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最喜欢是杨洋: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因后果之我见

1979年2月17日，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对越南小霸予以惩戒，打击它疯狂反华、排华的嚣张气焰，遏制它在中南半岛实施扩张的侵略行径，维护我国的神圣领土和人民利益不受侵犯。本次自卫反击战，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使越南的军事机器遭受重创，其北部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基本上被摧毁，反华气焰有所收敛。中国在基本达到作战目的后，于1979年3月5日宣布撤军。

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中越陆地边界业已完成划界勘定，两国边境一片和平景象，边民安居乐业，贸易、旅游和其他经济合作也搞得红红火火。回首往昔，我们对那些为了祖国和人民守卫边疆、付出鲜血和生命、付出大好年华的解放军将士、民兵和支前群众充满了崇敬，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维护了祖国的领土、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为今天的大好局面创造了条件。

在回顾那场特殊的战争时，笔者一直有很多疑虑：为什么双边关系一向友好、堪称“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和越南会突然翻脸？为什么越南得到中国那样多的援助，竟然无感恩之情？为什么越南敢于跟比它强大得多的中国叫板并且提出领土要求？为什么越南在实现统一后不休养生息，反而继续穷兵黩武？中国为什么选择在1979年2月开始发动对越惩罚性的自卫反击战？经过对大量资料的研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似乎有了眉目。在这里，笔者谈一谈自己对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因后果的看法，如有不妥之处望大家指正。

一、多战之地的越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美苏中三大国博弈的战场：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领土狭长，濒临南中国海，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战略位置比较重要。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这里是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后，越南坚持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越南劳动党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于1954年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越共当时想乘胜战斗，一举解放全境。但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是“两大阵营”对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稍处劣势，苏联、中国担心美国的介入，都不同意越南劳动党趁胜解放全境的意见。同年在日内瓦签署的《日内瓦协议》确定了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界南北分治，北部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为越南共和国。

由于北越势力渐强，并开始在南部地区组织武装斗争，美国担心中南半岛出现“赤祸蔓延”的局面，于1961年决定介入越南事务，扶持南越政府。美国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后来直接派出军队参战,一时竟被卷入而不能自拔。同时，中国和苏联对北越的援助也逐步加强，中国由于与越南山水相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援助的力度更大，基本上是越共要什么就给什么。可以看出，在六十年代越南是两大国家阵营对垒的前线地区，美、中、苏都在此都投入一定的力量，以意识形态为判定的依据进行对抗。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美、中、苏三大国的敌友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苏关系恶化，双方成为剑拔弩张的仇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使中国不得不与美国搞好关系，中美倒成了朋友。在对越援助方面，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北越，两国在政治、经济方面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苏联对越南的投入也逐年加大，影响力有所增加；美国则由于南越方面的颓势越加明显及国内反战情绪的高涨，被迫选择退出。

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攻陷西贡（后改名为胡志明市），越战结束，越南实现了国家统一，1976年1月2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综观整个越战过程，越南劳动党斡旋于中苏之间，采取两不得罪的办法，从中国和苏联都得到了援助，尤其以获得中国的援助为多。越共在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目标的同时，还缴获了美国留给南越当局的价值二百亿美元的武器及物资，是现实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随着越南的统一，中国开始委婉拒绝越南方面的援助要求。1975年9月，中国领导人向来访的越南代表团表示：越南方面应考虑停止向中国寻求援助。这样的要求是中国的比较合乎现实的意见，因为中国也不富裕，自己有一大摊子事要解决，而越南已经统一，外患也已基本消除，应该主要靠自己搞好国家建设了。但就在这时，苏联对越南拉拢的力度在加大，不仅援助数额扩大了，还默许越南在中南半岛扩张的计划。

苏联加强与越南的合作，是其包围中国战略的一个步骤。它企图在中国的南方增加一个自己的盟友，树立一个中国的敌人，使中国的战略处境更为不利。苏联的大力拉拢与越南内部领导层的人事变动相结合，加上中越之间的某些分歧，使中越两国历史交往上一些掩藏的裂痕骤然加大，在短时间内两国关系崩坏。越南登上了苏联的战车，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可以这么说，从1975年到1977年，这两年的时间中，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使越南对中国的态度由友好变为敌视。

以越南的国家统一战争为主轴，中、美、苏的三国博弈经过多次转换和缠斗，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占据了上风。美国在博弈中首先败下阵来，退出了该地区的利益争斗，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队伤亡给美国社会留下了长时间难以治愈的伤痛。中国自50年代初开始援助越南，总共提供了价值200亿美元的物质援助，还派出高射炮兵、工程兵、军事顾问、经济技术专家帮助越南打仗、建设，如此真诚而倾力而为的对外援助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中国的本意，一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大力支持，对抗美帝国主义，二是希望越南成为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友好邻邦，促进有利于中国的周边环境的形成。但结果令人失望，越南得到那么多中国的援助竟然成为中国的敌人，成了不折不扣的“白眼狼”，如此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二、新中国与越南交往中隐藏的裂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51年开始援助越南，援助时间持续了二十多年，这使得中国在大部分越南人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在处理越南相关事务的过程中，两国也有过分歧和矛盾，在两国关系史上投下了淡淡的阴影，留下了隐藏的裂痕。这些小裂痕成为后来越南当局疯狂反华的道具。

1、关于《日内瓦协议》：

《日内瓦协议》是中、苏、美、英、法五大国，以及越共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法国支持下的越南共和国（南越）、老挝和柬埔寨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停战和会，会议决定，南北越以北纬17度分治，并达成了停战协议。

当时越南劳动党领导集体当中，存在着一鼓作气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激进乐观情绪，并且向中国和苏联寻求援助。当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当之无愧的老大，中国被越南视为“二哥”，但在对越南援助上，中国承担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是越共可靠的后方。

经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中苏都认为以北越的实力无法在短时间内击垮法国支持下的南越，盲目出击必然需要中、苏提供大量的援助，还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军事介入，将造成耗时费力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的后果。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由赫鲁晓夫接班，此时有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念头。中国则由于刚刚打完朝鲜战争、疲惫不堪，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刚制订，需要集中精力进行建设，实在不愿也不能再承担一次为帮助邻居而打的大仗了。

而越南领导人显然对停战和谈不感兴趣，他们采取“拖”的办法，压根不想和法国签署停战协议。而中国为了说服越南接受和谈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总理先后八次与胡志明洽谈，终于将胡志明说服，越南接受了与法国划界而治的条件。（仔细研究该协议，北越是不吃亏的）但这个协议曾遭到越共党内不少高层领导的强烈反对，即便实施了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伤痕，尤其是后来担任越共总书记的黎笋，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他认为这是中国强压越南，人为地使越南分为两块，并使南越的共产党人遭到吴庭艳政府的镇压和杀害，遭到不必要的损失。此点也是导致黎笋较早成为越南劳动党中亲苏派人物的重要因素。

2、关于越南战争对美作战问题：

1959年，越南劳动党内部决定，在南越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斗争，但中国不同意这样做。中国的意见是：越南同志应当以耐心等待为主，在南部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打好斗争基础，即使开展武装斗争，行动规模也不应当大于一个排。对此，以黎笋为首的主抓南部工作的领导认为：中国胆子小，怕美国人打。他们表面上同意中国的意见，但在内部会议上决定开展规模较大的游击战，并说只要做到不怕美国介入、不怕中国反对、不怕苏联反对这三不怕，革命斗争就能坚持到胜利。

这样的武装斗争开始后，1961年美国以“特种作战”的方式介入越南战争。越南劳动党感到压力加大，请求中国给予更多援助。中国虽然对越南这种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加码要求援助的做法不满，但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兄弟的斗争，慷慨地满足了越南同志的要求。

但中国对越南这个举动有不同意见的事，在黎笋等人看来又是中国对越南强行施压、力图阻挠越南统一的表现。他们恰恰忘了，正是中国不计较当初的争论，在事实已经形成后又倾力帮助，才使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最终取得胜利。

3、中苏关系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一直从中国获得大量的援助，但也向苏联寻求援助。根据越南解密的档案资料，1955年到1962年间，苏联向北越提供的财政援助总额约14亿卢布，并帮助北越建设了34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一系列医疗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重建了50个农业项目。苏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虽远不如中国，但数量也是不少的。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来中苏论战逐步升级，关系越搞越僵。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越南是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它也做过努力试图缓和中苏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无奈的是：中苏两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到六十年代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作为越南的最大外援国，中国对越南仍与苏联亲近感到不满，曾经向越南施加压力，要求它停止寻求苏联的援助。在苏联人安排1968年南北越谈判时，中国强烈反对，认为这种谈判将葬送前面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但越南不同意中国的观点。在越南眼中，中国是最现实可靠的强大盟友，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两者都应该搞好关系。

尽管出现了意见分歧和一些不愉快，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仍要发扬，中国对越援助并未减少。这些事难免在两国领导人心中留下阴影，到后来竟成了中国的“罪状”之一。越南领导集团认为：中国与苏联搞分裂，弱化了无产阶级阵营，使美国能全力对付越南，让越南因此而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4、中美关系对越南的影响：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中美是敌对的，并且曾经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但1969年前后，中苏边境局势异常紧张，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有消息称，当时苏联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曾就在一星期内攻占北京进行过演习，苏联还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教训一下“这个虚弱的大个子”。

当时中国国内的气氛相当紧张，搞战备、修工事、城市人员疏散、大搞三线建设等等，就是为了抵御苏联入侵。中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与美国走近的办法。而美国在冷战中需要拉上中国以对抗苏联。于是就有了乒乓外交和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中美关系趋于正常化。

这在越南人眼中，无疑是盟友对它的背叛，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黎笋等激进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更是难以接受。为了继续得到中国大量援助，越南人暂时没有发作，但在某些领导人内心已留下很深的伤口。黎笋曾在内部会议上强调：中国已经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背叛了越南人民的神圣事业。中国的变质使它不在是越南可以信赖的朋友，而可能成为危险的敌人。

不管怎样，当时两国并未翻脸。两国人民内心的相互好感一如既往，仍然在团结互助，很多越南人对中国的处境与抉择表示理解，但内心里总是有不愉快的成分的。

5、中国对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反对：

在19世纪越南的阮朝时期，越南是中南半岛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势力越过了西部的长山山脉，把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领土收入囊中，边界曾推进到湄公河畔。但好景不长，阮氏王朝很快衰落，中南半岛全部落入法国殖民者手中。

这段短暂而辉煌的历史成了不少越南革命者向往的目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印度支那联邦”。胡志明在世时就不止一次提出过这样的设想。但是由于老挝和柬埔寨都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享有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一向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不支持这个设想。在1975年之前，越南没有统一，该目标还显得遥远。越南统一后想借助强盛起来的军力和统一战争的锐气一鼓作气实现该目标，中国就表示明确反对。

这件事是黎笋集团最终决定与中国决裂、对抗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导火索。

在并肩战斗的同志和兄弟之间，有分歧、有争执是很正常的事。现在再争辩过去的某事谁对谁错没有多大意义，毕竟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难处。从大方向看，中国是鼎力帮助越南抗击美国、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自己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可就是这些分歧和争执在黎笋等越南领导人心中留下很大的影响，成为他们亲苏反华的重要理由之一。

三、后胡志明时期越南亲苏派的得势：

由于地缘关系，越共早期只有亲华派而没有亲苏派，领导人都与中国相当亲近，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被越南称为国父的胡志明（1890—1969），就是最大的亲华派。胡志明一生中有三段时间在华长期居住，至于往来的次数就实在是太频繁了。胡志明称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也相当亲密。与胡志明并肩战斗的阮良阴、黄文欢、洪水等人也是如此。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越南劳动党中出现了亲苏派，其代表人物是黎笋、黎德寿等人。亲苏派主要出自越共的南方局，随着时间推移，加入亲苏派的人士有文进勇、朱辉珉、黎仲迅等。黎笋、黎德寿亲苏的程度过大，以至于让胡志明感到担忧，万一在他离世后，这几个人偏激的做法会惹出乱子。所以胡志明在制定遗嘱、选择接班人时斟酌再三，但还是没有避免出乱子，而且还是出了大乱子。

越南劳动党中的亲华派，除了黄文欢，就是长征、武元甲、阮志清、朱文晋、黄文泰、阮文灵等人。长征同志真名为武文渠，是后胡志明时期越南亲华派的头号人物。在1956年的土改工作中，长征犯了左倾错误，被黎笋等人一举掀翻在地，虽保留了政治局领导职务，但退出了核心权力的争夺，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另外，越南军界奇才阮志清于1967年过早去世也是亲华派的一大损失。

胡志明在越南劳动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大多数在其身后担任越共领导的人都称呼他“胡伯伯”。 胡志明领导作风民主，处理党内争执很有办法。所以在他身体还健康时，越共内部虽然已有派系争执，但得到较好的解决，亲华派和亲苏派力量比较平衡。1965年以后， 胡志明的身体每况愈下，已无法领导具体工作了，他的作用更象是越共的精神领袖。越南国家的具体事务此时已由黎笋负责领导，亲华派逐渐地位凋零，受到冷落。

1969年9月2日，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逝世。按照他的遗嘱，由黎笋、长征、范文同三人组成的班子成为他的接班人。胡志明本以为：黎笋亲苏而且能力很强，要制衡他需要两个亲华派人士。但这次他看走眼了，貌似亲华派的范文同实际上是个骑墙派，不久之后就加入了亲苏反华的队伍。这样一来，亲苏派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把亲华派人士逐个排挤出核心权力圈。而亲苏派的队伍不断壮大，加入黎笋的队伍，成为亲苏反华派主力队员的还有：武志公、范雄、陈国环、素友、春水、黄松、阮基石等人。

说起越共亲苏派，就不能不说说黎笋这个人，他是把越南领向疯狂反华道路的核心人物，是中越边境冲突的始作俑者。黎笋（1907—1986），出生于越南中部的广治省，年青时当过铁路职员。他长期从事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多次被捕入狱。在1957年之前，黎笋一直在越南南方领导革命工作。长征犯错误后他被调到北方。1960年在越共三大上当选为越共第一书记，进入核心领导层。1965年以后，黎笋成为事实上的越南最高领导人。1976年他当选为越共总书记。1979年黎笋获得了列宁和平奖。

黎笋的工作能力很强，他果敢、自信、有冲劲，拉帮结派的手段很是了得，有煽动性和号召力，所以在越共内部的威望不低，很多人称呼他为“三哥”。黎笋在越南的独立和统一战争中的确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深得胡志明器重，加之手腕高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党内崛起。

但黎笋是个非常激进的人，在思想上有着狭隘、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常作出急躁冒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断，留下的烂帐要靠别人收拾。黎笋看待与中国的合作关系问题，基本上只站在越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不顾及中国的实际困难，很狭隘、自私。对待中国与越南合作交往中的分歧，他片面地认为中国是在打压越南，给越南革命出难题。后期他又判断中国有向南扩张的意图，要侵略越南，并且根据这个错误判断带领全国走向穷兵黩武的道路。

由于出生在越南中部，早年又在南部工作，和中国没有过接触，所以黎笋没有很多其他领导人所具有的中国情结。黎笋在革命生涯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法国人的监狱中度过，残酷的斗争环境一方面培养了黎笋作为革命者所具有的坚毅和果决品质, 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其鄙视一切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在对中国的认识上，黎笋从最初就以鄙视和提防的态度看待中国的。说鄙视，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软弱、不勇敢，诺大的国家4亿多人口在对付日本侵略时始终处于劣势，很虚弱。1952年他第一次到中国疗养治病，回国后胡志明问他对中国的感受，黎笋说“越南非常勇敢, 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对中国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说提防，是因为中国比越南强大。历史上越南曾是中国的属国，在元、明、清这三个朝代，北方的中国都曾因越南不愿上贡称臣而进攻过越南。所以黎笋认为：中国象是在哄小孩一样地欺骗越南，实际上是要谋取越南的利益，利用援助做幌子，想让越南成为中国的附庸。

黎笋有其狡诈的一面，在他内心鄙视和痛恨中国的同时，表面上对中国领导人非常尊敬，实际上是想骗取中国给予的大量援助。黎笋在后来回顾历史时，认为自己是在强压怒火、忍气吞声地领取中国的援助。

对于成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事，黎笋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苏联投其所好，默许甚至怂恿越南完成这样的“大业”，并给予物质支持，更加助长了黎笋实行扩张的气焰。

越共选出黎笋这样的当家人，其反华、排华就已经有了内因，在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外因的作用下，越南在七十年代走向与中国对抗、实施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就成为必然。

四、越南全国统一后的疯狂反华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恶行：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几个月，中国就停止了对越援助，长期以来靠中国援助吃饭的越南还真有点不适应。对中国抱着不友好态度的黎笋集团反而认为这是中国在要挟越南，想掐越南的脖子。而苏联的对越援助还是按时到位，（虽然从数量上远少于中国每次提供的资助）这使黎笋集团决定加速向苏联靠拢。

越南的宣传机器开始推出一些丑化和敌视中国的节目，内容主要是反映越南古代的民族英雄抵抗中国侵略，煽动民众的反华情绪，暗示中国有侵占越南领土的野心。越南当局通过一些非官方渠道宣扬中国与美国勾结，出卖越南的利益；中国派工程兵帮助越南修筑道路是在为侵略越南做准备等等。如此宣传的结果，是使越南民间对中国的友善情绪渐渐逆转，一些越南人开始相信当初中国对越南的大力援助是别有用心的。

在越南战争中，越南在名义上战胜了美国，在黎笋等激进的领导人心中，民族豪情异常高涨，对越南人能打仗、不怕牺牲的秉性和作用进行了无限制的放大。黎笋集团的狂妄通过各种宣传工具传播到民间，整个民族的行为在这样的鼓动下变得激进而极端。越共在1976年召开的四大上制订了国策，把越南定性为新兴的地区强国，要求在东南亚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保持与老挝及柬埔寨的特殊友好关系，但对与中国的关系基本没有提及。这次会议为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实行地区性扩张和与中国武力对抗，黎笋集团于1975年就开始暗中做物质准备工作，可谓用心良苦。赶走美国人后，越南仍然保留着一百万人的庞大军队，并用中国援助的、缴获美国遗留下的和后来苏联援助的各式武器武装了这支军队，其军力相当可观。当苏联人问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时，黎笋回答：“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越南这时已经在做将来两线作战的准备了。

越南与中国的公开决裂，是在1977年黎笋访华并得到中国明确反对他建立所谓印支联邦的态度后。中国的坚定立场使黎笋决定彻底撕破表面伪装，完全倒向苏联，并开始公开大肆攻击中国。

越南当局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清理门户”。黎笋在主观上一直认为中国有向南扩张的意图，手段则有两种：一是武装侵略，二是殖民渗透。当时在越南的中国华侨数量多达几十万，很多华侨（尤其是生活在南部的华侨），因为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和智慧，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在越南政府部门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华裔人士。黎笋等领导人认为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从1977年下半年起，越南开始了对华侨的迫害和驱逐，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然后驱赶出境。政府中的华裔和同情中国的官员遭到清洗，即便是黄文欢、武元甲等高层亲华官员也受到冲击，日子很不好过。越南驱逐中国华侨的行动在1978年5、6月达到高潮。

越南的第二步是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境纠纷。由于历史原因，中越之间的陆上国境线有数段没有得到明确划分，但存在着两国边民的传统生活习惯线。在两国关系决裂之前，越南当局曾提出过就边界问题谈判的要求，邓小平同志也曾允诺应该商谈解决。但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面突变，邓小平在1976年再次被打倒，此事又搁置下来。但黎笋却认为这是“中国反动派”欺骗越南、妄图强占越南领土的行为。他的偏激强硬、不服输的性格让他作出了武力夺回“神圣领土”的决断。所以在两国政府进行正常交涉的同时，越南当局指使其边境部队反复向中国挑衅，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使中国边民无法正常生活。

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统一后的越南继承了南越当局霸占的中国岛礁，它非但不准备把这些领土还给中国，反而进一步提出了更多领土要求。

但越南毕竟是个小国，国力有限，黎笋再丧心病狂也觉得它与中国对抗实力还是不够，更别说要在中南半岛实施扩张了。所以越南当局向苏联要求援助的力度加大，完全跳上了苏联的战车。苏联在资助越南的同时，也派出了军事顾问，并且得到越南的金兰湾作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海军基地。在后来的自卫反击战中，我们发现越军装备了不少苏制先进武器，如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火箭筒和各类轻武器。

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苏联把援助越南的部分责任转嫁到各东欧国家头上。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表明了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和与中国对抗的态度。这些合作举动给越南吃了定心丸，有了强大的苏联支持，它认为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

1978年11月28日，越南一位因出演抗击古代中国侵略的女英雄而出名的演员——成雅在西贡被暗杀，越南当局借题发挥，指责中国策划了这次行动，把越南全国煽乎得群情激昂，反华情绪更加高涨。1979年1月25日，越南举国庆祝抗击中国（清朝）侵略胜利190周年，反华的动作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越南的地区扩张动作终于开始。1978年12月25日，在苏联怂恿下，越南出动了18个主力师，分四路向邻国柬埔寨发动闪电袭击。柬埔寨虽然奋勇抗击，但因实力对比过于悬殊，1979年1月7日，首都金边被越南占领，红色高棉被迫退入西北部山区展开游击战。

总结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仇视和鄙视中国的念头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黎笋等人心中播下了种子，此后这种子在各种外来因素作用下萌发并成长。越南整个国家在黎笋集团的错误判断和主观臆想下，制定了荒唐的国策，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这是典型的因个人的性格特点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事例。

五、中国选择对越进行惩罚性自卫作战的时机：

从1978年到1979年初，越南的反华行动急剧升温，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作为一个大国，被弱小的邻国如此欺凌，从各方面讲都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在越南疯狂迫害和驱赶在越华侨并在边境不断挑衅的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就决定要进行自卫作战，并从1978年三季度开始秘密集结军队。

从我国作出反应的时间看，是正常的应急反应，没有表现出迟疑和怯懦。对越南的疯狂反华行径及时进行教训，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大国形象，对该地区的整体局势也会起到稳定作用。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援助柬埔寨。当时苏联在战略上包围中国的策略已见成效，北面的苏联、蒙古，西南的印度、南面的越南都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如果听任越南在中南半岛扩张，吞并老挝和中国在东南亚最后一个盟国柬埔寨，建立起强大而反华的印支联邦，那越南的气焰将更加嚣张，中国的处境将更为不利。所以对越自卫反击战发起的时间不能拖延，必须要起到让越南被迫从柬撤回部分军队救援本土、减轻民柬方面压力的作用。

选择在1979年打这一仗，也是中国国内军队建设的客观需要。经过十年浩劫，中国军队的军事素质整体上有所下降，武器装备陈旧，军事训练不足，中高层指挥人员出现了断层，指挥思想也显陈旧。为了能让全军上下深切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就有必要通过实战来检验队伍、暴露问题。这时的作战对手太强或太弱都不合适，象越南这样的国家正合适。它有较强的作战能力和相对庞大的军事力量，但整体国力不行，不具备与中国大规模抗衡的实力，打一场有限的战争是再合适不过的对手了。而越南是主动寻上门来找打，倒真符合我国的意愿了。

通过1979年这一战以及后来长达八年多的老山轮战，中国实实在在地教训了越南，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在作战中，解放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神打出了军威，实现了我国的作战意图，但也有很多血的教训，使领导层感受到了军队建设的差距。从此以后，中国缓慢但坚定地走上了精兵强军的道路。

本次自卫反击战，使黎笋等人变得冷静了些。他一向鄙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认为越南兵在对华作战中能以一当十，利用特有的丛林战、游击战可以击败中国人。当年美国都被他打败了，他自然觉得中国有何可怕？但在1979年3月底，黎笋等人视察谅山时，看到一片废墟和越军的惨重损失，他不再发出豪言壮语了，而是沉默，一言不发。范文同在视察谅山时则是失声痛哭——他哭什么呢？是越南的惨重损失，还是自己政策的失败？不得而知。

以后在边境的对峙中，越南显得小心多了，以往的嚣张气焰不见踪影。在为轻视中国付出惨重代价后他们也学乖了。再把眼光放远点，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对越南的国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是它北部靠近边境的地区长时间不敢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建设，惧怕中国再次把它摧毁，所以这里一直比较落后；二是将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雄伟计划搁置。中国的强大力量让黎笋集团感到自己是虚弱和渺小的，行动大为收敛。

在八十年代，对越援助的沉重包袱从中国移到了苏联肩上。越南穷兵黩武的国策使自己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越南每年向苏联讨要大量援助，让苏联也受不了。在八十年代中期有个笑话，就从侧面反映了该问题——越南总理范文同给苏联发电报：我国粮食歉收，即将断炊，请速送大米来。苏联人回电：我们的情况也很困难，请勒紧裤带。范文同又回电：请速送裤带！

越南疯狂的领导人黎笋于1986年去世，老资格的领导人长征接任越共总书记。要说还是好人活的长呀，长征比黎笋年长，但他又比黎笋多活了将近十年。长征上台后对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扶持了亲华的阮文灵出任总理，开始疏远苏联，与中国重新开始对话。此后不久，中越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1991年，越南派遣一个秘密代表团访问中国成都，他们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向中国谢罪。在代表团成员中就有范文同。这个墙头草又倒向了亲华立场，在他历经沧桑之后，回顾往事，一定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