得多。性病的危险比较大，因为应当负责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传染的是男人；而且，不论女人有多么小心，她还是无法完全防止怀孕的危险。但在这种两个陌生人的关系（兽性水平上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体力上的差别。男人对他带回家的那个女人不必多么担心；他只须适当加以提防就可以。女人若是把男人带回来，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我听说有两个年轻女人刚到巴黎，很想“看看生活”，她们夜里到处看过之后，便邀请很有吸引力的蒙马特区的两个人一起吃饭。第二天早上，她们遭到了抢劫，惨遭毒打并面临被勒索的危险。另一个更意味深长的实例是，有一个40岁的离婚女人，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和年迈父母，整天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她依然很有勉力，但根本没有时间去过社交生活，也没有时间扮演风流女人，去做完包括制造恋爱事件在内的通常动作，况且这会给她带来太多的麻烦。然而她有强烈的感情，并认为她有权满足它们。所以她想夜里偶尔在街头漫步，设法找个男人。但是一天夜里，在布瓦德布洛涅丛林中消磨了一二个小时以后，她的情人拒绝把她松开：他要她的姓名住址，希望再去找她，以便为共同生活作出安排。她拒绝了，他便狠狠地揍她，最后她遍体鳞伤，几乎吓得要死。 

　　至于像男人通常找情妇那样找个永久情人，在经济上支持或帮助他，只有拥有资产的女人才有这种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安排是令人愉快的，因为通过付给男人报酬，她们让他变成了纯粹工具，从而可以傲慢不恭地、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但是她们通常只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才可以把性和情感十分残酷地分开，因为在女性青春期，如我们所见，这两者是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论，有许多男人根本不会接受肉体与精神的这种分离；多数女人则更有理由拒绝考虑这样做。而且它还涉及到欺诈，对欺诈她比男人更敏感；其实作为付酬的顾客的她本人也是工具，因为她的伙伴把她当做生存手段加以利用。男性的自尊心向男性隐瞒了性爱戏剧的暧昧性：他下意识地对自己说谎。女人更容易受羞辱，更容易受伤害，但她也更精明；她只有在牺牲了更大的欺诈之心的时候，才能够成功地使自己变得盲目。即使女人有资产，她也绝不会认为购买男性是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对男人也是如此），这不只是一个满足性欲的问题，还是一个在满足的同时维护她们做人的尊严的问题。当男性拥有一个女人时，当他给予她快感时，他占据了唯一主体的位置：他是个专横的征服者，或是个慷慨的捐赠者——有时两者都是。至于女人，她也希望使人明白她用自己的快感征服了他，她用自己的捐赠压倒了他。所以，当她把自己硬塞给一个男人时，即便是她有希望得到好处，或者肯定能受到他的殷勤对待，或者颇有手腕地激起了他那纯粹一般的欲望，她也会随时准备相信她用她的施舍镇服了他。多亏有了这种有利的坚定信念，她才能够既献了殷勤又不至于让自己受辱，因为她认为她这样做是出自慷慨。于是小说《麦苗青青》里的“白衣女人”，虽然渴望菲尔的抚摸，却高傲地对他说：“我只爱乞丐和快要饿死的人。”实际上，她非常聪明，决意要让他采取恳求的态度。 

　　后来柯莱特写道：“她匆匆忙忙朝那阴暗狭小的地方走去，在那里她出于自尊可以认为哀怨是痛苦的自白，在那里她那帮乞丐将会领略到慷慨的幻觉。”德·华伦夫人就属于那类喜欢找年轻的或不幸的或地位低下的情人，并用表面上的慷慨满足了他们欲望的女人。但也有一些勇敢的女人抓住了最坚强的男人，她们以满足他们为乐，而不去管他们的屈服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恐惧。 

　　反之，即使女人在捕捉男人时很想认为自己是委身的，实际上并没有委身的她，也会希望人们能够对她的这种占有行为予以理解。“至于我，我是一个要去占有的女人，”有一天一个女记者对我说。事实上，除非强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占有另一个人，反之亦然；但是在这方面女人却在加倍地欺骗自己。因为实际上男人往往通过热情的攻击去进行诱惑，他主动地征得了他伙伴的同意。除了极少的例外（德·史达尔夫人的例子始终被人提及），女人那里发生的另一种情况是，她几乎只能奉献自己；因为大多数男人很珍视他们的角色。他们希望在女人身上能激起特殊的兴奋，而不希望成为满足她的一般要求的工具：倘若成为这种工具，他们就会觉得被利用了。一个很年轻的男人有一次对我说：“不害怕男人的女人会把男人给吓跑。”我常听到年龄较大的男人说：“让女人主动令我毛骨悚然。”如果女人在奉献自己时太大胆，男人会退避三舍，因为他热衷于征服。所以女人只有让自己成为猎物才能够占有：她必须做一个被动的物，有顺从可能的物。如果成功了，她便会认为自己是有意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配合的，便会重新变成主体。但是如果男性瞧不起她，她就有仍处于客体地位的危险。这就是当他拒绝接受她所献的殷勤时她深感屈辱的原因。男人有时会因自己的失败而恼火；然而他只不过是在一件事上失败了，仅此而已。而女人却已同意让自己作为肉体处在骚动、等待和期望之中：她永远是失败的。一个人不论是十分盲目，还是格外精明，都只能顺从这种失败。 

　　就算她在诱惑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种胜利也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人们依旧会普遍认为男人是征服者，是他占有了女人。人们不会承认她和男人一样也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因为她不过是欲望的猎物。不用说男人已把物种力量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而女人则是物种的奴隶。同时她也是一个有用的、开放的纯粹被动者，是一种用具；她温顺地屈从于性感受的魔力，被男性弄得神魂颠倒，而他则像摘果子似的把她给摘了下来。在别的时候人们又认为她仿佛被异己力量所占有：她的子宫有个魔鬼在肆虐，她的阴道有条毒蛇在潜伏，它迫不及待地要去吞噬男性的精子。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为她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者。法国尤其坚持把自由女人与轻浮女人混为一谈。“轻浮”这个词意味着无抵抗和控制的能力，意味着某种欠缺和对自由的否定。女性文学努力同这种偏见做斗争：例如在《格里塞里迪》中，克拉拉·马尔罗就坚持让她的女主人公不屈服于诱惑，而是全凭自己的意志去完成行动。美国承认女人的性活动有某种自由，所采取的态度也比较有利。但是在法国，甚至连让情妇委身于自己的男人也对“上床”的女人表示蔑视，这吓坏了相当多的没有这样做的女人。她们害怕照此办理会引起一片反对声，会招致流言蜚语。 

　　即便女人对无名的流言持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也会在同她的伙伴的性关系中发现具体困难，因为他是普遍看法的体现。他常常把床第看做维护自己攻击性这一优越地位的适当场所。 

　　他热衷于战胜而不是接受，热衷于争夺而不是交换。他想让对女人的占有，超过她给他的奉献；他要她同意她是一个战败者，要她细声细语地供认她已被他夺走——要她坦白她有快感，承认她已屈从。当卡露迪娜以快速服从向雷纳德挑战时，他抢先她一步，急急忙忙地在她就要交出自己时蹂躏了她；他强迫她睁开眼睛，好让她从他们的动作中看到他的胜利。同样，在《人的命运》里专横的费拉尔也是在瓦莱丽想关灯时坚持开着灯。 

　　如果女人自尊且苛求，那么她就会把男性当做竞争对手来加以较量，不过她的装备远不如他的那么好。首先他有体力，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紧张和主动是他的性爱本能，而女人一旦失去了被动性，就会破坏给她带来快感的魔力；她如果在姿势和动作上模仿支配，就无法达到性高潮，所以大多数坚持自尊的女人都是性冷淡的。极少有哪个情人会允许情妇去满足她们的支配的或虐待的意向；不过女人因温顺而得到充分的性满足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对女人来说，有一条道路似乎走起来不太艰辛，这就是被虐狂的道路。当一个人工作了一整天，或者在拼搏、负责和冒险时，晚上沉溺于充满活力的任性行动，不失为一种值得欢迎的放松。不论是情场上的老手还是新手，女人都会基于专横的意愿而经常去享受消灭自我的快乐。但有真正的被支配感对她仍是必要的。让一个过平常生活的女人相信男性有绝对霸权，这并不容易。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实例，有个女人未必属于被虐狂，但她十分“女性化”——这就是说，她在男性的怀抱里深深感到服从的快感。她17岁时就有过数个情人，始终感到很满足；此后她结过好几次婚。在成功地管理一个企业并指挥一些男人以后，她抱怨说自己变得性冷淡了。以前那种服从的极度快活，现在感觉不到了，因为她已习惯于支配男性，而这样一来他们的威望便消失了。 

　　当女人开始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时，他们的自负只会降低她对他们的尊重。如果男人在床上想扮演极其野蛮的男性，他就会恰恰由于他装得富有男人气而显得幼稚可笑，而女人则会把眼睛转过去；因为他只能招来那旧有的阉割情绪，他父亲的幽灵，或某些这样的幻象。情妇拒绝屈服于情人的任性行动，并非总是出于自尊：她很愿意和正在经历生活真正时刻的成年男人交往，而不愿意和给自己讲故事的小男孩来往。母性的顺从，不论是令人烦恼的还是被纵容的，都不是她所梦想的退让。她也会不得不满足于荒诞的游戏，假装认为自己是在受支配和奴役的，或者她也会去追求应当“优越”的男人，希望找一个主人，或者她也会变得性冷淡。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两个伙伴认为彼此是平等的，就可以避免虐待和被虐的诱惑；如果男女两个人都有一点节制和某种慷慨，胜利和失败的想法就会云消雾散：爱情行为就会变成自由交换。但荒谬的是，要承认异性个人是一个平等的人，女人要比男人困难得多。正因为男性等级具有优越地位，有相当多的女人作为个人才能在感情上受到男人的尊重：爱一个女人是件很容易的事。首先，女人可以把情人引入一个有别于他自己世界的世界，一个他和她共同探索的世界；她至少会有那么一会儿使他神魂颠倒、快乐无比。其次，由于她的受限制和依附的处境，她的所有优点似乎都是很高的成就和胜利，而她的过失则是可以原谅的；司汤达就赞美德·雷娜夫人和德·夏斯特勒夫人，而不去管她们有极令人厌恶的偏见。如果女人的想法错了，如果她不很聪明，不很精明和不那么有勇气，男人会认为这不是她的责任： 

　　她是受害者，他往往很有道理地考虑到了她的处境。他梦想她以前也许是一个什么模样，她将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模样：人们可以相信她有任何一种可能性，因为个别地讲她什么也不是。这种空白很快就会让情人对她感到厌倦；但它也是神秘之源，也是魅力，从而在诱惑他的同时让他很容易首先感到一种轻松的爱。 

　　让女人对男人产生深厚的友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他是他让自己所是的那种人，而这又是无可挽回的。他被爱时只能是他所是的那种人，而与他的诺言、他的不确定的前景无关；他要为他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责；对他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地方。和他讲交情是不可能的，除非她赞同他的行为、他的主张。如我们所见，朱利安可以爱上一个保皇分子；拉米埃尔式的女人却不可能爱上一个她瞧不起其思想的男人。即使准备妥协，女人也几乎不可能持宽容的态度，因为男人未在她面前展现那童年的郁郁葱葱天堂。她在这个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上碰到了他：他来到时仅仅带着他的自我这份礼物。他是自我封闭的、明确的、果断的，所以他不会做白日梦；他讲话时人们必须洗耳恭听。他认真对待自己：如果他是无趣的，他就会令她感到厌烦，他的存在对她就会是一种沉重压抑。只有很年轻的男人才可以具备平易近人的令人惊叹的品质；一个人可以在他们身上寻求神秘的承诺，可以替他们辩护，也可以怠慢他们：这就是成年女人发觉他们极有诱惑力的一个原因。至于他们，难办的是他们通常更喜欢年轻的女人，30岁的女人被抛给了成年男性。固然她在他们当中会碰到某个不会冷落她的尊重和友谊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傲慢，她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当她期待出现一次不但涉及到她的身体，也涉及到她的心灵的恋爱或冒险时，问题在于如何找一个她能够与之平等相待、并且他也不自视优越的男人。 

　　人们会说，女人一般不会如此小题大作；她们一旦抓到机会便不会问自己太多问题，况且用她们的自尊与肉欲也可以把问题应付过去。这非常正确。但是，说她们内心深处理藏着许多并不总是和男人相对应的失望、羞辱、遗憾和怨恨，这也同样是正确的。从一次多少不令人满意的恋爱中，男人肯定会得到性快感这种好处；而女人却完全可能根本没捞到任何好处。即便是冷淡的，她在那关键时刻也会把自己斯文地引人拥抱，有时只是因为发觉情人是性无能的，而她自己又是有失体面的，才显得滑稽可笑。如果除了她没有得到满足，一切都进展顺利，那么她便会觉得自己“被用过了”，“发挥过作用了”。如果她得到了充分的快感，她就会希望延续这种事。她在说自己独身冒险无非是想让快活有保障时是不很真诚的，因为她的快活远没有带来解救，而是把她和那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离异就算是好说好散，也会给她造成伤害。很少听到女人亲切地提起以前的情人，而男人亲切地提到他以前的情妇这种事却要多一些。 

　　性爱的独特性质以及自由生活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把女人逼向了一夫一妻制。然而不论私通还是婚姻，其同事业的协调对于她远不如对男人那么容易。有时她的情人或丈夫让她放弃事业，而她如柯莱特笔下的瓦加邦德那样犹豫不决，既渴望男人热情地出现在她的身边，又害怕被婚姻束缚住。她若是屈服了，就又会成为附庸；她若是拒绝了，就会让自己受到毁灭性孤独的惩罚。今天男人通常愿意让他的伙伴继续去做她的工作；柯莱特·伊韦的小说，虽然描写了年轻女人为了安宁和家庭而不得不牺牲了她们的职业，却是相当过时的；共同的生活对于两个自由人是一种丰富，每一方都会从对方的职业中得到对自身独立性的保障。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奴役中给解放出来，而这种奴役是她自己所受奴役的代价。如果男人是体贴入微的、心地善良的，这样的情人们或夫妻就会有一种不斤斤计较的宽宏大量，从而会达到完美的平等状态。甚至男人也可能扮演忠实仆人的角色；所以对乔治·艾略特来说，刘易斯创造了通常妻子在太上皇般的丈夫周围所创造的那种有利气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妻子在维持着家庭和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男人看来，自然应当让妻子操持家务，由她独自去承担照料抚养孩子的任务。独立女人自己也认为，结婚以后她必须承担这些义务。她不愿意觉得她的丈夫被剥夺了假如他和一个“真正女人”结婚本来可以得到的种种利益；她希望干得漂漂亮亮，做个好主妇，做个有献身精神的母亲，和传统妻子没有什么两样。这个任务很容易压倒一切。她承担它既是出于对她伙伴的尊重，也是出于对她自己的忠实，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想十分忠实地对待自己的女人命运。她既要成为丈夫的替身，又要成为她自己；既要承担照料他的任务并参与他的成功，又要关心她自己的命运——有时更多的甚至是这种关心。由于是在尊重男性优越地位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她现在仍可能认为应当把男性摆在首位；有时她担心如果她要求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会毁掉自己的家庭；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谦让这两种欲望之间，她左右为难，终于被分裂了。 

　　然而，女人从她的低下地位也可以得到好处。既然从一开始她就不像男人那么受命运的恩宠，她就会认为她a priori［先验地]不该为他发生的事情负责；她没有义务赔偿社会不公造成的损失，也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好心的男人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尊重女人，因为他比她们更受命运的恩宠；他会让自己受自责和怜悯的牵制，所以他有变成正因为被解除了武装才如吸血鬼似的紧紧贴住不放的女人的猎物的危险。女人若是获得男性的独立地位，便会拥有很大特权去继续维持她和这些人的性生活：他们本身在行动上是自主的、有效的，他们通常不会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寄生角色，不会由于自己的软弱和迫切要求而束缚她的手脚。但是女人实际上很少能够和她的伙伴建立自由的关系；她本人通常制造了他并不想加诸于她的束缚：她以[私通女人〕、恋爱女人的态度去对待他。 

　　经过2O年的等待、梦想和希望，少女已经助长了解放的救世英雄神话，因而就是她通过工作所赢得的独立，也无法消除她想光荣退让的欲望。她只有受到和男孩子完全相同的教育，才能够轻易克服她的少女自恋；但实际上，她把整个少女时代都倾向于的这种自我迷信延续到了成年生活。她把职业成功当做丰富自我形象的资本来利用；为了揭示和神化她的价值，她觉得要取得上苍的见证。她即便在日常生活评价男人时是个严厉的法官，也还是崇敬男人，只要能碰见他，她随时准备屈膝跪拜。 

　　得到神的辩护要比努力自我辩护容易一些；这个世界促使她认为得到拯救是可能的，而且她也更喜欢这样认为。有时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仅仅做个〔私通女人〕；她更经常想搞折衷；但盲目崇拜的爱情所意味着的退让爱情是毁灭性的；它占据着每一种思想、每一分钟，它是纠缠不休的、专制的。如果碰到职业挫折，女人会热情地到爱情中去寻求庇护； 

　　于是她的挫折便表现在伤害情人的争吵和要求上。但是恋爱的烦恼根本不会增加她的职业热情；相反，她会对阻止她走上伟大爱情这条高尚道路的生活感到不耐烦。一个10年前在一家妇女政治杂志工作的女人对我说，她们在办公室很少谈政治，却不停地议论爱情：这个抱怨男人只爱她的身体，忽视了她杰出的智慧；那个哀叹男人只欣赏她的头脑，忽视了她身体的扭力。在这里问题依！日是，女人要像男人那样去爱——就是说，自由地、使她的存在（being）无可置疑地去爱，就必须把自己看做和他平等的人，并使这一点成为具体的事实； 

　　就必须同样毅然决然地投入她的事业。但是，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在今天还不常见。 

　　有那么一种女性功能，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完全自由地予以履行，这就是母性功能。在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采用了避孕技术，女人至少可以随意拒绝履行母性功能。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国她常常被迫去做痛苦而价格昂贵的堕胎手术；否则就会发现，她自己要为一个可能会毁掉她职业生活的、她所不想要的孩子负起责任。如果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是因为，反过来讲，习俗不允许女人随意生育。未婚母亲是本社区的耻辱，而且非法出生也是孩子的污点；除非接受婚姻枷锁或失去等级地位，否则几乎没有人能变成母亲。如果说人工授精的想法让女人感兴趣，那不是因为她们希望避免和男性性交，而是因为她们希望自由地履行母性功能最终为社会所接受。此外还必须说，虽然托儿所和幼儿园提供了方便，但有了孩子仍足以彻底麻痹女人的主动性；只有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朋友或佣人，她才能够继续工作。她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不育，这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痛苦的挫折，要么承担起责任，这几乎和事业势不两立。 

　　所以今天独立女人在职业兴趣和性生活之间左右为难；维持两者的平衡对她来说是很难的；如果要维持，她就须付出代价，作出让步和牺牲，要去走钢丝，而这些又要求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应当从这里，而不应当从生理学资料，去寻找在她身上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神经质和脆弱的原因。很难确定女人的身体结构在何种程度上给她带来了不利。比如有人经常调查月经所引起的干扰，通过出版活动或其他活动业已成名的女人，似乎对它并不很重视。难道她们的成功实际上是因为每月一次的不适并不那么严重？或者相反，人们也许会问，她们的这种优势是不是因为她们选择了积极向上的生活？女人的自我关注很容易加重这种不适。 

　　搞体育运动和其他积极事业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么容易感到不适，因为她们对不适几乎不介意。当然也有机体上的原因，我就看到过有些精力极其旺盛的女人，每个月来月经时要在床上躺上一天，倍受煎熬；但这种困难未能阻止她们在事业上的成功。 

　　我深信给女人造成过分沉重负担的不适和疾病，基本上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妇科医生的确这样告诉过我。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道德压力，由于她们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矛盾中的挣扎，她们常常苦于自己的力量有限。这并不是说她们的疾病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些疾病和它们所表现出的处境都同样是真实的、有破坏力的。但是这种处境并不取决于身体，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所以，当工作女人逐渐有了她应当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给她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反，工作将会改善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对这一状况不断地给以关注。我们在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据此大胆设想她的未来时，不应当忽略这些事实。她是在精神倍受折磨的处境中，是在女性气质所隐隐赋予她的个人负担下，从事一种职业的。 

　　此外客观环境也对她不利。让一个新手去尝试开辟通往充满故意的或至少是满怀狐疑的社会的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莱特在《黑孩子》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他的种种抱负从一开始就受阻，他所作的斗争仅仅是把自己提升到开始提出白人问题这个层面上。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通过自己的经历以及周围黑人的经历，也发现了和女人相似的问题。 

　　女人在实习时就开始发现自己处在低劣地位上，这一点在谈及少女时已被强调，但现在有必要更准确地予以说明。在她读书学习时，在对她的前程具有决定性的那几年，女人很少直截了当地利用她的机遇，因而后来常因为有一个很糟糕的起点而处于不利地位。实际上，我说的那些冲突在18岁到20岁之间，就是说，在对她的职业前程最为关键的那段时间，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不论女人同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是已经结婚，她的家人都很少像尊重男人的工作那样去尊重她的工作；他们会硬塞给她义务和任务，会侵犯她的自由。她自己仍深受所受的教育的影响，尊重长辈所确认的价值，为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梦想所缠扰；她发现很难把她过去的遗产和她未来的利益协调起来。有时她公开放弃她的女性气质，在贞洁、同性恋和攻击性的悍妇态度之间犹豫不决；她衣着简陋或穿男式服装；这时她会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挑衅、做戏和发怒上。她更常想强调她的女性气质：她卖弄风情，她参加社交，她打情骂俏，她落入情网，她在被虐和攻击之间摇来摆去。她以各种方式扪心自问、自寻烦恼、分散自己的精力。单单是这些外部活动就足以阻止她一心一意地从事事业；她从事业当中得益越少，就越想放弃事业。 

　　令以自立为目标的女人感到极其沮丧的是，和她地位相似。最初有着同样处境和同样机遇的其他女人，竟然过着寄生生活。一个男人可能会对特权者产生怨恨，但他和他那个阶级休戚相关；从整体上来说，那些以相同机遇开始的男人，达到了近乎相同的生活水平。而有相同处境的女人，由于男人这个中介，却可能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舒舒服服的已婚的或被人供养的女友，对打算依靠自己成功的女人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在自讨苦吃，竟走上了最难走的道路；每当遇到难处，她就不知道走另一条道路是否会更好一些。“这时我就会想，我只能靠自己的头脑去获得一切！”一个年龄很小的穷困潦倒的学生对我说，仿佛被这种想法弄得目瞪口呆。男人在服从专横的必然性，女人则在不断地重申她的意图。她前进时不是死死盯着前面的目标，而是向四周左顾右盼；她的步态也是怯懦的，摇摆不定的。 

　　她越是显得要靠自己的努力向前走（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她的其他机遇越是会消退；她一旦变成学者、有头脑的女人，就会在一般男人面前失去吸引力，或者由于过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让她的丈夫或情人蒙受羞辱。于是她不但愈发热衷于炫耀优雅、卖弄风情，还不得不去限制自己的报负。对于有一天会从自我关注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对于若是这样关注一段时间就会丧失希望的担心，会联合起来阻止她完全彻底地致力于她的学习和事业。 

　　只要女人还希望做一个女人，她的独立地位便会引起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她的女性气质还会使她对她的职业前程产生怀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14岁的女孩子们对调查人员声称：“男孩子比女孩子强；他们是更优秀的工作者。”少女深信她的能力有限。由于家长和老师都承认女孩子的水平低于男孩子，学生们也容易产生这种看法；事实上，尽管课程的设置是一样的，法国中学女孩子的学习成绩，还是要比男孩子低许多。姑且不去说某些例外，就说女生班全体学生的哲学成绩就明显低于男生班。大多数女生不打算继续完成她们的学业，所以学得很肤浅；另一些人则缺乏竞争刺激。在还算容易的考试中，她们的不及格还不太明显，但在需要认真对付的竞争性考试中，女生便会意识到她的弱点。她不是将此归咎于她的训练平平，而是把这归咎于她女性气质的不公正诅咒；她对这种不平等所采取的听天由命态度加深了不平等的程度；她认为她的成功机会只能在于忍耐和实用；她决意尽可能地节约时间和体力——这无疑是一个很糟糕的计划。 

　　功利主义的态度对于只要求少量的创造力和独创精神，以及只要求某些难得的雕虫小技的学习和职业来说，尤其是灾难性的。讨论、课外读物、散步时的自由遐想，即使对于翻译希腊文，也能够比令人厌倦的复杂晦涩的句法要有用得多。由于被尊重权威和博学的负担所压倒，她的眼光受到迂腐的障眼物的限制，过于一丝不苟的学习，钝化了她的批判意识和她的智慧。她有条不紊的渴求给精神造成了紧张和疲劳。例如，在学生准备应付塞夫勒考试的那些班级，那里所笼罩的令人窒息的气氛，阻断了一切有点生活味道的个人兴趣。应考的学生，除了想逃出她自己制造的牢笼，没有任何别的愿望；一旦合上书本，她的脑子里便会想着完全不同的题目。那种把学习和消遣结合起来的丰富时刻，那种思想冒险呈现出生活热情的丰富时刻，是她所不知道的。她的任务所具有的那种徒劳无益的性质把她弄得垂头丧气，所以她越来越感到没有能力圆满地完成这些任务。我记得一个准备应付教师考试的女生，在谈到对男女生都开放的哲学竞争性考试时说：“男孩子一二年就能成功；我们则起码需要4年。”另一个女生听说要读一本论康德的书，作者列在必读书目上，就抗议说：“那本书太难读懂了；那是给男生看的书！”她仿佛认为，女人以低分也可以通过竞争性考试。持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战自败，就等于把一切胜利的机会让给了男人。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很容易满足于中等成功；她不敢把目标定得太高。她以敷衍态度从事职业，所以很快就会对她的报负加以限制。在她看来，她能自谋生计就算够可以的了； 

　　她可以和其他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一个男人。继续保持独立的愿望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固然令她感到自豪，但也让她精疲力竭。在她看来，当她已经决定做某事时，她做得已经够多的了。“对于女人来说，能那样就不算太坏了，”她想道。一位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有一次说：“要是我是个男人，我就会认为必须爬到顶峰；但我是法国唯一有这种地位的女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种节制当中存在着谨慎。女人担心，要是再走远一点，她会不堪重负。 

　　必须指出，独立的女人一想到人们不信任她，便会深感不安，这是有情可原的。按常理来说，优越等级的人们总是对来自于低劣等级的人怀有敌意：白人不会到黑人医生那里去就诊，男性也不会去找女大夫看病；但是，低劣等级的人们，由于染上了他们特有的自卑感，由于对同类中某个升到他们通常命运之上的人往往充满了怨恨，也会宁可求助于主人。尤其是深深崇拜男人的大多数女人，更会急于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经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服从女人的命令。她的上司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永远会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她；当一个女人即使不是个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女人必须赢得最初所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她不得不去证实自己。人们说，如果她货真价实，就会经得起检验。但是货真价实不是既定本质，而是成功所产生的结果。一个人在面对针对他的偏见时所产生的沉重压力感，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战胜偏见有所帮助。最初的自卑情结，通常会导致以自命为权威的浮夸形式表现出来的防御性反应。 

　　例如，大多数女医生不是太有权威风度，就是太没有权威风度。如果任其自然表现，她们会失去控制，因为她们的整个生活都使她们倾向于诱惑，而不是倾向于命令；病人若是喜欢受支配，就会对只得到平淡无奇的劝告感到失望。女医生一旦意识到这个事实，就会使用严厉的语调、命令的口吻；但那时她仍然缺乏坦率的好性格，而这种性格是自信的男医生的勉力所在。 

　　男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权利；他的顾客相信他有能力；他能够行动自如，于是他给人留下了一贯正确的印象。女人没能产生这种安全感；她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她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她太看重这样做了。在商务和管理工作中，她明明白白地、小题大作地、迅速地表现得富有攻击性。她和在学习时一样缺乏轻松。锐气和鲁莽。她在努力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十分紧张。她的主动性是挑战和自我肯定的继续。这种重大缺憾是由于缺乏自信引起的：主体不能够忘掉他自己。他不能勇敢地追求某个目标：他宁愿以现成的方式取得成功。在向目标勇敢挺进时，一个人可能会有失望的危险，但也可能会获得出乎意料的结果；谨慎注定要受到中庸的惩罚。 

　　我们很少碰到独立女人有冒险的爱好，有为体验而体验的爱好，或者有无私的好奇心； 

　　她就像其他女人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小窝那样，希望“有一个事业”；她依旧受着男性世界的支配与包围，她不能大胆地突破它的藩篱，也不能热情地专注于她的设计。她仍把她的生活视为一种内在的事业，所以她的目标不是指向客观存在，而是通过客观存在指向主观成功。 

　　例如这样的态度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女人当中；她们喜欢有工作，以向自己证实她们完全有能力干好工作；但是她们对工作的内容却不那么关心。女人同样有一种过分看重微小挫折和一般成功的倾向；她爱虚荣，所以时而垂头丧气，时而又趾高气扬。当成功在预料之中时，尚可以冷静对待；但当成功一直被认为是无法取得时，它则变成了令她陶醉的伟大胜利。 

　　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为了不起，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绩，其原因就在于此。她们永远在回首顾盼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而这中断了她们的行程。按照这种程序，她们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但不会有伟大的成就。此外还必须指出，许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职业也一无建树。只是在把男女当中的最优秀者加以比较时，我们才会觉得女人落在了后面（除了少数例外）。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经过充分阐述的，决没有拿本来作抵押。就作出伟大成就而言，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但是，一个人要做到忘掉自我，就必须首先坚信他在现在和未来能够发现自我。由于刚刚步入男人的世界，被男人可怜地置于第二性的地位，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寻找自我。 

　　有一类女人，以上的评论对她们并不适用，因为她们的职业不但丝毫没有妨碍肯定她们的女性气质，反而使这种气质得到增强。这些女人通过艺术表演，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征； 

　　她们是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3个世纪来，她们几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坚持具体的独立性的女人，而如今她们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权地位。以前，女演员被逐出教门，可是这种极其严厉的做法，却始终认可她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她们近乎风流，和高级妓女一样在男人的陪伴下虚度大量时光；但她们以自己的工作谋生，在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缚。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她们的职业成功——和男人的职业成功一样，有助于她们获得性的价值；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同时，在证实自己是人的同时，把自我实现为女人：她们不会在相互矛盾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相反，她们通过职业证实了她们的自恋是有道理的；打扮、对美容的关心、魅力是她们职业责任的一部分。对迷恋于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么，就可以做事，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满足。如乔吉特·勒布朗所说，这种展露要有足够的研究和技巧，才可以显得替代了行动。伟大的女演员还会把目标定得更高：她要通过表现既定存在，去超越这一存在；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和创造者，因为她在把意义赋予世界的同时，也把意义赋予了她的生活。 

　　这是一些罕见的优势，但里面也藏着陷阱：女演员一旦不再把她的尽情自恋和她的性自由，与她的艺术生活结合为一体，便会极为经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风流韵事之中；我已经说过，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成名，以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同职业所要冒的风险和各种真正工作所含的约束相比，男性的资助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十分诱人的。对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孩子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向往，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同想成功的意愿协调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崇拜感经常限制她的演员成就；她会对她的纯粹表演价值产生许多幻觉，以至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她最关心的事是让自己抛头露面，从而牺牲了角色，把角色变成了戏剧化的大吹大擂。她还缺乏忘却自我的博大胸怀，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如演瑞、杜丝那样的艺术家实在少见，她们避开了这样的暗礁，把她们的人身当做艺术工具，而不是把艺术看做她们自我的仆人。 

　　而且，在拙劣女演员的私生活中，她也会增大一切自恋的缺点：她会把自己表现成是爱虚荣的、爱发脾气的、爱做作的；她会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舞台。 

　　今天，表演艺术不是向女人开放的唯一艺术；许多女人还参加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 

　　女人的处境使她很容易通过文学艺术去寻求拯救。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对她来说，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积，而是感觉和感情的来源；事物当中所无缘无故存在的隐蔽因素，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 

　　由于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她无法专注于现实，于是她用言语来对它表示抗议。她通过自然去寻找她灵魂的形象，她希望获得她的存在（being）——但她注定会受挫；她只有在想像领域才能够将它恢复。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此外，人们也都知道她是个喋喋不休和粗制滥造的作家；她通过谈话、书信和私人日记吐露心迹。如果她有一点报负，人们就会发现她在写回忆录，在把她的传记变成小说，在用诗歌抒发她的感情。她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对从事这类活动十分有利。 

　　但是，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即便开始得很早，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于懒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勉强及格”。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是的，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但她并没有工作；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她坐在画架前面时，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盘苹果，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当坐在桌子旁边，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为了取乐，可以制造海市蜃楼，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为了塑造它，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 

　　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在写《克洛迪娜》和《生日》时，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为了诱惑，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她们假定，依此类推，表明一个人是什么，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发性； 

　　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反正成功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她们如果很自信，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如果很胆怯，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 

　　不幸的是，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说的）在于，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会感到吃惊；她会烦躁不安，把笔扔掉；她无法理解，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 

　　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然陈！日，但仍有可恶的言外之意； 

　　况且她还没有勇气做一个令人不快的作家。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永远会让人感到震惊，永远会受人诽谤，除非他死了；新事物总会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还会对得到思想界、艺术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认又惊又喜。她的行为极其谨慎，唯恐乱了阵脚，唯恐受到调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觉得她应当通过朴实高雅的格调，去求得对她在文学上自命不凡的原谅。她保证保持一致有可靠的价值；她准确地赋予文学以人们期望于她的个人风格，用精选出来的优美、做作和雕琢的词句，提醒我们注意她是一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擅长于创作畅销小说； 

　　但我们不应当期望她会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险。 

　　并不是说这些独立女人在行为或感情方面没有独特性；相反有些人实在是太独特了，以至应当把她们给关起来；总之，她们许多人会比她们拒绝接受其约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但她们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们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们的高谈阔论上，用在她们的书信来往上；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一方面，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 

　　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 

　　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是疯子，有些女人则有健全的理性，但谁也不会既有那种疯狂，又有那种我们称为天才的理性。 

　　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战争与和平》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忏悔录》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大自然是她们最喜欢探索的领域之一。对少女来说，对尚未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大自然意味着女人本身对于男人所意味的东西，即意味着她自己和对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放地；佯装他者的一切。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花园的时候，女小说家才会极其亲切地向我们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她们许多人把奇迹般的生命力和季节封闭在水盆里，花瓶里，花圃里； 

　　其他人虽然没有把植物和动物给关起来，但通过柯莱特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种充满爱心的密切观察，仍竭力让它们属于她们自己。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自然中的非人化的自由，试图去破译它的外来含义，热衷于与这个他者的存在结合起来：除了埃米莉·勃朗特。 

　　弗吉尼亚·沃尔芙和玛丽伟伯偶尔为之，几乎无人沿着卢梭所开辟的道路去冒险。 

　　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横跨既定存在、探索其神秘度的女人是屈指可数的：只有埃米莉在向死亡发难，只有弗吉尼亚·沃尔芙在对生命提出质疑，只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很经常）在对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表示怀疑。任何女人都未能写出过《审判》《白鲸》《尤利西斯》或《智慧七柱》那样的作品。女人没有去争取人的处境，因为她们还没有接受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既缺乏超自然的反响，也缺乏愤懑；她们没有顺便去理解一下世界，没有向它提出问题，没有暴露其矛盾：她们对待它仿佛是太认真了。应当说，多数男人也有这种局限性；当我们把有成就的女人同极少数应当称为“伟人”的男性相比时，她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并不是特殊的命运在限制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未曾达到过（暂时还根本不可能达到）最高的顶峰。 

　　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造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有这种报负，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接受他是一个有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人的种种束缚，正在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当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斗争过于艰巨时，无疑人们会脱离这种斗争。目前，如果有谁想去尝试重新把握这一斗争，谁就必须首先从这一斗争进入一种主权者的孤独状态：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骄傲地开始她在放纵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实习。 

　　我所渴望的是，[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能够自由地去单独散步，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能够自由地坐在蒂莱里埃花园的长椅上。没有这种自由，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你被某人陪伴着时，当你必须等待你的伙伴、你的家人时，你认为你能够利用你所见到的事物吗？！……这是起码的自由，这是没有它你便不能认真而成功地做点重要事情的自由。由于那种愚蠢而持续的压抑，思想被戴上了锁链……这足以使你的双翼下垂。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要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单靠培养还是不够的——就是说，只靠把办展览、搞点资料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文化只能通过自由的超越行动来加以理解； 

　　即，自由的精神即使再丰富，也必须把自身投向虚无的天国并在那里住下来；但是如果有上千种束缚把它留在地面，它的强烈冲动便会受到破坏。今天，少女固然可以单独出门，到蒂莱里埃花园去闲逛，但是我已说过，街头对她充满敌意，到处都是想图点什么的目光和动作； 

　　如果她闲逛时粗心大意、心猿意马，如果她在咖啡馆门前点上一支香烟，如果她一个人去看电影，马上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她只能靠衣服和礼貌去引起尊重，但是这种偏见也牢牢地把她固定在地面上和她自己那里，“使你的双翼下垂”。T·E·劳伦斯18岁那年独自骑自行车到全法国长途旅行；任何少女都不会被允许参加任何这类越轨行动，更不用说像劳伦斯后来那样，在一个半沙漠化的危险国度作徒步冒险了。然而这类体验却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一个人通过这类体验，在陶醉于自由和发现的同时，也学会了把整个大地都看成他的领土。 

　　由于她的本性，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被剥夺了学习暴力的权利：我已指出她虚弱的肌肉是何等地使她倾向于被动。当一个男孩子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觉得他有能力照料自己；作为补偿，至少应当允许少女知道，当主动参加体育运动和冒险时，当尝到克服困难的自豪滋味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但是她现在并不完全知道。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世界当中是孤独的，但她根本不可能作为唯一者和主权者，昂首挺立在世界面前。一切都在影响她，使她困住自己，使她受外在于她自己存在的存在的支配——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她是放弃了而不是坚持了自己的权利。从这点来说，不走运或没有吸引力反倒常常是因祸得福。正是由于孤立，埃米莉·勃朗将才能够写出狂放有力的作品；在和自然、死亡及命运对抗时，她除了自己的资力没有别的靠山。罗莎·卢森堡长得很丑，所以她根本不想沉溺于对自我形象的狂热崇拜，根本不想让自己变成客体、猪物和陷阱；她从年轻时起就有着完整的精神和自由。即便如此，女人能完全忍受直接面对既定世界这样的痛苦，这仍然十分少见。她处处感到的种种压抑，以及把她压倒的整个传统，使她无法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而这就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 

　　那些被我们称为伟人的男人，他们以这种那种方式肩负起了世界重任；他们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坏，可能成功地重建世界，也可能被推翻；但首先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一巨大负担。这是任何女人从未做到过的，也是任何女人无法做到的。一个人要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自己的，认为自己应当为其弊端负责，为其进步骄傲，他就必须属于特权等级；只有那些处于指挥地位的人，才能通过改造、思考和揭示，去为这个世界作辩护；只有他们才能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并努力给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Man）的可能化身，一直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我们认为极其杰出的那些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那些人，已经在打算以他们个人的生存去规定全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凡高怎么可能会生为女人呢？女人是不会被派到比利时的伯杯耐吉煤矿去执行使命的，是不会觉得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是自己的罪过的，是不会想到赎罪的；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画出凡高的《葵花》来。更不用说不准她有这位画家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在阿勒斯的孤独，经常出入咖啡馆和妓院，所有这一切都在抚育着凡高的敏感性，同时也抚育了他的艺术。 

　　女人也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通过怀疑和焦虑永远体会不到被逐出天堂的人（Man）所感到的那种痛苦。除了圣·泰丽莎，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完全放纵，让自己在人的处境中度过一生：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当让她立足于世俗等级之外时，她会和十字架的圣·约翰一样感到头上没有天花板的保险。两者都有同一种黑暗，同一种光亮，自我的同一种空虚，上帝的同一种充实。如果每个人都终于可以这样不以两性差别为荣辱，而以拼命争来的生存自由的光荣为骄傲，那么女人将只能把她个人的历史、她的问题、她的怀疑、她的希望，认同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那么她将只能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谋求揭示整个现实，而不是仅仅谋求揭示她个人的自我。只要她仍不得不为做一个人而斗争，她就不可能成为创造者。 

　　问题又是如此，要解释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须求助于她的处境，而不是求助于某种神秘本质；因而未来基本上仍然是开放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坚持认为女人无“创造性天才”；这一论点得到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马尔泰·傅雷里夫人的辩护；但是人们会说，她想让她的书成为女性无逻辑性和愚蠢的生动证明，所以她的书才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和“永恒的女性气质”概念一样，创造性的“本能”这个概念也必须从考察存在（entities）的名单上划掉。有些讨厌女人的人有点具体地认为，女人由于神经质不可能创造任何值得创造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往往宣称天才都有神经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心理生理上的失衡，既不意味着缺乏力量，也不意味着平庸。 

　　至于取自于历史的论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它的哪些方面应当予以考虑；不能认为历史事实已经确立了永恒真理；正因为这些事实在变化，它只能指明处境实际上是历史的。当女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工作（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工作）时，她们当中怎么可能产生天才呢？以前旧欧洲对美国野蛮人十分蔑视，认为他们既不能以有艺术家自夸，也不能以有作家自夸。“在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开始生存吧！”杰弗逊有力地回答说。美国黑人对指责他们当中永远产生不出惠特曼或梅尔维尔之类人物的种族主义者，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提出可以和拉辛或马拉梅齐名的名字。 

　　自由的女人正在诞生；她一旦赢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也许蓝波的预言就会实现：“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当女人受到的漫无边际的束缚被消除的时候，当她能为自己并通过自己去生活，并且当男人（他们是至今仍是可恶的）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也会成为诗人！ 

　　女人将会发现未知事物！她的观念世界和我们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将碰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们将占有它们，我们将认识它们。”她的“观念世界”未必就和男人的不一样，因为她只有获得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才会得到解放；说她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有差别的，说这些差别在何种程度上仍有其重要性——这其实是在碰碰大胆推断的运气。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在受着压制并且丧失了人性，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冒险吧！ 

结论

　　不，女人不是我们的兄弟；通过懒惰和堕落，我们已把她变成了另一种人，一种未知的人（她除了性欲没有别的武器，而这种武器不但意味着不断争斗，而且也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奴隶用以猜疑，用以崇拜或憎恨的不光明正大的武器），但决不是我们的坦诚伙伴，决不是具有哪种［团结精神〕与和衷共济精神的人。 

　　许多男人仍然会同意拉福格的这番话；许多男人会认为，“争斗和争论”将会永远存在——如蒙田所指出的，并且根本不可能实现博爱。事实上今天男女彼此都感到不满意。但问题是要搞清楚，是否有一种固有的祸根在让他们受相互分裂之罚，或者，让他们对抗的那些冲突，是否仅仅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着种种传说，但生理学命运并没有这样把永久的敌意强加在雌雄两性身上；甚至有名的祈祷螳螂在吞噬它的雄性时，也仅仅是由于缺乏其他的食物和为物种的利益：在一切等级的动物生命当中，所有的个体都在受着这种控制，即受着物种的控制。 

　　而且人类不仅仅是物种，它也是历史发展；它应当取决于它对自身的自然的、固定不变的特征，以及对自身的[人造特征〕的态度。其实，即便是对世界极其没有诚意，也不可能证明存在于人类两性间的对抗，具有名副其实的生理学性质。而且，宁可说他们的敌意可能要划入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中间领域：精神分析学。我们被告知说，女人嫉妒男人的阴茎并希望阉割他；但是，只有在成年女人认为她的女性气质是一种不健全时，对阴茎的这种幼稚欲望，才会在她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而那时她会希望把男性器官当做男人所有特权的象征来加以占用。 

　　我们可以毫不勉强地认为，她的阉割梦想有着这样一种象征性的含义：据猜想，她希望剥夺男性的超越性。 

　　但是，如我们看到过的，她的欲望是十分暧昧的：她希望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拥有这种超越性，这就是说，她既重视它又否定它，既想投身于它，又想把它局限在她自身的范围里。这就是说，这一戏剧性活动并不是在性的层面上展开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性的特征不能决定命运，本身也不能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重要线索，而只能表现它仅仅在帮助决定的整体处境。两性斗争并不直接含有男女人体结构有差别的意味。实际上，当一个人引起这种斗争时，他认为在无始无终的理念王国，永恒的女性气质和永恒的男性气质这两种含糊本质之间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这种重大斗争，相应于两种不同的历史关头，毕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 

　　一个被封闭于内在性的女人，也会权力把男人关在那个牢笼中；这样一来，那个牢笼便会和世界混为一体，女人也不会再因为被囚禁在那里而痛苦，因为母亲、妻子和情妇变成了看守。社会根据男人制定的法典宣判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她只有摧毁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够消除这种劣等性。于是她去攻击使她不健全的、对她进行支配的男人，她和他大唱对台戏，她拒绝接受他的真理和价值。但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使她注定是内在的、低人一等的，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是错误的选择。它们是硬加在她身上的。一切压迫都会引起战争状态。这一点毫无例外。被看做次要者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树她的主权地位。 

　　今天，这种斗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女人不是希望把男人囚禁起来，而是努力逃避他。 

　　她不想再把他拖入内在性王国，而是她自己显露出超越性。然而男性的态度却制造了新的冲突：男人不愿意把她松开。他非常乐意仍去做一个主权的主体，绝对的优越者，主要者；他拒绝承认他的伙伴在任何具体方面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她则以进攻性的态度来回答他的不信任。这不再是一个各自在各自范围里的两个人之间的战争问题：要求自身权利的等级从战壕里跳出来，有特权的等级则在进行抵抗。在这里，两种超越在面对面地斗争；自由的每一方都不想承认对方，并都想支配对方。 

　　这另一种态度不但表现在精神方面，也表现在性方面。“女性化的”女人在把自己变成猎物的同时，也想用自己的肉体被动性去降服男人；她在顺从地变成猎物的同时，也在忙于激起他的欲望，以此为手段将他捕入罗网，把他给束缚住。相反，解放型的女人却想成为主动者和占有者，她拒绝接受男人想硬塞给她的被动性。所以，埃丽丝及其模仿者拒绝承认男性那种类型的活动具有价值；她们将肉体置于精神之上，把偶然性置于自由之上，把她们的日常智慧置于大胆创造之上。但是“现代的”女人也承认男性的价值：她为自己以男人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工作和创造感到骄傲；她不是蔑视他们，而是自称和他们是平等的。 

　　就她以明确行动表现自己而言，这种要求是合法的，不过男性的傲慢肯定要为此承担责任。但男人也必然会辩解说，女人常把问题搅得一团糟。一个叫梅布尔·道奇·卢汉的人，想用她的女性勉力征服D·H·劳伦斯，以便以后能在精神上支配他；许多女人为了成功地证明她们和男人是平等的，都尝试以性为手段去取得男性的资助；她们玩弄两面手法，既要老式的尊重也要新式的尊重，既靠她们的旧魔力，也靠她们的新权利。男人当然要愤然自卫； 

　　但他也是口是心非，他一方面要求女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由于不信任和敌意而拒绝给予她们以必要的王牌。其实，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明显的斗争，因为女人的存在是含糊的；她在男人面前不是主体，而是荒谬地带有主观性的客体；她把自己既当做自我，又当做他者，这种矛盾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后果。即使她把自己的弱点和强点都当做武器，也算不上老谋深算，因为她在积极争取主权地位的同时，也在不由自主地为她的受骗和被动寻找借口；这种做法固然不属于正当策略，但这是由她既定的暧昧处境所决定的。然而，当男人把她作为自由的独立者来看待，同时又看到她对他仍是陷讲时，他是愤怒的；如果她摆出一副猎物的架势时他让她感到满意和满足，那么他会觉得她的自主要求是令人恼火的；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有受骗感，而她则会产生受虐感。 

　　只要男女彼此不承认对方是同等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女性气质照这样一直存在，这种不和就会继续下去。哪个性别会更渴望维持女性气质呢？女人虽然正在从这种气质得到解放，但依旧希望保持它所带来的特权；如果那样，男人会希望她对会它加以限制。“谴责一个性别比原谅一个性别要容易，”蒙田说。赞美和谴责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如果说这种恶性循环十分难以打破，那是因为两性的每一方都是对方的牺牲品，同时又都是自身的牺牲品。 

　　在两个以完全自由面目出现的相互对抗的敌手之间，可以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战争对双方都无益，则更是如此。但是，整个恋爱事件的复杂性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每一方都在为对方提供帮助和舒适；女人在追求屈从的梦想，男人则在追求认同的梦想。贫乏的真实性没有得到补偿：每一方都在屈从于舒适诱惑的同时，指责对方引起了不幸；男女彼此都讨厌对方使自己的不真诚和卑鄙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我们首先已经看到了男人为什么会对女人进行奴役；女性贬值是人类进化的必要一步，但它也可以导致两性间的合作；所谓的压迫应当解释成生存者通过认同于他人（他因此压迫他人），来逃避自我的倾向。在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男人身上，今天都有这种倾向；而且大多数人还屈服于这一倾向。丈夫想通过妻子，情人想通过情妇，发现自己具有永久不变的偶像形式；他要用她去寻找他的男性气质、他的主权地位、他的即刻实现的神话。“我丈夫根本不看电影，”他的妻子说，因而把含糊的男性见解铭刻在永恒的大理石上。但他本人也是他的双我的奴隶：要树立使他充满危险的形象是多么费力啊！尽管他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功的，这一形象也仍要取决于女人反复无常的自由：他必须时刻注意让这一形象有利于自己。男人念念不忘让自己显得像个男性，显得重要和优越；他是如此做作，以至于得到了做作的回报； 

　　他也是有攻击性的、不安的；他之所以对女人怀有敌意，是因为他害怕她们；他之所以害怕她们，是因为他害怕他自己所认同于的那个人、那个形象。在消除、升华和转移种种情结时，在谈论文人时，在诱惑她们时，在害怕她们时，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他想在解放她们的同时让自己得到解放，但这又正是他所恐惧的。所以他顽固地坚持那种神秘物，以便把女人继续束缚在锁链中。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她在受骗。“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当一个人身为女人时，其不幸还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不幸，”克尔恺郭尔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掩饰这种不幸。例如，监护制度虽然早已废除了，女人却一直有着“保护人”，如果他们被赋予旧时监护人的权利，这是为了女人本人的利益。不准她参加工作，让她呆在家里，这是为了让她免受她自己的伤害，并为了确保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是把多么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她那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上面的：她用她的自由换来了“女性化”这笔虚假财富。巴尔扎克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诡计，他劝告男人要把她当做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王后。许多男人并不那么玩世不恭，他们想承认她确实有特权。美国的有些社会学家今天在传授“下层阶级利益”理论。法国也经常有人宣称工人很幸运（虽然不那么科学），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去“保持仪容”，乞丐则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衣衫槛褛地睡在人行道上，所享受的快乐是德·博蒙伯爵和温德尔家族万万享受不到的。和快活地抓着身上跳蚤的无所顾忌的穷人一样，和挨鞭子抽时仍在笑的可怜黑人一样，和埋葬自己的饿死的孩子时仍面带笑容的乐天的突尼斯阿拉伯人一样，女人也有那种无法比拟的特权，即没有责任感。 

　　她虽然摆脱了讨厌的负担和操劳的束缚，不过仍具有“那好的一面”。但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一种顽固变态（它无疑和原罪有关），那些有好的一面的人们始终在向他们的保护人求援：“我受不了了！你给点东西让我吃饱吧！”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超等的男性却在手里紧握着他们的枪：“继续保持好的一面，把它坚持下去！” 

　　必须承认，男性更多地是把女人看做同谋，这和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通常看法不一样。 

　　他们由此得到授权，虚伪地宣称，她一直在渴望得到他们所硬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她受的教育的所有主要特征，都联合起来阻止她走上反抗和冒险的道路。社会通常（从受她尊重的父母开始）虚伪地向她赞美爱情、献身、自我奉献的崇高价值，进而向她隐瞒了这一事实，即无论是情人或丈夫，还是她的孩子，都不愿意接受这一切沉重负担。她之所以愿意乐于相信这些谎言，是因为它们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下坡路：在这方面其他人对她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她从小到现在的整个一生中，他们都把这种服从当做她的真正使命（这对每一个对自由感到焦虑的生存者都是很诱人的），以此去损害她，收买她。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教得懒惰，整天寻欢作乐，不去学习，也不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那么长大以后，很难说是他自己愿意无能和无知的；可是女人就是这么被教育大的，她从来没有对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所以，她很容易让自己去依靠他人的保护、爱情、帮助和监督，很容易让自己迷恋于自我实现的希望而不去做任何事情。她在屈服于这种诱惑时犯了错误，但是男人不配去指责她，因为是他让她受到了诱惑。当他们产生冲突时，每一方都会让对方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是他让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教我去推理和自谋生计”； 

　　他则会指责她，她已接受了这种后果：“你什么也不懂，你是个无能的人”等等。每一个性别都认为它能够通过采取这种攻势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一方所犯的错误不能成为为对方的罪责进行开脱的理由。 

　　使男女相互对立的无数冲突源于这一事实：每一方都不准备承担由一方所提供的、由另一方所接受的处境造成的一切后果。“不平等中的平等”是一个可疑的概念，这一方用它去掩饰他的专制，那一方则用它去掩饰她的懦弱，这个概念经不起体验的考验：在双方交换时，女人所要求的抽象平等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保障，男人所要求的具体不平等也已经存在。结果，在每一个结合中都有关于“给予”和“占有”的含糊意义的无休止争论：她抱怨她给予了她的一切，他则抗议她占有了他的一切。女人不得不懂得了，交换（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法则）是以提供的商品对于买主而不是对于卖主所具有的价值为基础的；而她却认为自己有无限的价值，她受骗了。实际上，她对男人是一种娱乐、一种快活、一个伙伴、一种次要的礼物；他对于她则是她生存的意义，她生存正当性的证明。所以，这种交换并不属于等价交换。 

　　这种不平等尤其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他们所共同度过的时间，尽管着上去是等量的，实际上对于双方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在男人和他的情妇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候，他可以去做对他的职业有利的事情，可以去看朋友，可以去培养业务关系，可以去谋求再创造；对一个通常被并入社会的男人来说，时间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意味着金钱、名誉和快乐。相反，对于懒散无聊的女人来说，时间却是她希望加以摆脱的负担；如果她能够成功地把它给消磨掉，这对她是有益的，所以男人的出现会带来足够的好处。在许多情况下，男人之所以十分明显地对私通感兴趣，是因为他从中得到了性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情愿和情妇呆在一起的时间与性行为所需要的时间一样多；但是除了例外情况，就她而言，她所希望的却是把她手头上的多余时间全部给打发掉；而且和除非顾客买萝卜否则就不卖给他土豆的店主一样，她也是除非情人舍得花时间陪她谈话和“出去”，否则就不会交出她自己的身体。如果在男人看来这种代价基本上还不算太高，便会达到平衡，而这当然要视他的欲望有多强和他认为要作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定。但是，如果女人所要求或献出的时间太多，她就会像溢出河岸的河水那样只会起到侵犯作用，这时男人会宁肯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要得太多。于是她会降低自己的要求，但达到平衡常以双方的紧张为代价，因为她会觉得男人廉价地“占有”了她，而他则会认为她的要价太高。这样分析当然有点幽默；但是，除非这些恋爱具有嫉妒和排他的情欲，因而男人想完全占有女人，否则在感情、欲望乃至爱情的情况下，会不断出现这种冲突。他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这需要花费他的时间；而她却有的是时间去挥霍； 

　　他认为她献给他的许多时间，不是礼物而是负担。 

　　通常，他同意承受这种负担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属于特权的一方，他问心无愧；如果他是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人，就会试图慷慨补偿这种不平等。不过他也会为自己的怜悯感到自豪，所以他在第一次冲突时就把女人当做忘恩负义之徒对待，有点恼火地认为：“我对她太好了。”她深信自己的奉献具有高度的价值，可是又觉得自己的举止像个乞丐，令她蒙受耻辱。 

　　我们在这里无情地发现了女人经常显示具有实践能力的原因；她之所以问心无愧是因为她属于无特权的一方；她觉得她没有义务去善待那个受益的等级，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自卫。 

　　如果有机会发泄她对不能满足她要求的情人的怨恨，她甚至会感到快乐：既然他没有给够她，她便从他那儿抽回一切，以此来野蛮地取乐。这时受伤害的情人会突然发现，在他或多或少予以轻视的每时每刻，都有着私通的［全部〕价值，于是他会欣然允诺她一切，即使他在被迫兑现时又会有被利用的感觉。他会指责情妇对他敲诈：她则会叫他小气鬼；两个人都会有受虐感。 

　　指责和辩解依旧无济于事，因为正义绝不可能在非正义中实现。殖民地官员绝无可能公正对待土著人，同样将军也绝无可能公正对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殖民者，不去做军事首领；但男人不可能不做男人；于是，一方面，他不知不觉地处于该受指责的地位，对其实并不是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深感苦恼；而另一方面，她则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受害者和泼妇。有时他会反抗，变得残酷无情，但那样他会让自己变成非正义的同谋，那种错误就会真的属于他。有时他会让自已被那个苛求的受害者给消灭掉，给吞噬掉；但那时他又会感到受愚弄。他往往只好妥协，而这妥协既让他受到贬低，又让他心神不宁。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会受到这种处境而不是受到女人本人的折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被征服者的一方反倒要好一些；但如果她也性情温和，既不能自立又不愿意用她的沉重命运去压垮男人，那么她就会在无望的混乱中挣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它们由于取决于讨厌的环境，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一个男人若是被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资助他不再去爱的女人，便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但他若将一个把一生都抵押给他的女人彻底抛弃，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这种不幸并不是始于个人堕落（当一方指责另一方时，无诚意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宁可说是始于个人在其面前无能为力的处境。女人是“缠人的”，她们完全是个负担，她们因此而受罚；问题的实质在于，她们的处境同吸吮另一个机体的有生力量的寄生虫的处境毫无二致。让她们有自己的有生力量吧，让她们有向世界进攻并夺回她们自己本质的手段吧！ 

　　那时她们的依附性就会得到消除——男人的依附也会得到消除。毫无疑问，男女双方将会从这一新的处境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将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将会得到习俗的承认，但性行为将不会被看做是应当付酬的“服务”；女人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婚姻将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母性义务将自愿承担，这就是说避孕和堕胎将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是说，所有的母亲及其子女，不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将会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 

　　产假将由国家付给工资，国家将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脱离父母，而是意味着将不会把他们完全交给父母。 

　　但是，这样做可以改变法律、制度、习俗、公众舆论以及整个社会关系吗？可以让男女真正平等吗？“女人将永远是女人，”怀疑论者说。其他观察者也预言，抛弃女性气质将不会让她们自己变成人，而只会让她们变成怪物。或许人们也会承认这一点，即今天的女人是自然的造物；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把少男少女隔开的那条鸿沟，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蓄意地展开了；后来，女人只能是她被造成的那种人，而且那种过去必然会遮盖她一辈子。如果了解了它的影响，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她的命运不会永远是事先决定的。 

　　我们当然不应当认为，只要女人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她，虽然这一因素在她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并且依旧是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它引起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它所承诺和要求的其他成果以前，新型女人不可能出现。此时此刻在任何地方尚未取得这些成果，法国或美国是如此，俄国也同样是如此；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女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左右为难的原因。她常以“真正的女人”的面目出现而又装成男人，于是她不但对她的男性装束感到局促不安，也对她的肉体感到局促不安。她必须蜕掉老皮，为自己剪裁新衣服。这一点，她只有通过社会演变才可以做到。今天，没有一个教育者能够塑造出也许和雄性人完全同源的雌性人；如果少女得到和男孩子同样的培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个怪人，因而把自己确定为一种新的性别。司汤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森林肯定是一下子种成的。”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具体地实现了两性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就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新的表现。 

　　如果在抚养小女孩时，从一开始就像对待她的兄弟那样对待她，对她有同样的要求，实行同样的奖惩，让她受到同样严厉的对待，享有同样的自由，参加同样的学习，玩同样的游戏，向她许诺同样的未来，让她认为周围的男男女女都无可置疑地和她是平等的，那么阉割情绪和恋父情结的含义就会彻底得到更正。母亲一旦在同一基础上和父亲一样承担起夫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责任，她就会享有同样持久的威望；孩子就会在她周围发觉一个两性并存的世界，而不是发觉一个男性的世界。假如她在感情上更受父亲的吸引（未必都是如此），她对他的爱就会略带竞争意志的色彩，而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感情；她的定向也不会是被动性。若是批准她在工作和运动中检查自己的能力，主动和男孩子竞争，由于生孩子的允诺所给予的补偿，她就不会认为缺少阴茎足以引起自卑情结；与此相关，假如没有向男孩子灌输优越情结，假如他像尊重男人那样尊重女人，他就不会产生这种优越情绪。则、女孩就不会通过自恋和梦想去谋求无结果的补偿，也不会认为她的命运是理所当然的；她会对她要做的事情感兴趣，会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事业。 

　　我已经指出，假如她能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看到成人的自由未来，那么青春期的转变就会容易得多，这时月经使她感到恐怖只是因为她突然变成了女性。如果她对她的整个命运不是十分憎恶的话，她也会在拥有自己年轻的性爱时表现得比较镇静；连续不断的性信息就会对她度过这一危机很有帮助。而且由于男女同校的教育，男人的庄严神秘也会没有必要进入她的脑海：这种神秘会因为朝夕相处和公开竞争而消除。 

　　对男女同校制度的种种反对理由，始终暗示着对性禁忌的尊重；但是，这种阻止孩子的性好奇心和性快感的努力是完全无用的；它只能造成抑制、魔念和神经症。少女所表现出的过分伤感、同性恋激情和柏拉图式的迷恋，以及它们所导致的愚蠢轻浮的后果，要比有些幼稚的性游戏和少数明确的性体验更为有害。对少女来说，不受反对她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的影响尤其有利，因为那样她就不会在男性那里去寻找半神，而是仅仅要寻找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一个伙伴。性爱和爱情将会具有自由超越的性质，而不是具有听天由命的性质；她可以感受到它们是两个平等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大笔一挥，孩子在变成成人时要克服的所有困难就会消除了；连最聪明、最宽容的教育也不能消除孩子对事物的切身体验；我们只能期望在她的道路上，困难不会无缘无故地堆积如山。进步已为“邪恶的”小女孩不再受火烙之苦这一事实所证明。精神分析学固然为父母提供了某种指导，但当前女人的性教育和性发动完成的情况是如此可悲，以至对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提出的种种异议，没有一个是可以认为能站得住脚的。这不是一个消除表现在女人身上的人的境遇的偶然性和悲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给她以超越它们的手段的问题。 

　　女人决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那些把她特别认定为女人的特质，其重要性来自于置于它们的含义。将来若是用新的角度去对待它们，它们就可能被克服掉。所以，如我们所见，虽然女人通过性体验感受到（并且常常讨厌）男性的支配，但决不能依此断定，她的卵巢判处她永远跪着生活。只有在完全想肯定男性主权地位的制度中，男性的攻击性才仿佛是贵族特权；女人之所以在性行为中觉得自己非常被动，仅仅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五法。许多要求有人的尊严的现代女人，仍然在以传统的奴性为立足点去展望她们的性爱生活： 

　　既然认为躺在男人下面，让他插入使她们蒙受耻辱，她们就会变得紧张因而变得性冷淡。但是，假如现实情况不一样，那么在性爱姿态和姿势中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意义也将会不同： 

　　比如，一个付给情人报酬并对他进行支配的女人，就可以为她的超等懒惰感到自豪，就可以认为她在奴役积极卖力的男性。现在有许多过着正常性生活的夫妇，他们的胜败观念正在为交换观念所取代。 

　　实际上，和女人一样，男人也是肉体，因而他也是被动的，也是他的荷尔蒙以及物种的玩物，也是被欲望弄得坐卧不安的猎物。和他一样，在肉欲的高度兴奋当中，她也是一个自动同意的人、自愿奉献的人、主动的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某些方式经历了化为身体的那种陌生而又暧昧的生存。在他们认为相互对抗的那些斗争中，实际上每一方都在同自我做斗争，都在把自己所厌恶的那部分自我投射到对方当中；每一方都不是在体验他们处境的暧昧性，而是在想让对方容忍那可怜的地位，把尊严留给自我。然而，如果双方都以节制态度去接受这种暧昧性，相互都保持真正的自尊，他们就会彼此视为平等的人，就会和睦地去体验他们的性爱戏剧。和使人们相互区别的一切特质相比，我们都是人这个事实有着无限的重要性； 

　　优势决不是既定存在赋予的：古人所谓的“美德”，其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性当中表演着同样的肉体与精神、有限与超越的戏剧；两性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他们如果想品尝这种味道，就不会再去想争夺靠不住的特权，于是友爱便会在他们当中实现。 

　　有人会对我说，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女人不可能“改造”，除非社会首先让她和男人真正平等。保守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提到那种恶性循环；然而，历史并不是循环的。如果一个等级处在低一等的地位，它无疑是低劣的；但是自由可以打破这种循环。让黑人去参加选举，他们就会配有选举权：让女人去负起责任，她就能够肩负起这些责任。事实上，不能指望压迫者会采取不谋私利的慷慨行动；但是，有时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有时甚至是特权等级本身的演变，造成了新的处境；所以男人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给女人以部分解放： 

　　这只是意味着女人要继续攀登，而她们正在取得的成功使她们有了这样做的勇气。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经济与社会的完全平等，而这将会引起深刻的精神变化。 

　　无论这可能会怎样，总有人反对说，这样的世界即便是可以实现的，也不是理想的。当女人和她的男性“一模一样”时，生活将会失去其精华和趣味。这个论点也同样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些希望永远保持现状的人，总是为奇迹般的过去即将消失而流泪，并不为年轻的未来而欢笑。完全正确，消灭奴隶贸易就是意味着布满杜鹃花和山茶花的美丽壮观的大种植园的消失，就是意味着整个高尚的南方文明的毁灭。在饱经沧桑的阁楼上，仍有着稀有古老的花边以及西斯廷［阉人]的清脆纯正的声音，而某种“女性魅力”也处在到达同样布满灰尘的陈列室的路途中。我同意，的确只有野蛮人才不会去欣赏那精致的花卉，那稀有的花边，闺人那清脆纯正的声音，以及那女性的魅力。 

　　当“迷人的女人”展示出她的全部风采时，她是一个比令蓝波激动的“愚蠢的绘画、门庭饰版、风景、爱出风头者的耀眼标志、大众彩色石印版”，更为令人激动的客体；用最现代的手法去装饰，用最新颖的技术去变美，她那遥远的古代从底比斯、从克里特、从奇琴伊察时起就一直是这样；她也是深深树立在非洲丛林中的图腾；她是直升机，她也是小鸟；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她那着色的头发下面，森林的沙沙响声变成了思想，话语从她的双乳中流出。男人向这奇妙的东西伸出了渴望的双手，但是当抓住时，它却消失了；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妻子和情妇也是用她们的嘴来说话：她们话的价值正好等于她们本人的价值，也正好等于她们乳房的价值。这样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奇迹——也是十分罕见的奇迹，可以为我们永远保持有害于两性的处境进行辩护吗？人们可以去欣赏花卉之美和女人之魅力，也可以对它们的真正价值作出评价；但如果这些财富要以鲜血和不幸为代价，则必须把它们牺牲掉。 

　　然而实际上，这种牺牲在男人看来也是一种特别重大的牺牲；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真心真意地希望女人能够作出这样的牺牲；在他们当中，那些轻视女人的人认为，他们从这种牺牲当中什么也得不到，那些珍爱她的人则认为，他们在这种牺牲中失去的太多了。的确，在当前的演变中，进步比女性较力的本身更有威胁性：女人在开始为自己而生存的时候，将会放弃她在男性世界的特权地位所归之于的替身和中介的功能；男人在完全保持沉默和要求别的自由人出现之间进退两难，他认为，一个既是他的替身又是被动物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他用以设想他的伙伴的借口，可能是虚构的，但她作为其根源或借口的体验，却完全是真实的：几乎没有哪种体验能比这种体验更珍贵、更亲密、更热情的了。不可否认，女性的依附性、劣等性和哀怨赋予女人以特殊的个性；毫无疑问，女人的自主性虽然免去了男人的许多麻烦，但也会拒绝给予他们许多便利。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性冒险将会在明天的世界上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幸福、诗意和梦想也会从明天的世界上消失掉。 

　　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缺乏想像力只能导致消灭未来；对我们来说，未来只是一种抽象； 

　　我们每个人都在暗自哀叹他自己在未来将不复存在。但是明天的人类将是朝气蓬勃的肉体，并且有自己的有意识的自由；明天将是送给人类的礼物，而人类也会更喜欢明天。我们所无法想像的肉体与情感的新型关系将在两性之间出现；其实，今天在男女之间已经出现了过去几百年所无法想像的友谊、竞争、共谋和同志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贞洁的还是肉欲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没有哪种见解能比注定让新世界一成不变、因而让它令人厌倦的见解更有争议性的了。我认为，目前这个世界并没有摆脱令人厌烦的事物的束缚，而自由永远不会产生一成不变的东西。 

　　首先，男女之间会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她的性爱因而她的性世界有着它们自己的特殊形式，所以不能不产生具有特殊性质的肉欲和敏感性。这意味着，她同她自己的身体、同男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和男性同他自己的身体、同女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完全一样；那些特别强调“在差别中求平等”的人，也许会愿意接受我的这一观点，即在平等中求差别的生存是可以实现的。其次，是制度导致了一成不变。后宫的奴隶们虽然年轻美丽，在苏丹拥抱中却始终是同样的人；当基督教赋予人类女性以灵魂时，它使性爱有了罪恶和神话的特点。如果社会把女人的主权个性还给她，并不会因此破坏情人拥抱的动人力量。 

　　认为男女在具体问题上实现了平等，就不可能再有狂喜、堕落、销魂和激情，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使肉体与精神、瞬间与时间、内在的昏厥与超越的挑战、绝对的快感与虚无的忘怀相对抗的种种矛盾，将永远无法解决；紧张、痛苦、快活、受挫以及生存胜利，将永远会在性行为中得到具体表现。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日是他者。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互性，将不会消灭由于把人类分成两个单独种类而发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所以那些令我们激动的字眼——“给予”、“征服”和“结合”，将不会失去其意义。相反，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意义，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其真正的形式。马克思曾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 

　　对这种情况不可能有更透彻的阐述了，这就是说，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 

　　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