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护花危情之子琳续文:（034）军统大案之两广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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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军统（114）
胡汉民去世，各路人物都来吊唁，桂系派来的，是白崇禧。
据陈济棠的旧部李洁之回忆，白崇禧在与陈济棠的会晤中，先是给陈狠灌了几碗迷汤，说他治理广东“成绩斐然”，我们都很钦佩等等。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劝陈起兵“反蒋抗日”。
白崇禧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
白崇禧又说，“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不愧是“小诸葛”，为打消陈济棠的顾虑，连进兵的路线，白崇禧都给他设计好了，白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
白崇禧最后说：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注意，白崇禧一开始说的是“反蒋抗日”，中间说的是“挂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几句话，透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抗日是口号，是招牌，反蒋则是实实在在的。
本就认为老蒋“气数已尽”的陈济棠，被他的宿敌白崇禧给说动了。
第二天，他就约自己手下的心腹、第1军军长余汉谋等人到公馆中商议，让大家自己去考虑，但不得外传。
听了陈济棠的话，大家议论纷纷，心存疑虑，有些人明白对陈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为人不老实”，他的话你也能信？
要说这人啊，在某些重大关头，可能谁都会失掉自己的判断力——陈济棠看大家对此都不感冒，居然让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见面，意思是让他给自己的手下做工作。
于是，白崇禧又把他与陈说过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补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
接着，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又把他与日本驻粤总领事馆联系，并取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意思是让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有余汉谋比较直爽，他站起来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此后几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逐渐形成两派，李洁之他们属于反对派，曾经想请余汉谋牵头，劝陈济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
中间，陈济棠曾经放出风来，说已经打消此意，让转告大家，可以回驻地了。大家额手相庆，以为陈济棠终于想明白了。
5月30日晚上，余汉谋在家里宴请手下的高级军官，准备践行后就让他们回去。正吃着饭，谁也想不到，陈济棠忽然来了。
陈济棠一来，自然反客为主，对大家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
陈济棠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陈济棠最后说：“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完了，聪明一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活活地让白崇禧给带到“沟”里头去了。
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言“抗日”，并发动了游行示威，以壮声势。
6月2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出“冬”电，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抗日。
6月4日，第1、4两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构”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在这里，“冬”电是幌子，“支”电才是真的，没有“支”电，两广的出兵就没有借口。
按白崇禧给陈济棠的设计，走的是与当年太平天国一样的一条进军路线，北上，走湖南。
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决无障碍”的何键。
可惜，陈济棠听白崇禧的，何键好像不怎么听。
在热情接待陈济棠使者的同时，何键将两广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并听任中央军占领了衡阳，北上的路给堵死了。
双方几十万军队集结于湖南，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这时，忽然从角落当中，站出一个人来。
闲话军统（115）
这个人，就是戴笠。
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
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
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
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
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
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华山医寓”的诊所。
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
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
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
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
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郑介民。
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
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
1932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
1934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
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龚少侠曾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
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是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
闲话军统（116）
说起来，戴笠对陈济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开始了。
最早下手的，是海军。
前面说过，1933年6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广东海军的实力。
“海圻”是一代名舰，原属于北洋海军。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而且当年也没有“海圻”这么一号啊。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到1895年，威海卫军港失守，北洋海军剩下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全部被日军掳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装的“康济”号，因载运就义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遗体，被交还中国。
到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北洋海军，不惜血本从西方各国订购了大批军舰，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3 艘巡洋舰在内的各类舰艇十余艘。
其中的“海圻”舰于1899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吨，是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了，其装备的两门8吋主炮在当时首屈一指。
进入民国，这些军舰成为各路军阀争抢的对象，到1933年6月，当时归属于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等3舰因内部纠纷而出走，在姜西园的带领下投奔了陈济棠，7月25日，3舰抵达广东,陈济棠将他们改编为粤海舰队。
据黄埔海军学校十八期毕业生许耀震回忆，由于当时“海圻”冉鸿翮、“海琛”关继周、“肇和”杨超仑这三个舰长都与陈济棠没有任何渊源。为了达到控制3舰的目的，陈济棠采取“掺沙子”的方式，逐渐撤换3舰的东北籍军官。他先是把“海琛”舰长关继周派到海南岛负责秀英炮台；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舰长陈浩任“海琛”舰长，将“海圻”副舰长唐静海调“福游”任舰长。
另外，还派出一批黄埔海军学校18期刚见习期满的学员到3舰上监视大家，许耀震就是其中一个。
对此，率领3舰出走的姜西园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他自己也在向陈济棠靠拢。
1935年4月，陈济棠通过姜西园控制了3舰之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1集团军，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
这件事成了导火索，3舰本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又连形式上的独立性都失去了，整个被陈济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满。恰在此时，邢森洲、龚少侠等找到了他们。
3舰的军官，多出身于各个海军学校，邢、龚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原“海圻”舰长唐静海、“海琛”军官陈精文等人，约定趁适当时机，再次出走，投奔“中央”。
1935年6月15日夜，乘姜西园及“海圻”舰长方念祖均不在舰上，陈精文率“海琛”官兵绑架了舰长陈浩，与“海圻”原副舰长唐静海“带舰出走”。“肇和”舰因主机损坏正在修理，不能行驶，只好将“肇和”舰东北籍官兵接来一同离去。
陈济棠得到报告后大怒，适逢当晚2舰通过莲花山水域时,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舰搁浅，“海琛”舰拖带时也一并搁浅。陈济棠令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轰炸，但下属提醒他；全国军舰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视眈眈，如果炸沉2舰,自毁长城，要考虑舆论因素。
陈济棠听了决定劝降,但到了白天涨潮,2舰于当晚冲过虎门炮台，安全到达香港。
特务处香港站站长邢森洲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称“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并派出空军护航，7月12日，“海圻”、“海琛”2舰抵达南京。
唐静海于抗战胜利之后任军政部海军教导总队总队长，陈精文后积功升为海军少将。
1937年9月25日 ,为保卫江阴防线,“海圻”、“海琛”和“海容”、“海筹”等4舰自沉于江阴。
留在广州的“肇和”舰，在1937年9月14日凌晨的虎门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舰长方念祖，经军法审判认定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执行枪决。
至于当年率领“海圻”、“海琛”和“肇和”3舰从东北海军出走、后又被陈济棠任命为第1集团军海军副司令的姜西园，于日军侵华以后落水当了汉奸。
1940年，姜西园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1943年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副指挥，1945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姜西园晋升伪“中将”军衔。
1945年8月16日，姜西园被军统以“通谋敌国”罪逮捕,后被执行枪决。
胡汉民去世，各路人物都来吊唁，桂系派来的，是白崇禧。
据陈济棠的旧部李洁之回忆，白崇禧在与陈济棠的会晤中，先是给陈狠灌了几碗迷汤，说他治理广东“成绩斐然”，我们都很钦佩等等。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劝陈起兵“反蒋抗日”。
白崇禧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
白崇禧又说，“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不愧是“小诸葛”，为打消陈济棠的顾虑，连进兵的路线，白崇禧都给他设计好了，白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
白崇禧最后说：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注意，白崇禧一开始说的是“反蒋抗日”，中间说的是“挂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几句话，透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抗日是口号，是招牌，反蒋则是实实在在的。
本就认为老蒋“气数已尽”的陈济棠，被他的宿敌白崇禧给说动了。
第二天，他就约自己手下的心腹、第1军军长余汉谋等人到公馆中商议，让大家自己去考虑，但不得外传。
听了陈济棠的话，大家议论纷纷，心存疑虑，有些人明白对陈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为人不老实”，他的话你也能信？
要说这人啊，在某些重大关头，可能谁都会失掉自己的判断力——陈济棠看大家对此都不感冒，居然让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见面，意思是让他给自己的手下做工作。
于是，白崇禧又把他与陈说过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补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
接着，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又把他与日本驻粤总领事馆联系，并取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意思是让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有余汉谋比较直爽，他站起来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此后几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逐渐形成两派，李洁之他们属于反对派，曾经想请余汉谋牵头，劝陈济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
中间，陈济棠曾经放出风来，说已经打消此意，让转告大家，可以回驻地了。大家额手相庆，以为陈济棠终于想明白了。
5月30日晚上，余汉谋在家里宴请手下的高级军官，准备践行后就让他们回去。正吃着饭，谁也想不到，陈济棠忽然来了。
陈济棠一来，自然反客为主，对大家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
陈济棠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陈济棠最后说：“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完了，聪明一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活活地让白崇禧给带到“沟”里头去了。
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言“抗日”，并发动了游行示威，以壮声势。
6月2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出“冬”电，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抗日。
6月4日，第1、4两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构”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在这里，“冬”电是幌子，“支”电才是真的，没有“支”电，两广的出兵就没有借口。
按白崇禧给陈济棠的设计，走的是与当年太平天国一样的一条进军路线，北上，走湖南。
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决无障碍”的何键。
可惜，陈济棠听白崇禧的，何键好像不怎么听。
在热情接待陈济棠使者的同时，何键将两广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并听任中央军占领了衡阳，北上的路给堵死了。
双方几十万军队集结于湖南，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这时，忽然从角落当中，站出一个人来。
闲话军统（115）
这个人，就是戴笠。
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
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
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
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
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
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华山医寓”的诊所。
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
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
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
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
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郑介民。
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
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
1932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
1934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
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龚少侠曾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
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是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
闲话军统（116）
说起来，戴笠对陈济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开始了。
最早下手的，是海军。
前面说过，1933年6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广东海军的实力。
“海圻”是一代名舰，原属于北洋海军。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而且当年也没有“海圻”这么一号啊。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到1895年，威海卫军港失守，北洋海军剩下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全部被日军掳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装的“康济”号，因载运就义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遗体，被交还中国。
到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北洋海军，不惜血本从西方各国订购了大批军舰，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3 艘巡洋舰在内的各类舰艇十余艘。
其中的“海圻”舰于1899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吨，是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了，其装备的两门8吋主炮在当时首屈一指。
进入民国，这些军舰成为各路军阀争抢的对象，到1933年6月，当时归属于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等3舰因内部纠纷而出走，在姜西园的带领下投奔了陈济棠，7月25日，3舰抵达广东,陈济棠将他们改编为粤海舰队。
据黄埔海军学校十八期毕业生许耀震回忆，由于当时“海圻”冉鸿翮、“海琛”关继周、“肇和”杨超仑这三个舰长都与陈济棠没有任何渊源。为了达到控制3舰的目的，陈济棠采取“掺沙子”的方式，逐渐撤换3舰的东北籍军官。他先是把“海琛”舰长关继周派到海南岛负责秀英炮台；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舰长陈浩任“海琛”舰长，将“海圻”副舰长唐静海调“福游”任舰长。
另外，还派出一批黄埔海军学校18期刚见习期满的学员到3舰上监视大家，许耀震就是其中一个。
对此，率领3舰出走的姜西园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他自己也在向陈济棠靠拢。
1935年4月，陈济棠通过姜西园控制了3舰之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1集团军，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
这件事成了导火索，3舰本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又连形式上的独立性都失去了，整个被陈济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满。恰在此时，邢森洲、龚少侠等找到了他们。
3舰的军官，多出身于各个海军学校，邢、龚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原“海圻”舰长唐静海、“海琛”军官陈精文等人，约定趁适当时机，再次出走，投奔“中央”。
1935年6月15日夜，乘姜西园及“海圻”舰长方念祖均不在舰上，陈精文率“海琛”官兵绑架了舰长陈浩，与“海圻”原副舰长唐静海“带舰出走”。“肇和”舰因主机损坏正在修理，不能行驶，只好将“肇和”舰东北籍官兵接来一同离去。
陈济棠得到报告后大怒，适逢当晚2舰通过莲花山水域时,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舰搁浅，“海琛”舰拖带时也一并搁浅。陈济棠令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轰炸，但下属提醒他；全国军舰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视眈眈，如果炸沉2舰,自毁长城，要考虑舆论因素。
陈济棠听了决定劝降,但到了白天涨潮,2舰于当晚冲过虎门炮台，安全到达香港。
特务处香港站站长邢森洲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称“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并派出空军护航，7月12日，“海圻”、“海琛”2舰抵达南京。
唐静海于抗战胜利之后任军政部海军教导总队总队长，陈精文后积功升为海军少将。
1937年9月25日 ,为保卫江阴防线,“海圻”、“海琛”和“海容”、“海筹”等4舰自沉于江阴。
留在广州的“肇和”舰，在1937年9月14日凌晨的虎门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舰长方念祖，经军法审判认定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执行枪决。
至于当年率领“海圻”、“海琛”和“肇和”3舰从东北海军出走、后又被陈济棠任命为第1集团军海军副司令的姜西园，于日军侵华以后落水当了汉奸。
1940年，姜西园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1943年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副指挥，1945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姜西园晋升伪“中将”军衔。
1945年8月16日，姜西园被军统以“通谋敌国”罪逮捕,后被执行枪决。