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出更 电影:抗战中的军统 34 制裁汪精卫

（三）缺少一竿子到底的内线情报

自从与驻在河内的特殊人物徐先生接上头之后，情况大为改善，以前想要知道而无法知道的，现在已经打开门路，可以说柳暗花明，从茫无头绪中，找到了一条线索。

徐先生原与所谓的汪系人物或「改组派」等，一点瓜葛都没有；目前，他和汪某留在河内的一般左右，也毫无私人关系，他之所以能够搜集到有关汪派的动态资料，最可靠的来源是得自「第三方面」。这里所指的「第三方面」，是一种旣未介入汪某那一方面也不属于我们这一方面 的微妙关系；「第三方面」之所以得知汪派在河内的动态，完全是基于境内管理上的权限，也就是说，汪派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非向当地的主管机关报备不可；因而才会掌握到汪某在河内的行止，以及与汪某有过接触的若干人物之活动；其中又分为住在当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两种立场回异的人。这些都是见于表面的、有形的，所以我们在情报术语上，称之为「动态资料」。至于汪某与接触过的人谈论了一些什么，他们就不明究竟了，这种无从了解而又亟待了解的内容，我们也叫做「静态资料」。

当地行政暨警察主管的内部，是谁把消息透露给徐先生的，是一 两个人，还是好几个人，是甚于私人友谊，或者贪图报酬，我不打算问徐先生，免得他为难，更重要的还因为徐先生并不是有隶属关系的工作人员。不过，按照我们的作业程序，是必须要弄个明白的，因而就要想办法从其它角度去求证，然后才能据以判定所获资料的确实性。

虽然徐先生不断的提供资料给我们，他却从来都没有亲笔写过一个字，可能是惟恐留有痕迹，对他或有所不便。每逢传达消息，平常的，都是叫那位曾先生转告；比较重要的，徐先生一定约我见面亲口对我述说。其实，徐先生认为重要的，在我看来，不见得有什么参考价值或运用价值，他 以为普普通通的，有时却反而正适合我们的需要。据此观察，徐先生对于如何搜集情报以至处理情报虽不是完全外行，可仍然隔着一层薄薄的分界。

接着，该说到魏春风了，别看他年纪轻轻的，刚刚踏入社会，干起活来倒是一个鬼灵精，尤其是他对于我们的作为有着一份超常的兴趣，这当然不祇是好奇心而已。有时，他会坐在旁边听我们聊天谈故事，一听就是老半天，而且听得非常入神，大有百听不厌的模样。

前面不是说过他有一个安南籍的女朋友吗，这位阮小姐，有一个亲叔伯哥哥在警察局当密探，或者说是便衣警察。不知道是什么阶级，总归地位 不高。此人当然姓阮，叫什么名字，魏春风告诉过我，可是我忘记了，现在也不必诌一个填上去，巧的是他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据判断，可能就是专为汪某而设的。他们一共有三个人轮值当班，这批人是汪氏请求保护才派来的？还是花钱请求驻卫以策安全的？或者是河内行政当局以保护为名特地派来监视的？一时还搞不明白。不过，无论怎么样，此人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将大有用处。

根据此一状况，我们将要采取什么步骤，就是笔者不写出来，相信读者也会替我们设计；果然，我们就这么做了。谁都会理解得到，此时此地，用「说服」去争取一个 异国人，当然不易，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则莫过于「收买」，如若再配合上一点亲情关系，就会多添几分信任以及许多利便。这「收买」二字，虽然说起来难听，但事实的确如此，还望那位或许尚在人间的阮小姐予以原恕。

阮小姐和阮XX 同一祖父，他们的父母虽早已各立门户，但总是一家人。所以他们兄妹之间，平日常相往来。我们是透过魏春风与阮小姐的关系与他联系上的，有时阮小姐也能为我们的事多跑几趟。

我们有了阮XX，并不感到满足，我和魏春风商量过，顶好是能「收买」到这批人中的头脑，也就是探目或探长，作用当会更大些。魏春风答应下功夫，可是一直没有结果，症结在于阮XX 不愿意多事伸展，又担心弄不好会打破饭碗。

以上就是我们在当地发展出来的工作关系，这层工作关系，虽说不是很理想，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徐先生的参与，单靠我们本身去摸索，就连这一点工作关系都建立不起来。比仿说，非常热诚的余乐醒先生，凭他留法国多年，又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法国话，而且还曾结识不少法国人，可是忙了好一阵子，连一个熟人都找不到，又遑论建立工作关系了。可见有些个事情，并不像说说唱唱那么轻松容易。

大致上说，我们在河内所开展出来的工作关系， 较上层的全赖徐先生维系，下层的也只有魏春风开辟的这一条，我们就靠着以上所列举的这点工作关系，在执行上级所交赋给我们的任务，显然，这是绝对不够的。如作切实而更严格的要求，我们最感缺乏的，还在「内线情报」。

除非特别够刺激的重大事故，因印象深刻还能记忆，或是有纪录可资查考者外，一般的，早已忘记是何日何时了。又例如是在那一天才确悉汪某住在高街的，又例如是一天什么时间才发现汪精卫和陈璧君踪迹的，实在也只能记得一个大概。以下所述就是我们河内工作对汪的初步了解，其时间约在二十八年二月中旬至三月初，就是有错 误，也不致相差太远。

首先要说汪的住址：汪某一行到达河内后，曾数迁其址，过去的无从查证，也不关重要，这里也就不提了。他的现址是高朗街（译音）二十七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连房顶朝天的那一面，都去看过，不过笔者可没有这份本领，那将另有其人，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说。至于地下那一面又如何，是否有地下室一类的设置，当时却不曾注意 到，也许这就是一个漏洞吧。

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开车打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大门进身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说到这里，再插一段笑话：笔者看过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书，在第五册四十一页中有一段话说：「他们还租赁了汪宅旁边一所洋房，每天在楼上遥望汪宅中的动静。」又在第四十七页写道：「其次，仲鸣卧室的窗外是一片园地，隔园对面一所房屋，相信是早为暴徒们所租赁。因为这卧 室中有一张圆桌，汪氏于日间就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等再那里谈话，暴徒们用望远镜窥视，目击到一切……。」如今事隔四十年，早已事过境迁，绝没有抬杠的意思，我想这种说法也许是汪公馆的一种猜测，若不然就是金先生的一个假想，事实上，我们从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不是不用，是因为我们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这些个琐碎小节，原就算不了什么，对汪案的主要内容，也不构成焦点，不过，要认起眞来，最好是什么便什么，不能悬想。

再说汪寓的环境：高朗街离着闹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 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界乎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可供儿童游戏，也可为过路人歇步，不过平常却难得看见有人在草坪上停息或玩耍。街道宽阔，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没了，什么都瞧不清楚。左邻右舍，住的多半都是外国人，其中当然以法国人居多。差不多每家都有自用汽车，所以每家的下层，或前或后，也都有车房。若从与高朗街交叉的路上，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也可以绕到二十七号的后门，抬头往上看，每一层也都有窗户，可是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再沿着巷 道往前走，却原来曲径通幽，东一弯西一拐的竟然转到另外一条街上去了。

据魏春风转来的报告称：积多日观察之结果，发现住在这幢房子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之外，还分别不出谁是仆从、谁是亲属和谁是宾朋。关于这一点，太令人困扰了，由始至终，就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和谁？这也是我们侦察未能深入的弱点。

同一来源报称：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就是曾仲鸣了。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照一般的说法，曾仲鸣就住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根据我们的侦察结果，他并不住这里，另在PAULBERT 的「大陆 饭店」开了一个长房间，以便代表汪某对外接触；一般要会见汪某的人，得先和曾仲鸣谈洽好，再由曾仲鸣安排时间与汪相见。当然有些人也许只能见到曾仲鸣，或被挡驾而见不到汪精卫。换句话说，曾仲鸣之所以单独住在「大陆饭店」，乃是汪某对外的一只触角。

之外，出入公馆的常客，尚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日本人影佐祯昭等等，可是提供情报给我们的当地警探阮XX，可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都是干什么的，所以接到这份报告后，顶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徐先生那边，虽然另有进一步资料，但又苦于没有第三条路线可资求证，最后仍旧是一知半解而且也无法认定。还有一层也是问题，比如说，笔者个人只认得周佛海，可是一次都没有亲眼看见他在此出现过；至于高宗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长相，卽使面对面的遇见了，也不认得他是谁。类如这许许多多的小环节，都是构成我们不够切实的一些基本因素。

总而言之，由我领导的「河内工作」，由于我们主观条件不够，存在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的困难，所以进展缓慢，越来越感觉棘手。
就在这段尚未完全进入情况的时期，戴先生更几次三番的（不对，此处要用「三令五申」才合适），要求我们卽速查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的 勾结情形，以及所商谈的内容，切实贝覆。
这可太难了，可是我能说「办不到」吗？「要在没有办法中想办法」，这句话乍看上去很不合逻辑，其实是与拿破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是同一意义，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的工作特质。 这可不是炫耀我们万能，只在说明精神力量的存在罢了。

当前，我们唯一的途径只有多多借重徐先生，前面已经交代过，徐先生本身与汪派并无关系，他也只好再去「麻烦」他的法国朋友了。这是可以想见的，徐先生听回来的消息，旣不具体，也抓不住重点，当然无法满足上级的需求。不要说有什么机密内容，就连一个日本人的姓名， 我们也得花费不少工夫，经过好几种语文的变换和订正，才能把它译出来，这又是多么的勉强。

徐先生从法国朋友那里打听来的，据说有两名代表日本军方的军官，逗留在河内，只晓得这两名军官的阶级一名是大佐，一名是中佐，但却查不出他们的姓名，迨至事后若干年，才从许多资料中发现，这两名军官可能就是影佐祯昭大佐（当时的官阶）和矢荻中佐。

和曾仲鸣有过接触但又不一定与汪精卫碰过面的，还有日本驻河内的总领事玲木，以及日本同盟社驻河内特派员大屋久寿雄等。而大屋其人，又很可能具有新闻记者和情报员的双重身份。其它来来去去的 人也不少，可惜却都有头无尾，资料不全，像这样的情报，恐怕还不如报纸上的新闻呢，又有什么用。

不是我们不懂，更不是我们不想，动脑筋、打主意；大家集议、交互讨论能做的都做了，可以一试的也试过了，可是就没有办法在汪某的左右布置一条「内线」。

（四）续有同志分批携带武器到来


戴先生电报通知：「日内卽来河内一晤」，嘱为安置下榻之处，并指定方炳西兄前去接他。这一次依然保持故有的作风，绝不说明他是为什么而来。炳西兄按时接机，直等到所有得旅客都走光了，也不见戴先生踪迹，想必是不来了，等到下午，有电报到， 知照改期，何日成行，另电奉告。

我倒很盼望戴先生能来一趟，停留一两天，再回去，有些困难，也好当面说明谋个解决之道；可是我也不希望他耽搁得太久，那样，我也不好受。

如此电报往返，白张罗了好多天，结果仍以不能分身而没有来。记不清是那一本书上或杂志上有这么两句话：「二十八年二月底至三月初，一个特工首领戴笠，且曾亲自自到河内布置。」其实，戴先生偕同笔者与鲁翘是在元月间自香港来到河内的，他停留了两天，就回转重庆去了。此后，几次说来，都因无法抽身而不果来，一直到汪案结束，再也没有在河内见到他。回头仔细想 想，说不定他又来过，如果眞来过，那么为什么不通知我，当然理由多多，又何况他的行径一向难以捉摸。

也有人提到郑介民先生。数年前（大约是六十八年），联合报副刊上，有一篇长篇连载的历史小说「粉墨春秋」，是高阳先生的大作，头一天刊出就说河内汪案是郑介民亲自指挥的。
还有金雄白写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也有一句说：「台湾方面传出的消息，实际指挥行刺的则是郑介民率领了王鲁翘做的。」这当然都是传闻，是与事实不符的。

据笔者所了解，在抗战时期，郑介民先生是否到过河内，则不敢说一定，如果到过，那也是为了别的工作 。关于制裁汪精卫这件事，他却一次都没有来过，更说不上实地指挥了。至于他在重庆是否参与河内工作的策划，倒很难说，照戴先生的个性推断，恐怕也不会和郑介民先生商量。对于郑介民先生并未指挥过河内工作这一点，笔者记得清清楚楚，绝不会错。

现在，再说河内工作进展

此已在河内的工作同志，除笔者外，尚有方炳西、王鲁翘、岑家焯、余乐醒四人，另一位是报务员，我们一共是六个人。陆续调派来得又有好几批，先行到达河内的一批，有三个人，他们是余鉴声、张逢义和唐英杰。


余鉴声，杭州警校出身，可能和王鲁翘同学，后来两人成 了连襟。以前不认识，见面不久，就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印象。他是属于内向型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待人接物，风度绝佳，很容易相处，如果在小团体中有这么一个人，是最能发生调和作用的了。他很少表示意见，可是一旦有所主张，就相当执着，不肯轻易改变。我很喜欢像这样的人，我也特别尊重他的意见。

张逢义，山东人，军校七期，在『北国锄奸』中已经出现过了。我担任「北平站」站长时，他是「北平站行动组」的组员，在我「逃职」的那一幕中，他调京受训，改派其它工作，这一次，是从重庆某单位抽调而来。我对他太了解了，有勇有种， 浑身是胆，用枪比动笔尤为擅长，顺着他怎样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他有一股倔脾气，要好久好久才会和平下去。

唐英杰，又名张效良，四川籍，算得上传奇人物，惟独不够气派。我在天津任站长时，他一度派到天津协助行动工作，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此番前来，我还眞有点戒心，再一想，旣然来了，总希望他能规矩一点，不要出纰漏，认眞的工作就好了。笔者在「北国锄奸」中曾经介绍过他，这里，再略为一表：其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论仪表，简直不登大雅，不过可不能以貌取人，他的确有几手眞功夫，如果把他的 功夫运用到侦察工作或行动工作上去，自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还是诚意的予以善用。

上级派他们三个人来，事先并无指示，而他们每一个人也没有携带身份证明，虽然如此， 他们能过不远千里来到异国，而且毫无困难的就可以找到我，单凭这一点已经足够，什么信证都不需要了。可是上级派他们来做什么？莫非又要动武？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结伴而来，他们是郑邦国和陈步云。不仅我不认识，连王鲁翘、余鉴声他们也就都不认识，作了自我介绍，经过几次交谈，才知道：
郑邦国，安徽人，好象是行伍出身，他自己可没有这么说。身材高大，粗声粗气 粗线条，别以为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却有一种摇撼不动的镇定功夫。他善于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相信他必定熟娴此道。


陈步云，江苏徐州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历。此人敦敦实实，就是不爱说话，有时和他打一声招呼，或者逗留他开开口，多半只有一笑作答。我们接触不多，相处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细心的去了解他。

接连着来了那么多人，炳西兄忙了手脚，如果一一安排下处，一时之间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支付，相商之下，我决定就都安顿在我的住所；于是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就统通住在一起了。这七个人是 ：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步云和我。并指定由鲁翘辅导、鉴声助理。

这么多的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入行动难免扎眼，好在那时河内治安当局并不注意这个，我们也就泰然处之了。

早上，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我冷眼检阅阵容，忽然发觉，怎么看都是干「行动」的！

隔了一两天，有一位曹先生透过方炳西的联系要和我见面，说是有机密大事，而且希望我能到他住的地方去。我请问炳西兄是怎么回事？炳西兄说：「是戴先生派来的」，我再问：「有指示？」炳西兄两手一摊，摇了摇头，我不解，又问：「有什么为证？」炳西兄说：「 他是这么说，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旣然如此，由我自己开车请炳西陪我一道去看 他。

这件事，在河内工作中比较特殊，而这位曹先生也是如今仅存于世的参与者。当然值得多说几句：

曹师昂，湖南益阳人，民国元年生，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时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过战。 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同一性质。

此次来到河内，是戴先生费 尽心机像觅宝似的邀请来的，就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而言，他太有用了。


师昂兄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于日前搭欧亚航空飞机从昆明抵达河内，他掏出一大堆身份证件给我看，彩色缤纷，中西合璧，我看不懂，不过，他眞的名叫「曹师昂」。

首先，介绍了他太太：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大方端庄，虽然只有二十几岁，显得相当老气，一个滴滴西方人的傲气都不带，这样，就觉得很平易了。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只有勉强达意的程度，不通之处，师昂兄暂充翻译，总算彼此礼貌过了。我急于想和师昂谈话，可是他太太却没有回避的意思，一时 之间倒给僵住了。后来，师昂兄会意，才表示尽说无妨，因为她什么都知道，而且她还答应帮忙。

师昂兄出发前夕，戴先生设宴为之饯行，席上，给他的口头指示这样的：「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向同志代约负责人陈XX 兄和你见面，此后有关工作问题，你们自行研商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当宴罢道别握手之际，戴先生拉着手交代说：「有一包东西，里面是两枝手枪和一盒子弹，请你带到河内当面交给陈XX 兄，可千万不能有半点差池。」

我问：「戴先生还有别的指示 吗？」师昂兄怔了一下，欲言又止，他说：「没有什么了。」 接着，师昂兄请他太太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公事皮包，摆在桌子上，指着这个皮包对我说：「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我和她为了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说着，他打开皮包给我看，是两枝美国造的左轮，上面刻有英文字母SW，也就一般所称的「司维斯」，另有一个术语，又称「武装和平」，这是一种射程近，而杀伤力很大的手枪。另外有一小盒子弹，掂一掂有分量，没有撕 掉包装拆开看。我连声道谢，预备摆在车上自己带回去。

嗣后，我们走得很近，相处得也很好，自发现他豪放豁达后，颇有意论交，可惜聚首时日实在太短了。我揣摩得出，他有件事瞒着我，那就是他的秘密任务，找他谅解，如果不是上级规定绝不许泄露的话，他早就告诉我了。

翌日，接奉通知，又会晤了一位谭天堑先生（堑字本音欠，可是他自称天斩），典型的忧郁者，予人的第一印象，就好象满腹含冤带着一肚子委屈来的。彼此一交谈，才明白他果然是刚从贵州息烽县释放出来，局外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去处，正是我们自己工作同志「守 法」的所在，他为什么落得关禁闭，当然不便问。

如果没有记错，天堑兄也是湖南人，年纪比我们几个人都大，法国留学生，攻财经，有无学位，没有留意，照他自己说，回国之后是在某一个训练单位当教官，此番前来，自然希望能戴罪图功，以赎前愆。那又为什么还是成天的愁眉苦脸呢？想必另有难言之隐。

天堑兄自己有住处，与之会晤，看到他房里有女人衣帽，想必又是携眷到此，可是他始终没有请出来介绍过。后来听说，他那一口是一位法国女郎，并无正式婚姻关系，其中还有些什么文章，是否与工作有连带关系，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工作身份，又 和其它同志不完全一样，上级指示的是：「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我想不会那么单纯，从他往返电报的频繁，可以判定他必另有重要任务。

当时，我和天堑兄的工作关系，只限于此。其后四十多年则不知所终，不意到了七十一年三月初，得到消息了，他以悲剧结局，落一个永远成谜的下场。关于这件事，说来话长，等河内工作告一段落后，再写。

前面不是两次都提到过吗？自从戴先生和笔者、鲁翘自香港到了河内后，他只停留了两天就回重庆去了。此后再也没有在河内见过他，多次说来，都来不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没 有来过呢？如果不是在最近有缘再度与曹师昂兄相逢，我会肯定同答：「绝对没有」;可是现在我不敢这么说了。和师昂兄谈起往事，他说在河内见到过戴先生。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师昂兄说是在他到达河内之后不久，当然记不起是那一天了，还不仅止于记忆而已，他更提出了两件事实为证，他说：
「戴先生在河内遇见了西南运输处海防办事处主任黄强（慕京），曾当面警告他，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去。」
「戴先生去过谭天堑的住处，看见床底下有女人的鞋子，衣厨上的把手又有点摇晃，他毫不留情的面叫谭天堑把那位躲在衣柜里的女人请出来，当场弄得下不 了台。」

我听师昂兄这么一说，有凭有据，那不就成了眞的了吗？当年的朋友们都已老成凋谢，知道这件事的人又不多，这叫我到那里去找反证！

戴先生果尔来过河内，他可曾和方炳西兄见过面？是否会晤过徐先生？这都是谜；最使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通知我？莫非说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这些问题，都不会再有答案了。

无论戴先生是否再来过。河内的工作仍在积极进行，且已到了紧锣密鼓阶段。在近一周内除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和郑邦国、陈步云等五同志分批到达外，曹师昂、谭天堑两同志又接踵而至，不仅人手多了，师昂兄还带来了两枝左轮;紧跟着上级来电通告，叫我们到海防的一个处所去洽取三枝勃克枪（驳壳枪、二十响）。

海防是港口，离着河内还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这可不敢大意，商之于魏春风？又怕他沉不住气，不得已只有求教于曾先生，曾先生也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要问问看可以不可以。等了一天，他才回复我们：派两个人和他一起去。

对方是一位稽小姐，这个姓不多，所以记得牢。她是受人之托，从香港带来三枝新的勃克枪，附有二十粒子弹，交给来人，她的事就算完了，其它的一概不知道。其实，她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此神龙见头不见 尾的不再出现了。

河内工作，于是步入了另一阶段，不仅是监视、侦察，还有行动前的准备。（本章完）

内容提要

汪精卫一生中，前期的革命历史，光辉照耀，备受赞扬，一时成为国人崇拜的偶像；中年以后，照说他也是奉行三民主义的人，可是他却左摇右摆，方向一直把持不定，有许多举措，都失之于感情冲动，意气用事，动辄闹情绪，使小性子，甚至到了只在对人而不顾是非的程度。其唯一值得一道的，是幸而没有重蹈媚共亲共的覆辙。可惜抗战期间，他又意志动摇，临危变节，所以迨至盖棺论定，咸以其晚节有亏，议为国家罪人，终于成为历史的 失败者。

有人为他才华出众，竟自毁其前期的革命历史，而惋惜不置；当然有更多的人为了他的行为乖戾，背弃党国，而群张挞伐。但不管怎么说，大错已经铸成，是非功过自在人心，正是「九州铸铁真成错，青史无从覆旧棋。」后世史家纵然寻遍了上下几千年的官书旧档，再予以研考重估，也是难以替他开脱的。

不过，如能容许谅心原迹说一句公道话，则他的为虎作伥，通敌误国，想或并非出于初心；祇因他意志薄弱，见事不明，兼以受了领袖欲的颠倒，而且又把敌人和他自己都估计错误了，乃致叛党叛国，愈陷愈深，而不克自拔。再根据事实回 顾他的一切作为及其影响，也的确难以博得同情。

本文就是根据汪的家世出身、天赋性格、个人经历、以及抗战前后的心理状态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作一详细分析，庶可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和事实发展的脉络轨迹，俾供读者作进一步认识此一历史事件的参考。

（一）堪称绝配的汪精卫与陈璧君

趁着听候上级制裁令下的这个空档，也正值「河内汪案始末」写到一半的当口，很适合
于罢书中的主角介绍一番了。

老一辈的，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人，也许对他有个了解，大多知道汪精卫这个人；年轻的一代，尤其是四十年代在台湾出生的小朋友们，除非 经常接触文史资料者外，恐怕就很少知道汪精卫是谁，谁是汪精卫了。

汪先生，是中国有名的政治领袖之一。一度当选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主席，亦曾出任行政院院长；北伐、剿匪时期，都居于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抗战初期，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可见他的资望和地位是多么重要与显赫了。

民国二十七年，正当我国对日抗战最激烈之际，他竟尔脱离陪都重庆，出走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三原则，发表「艳电」，倡议言和，这真是惊人之举，于是全国沸腾了。

汪的生平，足可编一本大部头 的书，在这里，祇能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汪精卫祖籍是安徽婺源，其后迁至浙江山阴，历居数世，所以他的本籍却是绍兴。汪的父亲名琡字省斋，是个不得第的读书人。绍兴是有名出「师爷」的地方，这位省斋先生因功名无份，也就转而习幕，熟谙刑名钱榖之事；后因游幕广东甚久，遂又寄籍番禺。元配卢氏，生一男三女，男名兆镛（光绪举人，有「岭南画征录」等著作传世），就是汪的大哥。汪是庶出，生母吴氏却是道地的广东人，生子兆鋐、兆钧，汪是老幺，名兆铭，因排行最幼，故字曰季新（后来汪的亲信多称为季公），一字癸辛。「精卫」则市民前七 年（公元一九○五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办「民报」写文章时所用的笔名。汪于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三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广东三水县署，其时父年已六十三，母亲的年龄比他父亲小三十岁。

汪父省斋，在县衙门里做师爷，儿女众多，生活清苦，但还保持着「世代书香」的传统观念，从五岁开始就把他送入家垫就读，晚间还要抽出工夫来亲自督课。

可惜好景不常，像是注定了汪幼年孤骞的命运。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乃继续受教于他同父异母的长兄兆镛。据说兆镛生性冷酷，对他督责极严，曾不稍假辞色，真有动辄得咎之感。可是汪的学业却因 而获益匪浅，从此打下了学殖的基础。当时在汪的心理上，虽然也知道他这位大哥如此苛待他，是因为父母双亡，纯粹是出于长兄爱护幼弟的一片苦心，并非故意对他有所歧视。然而他尽管对长兄貌极恭驯，如对严父，实际上心里却非常忌恨，但又无可奈何。到后来汪之所以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报复之心特重，一意要力争上游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都是种因于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之尴尬所使然。

因为家境清寒，他在十七岁时就开始教书维生，同时从他姊丈袁尹白练习书法。十九岁去应考，县试府试皆列第一。一说他在十七 岁那一年就考中了广州府番禺、南海等县，文风特盛，考生上万，他以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小童生，居然考列案首，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也证明了他的天资颖敏，而长兄兆镛的督责之功也并没有白费。

不久，他的一位堂兄汪兆辛就推荐他到水师提督李准家中当家庭教师，每月束修是十六两银子。本来一个秀才教师照当时的常例只得八两银子，举人才有十六两。因为他是案首，所以李家就破例比照举人的待遇给与十六两。

汪的堂兄兆辛，原想鼓励他继续去应举，为的是他的长兄兆镛是个举人，如果兆铭也能中举，不但光耀门楣，同时也可以与长兄兆 镛并驾齐驱，争得一口气。不过汪自己志不在此，他并不以中举为荣，更不欲与长兄争一日之短长，他立志要吸收新知，扩大眼界，决心远走日本去留学。

二十一岁（光绪二十九年即一九○三年）他终于考取了日法政大学速成科官费生，东渡留学。一年半后毕业，又以自费生升入法政大学专科深造。这个时期，他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翻译书籍所得的报酬来支应。是以他的立志和勤奋刻苦，实有足多者。

一九○五年，国父到东京与黄兴会合，创立同盟会。汪与朱执信（汪的大姊丈，时在法政同学）往谒国父，遂加入同盟会为会员。在此之前，汪曾专程到横滨 晋见保皇党领袖梁启超不遇，这才改投了同盟会的。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由此之后也展开了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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