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斗僵尸元彪粤语:[国学宗教]浅析“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内涵及影响 ——以其非宗教性研究为中心

 　　　　　　　　浅析“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内涵及影响
　　　　　　　　　　　　　　　　　　　——以其非宗教性研究为中心
　　【摘 要】“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突出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在民国时期，社会性质的变化使“天地君亲师”衍变为 “天地国亲师”和“天地圣亲师”两种形式，长久以来受到人们的焚香供奉，使得一些人误解为这是一种宗教行为，实际上这只是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以寄托对天地的感恩之情，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对先祖的怀念之情。
　　【关键词】“天地君亲师”；“天地国亲师”；儒家伦理；宗教性；和谐社会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供奉和祭祀的对象有“天地君亲师”牌位，这种牌位往往是以上等木材刻成，也有写在红纸上以贴在正墙上的，对之焚香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或放于家族祠堂之上，或供于家庭堂屋之中。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中华民国的建立，数千年的君主专制被推翻，最后一个君主溥仪也被赶出皇宫。当然这时的人们不再祭拜君，因为无“君”可拜，而且在革命年代如果有人再拜则被视为反动，因此不再有人去祭拜“君”，于是人们将“天地君亲师”改为“天地国亲师”，并一直沿用至今；还有衍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牌位即“天地圣亲师”，[①] 这种牌位影响相对较小，被供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堂屋之上。
　　一、“天地君亲师”的渊源及含义
　　“天地君亲师”五字成为人们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充分地表现出中国民众对天地的感恩、对君师的尊重、对长辈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民众的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1](P99) 这几个字正体现出中国民众的终极关怀所在，是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由于它的深入人心，对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正使得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汉字流传时间最久，作为一种象形文字的它有其深刻的含义。汉字书法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声誉，在这里对“天地君亲师”五个字的写法也极为之讲究，“‘天地’二字写得很宽，取天宽地阔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须封严，谓君王一言九鼎，口不乱开；‘親’(规)字中的‘目’不能封严，谓亲不闭目；‘師’(师)字不写左边上方之短撇，谓师不当撇(撇开)。此外，还有所谓‘人不夺天，地不离土，君不离口，亲不闭目，师不掉巾’的说法”。[1](P99) 这种写法形象地体现出中国汉字深刻的象征意义，同时这种象征意义也表露出儒家伦理对其深刻影响，对君王威严的敬畏，对亲上长寿的祝愿，对教师角色的重视，对天地自然的感激，这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仁”、“孝”观念。
　　很显然，人们对“天地君亲师”的崇奉，体现出人们的精神信仰，即仁孝观念，积极上进、尊重规律的入世心态。人们的这种焚香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现象有别于宗教祭拜，久而久之，这种行为就成为了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天地君亲师”牌位的产生根源于儒家思想。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梓先生认为：
　　“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就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1](P99)
　　通过徐梓先生的这段话，就可以很明了地得知“天地君亲师”牌位的起源与儒家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与此同时，官方对“天地君亲师”的极力推崇，说明了“天地君亲师”这一价值系统有利于当时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以此从思想上稳定社会秩序，由此观之，这一价值体系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国语》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的所著，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民性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1] (P100))。在这里左丘明没有提到“天”和“地”，却是着重说明了“君”、“亲”、“师”三者的意义，正所谓“民性于三，事之如一”。后来的荀子在《荀子》中有讲到“天”和“地”，并且对“天地君亲师”五者做了阐述，正如《荀子•礼论》中记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2](P205) 由此可见“天地君亲师”的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荀子所在的战国时期，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指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3]
　　《国语》、《荀子》都是儒学经典，由此可见“天地君亲师”思想来源于儒家思想，下面将对 “天地”、“君”、“亲”、“师”做逐一分析以及它们与儒家思想的渊源联系。
　　天，在古代人的印象中是人间祸福的主宰，也是自然的支配者。天在能给人福泽的同时,也能给人灾难，能降雨使得人们丰收，也能不降雨让人们遭到饥荒。“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源也”，[4]大地上生长的万物能够供应人们的衣食住行，故有“大地母亲”之说。人们是天地所生所养，天姓父地姓母，天无日月，就无昼夜、四季的交替，没有阴阳的交替，大地上的万物又怎能生长呢？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记载道：“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古有国者必立社稷，社稷代表国家，以社稷的存亡，示国家之存亡”。[5] 这足以说明古人概念中的“天”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君，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开始，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有道明君，把人们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引导至人类文明时代，发明了各种生活工具，提高了生活质量，奠定了人伦大纲，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据说伏羲女娲制定人伦夫妻大纲，成为人伦之祖；炎帝尝百草，一天能遇上五十种毒，神而化之，从而发明了中草药，直到今天人们都在使用；黄帝所著的真宗修身养性之道，发明的医理和针灸流传世界使用到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正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周文王发明的农历，二十四节气，一直沿用至今，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周公之礼，国与国交，大礼三百，人与人交，威仪三千，成为社会稳步发展的保障”，[5] 现代的人与人之间，还是得用礼来维持人际关系，国与国之间，还是得用礼来维持着国家之间的交往。
　　亲，人的至亲者即是父母，父母就是子女的天和地，中国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这就是教育为人子女应当孝顺父母。以至于《孝经》中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些正说明中国传统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孝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之一，他的传承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不断传播。
　　师，如果说父母孕育了人的肉体，那么师就培育了人的心灵。这个师不仅仅是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师，而且也指心灵根源的精神导师。然而在古代这个“师”更多的指历代明君，如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因为他们的德服众人，功绩使得后人受益，比如人们都熟知周文王的故事，“文王身体力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5]孔子也在《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6](P1) 他给人们立下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这些道理都是社会繁荣，国家稳定，民族昌盛的基石。
　　简而言之，“天地君亲师”包含了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的价值观，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已经被世人所公认，受世人所尊崇，所以从思想根源上说，“天地君亲师”牌位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对“天地君亲师”的崇奉祭拜，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不是什么所谓宗教行为，更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天地君亲师”体现的是一种入世思想，追求社会的和谐繁荣昌盛，这与宗教追求来生幸福的出世思想有很大的区别。
　　二、“天地君亲师”的非宗教性
　　上面的阐述说明了“天地君亲师”渊源于儒家思想，而章太炎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论证；了儒家的“经典诸子非宗教”，[7](p1) 他在《国学概要》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有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是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古代记事于简……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时记述较多而常做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还有宗教的意味，就是没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的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实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普及于一般人的，耶教的上帝，是给人一般膜拜访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能拜，根本上以是非宗教了。[7](p7
　　“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7](p1) 关于经书首先从概念上就有所曲解，尤其是天子以下的人就没有祭天的资格这一论据更为有力的说明“天地君亲师”不具有宗教性。
　　下面将崇奉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现象与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做一比较性分析。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与三大宗教的礼拜有很大的区别，笔者认为有三大最为关键的不同之处：
　　第一，信仰的最终追求。“天地君亲师”牌位源于儒家思想，牌位的作用在于规范家庭伦理和社会的公共道德，他在格物致知修身养性改造主观世界的基础上，遵循规律地改造客观世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即那种民主、自由、平等的和谐社会。这也正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的标准相符合。而宗教追求的是那虚无的天堂和那恍惚的神灵，追求那对现世痛苦的解脱与对来世幸福的祈祷，这都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的。譬如说罢，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佛教的信仰释迦牟尼，伊斯兰教信仰那无形的安拉，都把现在的愿望都寄托在那些或许还不曾存在的先人身上，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区的知识贫乏的愚昧的所谓虔诚教众更为痴迷。
　　第二，严格的组织和专业的神职人员。祭拜“天地君亲师”没有一个严格的组织，他们多是由家族和家庭成员组成，即使在古代虽由一些有名望有威严的人们组成，但是这些人都不是固定的，选择是有很严格的道德标准的，由于不固定也就说不上专职了，而且到了现代更没有这样一说。而宗教则不同，基督教有教堂和神甫牧师，佛教有庙宇和主持和尚，伊斯兰教有清真寺和阿訇。宗教的活动仪式和禁忌最为烦琐，这里以伊斯兰教为例，他的“日常行事活动主要是五功，亦即念、礼、斋、课、朝”，[8](p138) 念即念功，经常反复性地诵读“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神，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正如佛教里的不断诵读“阿弥陀佛”一般；课即纳天课，要将自己个人财产的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交给清真寺；朝即朝觐，要到圣地麦加朝觐“克尔白”，亲吻或抚摩那所谓“天房”中的一块黑石；斋即斋戒，要求每年的伊斯兰教教历九月每天从黎明到日落都不能饮食和进行房事；礼即礼拜，要求每天做五次礼拜，天刚亮后进行晨礼，午后一到三点举行晌礼，下午六点举行脯礼，黄昏时的昏礼以及入夜至拂晓前的宵礼。虔诚教众的这些礼拜行为似乎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时间都去礼拜了，哪有工夫去思考和进行劳动生产呢？
　　第三，对其他信仰的态度。众所周知，“天地君亲师”牌位所代表的儒教思想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即对外来文化的坦然面对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先进有利部分的加以吸收。比如佛教的传入中国以及本土化过程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如今的佛教已经糅合了儒家思想，道教思想等多家思想成分，因为只有经过这样的同化才能在中国得到好的传播。但是宗教的排他性是其固有特征，佛教也曾试图在中国想以国教自居而未果，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群体信仰宗教的国度。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排他性就尤为明显，而且还采用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手段来打击异教徒，这个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腥风血雨就可以得知，尤其是现在的伊斯兰教派冲突，使得中东地区民不聊生，今天不是以色列打巴勒斯坦，明天就是巴勒斯坦搞什么人体炸弹，后天或又是印巴为了克什米尔地区的问题关系有紧张了，这些不稳定地区使得世界总是难以和平安宁，而教派之间的矛盾又是根源之一。
　　通过与宗教的历史行为和组织的比较性研究得知，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并不具有诸如世界三大宗教所有的宗教性，因为他属于一种科学的社会哲学范畴，他不同于宗教上的那种狂热的虔诚的精神信仰追求行为，他的行为更为理性实用，他坚持以人为本，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更多的寄托的是一种对天地感激、对君师敬畏、对亲人怀念之情。
　　三、“天地君亲师”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影响
　　由于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也与时俱进，于是“天地君亲师”牌位也有了相应的演变。“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国家不再有‘君’，这时如果依然供奉‘君’的牌位，不仅滑稽，而且有可能被斥为反动。人们便将‘天地君亲师’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国家取代了皇帝，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诠释这五者的意义，以为新时代的精神信仰’”。[1](p105)) 变化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字上，以“国”字代替“君”，体现出君主独裁历史的一去不返，新社会新时代的到来，也正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相呼应，这是当今社会所需求的。对“天地国亲师”的价值体系的重视有助于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关系的和谐，使之回归自然，这一价值体系确定了家庭伦理，人际间的尊老爱幼等等。与此同时，又不可迷信这一体系，盲目的向封建传统照搬照抄，因为社会主义的和谐需要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故而应持有中庸态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辨证法，要看清问题的双面性，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天地国亲师”这一观念的效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特色在文化上要体现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要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搜寻，去其糟粕，吸取精华。而“天地国亲师”牌位正是这优秀文化的代表，在民间对之供奉祭拜的行为值得提倡。去年，上海的几位学者提出要求更换中国形象——龙，理由是龙在西方文化中表示的是邪恶，但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的是吉祥，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这些学者竟然对中国本土的龙文化如此之不自信，这个案例也正好从侧面说明打造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而且也要从思想文化上重视传统价值体系的重建，余英时先生认为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9] 余先生的话说的比较重，但是目前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离婚率的高涨，折射出人们传统伦理道德观的下降，这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因素；又如敬老养老意识的薄弱，21世纪中国的老龄人人口比例在上升，不久的将来中国就是老龄化国家，关于敬老政府不仅要在体制上予以保障，更要让人们从思想上加强敬老爱老意识，这才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也要强调“天地国亲师”这一价值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农村变得更美好，中国社会更和谐。
　　从历史上看来，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天地君亲师”这一价值体系，使之变成“天地国亲师”，这也证明它的进步性；同时又结合目前的形式来看，“天地国亲师”这一体系势必会将对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它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营造本土文化氛围，增强民族自信心，而且中国即将面临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的敬老意识。笔者窃以为这正是重视“天地国亲师”这一体系的社会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从思想文化上说明了“天地国亲师”起源于儒家思想，从行为组织上为祭拜“天地国亲师”牌位作了比较性研究，也阐明了“天地国亲师”牌位不具有诸如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性。“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现在已成为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进入新的世纪，它衍变成为“天地国亲师”，作为传统价值体系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值得大力提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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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现代社会“天地圣亲师”相对“天地国亲师”的影响较小，在此对之不做详细阐述，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的衍变。民国时期，唐君毅先生将“君”字改为“圣”，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结构，不宜作为祀敬的对象”。（蔡仁厚，天地·祖先·圣贤——从“新加坡儒学会议”说到“台湾社会的教养问题”[J]，鹅湖月刊265期，1997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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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 章诗同 注，荀子简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
　　[3] 钱穆，晚学盲言[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何建章，祭祀“天地君亲师”浅谈[J]，管子学刊，1997年第1期
　　[5]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J]，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1期
　　[6] 郑兰芳，大学浅解[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
　　[7] 章太炎，国学概要[M]，中华书局，2003年1月
　　[8] 赖永海，宗教学概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
　　[9] 余英时，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http://vip.bok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