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价格排行:饶漱石

饶漱石　　饶漱石(1903-1975) ，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人物生平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赣东北及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青年工作。
　　1929年起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常委、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常委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底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1947年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与高岗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55年被开除出党。
　　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
　　1975年3月2日，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编辑本段革命人生

　　昵称“小姚”
　　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 1941年1月11日，在国民党 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夷）、饶漱石：“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1939年11月，饶漱石回国后转到新四军内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政委项英）。初到新四军中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加上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全无联系，初来乍到就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的饶漱石当时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饶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致使饶“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因此，他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间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他更特别注意克己，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无疑，他这样做是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后来，他在检讨材料中坦承：“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其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越过项英，直接要求饶：“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于12月1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供七大用。”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争当主席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 书记。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过程中，饶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结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饶如愿以偿。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又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就显得比其它大区主席要风光些。由于陈毅落选，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对此，饶自己也是心虚的，他后来承认：“ 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出于对饶的关心，中央和毛泽东曾让饶到北京休养过一段时间。可是，生性多疑的饶却无端揣测中央让他去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为此，他曾专门深夜造访毛泽东，无话找话说，想从毛泽东的口风中试探出中央对自己的态度。
　　高饶联盟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词：“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党内野心家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榫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他一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这也是郭日后挨批的原因之一）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地说：“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19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在会上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声色俱厉、无中生有地指责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结果，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可惜，也许是利令智昏，高、饶没能领会毛泽东的警告之意。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饶决定乘胜出击拱倒刘少奇。1953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高岗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19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明就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很冷漠。陈毅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此时，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4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自我检讨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找饶漱石谈话，正式点出了他和高岗的问题。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会议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会上，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在“黄花塘事件”及与安子文争吵问题上的错误，清点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并要求严肃处理：“ 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送到杨尚昆处。经过汇总，杨尚昆再向毛泽东和其它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1、黄花塘事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在陈谦让时，玩弄手段取而代之；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问题──承认当时他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认为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在检查的结尾处，饶漱石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八顶“帽子”： （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 （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 （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做完书面检查后，饶漱石就无所事事，静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散步外，他几乎足不出户。
　　面对高饶的迅速蜕变，曾和饶漱石长期共事的陈毅感触颇深，他在1954年写下了《手莫伸》一诗，意味深长地警戒自己，激励世人，诗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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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http://sd.infobase.gov.cn/bin/mse.exe?seachword=&;K=a&A=84&rec=3125&run=13

2.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5325

3.《中国大百科全书》

4.《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5.《大不列颠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